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下）

吴砺

               《论中国》（下）

“20世纪80 年代初期，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仍采用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它的弊病显而易见，但苦于找不到补救办法。在计划经济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奖励方法完全颠倒，被动守成有功，积极主动受罚。在中央计划经济中，商品和服务的分配 由官僚机构决定。久而久之，行政法令确定的物价就脱离了和成本的联系，定价机制变成了为政治需要服务的手段。

事实证明，社会主义建设绕不过经济学的规律，真正的代价总要有人承担。实施中央计划经济和补贴物价带来的恶果是设施陈旧、缺乏创新和人浮于事。换言之，即经济停滞和人均收入下降。

另外，中央计划经济不注重产品质量或发明创造，几乎没有这方面的奖励措施。既然生产的所有产品都会被相关部门买去，质量就不在考虑之列。发明创造实际上遭到阻止，以免计划经济的大厦因此而失衡。

在没有市场帮助确定优先次序的情况下，计划者只能想当然地做出决定。结果，需要的货物没有生产，面生产出来的货物又不需要。

最重要的是，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不仅没能创造无阶级的社会，反而滋生了特权阶层。当货品靠分配不靠购买的时候，真正的好处在于职位带来的特权：干部有专供商店和医院，还能享受普通人得不到的教育机会。少数官员大权在握必然滋生腐败，工作、教育和大部分特权都要靠个人关系实现。事实证明，中央计划无法管理现代经济，但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是采用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就是为了克服体制固有的停滞。他和他的同事们推行市场经济，下放决策权，向外部世界开放——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变化。他们进行的这场革命靠的是发挥中国人民的聪明才智。中国人民有着天生的经济活力和企业家精神，只不过长期以来受到战争、意识形态的教条和对私人投资压的束缚。P394

经济改革的相对成功造成了一批人后来对改革心怀不满。一些干部的工作因改革受到威胁，他们对政府的忠诚度随之降低。

价格双轨制滋生了许多腐败和裙带关系的行为。向市场经济的转移实际上增加了腐败的机会，至少在一段时期内是这样。两个经济部门共存——个是正在收缩但依然十分庞大的国营部门，另一个是成长中的市场经济一造成了两套价格，于是道德败坏的官员和企业家就可以把商品在这两个部门之间调来调去以从中牟利。中国私营部门中的一部分利润无疑是通过普遍的贪污贿赂和裙带关系得来的。

裙带关系一直是注重家庭的中华文化特有的问题。在乱世，华人靠家庭支撑。在所有华人社会中，无论是中国大陆、台湾地区、香港地区还是新加坡，最终的依赖是家人，而决定家人是否可以分一杯羹的是家庭标准，与抽象的市场力量无关。

市场本身也造成人们的不满。假以时日，市场经济会使人民的生活普遍改善，但竞争的本质就是有人赢有人输。在市场经济早期，赢者常常会一夜暴富，输者则容易把自己的失意归咎于“制度”而不是自身的不足——他们经常是对的。P402

邓小平确立了一个主题，即世界和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的稳定：

乱很容易，维护秩序和稳定却很难。如果中国政府没有采取断然措施的话，中国就会爆发内战。鉴于中国占世界人口的1/5，中国局势不稳会导致世界局势的不稳。一些大国甚至会卷入其中。

对历史的诠释是一个国家记忆的映照。对这一代中国领导人来说，中国历史上最痛苦的一页是19世纪中央政府的崩溃，外国于是趁虚而入；中国沦为半殖民地，成为殖民国家争夺的对象。由此爆发的内战令中国尸横遍野，譬如太平天国运动。P419

试图从外部改变中国这样一个庞大国家的国内体制，有可能带来始料不及的严重后果。美国社会永远不应放弃对人的尊严的承诺。在西方政治和新闻取向占主导地位的一段有限时期内，西方的民主自由理念并不一定能直接照搬到一个几千年来依照不同理念组织自己生活的文明中。承认这一点并不减损这一承诺的重要性；同样，也不能简单地认为中国对政局混乱的担心是不合时宜的，需要得到西方启蒙的“纠正”。中国历史上，尤其是近两百年的历史上有无数的例子表明，政权的四分五裂——有时是因为对更大自由的极大期待一往往导致社会和族裔的剧烈动荡；而最后胜出的一方往往不是最开明的一派。

根据同一原则，与美国打交道的国家需要懂得，美国对事物的判断永远不可能与美国对民主制度的看法分开。有些事件必然会引起美国的反应，即使会损害总体关系也在所不惜。在这种事件面前，美国的外交政策会超出对国家利益的考虑。没有任何一位美国总统可以对这类事件视而不见，但在界定这些事件时他必须小心谨慎，而且要知道意外后果的要义。任何一位外国领导人都不应对此不屑一顾。如何界定这类事件并建立平衡将决定美国对华关系的性质，可能也将决定世界的和平。P423

邓小平从公众视野中消失后，决定给他的接班人和下一代领导人留下几句指示，作为他们的工作指南。他向共产党官员做出这些指示时，选择采用了中国历史的传统文体，文字言简意赅。其中被广为人知的一项是24 字指示，而另一项是12 字说明，传达对象仅限于高级官员。24 字指示如下：

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

寥寥几行的指示并没有具体指明中国当前面临的困难和敌人，很有可能是因为邓小平自知，听取他指示的人已本能地认识到自己的国家处境维艰，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尤其是在国外。

想想中国历史上被潜在的敌对势力包围的年代。中国强盛时期，会镇抚四邻；衰微时期，则以拖待变，争取时间，坚信凭借它的文化和政治知识的沉淀，中国终将恢复其大国地位。外部世界一向难于与中国这一独特的国家打交道——它若即若离，但又遍及四海；恢宏威严，又偶尔陷入混乱。现在，感到四面受敌的危险，这个国家正在试图自我改革。邓小平本来可以轻而易举地靠煽动情感或中中国的民族主义去号召本国人民，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求助于中国古老的价值观：面对困难镇定自若；注重调研；目标专一。邓小平看到，最大的挑战不是挺过困难时期，而是眼前的危险过去后为未来做好准备。

24 字指示用意何在？是作为困难时期的指南，还是一条永恒的箴言？当时，中国的改革受到国内动荡和外国压力的双重威胁。然而在下一阶段，待改革胜利后，中国的增长也许会引起世界新的关注，那时国际社会也许会设法抵制中国迈向大国地位。面临重大危机之时，邓小平是否预见到，对中国的最大威胁或许在它最终崛起之后？据此，邓小平敦促本国人民“韬光养晦”，  “决不当头”；换言之，不要因为过分自信而引起不必要的恐慌。

在中国处于动荡和孤立的低潮时期，邓小平很可能担心两件事：一是中国也许会在这场危机中自我毁灭；二是中国的未来也许取决于下一代领导人是否有足够的眼光，认识到过分自信的危险。此时，邓小平的思想是针对中国眼前的困难，还是针对中国强大到无须低姿守拙后是否仍会这样做？中美关系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对以上上问题的回答。P431

在这种气氛中，1992 年初，已经退休的邓小平走上前台，进行他最后一次伟大的公开亮相。他以视察中国南方的方式，敦促继续推进经济开放，为江泽民等改革派领导人积聚民众支持。眼见改革努力处于停滞，自己的跟随者在党内传统主义者面前节节失利，87岁的邓小平在女儿邓楠及几位下属的陪同下，动身前往南方的经济中心，包括根据 20世纪80 年代改革方案设立的两个经济特区——深圳和珠海。这是一次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改革行动，意味着要发挥自由市场的作用，扩大外国投资的范围，倡导个人首创精神。这时候的邓小平既没有官方头衔，也没有正式职务。不过，他出现在学校、高科技公司、示范企业以及其他象征中国改革前景的地方，鼓励全国同胞加倍努力，并为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发展设定了远大目标。全国性媒体 当时还保守地没有理会这些讲话，但是，香港媒体的报道最终还是传回了中国大陆。最后，邓小平南方视察几乎产生了神话般的意义，他的讲话成了中国后来 20 年政治经济政策的蓝本。甚至今天，中国的广告牌上还展示着邓小平南方视察时的形象和话语，包括他的名言“发展才是硬道理”。邓小平全力维护改革计划，反击所谓背叛中国社会主义传统的指责。他认为，经济改革和发展是“革命”行为。邓小平警告说，中国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改革开放这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  “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邓小平坚持认为，改革开放让中国在1989 年避免了内战。他再次提到对“文化大革命”的批评，说它不仅是一场失败，更是一场内战。‘毛泽东的继承人现在也开始提倡市场原则、敢于冒险、个人创新以及生产力、创业精神了。邓小平称，利润原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替代理论，而是顺从人的本性；如果因为企业家经营成功而惩罚他们，政府就会失去民众的支持。邓小平建议：“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邓小平驳斥了有关他的改革将中国带上“资本主义道路”的批评。他没有遵循数十年的毛泽东思想灌输，而是援引他熟悉的那句格言。即重要的是结果，不是什么主义。中国也不应害怕外商投资：我国现阶段的“三资”企业，按照现行的法规政策，外商总是要赚一些钱。但是，国家还要拿回税收，工人还要拿回工资，我们还可以学习技术和管理，还可以得到信息、打开市场。‘最后，邓小平抨击了共产党内的“左”派。从某种意义上说，他自己早期也是“左”派，当时他是毛泽东创建人民公社的“执行者”。  “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邓小平催促同胞发扬民族自豪感，促使中国赶上邻国的发展速度。为了表明中国在不到 20 年时间内取得的成就，邓小平在1992 年南方视察时提到了“四大件”，即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手表。他宣称，中国经济能够“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如果中国人在发展的过程中敢于“解放思想，放开手脚”，迎接挑战，中国就会成功。‘科学技术是关键。作为对其 20世纪70 年代开创性讲话的回应，邓小平坚持认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换言之，他们可以成为共产党员。邓小平敦促所有出国学习的人回国。如果他们有专业知识和技能，不管以前的政治态度如何，都将受到欢迎：  “告诉他们，要做出贡献，还是回国好。希望大家通力合作，为加快发展我国科技和教育事业多做实事……对我们的国家要爱，要让我们的国家发达起来。”’他曾经帮助建立了这套经济制度，现在又要打破它，对于这个耄耋之年的革命家来说，信念的转变是多么非同寻常啊！国共内战期间，邓小平与毛泽东一起在延安工作。直到“文化大革命”，他一直是毛泽东的主要助手。当时毫无迹象表明几十年后，他会周游全国，敦促改革他亲手创造的革命成果。几十年来，逐渐出现了一个变化——邓小平开始用普通人的幸福和发展来重新定义善政的标准。他专注于快速发展——其中也展现出相当多的民族特性——即使这要求采用昔日敌对的资本主义世界的方法。邓小平的儿女后来对美国学者、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戴维·兰普顿说：20世纪70 年代，我父亲环顾周边，看到“四小龙”（新加坡、中国香港和台湾以及韩国）的发展。它们每年增长百分之八到十，对中国保持着相当大的技术优势。如果我们想超过它们。恢复我们在本地区以至全世界的应有地位，中国必须比它们增长得还快。

为了实现这一愿景，在其改革计划中，邓小平倡导美国的许多经济与社会原则。但是他所称的社会主义民主与多元民主有天壤之别。他一直深信，在中国，西方政治原则将制造混乱、阻碍发展。虽然邓小平支持建立威权主义政府，但他认为自己的最终使命是将权力交给下一代人。如果他的发展计划得以成功，下一代人自然会形成自己的政治秩序观。邓小平希望改革计划的成功能够消除民主化演变的诱因。可是他肯定知道，他所倡导的变北最终必定带来难以预测的政治后果。这就是他的接班人现在面临的挑战。对于不远的将来，邓小平在1992 年给出了相对温和的目标：我们要在建设有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资本主义发展几百年了，我们干社会主义才多长时间！何况我们自己还耽误了二十年。如果从建国起，用一百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那就很了不起！

他指的是到 2049 年，可实际上，仅用了一代人的时间，中国做的已经好得多了。毛泽东逝世十多年后，他宣扬的革命精神又出现了，但这是一种不同的“革命精神”一推崇个人的创造力，而非意识形态的热情；依靠与外部世界相联系，而非自给自足。它将像“伟大舵手”设想的那样彻底改变中国，但方向正好相反。这就是为什么在南方视察结束时，邓小平简单谈到他希望新一代领导人有自己的新观点。他说，现在中央这个班子年龄还是大了点，像他今天这样，聊聊天还可以，做决策就不行了。他这个年龄的人应该让位，这对他这样的活动家来说，是多么难能可贵的表白！

我坚持退下来，就是不要在老年的时候犯错误。老年人有长处，但也有很大的弱点，老年人容易固执，因此老年人也要有点自觉性。越老越不要最后犯错误，越老越要谦虚一点。现在还要继续选人，选更年轻的同志，帮助培养。不要迷信……他们成长起来，我们就放心了。现在还不放心啊！’

邓小平的建议中，除了实事求是的态度，还有伟人迟暮的伤感。他意识到，对于自己所倡导和规划的未来，他已不可能亲手实现。由于目睹了太多的动荡，他希望留下的是一个稳定繁荣的中国。尽管他的信心溢于言表，但确实需要新的领导人来实现他的理想，这样他才能“放心睡大觉”。南方视察是邓小平最后一次公开活动，落实执行的责任落在了江泽民及其同事肩上。之后，邓小平逐渐隐退，远离人们的视线。1997 年他逝世时，江泽民已经担任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在卓越的朱镕基总理的协助下，江泽民实践了邓小平南方视察留下的遗产。江泽民执政娴熟，到 2002 年任期结束时，人们讨论的不再是航向是否正确，而是不断崛起、充满活力的中国对世界秩序和全球经济的影响。P438

江泽民不追求哲学上高人一等。为了拉近关系，他时而面带微笑，时而放声大笑，讲些轶闻趣事，感染谈话对象。他为自己的外语天赋和西方音乐知识感到自豪，时常为此兴高采烈。接见非华人来访者时，为了强调一个论点，他讲话中经常夹杂着英语、俄语甚至罗马尼亚词句，时而不经意间在大量中国古典成语与美国俗语间转换，如It takes two to tango（一个巴掌拍不响）。如果场合允许，他可能会放声高歌来调节气氛，或者强调同志之间的友情。

中国领导人与外国来宾谈话时，通常带有一些随行人员，有顾问，也有记录员，他们不说话，也很少给首长传递便条。江泽民正好相反，他总想把他身边的人变成一个罗马合唱团。他通常提出一个想法，然后把它拋给一位顾问来总结，其方式自然而然，让入觉得面对的是一个团队，而江泽民是队长。他博览群书，受过高等教育，总是试图把谈话对象带入友好的氛围，至少接待外国人是这样。对话时，他的观点很重要，但对方甚至同事的观点也能受到重视。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我见过的中国领导人中，江泽民是最没有中央王国气派的人物。P441

江泽民有足够的世界眼光，知道中国不得不在国际体系中运作，而非通过中央王国来遥控和主导。周恩来知道这一点，邓小平也一样。江泽民亲切和蔼的外表之下是一种严肃和精明，他努力把中国引入新的国际秩序，恢复国际自信，既帮助中国治愈国内的创伤，也软化中国的国际形象。江泽民不时用其热情的面目缓和批评，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彰显他的政府致力于摆脱孤立，使其体制免遭苏联的厄运。

在实现国际目标的过程中，江泽民非常幸运，身边有我认识的最为老练的外交部长钱其琛，以及智慧超群、品格坚韧的首席经济决策者——副总理朱镕基。他们两人都坚定地认为中国优越的政治体制最符合本国利益；两人同时也认为，中国要继续发展，需要深化与国际机制、世界经济的联系，包括经常严厉批评中国国内政治的西方世界。钱其琛和朱镕基遵循江泽民的积极乐观主义路线，亲自开展广泛的对外访问，参加国际会议，接受采访，进行外交和经济对话，以坚定的意志和良好的心态直面常常心怀疑虑、吹毛求疵的听众。并非所有的中国观察家都欣赏与蔑视中国现实的西方世界打交道，也并非所有的西方观察家都赞成与不符合西方政治期待的中国进行接触。评判政治才能要看如何处理不确定性，而不是看如何处理确定性。江泽民、朱镕基、钱其琛及其高层同事们成功地将中国推上世界的舞台，让充满狐疑的西方世界了解中国，并建立了初步的信任。P443

为了理解和平的本质，我自从半个世纪前攻读研究生时，就研究国际秩序的建构和运作。基于这些研究，我知道，即便对于双方最有善意、最高瞻远瞩的领导人来说，文化、历史和战略认知上的差异也将形成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如果历史只是机械地重复过去，那么以往的任何转变都不可能发生。每个伟大成就在成为现实之前都是一种远见。在这种意义上，它产生于勇于担当，而不是听天由命。

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在其著作《论永久和平》中指出，永久和平最终将以两种方式中的一种降临这个世界：或者由于人类的洞察力，或者因为在巨大的冲突和灾难面前，除了永久和平人类别无他择。我们现在正处于这样的关头。

当 年周 恩来总理和我就宣布我秘密访华的公报达成一致时曾说：  “这将震撼世界。”40 年后，倘若美国和中国能够同心协力建设世界，而不是震撼世界，那将是何等大的成就啊！p518

                                        吴砺

                                                                                            2016．5．5

吴砺

选自待出版的散文集《致远方朋友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