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桐城派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大塘乡人

[color=#3c00ff][font=仿宋_GB2312][size=4]孔夫子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桐城派说：“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
方东美说：“当今时代是文化上的黑暗时代。”
在一个礼坏乐崩、文恬武嬉、人心沉沦、惟利是逐的社会里，高扬桐城派的人文大旗，复兴教化济世的精神伦理，有什么不对？！[/size][/font][/color]

［此帖子已被 大塘乡人 在 2005-10-27 21:41:14 编辑过］

池大为

“以经济建设为动力的物质文明最终结晶为文化，文化的进程恰恰是人类文明最重要的坐标。”我们是要空心化的生活，还是要有文化内涵的生活，答案不言自明。

大塘乡人

精神的魅力

张炜

现在，中国正在发生很重要的事情，出现了很多混乱陌生的东西。原有的话题不再令人感兴趣。无论是就一个人、一种心境而言，随着时间的延续，人们都可能走近这样一个感觉：对很多事物正在失去热情……表现是多方面的，主要一个是无言。沉默比什么都好。没有热情，更没有激情，至少是不愿重复和驳辩，自己讲出来的话自己听了都觉得没意思。
　　冲动、激情，这一切都跑到哪里去了？真的消失了吗？我们知道，除了很外在的、热情洋溢的、精神焕发的，剩下的就全部潜在了心的深处——一个人总有一天能够陷入很深刻的激动，除非他对好多事物没有自己的看法，不懂得愤怒，不愿把富于个性的东西坚持下来，没有勇气。
　　一个人沉默了，就有了“敛起来的激情”。
　　生活的河流往前流淌，它不会总是一个速度，浪花翻卷得也不会一样。生活的变化猝不及防。近来，这种变化表现得更为突出、深刻，也更明显。由此带来的好多新的问题，对人心构成了足够的刺激和挑战。这期间的文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后果又将怎样？
　　好像人们已经对精神失去了期待，文学的命运可想而知。
　　真正热爱艺术的人走入了一个艰难的岁月。可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这个局面不会改变。有人在《读书》杂志上引了一位老作家的话，他说作家和艺术家要“守住”。“守”字用得多么好。因为来自各个方面误解特别多，作家艺术家与社会产生的隔膜越来越大。１９９２年和１９９３年，好多人都提不起精神来，读者队伍越来越少，很好的著作才发行几百本。有一位著名教授，他最重要的一本论文集印了２００本。这印数太可怜了。发行渠道不畅是个问题，这个时代开始弄不懂思想的价值。纯粹的学术艺术著作本来就容易遭到误解，绝不能跟那些通俗文化制成品在一条起跑线上竞争。
　　一个人有好多欲望，其中最大最强的就是使自己摆脱贫困。积累财富的欲望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存在。好像很少有人安于清贫。不过眼下的情势是这种欲望已洪流滚滚，空前高涨。它对思想之域的冲击是非常大的。物欲若得到广泛的倡扬和解放，人就开始蔑视崇高。
　　今天果真是不能谈论崇高，也没有了严肃和纯粹的艺术，不能回答和警醒了吗？我认为人群中从来不乏优秀分子，好的著作家从来不必担心他的读者太少。十多亿人口的大国不缺少纯美深邃的心灵。你觉得自己的声音有价值，就不要担心它弱小；你觉得你的见解很重要，就不要担心它藏在一个偏僻闭塞的角落。你会从角落里走出来——不是你自己，而是你的声音，你的思索与劳作。
　　今年冬天，我到一个贫穷的县份里去过，那里很贫瘠，秩序也很差。可就在那么一个偏僻闭塞的角落，也仍然能遇到一些热爱艺术和寻找信仰的青年。我接待了两个二三十岁的人，他们穿着很差，头发也没好好梳理过，其中的一个衣服上还有补丁，鞋子破旧。可跟他们的交谈，让我感到了极大的愉快和幸福。他们的好多见解，对经济、文化、艺术方面的新鲜而独到的看法、非常深刻。即便在繁华之地也极少听到的。这只是两个居于穷乡僻壤的青年。我很激动。我曾问他们认识多少人？他们说很多。我问经常和他们一起讨论的有多少？他们说过去二十多个，现在只五六个了。我想这就对了。这五六个人在这个县里一定是很重要的。他们的声音总是通过某个途径和某个机缘得到记录和传播，对人发生影响，比如说对我就有了一次极大的促进。我还要把他们的思想传达给我的朋友，并归纳到我的思索之中。我和朋友一块儿扩大两个青年的声音，并将这两个形象记在心中。像这样的青年我相信一辈子还会遇到。我想他们的周围可以形成一帮类似的人，鼓励修研。一个人常常渴望一辈子要干很大的事情，有这个奢望是很对的。可是究竟什么才是大？人的一辈子只要真正能够改变一两个人，那他这一辈子就很了不起。
　　我看过一个故事，上面讲一个笃信宗教的人，他一辈子都在做一个事情，就是挽救世俗的人，让他们皈依，一切的机会都不放弃。有一次他在车站上等车，利用了短短的五分钟就成功地“救”了一个人。他幸福极了。他就是这样地重视人。
　　现在有很多人不重视人，不爱人。让这样的人充斥时代是令人厌恶的、渺小的、没有希望的。真正伟大的人必有高贵的心灵，必爱人、重视人。这种爱和重视不是抽象的，而是非常具体的。要从同情关怀一个具体的人开始你的善良。要不厌其烦地为不幸的人去辩解和呼号，哪怕一生只为了一个这样的人。他如果是无辜的，就让我们全力以赴地护住这个身躯吧。为一个人可以付出自己的所有，敢辩驳，而且不被周围的巨大声浪所淹没。一个人是小的，他代表和说明的原则却有可能是大的。
　　时间好像被压缩了。我们踏上了时代的列车。稍微翻一下世界历史，来一个回顾：美国和欧洲在整个资本原始积累阶段，“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虽然我们不能也不必沿着它们的旧有轨道挪动，但总是由农业国往工业国过渡，总是从商品经济很不发达的社会走向比较发达的社会。这是一个转折。和欧美一样，在转折期有一大部分艺术家会走入尴尬，走入无以为继的那么一种状态。他们与社会的隔膜是非常明显的。社会每一次发生动荡，社会秩序每一次出现凌乱，艺术家就会如此。美国考利写了一本《流放者的归来》，记录了海明威等所谓“迷惘的一代”怎样苦熬巴黎。他们一群艺术家大部分从世界大战中归来，归来之后却遇到了那样令人失望的一个美国社会。社会开始转换，秩序陷于混乱，原有的准则与状态一块儿给打乱了，等待进入新的轨道。各个阶层、各个领域，都出现了混乱。而艺术家、思想家又不断地处在既留恋过去又探索未来的状态中，都有一颗不安分的心。他们很敏感地从新生事物里发现谬误、重复和倒退，结果责无旁贷地成了一个时代里彻夜不眠的提醒者。他们很痛苦，也不免恍惚迷惘。当人们的欲望得到最大限度的倡扬和放纵时，精神会一度失去魅力。一些艺术家沦落到当时世界艺术中心巴黎去了。巴黎比美国快了半拍，整个社会更趋于稳定，经济和思想文化的大格局已经形成，艺术家在那里更容易找到知音，从精神上获得满足、得到发展。海明威、庞德……好多艺术家，数不胜数。所谓“流放”不光指远离家园，它也指精神家园的失落。
　　回到美国前后，他们相继写出了自己最重要的作品，成为二十世纪初期最重要的作家，也是整个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奠基者、经典作家。社会、文化经济的发展总有个轨迹，过去了的一段历史可以佐证当代中国，帮助我们寻找规律。
　　急剧变动的社会生活如同一个频频搬动和打扫的大房间，整个空中灰尘密布，让人恐惧和焦躁，无所适从；但灰尘也是有重量的，它不能老在空中，它会落下来。不同的事物总要回到他自己的位置上去，形成自己的格局，不会总是处于混乱状态，这就叫“尘埃落定”。
　　关键问题是谁能坚立于尘埃、冲破迷惘？如果在这个时期能够坚持下去，认定你的追求和创造，认为你的激动都是出于生命的需要，那么你就不会飘浮。混乱时期从另一个方面讲也总是使人飞速成长的机会，历史上的重要作家、艺术家大多是从最困难的精神环境里冲杀出来的。与此相反的是，总会有一批又一批艺术家放弃了，松弛了，结果也就沦为平庸，等而下之。这是一种必然，很可惜。
　　这个时代可不是思想家和艺术家最尴尬的时代，如果冷静一点将会发现，这从来都是思想界、艺术界百求不得的那种冲洗和鉴别的一个大机会。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精神的一度荒芜，总是意味着它将焕发出更大的魅力。
　　如果我们把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经济文化发展的曲线重叠到一块儿，就会发现：它们在很大程度上竟会吻合。文化低谷、通俗艺术高度繁荣，经济起步、社会变动、喧哗骚动，从疲惫到稳定……这个时候坚持下来的思想家不仅是生活的希望、时代的良知，而且还会成为下一个时代的星光。
　　我们都走入了检验和归属的时代，它对我们构成了那么大的刺激和引诱。庞大的队伍由于虚假而消失，道路再不拥挤。既然走入了冷静和安宁，就应该充满希望。瓦解之后，你的坚持将变得事半功倍。
　　面对一个倡扬生命的欲望和尽情挥发的时期，可以充分地体验痛苦和惊愕。也只有此刻才能最大限度地、强有力地向人心做出挑战。一个人哪怕有了几十分之一的回答，也会非常了不起。如果政治上极大地禁锢，各种思想都纳入固定的框架，钻入单一哲学隧道，我们就很难进入任意幻想的十字路口。没有犹豫也没有徘徊，答案是现成的。谁也不再试图从原有的答案下寻找另一个答案，有人替我们想好一切，人丧失了思想的机会和能力——只有单一的声音，它非常强大，不是嗓音，它是统一的巨大的声音，使你无暇思索，不能思索。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发现了几部那个时期留下来的珍品？大部分人，包括一些很了不起的思想家、艺术家都在那里沉默，干一点与他的身份极不相符的事情，他没写出什么了不起的东西。看来我们做任何事情都不能脱离具体的客观环境，一个人总是在一种环境里生存。离开了一种环境就会失去某一种能力。环境能够毫不留情地、在不知不觉间扼杀或扩展人的某种东西。一个宽松放任的环境，人时常会有被淹没的危险，但这也比那种禁锢好得多。你可以比过去更大胆地幻想，放任你的思想。创造的力量呼唤出来了，魔鬼也应时释放出来了。恰恰走入了这种自由、混乱、多元，也就最大限度地焕发了人的创造力。
　　我们不得不适应现代世界的节奏和步伐，在经济、文化、政治各个方面与活着的今日世界“接轨”。当代文化要融入整个世界文化，经济更是如此。这样，时代的列车才能运转。不言而喻，我们的汉文化会空前地走向外部世界。当汉文化与世界文化发生撞击的时候，它将接受更多的新东西。这一代中国思想艺术界可以更多地接受世界文化遗产。以文学翻译为例，几乎任何一本有影响的外国文学新著，特别是“纯文学”，很快就会在我们的书店见到中文译本。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米兰·昆德拉的《不朽》，在国外刚出版了一年左右，我们国内就见到了它的中文版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发展和积累当然会比过去快得多。
　　在这个时期，恰恰操守成了最重要的。唯在这个时期，不能苟且，也不能展览肮脏。
　　我看过郑板桥晚年给他弟弟的一封信，上面说像我们这种能写几句诗、画几笔画的人太多了，这就算当代“名士”？
　　实际上我们才算不得“名士”，我们不过是舞文弄墨的酸臭文人罢了，因为从我们的作品里一点看不到人民的痛苦和时代的声音……他说他如果为了混生活，完全可以干点别的事情，可以种地，何必捏着一支笔杆在纸上涂来涂去画来画去？世界上有多少种方法混生活，如果用笔墨混生活，可就算最寒酸、最可怜的一种了。郑板桥的觉悟令我心动。我从此明白了一个用笔的人怎样才能不寒酸、不可怜：这就是记住时代和人民，好好地思想，要始终站立着。不能阿谀，也不能把玩——把玩自己的精神是非常可怕的。玩鸟也比玩自己的精神好啊！我们现在有人崇拜的不是一种献媚，就是一种酸腐。
　　比起那些粗糙和浮浅而言，这种堕落更为隐蔽，并且有点“可爱”。不能忘记人、人民，要有郑板桥那样的警醒。思想与艺术之域，保留下来的只会是战士。艺术本身有魅力，那正是因为精神有魅力。一定要用心灵去碰撞，要写出人的血性来，只有这样才不能使自己变得可怜。
　　除了可怜，还有一种让人讨厌的艺人。这种人任何时期都有，他的笔无论怎么变化，总是跟一种强大的、社会上最通行最时髦的东西一个节拍。我们听不到他自己的声音。我们从一开始就应该跟这部分人划清界限。我们的心灵应该与他们不一样，我们的同情心任何时候都在弱者一边。同情弱者，反映最低层的声音——它正是未来所需要的。一个思想家、艺术家，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坚持真理和正义，不向恶势力低头，永不屈服，永远表达自己的声音，喊出自己的声音：
　　只要这样做了，就会生命长存……

大塘乡人

文化，城市的魅力所在

毛燕 周翠玲

白云山下、麓湖之畔，一座荟萃岭南艺术精华、集古今艺术之瑰宝的现代化大型艺术博物院———广州艺术博物院，日前在秋阳中撩开了它神秘的面纱，向海内外人士展现它那迷人的风采，也由此树立起了一座广州文化建设的里程碑。

“建设现代化中心城市，要提高文化品位，大都市以文化论输赢”———这是广州市市长林树森今年以来多次提出的广州城市现代化建设的新战略，也是市委、市政府打出的“文化牌”。由经济中心城市到文化中心城市，作为具有20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的广州，她具有怎样丰厚的自然、文化遗产优势？

“白云珠水两悠悠”———广州的地理得天独厚，五岭陈其北、大海环其东，而在一城内也是背枕白云、南临珠江，有着枕山襟临江水的雄浑气势。早在秦始皇33年，乘灭6国余威，统一岭南之际，广州便步入了与中原文明整合的阶段，并在与海外贸易的交流中，岭南文化具备了特有的开放、务实的人文精神。

广州在近20年来的城市建设中，也一再触动了深埋地下的城市历史的脉搏。被誉为“岭南文化之光”的南越王墓，其出土的众多文物瑰宝展现了2000多年前西汉岭南文化奇异的光辉，而南越王墓博物馆本身，也获得第2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颁发的“中国当代建筑艺术创作成就奖”。南越王宫署、秦造船遗址是广州历史文化名城的精华所在，遗址发掘和保护工作是一项宏伟、艰巨的工程。筹建中的广州“南海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不仅是广州延绵2000多年海上交通贸易的重要史迹，也是对外开放的岭南人文精神的有力证明。

羊城自然风物与人文精神结合最圆满的体现要数“羊城八景”。自宋代城建大发展以后历代遴选不绝，是广州古代城市审美意识的表达。宋八景中有五景都是珠江之色，是珠江胜景的全景式展览。“扶胥浴日”、“海天晓霁”是日破江涌的晨曦图，其他“石门返照”、“珠江秋月”、“大通烟雨”3景分别是珠江的夜景、秋景和雨景。明清两代除了珠江的水景如明代的“珠江晴澜”、“荔湾渔唱”，清代的“浮丘丹井”、“东海渔珠”、“琶洲砥柱”外，白云山的林壑成图与委婉有致的余脉越秀山，同样是八景不可或缺的表达内容，它们共同构成了羊城的山重水复之胜。元代八景则以“山景”取胜：“白云晚望”、“景泰归僧”、“灵洲鳌负”、“粤台秋月”4个山景，至此羊城八景足足构成了一部山水大全。“羊城新八景”将是广州建山水城市的一个个亮点。

如果把广州的历史、传说、风俗和文化意识揉进了景物的八景，集中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审美态度和人文精神。那么，广州近代史上名垂青史的风云人物、惊心动魄的历史篇章，则记载了中国近代轰轰烈烈的历史。林则徐、邓世昌、孙中山、毛泽东、周恩来、蒋介石、邓演达；虎门销烟、三元里抗英、广州起义、国共第一次合作、东征、北伐、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沙面、省港大罢工旧址、农讲所、黄埔军校旧址、大元帅府旧址、中山纪念堂……近百处名扬海内外的历史遗迹，使广州拥有了中国其它历史文化名城难以具备的精神和史迹景点资源。

中信广场、城市大厦、珠江新城神话般地拔地而起的摩天大楼……广州不仅有2000多年历史演变凝聚和沉淀下来的人文精神，更有改革开放以来创造的经济奇迹。广州将以自己的历史遗存为傲，以改革开放的经济成就作基础，展开高品位文化建设，使广州无愧于历史文化名城的称誉。

《人民日报.华南新闻》(2000年09月29日第四版)

钟健华

很有感想。

月是故乡圆

[em67]

老钟

[color=#0300ff][font=仿宋_GB2312][size=3][物种起源]
做梦也不会料到：我会变成恶狼。
　　一只形状似狗，昼伏夜出、性情残忍、贪得无厌，伤人害命的恶狼。
　　一生中，我干尽了坏事丑事。噬血成腥、伤天害理那是家常便饭；夺男掠女、舔皮噬骨如数家珍；乔装打扮、吃人越羊更是小菜一碟。
　　人们恨我入骨，咬碎大牙。遂“赏”了我许多冠名和绰号。有狼心狗肺；有豺狼当道；有狼狈为奸；有狼吞虎咽；有狼子野心；以至于被我折腾得民怨沸腾，狼烟四起等。
　　透过现象看本质。无非是说我自从变成了恶狼以后，就成了吃人肉喝人血的畜生；就成了刮钱财掠美色的恶霸；就成了天老大我老二的衙内。尤其贴切的是：说我们狼群是一丘之狼、狼狼相互、狼狈为奸。还说因为有了我等，社会不得安宁；人民不得聊生；以至于狼道横行。
　　我纳闷：我怎么就变成了被人恨之入骨的恶狼？
　　小时候，我生在新森林，长在红叶下，狼妈说：我是善良的狼崽子；狼先生说：我是听话的狼学生；我也从小立志，长大后，做一只善狼不做恶狼。
　　真的见鬼，我竟然从一只善狼变成了彻头彻尾的恶狼。狼妈还曾说：我根红苗壮，像栋梁；狼先生也常说：我苗壮根红，像太阳。可我还是变成了恶狼；变成了鲁迅笔下血淋淋的土狼；变成了以怨报恩的中山狼；变成了披着羊皮的豺狼。
　　人们憎恨、诅咒、骂詈。我有时也想，也狼心发现，也反思，做些动作，搞点文章，向人类示好，以挽回影响。然狼籍成性，狼道难改。一刻不猎捕，我爪子就痒痒，一天不吃人，我心就刺挠。唉！管它呢！只能做一天狼享一天福吧。
可我还是纳罕，我怎么就变成了恶狼？
　　最近，闲看《狼报》，找到了答案。说：人的内心深处，一直在交战，交战双方是两只狼。一只狼是恶的，它代表残忍、傲慢、贪婪、独私……；一只狼是善的，它代表贤慈、宽容、谦虚、公道……。哪只狼会获胜呢？结论是：你喂它食物的那只。
　　哇塞！在人类的身上，我终于找到了答案。无怪人类导师都说：“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决定人们永远无法摆脱兽性。”就连人类作家魏明伦都说：人的灵魂里，藏着一个天使；一个魔鬼，权利离开制度约束，天使变魔鬼。
[/size][/font][/color]

临风一笑

[color=#ff2700][size=4]支持楼主.桐城在线欢迎一切关于桐城派的文章![/size][/color]

真的无悔

风格流派

行者 搜集整理

--------------------------------------------------------------------------------


Tongchengpai
桐城派

清代散文流派。创始人方苞，继承发展者虽众，但
影响最大的主要是刘大□和姚鼐。因为方、刘、姚都是
安徽桐城人，程晋芳、周永年便戏谓姚鼐说：“昔有方
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姚
鼐《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从此学者转相传述，号桐
城派，时在乾隆末年。
　　桐城派的文论，以“义法”为中心，逐步丰富发展，
成为一个体系。“义法”一词，始见于《史记·十二诸
侯表序》。表序说“(孔子)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
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方
苞取之以论文。他说：“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
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
之，然后为成体之文。”（《又书货殖传后》）所谓言
有物,指文章的内容；言有序,指文章的形式。他的义经
法纬之说，是要求内容和形式相统一。又说：“法之变，
盖其义有不得不然者”(《书五代史安重诲传后》)，又
认为形式决定于内容。从“义法”说出发，他主张古文
当以“雅洁”为尚，反对俚俗和繁芜。
　　刘大□着重发展了方苞关于“法”的理论，进一步
探求散文的艺术性，并提出了“因声求气”说。他说：
“作文本以明义理,适世用。而明义理,适世用，必有待
于文人之能事。”所谓“能事”，主要是指文章的“神
气”、“音节”问题。他说：“行文之道，神为主，气
辅之。”“神气者，文之最精处也；音节者，文之稍粗
处也；字句者，文之最粗处也……神气不可见，于音节
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论文偶记》）
　　姚鼐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他一方面针对当时“言
义理之过者，其辞芜杂俚近，如语录而不文；为考证之
过者，至繁碎缴绕，而语不可了当”的弊病，强调“义
理、考证、文章”三者合一，“以能兼者为贵”（《惜
抱轩文集·述庵文钞序》）;另一方面,又发展“神气”
说，他说：“凡文之体类十三，而所以为文者八，曰神、
理、气、味、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
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
焉！”（《古文辞类纂序》）他把众多不同的文章风格，
归纳为“阳刚”、“阴柔”两大类，实际上他们多数人
的创作，是偏于“阴柔”之美的，所以又以为“文之雄
伟而劲直者，必贵于温深而徐婉”（《海愚诗钞序》）。
　　桐城派的文章,在思想上多为“阐道翼教”而作;在
文风上，是选取素材，运用语言，只求简明达意、条例
清晰，不重罗列材料、堆砌辞藻,不用诗词与骈句,力求
“清真雅正”，颇有特色。桐城派的文章一般都清顺通
畅，尤其是一些记叙文，如方苞的《狱中杂记》、《左
忠毅公逸事》，姚鼐的《登泰山记》等，都是著名的代
表作品。
　　桐城派在清代文坛上影响极大。时间上从康熙时一
直绵延至清末；地域上也超越桐城，遍及国内。主要人
物方苞、刘大□、姚□、姚鼐四人之外，还有方氏门人
雷□、沈彤、王又朴、沈庭芳、王兆符、陈大受、李学
裕,刘大□门人钱伯□、王灼、吴定、程晋芳等,姚鼐门
人管同、梅曾亮、方东树、姚莹等。追随梅曾亮的还有
朱琦、龙启瑞、陈学受、吴嘉宾、邓显鹤、孙鼎臣、鲁
一同、邵懿辰等。道光咸丰年间，曾国藩鼓吹中兴桐城
派,但又以“桐城诸老，气清体洁”,“雄奇瑰玮之境尚
少”，欲兼以“汉赋之气运之”(吴汝纶《与姚仲实》)，
承其源而稍异其流，别称“湘乡派”。
　　桐城派的“载道”思想，适应清朝统治者提倡程朱
理学的需要；“义法”理论，也能为“制举之文”所利
用，故得以长盛不衰。他们在矫正明末清初“辞繁而芜，
句佻且稚”（方苞《书柳文后》）的文风，促进散文的
发展方面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姚鼐编选《古文辞类纂》，
流传尤广。
　　　　　　　　　　　　　　　　　　（罗东升）

桐川

桐城在线将会尽量照顾到不同阶层网友的喜好，大家对在线能提出自己的看法都是对我们的支持，感谢大家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