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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 文明史》(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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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0-26 09:37:4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 文明史》(三)

   


   “日本位于人类世界的末端。其北方的岛屿虾夷(Yeso,即北海道)气候寒冷,与苏联的鄂霍次克海在同一纬度。东面有其最好的港口,那里面对的是广阔无边的太平洋,让人生出一种空空荡荡的感觉。西方和南方的海洋不那么可怕,但常常大雾弥漫,在朝鲜和九州南岛之间变得有些狭窄。

          作为一个群岛,日本常常被与英伦三岛相提并论。不过,它们更接近于它们毗邻的大陆。日本较为孤立,具有海岛特性,遗世自立。为了打破这种寂寞孤独状态,它不得不有意识地经常作出努力。倘不如此,它就会自然而然地变得闭关自守。不过一位日本历史学家这样宣称:“在我们的文明中,任何看起来本质上属于日本的东西,实际上都是舶来品。”

        事实上,早在6世纪,就出现了一个中国的日本。自1868年起,又出现了一个非常成功的西方的日本。尽管如此,这些至为关键的影响都融入了一个“日本的”日本,其岛国源起非常清楚,是让人无法置疑的。在这一缩微园林的国度,其茶道和樱花树,甚至包括佛教,虽然都是经由中国传人的,但无不经过了改造以使之适合日本人。同时这一日本版的佛教比中国版的佛教离原始佛教更远。

         尽管日本具有非常明显的可塑性,但它把借来的许多东西转化成了它自己的一种独特的文明。现在它仍信守其古老的传统,这些传统与一个世纪前它开始接受的具有深远影响的西方化并存。在进行西方化时,日本没有作任何保留,把它作为成为一个更强大国家的关键手段热切地推行。这一奇怪的双重性说明了一位记者使用的一个词(1961 年):“日本最不寻常的东西是什么?是日本人。”p305

         日本与外部世界的隔绝持续了两个多世纪,直到那场开启了明治维新的革命(1868 年才告结束。在那之后不久,日本开始了激烈的工业化。日本的工业化是一个独特的现象,是一个照亮了日本文明的“经济奇迹”。它的速度,尤其是它取得的非同寻常的成功,无法仅仅用经济学家惯常的解释加以说明。尽管这些解释有其重要意义,但仅仅它们是不够的。P316

        但是,正是在政治领域和在更宽广的文明领域,产生了最大的不确定性。日本没有根据美国的法令在一夜之间变成一个议会民主制国家。我们也不能期望它做到这一点,众多小的、具有重要意义的细节证实了这一事实。日本的工业家一直具有父家长制性质,而且小心翼翼。昔日民族主义者的侵略性绝没有被清除。日本有暴烈而狂热的右翼政党,乞灵于该国一直非常强烈的传统主义。天皇家族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胜利者的羞辱,但仍坐着天皇宝座,任何人胆敢公开反对天皇或其家族仍有可能遭私刑处死。过去的永恒的日本远没有死去或被遗忘。P323

      我们是从欧洲以外的文明开始研究的。这些文明包括伊斯兰世界、黑非洲、中国、印度、  日本、朝鲜、印支半岛和印度尼西亚文明。从离欧洲有一些距离的地方开始我们的研究是有好处的,它使我们能够更充分地认识到欧洲不是或者说不再是宇宙的中心。不过,就任何严肃地对世界作出解释的尝试而言,欧洲与非欧洲间的对比都仍是根本性的。

         因而,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看我们自己,看看欧洲及其精美的、卓越的文明。在研究过其他文明之后,我们可以更客观地看待它们。应当指出,我们这里使用的“欧洲”这一大的标签,指的不仅是西方,指的是历史悠久的欧洲,而且包括新的地区:直接肇源于欧洲的南北美洲,以及欧洲的这种多重的体验,即苏联独特的体验:,这里尽管常常有着各种说法,但一直属于欧洲,即便在意识形态领域同样是如此。P327

       在开始正文之前,预先回顾一下几个基本概念,尽管它们看上去显而易见,可能是非常有益的:

         欧洲是亚洲的一个半岛——“亚洲的一个小岬角”,因而它扮演双重角色。首先,它通过一个愈益宽广的大陆块与东方连接起来。这一广袤的大陆块一度是难以穿越的。昨天,铁路横穿这里;现在,飞机旅行实际上使它变得微不足道了。其次,欧洲在各个方向与世界的七个海洋相连。构成欧洲历史一个基本部分的,就是船只、护航队和征服遥远的海洋的历史。俄罗斯的彼得大帝1 697 年第一次访问欧洲时,就到荷兰阿姆斯特丹附近赞丹(Saardam) –家非同寻常的村落的造船厂劳动,他的眼光可谓敏锐。早在1 5世纪末,通过造就地理大发现的航海活动,欧洲的扩张业已决定性证明了它的双重作用。

       在东方和西方、北方和南方之间存在着对立:对立存在于南方温暖的地中海——南方的内海(Mare Internum)——与北方寒冷的“地中海”—一拉芒什(英吉利)海峡、北海和波罗的海——之间。不同是各种各样的:种族不同,饮食不同,品位不同,各个文明存在的时间也不同。各种“地峡”把北方和南方连接起来,包括俄罗斯地峡、德意志地峡和法兰西地峡,而且越向西行进,距离越短。对一位地理学家来说,西欧就像漏斗狭小的一端,东方则是其宽广的一端。

       东方与西方、南方与北方间的这些对立既是历史造成的,也是地理造成的。

         从历史上来说,西方注视的是罗马,东方注视的是君士坦丁堡。公元 9世纪的大分裂是圣美多迪乌斯(Saint Methodej和圣西里尔(Saint Cyrille)在传播福音和沿着希腊正教路线构造东东方的未来方面取得的决定性成功。

         相当晚的时间之后又出现了一次分裂,这一次是在北方与南方之间。非常 奇怪的是,新教改 革大致致沿着罗马帝国时代的古“防线”(limes)“分裂了”天主教世界。P330

欧洲的精神生活和智识生活总是受到社会剧烈变化的影响。它热爱并创造分裂、中断和急风暴雨,没完没了地寻求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不过,这些戏剧性的变化不应让我们分心,以致注意不到欧洲思想和文明根深蒂固的连续性。从圣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 (Somme)到勒内。笛卡儿的,L的《方法论》(Discours de la Methode),欧洲历史彼此相连的各个阶段自始至终都可以看到这一点,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法国大革命本身都没有打断它。就连工业革命这一与过去决定性的断裂,也没有影响欧洲生活和思想的所有方面。P355

         所有宗教都在发生着变化。然而,它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构成其不同的世界,带着自身的忠诚、自身的持久性和自己独创的坐标,

    西方基督教过去是、现在依然是欧洲思想主要的组成部分。其中包括理性主义思想,它虽然攻击基督教,但也发端于这一宗教。在欧洲的整个历史上,基督教一直是其文明的中心。它赋予文明以生命,即便在它听任自己被这种文明占领或被这种文明曲解时也是这样,它包含了这种文明,即便在作出各种努力逃避这种文明时也是这样。因为要想反对某个人,就要停留在他的轨道上。一个欧洲人,即使他是无神论者,也仍是深深植根于基督教传统的一种道德伦理和心理行为的俘虏。

      人们可以说他仍然具有“基督教的血统”(sang chretien),就像亨利·蒙泰朗(Henri Montherlant)‘’‘过去说他具有“天主教血统。(sang catholique)那样,尽管他已失去了其信仰。P356

       对人文主义者来说,情况完全不同。一个人如果有信仰,他的信仰就必须把其信心建立在人性之上。正是借助于欧洲人文主义的这一根深蒂固的传统,我们才能够理解社会学家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在脱离共产党时作出的评论:“我的朋友,马克思主义研究了经济学和社会阶层。我的朋友,那非常了不起,但它忘了研究人性。”p363

         可能没有人表述得比马基雅弗利更好的了。他是在其生命的末年,在第二次流放时期,在1513 年讲下面一段话的。当时他生活在农民和伐木工人之间……“夜降临了,我回到了住所。我进了图书馆,在穿过入口时,我脱掉了日常穿的沾满污物、泥土的衣服,换上了上朝的礼服……如此着衣打扮之后,我进入了古人之古朴的庭院。他们热烈地欢迎我,我饱食着生来属于我的美食佳肴。我与他们交谈丝毫不感到不安,并询问了他们行为的动机。他们从其人道出发,耐心地解答了我的问题。”p365

       在不到 20 年的时间里,两种类型的新教——两股“长”波——相继涌现。一个由马丁·路德(1483-1546 年)狂热的活动所主导,另一个由富有思想、专断的约翰‧加尔文(1509-1564 年)充当领导。他们俩几乎可以说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路德是一位来自德意志东部边远地区的农民,在其质朴精神反叛中存在着某种直截了当、强烈和天然的东西——尼采称之为“精神上的农民习性”(Bauerstand des Geistes)。他谴责教会的弊端、荒谬和混乱;通过把一应万物捆绑在因信称义(“人仅仅因其信仰而得到拯救”)上而消除了不确定性;满足于自发的,情感的观点而不试图使之变为过分注重细节——这就是年轻的路德明确而得意的话语。这种话语浪漫而具有革命性。“上帝不会再容忍这一切了。‘他叫喊“我们不是生活在昨日的世界上,那时人们像猎物一样被猎捕和看管。”确实,路德不可能永远坚持这种惹恼了有钱财、有势力者的观点。1525 年,他不得不使自己与易北河、莱茵河和阿尔卑斯山地区的农民保持距离。这些农民部分上在他的教导的激励下举行了起义。

       不过他一直处在与约翰‧加尔文相对的另一极,后者是位城市居民,是位冷静的知识分子,一位耐心的、不知厌倦的组织者,一位必须总是按其逻辑把事情进行到底的律师。路德把命定论视为天显的真理,加尔文则把这当作数学公式,由此推导出结果来。如果选民总是预先注定会得救,那么统治其他人不是他们的天职吗?这是加尔文1536-1538 年和1541-1564 年在日内瓦时得出的逻辑结论,当时他在那里实行强有力的控制,但乞灵于谦卑行为。在清教革命严厉无情的日子,奥里佛·克伦威尔( Oliver Cromwell)在英伦三岛就是这么做的。

         这就是新教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它们在不同的地点占据主导地位,但双方有一些共同的观点:与罗 马和与圣人崇拜决裂,废除正式的教士,把圣礼由七个,减少为两个(圣餐和洗礼),尽管在圣餐方面长期存在着不同意见。p375

        欧洲过去是、现在仍然是革命的欧洲。它的所有历史都证实了这一点。但与此同时,它一直是、而且仍然是无休无止的反革命的欧洲。P379

       革命人文主义在本质上相信的是,暴力如果用于捍卫法律、平等,社会正义或人们钟爱的祖国,就是合法的。革命家可能是其发起者,也可能是其受难者,因为“走上街头”就像取得最终胜利那样,也同样意味着会在那里死去,在那里进行最后的抗议。但胆敢拥抱暴力——胆敢去死或去杀人——只有在它是扭转命运的唯一手段、使命运变得更人道和友爱的情况下才可以为人接受。一句话,大革命意味着为了某一个理想而采用暴力。反革命产生于同样的根源。用历史术语来说,它的失败在于它向后看,试图倒退。而回到过去只有在歪曲事情本意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而且只能取得一时的成功。从长期来看,没有一个行动能够持久和经受得住历史的重压,除非它沿着历史方向前进,跟上历史的步伐,而不是徒劳无益地试图让它减速。P385

        所有科学方法都是在某种世界观的背景下进行的。如果没有可供确定某人的立场、随后选择其方向的一整套的基准点,就不会有任何进步,不会有任何推理,不会有任何富有成果的假说。不同的世界观彼此相继的方式为研究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最好的背景。P387

         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说法,纺织工业的兴衰决定了西方整个物质的历史。首先出现的是亚麻时代(查理大帝穿的是某种类似粗帆布的东西),随后是羊毛的时代,再后是18世纪棉花的时代——或者说人们为棉花而发狂。正是由于有了棉花,最早的真正的工厂出现了。棉织品与印度、非洲和美洲的贸易联系在一起,与黑奴贩卖活动有所关联,棉纺织业在诸如利物浦、格拉斯哥等大型殖民口岸或其周围建立起来。它得益于这些口岸的能源和它们聚集的资本。毫无疑问,这些广泛传播的工业要求甚至开启了技术改造活动。P399

      英国的工业革命有两个阶段:第一次出现于棉花工业,时间在1780 年到1 830 年;第二次出现于钢铁生产。后者涉及的是重工业,它因铁路的修建而成为可能,但它得到了前一次革命所获利润的资助。棉花起了开路作用;要对工业革命如何开始作出任何判断,必须回到棉花上来。P401

        西方值得表扬的一个方面,就是它不遗余力地试图找到一种切实可行的、行之有效的,社会的和人文主义的方法,以对工业化带来的许多艰难困苦作出回应。它创造出了我们可称之为“社会人文主义”的东西,假如说我们在上文尚未过度使用这一非常方便的词的话。

    寻求适宜的解决办法,这一求索过程贯穿于整个19世纪——这是一个既悲哀也富于戏剧性而又以天才辈出为标志的时代。说它令人悲哀,是因为日常生活中的丑陋;说它富于戏剧性,是指持续不断的动荡起伏和战争;说它天才辈出,这既表现在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上,同时在较小的程度上也表现在社会事务上。

        无论从哪个方面看,结论都是非常明显的。现在,在19世纪逝去很长时期之后,一系列冷静的社会立法,尽管在现在看来仍有加以改进的余地,却被旨在、让人民大众过上更美好的生活、消除其革命要求的法律规定祀为神圣。

        这一复杂的、不尽完善的成就并不是自动地或轻而易举地产生于从精神和现实两方面所作的不带情感的分析。这是经过非常坚决的斗争才取得的;在西方,这一成就的取得至少经过了三个阶段。P409

这份名录还会告诉人们法国思想家在这一主题中是何等地重要:下文不久我们会回到这一问题上来,此处暂且打住。最后,还应当强调一下圣西门伯爵所起的作用。这位非同寻常的人,虽然略有点疯狂,却也是一位天才。他在某种意义上是所有社会的、社会主义的和非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先驱,实际上是法国社会学本身的先驱(正如乔治·居尔维奇所说的那样)。他无疑对另一位更为伟大的巨擘卡尔·马克思产生了影响。年轻的马克思在特里尔( Trier)阅读了圣西门的著作,他自己的许多论断和思想是从他那儿吸取过来的。P411

                                      

                                 

                                                                                                                                                                                         吴砺

                                                                                                                                                                                                          2016.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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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砺,桐城人,生于1963年,1979年就读中国科技大学物理系。大学毕业后在中国科学院从事科研工作,1997年曾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任访问学者,其后在硅谷工作。回国后一直在公司从事研发工作,已申请了五百多项国内外专利,并于2004年由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过第一本散文集《西海岸之》。2011年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散文集《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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