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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之鸾系列之一:“中山王裔”
5 B1 d0 h0 m; y5 L/ I8 c张庆
2 l8 q- t' \1 o0 L" ^" x% G 在潘江所撰《龙眠风雅》卷三“齐之鸾”条下,有一段震人视线的说法:
& Q6 p; q* P3 w3 E' u1 C* {( _ 齐之鸾,字瑞卿,号蓉川。正德辛未进士。本中山王裔也。: Q6 q9 e4 e. {3 h9 @
这里所说的“中山王”,无疑即指明季开国名将、声名赫赫的中山王徐达。根据潘江的说法,难道桐城齐之鸾果然是中山王徐达的后裔么?. W/ j+ r. O* l/ z4 f
这里注意两条前提原则:
( N$ z, Y6 }% r: ~. U 第一,姓氏。齐之鸾为齐姓,固然不可能为“徐”姓之裔,但齐之鸾确实是在后来才“因更齐姓”(潘江《龙眠风雅》卷三语),在此之前确然是“徐”姓。
& t( ?+ [( u" e c4 N6 F7 \3 S 第二,祖籍。查林齐氏当然也不可能成为远在濠州的徐达之后。但据嘉靖七年篁鹤山人所撰《蓉川先生小传》所记,查林齐之先祖确实有“自濠梁来桐城”之实。
3 ]/ G, q7 ?6 I 结合此二点,几乎占尽“地利”与“人和”,言齐之鸾“本中山王裔”,似乎是确有其事了。但这一论点,果真值得更深入的推敲么?: K4 M6 T" V N& J: Y4 P+ M
要确保这一论点的成立,我们首先至少还需要完成一个问题,那就是——齐氏改姓始末。
* Z. v. |, z0 J/ e& R 在《蓉川先生小传》(以下通用简称《小传》)中,有如下记载:
, n: f1 G* i+ u g# K$ I$ p% S 先生名之鸾,字瑞卿,齐氏。蓉川其别号也。元季有讳天富者,有所避忌,自濠梁来桐城,改姓徐氏。 Z2 b! [% E/ f8 X
照这里的说法,齐氏的第一次改姓,即是元朝有位名唤齐天富的先人,因为不知是关于某方面的“有所避忌”,自濠来桐,并改姓“徐”氏。
; e% T8 M; V% ~5 `$ L 按“齐”、“徐”两姓,因谐音关系常为避忌改姓者所用。例如明成祖时期灭门齐泰一族,齐泰的后人偶存一脉便匿在江苏某处改“齐”姓为“徐”,与齐天富手法相同。可见“齐”“徐”口音上的接近,似乎在江苏、安徽这一大带,都是较为通用的。* H+ l! _: K8 d5 O# C% X/ @
然而《小传》却并没有解决我们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因为既然说查林齐为徐达之后,那么查林齐一开始不就应该也姓作“徐”氏么?要完成这种统一,这里似乎就存在两重可能。4 n% ]9 Q( ]" L6 ^* P% g: w* I
第一,齐天富改族姓之前,尚有一次更早的改姓,即改“徐”为“齐”。
) `7 L$ e. A( g 第二,中山王徐达本即姓齐。也是因为之前某种“避忌”因而中途改姓“徐”。
) ^0 E9 n! Y' ` ^; v 这两条能否经过我们的推理检验呢?& ?' x$ J0 F b! O5 {; W0 b
首先排除第一条:如果齐氏最早确实理归徐氏,则齐天富改姓避入桐城即为“复姓”的行为,那么齐之鸾在此后岂有“始奏复之”(《小传》语)的做法?这样岂不是有意去“数典忘宗”了么?
" Z/ A, m# v. w$ l! I 再否定第二条:如果徐达真是原姓“齐”,那么当他位列中山王之权重,又是开国之大将,如何不能为自己复姓了?难道徐达是一介武夫因此不懂归祖的伦理孝义?
) y9 E0 \0 [: s S 由此看来,所谓“中山王裔”一说,其实大有商榷。在《小传》里曾有这样的记述文字:
+ h2 A1 A6 [1 \( Q/ k; { 自其始迁之祖当天造草昧之时姓齐,为徐已历六世,向以军籍例格改正,至是始奏复之。1 ] A+ w# H! U f' l% R9 a
在汪居安《廉宪蓉川齐公行状》其中,亦有类似陈述:" a6 j, t: B9 ~
公本齐姓,为一世祖天富公自濠来改姓徐氏,至公凡六世,始疏复之。
) `/ [/ M2 V, H1 v$ y0 N 再据马其昶《桐城耆旧传》所述:
8 c, j! D# W" E3 f; T6 g' o 公先世居凤阳,为齐姓。元末避祸迁桐城,别族徐,至是始复焉。
- U1 F) G m1 `. S9 R 这三处所表述的共同语意,都是查林齐“本齐姓”,中有一世祖齐天富改姓“徐”的插曲,随后在齐之鸾“始疏复之”。而这一族“姓齐”的渊源,竟可以上溯到“天造草昧之时”。如果在这之后再穿插什么由“徐”改“齐”的故事,是根本不合实际的。6 q! o0 @/ n# q. n; ]6 S3 E- L ^- Z
按马氏《桐城耆旧传》中述齐氏“世居凤阳”,这与徐达的濠州籍是并不存在多少冲突的。因为徐达著籍濠州钟离,现在凤阳东北面,与齐氏世居地仍是相隔不远,因此不足以成为“翻案”的证明。
- d3 \, | c* L: T r' v 这时候我们有必要来审查一下年代的问题。据《小传》与齐之鸾孙辈齐祖名所述《蓉川公年谱》,均把齐之鸾出生日期准确无疑地定在“宪宗成化十九年癸卯正月初八日”,为方便计我们不妨改作西历纪年即公元1483年,在其之前查林齐氏已历五代,而由一世祖齐天富改姓,这样中间经过的时期长度有四世。为了满足齐天富“元季”改姓的前提条件,我们宽松一点按相邻两世间隔30年计算,则已历30*4=120年。将齐之鸾生年上翻120年,为1363年。这一年份,较明朝建国年份(1368)仅仅提前了五年,而较徐达的生年(1332)也仅仅落后了31年。从这一常理上推算,齐之富的时代,应略早于徐达,至少与徐达同时,否则不可能以“族长”的身份,带领一支族人迁至桐城然后改姓。照这样的推算,再联系之前的分析,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两点结论:
+ d* O f! F$ _; p: S6 b5 k 第一,齐之鸾不可能为“中山王裔”。! d2 s0 n+ f: R+ H1 h8 w" m$ z
第二,查林齐与中山王没有可考的姻亲血缘关系。
: E, S& H# c& Y" i& q 另据《蓉川公年谱》所述,齐之鸾在周岁抓周后得名“云鸾”,后十岁时受业于他的未来岳父袁宏门下改名之鸾。因此齐之鸾的用名路线其实是:徐云鸾-徐之鸾-齐之鸾。* k# A) M6 k& c7 K' v+ @% p
第一点是分明成立的。为了加强第二点的论证,笔者寻到了齐之鸾题注为“正德十六年正月十八日”的《复姓疏》,其文曰:
1 J7 v+ y8 q' `6 b. i! Z$ V/ C 臣原籍直隶安庆府桐城县人先世尝居凤阳本为齐姓元末兵起民间自相讐杀臣祖天富因见宗人随俗背训恐及于祸独率本房迁居今之桐城别族为徐国初占籍县市一图人户未知即改后又因一丁佥充陕西甘州卫军役一丁佥充任京宛平县锉磨匠役班伍清勾不常兼以家世农夫伯曾祖琳祖相皆州卫小官力微势隔因仍至今独五世神主沿以齐书幽明之间水木本源之自实同一念臣今复蒙国恩发身甲科居官近侍窃惟君子之明伦正宗莫大于氏族而氏族之别嫌审伪莫先于诈冒昔智伯无道辅果异族史固有之然事非常理不可以训臣祖所别之姓虽与入赘随嫁等项伪冒不同而考之齐徐之始相去远矣时因从权疑非本意至于今日可复而不可复一则为忘己之故宗追孝者不忍一则为冒人之非髅知耻者不为此臣所以日夜莫能自安者也伏望皇上勅下吏部先容臣将今姓改复为齐仍行臣原籍官司令臣合族攒造黄册之年例格改正移交知会军匠著役衙门今后班伍有缺照前清勾解补臣非敢别有他故脱重就轻实以一本之思不能自冺倘蒙天恩得复故姓臣一家不胜生死感戴之至
7 H5 z s/ z, L. z4 p 这段材料与我们之前所举证的内容基本相同,是可以统一起来的,并提供了几条更可靠的资料信息:# S7 m) B; j8 D2 Z
其一,“原籍直隶安庆府桐城县人先世尝居凤阳”,其意在于已经承认了桐城籍,而“凤阳”只以“先世尝居”称,即所谓“祖先世居地”。
6 w# b; J. ]; Y0 [1 f 其二,具体交待了齐天富迁桐并改姓的原因,即《小传》中所谓的“有所避忌”,实是因为“元末兵起民间自相讐杀”而齐天富是“因见宗人随俗背训恐及于祸”,方才“独率本房迁居今之桐城别族为徐”。
5 Q) _& }% n, O( q/ r$ h 其三,齐之鸾复姓的动机,便是为“明伦正宗”,并称“考之齐徐之始相去远矣”,可见齐、徐二姓从溯源上是完全不相干的,故而必须复姓为“齐”。
( Q: [. t* c1 P& ?6 w, y' ^ 需附说明的是,徐姓的最早发源地,是伯益次子受封的徐国,其地理位置正好在今之凤阳北部。而齐姓的始端在于西周太公望受封的齐国,其时国都即今山东临淄。这也是齐之鸾在《复姓疏》中特别强调的“齐徐之始相去远矣”的主要内涵。徐达生在凤阳东北部,极可能是徐氏的正宗氏系;而齐氏迁至安徽江苏一带,则可能是唐以后的事情了。
" g5 H. J" ?7 a. t, ]( h 从上述的反复举证分析来看,齐之鸾“本中山王裔”的记载,诚然是一个误记。但潘江据何本有此记载,是我们暂且不能获知的事情了。这时还要补充说明的是:《龙眠风雅》关于齐之鸾的记述,不仅在这一处出现了明显错误。他紧随的下一句“举孝廉,魏上公厚遗金幣,公固却之”,也是经不起推敲的。在此稍作补论。
- C' @5 E# H5 l0 e" `9 E 此处所记魏上公,当指明朝著名宦官魏忠贤。按《明史·本纪第二十二》卷中即记有“冬十月戊申,进魏忠贤爵上公”,所以魏忠贤又一度被人呼作“魏上公”。然而事实上,齐之鸾主要生活时代是在宪宗、世宗二朝,而魏忠贤主要生活在熹宗时代。当齐之鸾于五十二岁病卒(《蓉川公年谱》)之时,魏忠贤尚未出世。那么齐之鸾在世时岂有“魏上公厚遗金弊”的道理?潘江此记,兴许是犯了“张冠李戴”的错误了。7 y7 m, A) x$ K* z6 C
站在桐枞乡人的心理角度上,也许我们更乐意于去接受齐之鸾“本中山王裔”的传说。然而事实如彼而不如此,是我们必须理解并予以正确接受的。笔者之所以有这段阐发,无非念及今之人,于历史上的种种问题,总爱以“先入为主”的理念,或为自己的讨论提供了预设立场,因此做出来的很多结论,是不值得推敲,甚至是违背治学之基本精神的。将这一视野缩小到桐枞人文领域里,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愿有此弊者,或可尽早改之;愿无此弊者,亦可有“加勉”之功用。: H9 W3 D: t6 p+ v$ e' _8 I. D6 _! _
9 O+ \/ g7 m- L! v[ 本帖最后由 觞客子 于 2009-3-7 10:14 编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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