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aqyzm 于 2013-1-22 09:04 编辑
母亲没有妹妹,小姨是母亲捡来的。 母亲说是捡的,说捡的也不准确,因为小姨差不多小我母亲10岁的样子,和母亲是隔壁村子,1958年左右小姨父母双亡,准备去江西或湖北的一个叫“州上”地方,去安庆的时候就找到我家小姨找我们家是想买去“州上”的船票,那时候交通不像现在,船票很难买。其时家里还没有我,小姨哭得像泪人一样,说了自己的来龙去脉,母亲的同情心就出来了,觉得一个不到17岁的小姑娘,去那么个陌生的地方,无依无靠的,只是听说比家乡好点,就是有口吃的。母亲也陪着哭。 母亲等父亲回来,就跟父亲说,这丫头可怜巴巴的,又没有父母,哪里不活人那,你看就留下来可好。父亲顾忌家庭负担能不能承受,那时三姐还没有出世家里负担确实不小,母亲说,你我都上班,家里二个孩子也要个人,等这丫头大点,看有没有机会去找个工作,各个工厂都在要人。父亲考虑也是实情。就答应了。 因为是母亲的家乡人,年龄又小,父母亲真把她当家里人一样,难免说话有轻有重的时候,寒来暑往,6年过去了,小姨也俨然是我家一成员,也就成了一城里人,这6年里,小姨在母亲的一再奔波和父亲的帮助下,先是去了一个工厂做临时工,63年我父亲单位扩招,进了父亲的单位,同年被送去上海学习,小姨成了真正的城里人了。在上海学习的时候小姨看上了同去的小伙子,回安庆后很快就结婚了,母亲是哭着把小姨嫁出去的。 1963年10月,干部家属下放,我家被下到东至县大渡口,后来因母亲的一再坚持,说要下就下,但我要回我老家,那里还有我兄弟照顾。据说,小姨来送了母亲。这是小姨最后一次算我们家的成员参加的活动。 1966年底,父亲非常狼狈的回到老家,那时候我们家还借住在别人家里,父亲是从安庆走回家的,我家在农村的第一次建房就是那年,三间草房,我们不知道的是,外面在搞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父亲是被夺权靠边站才回家的,房子建好了,父亲才在断断续续的描述外面世界的时候,说出了一件惊人的事情,父亲被夺权的始作俑者是与小姨有直接的关系,因为贴父亲第一张大字报的就是小姨。小姨在大字报里绘声绘色的描述了她在我们家的几年的辛酸生活,说我们家不把她当人看,起得早睡都晚,辛辛苦苦帮我们家带孩子,是我们家剥削她,我父亲成了翻身忘本的典型,随后我父亲的整个办公楼都贴上了他的大字报。小姨成了反戈一击的典型,同年入党。母亲听说后一言不发,就整理衣服要去安庆,母亲发誓要去撕烂小姨的嘴,在父亲的一再劝说下,母亲没有成行。从那以后,我们吃饭不干事的时候,母亲奇怪的不骂我们懒鬼而改口骂我们是白眼狼了,母亲应该不是骂我们。 我知道的是,小姨自1960年后没有回过桐城老家。小姨是70年左右调到安庆一个纺织单位的,据说是做工会一个干部。 1979年分田到户后,我们家因落实政策离开桐城回安庆生活,小姨夫来我家,表达的意思是想两家人在一起吃个饭,庆祝一下我们回城,我们一家都去了,这是我第一次见小姨,小姨有点生生的,很怕我母亲的样子,吃饭的时候也没有什么话,端碗都躲着我母亲走,倒是小姨夫忙前忙后的。那天我应该是叫了小姨的。送我们出门的时候,只听见小姨嘤嘤低语了一声:我娘家也有人了。 此后两家人一直没有来往,小姨夫是个憨厚的人,也在我父亲的单位工作,还担任了工会干部,我见过很多次小姨夫开口想跟我父母亲说文化大革命的事的时候,父母亲都制止了他。小姨在文革中的举动母亲后来也得知一点,小姨也是被造反派逼的,如果小姨不那样做就面临被游斗,那时小姨的孩子才二岁。我听母亲说过,逼你,逼你你就害人是吧!你还不是想往上爬!
小姨在文革后因三种人身份没有继续留在工作岗位,赋闲在家,接着小姨夫被诊断为中期喉癌,母亲很难过,叹了一口气说,这丫头的命怎么这么苦。母亲嘱咐三姐去看过一次小姨。我的印象里小姨没有来过我们家。 1997年,我在安庆的西门一号码头附近见到小姨,可能是因为母亲的缘故,我喊了小姨,小姨也老了,小姨问妈妈怎么样,我说妈妈二年前已经走了,小姨愣了一会,脸顿时红了起来,眼泪夺眶而出,我伸手帮小姨擦了眼泪,因为这眼泪是为我母亲流的,我感觉小姨是用了平生的力气抓着我的手,身体和面部表情扭曲,欲言又止,痛不欲生。这是我唯一的一次亲近小姨。我难以洞察小姨的内心,但我知道小姨是后悔的,这一生她可能最怕见的人就是我母亲,但母亲的突然离去,她又无法释怀。只哽咽着说了一句:妈妈一生苦做人。也像是说给她自己听的。 母亲走后,我们兄弟姐妹相约,不去看小姨,也是为实现母亲无言的承诺。 母亲也许早已原谅了小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