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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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神贵副教授
吴神贵, 男, 汉族, 1948年10月出身,安徽省桐城人1968年-1972年毕业于安徽劳动大学政法系政法专业,后留校任教并随哲学研究生班学习。讲授的课程有《中国哲学史》秦汉部分、《中国哲学史原著选读》秦汉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政治经济学》、《邓小平理论概论》、《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科学社会主义》、《书法》等课程。主持建设的《马克思主义原理》课程，1996年被评选为校级优秀课程。1991年、1996年和2000年三次获校级优秀教学成果奖。

发表文章与专著：

1992年出版《爱国主义于社会主义》任副主编执笔5万余字（中国科大出版社）

1995年《黄仲舒思想的辩证法因素》（安徽教育学院学报）

2001年《思想政治工作要立足于三观培育》（江淮论坛）

2001年参编《中国烟草文化》中以人为本烟草企业管理哲学一章（安徽大学出版社）

课题：

参加21世纪烟草发展战略与对策研究 1996年-1999年部分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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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范，字苹澄，龙眠（今安微桐城）人。工花鸟，画风神似任熊（渭长），书宗北朝，与赵之谦相仿（清 叶范 海棠翠鸟）。同光间官福州，一时画风多受其影响。陈子奋青少年时期常临摹其作品。直接受其影响的有侯官人，工花鸟的虞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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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佐唐(1898—1928)

(蒋晓星)



1928年10月6日,南京南郊雨花台响起了一阵凄厉的枪声,一批无产阶级的坚强战士倒在血泊中,姚佐唐就是其中一位。次日,《民生报》登载了国民党法庭的判决,声称姚佐唐“参加共产党,引诱工人入伙,招纳共产党要人罗世藩、孙竟川、许敬之等多人常在寓所开会,筹备暴动策……应处死刑”。字里行间,我们都可以看出姚佐唐为革命努力工作、与敌人英勇顽强斗争的情景。

姚佐唐,安徽桐城县城关镇人,家中排行老三,从小和在上海江南造船厂当技术工人的父亲生活在一起。从童年到少年,姚佐唐常听父辈们讲先祖的遗闻遗事。清乾隆年间,中国文坛上活跃着一批“治学为主”的散文家,号称“桐城派”,其代表人物就是当时有名的散文家姚鼐。姚鼐的侄孙姚莹任过台湾道,鸦片战争时,曾击败过英军的侵略,为保卫祖国的疆土立下了功劳。作为姚家的子孙,姚佐唐的父亲省下每一个铜板,让姚佐唐去上学,要他用功读书,长大可以报国报民。

姚佐唐在上海扶轮中学毕业后,为了维持家中艰窘的生计,来到陇海铁路徐州北站(铜山站)大厂当学徒工,拜有名的技术工人、后成为中国最早的工人党员之一的史文彬为师。他有知识,不怕吃苦,几年以后,即任机车领班,深得工人们的信任,被大家推选为徐州铁路工会会长。

十月革命的风暴、“五四”运动的高潮,冲击了整个中国。作为一个热血的爱国青年,姚佐唐开始接触新思想,阅读《新青年》、《劳动界》及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刊物《劳动周刊》等进步书刊。这时,李大钊创建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已在陇海铁路员工中吸收会员,一批北京大学的进步学生在徐州等地进行革命宣传活动,姚佐唐也积极参加。通过耳闻目睹,姚佐唐逐步认识到工人阶级被剥削、被奴役的根源,他知道只有斗争,劳苦大众才能得到解放,才能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的新社会。为此,他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1921年11月8日,正当徐州北站工人下班时,当局借故关闭了被工人们称为“鬼门关”的8号门。工人们不顾资本家狗腿子的威胁,硬是冲出了大门。为此事,铁路当局开除两名工人,造成“8号门事件”。事件点燃了长期被压迫、被奴役的铁路工人心中的怒火,他们以罢工为斗争手段,抗议铁路当局任意欺压工人。徐州北站机工的行动,得到了全路各车站工人的响应,不久,全线一致罢工。罢工开始后,姚佐唐被工人们选为徐州北站罢工委员会负责人。

11月20日,徐州北站工人聚集站前,举行罢工誓师大会,姚佐唐当众宣读了总罢工委员会发布的罢工宣言《敬告全国各路同胞同业兄弟们,恳乞求助声援》。宣言列举铁路当局压迫工人的种种罪行,号召工人要为“反虐待”、“争人格”、“光国体”而斗争到底。

下午,姚佐唐等罢工代表与机务处洋人谈判时,提出3点复工条件:接回被开除工人;即日起加薪;不得再苛待工人。后经全路工人代表商讨,补充为15条。中共中央局得知陇海路工人大罢工的消息后,立即指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江分部、北方分部派同志参加。中共北方区委在李大钊主持下召开了会议,与陇海路罢工机构取得联系,并派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主任罗章龙前往罢工地区了解情况。11月26日,交通部铁路局在与罢工工人代表谈判时表示:“工人所要求之加油、加棉纱、年终双薪及恤金、恢复徐州8号门之人职务,每年例假,做工加点加薪等,均已认可。”并写成文件,立下担保契约。历时7天的陇海铁路大罢工以胜利告终。

罢工胜利后,陇海铁路罢工委员会立即召开会议,决定组织陇海全路总工会,并加入劳动组合书记部会员,请书记部正式派专人驻徐州、开封、洛阳工会工作。1922年1月15日,陇海铁路工人代表会议在开封举行,会上选举姚佐唐等4人组成陇海铁路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并由总会发行新刊物《陇海路总罢工》。

1922年初,姚佐唐等加入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不久,经过斗争考验的姚佐唐由李震瀛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徐州铁路站党组织负责人,后经李大钊、王烬美、罗章龙推荐,他又成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13名成员之一。在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下,姚佐唐在徐州北站主持召开了陇海铁路工会委员会座谈会(代表来自各省)。会上,为扩展书记部报刊通讯联络工作,姚佐唐提出了一份技术工人的介绍名单,为书记部在全国范围内工作提供了便利。

1923年初,党组织派遣姚佐唐去京汉铁路彰德站工作,发起成立了彰德工人俱乐部。1月20日,京汉路局局长赵继贤途经彰德站时,姚佐唐等向赵提出要求撤换任意欺压工人的彰德铁路大厂厂长徐国龄的职务。随后,彰德俱乐部遵照总工会的要求,改为彰德分工会。2月1日,姚佐唐等3人又赴郑州,参加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7日,大会遭到军阀的血腥镇压。“二·七”惨案发生后,姚佐唐等48位代表满怀悲愤,代表全体铁路工人向北洋政府请愿,提出从速抚恤死伤工人及家属、严惩刽子手赵继贤等7项要求。

1923年3至4月间,姚佐唐亲自带徐州铁路工会两名负责人,去郑州向“二·七”死难烈土家属表示慰问。他们在郑州附近一个小站出席京汉路工会举行的各站工会负责人会议时,被敌人包围。由于同志们舍身掩护,姚佐唐安全脱险。回到徐州后,姚佐唐一面组织营救工作,一面发动工人群众继续开展反军阀斗争。

1924年6月17日至7月18日,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赤色职工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也同时召开。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李大钊、王荷波、姚佐唐等5人组成中共代表团出席了会议。在赤色职工代表大会上,姚佐唐代表中国工人阶级发了言,博得会上各国工人阶级代表的掌声。

冯玉祥将军倾向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与北洋军阀吴佩孚展开了激战。1925年初,姚佐唐从苏联归国不久,受党组织的指派,率领50名铁路工人组成铁道队到河南,参加国民军与车阀的战斗。姚佐唐领导的铁道队在流弹四射的战场上铺路架桥,随着战线推进。洛阳一战,军阀大败,临逃跑前,炸毁了铁路、火车,焚烧了车站。据陇海路外国工程师估计,需要3个月才能修复。但是姚佐唐带领大家连续工作72小时,就修好了几个车头和几十辆列车,使运输畅通,保证了战斗的顺利进行。

1926年2月,党中央根据形势发展,在北京召开了中央特别会议。会议确定了当前党的中心任务:“在各方面准备广州国民革命势力的向北发展”,以革命战争推翻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统治,发展革命势力。这时,姚佐唐又率铁路工人去广州参加了北伐军,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直接领导的铁道队大队副。那时,前线的战事十分激烈,铁路沿线路轨枕木随地被掘,桥梁要隘处或被炸毁或埋有地雷,车站上车辆、水塔、应用器具,没有一样是完整的。姚佐唐和铁路工人夜以继日,战斗在铁路沿线上。姚佐唐还把工人组成了宣传队,每到一地,都在街上张贴传单、宣言、标语。召开大会时,姚佐唐就向群众讲述北伐的意义、民众的责任,号召群众起来,参加与军阀的战斗。在攻打武昌的一次激烈战斗中,姚佐唐身负重伤,从此失去了一条腿。伤愈后,姚佐唐装了一条假腿,又回到了铁道队。

1927年初,姚佐唐随北伐军转战到了南京附近。铁道队的任务非常艰巨,除了铺路架桥之外,有时还要参加战斗。在一次两军对峙的激烈战斗中,为了阻止军阀部队增援兵力,姚佐唐派了十几个铁道队员摸黑到了敌人后方龙潭车站,破坏了铁路,使战斗取得胜利。还有一次,由于战斗失利,铁道队撤到了蚌埠车站附近。深夜,铁道队员们熟睡在车厢内,一阵激烈的枪声传来,姚佐唐跃身而起,迅速指挥应战,边打边撤,把大家带到了安全地带。直到天亮敌军撤退之后,他们才回到车队,车上的物品已被洗劫一空。

蒋介石撕下了“革命”、与共产党“合作”的伪装后,形势急剧恶化。4月10日,军警包围了南京大纱帽巷中共南京地委的开会地点,逮捕杀害了10名党的负责同志,并开始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群众。这时,姚佐唐领导的铁道队里有数十名党团员,属于中共南京地委领导,由于机构严密,工作谨慎,没有暴露,这是大革命失败后南京较完整保存下来的惟一的党组织。

1927年6月,中共江苏省委成立以后,省委书记陈延年派黄逸锋到南京进行恢复组织的工作。到南京以后,黄逸锋住在一个铁路工人家里。姚佐唐很快就接上了头。他向黄汇报说铁道队里有4个党支部,党员70多人,团员数十人。在姚佐唐的陪同下,黄逸锋召开铁道队党员会,要大家在白色恐怖面前不要退缩、消沉,应更坚决与敌人展开斗争。黄逸锋深感姚佐唐领导得力,为此,他曾亲自去了铁道队队部所在地徐州,与姚佐唐商量在南京举行武装起义的计划。8月,刚刚恢复起来的南京党组织又一次遭敌破坏,许多同志入狱、牺牲。在这严重关头,姚佐唐果断采取措施,利用铁道队扩充人员的机会,掩护、援救那些正被敌人追捕的同志。市总工会工人纠察队员、共青团员何正泉被释放后,党组织就通知他和另外几个同志去下关参加铁道队。在铁道队里,姚佐唐时常教育这些新队员要有坚强的革命意志,要有进取精神,不要被暂时的困难吓倒。不久,姚佐唐介绍何正泉等3同志入党。后来,由于城内工作的需要,姚佐唐又派何正泉到城南区委工作,以后担任了市委委员。临走之前,姚佐唐拍拍何正泉的肩膀:“好好干吧,同志!”何正泉激动地握住姚佐唐的手:“我走的革命道路,与姚大队副的帮助、教育是分不开的。”

1927年10月,中共江苏省委派孙津川到南京工作。次年3月,担任南京市委书记。在以往的工人运动中,姚、孙经常在一起工作,他们都出身于铁路工人之家,以后又都成为工运领袖的现在并肩战斗,自然有着一种非常亲密的同志情谊。由于姚佐唐的地位、身份很高,不容易引起军警特务的注意,因此,下关黄泥滩姚宅便成了南京市委的一个重要地下联络和开会地点。孙津川经常和市委其他负责人在姚家碰头,以喝茶、打麻将作掩护,讨论市委工作,布置任务,准备在南京组织一支革命武装,以暴力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

1928年7月的一天,姚家又拉开桌子,摆上麻将,泡好茶水,准备召开党的工作会议。几个农民党员来了,孙津川同志来了……这时,反动军警突然包围了姚家,孙津川等同志被捕。姚佐唐幸好出去打开水,脱险逃出,连夜到了上海。但由于叛徒的出卖,不久姚佐唐又在上海一家旅馆被捕,随即解往南京,关押在宪兵司令部看守所。

在狱中,姚佐唐经受住敌人的威逼利诱、严刑拷打,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气节。一次,姚佐唐在狱中见到了妻子,他深情地望着怀有身孕哭泣着的妻子说:“我是个共产党员,这次被他们抓来,是死定了的。你也不要难过,我在外面还有人,这话只能对你一个人说。你也只能一个人知道,千万不能对旁人讲。以后你和孩子会有人照顾的。”

敌人无计可施,决定对姚佐唐、孙津川等下毒手。1928年10月6日,一群军警气势汹汹地涌了进来,从号子里提出了姚佐唐、孙津川等人。经过几个月的残酷折磨,孙津川的头发都掉光了,姚佐唐的险十分瘦削,没有一点血色。他们一走出牢门,就开始怒斥敌人:“没有老子参加北伐军,你们怎么能在这儿神气?”“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枪毙我1个,还有10个,枪毙10个,还有100个!千千万万的革命者,你们是杀不完的!”敌人惊慌失措,急忙用布将姚佐唐、孙津川等同志的嘴堵起来,可他们拼死挣扎,仍然叫骂不止,直到雨花台刑场敌人的枪响时。




姚佐唐个人传记



姚佐唐(1898—1928)1928年10月6日,南京南郊雨花台响起了一阵凄厉的枪声,一批无产阶级的坚强战士倒在血泊中,姚佐唐就是其中一位。次日,《民生报》登载了国民党法庭的判决,声称姚佐唐“参加共产党,引诱工人入伙,招纳共产党要人罗世藩、孙竟川、许敬之等多人常在寓所开会,筹备暴动策……应处死刑”。字里行间,我们都可以看出姚佐唐为革命努力工作、与敌人英勇顽强斗争的情景。

姚佐唐,安徽桐城县城关镇人,家中排行老三,从小和在上海江南造船厂当技术工人的父亲生活在一起。从童年到少年,姚佐唐常听父辈们讲先祖的遗闻遗事。清乾隆年间,中国文坛上活跃着一批“治学为主”的散文家,号称“桐城派”,其代表人物就是当时有名的散文家姚鼐。姚鼐的侄孙姚莹任过台湾道,鸦片战争时,曾击败过英军的侵略,为保卫祖国的疆土立下了功劳。作为姚家的子孙,姚佐唐的父亲省下每一个铜板,让姚佐唐去上学,要他用功读书,长大可以报国报民。

姚佐唐在上海扶轮中学毕业后,为了维持家中艰窘的生计,来到陇海铁路徐州北站(铜山站)大厂当学徒工,拜有名的技术工人、后成为中国最早的工人党员之一的史文彬为师。他有知识,不怕吃苦,几年以后,即任机车领班,深得工人们的信任,被大家推选为徐州铁路工会会长。

十月革命的风暴、“五四”运动的高潮,冲击了整个中国。作为一个热血的爱国青年,姚佐唐开始接触新思想,阅读《新青年》、《劳动界》及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刊物《劳动周刊》等进步书刊。这时,李大钊创建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已在陇海铁路员工中吸收会员,一批北京大学的进步学生在徐州等地进行革命宣传活动,姚佐唐也积极参加。通过耳闻目睹,姚佐唐逐步认识到工人阶级被剥削、被奴役的根源,他知道只有斗争,劳苦大众才能得到解放,才能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的新社会。为此,他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1921年11月8日,正当徐州北站工人下班时,当局借故关闭了被工人们称为“鬼门关”的8号门。工人们不顾资本家狗腿子的威胁,硬是冲出了大门。为此事,铁路当局开除两名工人,造成“8号门事件”。事件点燃了长期被压迫、被奴役的铁路工人心中的怒火,他们以罢工为斗争手段,抗议铁路当局任意欺压工人。徐州北站机工的行动,得到了全路各车站工人的响应,不久,全线一致罢工。罢工开始后,姚佐唐被工人们选为徐州北站罢工委员会负责人。

11月20日,徐州北站工人聚集站前,举行罢工誓师大会,姚佐唐当众宣读了总罢工委员会发布的罢工宣言《敬告全国各路同胞同业兄弟们,恳乞求助声援》。宣言列举铁路当局压迫工人的种种罪行,号召工人要为“反虐待”、“争人格”、“光国体”而斗争到底。

下午,姚佐唐等罢工代表与机务处洋人谈判时,提出3点复工条件:接回被开除工人;即日起加薪;不得再苛待工人。后经全路工人代表商讨,补充为15条。中共中央局得知陇海路工人大罢工的消息后,立即指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江分部、北方分部派同志参加。中共北方区委在李大钊主持下召开了会议,与陇海路罢工机构取得联系,并派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主任罗章龙前往罢工地区了解情况。11月26日,交通部铁路局在与罢工工人代表谈判时表示:“工人所要求之加油、加棉纱、年终双薪及恤金、恢复徐州8号门之人职务,每年例假,做工加点加薪等,均已认可。”并写成文件,立下担保契约。历时7天的陇海铁路大罢工以胜利告终。

罢工胜利后,陇海铁路罢工委员会立即召开会议,决定组织陇海全路总工会,并加入劳动组合书记部会员,请书记部正式派专人驻徐州、开封、洛阳工会工作。1922年1月15日,陇海铁路工人代表会议在开封举行,会上选举姚佐唐等4人组成陇海铁路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并由总会发行新刊物《陇海路总罢工》。

1922年初,姚佐唐等加入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不久,经过

斗争考验的姚佐唐由李震瀛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徐州铁路站党组织负责人,后经李大钊、王烬美、罗章龙推荐,他又成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13名成员之一。在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下,姚佐唐在徐州北站主持召开了陇海铁路工会委员会座谈会(代表来自各省)。会上,为扩展书记部报刊通讯联络工作,姚佐唐提出了一份技术工人的介绍名单,为书记部在全国范围内工作提供了便利。

1923年初,党组织派遣姚佐唐去京汉铁路彰德站工作,发起成立了彰德工人俱乐部。1月20日,京汉路局局长赵继贤途经彰德站时,姚佐唐等向赵提出要求撤换任意欺压工人的彰德铁路大厂厂长徐国龄的职务。随后,彰德俱乐部遵照总工会的要求,改为彰德分工会。2月1日,姚佐唐等3人又赴郑州,参加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7日,大会遭到军阀的血腥镇压。“二·七”惨案发生后,姚佐唐等48位代表满怀悲愤,代表全体铁路工人向北洋政府请愿,提出从速抚恤死伤工人及家属、严惩刽子手赵继贤等7项要求。

1923年3至4月间,姚佐唐亲自带徐州铁路工会两名负责人,去郑州向“二·七”死难烈土家属表示慰问。他们在郑州附近一个小站出席京汉路工会举行的各站工会负责人会议时,被敌人包围。由于同志们舍身掩护,姚佐唐安全脱险。回到徐州后,姚佐唐一面组织营救工作,一面发动工人群众继续开展反军阀斗争。

1924年6月17日至7月18日,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赤色职工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也同时召开。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李大钊、王荷波、姚佐唐等5人组成中共代表团出席了会议。在赤色职工代表大会上,姚佐唐代表中国工人阶级发了言,博得会上各国工人阶级代表的掌声。

冯玉祥将军倾向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与北洋军阀吴佩孚展开了激战。1925年初,姚佐唐从苏联归国不久,受党组织的指派,率领50名铁路工人组成铁道队到河南,参加国民军与车阀的战斗。姚佐唐领导的铁道

队在流弹四射的战场上铺路架桥,随着战线推进。洛阳一战,军阀大败,临逃跑前,炸毁了铁路、火车,焚烧了车站。据陇海路外国工程师估计,需要3个月才能修复。但是姚佐唐带领大家连续工作72小时,就修好了几个车头和几十辆列车,使运输畅通,保证了战斗的顺利进行。

1926年2月,党中央根据形势发展,在北京召开了中央特别会议。会议确定了当前党的中心任务:“在各方面准备广州国民革命势力的向北发展”,以革命战争推翻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统治,发展革命势力。这时,姚佐唐又率铁路工人去广州参加了北伐军,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直接领导的铁道队大队副。那时,前线的战事十分激烈,铁路沿线路轨枕木随地被掘,桥梁要隘处或被炸毁或埋有地雷,车站上车辆、水塔、应用器具,没有一样是完整的。姚佐唐和铁路工人夜以继日,战斗在铁路沿线上。姚佐唐还把工人组成了宣传队,每到一地,都在街上张贴传单、宣言、标语。召开大会时,姚佐唐就向群众讲述北伐的意义、民众的责任,号召群众起来,参加与军阀的战斗。在攻打武昌的一次激烈战斗中,姚佐唐身负重伤,从此失去了一条腿。伤愈后,姚佐唐装了一条假腿,又回到了铁道队。

1927年初,姚佐唐随北伐军转战到了南京附近。铁道队的任务非常艰巨,除了铺路架桥之外,有时还要参加战斗。在一次两军对峙的激烈战斗中,为了阻止军阀部队增援兵力,姚佐唐派了十几个铁道队员摸黑到了敌人后方龙潭车站,破坏了铁路,使战斗取得胜利。还有一次,由于战斗失利,铁道队撤到了蚌埠车站附近。深夜,铁道队员们熟睡在车厢内,一阵激烈的枪声传来,姚佐唐跃身而起,迅速指挥应战,边打边撤,把大家带到了安全地带。直到天亮敌军撤退之后,他们才回到车队,车上的物品已被洗劫一空。

蒋介石撕下了“革命”、与共产党“合作”的伪装后,形势急剧恶化。4月10日,军警包围了南京大纱帽巷中共南京地委的开会地点,逮捕杀害了10名党的负责同志,并开始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群众。这时,姚佐唐领导的铁道队里有数十名党团员,属于中共南京地委领导,

由于机构严密,工作谨慎,没有暴露,这是大革命失败后南京较完整保存下来的惟一的党组织。

1927年6月,中共江苏省委成立以后,省委书记陈延年派黄逸锋到南京进行恢复组织的工作。到南京以后,黄逸锋住在一个铁路工人家里。姚佐唐很快就接上了头。他向黄汇报说铁道队里有4个党支部,党员70多人,团员数十人。在姚佐唐的陪同下,黄逸锋召开铁道队党员会,要大家在白色恐怖面前不要退缩、消沉,应更坚决与敌人展开斗争。黄逸锋深感姚佐唐领导得力,为此,他曾亲自去了铁道队队部所在地徐州,与姚佐唐商量在南京举行武装起义的计划。8月,刚刚恢复起来的南京党组织又一次遭敌破坏,许多同志入狱、牺牲。在这严重关头,姚佐唐果断采取措施,利用铁道队扩充人员的机会,掩护、援救那些正被敌人追捕的同志。市总工会工人纠察队员、共青团员何正泉被释放后,党组织就通知他和另外几个同志去下关参加铁道队。在铁道队里,姚佐唐时常教育这些新队员要有坚强的革命意志,要有进取精神,不要被暂时的困难吓倒。不久,姚佐唐介绍何正泉等3同志入党。后来,由于城内工作的需要,姚佐唐又派何正泉到城南区委工作,以后担任了市委委员。临走之前,姚佐唐拍拍何正泉的肩膀:“好好干吧,同志!”何正泉激动地握住姚佐唐的手:“我走的革命道路,与姚大队副的帮助、教育是分不开的。”

1927年10月,中共江苏省委派孙津川到南京工作。次年3月,担任南京市委书记。在以往的工人运动中,姚、孙经常在一起工作,他们都出身于铁路工人之家,以后又都成为工运领袖的现在并肩战斗,自然有着一种非常亲密的同志情谊。由于姚佐唐的地位、身份很高,不容易引起军警特务的注意,因此,下关黄泥滩姚宅便成了南京市委的一个重要地下联络和开会地点。孙津川经常和市委其他负责人在姚家碰头,以喝茶、打麻将作掩护,讨论市委工作,布置任务,准备在南京组织一支革命武装,以暴力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

1928年7月的一天,姚家又拉开桌子,摆上麻将,泡好茶水,准备召

开党的工作会议。几个农民党员来了,孙津川同志来了……这时,反动军警突然包围了姚家,孙津川等同志被捕。姚佐唐幸好出去打开水,脱险逃出,连夜到了上海。但由于叛徒的出卖,不久姚佐唐又在上海一家旅馆被捕,随即解往南京,关押在宪兵司令部看守所。

在狱中,姚佐唐经受住敌人的威逼利诱、严刑拷打,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气节。一次,姚佐唐在狱中见到了妻子,他深情地望着怀有身孕哭泣着的妻子说:“我是个共产党员,这次被他们抓来,是死定了的。你也不要难过,我在外面还有人,这话只能对你一个人说。你也只能一个人知道,千万不能对旁人讲。以后你和孩子会有人照顾的。”

敌人无计可施,决定对姚佐唐、孙津川等下毒手。1928年10月6日,一群军警气势汹汹地涌了进来,从号子里提出了姚佐唐、孙津川等人。经过几个月的残酷折磨,孙津川的头发都掉光了,姚佐唐的险十分瘦削,没有一点血色。他们一走出牢门,就开始怒斥敌人:“没有老子参加北伐军,你们怎么能在这儿神气?”“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枪毙我1个,还有10个,枪毙10个,还有100个!千千万万的革命者,你们是杀不完的!”敌人惊慌失措,急忙用布将姚佐唐、孙津川等同志的嘴堵起来,可他们拼死挣扎,仍然叫骂不止,直到雨花台刑场敌人的枪响时。

(蒋晓星)出自《南京英烈》第一辑中共南京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办公室、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处编

南京工学院出版社

月光曲

没办法啊～
从分家开始以前的人都算是桐城的人啊，无论正史，野史都可是这么记载的　本人自认为对桐城名人了解不少，看到此帖　才知道　哎
楼主辛苦　顶

tczy

关注就好~~[em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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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中旬，马叙伦离别衰老多病的母亲，从杭州起程，路经南京，转乘津浦路火车。
　　同卧车有位[img]桐城人，叫尹寿松，[/img]清末即做外交工作，此时为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外交委员会办事人员。闲谈中渐熟，尹告以许多关于签订“塘沽协定”和“何梅协定”内幕。马叙伦早在北平时，曾闻知一九三三年国民党政府与日军签订了塘沽协定，丧权辱国，出卖了东北和热河，便利了日军进一步控制华北。一九三五年何应钦又秘密复函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全部承诺了日军的无理要求。但具体条款外界不详，遂向尹表示希望了解之意。
　　翌日抵北平，马叙伦立即访问了尹寿松，得到了《何梅协定》的抄件。《协定》规定：中国政府取消在河北的党政机关，撤退驻河北的国民党中央军和东北军，撤退日方指定的中国军政人员和禁止一切抗日活动等。看后，他顿时怒发冲冠，说：“这哪里是协定，只是日本帝国主义向蒋介石下的一道命令。”“蒋介石对日本帝国主义竟甘心恭顺到这个田地！”更坚定了他的抗日反蒋意志。

http://cn.netor.com/a/maxulun/0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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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叙伦?

浙江绍兴人(祖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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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中旬，马叙伦离别衰老多病的母亲，从杭州起程，路经南京，转乘津浦路火车。
　　同卧车有位[color=red]桐城人，叫尹寿松，[/color]清末即做外交工作，此时为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外交委员会办事人员。闲谈中渐熟，尹告以许多关于签订“塘沽协定”和“何梅协定”内幕。马叙伦早在北平时，曾闻知一九三三年国民党政府与日军签订了塘沽协定，丧权辱国，出卖了东北和热河，便利了日军进一步控制华北。一九三五年何应钦又秘密复函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全部承诺了日军的无理要求。但具体条款外界不详，遂向尹表示希望了解之意。

应该是这样滴，呵呵，符号用错了。

http://cn.netor.com/a/maxulun/0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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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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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羲(1914— ) 农业化学家。安徽桐城人。1935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农学院植物生产系。曾任四川省农业改进所技师，成都川康农工学院、金陵大学副教授，浙江大学农学院教 授。1952年后，历任浙江农学院教授，浙江农业大学教授、土壤农化系主任，中国土壤学会第二至五届理事兼农业化学专业委员会主任，浙江省土壤肥料学会第 三届理事长，国际土壤学会会员。中国民主同盟盟员。专长于土壤养分、植物营养与合理施肥的研究。撰有《有机肥料对于提高土壤肥力与作物产量的研究》等论 文，著有《农业化学》，主编有《农业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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