国学大师胡适论桐城派(现在看来欠客观的)

叶落知秋

　桐城文派是清代研究古文创作的一个著名的文学流派。一般认为, 该流派始于康熙、雍正时期的戴名世、方苞, 传至姚鼐、刘大魁等, 后经曾国藩等人倡导, 清末度中兴, 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胡适在留学美国时期, 对桐城派主要持批判的态度。1916 年9 月5 日, 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胡适, 寻找白话诗时, 发现王阳明也作白话诗。当天他在日记里写道:“明诗正传, 不在七子, 亦不是复人,乃在唐伯虎、王阳明一派。正如清文正传不在桐城、阳湖, 而在吴敬梓、曹雪芹伯元、吴趼人诸人也。此惊世骇俗之言, 必有闻之而却走者矣。”[1 ] (p304) 这是胡适最早谈到桐城文派, 且是否定性的评价, 表明了接受西方新文化的胡适对传统的中国文化的批判态度。这个思想, 胡适后来写进了文章中。1920 年4 月8日, 胡适作《吴敬梓传》, 开篇就说:“我们安徽的第一个大文豪, 不是桐城的方苞, 不是刘大魁, 也不是姚鼐, 而是全椒县的吴敬梓。”[2 ] ] (p566)到北大任教以后, 作为《新青年》主笔和白话文运动的急先锋, 胡适和陈独秀、钱玄同等对桐城派都采取了批判的态度。与陈独秀、钱玄同”桐城谬种”的激进观点不同的是, 胡适主张先立后破。他于1918 年3 月16 日写《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说:“现在的旧文学实在不值得一驳。什么桐城派的古文哪,《文选》派的文学哪, 江西派的诗哪, 梦窗派的词哪,《聊斋志异》派的小说哪: ——都没有破坏的价值。他们所以还能存在国中, 正因为现在还没有一种真有价值, 真有生气, 真可算作文学的新文学起来代他们的位置。有了这种‘真文学’和‘活文学’, 那些‘假文学’和‘死文学’, 自然会消灭了。”[2 ] (p41) 这个观点表明, 胡适等新文化派是在批判桐城派等旧文化派的斗争中展开新文化运动的。由于旧的文派中桐城派的巨大影响, 胡适等人将其放到了批判的首要地位。但胡适同时肯定了桐城派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1922 年3 月3 日, 胡适在写《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篇大文章时, 探讨了桐城派的源流,认为:“严复、林纾是桐城的嫡派, 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都是桐城的变种。”谭嗣同自己在《三十自纪》中说:“嗣同少颇为桐城所振, 刻意归之数年, 久自以为似矣”; 梁启超在《三十自述说》云其12 岁时, 父亲赠“姚氏《古文辞类篡》一, 则大喜”, 但他在48 岁时说:“启超凤不喜桐城派古文⋯;⋯;”胡适说:“谭嗣同与梁启超都经历了一个桐城时代, 但他们后来都不满意桐城的古文。”[3 ] (p199)梁启超跳出了桐城派, 但仍然受严复不小的影响, 此外还受到章炳麟的影响。他认为古文结束的代表人物是章炳麟, 而章炳麟也是不反对桐城派的, 尽管他主张回到魏晋, 不属于桐城派的范畴。他在《汉微言》里说:“问桐城义法何其隘邪?答曰, 此在今日, 亦为有用。”方苞文论的核心是“古文义法”, 也是桐城派文论的基础。章太炎不否定义法, 也即不否定桐城派。胡适对桐城派的肯定, 突出地表现在其对曾国藩中兴桐城派的论述上:“曾国藩是桐城派古文的中兴第一大将。但是他的中兴事业, 虽然是很光荣灿烂的, 可惜都没有稳固的基础, 故都不能有长久的寿命⋯;⋯;古文到了道光、咸丰的时代, 空疏的方、姚派, 怪僻的龚自珍派, 都出来了,曾国藩一班人居然能使桐城派的古文忽然得一支生力军, 忽然做到中兴的地位。但‘桐城= 湘乡派’的中兴, 也是暂时的, 也不能持久的⋯;⋯;曾国藩一死之后, 古文的运命又渐渐衰微下去了。曾派的文人, 郭嵩焘、薛福成、黎庶昌、俞樾、吴汝纶⋯;⋯;都不能继续这个中兴事业。再下一代, 更成了‘强弩之末’了。”[3 ] (p183)“桐城派”古文的下一代,包括严复、林纾的翻译文章。早在美国读书时, 胡适就不满意林琴南写的《论古文不当废》。曾国藩在《欧阳生文集序》一文中, 论述了桐城文派的渊源, 胡适认为有文史资料的价值。曾国藩写道:“乾隆之末, 桐城姚姬传先生(鼐) 善为古文辞, 慕效其乡先辈方望溪待郎之所为, 而受法于刘君大魁, 及其世父编修君范。三子既通儒硕望, 姚先生治其术益精。历城周永年书昌为之语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 桐城派, 犹前世素称江西诗派者也。”[3 ] (p186) 由于曾国藩的幕府里收罗了许多人才,曾国藩作为中兴桐城派的功臣, 影响了中国几十年。其中, 胡适认为有影响的也只有俞樾、王门岂运、吴汝纶三人。胡适说:“俞樾的诗与文都没有大价值。王门岂运号称一代大师, 但他的古文还比不上薛福成(诗另论)。吴汝纶思想稍新, 他的影响也稍大, 但他的贡献不在于他自己的文章, 乃在他所造成的后进人才。严复、林纾都出于他的门下, 他们的影响比他更大了。”[3 ] (p187) 胡适对曾国藩与桐城派关系的研究, 给他留下了很深印象。十七年后, 刚任中国驻美大使的胡适于1939 年秋天在《人民论坛》第20 卷21- 22 期发表了德文稿《曾国藩与桐城派》。
胡适还肯定了桐城派末期传人的人格。如1919 年6 月11 日, 陈独秀在北京发传单被捕, 潘赞化、章行严等人曾写信请吴守一托马通伯(马其昶) 等帮助疏通。6 月24 日《时事新报》载:“不但抱新思想的人此, 就是桐城派的古文家马通伯姚叔节诸人, 也不以政府为然, 常常向人表白,主张不妨各异⋯;⋯;”因为他们是被陈独秀称为“十八妖魔”的桐城派传人, 此事给胡适留下了很深的印象。1925 年12 月, 胡适为火烧《晨报》馆的事和陈独秀争论, 并以此事举例, 提醒陈独秀要有容忍之心:“我记得民国八年你被拘在警察厅的时候, 署名营救你的人中有桐城派古文家马通伯与姚叔节。我记得那晚在桃李园请客的时候,我心中感觉一种高兴。我觉得这个黑暗社会里还有一线光明: 在那反对白话文学最激烈的空气里, 居然有几个古文老辈肯出名保你, 照顾社会还勉强够得上一个‘人的社会’,还有一点人味儿。”[4 ] (p367)此外, 胡适也不完全否定桐城派自身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他曾“平心而论”:“唐宋八家和的古文和桐城派的古文的长处只是他们甘心做通顺的文章, 不妄想做假古董。学桐城古文的人,大多数还可以做到一个‘通’字; 再进一步的, 还可以做到应用的文字。故桐城派的中兴, 虽然没有什么大贡献, 却也没有什么大害处。”对于林纾攻击新思潮, 炮制小说攻击陈独秀等, 胡适认为是中了“文以载道”话的毒了。[5 ] (p188) 胡适的这种“平心而论”, 与钱玄同的“桐城谬种”的“骂人”风格完全不同, 胡适曾写信给钱玄同说, 我们写文章, 是以理服人, 不应该乱骂人。值得一提的是, 胡适提倡的新文化运动和桐城派的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着某种传承关系。如胡适1916 年2 月3 日给梅觐庄写信, 谈文学改良的三个药方: 言之有物、须讲文法、当用“文之文字”时不可避之。三个药方第一个“言之有物”, 就是桐城派方苞提倡的文论核心“古文义法”的内容之一。方苞在《又书货殖传后》(《望溪文集》卷二)解释他提倡的“古文义法”的“义”:“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易传》《象》曰:“风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倘若胡适知道方苞在200 年前就提倡文论要“言有物”, 擅长考据的胡适不会不置一词。此例也表明, 即便在新文化派与桐城文派之间, 也存在着某种继承与创新的传承关系, 而不单单是胡适通过陈独秀案看到的两个文化派别的代表人格上存在的相融性。此例还表明, 胡适对桐城派传人的文章, 也不可能个个都去深入系统的研究。他对桐城派的更多的印象, 来源于曾国藩, 且只是在撰写《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时, 研究了桐城派在当时中国文学中的地位。譬喻他认为吴汝纶“贡献不在于他自己的文章, 乃在他所造成的后进人才”, 就值得研究。另一方面, 桐城派的代表人物(包括吴汝纶) 的许多著作未刻印流传, 限制了胡适的眼界,
这是形成胡适论述局限性一面的客观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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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安庆师范学院 朱洪

桐川

但将国人今日意，轻读前贤旧时篇。

池大为

胡适于1922年3月还是发表过比较公允的看法的，即《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的有关论点。他说：
平心而论，古文学之中，自然要算“古文”（自韩愈至曾国藩以下的古文）是最正当最有用的文体。……。学桐城古文的人，大多数还可以做到一个“通”字；再进一步的，还可以做到应用的文字。

今天一般的桐城人都能写出“文从字顺”的稿子，不能不感谢桐城文风的熏染。

桐川

新时代的开端，先锋人物的观点难免激进，不上升到“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高度谁会接受新的思潮。

hzjs

胡适最后还是比较客观的评价了桐城派.
正如汪军说的,任何一个民族都不是背离自己传统文明建设现代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