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潜
从1897年到1986年，美学家朱光潜度完了自己的一生。我与他有一些交往，现根据所知，将其生平加以记述。
在书香门第里诞生和成长
1897年农历九月十九日，朱光潜诞生于安徽省桐城县北乡阳和吴庄一个书香之家。祖父朱文涛，字海门，是清朝的一个贡生，在乡村里教私塾，与桐城派古文作家吴汝纶(挚甫)颇有交谊。父亲朱子香，字若兰，也是一位乡村塾师。母亲左东宜，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朱光潜是老大，有两个弟弟，大弟朱光澄，小弟朱光泽。
朱光潜，字孟实。他没有什么小名，后来倒用了不少笔名，有盟石、蒙石、萌石、石等。他曾在晚年告诉青年朋友：孟实的“孟”字是老大的意思，因为他兄弟三人，他是大哥；“实”则是坚实、踏实的意思，那也是他做人的态度。后来用萌石等等，“实”改为“石”，那就是说，他更加坚硬了。
从6岁到14岁，朱光潜一直在他父亲的严厉鞭策下受着私塾教育。他的父亲不仅和他祖父一样，能写一手好八股文，而且经义策论都能来两下。父祖两代读什么书，原也希望子孙读什么书。但后来，已感受到时代的新气息的朱子香，对儿子却寄予新的希望了。他曾写了一副楹联挂在自己家的厅堂里，以表明志趣。联曰：“绿水青山，任老夫逍遥岁月；欧风亚雨，听诸儿扩展胸襟。”
朱光潜在15岁以前，已读了不少书。“四书”读完了。“五经”中，也读完了《书经》和《春秋左传》。《诗经》没正式读过，但在私塾里听别人读过多遍之后，竟也大半能背诵了。据他自己说，直到后来，他记得最熟的经书，除了《论语》外，就数听会的一套《诗经》了。他因此想到，韵文入人之深，竟使人觉得读书用眼睛有时还不如用耳朵。
朱光潜学习写作是从做日记开始的。由于他的父亲有一些受过洋学堂教育的朋友，教学方法多少受了点新潮流的影响，因此没有叫朱光潜从做破题起讲着手学写作。常常是他父亲先告诉他一天之中什么事值得记，并告诉他怎样记，朱光潜根据父亲的指点记好了，他父亲再随看随改随讲。
当他的日记能记到一两百字时，就让他开始学做策论经义了。朱光潜从10岁左右到20岁左右，至少有10年的时间都花在写刘邦与项羽到底哪一个高明，孙权到底该不该笼络曹*之类的议论文上面。他后来算了一笔账，认为小时这种训练颇有助于他后来的写说理文章。
朱光潜自幼就特别喜欢读各种各样的书。每逢父亲不在家，他就去翻父亲的书箱，从中翻出了储同人评选的《史记》、《战国策》、《国语》、《西汉文》之类。随便看了几篇，觉得其中趣味无穷，比平常当作正经功课读的《左传》更加引人入胜。《项羽本纪》那样的长文章，他竟也偷读成诵了。王应鳞的《困学纪闻》也使他觉得很开心。
当他找不到好看的书看时，也翻看他祖父手抄的几大箱八股文。他认为八股文的结构很匀称完整，首尾条理线索很分明，在狭窄范围与固定形式之中，翻来复去，往往能见到作者的匠心。他还看了一些七杂八拉的东西，如试帖诗、《楹联丛话》、《广治平略》、《事类统沦》、《历代名臣言行录》以至《验方新编》、《麻衣相法》、《太上感应篇》。
他有一个族兄每年都要到附近的牛王集去买一批省城书商来卖的书。朱光潜由此看到了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梁启超那种酣畅淋漓的文章对他产生了极大的魔力。他此后好多年一直是梁启超的崇拜者，并从此向往“新学”。有一次报纸误传梁启超在上海遇难，他还为此伤心得痛哭了一场。
由于《饮冰室文集》的启示，他开始对小说、戏剧发生兴趣。除了看过家中的一部《三国演义》，他还从族兄那里借来偷看过《水浒传》、《红楼梦》、《琵琶记》、《西厢记》等。读了这些书之后，他开始注意到金圣叹了。“才子”、“情种”之类的观念也开始在脑中盘旋起来。他后来说，总之，他幼年时代头脑中装下的书就好像一个灰封尘积的荒货摊，大部分是破铜烂铁，但其中也夹杂有几件较名贵的古董。
1911年，他15岁时，夏秋之交，进了当时被叫作“洋学堂”的孔城镇小学读高年级。由于他当时已能写出很通顺的文章，水平高出一般同学，因此，高小只读了半年便升入了吴汝纶(挚甫)创办的桐城中学。
这个学校特别注重桐城派古文的教学。姚鼐的《古文辞类纂》成了重要课本。学校里做文章的风气很盛。考历史、地理要做文章；考物理、化学也要做文章。朱光潜在班上年纪最小，可是文章却做得很好。
国文教员们特别赏识他，都希望这个姓朱的小子接桐城派古文一线之传。他也就越做越起劲。《古文辞类纂》和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中所收集的各种文章的体裁，他大半都试作过。学欧阳修和归有光，有时居然学得很像。
朱光潜说，学古文别无奥诀，只要熟读范作多篇，在头脑里甚至在筋肉里就都浸润下那一套架子、那一套腔调和那一套用字造句的功夫，到时候下笔一摇，你就变成了一个扶乩手，不由自主地动作起来，那些所谓“骨力”、“神韵”就自然而然地来了。
他后来谈到桐城派的文章时，曾给了它一个心平气和的公正评价。他说，这派文章，大道理固然没有，大毛病也不见得很多。它的要求是谨严典雅，而忌讳浮词堆砌。它讲究声音节奏，着重立言得体。古今中外的上品文章，其实都离不开这几个条件。它的唯一毛病就是文言文，内容有时不免空洞。以致谨严到干枯，典雅到俗滥。但这些都是流弊，并不能怪这个流派的创始人。
当时，这个中学的国文教师、宋诗派诗人泮季野，对少年朱光潜的影响比较大。就是在泮季野的熏陶下，朱光潜对中国古典诗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至老不衰。
1916年，朱光潜毕业于桐城中学后，在这个县的大关区北峡小学当了半年教师。他不甘心就这样呆下去．想报考北京大学。可是由于家贫拿不起那么多的路费和学费，于是就近考进了不收费的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读国文系。
在武昌待了一年光景，除了洪山的红菜台、蛇山的梅花和江边几条大街上的旧书肆使他直到后来还表示留恋外，学校本身却使朱光潜大失所望。因为这个高等学校的教师还不如桐城中学的教师高明。朱光潜在这里一年，除规规矩矩地把段玉裁的一部许氏《说文解字注》从头看到尾，约略窥知了清朝小学家们的治学方法之外，几乎一无所获。
他愤而给教育部写信，并附去学校里发的一些讲义，告了这个学校一状。但却无任何结果。他在这里倒是交了几个同学中的好友，其中有后来成为历史学家的徐中舒、李则纲，成了政治活动家的章伯钧等。同时，他也在武昌开始发现世间竟有那么多的书。
一生中关键的一步
1918年，朱光潜走了一生中极具关键性的一步。这一年，北洋政府的教育部接受香港大学副校长伊里奥特爵士的建议，从全国几所高等师范学校里考选一批学生，使用官费到香港大学去学教育。朱光潜考取了。
1918年9月初，他同高觉敷等共约20人一道被送到了香港大学。经过入学考试，朱光潜因数学、英语等科成绩不及格，被编入先修班补习。1919年，再次参加入学考试，顺利通过，才正式进入该校文学院教育系就读。
在这所英国人办的大学里，朱光潜相当广泛地接触到了西方现代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他学习了英国语言和文学，学习了教育学、生物学、心理学、哲学和逻辑学等。他曾说，这些学习奠定了他一生教育活动和学术活动的基础和方向。
朱光潜进入香港大学不久，大陆对中国传统的文化、伦理、政治、文学各方面进行全面攻击的五四运动爆发。原在“桐城谬种”之列的他，当脑中由旧式教育灌输进去的固有观念成了攻击目标时，心中自然非常不服。文言文居然要改为白话文，更使能写一手好文言文的他有切肤之痛。
因此，他曾一度跟着遗老遗少们咒骂过新文化运动，反对过胡适提倡的白话文。但由于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早在他读私塾时就已给他播下过新思想的种子，在香港大学所接触到的《新青年》杂志又毕竟对他发生了影响，因此，他不久就在新旧两种文化的激烈冲突中转过弯来，并终于接受了新文化的洗礼，在新文化运动中逐渐成长。
他也终于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古文和文言文，学着写起白话文来。对于他的由写文言文到改写白话文，他自比是小脚放大。开始时，走起路来总觉有些不自在，而当小脚逐渐变成天足时，就深觉改用天足走路显得特别轻快了。但直到后来，他还是认为文言的修养仍有些用处，就连桐城派古文所要求的纯正简洁也未可厚非。
从1918年到1922年，朱光潜在香港大学读了四年书。在学校里他与高觉敷、朱趺苍一道被称为Three Wise men(三个聪明人)。他不但读书用功，成绩很好，而且十分注意人格的修养。在他与高觉敷、朱趺苍同住的梅舍里，他一直在书斋的墙上挂着同乡书法家方槃石给他写的四个大字，“恒、恬、诚、勇”。
据他后来解释，恒就是有恒心，坚韧不拔、百折不挠。恬就是恬淡，清心寡欲，生活简朴。诚就是诚实，待人处事，开诚相见。勇就是勇气，奋发进取，敢于搏击。他把这四个字奉为座右铭。
在香港大学学习期间，他常和同学一道去爬山。在山顶观赏蓝色的天和蓝色的海水，无数小岛屿上青葱的树木和红色白色的房屋，霎时间把脑袋里一些重载卸下，使他似乎在做一个空空如也的原始人。这种对于自然美的陶醉，正体现了那个“恬”字。
朱光潜在香港大学所曾经历的一次风波，使他的思想发生了一种质的变化。北京政府送去香港大学学习的学生，家庭一般都不富裕，又因受过《新青年》等进步报刊的影响，所以衣着都较朴素，生活都较刻苦。
洋派青年觉得他们寒酸，讽刺他们，说他们的“十足的师范生的寒酸气”在洋气十足的香港大学要算作“一景”。他们则对殖民地大学的讲究阔气的校风不满。关系早就有点紧张。北京政府由于财政支绌，对香港大学拖欠了应给朱光潜等一批学生所支付的公费，港大当局恶语伤人，说中国还不如暹罗(泰国)，暹罗政府派遣公费学生，从不欠款。这使朱光潜等中国学生的爱国情感大受伤害。
1920年，港大没有照例在“双十节”放假一天，以示庆祝中华民国的国庆。朱光潜等更加不满。于是贴出通告，号召大家罢课。这使港大当局大为被动也大感恼火，就决定停垫朱光潜等人的费用，企图迫使他们退学。
经高觉敷与上海通易公司的温州同乡联系设法，结果是汇丰银行一姓邓的经理答应给朱光潜等20个学生以资助。后来港大又取消了原先不近人情的决定。朱光潜等就随即把邓经理寄去香港的钱退还了。这一件事显然体现了朱光潜座右铭中的一个“勇”字。
正是在五四新思潮的强烈影响下，1921年7月，朱光潜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福鲁德的隐意识说与心理分析》妁读书报告。在这篇评介弗洛伊德的学说的文章中，他抨击了中国传统家庭与学校的无视儿童人格独立和思想自由，压制了人的自然发展。随后又发表了《行为派心理学之概略及其批评》等读书心得，阐述了他所接受的当时的进步思潮。
1922年3月，他发表了《怎样改造学术界》一文，指出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精神是狭隘的实用主义；盲从武断，无批判精神；缺乏科学态度：重模仿，轻创造；好理论，轻察验。他主张学术界应培养热爱真理的精神，科学的批判精神，创造精神与实证精神。他还提出了改造学术界的三条意见：改造精神、改造环境和培养改造环境的领袖人物，并从此时、此地、此身做起。
他认为改造中国学术界，免不了要学习西方，但学习西方不是目的，也不是要舍弃中国文化，而是要创造中国新文化。这一年的4月，他还在《民铎》月刊上发表了《进化论证》一文，阐述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思想。这几篇文章也体现了他座右铭中的一个“勇”字。“恬”也好，“勇”也好，他都出于至诚，而就其一生来说，也的确持之以恒了。
朱光潜在香港大学所受的教育，奠定了他进一步成长的基础与方向。无怪乎朱光潜后来把从桐城到武昌、从武昌到香港看作是塞翁失马，因祸得福。到武昌是失着，但因此得到了被送去香港大学学习的机会，却是生平一大转机。因此，也就无怪乎朱光潜对香港大学，对老校长伊理奥特爵士，对教英国文学的辛博森教授、教理工的勃朗先生、教哲学的奥穆先生等，始终怀着一种感激的心情和有着深刻的眷念。
踏入社会
1922年夏天，朱光潜在香港大学毕业了，得了一个文学学士的学位。回到家乡，由父母决定，与一个姓陈的姑娘结了婚。婚后，经由香港大学的同学与好友高觉敷的介绍，他结识了上海吴淞中国公学校长张东荪，并接受了张东荪的聘约，到中国公学中学部担任了英文教师，同时兼任校刊《旬刊》的主编，而由一个学生当他这个主编的助手，这就是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当时叫姚梦生。朱光潜同时还应了上海大学之聘，兼任这个大学的逻辑学讲师。
1924年夏天，吴淞中国公学在江浙战争中被冲垮。朱光潜由夏丐尊介绍到了浙江上虞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担任英文教师。
19世纪20年代的中国，政治局面非常动荡与混乱，这使朱光潜深感困惑与不安。他的正义感和爱国心使他乐于听李大钊、恽代英的讲演，乐于同左派人士郑振铎、杨贤江等交往，同匡互生、丰子恺，特别是同共住一屋的朱自清成为了知心朋友，并同情进步青年的爱国运动与革命活动。
他曾想走教育救国的路子，于1924年6月发表了《私人创校计划》，指责官办教育腐败，提出“教育独立自由”、“着重人格感化”、“给贫困者以受教育的机会”等改革教育的主张。但他的“超然物表”、“恬淡自守”、“清虚无为”，独享静观与玄想之乐趣的魏晋人的人格理想，又使他对政治斗争基本上采取了超然态度。也就由于他以为“不问政治就高人一等”，因而“心向进步青年却不热心于党派斗争”吧，他与右派中的中国青年党陈启天、李填等也不无往来。
1923年5月朱光潜发表了《消除烦闷和超脱现实》一文，提出了超脱观念，隐示他在面临理想与现实的巨大矛盾时，将进入内心，进入艺术，而躲避现实。1924年12月，他又在《民铎》第5卷第5期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美学论文《无言之美》，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这种人生态度。
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人类的意志可以向两个方面发展，一个是现实界，一个是理想界。人们的意志十之八九都要受现实限制，难以自由发展。譬如人人都想有一个美满家庭，都想住在极乐国。但是现实界决没有所谓极乐美满的东西存在。因此，人们的意志就要常和现实发生冲突。
解决意志和现实冲突的最好办法，也即处世的最好办法是什么呢?他认为，如果人力能做到，就应去征服现实。如果人力莫可如何，那就应暂时逃避现实，储蓄精力，等待以后去征服现实。超脱现实又超脱到哪里去呢?到艺术作品中去。
在朱光潜写这篇《无言之美》时，他还是想以自己的实际作为使这个世界变得美好些的。他在春晖中学，不仅常和朱自清、夏丐尊、刘薰宇一道在丰子恺的寓所“小杨柳屋”饮酒谈天，品诗赏画，“酒后见真情，诸人各有胜概”，还写了《丰子恺的人品与画品》一文，盛赞子恺那一副面红耳热、雍容恬静、一团和气的风度，而且也大力支持了五四时代火烧赵家楼的英雄、当时的春晖中学教务主任匡互生掀起的反对专制教育的风潮。
这个匡互生，曾和毛泽东同过学，火烧赵家楼时，是他第一个冲进赵家楼，打开曹宅大门，让爱国游行队伍蜂拥而入的。他当时是无政府主义者，五四运动以后，转而主张教育救国。由于他在春晖中学所提出的教育改革的建议未被当局采纳，加上不满校长的专制作风，便愤而辞去了教务主任的职务，同时掀起了一场风潮。朱光潜和丰子恺等人由于对他十分同情，便同他一道带了一部分学生离开了这个学校而去了上海。
1925年春天，朱光潜和匡互生、丰子恺、夏丐尊一道创办了上海立达中学。后来又和先后聚集在上海的章锡琛、周为群、叶圣陶、胡愈之、周予同、陈之佛、刘大白、夏衍等一道，成立了一个立达学会，并在这一年秋天，把立达中学改名为立达学园，根据朱光潜在心中酝酿了三四年，然后于1924年6月写出并发表于《民铎》5卷4期上的《私人创校计划》，进行教育改革的试验。
他们指望从改革教育入手，通过独立自由的新型教育，培养一批有舍己为群精神，具备近代科学所赋予的知识与方法，并遵循简朴克欲的生活原则的理想人物，进而改造国民、改造文化、改造政府、改造中国。
他们接着又以立达学园的同人为核心，筹办了开明书店和名为《一般》的杂志。当时的朱光潜和团聚在立达学会的所有的人，都是对黑暗的旧社会心怀不满，并希望以文化教育来救国兴邦的知识分子。立达学会的宗旨就是修养人格，研究学术，发展教育，改造社会。
学会、学园用“立达”二字，说明他们志在像《论语》所说的那样：“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书店用“开明”二字，则是说明他们志在开展启蒙运动。朱光潜对这个事业曾作出过不小的贡献，他是这个事业的积极创立者和组织者之一。题为《立达学园旨趣》的立达学园的宣言就是他在匡互生的授意下起草的。
宣言强调人格感化的教育。指出人格教育的第一个要素就是诚实。强调培养自我牺牲的精神在为人群谋幸福。主张半工半读，刻苦耐劳，过俭朴生活。强调科学训练，养成科学头脑等等。
朱光潜还一直是开明书店和《一般》以及后来改为《中学生》杂志的积极撰稿者。为了筹集经费和争取社会支持，他还曾陪匡互生找过在上海从事经营活动的湖南资本家夏芸台和文化界要人吴稚晖。并曾专程跑到北京找过当时的教育部长易培基和教育部参事黎锦熙。
立达学园的教育改革试验，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有它的不朽的功绩和影响。这个学园所培育的学生后来有不少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有的还为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而开明书店则在解放后改为在北京的由叶圣陶主持的青年书店，后又改为中国青年出版社，一直为培养一代代青年，出版着许多富有营养的书籍。
朱光潜后来表示，他十分重视他当时在上海的这一段经厉，认为这是他一生中一个主要转折点和以后一些活动的起点。被夏丐尊称之为“终身愿与青年为友的斗士”的朱光潜，其前半生的大部分著作都是为青年们写的。而这些著作多为开明书店所出版。
后来，人们称朱光潜、丰子恺、朱自清、夏丐尊、叶圣陶等为“开明人”，这称谓实在相当确切。“开明人”有两层含义：一是一批启蒙工作者；二是这些人从开明书店起家，与开明书店有不解之缘。
走向世界
也就在1925年，于筹办立达学园的同时，为求进一步提高自己，使自己有更多的知识来参与以文化教育救国兴邦的事业，朱光潜赴北京参加了出国留学生选拔考试，取得了安徽官费留学生的资格。
这一年秋天，朱光潜与谈声乙、朱皆平结伴，经过苏联去英国。当时的苏联，正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朱光潜在莫斯科，住过豪华的欧罗巴饭店，也曾在烟雾弥漫、肮脏嘈杂的小酒店里喝过伏特加，啃过黑面包。在火车上，他也曾与苏联人交谈过。他后来说，那时的苏联给他留下的是一些既令人兴奋又使人不很愉快的印象。
到了英国，他进入了由香港大学的苏格兰老师沈顺教授所介绍的当时以文科与医科著名的爱丁堡大学。攻读的课程有英国文学、哲学、心理学、欧洲古代史和艺术史。这个大学有不少优秀老师。
朱光潜直到后来还非常怀念的导师有讲英国文学的谷里尔生教授。这位教授是荡恩派“哲理诗”的宣扬者。他对英国艾略特“近代诗派”和对理查兹派文学批评都曾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朱光潜直到后来还非常怀念的讲哲学的老师则是侃普·斯密斯教授。这位教授是研究康德哲学的权威。但他教给朱光潜的却是怀疑派休谟的《自然宗教的对话》。这位教授曾被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赞许过。
朱光潜的美术史导师布朗老教授也是他所永远怀念的。这位老教授习惯于用幻灯来就具体艺术杰作说明艺术发展史。而且在课程结束那一天的早晨，照例要请全班学生吃一顿早点。
当时与朱光潜同住一个旅馆的英国历史讲师汤姆逊，经常向朱光潜谈自己所感兴趣的克罗齐，并要朱学习克罗齐的美学。尽管侃普·斯密斯教授认为美学是一摊泥，很玄，难搞，不赞成朱光潜搞美学。但汤姆逊的影响还是对末后来走上美学研究的道路起了一定的作用。
朱光潜一到英国，就一面读书，一面写作。因为当时留学官费经常接济不上，为了吃饭，不得不挣稿费。同时，写文章也是为了对自己参与创办的《一般》杂志给予实际支持。他曾在《一般》创刊号、1卷2期发表《旅英杂谈》，指出资本主义英国并不是一个家给户足的乐土，奸盗邪淫也很不少，还指出英国的文化娱乐追求感官刺激，实在是西方文化的一种病症。
他还批评英国政府对中国表面讨好，骨子里则是援助军阀以延长中国的内乱。又赞扬了华侨，关心祖国休戚的爱国的民族精神。他还在《东方杂志》23卷12期发表了《英国大罢工的经过》。文中表示了对罢工工人的同情，但也表现了一种超阶级的抽象民主观念。
从1926年11月到1928年3月，他在《一般》杂志(后改名为《中学生》)上，发表了总题为《给一个中学生的信》的有关青年修养的十二篇文章。这些文章后来辑成《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一书，由开明书店于1929年3月出版。
也就在1926年，匡互生因立达学园缺乏英文教师，函请朱光潜回国任教。他一因不想中辍学业，二因对旧式婚姻不满，怕回国后，严厉的父亲要迫使他继续保持与陈氏的婚姻关系，于是复信给匡互生，婉谢了匡的邀请。
1927年，朱光潜写了一篇题为《悲剧的喜感》的论文，在爱丁堡大学的心理学研究班里宣读。心理学导师竺来佛博士对他的文章相当嘉许，劝他以此为基础进行深入的研究。于是他起念要写一部《悲剧心理学》作为博土论文，并随即在心理学系主任詹姆斯·屈列维博士和英国文学教授谷理尔生博士共同指导下，进行了一年的认真研究。
1927年这一年，他还开始写文章向国内读者介绍西方文艺批评家圣·佩韦·安诺德·克罗齐。他称克罗齐是西方公认的“美学大师”。
1928年，他在爱丁堡大学毕业，获文科硕士学位。1929年11月，转入了伦敦大学的文学院，选修英国文学专题及原始民族比较心理学等课程。这个学校的浅保斯教授讲莎士比亚，好搞繁琐考证和所谓“版本批评”。朱光潜深感厌烦，便把不去听这门课的许多时间花在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里。
在伦敦大学读书时，他还到隔一个海峡的法国巴黎大学注册，偶尔去听听课。这个大学的文学院长德拉库罗瓦教授讲的《艺术心理学》使朱光潜甚感兴趣。他由此受到启发，又产生了写一部《文艺心理学》的念头。为了补习法语，朱光潜又进了巴黎专门为留学生设置的法文班学习。同学中有胡愈之。
在法国时，朱光潜住在巴黎郊区玫瑰村一个裁缝家里。与他同住的，有诗人朱湘的好友彭之相。住在近邻的有李石岑、周太玄、萧石君、刘海粟、傅雷。当时，他与画家徐悲鸿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30年，朱光潜结合学习法文，翻译了法国柏地耶著的《愁斯丹与绮瑟》。同时写出了《变态心理学派别》。高觉敷为《变态心理学派别》写了序言。序言说，朱光潜虽算是文学和心理学的“跨党分子”，然而他在心理学上对国人的贡献实在超过一般像煞有介事的专门家。序言还指出，介绍弗洛伊德学说，介绍行为主义，评述完形派心理学，朱光潜都是第一个。
1931年11月，朱光潜为了好好地学一下对自己的专业极为重要的德语，又转到莱茵河畔的曾是德国大诗人歌德的母校的斯特拉斯堡大学学习。那个地方比较僻静，物价又比较便宜，而且德语与法语通用。这给朱光潜的学习带来了相当大的方便和乐趣。
他就在这个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夏尔·布朗达尔的指导下，用英文写成了《悲剧心理学——各种悲剧快感理论的批判研究》。这一年，他还写出了《文艺心理学》的初稿和其通俗本《谈美——给青年的第十三封信》的初搞。朱自清这一年在伦敦读了这两部书的初稿后，各给写了一篇序言。
1932年，朱光潜有两件大事。一是他到伦敦和奚今吾结婚。奚今吾，四川南充人。1907年10月4日生，比朱光潜小l0岁。其父亲与张澜有深交。奚今吾是朱光潜在上海吴淞中国公学执教时的中学部学生，当时在法国巴黎大学学数学。她对文学艺术十分爱好，法语水平甚高。两人异国相逢，志趣相投，遂由师生之情发展为恋情。
有一段时期，两人在晚饭后常不约而同地到巴黎大学图书馆门口碰面。利用图书馆开门前的片刻，互诉衷曲。直到图书馆开门，才一个奔文科资料室，一个奔理科资料室，各找各的资料。一对有情人终于在这一年结成伉俪。
奚今吾为了支持与协助朱光潜进行学术研究，曾拒绝中法大学的招聘。她迟于朱光潜两年回国。与朱光潜数十年休戚与共。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她一度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干过编辑工作。但更多的岁月与精力，则用于对朱光潜学术研究事业的支持与协助。中国美学的发展，有她一份贡献。
1932年，朱光潜的另一件大事是影响深远的《谈美——给青年的第十三封信》在开明书店出版。1933年初，朱光潜又有一件大事和喜事：他的《悲剧心理学——各种悲剧快感理论的批判研究》在斯特拉斯堡大学通过学位论文答辩，获得了这个学校授予的哲学博士学位，著作也由这个大学的出版社出版了。
这一年3月，他根据《变态心理学派别》的若干材料，以问题为中心，系统地介绍西方变态心理学的《变态心理学》一书，也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同年．他还完成了《诗论》的初稿。
也就在这一年夏天，朱光潜由法国马赛乘船经意大利回到祖国。
朱光潜从1925年到1933年，在英、法、德留学八年之久，得了一个硕士学位，一个博士学位，出版了多部著作，完成了两部书的初稿，还发表了许多单篇文章。其中好几部书都是影响深远的、奠立了他作为一个著名美学家的基础的重要美学论著。
后来，朱光潜回忆这一段历程，曾经坦率地说，从前他决没有梦想到他有一天会走到美学的路上，因为他前后在几个大学里做过14年的学生，学过许多不相干的功课，解剖过鲨鱼，制造过染色切片，读过建筑史，学过符号名学，用过熏烟鼓和电气反应表测验心理反应，可是从来没有上过一次美学课。
他原来的兴趣中心，第一是文学，其次是心理学，第三是哲学。只是因为欢喜文学，遂被迫研究批评的标准、艺术与人生、艺术与自然、内容与形式、语言与思想诸问题。只是因为欢喜心理学，遂被迫研究想象与情感的关系、创造与欣赏的心理活动以及趣味上的个别的差异。只是因为欢喜哲学，遂被迫研究康德、黑格尔和克罗齐等人讨论美学的著作。这样一来，美学就成了他所喜欢的几种学问的联络线索。于是他才走上了美学这条路。
其实，朱光潜留学欧洲的八年中，不仅游历了英国、法国和德国的许多地方，多次参观过卢浮宫，而且还游历了意大利、比利时和瑞士，饱览了这些国家的风景名胜与艺术遗迹。归国途中，他又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游历了佛罗伦萨、罗马、威尼斯等以艺术文物闻名于世的城市。还曾特地一个人跑到罗马的地下墓道去考察哥特式教堂和壁画的起源。
他这种对西方文化的广泛接触与吸收，也正是使他走上美学之路并获得巨大成就的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
1925年到1933年，中国发生过些什么大事，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呢?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逝世。国民党左派代表人物廖仲恺被暗杀。右派在得势。北洋军阀在宰割人民，在混战。帝国主义在侵略中国，在欺侮中国人民。北伐战争开始，蒋介石中途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对中国人民进行血腥统治。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在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工农红军从秋收起义到粉碎四次反革命“围剿”。
整个中国大陆是一个黑暗王国。但又有一线耀眼的、充满希望、必将带来一轮红日的清晨的光明。远在国外的朱光潜在那些年似乎过多地注意到了反动统治造成的黑暗，却又无意于参与对黑暗的实际斗争，而幻想遁入意象和艺术的理想境界。
他的译作《愁斯丹与绮瑟》，在内封的书名后面，以红色印了全书的最后一段话：“祝一切人在这个故事中寻求安慰，消除人世间的无常和不平、仇恨与苦恼以及爱情上的烦恼与隐痛。”这显然是在要人们以艺术中的理想界来慰藉现实界中的痛苦了。
他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谈读书，谈动，谈静，谈中学生与社会运动，谈十字街头，谈多元宇宙，谈升学与选课，谈作文，谈情与理，谈人生与我。
他希望青年把读书变成一种嗜好，寄托自己的心神，并从读书中寻出一种趣味以抵抗社会习俗的引诱。
他希望青年以动、以创造发展的方式，去顺从自然，舒畅生机，避免烦恼，享受快乐。
他希望青年心地不要太忙，空一点，灵一点，以便在仓皇扰乱之中，镇静雍容地应付事变。
他希望青年要如蔡元培所说的那样，“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他认为思想革命很重要，辛亥革命尚未成功，就因为思想革命没有成功。
他希望青年既要走出象牙塔，走上十字街头，但在十字街头又应时时回首瞻顾象牙塔。
他希望青年敢于背叛旧习俗，勇于追求真理，勇于殉道，但不要成为冒牌的学者和冒牌的社会运动家。
他希望青年能使他人享受幸福，从而彼此欣然同乐。
他希望青年不要因做学问而忘记生活；不要做专门的书呆子，而要先讲博大后求精深，先重根基再谈高远。
他希望青年写文章要力戒空疏俗滥，要写议论文就得胸中有议论。
他希望青年在生活中既要尊理智，又要重感情，不仅要有“问理的道德”，更要有“问心的道德”，以发自内在的仁爱之心去做一切好事。
他希望青年为求做好学问，做好事业，要摆脱一切妨碍做学问与干事业的物质引诱。
他希望青年不要去寻取轻而易举的成功，而要追求那种既是努力得来的，又表现着高尚理想与伟大人格的成功。
他希望青年顺着自然所给的本性去生活，不要因为世界不完美而苦恼，要知道世界不完美，人生才有希望，也才有奋斗成功而得到的快慰。
这十二封信，既告诉青年在当时不完美的世界中应如何做人做学问，又告诉青年应该如何去避免不良习俗的诱惑与内心的苦闷和烦恼。这对当时的青年，有如一阵阵警钟，又有如一帖帖清凉散。可以说，好几代青年都是在这十二封信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
无怪乎夏丐尊在为这十二封信的单行本写的序言中要说《一般》创刊以来，“最好的收获第一要算这十二封信”，因为朱光潜“那笃热的情感．温文的态度，丰富的学殖，无一不使和他接近的青年感服。”
关于如何处理入世与出世这样一个复杂的人生课题，朱光潜在《悼夏孟刚》这篇文章中提出了明确的看法。夏孟刚是朱光潜在吴淞中国公学教书时品学最好的学生．由于性情耿介，不屑与世浮沉，朋友中又缺乏知己，加上父亲与哥哥相继去世，他悲恸万分，觉得生无可恋，便自杀了。
朱光潜对这个学生的死深感痛惜，便于1926年5月18日在爱丁堡写了这一篇悼念文章，发表于立达学园的校刊。在这篇文章中，他从悼亡生发开去，谈了一个人应有的人生态度。他认为最好的人生态度是以不计荣辱得失的“出世的精神”去做有益于社会的“入世的事业”。
《谈美》是根据他于1930年开始写而到1936年才出版的《文艺心理学》的基本观点和资料，避开了引经据典掉书袋，而采用了明白晓畅的，像随便谈天一样的文字写成的。诚如为这本小册子作序的朱自清所说：“它自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有些处是那部大书所不详的，有些是那里面所没有的——‘人生艺术化’一章是著名的例子，这是孟实先生自己最重要的理论。”
他这一章的根本观点是，人生本是一种广义的艺术，而每一个人的一生是否能成为一个艺术作品，则要看他一生的言行是不是善的和美的，以及这种善和美是不是真的，是不是一种未加矫饰的本色。
朱光潜以1927年所写的《悲剧的喜感》为基础扩写而成、作为博士论文，并在1933年出版的《悲剧心理学》(英文版)，与《谈美》一样，说明了在朱光潜心灵深处植根的，是尼采所讲的那种投入人生的酒神精神与旁观人生的日神精神。朱光潜所做的是把这两种精神统一了起来，形成自己的人生观，这个人生观就是他用一句话所概括的“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
朱光潜认为悲剧是这样一种东西：它始终渗透着深刻的命运感，然而从不畏缩和颓丧；它赞扬艰苦的努力和英勇的抵抗；它恰恰是在描绘人的渺小无力的同时，表现人的伟大和崇高。悲剧毫无疑问带有悲观和忧郁的色彩，然而它又以深刻的真理、壮丽的诗情和英雄的格调使我们深受鼓舞。它从刺丛之中为我们摘取美丽的玫瑰。
朱光潜当时写的文章和书，深入浅出，生动活泼，受到一些青年知识分子的欢迎。但是，朱光潜当时那种不甚积极的人生态度和学术观点也受到了一些进步文化人的批评。如鲁迅对他在《说“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一文中以“静穆”为诗人最高理想及其对陶渊明的评价，就曾表示不满。鲁迅在《“题未定”草》(七)中说过：“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都是静穆’，所以他伟大。现在之所以往往被尊为‘静穆’，是因为他被选文家和摘句家所缩小、凌迟了。”
在北平
交过博士论文，得到博士学位，1933年7月，朱光潜回国了。
他由法国马赛乘船经意大利到上海，然后转赴北平。既是同乡又是好友、当时在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工作的徐中舒，把他介绍给当时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的胡适，并把他在 1931年就开始写作的《诗论》的初稿交给胡适，让胡适了解他的水平。胡适看了这部初稿之后，立即聘请他担任文学院西语系教授，讲授“西方名著选读”及“西方文学批评史”等课程。
这一年，他的父亲朱子香去世了。
这一年，他的《变态心理学》在商务印书馆出版。
1934年，他开始担任北京大学文学院英文系主任。同时，应好友朱自清的邀请，在清华大学国文研究班讲授“文艺心理学”，并结合讲课，修改1931年就已写出的《文艺心理学》初稿。他还应聘在辅仁大学、北京女子文理学院等处兼教英文。他所到之处，都很受学生欢迎。
当时在清华大学听过朱光潜讲“文艺心理学”的季羡林，曾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这一门课非同凡响，是我最满意的一门课。比那些英、美、法、德等国来的外籍教授所开的课好到不能比的程度。朱先生不是那种口若悬河的人，他的口才并不好，讲一口带安徽味的蓝青官话，听起来并不‘美’。看来他不是一个演说家。他讲课从来不看学生，两只眼向上翻，看的好像是天花板上或者窗户上的某一块地方。然而却没有废话，每一句话都清清楚楚。他介绍西方各国流行的文艺理论，有时候举一些中国旧诗词做例子，并不牵强附会，我们一听就懂。对那些古里古怪的理论，他确实能讲出一个道理来。我听起来津津有味。我觉得，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一个在学术上诚实的人。他不哗众取宠，他不用连自己都不懂的洋玩意儿去欺骗、吓唬年轻的中国学生。因此，在开课以后不久，我就爱上了这门课。每周盼望上课，成为我的乐趣了。”
季羡林还说，朱光潜“老老实实，本本分分，自己认识到什么程度，就讲到什么程度。一步一个脚印，无形中影响了学生。”
这一年，朱光潜加入了胡适为主席的哲学学会。
也从这一年开始，朱光潜担任了新创刊的《太白》杂志的特约撰稿人。
1935年，朱光潜开始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讲《诗论》，结合讲课，修改《诗论》初稿。并应徐悲鸿的邀请，到北平艺术研究院讲“文艺心理学”。同时，在家中举办以研究新诗格律问题为目的的诗歌朗诵会，每月一至二次。经常参加的有梁宗岱、冯至、卞之琳、朱自清、俞平伯，孙大雨、罗念生、周作人、叶公超、沈从文、徐芳、废名、李健吾、林庚、曹葆华、冰心、林徽音、凌叔华、周煦良、何其芳，以及当时在北平的英国诗人尤连·伯罗和阿立通。
1936年，朱光潜与胡适、顾颉刚等人组织了“中国民谣学会”，定期朗诵新民歌，用新乐器演奏民间小曲。
这一年，朱光潜还应《大公报》之聘，担任了这个报纸的文艺奖金评判委员会委员。其他委员有杨振声、朱自清、叶圣陶、巴金、靳以、李健吾、林徽音、沈从文、凌叔华。
这一年的4月，良友图书公司出版了他的《孟实文钞》。7月，开明书店出版了他的《文艺心理学》。《孟实文钞》收进了他留学时和回国后写作与发表的文学、美学论文共15篇。《文艺心理学》用了朱自清于1932年在伦敦为他写的序言，但这部书的定稿已和朱自清在伦敦时所看到的初稿不一样了。论分量已超过初稿三分之一，而且有五章是新添的。在这新添的五章中，显示出了他的见解比过去有了一个很重要的变化。
从前，他受康德到克罗齐一线相传的形式派美学的束缚，认为美感经验纯粹是形象的直觉，跟抽象的思考、联想、道德观念等毫不相干。现在则认为人生是一个有机体，科学的、伦理的和美感的种种活动，在理论上可以分开，在实际上是分不开的。因此，克罗齐派形式美学所根据的机械观和抽象的分析法是须要反对的。
他还认为，文艺的把现实人生化为理想人生的这种社会功能应该重视，但文艺只有在艺术上成功，才能达到政治上宣传教育的目的，有助于实现政治方面与道德方面的目标。《文艺心理学》这一改定本丰富与发展了《文艺心理学》初稿和他的《谈美》那本小册子中的观点。
这一年的夏天，朱光潜曾去日本东京、奈良等地游历了1个月，看望了当时在日本东京工业大学留学的大弟朱光澄。同时访问了留英同学、日本盲人作家岩桥武夫。并认识了朱光澄的朋友胡风。
这一年秋天，他参与了《文学杂志》的筹办。当时，文坛上正逢“京派”与“海派”在对垒。京派大半是在北平工作的文艺界上层知识分子。海派则是左联方面的人。朱光潜是被胡适聘到北大教书的，自然就成了以胡适为首的京派人物。京派在“新月”时期最兴盛。自从诗人徐志摩死于飞机失事之后，就日渐衰落了。胡适和杨振声等人想使京派振兴起来，就组织了一个编委会，筹办《文学杂志》。
据朱光潜自己回忆，编委共八人，除了他还有杨振声、沈从文、周作人、俞平伯、朱自清、林徽音等。但据常风回忆，编委共九人，其中无俞平伯，而还有叶公超、废名和凌叔华。编委会推举了朱光潜当主编。朱光潜在其自传中说，之所以推他当主编，是因为大家认为朱光潜初出茅庐，不太为人们所注目，从而不易成为人家攻击的靶子。这份杂志经由胡适与王云五接洽，决定交商务印书馆出版。
1937年5月，《文学杂志》创刊。作为主编，朱光潜在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篇“发刊词”，题为《我对<文学杂志》的希望》。他说，在任何时代，文艺多少都要反映作者对于人生的态度，每种文艺观都必然同时是一种人生观。他主张让许多不同的学派思想同时酝酿、骚动、生展，互相观摩，互相启发，互相匡正。这篇发刊词后来收入了《我与文学及其他》，并改题为《理想的文艺刊物》。
正是根据朱光潜的愿望和主张，《文学杂志》虽是“京派”刊物，但发表的的确不限于“京派”的文章。有不同程度左派色彩的作者们，如闻一多、冯至、李广田、何其芳、卞之琳等，也经常在这个刊物上发表文章。
这份杂志当时很畅销。据朱光潜回忆，它只出了两期就因抗日战争爆发而停刊了。而据姜德明回忆，实际上共出版了4期。
在北平这几年，朱光潜曾多次对“大学授课的机械化”发起冲击。他提倡“因材施教”、“自由研究”等。并曾写了一篇论文发表于《国闻周报》第13卷第43期。
在抗战的后方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朱光潜应新任四川大学代理校长张颐之约，到四川大学担任文学院长兼英文系主任。他8月中旬离开北平，绕道天津、烟台、济南、南京，到8月下旬才抵达四川大学所在的成都。
在成都，朱光潜和应他之邀也去了四川大学教书的卞之琳等人，深感当地抗战气氛和新文化气氛都非常淡薄，内心十分苦闷，于是在1938年3月，约同川大同事谢文炳、罗念生、何其芳、方敬等，合力筹办了一个名为《工作》的半月刊，以宣传抗日战争、支持社会正义、揭露大后方阴暗、抨击时政弊端为宗旨。
刊物由卞之琳担任主编，由何其芳为撰稿的主力。并曾邀请左翼作家周文，沙汀为刊物撰稿。朱光潜自己曾热心地为这个刊物撰写了《露宿》和《花会》两篇散文，署名孟实。《露宿》是他从沦陷的北平到沦陷的天津流亡历险的纪实之作。《花会》则是写成都著名的花会的盛况。
《工作》出了8期就停刊了，主要原因是刊物的主编卞之琳和主要撰稿人何其芳及沙汀夫妇都去了延安。
朱光潜在成都接触了何其芳、卞之琳这些左翼作家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又读了几本介绍延安情况的书之后，不仅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家抗敌协会，担任了协会理事和成都分会筹备员，而且产生了到延安去的念头。
1938年的12月，国民党的以陈立夫、陈果夫为首的CC派，想撤掉四川大学代理校长张颐的职务而任命CC派的“四大金刚”之一的程天放来当校长。朱光潜对此十分气愤，联合一些教授先致电重庆行辕主任张群，提出抗议。接着致电教育部，要求收回委派程天放取代张颐当川大校长的成命。电文就是朱光潜起草的。
1939年1月初，朱光潜因程天放终于来到了四川大学当校长，乃坚决拒绝留校任教。国民党利用朱光潜留欧的同学好友劝说，又通过现代评论派王星拱和陈西滢等几位朱光潜的朋友施加影响，朱光潜结果是应邀到了王星拱当校长的、当时迁在四川嘉定乐山的武汉大学任外文系教授。
朱光潜在1938年夏秋之交写给何其芳、卞之琳表示想去延安的信，据卞之琳回忆，是寄由周扬转的。由于卞与何当时各在前方与敌后，行踪不定，无法联系，周扬见是朱光潜寄自成都的信，就于1938年12月给朱光潜写了一封回信，邀请他去延安访问。
这封信直到1939年1月15日才由周文带给朱光潜。朱光潜读了周扬的信，又兴奋，又懊丧，即于1月20日写了一封回信给周扬，说明了自己向往延安的心情和眼下的处境及未来的希望。
信中说：“你的十二月二十九日的信到本月十五日才由成都转到这里。假如它早到一个月，此刻我也许不在嘉定而到了延安和你们在一块了。”他说：“教育部于去年十二月中发表程天放做川大校长，我素来不高兴和政客们在一起，尤其厌恶与程氏那个小组织的政客在一起。他到了校，我就离开了成都。”
“本来我就有意思丢开学校行政职务，一则因为那种事太无聊，终日开会、签杂货单、吃应酬饭，什么事也做不出；二则因为我这一两年来思想经过很大的改变，觉得社会和个人都须经过一番彻底的改革。延安回来的朋友，我见过几位，关于叙述延安事业的书籍也见过几种，觉得那里还有一线生机。从去年秋天起，我就起了到延安的念头，所以写信给之琳、其芳说明这个意思。我预料到十一月底可以得到回信，不料等了一天又是一天，渺无音息。我以为之琳和其芳也许觉得我去那里无用。所以离开川大后又应武大之约到嘉定教书。”
他说：“你的信到了，你可想象到我的兴奋，但是也可想象到我的懊丧。既然答应朋友们在这里帮忙，半途自然不好丢着走。同时，你知道我已是年过四十的人，暮气，已往那一套教育和习惯经验，以及家庭和朋友的关系，都像一层又一层的重累压到肩上来，压得叫人不很容易翻身。你如果也已过了中年，一定会了解我这种苦闷。我的朋友中间有这种苦闷而要挣扎翻身的人还有不少。这是目前知识阶级中一个颇严重的问题。”
信中最后说：“无论如何，我总要找一个机会到延安来看看，希望今年暑假中可以成行。行前当再奉闻。谢谢你招邀的厚意。我对你们的工作十分同情，你大概能明了。将来有晤见的机会，再详谈一切。”
但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朱光潜不但这一年的暑假未能去延安，而且直到全国解放，他也始终未能一饮延河水。朱光潜这一段解放前的本可引以为荣的经历，他在解放后一直没向人们提起。挨批挨斗的时候，也从未以此作为一面躲闪一下刀箭的盾牌。只是到了1982年10月 18日下午，北京大学举行朱光潜任教60周年庆祝会时，周扬将朱光潜写给他的原信的复印件赠给朱光潜，并派人持原件到会上宣读，又于1982年11月29日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人们这才得以了解。
朱光潜在武汉大学外文系，先后讲授“高级英文写作”、“十九世纪专家研究”、“诗论”等课。结合讲“诗论”，继续修改《诗论》初稿。
1940年8月，朱光潜在《读书通讯》上发表了《谈美感教育》，希望人们不要随波逐浪，同流合污，颓丧与堕落。
1943年，朱光潜的《诗论》由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出版。这是他早于1931年在国外留学时就已开始写作，以后经过反复修改的一部书。这部《诗论》用西方的诗歌理论来解析中国的古典诗歌，又用中国的古典诗歌理论来印证西方的诗歌理论。他在1984年4月为《诗论》重版本所写的后记中曾表示，在他过去的著作中，这是一部用功较多，比较有点独到见解的书。
这本书使人们得以知道，朱光潜在当时怀有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和要探索与追求一种什么样的人生。朱光潜认为，诗作为一种艺术，是在人世相之上，也即在现实生活之上另建一个宇宙，使作者和读者在这个小天地中得到一种独立自足之乐，从而使生活中的一切憎爱悲喜都烟消云散。他显然是既不满于国民党统治的黑暗，又觉无力改造现实，因而更多地想从不艺术的令人烦恼的人生大天地缩进艺术的令人愉快的人生小天地，从艺术中获得生活中得不到的慰安。《诗论》还针对胡适所说的“做诗如说话”提出截然不同的意见，认为“做诗决不如说话”，做如同说话的诗，只能是打油诗。
这一部包括十章的《诗论》，在1944年获得了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发的1943年度学术二等奖。1943年5月，朱光潜把1940年至1942年陆续发表的有关人生修养的一些文章辑成《谈修养》一书，由重庆中周出版社出版。朱光潜在《谈修养》一书的自序中谈到十年前发表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说那是一本不成熟的处女作，不能表现他成年的面目，而且掩盖了后来他所比较用心写成的作品。收在《谈修养》一书的文章，就有关青年修养的许多实际问题谈来谈去，主题是做人的根本道理，而且常常现身说法。
他说他大体上欢喜冷静、沉着、稳重、刚毅，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尊崇理性和意志，却也不菲薄情感和想象。
《谈修养》，22篇文章，干言万语，归总只是慨叹现实人生的未能艺术化，希望青年们共同努力，促使现实人生艺术化。如若不能，则退而求其次，希望青年们以美感活动去创造一个合理慰情的非现实的艺术化人生，保住每一个个人不致于颓废与堕落。
同年10月，《我与文学及其它》在上海开明书店出版。这是曾于1936年4月由良友图书公司出版的《孟实文钞》的增订本。增订时抽去了《小泉八云》等三篇，补入了《从我怎样学国文谈起》等两篇。
1945年，朱光潜将写于抗战最后几年、曾在几个不同刊物上发表过的十几篇谈文学的文章辑成了一本《谈文学》，在重庆正中书局出版。1946年5月，又由开明书店印行。他在这本书的序言中说，这里面谈的主要是他学习文艺的甘苦之言。这本书相当充分地说明那时的朱光潜期望以一种写实与想象相结合、人格与风格、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有高尚纯正趣味的，从稳境进入化境的、对读者持一种平等态度的文艺，去尽可能实现他的人生艺术化的企求。
朱光潜在晚年所写的《谈美书简》中说，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心情沉闷，曾在老友熊十力的影响之下，读过不少佛典，认真钻研过“新唯识论”。可能就因此使得他在抗战期间所写的一些文章中，不免反映了一些他当时的比较消极灰暗的情思，给他的人生艺术化的追求蒙上了一些阴影。
1945年8月l5日，日本裕仁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结束。紧接着，国共两党开始谈判，眼看国内和平建设有望，民主有望，举国欢欣，朱光潜亦兴奋不已。
1946年1月，朱家骅担任部长的国民政府教育部任命朱光潜为国立安徽大学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朱光潜辞不接受，未到职。
1946年3月，国民党撕毁了政协协议。6月，发动全面内战。朱光潜和全国人民一样，又陷入失望与痛苦之中，而其政治态度则日益趋于进步。
重返北平到迎接解放
1946年10月，北京大学从西南迁回北平，胡适担任校长。朱光潜任西语系主任，并讲授翻译课和英诗选读课，同时埋头于克罗齐美学的进一步研究。
据他当时的学生杨文斗回忆，那时朱光潜精神矍铄。上课时，声音不算洪亮，但底气很足。教学认真，效果很好。而且态度和蔼可亲，没有半点名教授、名专家的架子。因此，同学们都喜欢听他的课，乐于亲近他。
对内战深深忧虑的朱光潜非常关心时局。据他的学生张高峰回忆，朱光潜当时每次见到张高峰，必询问战事，并哀叹人民之不幸，痛斥国民党政治之腐败与黑暗。
12月，朱光潜与沈从文等主编的《现代文录》第一集由北平新文化出版社出版。
12月24日晚上，北京大学预科学生沈崇被美兵强奸。北大进步教师袁翰青起草了一份准备送交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北京大学教授联名致司徒大使抗议书》，发起签名运动。
12月30日，袁翰青到中老胡同朱光潜的寓所，请朱在此抗议书上签名。朱光潜立即签上自己的名字，并情绪激昂地讲了许多愤慨的话，对国民党政权深表不满。
1947年，朱光潜与冯友兰等一道参加了以胡适为中心的独立时论社，任该社刊物《独立时论》编委。5月，《独立时论》第一集出版。同时朱光潜发起组织了一个以研究外语教学为宗旨的西方语文学会，任第一届主席。又与杨振声、沈从文、冯至等筹备《文学杂志》复刊，并继续担任该刊主编。6月，定为二卷一期的《文学杂志》复刊号由北平商务印书馆出版。复刊后的《文学杂志》第二卷出了12期，到1948年5月止。第三卷出了6期，到1948年11月止。复刊号上有一篇朱光潜写的“卷头语”。他说，文学只有好坏之别，没有新旧左右之别。这实际上是打着他一贯主张的兼容并包的旗号，企图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眼皮下，发表一些揭露国民党反动派黑暗统治的作品。果然，在复刊的《文学杂志》里，发表了揭露现实阴暗面、富有政治色彩的诗文和小说，如徐盈的报告文学和穆旦的诗《饥饿的中国》等。
1947年8月，北京大学文学院长汤用彤休假出国讲学，朱光潜出任代理文学院长，直到 1948年7月。
1947年9月，朱光潜被列名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
1947年这一年，朱光潜所翻译的克罗齐《美学原理》在重庆正中书局出版。在完成译稿的同时写出的《克罗齐哲学述评》则出版于1948年。《克罗齐哲学述评》共分七章，还有一篇序言。
此书最后一章提出了对于克罗齐哲学的十大疑难，也可说是对于整个唯心派哲学的批评。朱光潜这本书对于克罗齐批评比过去全面、系统、深入得多了。他批评了主观唯心主义纳物于心的企图，肯定了物的存在未可抹煞，主张心物二元统一论。
这正是他从主张美在主客观统一直到后来的赞成马克思主义的自然人化，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自然中有人，人中有自然的观点的一个深层的思想根子。
时代在前进，朱光潜也正在循着自己的思路，按自己的方式，悄悄地向前迈进。
1947年，朱光潜还发表了《看戏与演戏》等文章。《看戏与演戏》一文，反映了朱光潜当时一种极其复杂的心情。他认为，世界就是一个戏台，人生就是一部戏剧。人，有生来会演戏的，有生来会看戏的。也有人能够既看戏又演戏。他说他自己基本上想当看戏的人，但他却佩服演戏的人，认为演戏的人往往高于看戏的人。他说他看了开会游行之后，就深深感激那些扛旗子的人们。
1947年7月，正是全国学生“反饥饿、反内战”的运动风起云涌、如火如荼之时，作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的朱光潜，不仅想以看戏的人自居，而且竟然表示感激扛旗子开会游行的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篇文章发表之前，他实际上已参加进扛旗子开会游行的学生们的斗争行列。
1948年1月，朱光潜开始担任《周论》编委，又担任《生活与知识》撰稿委员。
这一年3月，《诗论》增订本由重庆正中书局出版。其中增加了《中国诗何以走上律的路》上下两篇和一篇《陶渊明》。《中国诗何以走上律的路》显示了他在中国古典诗歌遗产方面的造诣和功力，而《陶渊明》这一篇则主要反映了他当时的一种人生观。不妨说，他是借谈陶渊明来谈自己的。他认为中国历代诗人，能和陶渊明比一比的，只有屈原和杜甫。屈原比陶更沉郁，杜甫比陶更加阔大和富于变化，但却都没有陶那么醇，那么炼。陶渊明有如秋潭月影，彻底澄莹，和谐静穆，自然本色，天衣无缝。陶的诗是平、淡、枯、质与奇、美、腴，绮的统一，一如他的性格是冲和平淡与刚毅果敢的统一，对于世俗的高超胸襟与对于人民的深广同情的统一，最深厚的修养与最率真的表现的统一。
1948年6月，朱光潜也再一次显示了他对人民的深广同情和性格上刚毅果敢的一面，他与北平各院校教授共104人联名发表宣言，抗议国民党军队轰炸开封。
1948年这一年，拒绝接受美国救济面粉的进步教授朱自清逝世。朱光潜为这个在白马湖中学教书时就与之建立了莫逆之交的老友写了一篇题为《敬悼朱佩弦先生》的文章，发表在他所主编的《文学杂志》10月号，即悼念朱自清的特辑中。文章谈到，当年白马湖的一批朋友，虽然都各各略有建树，但离当初所悬的理想却还很远，而世界前途越发迷茫混沌，大家都莫可如何，使得生者和死者都一样地感到沉重。
那时，有些青年学生面对黎明前的黑暗，比较悲观消沉，朱光潜于1949年1月，在《中学生》第207期发表了一篇题为《我要向青年说的》文章，劝导青年学生振作起来，用冷静的客观的缜密的头脑去寻求问题的答案，去征服一切困难，把世界变得较合理想。他说，这正是现代青年的责任。
1948年12月初，北平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包围。国民党当局一面散布“隔江而治”的言论蛊惑人心，一面将东单广场辟为临时飞机场，拉拢知名人士从城里直接乘坐南京派去的飞机飞往南方。国民党拟定的知名人士名单中，胡适居首位，朱光潜名列第三。早与中共地下组织有联系的北京大学化学系进步教授袁翰青，接受中共地下工作人员仓孝和(当时公开身份是北平灯市口育英中学化学教师)的委托，劝请他所熟悉的“文化人”留在北平迎接解放。经袁翰青分别做思想工作劝留的，有北大中文系主任杨振声、北大训导处主任贺麟、北大教务长郑华炽、北大理学院院长饶毓泰以及当时任北大文学院代理院长的朱光潜。
朱光潜在北平被解放军包围之后，思想斗争很激烈，正希望有一个合适的人来谈谈心。袁翰青去到朱光潜家，从胡适已乘坐国民党政府派去北平的飞机南下这件事谈起，试探朱光潜的反应，朱光潜沉默了好一会之后，表示自己想做点学问，一到南方就将什么也做不成了。又说他的孩子都还小，最小的一个还有残疾。
袁翰青看到朱光潜很留恋北平，就乘势语重心长地说：“为了自己，为了孩子，为了国家，你都应当留在北平不要走。”朱光潜更进一步表示：“跟国民党走没有出路，只会一起灭亡的。”但他想到自己的经历比较复杂，又不免担忧害怕。袁翰青说：“共产党讲实事求是，你是一个学者，共产党来了，对知识分子会很重视的。希望朱先生不要有任何顾虑。”
快到吃午饭的时候，袁翰青起身告辞，朱光潜紧拉住不放，一定要留他吃午饭。朱光潜夫人奚今吾亲自下厨房料理，烹调了几味好菜。他们一边喝酒，一面交谈，一直谈到下午两点钟。朱光潜向袁翰青谈到抗战期间失去了一次去延安的机会，成了终身的遗憾，抚今思昔，感慨万千。两人话别前，朱光潜向袁翰青再次明确表示：留在北平，与广大人民一道迎接解放。
当时，曾是朱光潜的学生的张高峰，听说国民党派飞机要接朱光潜南下，也曾跑去看他，他明白张高峰的来意，主动告诉张高峰说：“我不走，我为什么要走呢?”
北平解放后，朱光潜曾兴奋地说：“我像离家的孤儿回到了母亲的怀抱，恢复了青春。”
从思想改造到美学大辩论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
北平解放后，朱光潜继续留在北京大学。
这一年的11月27日，他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自我检讨》，里面谈到，他已开始读《共产党宣言》、《联共(布)党史》、毛泽东的著作以及关于唯物论辩证法的书籍，在努力了解共产主义所根据的哲学，苏联革命奋斗的经过，以及毛泽 东的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政策。
为求对马列主义以及马列主义的文艺理论有更深入的了解，他还开始翻译一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美国哈拉普所著的《艺术的社会根源》。此译著在1950年经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朱光潜为这部译作写了一篇译后记和两则补记。
由于出版时正值抗美援朝高潮，朱光潜在第二则补记中特地表示，愿特别推荐本书第10章后部分和第11章后部分，因为“这些部分对文艺在美国受商业化和法西斯化以至于堕落的情形，给了一个简明扼要的描绘”。从朱光潜的翻译这本书以及所写的译后记和两则补记看，朱光潜接受马克思主义，拥护中国共产党和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紧跟时代步伐，都是很真诚的。
1950年1月，朱光潜在《文艺报》1卷8期上发表了他在解放后所写的第一篇美学文章，《关于美感问题》。这篇文章是对蔡仪与丁进两人批评他的《谈美》与《文艺心理学》的一个答复。文章是应《文艺报》编辑部的约请写的。
他首先承认在留学期间写这两本书时，没有机会读马列主义的美学著作，因此现在从马列主义的观点看来，有许多地方是错误的或者过偏的。但他认为，一切学说思想都有它的历史环境的背景，墨守成规或执今责古，都未免缺乏历史发展的认识和批判的精神。他认为，在无产阶级革命的今天，传统的学术思想未必都应全盘打入九层地狱。比如“移情说”和“距离说”就似可经过批判而融汇于新美学。
他表示，他愿意在对马列主义多加学习之后，再对美学作一点批判融贯的工作。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他的政治命运实际上还在不可测之中，他也还才开始学习马列主义，但是他有理就敢讲理，而且还有点锋芒，有点棱角。态度是坦诚的，是光明磊落的。
1950年底至1951年年初，他参加了中共中央统战部组织的西北土改参观团，赴陕西省长安县参观考察。在那里，他和干部、农民在一起，亲身体验了翻天覆地的大变革，上了一堂生动的阶级斗争的大课。他曾感慨地说：“20年来，我的活动只限于学校的狭窄圈子，把自己养成一个‘井底蛙’，这次亲眼看到了土地改革这个翻天覆地的大变革，算是从井底跳出，看见一次大世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参观土地改革使人认识了新中国的伟大，因而对它的光明的前途起了极坚定的信心。”
1951年10月，朱光潜在北京大学参加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运动中，他受到了多次批判。这使他思想上产生激烈震荡，促使他开始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为了研读俄文版的马列著作，他还开始认真学习俄语。这一年l0月，他被任命为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翻译组顾问，在去翻译组上班时，他经常带一本列宁著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的俄文本，一有空就阅读。他向人说，这样就既学了俄语，又学了列宁的经典著作。
1954年4月，他的译作《柏拉图文艺对话录》由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出版。朱光潜为这本译著写了一个《译后记》，介绍了柏拉图的生平与美学思想，并作了一分为二的分析。他说，柏拉图的哲学与美学思想中究竟还有什么值得学习的，实在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1956年，朱光潜在他年届60岁时，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从此时直到“文化大革命”前，他一直风雨无阻地积极参加民盟中央学习组在北京大学的第四组的政治学习。在学习会上，他总是坦率发言，在思想上与大家赤诚相见。
这一年，他又参加了全国文联组织的西北参观团，去西安、延安、兰州、玉门等地参观访问。在参观访问过程中，他目睹新中国的巨大进步，真诚地表示：拿新中国和旧中国对比，“心悦诚服地认识到社会主义是中国所能走的唯一道路。”
这一年的6月，作为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人们对于他的批判的回答，也作为他自己对自己的历史与学术思想认真反思的结论，他在《文艺报》第12期发表了《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认真剖析了自己早年文艺思想的形成过程及其内容与影响，诚恳地对自己所认识到的错误观点作了自我批判。他表示，他有责任在今天对自己美学思想中的反动方面进行诚恳的批判。关于美学方面，他则又得到了蔡仪等的善意的批评。加上近年来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论进行了初步学习，他自信基本上已经从主观唯心主义思想的泥淖中拔了出来。至于美学上一些个别问题，他至今还认识模糊的，则愿意继续探讨。
应该说，朱光潜的检讨与自我批判是真诚的。他的确认为拿马克思列宁主义来衡量，他的学术观点是有许多根本性的错误；而且的确希望也的确相信中国共产党一定能领导全国人民创建一个非常美好的使人生真实地艺术化的新中国，以代替他过去或用“移情”的办法把现实加以理想化而成的人生艺术化，或用拉开距离的办法以文艺来描绘一个避风息凉的世界而搞的人生艺术化。
不过，对于某些美学问题，他则或者在一定程度上坚持自己原来的观点，或者表示自己还得进一步探讨，而并不勉强自己去接受人们的全部批评，显示了一个忠于真理、忠于科学的学者的严谨态度。
与此同时，《人民日报》、《文艺报》、《哲学研究》等报刊，先后发表了贺瞵、黄药眠、王子野，蔡仪等人的文章，对朱光潜在解放前的美学思想进行了批评。
这一年12月，作为对蔡仪对他的批判的回答，也为了尝试着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来批评蔡仪的一些在他看来并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美学观点，以求进一步把一些美学的根本问题搞清楚，他在12月25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美学怎样才能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评蔡仪同志的美学观点》一文。朱光潜承认蔡仪是企图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映论作为美学的基础，走唯物的路向。但是，他认为蔡仪只抓住了“存在决定意识”这一点，而没有足够重视意识也可以影响存在，没有足够地估计世界观、阶级意识等对于审美与艺术创作的作用，虽然谨守了唯物的路向，却不是辩证的。他在这篇文章的结尾，谈到他这篇文章的积极意义还不在于对于蔡仪的批评，而在于自己对建立新的美学观点作一初步尝试。
1957年，朱光潜被定为国家一级教授。
这一年3月，他被补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委员会委员(后来历任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六届全国政协常委)。还被选为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
1957年4月，朱光潜在《文艺报》第7期上发表了《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一些体会》。他拿毛泽东的文艺思想衡量自己的文艺思想，认为自己过去对文艺的一些看法是该遭到彻底的否定。他真诚地表示，他的病根在于所站的不是人民大众的立场，脱离了群众和现实生活。治病的办法实在应该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生活，以改变思想感情，改变阶级立场。
1956年拉开序幕、1957年正式开始的美学大辩论一直延续到1964年。时间之长，参加人数及所发表的文章之多都前所未有。在美学大辩论开始之前，胡乔木、邓拓、周扬、邵荃麟曾分别向朱光潜打招呼，告诉他，这次讨论是为了澄清思想，不是要整人。因此，朱光潜积极和愉快地投入了这场论争。
他在1956年发表的检讨自己过去的文艺思想的文章和评论蔡仪的美学思想的文章，以及1957年4月发表的谈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体会的文章，大概都可算是美学大辩论的序幕的组成部分。而接着写的有关文章，那就是对这场美学大辩论的正式参与了。他在辩论中，既不隐瞒与回避自己过去的被别人认为错误而自己也确认为错误的美学观点，也不轻易地接受自己认为并不正确的别人对他的批判。
这一场大辩论，大大提高了青年们学习与研究美学的兴趣与热情，也使朱光潜日益认真地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深入的钻研。有一位他当时的论敌后来的好友看到他在写的文章中表示决心学习好马列主义时，曾公开声言，朱某某不配学习马列主义。这就更加激发了朱光潜的自尊心。他在内心里答复道：“我就学给你看看。”
于是更加发愤地开始了他的新的美学研究的行程。他以在解放后刻苦学会了的俄文，认真阅读了几本精选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看不懂的地方，就对照四种文字的版本去探讨原文精义。对中译本的错误或欠妥之处，则作了笔记，提出了校改意见。
他也由此逐渐看到我国美学研究的落后状况以及参加美学论争的人往往并没有真正弄通马克思主义。不少参加美学论争的人对许多与美学密切相关的科学，如哲学史、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等也显得缺乏常识。他由此感到资料的缺乏实在不利于学术研究与学术讨论的深入，于是，他又立志要多做一点翻译重要资料的工作。
1957年这一年，朱光潜参加美学大辩论的重头文章是8月发表于《哲学研究》第4期的一篇《论美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这篇文章摆出了别人的观点和自己的观点，进行了详尽的剖析与探讨。
1958年1月，朱光潜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美就是美的观念吗?》，用以批评吕荧的美学观点；一篇是：《美必然是意识形态性的》，用以批评洪毅然与李泽厚的美学观点。朱光潜的这两篇文章、特别是后一篇文章发表之后，招来了许多篇反驳、商榷、质疑的文章。他拣了洪毅然一篇也反映了其他几篇文章的基本观点的“再商榷”，来了个“再答洪毅然先生”。文章的正题是《“见物不见人”的美学》，发表于这一年4月的《新建设》第4期。
1960年4月到6月，朱光潜与蔡仪的美学观点的论争来了一次短兵相接。先是蔡仪在《新建设》4月号上发表了一篇《朱光潜先生旧观点的新说明》，指出朱光潜既然还是认为美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就仍是坚持美在心与物的关系上，因此就还是在坚持主观唯心论。朱光潜很快在6月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美学的新观点不能是“主观与客观相分裂”的观点——答蔡仪同志》，说明自己虽然坚持美不单纯在物这一种看法，但由于现在和过去研究美学的基本出发点已经不同，因而在具体内容上实有本质的不同。他还谈到，毛泽东的《实践论》就曾表示要反对“主观和客观相分裂”。
1961年3月，朱光潜针对姚文元在1958年5月3日发表于《文汇报》的《照相馆里出美学》和1961年1月17日发表于《文汇报》的《论生活中的美与丑》这两篇文章，发表了题为《从姚文元的美学观点谈到美学中理论与现实的结合》的文章，批判了姚文元把现实和概念或理论对立起来，又把现实和文学艺术对立起来的观点。
1963年和1964年，朱光潜和周谷城之间有一次论争。先是朱光潜在1963年l0月发表了一篇《表现主义与反映论两种艺术观的基本分歧》，批评周谷城的文艺是“使情成体”的观点，同时也检讨了自己过去所持的类似的观点。1964年2月，周谷城写了一篇《评朱光潜的艺术论评》，对朱进行了反批评。朱光潜则写了一篇《读周谷城<评朱光潜艺术论评)书后》，坚持原来的看法，认为周谷城的“无差别境界”是不符合毛泽东《矛盾论》的观点的；其“使情成体”说则的确是表现主义的。
在这一场从1956年拉开序幕到1964年告一段落的美学大辩论中，朱光潜通过与对手的讨论、切磋，通过自己的深入思考，通过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认真钻研，使自己的美学观点有了一个演进与发展。
这一场美学大辩论的中心问题是美的本质问题，特别是美究竟在哪里这样一个问题。
他的论敌说他的唯心主义美学观点实际上并未改变，他说，他已接受了存在决定意识这个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这就已从根本上推翻了他过去的直觉创造形象的主观唯心主义。他已接受了艺术是社会意识和艺术是生产劳动这两个马克思关于文艺的基本原则，这就已从根本上推翻了他过去的艺术形象孤立绝缘，不关道德、政治、实用等那种颓废主义的美学思想体系。
其实，朱光潜当时的美学观点较之他过去的美学观点还有一个重大的根本变化，那就是他过去把文艺作为令人烦恼的现实世界中的一个避风息凉的世外桃源式的理想世界，以此去追求人生艺术化，而现在则已明确地提出，作为一种生产劳动的文艺的功用，不仅在于认识世界和反映世界，而且在于改变世界。他显然已在主张以文艺去参与改变世界的做法来追求现实人生艺术化了。
当不少人在忙于给美下这种那种定义，规定这种那种标准时，朱光潜表示，他不同意有一种包罗万象的一成不变的“美”作为一切“美”的标准或根据。他认为，不可能有一种总的包罗万象与一成不变的“美”的属性。他给美下了一个宽泛的定义：美是客观方面某些事物性质和形状适合主观方面意识形态，可以交融在一起而成为一个完整形象的那种特质。他认为，这个关于美的定义只是肯定了美的总的规律，而不是肯定自然事物中原有“美”这个属性。这个定义才可适用于干变万化的具体情境，既可适用于艺术美，又可适用于自然美；既可适用于创造，又可适用于欣赏。
朱光潜曾在一篇与洪毅然等辩论的文章中引用了苏东坡的《琴诗》：“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朱光潜写道，说琴声只在指头上的，就是主观唯心主义。这也就是他过去的看法。说琴声就在琴上的，就是机械唯物主义。这也就是蔡仪、李泽厚、洪毅然等人的看法。说如要有琴声，就既要有琴(客观条件)，又要有弹琴的手指(主观条件)，总而言之，要主观与客观统一。这是苏东坡的看法，也是他现在的看法。朱光潜是想以这首诗来说明艺术创造是主客观统一，审美欣赏活动也是主客观统一的。
在美学大辩论过程中，朱光潜也曾因人家总说他是主观唯心论，觉得戴着这顶帽子很不舒服，于是很有打退堂鼓开小差，收起美学摊子，不再写美学文章，以免多惹是非的打算，只是由于毛泽东提出的“双百”方针给了他坚持自己意见的勇气，所以就还一直参加着这场大辩论。并在《新建设》1961年第1期发表的《从美学讨论中体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中提出，就美学讨论来看，为要贯彻“双百”方针，一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二要坚持群众观点，坚决站在人民一边，站在党一边，站在革命和真理一边。大家都应该为无产阶级的学术事业和为树立无产阶级的好学风去共同奋斗。
1962年夏天，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在高级党校召开会议，胡乔木就几年来的美学大辩论作了总结性的发言。会议决定请朱光潜在高级党校讲3个月的西方美学史。同年，全国文科教材会议决定在大专院校文科逐步开设美学课。并委托朱光潜承担编写《西方美学史》教材的任务。
朱光潜之所以受到这样的重视，不仅因为他在几年的美学大辩论中有一个勇于追求真理、改正错误的科学态度与革命精神，还因为他这些年除了积极参加美学大辩论，还不懈地进行了许多美学方面的基本建设工作，如译介了许多西方美学家的美学思想，指导了青年如何去学习美学和美学史，如何对待祖国文化遗产和西方优秀文化等。这对于我国的美学研究事业无疑地作出了杰出贡献。
朱光潜果然不负中央所托，《西方美学史》上卷在1963年就交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
可是，1964年和1965年，大抓阶级斗争之风由小到大刮了起来，乌云也就笼罩到朱光潜的头顶上。
1965年夏季，有人大张旗鼓地声讨“形象思维论”，说“所谓形象思维论……正是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体系，正是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潮的一个认识论基础”，“不过是违反常识，背离实际，胡乱编造而已”。而朱光潜在1963年出版的《西方美学史》近代部分述评的主题之一就是形象思维论。他当然也就在劫难逃了。北京文化界当时举行过一次座谈会，由反形象思维论者说明其论点，让与会者讨论。
朱光潜作为形象思维论的—个辩护者提出了一些直率的意见。几个月后，会议上主要发言人那篇声讨形象思维论的文章在陈伯达控制的《红旗》1966年第4期最显著的位置上发表了，但朱光潜等人在会上所说的不同意见则未见报道。
接着，“无产阶级的金棍子”姚文元等人大肆扬棍打人。知识界有的已在挨打，有的在等着挨打。朱光潜在这两年突然笔头懒了起来。特别是在报刊上再也没有他“争鸣”的声音了。他后来曾在《西方美学史》新版本的结束语中写道，学术问题“不再有谈论的余地了，但是心里并没有被说服。”
不管怎样，在这山雨欲来的时候，朱光潜不得不眼看着满天的旋风而惶惑地退缩了。他缩进了自己已经取名，但尚未把马一浮所写横额装裱张挂的“欣慨斋”中。但这时，“欣”已过去，仅能有“慨”了。而“慨”还必须闷在心中。
在十年浩劫中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风暴铺天盖地而来了。被称为“反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朱光潜能交什么好运呢?他理所当然地挨批判，被抄家，关牛棚，听训斥，没完没了地写检讨和写外调材料。斯文不仅要天天扫地，而且还得洗刷厕所，挨批斗。翦伯赞、冯定等都怒形于色，而朱光潜则是一副置生死于度外的从容神态。
朱光潜在一次被“红卫兵”拉去批斗时，有一个“红卫兵”说：这样一个瘦干巴老头一点儿也不美，根本不配有美学家的称号。朱光潜巧妙地回答道：“我看上去不美，是因为我把美献给了社会。而有些人看上去好像美，是因为他占有了社会的美。”正因为他有许多未了的心愿需要坚强地活着，“文革”期间，一场宿疾并发的大病也竟没有使他倒下去。
据耿鉴庭医师回忆，朱光潜有一天到他的诊室去，说是耳朵忽然听不见声音了。但又说，即使全聋了，反正以后还能做些翻译工作。
终于来了一线生机，过完了从1966年到1969年的4年“牛棚”生活，1970年他被指派到北京大学的“联合国文件资料翻译组”继续接受“监督劳动改造”。虽然每天还得扫地和冲刷厕所，但毕竟可以摸上书本，做点翻译工作了。
有一天，朱光潜在北京大学西语系清扫垃圾时，偶然从乱纸堆里发现了自己翻译的黑格尔《美学》第二卷的译稿，那是他被抄家时给当作“封、资、修”的东西抄走的。在践踏文化的人看来该弃如敝屣的东西，朱光潜这个为之付出了无数心血的译者，故物重逢，可就惊喜得难以名状了。
他赶紧偷偷地告诉他所信赖的“联合国文件资料翻译组”负责人马士沂，马士沂没有辜负朱光潜的信赖，亲自去乱纸堆中找出这部译稿送到朱光潜手中。同时装得一本正经、冠冕堂皇地打官腔道：“你以前放了毒，现在再好好地把全书看看，看错在哪里，批判批判。”朱光潜心领神会，就开始在劳动之余进行这部译稿的整理工作了。
马士沂是个细心人，他找了一个套间，让朱光潜躲在里间整理那部译稿，自己则在外间工作，表面上似乎是在对朱光潜加强管制和监督，实际上是在冒着风险掩护朱光潜。下班时，马士沂还总特地去到里间，用联合国的文件资料把朱光潜那黑格尔《美学》的译稿掩盖起来，以免万一露馅，给朱光潜带来灾难。
朱光潜在“联合国文件资料翻译组”的那几年，固然和在“牛棚”时一样，是不断挨批挨斗又天天扫地刷洗厕所的几年，却也是朱光潜争分夺秒埋头整理译稿的几年。
朱光潜修改译稿，逐字逐句推敲，稿纸上写得密密麻麻，难以辨认。一直对朱光潜这份工作进行掩护的马士沂，又私下找到一位中文与外文都很好的女同志替朱光潜誊写。那位女同志没有工作，生活不宽裕。
那时，朱光潜当然也付不起这一笔誊写费。这位女同志硬是分文不取，为朱光潜抄写了大量稿件，还对译稿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在马士沂和这位女同志无私无畏的帮助下，朱光潜对黑格尔《美学》第二卷的译稿的修订工作终于秘密完成了。他紧接着又开始了黑格尔《美学》第三卷的翻译工作，并于1973年译完。
这以后，朱光潜又找来当时人人必读的马列主义六本书的德、俄、英几种文本，和中译本对照着系统地阅读起来。他发现中译本有尚须推敲的地方，便着手校改译文。但苦于缺乏德文字典，进展不快。马士沂知道了，很快借来德文字典交给朱光潜使用。朱光潜如获至宝，便更起劲地也更快速地干起了这件事。朱光潜常把自己的见解讲给马士沂听，又把校改意见逐条写在中译本上。
当时，朱光潜家里的人都怕朱光潜会因此被扣上篡改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罪名，很为他捏一把汗。可是朱光潜在不计安危的马士沂支持下，竟不计安危地做完了这项工作。然后朱光潜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校改建议的六本书寄给了中共中央马列著作编译局。他的心愿是：希望能为全面、正确地传播马列主义贡献一份力量。还好，他并未因此而受批判。
在朱光潜受难的那些岁月里，关心、帮助朱光潜的还不止马士沂一个。某一天，对朱光潜的一次批斗结束时，年逾七旬的朱光潜两腿发抖，一跤摔倒在地，站在一旁陪斗的西语系副主任严宝瑜马上抢步向前把他扶了起来。
1976年，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朱光潜在地震威胁中，常住在简陋的防震棚里，自己又并未“解放”，可他也居然自得其乐，写信给住在芜湖市的老友章道衡时，竟谓“住篷生活颇有少时在雨中搭夜行船风味，平静生活中偶有些小波澜，亦难得也。”
可是朱光潜当时不仅政治境遇不好，而旦家中只有衰弱的妻子、生病的小女儿，还有一个远在东北的大女儿留在家中的4岁男孩。这日子是很不好过的。那时，马士沂和北京大学西语系派去监管朱光潜的青年教师姜望祺，为了保证在地震威胁中的朱光潜的安全，竟不顾自己家人的安危，每夜通宵守候在朱光潜住房的屋檐下，为的是在出现险情时能及时保护好老人。
7月，阴雨连绵的北京，夜晚闷热异常，蚊虫又多，朱光潜对马士沂和姜望棋的夜夜坚守房檐之下，深感不安，可又辞谢不了，就请他们进屋休息，可是这两位好心人为了使朱光潜一家能在人多屋小的情况下得以好好睡眠，坚辞了朱光潜的邀请，仍然夜夜坐在门外。直到学校安排了统一的地震期间值班之后才悄然离去。
正是由于马士沂这些同志的关怀和帮助，使朱光潜在这些年有可能把自己的精力投入他所热爱的学术事业而不致被更多的折磨所压垮。也由于朱光潜有一种超脱于苦难的精神，当1974年恢复了业务活动的商务印书馆为了想把朱光潜所译的黑格尔《美学》列入出版选题，派了编辑陈兆福，经由工宣队同意，去看望朱光潜时，奇迹般地发现朱光潜虽然经受了“文革”的急风暴雨的袭击，却居然毫无沮丧的神情。
可是，“文革”结束之后，朱光潜的处境日益好转时，马士沂这些好人却与朱光潜家疏远了，也从不提他们曾给朱光潜以难得的帮助。当朱光潜的已调回北京工作的大女儿朱世嘉不止一次路遇马士沂，邀请他去家中作客时，马士沂总是说：“朱先生很忙，要做的事很多，不能再打扰朱先生了。”
而当后来马士沂在重病中获知朱光潜去世的消息时，竟又不顾自己的病情，放声大哭，连连说：“我当初没照顾好朱先生，没照顾好朱先生!”朱世嘉在她写的《带着永恒的感念……》中，对于马士沂曾深情地写道：“在最困难的时候，他对我父亲无微不至地关怀照顾，而今还如此自责．使我深为感动。”
岂仅使一个朱世嘉深为感动，又岂仅使朱光潜一家深为感动。我们伟大的祖国虽因十年浩动而百孔千疮却仍然能胜利前进，不也就因为有不止一个马士沂这样的共产党员保护了祖国无数难得的人才吗?
晚年的闪光岁月
1976年，罪恶滔天的“四人帮”终于得到了他们应得的下场。朱光潜的“反动学术权威”的冤案得到了平反。他感激，他兴奋。他说：“我对我的第二次解放，无限欢欣鼓舞。”他精神抖擞地重*美学旧业。他继承50年代美学辩论的传统，不怕争鸣和交锋。他表示要誓趁 80开外的余年，努力在自己毕生从事的美学领域多出点添砖加瓦的微薄力量。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他还经常表示，他虽然老了，可是要做的事情很多，必须抓紧时间，一件一件完成。学校里想为他配备助手，他一再推辞说，现在大家都很忙，他不能占用别人的时间。
1976年，朱光潜刚恢复自由．就在相当困难的生活与工作条件下，翻译出了《歌德谈话录》。
1977年，他结合学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依据德文本、法文本校改了马克思、恩格斯文艺论著的中译本。
1978年，朱光潜发表了《文艺复兴至19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文学家和艺术家有关人道主义和人性论言论概述》。他所翻译的《歌德谈话录》出版。还发表了《研究美学史的观点和方法》、《美学是一门重要的社会科学》等文章。
1979年1月，他就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的准确性问题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编的《出版工作》第19期上公开发表了给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的信，标题是：《建议成立全国性机构，解决学术名词译法的统一问题》。他在信中提出：希望有一部可靠的译名词典，使翻译工作者、编者节省许多精力，免去许多不必要的争论。他还建议“把培养新生力量当作头等大事来抓。抓的办法是翻译和科研结合”等等。
同月，他在听人谈到苏联正设法使美学为工业服务之后，建议自己的学生丁枫搜集资料进行研究。他认为“这是个现实问题，不可不注意。”
这一年6月，他的经过校订、修改的《西方美学史》第2版出版。这本书和西方一些同类著作相比，被认为有这样几个特色：
第一，他把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产生当作西方古典美学的终点，而以与马克思主义美学接近的程度为衡量各派美学发展水平的尺度。
第二，他把对艺术的社会学分析当作根据，而把社会学、心理学、生理学等融合在一起。
第三，他把美学概念或范畴的纵向发展当作主线，同时注意各派美学的横向联系。
《西方美学史》中最有特色的一章《审美的移情说》就是这样去写的。他改写的“序论”和“结束语”则进一步阐述了他长期思考得出的一些关于美学基本问题的观点，又一次真诚地抒发了他在“第二次解放”之后，对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事业、对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感情。
这一年8月，朱光潜翻译的莱辛的《拉奥孔》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在“译后记”中，他谈了《拉奥孔》的产生背景，作者的基本意图，作者的成就和局限等等。他认为：莱辛是德国古典美学的一个重要奠基人，他的美学思想基本上是唯物主义的和现实主义的，并含有一些辩证因素。朱光潜还谈到莱辛对于后来的进步思想家们一直有很大的吸引力，马克思就曾认真下功夫读过《拉奥孔》，并对莱辛给了很高的评价。
这一年，朱光潜所翻译的黑格尔《美学)的经过校改的第一卷以及第二卷和第三卷的上册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这一年，他还发表了《关于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问题》。这篇文章作了不多的修改后成为了1980年出版的《谈美书简》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把题目改成了《冲破文艺创作和美学中的一些禁区》。
这一年，朱光潜还在《人民教育》第8期上发表了一篇《对当前教育改革的一些想法》。他建议从实际出发，从全局着眼，调整现行的中学教育结构，既要努力提高普通教育的质量，又要大力办好职业教育；要重视师范教育；要采取各种培训方式提高在职教师的质量；要按教育规律办事，不能跟随一时流行的风气，时而东倒、时而西歪；要善于进行启发式教育，培养学生独立工作、独立思考和从事创造发明的能力。他从解放前到解放后，多次就教育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充分体现了一个爱国的教育家对提高全民文化素质，从而促进祖国现代化建设的一片苦心。
1980年，是朱光潜晚岁大放光芒的一年。
6月，他在全国第一次美学会议期间当选为新成立的中华全国美学学会会长。
8月，他的《谈美书简》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10月，他的《美学拾穗集》在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12月，《朱光潜美学文学论文选集》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这一年，他还发表了许多文章，作了多次讲演，并着手翻译维柯的《新科学》。
他发表于《百科知识》该年第一期的《美学》一文，根据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对什么是美学这一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发展了的看法。他认为，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美学已由哲学、神学、文艺批评和自然科学的附庸一跃而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他着重指出，马克思主义使美学发生了一个最根本的转变，那就是使美学从单纯的认识观点转变到实践观点，说明文艺活动也是一种生产劳动，在这种和物质生产劳动基本一致的生产劳动中，人与自然互相改造，互相提高，从而推动历史向前发展。
朱光潜参加在昆明召开的全国第一次美学会议时，已经83岁了。经过十年浩劫的折磨，身体当然不能算健康。朱光潜的夫人奚今吾和女儿朱世嘉都劝他不要远去昆明参加这次会议。以免一家人放心不下。可是朱光潜在他们劝说时，只捅捅他手中的烟斗，不吭气，不表态。看起来，他已是下定决心非去不可了。北京大学西语系总支书记在场，知道劝阻不会有效，就建议让朱世嘉陪她父亲一道去。朱光潜不同意。系里想派个青年教师去照顾他，也被他拒绝了。实际上朱老是不愿多花国家的钱。
到了昆明，他在开幕式的讲话中，一开口就道破了他为什么一定要到昆明来参加这次会议的心曲：“这次来，经过斗争。我的那个系里和我的家庭没有人肯让我来，怕我这条老命就要不行了。我想，这个盛会我不能不来。希望借这个机会和朋友们见见面，谈谈心。我已83岁，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就在那次会议上，我第一次见到朱光潜。他个子不高，一头白发，两眼炯炯有神，身体瘦弱，穿着很朴素，却全身充满一种内在的力量和精神，显然是一个杰出的智者、哲人的形象。
那次会议，我们安徽去了5个人。我们到他住的地方去看他，他听说我们是安徽去的，非常高兴。表示希望我们为安徽的美学事业多做些工作，湖南的陈望衡为我们和朱老照了个合影，我又单独和朱老合了影。我单独和他合影时，我要他坐着，我站在他背后，他一定不肯，而和我并排站着，并紧紧地握着我的手。
那时，我的《艺廓思絮》已出版，并曾事先寄给他一本请他指教。这次见面，我征求他对《艺廓思絮》的意见，他说了一些鼓励的话。我请他为我写字，他先是在我的一个大写生本上写了王维的两句诗：“万物虽参差，适吾无非新。”
第二天，又用宣纸替我写了一个条幅，是李白的诗：“草不谢荣于春风，木不怨落于秋天。谁挥鞭策驱四运，万物兴歇皆自然。”不知他是写这两幅字来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呢?还是已看透了我的思想感情才写这两幅字给我。我突然觉得这位老人对我来说是何等的亲近。我的心灵似乎已在紧贴着他的心灵了。
7月，朱光潜在《美学》第二期发表了《马克思的<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中的美学问题》，这篇长文章根据马克思的这本著作，系统地阐述了自己历经发展形成的实践美学的观点。
同月，他又在《社会科学战线》第三期发表了《对<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译文的商榷》，进一步阐述了他的实践美学的观点。同时强调学好、懂透和译好这些经典著作的重要性。
8月，他的《谈美书简》出版。
他在寄赠给我的一本《谈美书简》的扉页上写了一首诗：“谈美这块小园圃，暮年心血的经营，异时有幸重游目，是兰桂还是荆榛?长江后浪推前浪，翻新自有后来人。”并写了“郭因同志哂政，光潜”字样。
这本《谈美书简》确是朱光潜老人暮年心血的经营。据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郝铭鉴回忆，朱光潜在写《谈美书简》时，每隔一些日子，总要给他这个责任编辑写封信，谈谈自己已完成了哪一篇。后采又寄了全书的编写提纲和部分誊清的原稿，说是要出版社的同志先审读一下，看看体例和内容是否妥当。
编辑一口气读完后，深觉内容扎实，文笔流畅，态度诚恳而坦率，但其中个别篇章显得艰深，不适合一般的读者。当他们忐忑不安地写信提出意见后，朱光潜竟完全接受，并去信表示“这不是私人之间的事，而关系到学术文化的发展。我感谢你们。”而且他并非只是在原稿的基础上修改一下算完，而是按编辑部的要求重写了一遍。
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他觉得马克思的《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一书非常重要，对未来美学的发展具有特殊的意义，但是此书的原中译本艰涩难懂，并有不少误译，为了写好《谈美书简》，他决定自己动手重译其中的“异化劳动”及“私有制与共产主义”两章。
当时正值1979年隆冬季节，北京下了几场大雪。朱光潜每天从燕南园住处到西语系办公楼工作。由于雪深路滑，便拄了一根拐杖。还用草绳捆住鞋子防滑。谁知有一次还是摔倒了。幸有路过的学生把他及时送到医院。医生在他撞破的脸上缝了四五针。可是才到当天下午，脸上手上涂满了红药水的朱光潜，却竟坐在家里床上，专心致志地翻译马克思的《手稿》了。
《谈美书简》校样出来后，编辑部寄请他随手翻翻，可是他却又一个字一个字地从头读起。他写信给编辑部道：“古人有句话，‘校书如扫落叶’，对我这样年老健忘的人尤其如此。”郝铭鉴在回忆文章中写到朱光潜对待工作、对待做学问，如此虔诚而认真的态度时，显然十分动情。
《谈美书简》共分13章，以代前言“怎样学美学”开始，以结束语“还须弦外有余音”结尾。他表示要在这本书中清理一下过去发表的美学言论，看看其中有哪些是错误的，有哪些还可商榷。他认为，放下这个包袱之后，才可轻装上路、去见马克思。
他特别强调学习马列主义的重要性，认为解放思想决不是从马克思主义思想中解放出来。
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有一个完整的美学体系，尽管他们没有一部美学专著。
他反对撇开人、撇开实践而抽象地去探究美的本质。
他勇敢冲击“四人帮”在文艺领域所设置的各种禁区，但坚信毛泽东的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主张。
他深信他的美在主客观统一论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是正确的。主张美在主客观统一，也就是要以包括文艺在内的生产劳动实践去改造客观世界，同时改造主观世界，以求实现一个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人生艺术化。
这一年9月，他发表了《对<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编译的意见》。他首先肯定“我们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但认为我国现在通用的这个根据俄文四卷本译过来的本子有不少问题，选目一般错乱零碎，标题也往往错误。他希望有一部很好的《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帮助我们准确而全面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史论结合的美学完整体系，以便我们较好地解决面临的文艺创作问题和文艺史的编纂问题。
10月11日，朱光潜在全国高校美学教师进修班上讲了《怎样学美学》。讲话一开始，他说了一段顺口溜：
不通一艺莫谈艺，实践实感是真凭。坚持马列第一义，古今中外须贯通。勤钻资料忌空论，放眼世界需外文。博学终须能守约，先打游击后攻城。锲而不舍是诀窍，凡有志者事竟成。老子决不是天下第一，要虚心争鸣接受批评。也不作随风转的墙头草，挺起肩膀端正人品和学风。
这实际上是他全篇讲话的一个提纲。
讲话基本上是即兴的，加上毕竟已是80几岁的老人了，当然不是十分有系统，有条理。但可看出，他的许多逐渐形成的观点已愈来愈明确，也愈来愈执着了。
也在这年10月，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美学拾穗集》。这里面收的都是他80岁以后写作发表的单篇文章。在这本集子的“缘起”中，他谈到他之所以把这本集子叫作“拾穗集”，是因为想起了自己晚年的美学研究和近代法国画家米勒所画的《拾穗者》之中三个拾穗的乡下妇人颇可攀上同调。他说：“就我现在这样年老昏聩的情况来看，今后‘拾穗’的工作似宜限于继续翻译美学资料。……‘争鸣’的任务只好偏劳年富力强的一辈人了。”
这本集子收有一篇《黑格尔的<美学>译后记》，他谈了这部书从50年代到80年代翻译与出版的艰辛过程。他指出学习黑格尔的《美学》有助于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而深入学习马克思文艺理论又就能更正确地理解黑格尔的《美学》。
这一年，他还曾应《花城》编辑部的约请，写了一篇《从沈从文先生的人格看他的文艺风格》。文章虽短，却寄寓了极其深厚的友情。
12月，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朱光潜美学文学论文选集》，收集了他解放前后发表的部分代表作。
这一年3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美学艺术论文集》，收入了朱光潜写的《中国古代美学简介》。
7月，朱光潜译的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册出版。他为中国美学界、学术界、文化界，为中国人民的精神文明建设所作的这一巨大贡献终于全部完成了。
12月，朱光潜的《艺文杂谈》在安徽出版了。他在这本书的序言中提到，他是安徽人，是在安徽文化传统哺育和师友提携下成长起来的。他认为这本由吴泰昌根据他的许多旧作编选的集子忠实地记录了他在文学和美学方面的摸索过程，不但见出了他的思想发展；而且也描绘出了他这个人的性格面貌。
朱老看来已有衰飒之感了。但是，他还在超负荷蹒跚前进。
1982年2月和9月，《朱光潜美学文集》一、二卷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10月18日，北京一些知名人士和学者聚会于北京大学临湖轩，热烈祝贺朱光潜从教60周年。叶圣陶、萨空了、李文宜、闻家驷、王朝闻、冯至、卞之琳、任继愈等到会祝贺。教育部副部长黄辛白和民盟中央副主席楚图南分别代表教育部和民盟中央讲话，称赞朱光潜是一位热爱祖国、追求真理和进步的知识分子，祝愿他为发展我国教育事业和文艺理论的研究作出新的贡献。
在此之前，胡乔木曾到朱光潜家中专程看望；周扬向朱老写送了贺信，并随信附了朱光潜在1939年就准备去延安一事写给周扬那封信的复印件。朱光潜在这次聚会上作了充满感情的答词。他表示：“只要我还在世一日，就要做一天的事，‘春蚕到死丝方尽’，但愿我吐的丝凑上旁人吐的丝，能给人间增加哪怕一丝丝的温暖，使春意更浓才好。”
1983年2月，朱光潜青年时代用英文写的、于1933年初出版于国外的《悲剧心理学》由张隆溪译成中文，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这一年3月，朱光潜应邀赴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讲学。
朱光潜在香港看到了大侄女和一个侄子及侄媳妇，这成了他在香港感到最高兴的事情。一时兴奋，不顾耄耋之年和体力疲弱，执意要和侄儿女们一起出游。果然出现了奇迹，朱老不用搀扶，不用拄杖，兴致勃勃地和侄儿女们一道畅游了虎豹别墅和海洋公园，还坐上了缆车观光。
朱光潜从香港回来，连续两三个冬天，一直都穿着侄儿女们送他的一件蓝色羽绒防寒服。他显然不仅是喜爱这件衣服的轻软，而更珍惜的是这件衣服所包含的骨肉深情。1986年3月2日，朱光潜最后一次到院中散步，是穿着这件蓝羽绒服。3月3日，他猝然昏迷送到医院急救，在担架上还挽着这件蓝羽绒服。寄寓着海峡彼岸的侄儿女们的海样深情的这件有着蓝天色彩的羽绒服，一直陪伴着朱光潜老人走完人生历程的最后一段路。
1983年3月15日，朱光潜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主讲“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当穿着深色中山装、身材瘦小、一头白发的他缓步走上讲台时，台下1000多名听众中爆发出了一阵热烈的掌声，不少人还流下了激动的眼泪。他讲的就是他最后翻译的一部书：维柯的《新科学》。总题是：《维柯的<新科学>及其对中西美学的影响》。他目光炯炯，思路清晰，有条不紊，并几乎不看讲稿。其博学睿智，使听众无不佩服。
1983年3月25日，朱光潜结束了他的讲学，金耀基请专程由台湾到香港的历史学家钱穆上台，同朱光潜一起与观众见面。当与朱阔别40多年的老友、身着长衫的钱穆策杖走上讲台，和满头银发、身着深色中山装的朱光潜并肩而立、互相问候、一起合影时，引发了1000多名听众的热烈掌声。朱老诚挚地说：“大陆和台湾、香港都是一家人。”并表示希望彼此多作学术交流。这的确如钱伟长、陶大镛在一篇悼念文章中所说：“这两位老人的重晤具有极不寻常的意义。年逾八旬的朱光潜同志以实际行动，为早日实现祖国统一大业作出了努力。”
在香港，朱光潜还曾接受香港电台的采访。香港电台以《移西方美学之花，接中国儒家之木》为题，播放了他和香港郑树森博士对话的录音，朱老在谈到自己的美学思想的渊源时，针对意大利学者沙巴蒂尼认为他的美学观点主要受中国道家影响的说法，强调他虽然接受了道家的部分影响，但主要还是受的儒家的影响。他说，应该认为他是移西方美学之花接中国儒家传统之木。
“春蚕到死丝方尽”
朱光潜从香港回来之后，身体日见衰弱，但他这条“春蚕”在未死之前还是要“吐丝”。 1983年盛夏，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举办“多学科学术讲座”，消息传开，许多老专家、老教授纷纷报名参加授课。大家当然都翘首企盼朱光潜这样的一代宗师来讲一讲美学。可是这时朱光潜正因病住在医院里。难道能不考虑他的健康而去邀请他吗?没有想到，当他听到消息之后，竟然提出也要来上讲台，并对民盟中央的领导同志说，可以先录音，把讲义搞出来。接着便真的在病榻上录了音。
讲座开课后，许多学员本来认为能听到朱老的录音就于愿已足了。可是朱老自己却不认为这样就可交差。他不顾时当酷暑，执意要从医院里出来到讲台上去跟大家见面。当这位白发苍苍、满脸病容、步履艰难的老人出现在大家面前时，听课的学员一个个都感动得两眼饱含热泪。
在这次讲演中，他谈了维柯的基本观点和在美学界的影响。还根据民盟的一位朋友的建议，谈了一下他是如何走上美学道路的。
朱光潜在作了这次讲演之后，又带病写了《读朱小丰同志<论美学作为科学〉一文的欣喜与质疑》托钱伟长带给“多学科学术讲座(美学问题)”全体听讲的同志。在这篇文章中，朱老表示赞成朱小丰的主张把美学变成实验科学，但他不满朱小丰写文章的不能“一针见血”以及思考不周密。
在两篇讲稿中，朱老还提出了一个端正学风的问题。他对有的同志外文水平有限而去考释译名，马列主义水平尚待努力提高而去维护某些旧译文的错误，表示不满。他说，此风不改，美学就难说有什么光明的前途。他再次建议研究人员练好基本功，首先是学好马克思主义和精通一种外国语。
10月，他向中华全国美学学会提出辞去会长职务的书面请求。随后被在厦门召开的全国第二届美学会议改选为中华全国美学学会名誉会长。
12月，《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三卷出版。
1984年春天，维柯《新科学》的译稿校改完毕，交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
6月初，朱老食欲很差，人没有力气，行动很困难。医生要朱老把工作搁下来，清清静静地休养一个夏天。可是朱老对这种劝告根本听不进去。只要精神稍好一点，便又伏案忙了起来。7月20日下午，朱老双腿已不能走动。21日上午，家里人送他去友谊医院住院。经过检查，医生认为朱老患的是脑血栓症。
朱老住院了。在医院病房中，他是一个模范病人。根据医嘱，为保持头脑的活动，他每天抄一首四行的短诗作为“作业”。有时坐在电视机前看看电视连续剧。他曾虚弱地轻轻地笑着对人说：“我做了一辈子教师，现又倒过来当学生了。”病中，他常惦念着他的老友沈从文，不时叼念着：“他写的故事是多么美呀！”
这个月，《朱光潜美学文集》第四卷出版。
1985年底，朱老60年代的研究生，时在吉林大学哲学系教美学原理的丁枫去拜访朱老。那天，朱老看来气色很好，还略微胖了一点。只是走路显得吃力。他坐在经常坐的旧藤椅上，话讲得不多，总是微笑着，显得很愉快。还很有信心地说：“看来再活五年没有问题。”
1986年1月20日，朱老的学生，时在《人民政协报》当编辑的邹士方去看朱老，看见朱老正在伏案写字。朱夫人说，这是遵照医生的嘱咐做的，为了使脑子和手的功能能较好地康复。邹士方发现朱老那天心境不错，就请求他在自己的纪念册上写几个字留念。朱老为他抄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两句唐诗。朱夫人还把朱老写的挽胡愈之的联语给邹士方看，联语云：“以刻苦耐劳做了一世穷苦青年的楷模；以端方正直做了一代政治家的榜样；”邹士方随后把这副联语发表在1月31日的《人民政协报》的《华夏》副刊上了。这寄寓着朱老对于青年、对于政治家的希望的联语，大概就是朱老最后发表于报刊的文字了。
也怪他在最需要安安静静地休息的时候，偏偏还要不安静，还要想到工作，还要尽量去吐丝，去奉献。就在他逝世前三天，他突然趁家人不备，从一楼用双手双脚艰难地向二楼的书房爬去。家人发现，赶忙去搀扶，并赶紧把他抱下来放在床上。他嗫嚅地说：“要赶在见上帝之前把《新科学》的注释编译完。”
1986年3月3日上午10点多钟，朱老到卫生间大便，没有解出，出了一身汗。扶出后坐在沙发上，不到半小时，就吐了起来。很快神志不清。送到医院急救时，朱老已陷于深度昏迷，眼看就要停止呼吸，医护人员立即进行气管插管、人工呼吸。北京大学丁石荪校长闻讯赶来看望，并安慰了朱夫人。朱老病情继续恶化，自动呼吸已停止。医生曾考虑手术开颅，但怕朱老已经受不了手术。拖到3月6日凌晨2时半，朱老的心脏跳完最后一跳，就永远停止了跳动。
朱光潜告别人世后，朱夫人讲话极少极少。她只是反复地对女儿们说：“真不能相信我和你们的父亲已经一起过了63年。”尽管她和朱光潜结婚后并没有过多少年平安、优裕与欢乐的日子，可是一家人相濡以沫的生活竟使朱夫人觉得63年的日子太短。
1988年8月6日，朱夫人曾经托自己的妹妹送给高觉敷《朱光潜全集》一、二两卷，并附了一信。信中说：“这两年来情绪不好，天天思念着孟实兄。他究竟在哪里?到天上，到地下，我还能找到他吗?”朱夫人还说，朱先生生前有两个未了的心愿：一是未见到《新科学》出书；一是未能践约在一个春天去看望老友叶圣陶和沈从文。
朱光潜的小女儿朱世乐告诉人们，朱老临终前已来不及立什么遗嘱，但过去在由世乐陪着去看未名湖时，曾从湖边蔡元培的铜像谈到自己的后事。他说，他生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死后丧事一定要从简，不要搞向遗体告别仪式，不要开追悼会。后来还讲过死后遗体可捐献给医院解剖。
世乐说，她父亲生前一直喜欢穿普普通通的蓝布衣裤，因此，我们最后给他穿的也就是他日常穿的那套普通的蓝布制服。世乐还说，他父亲也一直要求子女做一个普通的人，要自立，不要有依赖思想，不要特殊。这几年，父亲身体不好，由于他是全国政协常委，有关方面给他发了乘车证。但他很少用小车。家属子女更一次也不让坐。母亲每次进城看病，或为父亲取药，都是乘公共汽车。
世乐哽咽了一阵以后又激动地告诉人，赵炜同志受邓颖超大姐的委托来家中看望过。赵炜同志说，邓大姐对我父亲主张不搞向遗体告别的仪式和不开追悼会的精神表示钦佩。
向朱老遗体告别的仪式还是搞了。3月17日下午，党和国家领导人，各有关机关团体和学校，还有朱老生前许多好友和学生献的花圈从灵堂一直排列到门外。这个被《人民日报》所发的消息称之为“为我国美学和文艺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的著名美学家和教育家”的朱老，静静地躺在花丛之中。
5月，《新科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朱光潜的家乡，安徽教育出版社为了纪念他，决定陆续出版20卷本的《朱光潜全集》。
朱光潜曾经为一个请他题写赠言的青年教师写了三句话：“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从心所欲不逾矩。”“人尽其能，地尽其力”。这三句话正好是朱光潜先生的自我写照。
朱光潜去世后，党和人民对他的一生给予了公正评价。
胡乔木的悼念文章说：“他在香港中文大学讲学时一开始就宣布他的身份：‘我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句话说得好极了。我想，这可以作为他后半生的定论。”
“解放以后，他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为此而学习俄文。他对文艺和美学的看法也有了新的发展。为了给我国的美学研究者创造条件，他努力翻译了大量的欧洲美学著作。……他在解放后年龄已经不小，能用这样大的精力来翻译这些多数是难译的巨著，——尤其是在经历十年浩劫之后晚年所译的维柯《新科学》——这是使我极为敬佩的。这表明他对于祖国的热爱，对于祖国文化界的热爱，对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热爱。我想，在这个领域，我实在说不出第二个人来。”
周扬在1986年3月8日致朱光潜亲属的唁函中说：“我与他文笔相交数十载，心交至深，他的人品、学识都为我所钦佩。在他垂暮之年，仍奋笔案头，多有著述，直至最后一息。朱老虽逝，他留下的精神财富却更为珍贵，将成为文学史册中的珍宝。”
中共中央统战部的领导同志在为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朱光潜纪念集》所写的序言中说：“追求真理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朱先生是众多从旧中国走过来的知识分子中的一位。他在人生旅途中经过曲折，也有过坎坷，但他是向前走的。在历史的转折关头，他看清了历史发展的潮流，与广大人民一起共同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建国以后，他尽管遭到不公正待遇，但从未动摇过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一经倾心，至死不变’。耄耋之年，他对人说：‘我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但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以此为自己的一生画了一个很好的句号。”“在生命的最后旅程中他不顾年老体弱，十分关心我国爱国统一战线的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的早日实现，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提了不少好的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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