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承恩确系安徽桐城人

临风一笑

　本报讯本报10月21日刊登的《吴承恩可能是安徽人》一文引起众多专家、读者关注。其中，吴承恩曾任知县的所在地———河南南阳市新野县广播电台的一位名叫白焕青的记者联系本报，表示他在该县地方志上看到有关记载，“吴承恩真的是安徽人”。

　　记者追寻这个线索与新野县地方志办公室取得联系。该办主任王国炳热情地帮助记者查找了有关史料。在一本清乾隆十九年《新野县志·名宦卷》中有如是记载：“吴承恩， 桐城贡士，嘉靖三十五年任知县，赋性明敏，清慎自持，革吏弊，禁游民，修理学校，表扬贞节，刑清政举，吏畏民怀……任期所著《水利议》”。王主任告诉记者，虽然外界一般流传吴承恩是江苏人，可他们依据县志记载一直认为吴承恩是安徽人。

　　据介绍，新野是目前全国最大的猴戏市场。很多学者考证认为，正是吴承恩在此任职期间对新野猴戏细致入微的观察，才有了神话力作《西游记》中招人喜爱的猴王形象。（本报记者 杨丹丹）


［此帖子已被 临风一笑 在 2005-10-26 9:34:38 编辑过］

金针虫

是桐城人又怎么样啊！！！！
人都已逝了，名字再来争，不出名的人怎么就没人争论过？？？？？？？

201

[quote]原文由 [B]清芬阁[/B] 发表:
吾还是不明白，吴承恩是桐城人，可此吴承恩非彼吴承恩，难道不许有两个吴承恩吗
？若要说写《西游记》的吴承恩是桐城那个新野知县吴承恩，还请拿出有力的考据来。要不，这样瞎争名人是无意义的。
[/quote]
目前的考据就是下面的：

去年年初，新野县一名文史研究者在古旧书市上意外发现《清·康熙五十一年新野县志》，可谓石破天惊。据该志记载："吴承恩在明（代）嘉（靖）三十五至三十六年（公元１５５６至１５５７年）任新野县知县。"《西游记》作者吴承恩，是否做过新野知县？从《清·康熙五十一年新野县志》出发，该县文史人员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了考证：

一、姓名方面：参阅《古今同姓名大辞典》，未见两个吴承恩之说；

二、学历方面：参阅《中国文学史》，吴承恩系公元１５４４年贡生，与县志记载相同；

三、任职方面：参阅《辞海》，吴承恩系"嘉靖朱隆庆初任浙江长兴县丞"，为公元１５５８至公元１５６４年左右，而在新野任职时间系公元１５５６至公元１５５７年，两段时间前后衔接；

四、《西游记》创作方面：新野是"猴艺之乡"，吴承恩在新野做知县耳濡目染过猴艺，因而塑造出来的孙悟空形象贴近生活，且小说中的大量俚语借用了新野方言。

无巧不成书。就在新野发现《清·康熙五十一年新野县志》，说"吴承恩在明（代）嘉（靖）三十五至三十六年任新野县知县"后，安徽《桐城县志》上又发现了一个新"吴承恩"，这儿暂且称其为"桐城吴承恩"。"桐城吴承恩"与"山阳吴承恩"一样，也是贡生，也是明嘉靖年间人，而有关他们的记载，都没有提及曾"任新野县知县"。

清芬阁

先做新野知县，后做长兴县丞。若是同一人，除非犯了错误，否则如何不升反降？（要知道明代也是有很严格的官员考核制度的）可史料载他在新野任上官声很好哇。此论无法使人信服。

海风~胜

吴承恩确系安徽桐城人一问？

现在很多网络传媒都有报道。你可以去搜一下！

刘春

[quote]原文由 [B]惜抱斋主人[/B] 发表:
没有什么相信不相信的问题
压根就不是
[/quote]

同意此观点！！！！

桐川

[size=3]吴承恩生平——兼述新野知县吴承恩在新野的主要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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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dahew.com 　 2005-11-11 17:16
　　关于《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的生平，国内外流行的各种文字材料均没有完整的定论，也没有吴承恩做过新野知县一说。而新野县档案馆保存的《清.康熙五十一年新野县志》、《清.乾隆十九年新野县志》均有关于吴承恩的记载。其载曰：“吴承恩，贡士，安徽桐城人，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接任新野知县。”由此可知，吴承恩
在新野做过两年知县，即1556年—1557年。《西游记》作者吴承恩是否与新野知县吴承恩同为一人呢？

　　吴承恩，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明淮安府山阳县（今江苏淮安）人（注：《新野县志》为安徽桐城人）。大约生活在明弘治十三年至万历十年（公元1500年至1582年）。吴承恩生活于一个由文职小官而沦落为小商人的家庭。其曾祖父当过“余姚训导”，祖父做过“仁和教谕”，父子皆为学官，终生未大显达。吴承恩的父亲是个极好读书却不善经营的“卖彩缕毂”的店铺小老板，凡“六经诸子百家，莫不浏览”，“又好谈时政，意有所不平，辄抚几愤惋，意气郁郁”，由于常遭官府如狼似虎的胥吏的敲诈，故对社会现实颇多不满，这无疑对其儿子吴承恩后来世界观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影响。

　　吴承恩受家庭影响，自幼喜读稗官野史、志怪小说，凡坊间说部，皆广为涉猎。大量的读书，拓展了他的文思，因此“髫龄即以文鸣于淮”（少年时就以文才捷敏扬名于淮安一带），野史说他“性敏而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复善谐剧，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由于满腹经纶无所施展，直到嘉靖二十三年（公元1544年），四十多岁的吴承恩才补了个贡生。由于其清廉耿介，独傲自高，难以见容于世俗，故境遇拮据，贫困潦倒，因此常遭那些以衣冠取人的趋炎附势之辈的冷眼，所以蹭蹬仕途，直到1560年他六十多岁时，才为生活所迫不得已作了长兴县丞。

　　吴承恩置身官场，更加深刻地看到了官场的腐败和社会的黑暗，因不肯随波逐流，耻为五斗米折腰，故未几即拂袖而去。科场的失意，生活的困顿，使他加深了对封建科举制度、黑暗社会现实的认识，促使他运用志怪小说的形式来表达内心的不满和愤懑。他自言：“虽然吾书名为志怪，盖不专明鬼，实记人间变异，亦微有鉴戒寓焉。” 吴承恩除代表作《西游记》外，其作品尚有《射阳先生存稿》和《禹鼎志》等，可惜多已散佚。

　　吴承恩杰出的长篇神话力作《西游记》以唐代玄奘和尚赴西天取经的经历为蓝本，在《大唐西域记》、《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等作品的基础上，经过整理、构思最终写定。作品借助神话人物抒发了作者对现实的不满和改变现实的愿望，折射出作者渴望建立“君贤神明”的王道之国的政治理想。小说借助唐僧师徒在取经路上经历的八十一难折射出人间现实社会的种种情况。小说想象大胆，构思新奇，在人物塑造上采用人、神、兽三位一体的塑造方法，创造出孙悟空，猪八戒等不朽的艺术形象。全书组织严密，繁而不乱，语言活泼生动且夹杂方言俗语，富于生活气息。主题上冲淡了故事原有的宗教色彩，大大丰富了作品的现实内容，具有民主倾向和时代特点。作品讽刺幽默，呈现出不同于以往取经故事的独特风格。吴承恩老贫无子，晚年流寓南京，靠卖诗文糊口，潦倒而终。　乾隆十九年（公元１７５４年）所刊行的《新野县志》，将吴承恩列入只有德绩兼优者才能被录入的《名宦卷》中，称其“赋性明敏，清慎自持，革吏弊，禁游民，修理学校，表扬贞节，刑清政举，吏畏民怀。尤洞悉水利原委，兴筑陂堰，民被其泽，以荐升潞安通判。去之日，民塞道垂泣送之”。

　　除此之外，关于吴承恩的生平，便再难找到更详细的佐证。

　　最近，有关人士对明嘉靖年间的新野知县“吴承恩”是否就是《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在考证中，有关人员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了详尽的了解。

　　一、姓名方面：经参阅《古今同姓名大辞典》发现，在该书收录的民国以前16000余个姓名、6000余个人物中，未见有两个吴承恩之说。

　　二、学历方面：参阅1964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史》知：吴承恩系1544年岁补贡生，系贡生学历。此与《清.康熙五十一年新野县志》、《清.乾隆十九年新野县志》记载相同。

　　三、任职方面：参阅1979年版《辞海》知：吴承恩系“嘉靖末隆庆初任浙江长兴县丞。”此段时间应为公元1558—1564年左右；而在新野任职时间系1556—1557年，两段时间前后衔接。

　　四、籍贯方面：1979年版《辞海》载吴承恩系“山阳（今江苏淮安）”人；《清.康熙五十一年新野县志》、《清.乾隆十九年新野县志》载为“安徽桐城人”。桐城古称“枞阳”，山阳与枞阳仅一字之差，是否是清人修志时没有条件进行了详细了解所致值得考虑。

　　五、《西游记》小说方面：

　　1、小说中的主人公—孙悟空，系猿猴化身，其言行即和人间的社会生活融为一体，又具有人类所不能达到的超凡技艺。

　　2、新野是全国最大的猴戏市场，新野民间艺人捕猴、驯猴、耍猴不但历史悠久，而且有很多绝招。猴戏最基本的节目是教猴子按照锣鼓点数跳跃钻圈、翻跟斗、倒立等。《西游记》第28回写道“（花果山的猴子）又被些打猎的抢了一半去，教它跳圈做戏、翻筋斗、竖蜻蜓、当街上筛锣擂鼓，无所不为的玩耍。”

　　3、新野猴戏中猴子可以按人的指挥变换戴多种脸谱面具，就像川剧中的变脸一样。而《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则有七十二种变化。

　　4、《西游记》中，还使用了大量的新野方言俚语。新野人称不走运为“背时”，孙悟空曾被如来佛以法力压于五行山下五百年，深受土石压背之苦，“背石”与“背时”谐音。这些方言俚语，使用范围大都仅限于新野或新野周边地带，颇具地方色彩。若没有特定的语言环境，没有对新野风土人情及方言的深刻了解，远在千里之外异乡他府的从不涉足新野的外省人吴承恩，是不可能运用得如此得心应手、恰倒好处的。

　　5、新野人在过新年时有送他人猴状图符的习俗，叫“送时候”，祝被送者交上好时候（好运），据说屋里贴上此“时候（石猴）”便能邪魔远避，百害不侵，平安吉祥。《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善能驱邪逐恶，降妖捉怪，而孙悟空，即天生石猴也。

　　凡此种种，若非身临其境，耳闻目睹，是无法产生诸般艺术灵感的，将这些都解释为凭空臆造或偶然巧合，也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因此《西游记》纵然不是初稿于新野，最起码也是猴戏之乡新野的生活启迪了吴承恩的创作念头和思路。

　　吴承恩在新野的两年任职中，并没有留下多少传说、遗迹，但他勤政为民的作风给后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深入实地访遍新野的每一个角落，了解新野的风土人情，踏访熟悉新野的河流水利，大兴土木，避害兴利，造福百姓，写出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水利专著《水利议》。《水利议》除标题及署名外，正文计三十九行又八字，合八百二十七字，依文理分为四段，有介绍，有分析，有议论，有规戒，有措施。文辞朴实，言简意赅。 据有关专家讲，吴承恩在《水利议》中不但论及了水利建设的重要性，同时还提出“莫不因事兴事，并力以成功”，“官以时而号召，民以时而兴作，势有所统，权有所归”等，与现在倡导的“一事一议”开展水利建设和加强水利工程管理即有一定的吻合。

　　现将吴承恩《水利议》全文刊载于后，以赐读者。

　　尝闻中土高阜，多宜黍稷。惟新野地形卑下，唐、白、刁、溧诸河，经行其中。每遇盛夏淋雨，居民沉灶，黍稷畅茂，适惟其时；一经淹没，籽粒无收。古人创陂堰之利，实小民命脉之依。且江南水田，仰救池塘，其流易竭；江东水田，仰救江海，其力颇劳。新野之陂，取有源之水，操建瓴之势，诚所谓天时不能为之菑者。后来人事因循，法制废弛，奸黠之民阴图兼并，报官开垦，愿纳租银，不系岁辨，征输原无常期，有司之更代不时，吏书之埋没无迹，历至数年或不一征。及至征收，不告曰水淹，则告曰未种，漫无查考，多至幸免。视种纳粮，田地得倍常之利，无分文之费，而溪壑之欲，指此为俎豆之珍矣。

　　近年以来，节奉上司明文修复。如嘉靖十一年，奉守道刘右参；嘉靖三十年，奉赵右参。俱尝身历其地，而目睹其成。修复未几，而奸黠者即从而破坏之。方其修之之日，群千夫之力，积数月之功，成之而不足其坏之之日。假匹夫之手，乘终朝之隙，毁之而有余，奸黠愈为得计，而小民无可奈何，致令陂下田地，夏之日欲种黍稷，则下无所泄，不免有水溢之总；秋之日欲种粳稻，则上无所溉，不免有旱干之患，地方疲弊，百姓困穷，多原于此。又或指有用之陂，为闲旷之地，联兼并之党，为无业之民。殊不知陂堰者，古人已成之迹；水田者，小民衣食之资。图未获之租，而废已成之法；坏小民之产，以济奸人之欲，恐亦伤为政之体矣。但每陂之下，为夫不啻百家，勤者举事，愚者诽之；富者举事，贫者苦之，互为异同，自相可否。匪徒奸人坏之，小民亦有坏之者矣。

　　窃考井田之法，每沟之中，其为夫者十；每川之中，其为夫者万。当时莫不因事兴事，并力以成功。盖入遂人匠人之中，所以专掌沟洫之制。稻人之官，又教民以作田兴水之法。官以时而号召，民以时而兴作，势有所统，权有所归，是以上无废政，下无荒业。今日之事，其权在上，其力在下，而岁时督责，实在于有司。

　　某到任数月以来，尝亲历各陂，相其地势，询之民情，中间形势交迁，水难导引。如花陂、原陂、周仁、白家、墓营、上羊等陂，已经久废，便难举行；如杜长、罗陂、下羊、栗陂、正陂，虽故道尚存，面湮没已久。俟某再行相其地势之顺逆、人力之难易，费用之多寡，逐一议处，次第举行，另行开报外，如新陂、曲尺、瓦亭三处，故堤旧道，俱各见存。但新陂、曲尺陂未被人耕种，已经官差给帖，一面修理其瓦亭陂，系三十四年告申耕种，上纳租银，合无禁止，仍令封堤蓄水，以备灌溉，深为便宜。

　　

　　《水利议》中所提到的花陂、原陂、周仁、白家、墓营、上羊陂、杜长、罗陂、下羊、栗陂、正陂、新陂、曲尺、瓦亭等处水利工程经过数百年的运行，到目前基本上已经全部废弃，大多数变成了村落的名字。

　　从这篇《水利议》可以看出，吴承恩不仅是位文学巨匠，而且也是位对水利建设具有全面研究和独到见解的水利专家，更是一位勤政为民的父母官。

　

来源：大河网 作者：白焕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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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抱斋主人

没有什么相信不相信的问题
压根就不是

程璟

印象中应该是豸岭吴（马埠吴）和麻溪吴比较多，高甸吴好像人少些，不过也没详细调研过哦^_^这三个吴血缘关系非常近。
另外桐城吴姓还有从瓦屑坝迁过的吴寿二（也是吴少微后代）后裔，还有从青阳迁入的。

桐川

[quote]原文由 [B]烟雨江南[/B] 发表:
吴承恩是枞阳县高甸吴氏人，与吴越是一脉相承。这才是权威的说法吧！我们不能再在枞阳人伤口上撒盐了。我们欺负枞阳人还不够吗？
[/quote]

我一向视枞阳兄弟为老乡，桐网不存在对枞阳的敌视情绪

有些问题大家可以探讨，有些资源大家可以共享。有时候答案未必是那么简单的，桐城吴氏大约占桐城人口的5%强，多数应该是高甸或者麻溪吴，不能说他们都是枞阳人吧？

另外，吴越的故居在今桐城西后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