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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人如意平安图 作者：严宽 继2005年元月15日我们发现了明代商祚绘的《秋葵图》之后，于元月27日我们又发现了元人《如意平安图》，再一次地证明了1971年由孔祥泽先生提供，吴恩裕先生经研究而发表的《曹雪芹佚著及其传记材料的发现》的真实性，以及吴恩裕所持观点的正确性。 为了使读者了解问题的来龙去脉，及行文的方便，我们不妨先把吴恩裕先生在二十年前的著作《曹雪芹佚著浅探》中的“曹雪芹所见之‘如意平安图’”一文恭录如下，以飨读者。 “敦敏在乾隆二十三年冬或二十四年初所写的《瓶湖懋斋记盛》，是一篇较详尽的曹雪芹传记材料。可惜我们只看到《记盛》原文的前半部分。后一半至今仍无法得到。孔祥泽在一九七一年曾经从收藏者金福忠那里借抄原文的全部。他又把全文用白话写成一篇《懋斋记盛的故事》。遗憾的是，他抄的原文后来据他自己说已经丢失，以致我们今天要想知道《记盛》下半部的内容，就不得不通过孔祥泽所写的《故事》了。 《记盛》下半部记的是董邦达、过子和、端隽、敦敏和曹雪芹、于叔度几个人在懋斋的聚谈，谈话涉及鉴别古画、绘画、北京的风向、扎绘风筝、放风筝、做菜等等。这些，我已在《瓶湖懋斋记盛阙文钩沉》(见我的《曹雪芹丛考》一书)一文中，较详介绍，不再多谈。这里要谈的乾隆二十三年腊月二十四日那天，他们鉴别古画的情况。 敦敏的舅从福建回北京，带来许多字和画。他把其中署名李龙眠(即宋朝的李公麟)画的《如意平安图》，明朝商祚的《秋葵彩蝶图》等，送给了敦敏。敦敏为了鉴别这些画的真伪，曾两度往访曹雪芹于白家疃，都不遇，遂改请董邦达来鉴别。请董的日期是腊月二十四日。但二十一日敦敏却又巧遇曹雪芹于北京宣武门外的菜市口，他遂邀了曹雪芹去参加二十四日的聚会。那天董邦达、过子和、端隽到了懋斋后，在吃饭以前，同曹雪芹和敦敏等讨论宋人李龙眠的那幅《如意平安图》的真伪。讨论的情况如下。 署名李龙眠的这幅《如意平安图》是一张工笔画。画中有一个胆瓶，外边裹着一块锦料的包袱。胆瓶内插着两朵荷花，衬在三片荷叶之间。荷叶下面有几枝竹，也插在瓶里。瓶的旁边还画了一盆灵芝草。盆下边放着一个托盘，盘内盛着佛手等果。画的右上角，写着‘如意平安’四字，字下方写着‘李龙眠绘’。除名章外，还有两个闲章，盖在画的左下角。 董邦达先问：‘这幅画却是下了一番工夫，色用的也不错。雪芹你看怎么样？’雪芹看过了画后，答到：‘这幅画不逊于元人的写生上品，但是谈到真伪，我怎敢在几位前辈面前妄加月旦？’董邦达道：‘雪芹不要太谦，你已经指出这是仿元人笔意的写生之作了，何不直说出这不是李公麟的真迹呢？’过子和便问雪芹：‘您怎么断定是仿元人之作呢？’雪芹道：‘这不难看出。李公麟是以白描人物享名于当时的，他下笔挥毫，如铁线迂回，后人很少有偌大笔力。他不喜写生花卉，而且这画的胆瓶，已是元代式样，宋朝人怎么能够预拟元人的样式呢？这不是大好的佐证吗？’董邦达也接着说：‘这幅荷花竹叶插在胆瓶里，固是实地写生；那盆灵芝和佛手，却是笔者虚拟。两者格调，并不相容。公麟为有宋一代名手，何能出此？雪芹卓识不差！’接着又看另外的几幅画。大家认为，只有明人商祚的花卉，可以断为真迹，其余都是赝品。于是，雪芹便对敦敏说：‘只这商祚一幅足资珍藏，其他几幅，画的并不错，可惜笔者偏偏要题上前人的名字，企图抬高声价。这种徒务虚名的风气，明朝人已开其端了。’他们接下去的议论与《如意平安图》无关，故不再引述。‘元人《如意平安图》’几个字，并无只字案语。 这个所谓‘元人《如意平安图》’的发现，十分重要。除已向香港大公报致函访求该图的原投稿者的原照片外，特作初步估计如下。 由于画的内容完全符合，我认为这幅所谓‘元人’《如意平安图》可能就是敦敏的舅赠给他，曹雪芹所看到并加评鉴的那幅‘李龙眠绘’《如意平安》。《如意平安图》固然是中国画中常见的题材，但两者的内容这样分毫不差，却是罕见的事。假定它们是同一幅画，那么，为什么原署名‘李龙眠绘’变成了‘元人’《如意平安》了呢？由上述乾隆二十三年腊月二十四日大家在敦敏家的鉴别，曹雪芹已经指出画中的胆瓶是元朝的样式，故不可能是宋朝的李公麟所画，而是元人的作品。事后，敦敏采取了曹雪芹和董邦达鉴别的意见，遂将该画定为‘元人’作品。 在二百年后的今天，曹雪芹所看到，敦敏所收藏的这幅《如意平安图》，我们再想看到，是不容易了，虽然一九五四年邓之诚先生赠给我的《鹪鹩庵笔塵手稿》残卷的确是敦诚的遗稿，但敦敏的遗物，却至今尚未发现。 事情就这样凑巧，我在一九七五年曾经有机会看到香港大公报的《艺林》副刊数十期。竟在一九六五年二月十四日的一期上，看到了一幅香港人士所藏的元人《如意平安图》的刊印在报纸上的照片。(请参阅附图)报纸上复制的图片虽不甚清楚，但画的内容却是不会错的：一个锦袱包在下半部的胆瓶，瓶中插着两朵荷花，三片荷叶，瓶里还插着小竹数枝。胆瓶的旁边有一盆灵芝草，盆下一个盛着佛手等果的托盘。这同上述敦敏收藏署名‘李龙眠绘’的《如意平安图》的内容，完全一样。只是从这个复制图片里，看不出任何图章和题字。《艺林》的编者只加上并将标签改为‘元人《如意平安图》’，以代替原标签‘宋李龙眠绘《如意平安图》’这是完全可能的。 也正是因为这样，这幅画流传到香港收藏家之手以后，才把画里的‘李龙眠’名章，闲章，都有意地遮蔽上，不使人看到，而以‘元人《如意平安图》’的名目刊诸报端。因为这幅画，要说是宋人李龙眠画的，就是假的；但如以‘元人’作品目之，它就是真的了。可见此图的香港收藏者的态度还是不错的。 还有一点要说明一下，曹雪芹在鉴别《如意平安图》时第一句话说：‘这幅画不逊于元人的写生上品。’又在后来说：‘其它几幅，画的并不错，可惜画者偏偏要题上前人的名字，企图抬高声价。这种徒务虚名的风气，明朝人已开其端了。’从这两段话看来，似乎雪芹认为《如意平安图》是明朝人的作品。这一可能性是有的。但却使雪芹当时是这个意思，他却不能肯定它是明人之作。他所肯定的只是‘画里的胆瓶，已是元代样式’而已。敦敏根据雪芹所能肯定下来的看法，把原标签改为‘元人《如意平安图》’，是十分可能的。 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可以说，从孔祥泽的《懋斋记盛的故事》所看到的《瓶湖懋斋记盛》下半部的基本内容，便是可靠的了。整个《瓶湖懋斋记盛》的真实性，也从而得到了一个有力的佐证。” 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日于沙滩 (附记)香港《大公报》所载此图，数年前曾荷《艺林》陈凡先生于来京时见告，谓可能是上海图书馆或上海博物馆的同志供稿。一九七八年我赴沪时承上图顾廷龙馆长和上博富华同志代查，均无线索。今年得陈凡先生由香港来信，谓因年久，亦未查得投稿者为何人。只好希望该图持有者于见到拙文时，有以见示了。 一九七九年六月三日于沙滩 我们近日，反复品读推敲了吴恩裕先生的这篇文章，得到共识：一、当年曹雪芹所鉴定的《如意平安图》，非元人假托李龙眠所绘，乃明人仿临之伪作；二、吴恩裕发现的元人《如意平安图》照片上有印章；三、元人《如意平安图》的发现；四、一幅元人《四季平安图》伪作；五、新发现的元人《如意平安图》可能是敦敏那幅《如意平安图》的母本；六、作伪之风气，明朝已发其端之我见；七、为“赝品说”的同志进一言。下面就分别对这七个问题谈谈我们的看法。 李龙眠绘《如意平安图》是明人仿作 我们所以说曹雪芹当年鉴定的《如意平安图》不是元仿伪之作，而是明人仿作之伪，理由是这样的。 吴恩裕的原文有如下之写：“董邦达先问：‘这幅画确是下了一番工夫，色也用的不错。雪芹你看怎么样？’雪芹看过了这幅画后，答道：‘这幅画不逊于元人的写生上品。’”我们认为“这幅画不逊于元人的写生上品”，并不是说是元人的写生上品。前边的“不逊于”证明了这一点。“不逊于”是不比元人差的意思。整句话应释为：这幅画的仿作水平，不比元人的写生上品差。 接下来，过子和便问雪芹：“您怎么断定是元人之作呢？”雪芹道：“这不难看出。……这画里的胆瓶，已是元人式样，宋朝人怎么能够预拟元人的样式呢？这不是大好的佐证吗？”这里所说的胆瓶“已是元人式样”，意在说明：不是宋李龙眠所绘，也没说是元人仿作。虽然，宋李龙眠不能预拟元人的式样，但是，元朝人和明朝人却可以拟仿元人胆瓶的式样的。 那么，这幅画究竟是何代人所绘呢？请看吴文如下之写：“接着又看另外的几幅画。大家认为，只有明人商祚的花卉，可以断为真迹，其余都是赝品。于是，曹雪芹便对敦敏说：‘只这商祚一幅足资珍藏，其他几幅，画的并不错，可惜笔者偏偏要题上前人的名字，企图抬高声价。这种徒务虚名的风气，明朝人已开其端了。’”这一段雪芹对敦敏的宏论，意在说明，作伪的风气，“明朝人已发其端了”。何谓开其端？就是说，作伪的风气，从明朝开始的。其语意甚明：那幅《如意平安图》，李龙眠不能预拟其瓶，元朝人作伪的风气还不至于，所以得作伪其咎者，是明朝人也。 据书画鉴定家刘九庵先生的文章云，中国画作伪之风，明朝已很严重，到了清代已不可收拾了。刘先生的见解与二百年前的雪芹先生可谓是英雄所见略同。 清代作伪之风甚烈，《瓶湖懋斋记盛》一文颇有反映。请看吴文如下之写：“敦敏为了鉴别这些古画的真伪，曾两度往访曹雪芹于白家疃，都不遇，遂改请董邦达来鉴别。”如此之写，我们认为，敦敏生怕收藏了假画，影响贵胄子孙的风雅，所以进而求其优，先请水平高的曹雪芹看，两访不值后才退而求其次，请董邦达看。 当乾隆二十三年腊月二十四，雪芹他们在懋斋鉴定古画时，雪芹先生在长他16岁又系当时主持风雅的董邦达面前说三道四，这不仅证明雪芹的傲骨，也实在证明了他鉴定书画的水平在作伪的氛围之中很高，他的水平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在长期的实践中练出来的，并且得到了社会的公认。 这里还要说明一个问题，即雪芹先生为何不与敦敏直说《如意平安图》是明人的仿伪之作。大家知道，书画鉴定一事，是十分复杂的，非阅历丰富，知识渊博，人品高尚者，难道此中三昧的。 凡大家在为人鉴定书画时，常以委婉含蓄的语言文字表达意见，书写款跋。如直接表白：你这幅画是假的，一分钱不值，连擦屁股纸都不如。对方不但逆耳，还易被拱出火来，弄不好上法院打官司。为了避免纠纷，鉴定家便婉言道：您买的这张画，功力很深，下真迹一等，作者也画坛高手。这句话，虽没说画是真的，但对方听了能够接受，这在行门里叫“一样话，百样说，看你会说不会说。” 曹雪芹就是这样的一个会说的大鉴定家。《懋斋记盛的故事》中，对雪芹先生鉴定书画的表演，不独让董邦达深表钦佩，也让读者有跃然纸上，呼之欲出的感觉。曹雪芹所以能有如此高的水平，固然与家学的渊源，自身的天才有关，但也属时代使然。我们敢断言，像雪芹这样的书画鉴定家，离开了清代康雍乾三代，特别是乾隆时代，是孕育不出来的。 吴恩裕发现的《如意平安图》有印章 吴文有如下之写：“我……竟在1965年2月14日的一期上，看到了一幅香港人士所藏的元人《如意平安图》的刊印在报纸上的照片。……只是从这个复制的图片里，看不出任何图章和题字。” 读毕这段文字后，我们察看了《曹雪芹佚著浅探》一书前的《如意平安图》的附图，用肉眼确实看不到有图章，但用放大镜观察，确实看到了图之左边偏上部位有方形两枚印章，图之左侧顶端有一枚阴文篆书圆章，其文是“乾隆鉴赏”。这一发现，给研究者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即所谓香港收藏家的《如意平安图》，本是清代皇宫里的藏品，因此，大有研究的必要。因为，既是清代乾隆朝的东西就和曹雪芹、董邦达、敦敏在时代上挨上了边儿。这边儿的挨法，容当细论。 再请看吴文之写：“署名李龙眠的这幅《如意平安图》是一张工笔画，画中有一个胆瓶，外边裹着一块锦料的包袱。胆瓶内插着两朵荷花，衬在三片荷叶之间。荷叶下面有几枝竹，也插在瓶里。瓶的旁边还画了一盆灵芝草。盆下边放着一个托盘，盘内盛着佛手等果。画的右上角，写着‘如意平安’四字，字下方写着‘李龙眠绘’。除名章外，还有两闲章，盖在画的左下角。” 我们将这一段描写同香港大公报刊载的元人 《如意平安图》细细对看，竟然完全一样，只是没有“李龙眠绘”四字，没有“如意平安”四字，没有李龙眠的名章和两枚闲章，倒多出了乾隆皇帝的三枚鉴赏章。 鉴于上述情况，我们认为，香港大公报所载元人《如意平安图》，即敦敏《瓶湖懋斋记盛》中所记的《如意平安图》。这张图自乾隆23年腊月24日经曹雪芹、董邦达鉴定后，敦敏则遵雪芹之鉴定，把“李龙眠绘”及“如意平安”八个字，以及一枚名章，二个闲章挖补掉，或剪贴掉，重新装裱一新，并在画签儿上题上“元人《如意平安图》”的字样。自此，这幅画便成了元人的作品被敦敏收藏。后来在乾隆28年(癸未)秋日到乾隆23年的时间里，可能是通过董邦达的关系，连同那幅商祚的《秋葵图》敬送给了乾隆皇帝，成了“藏在深宫人未识”的国宝。至于说那位香港收藏家怎么会得到了这张画，就成了一个谜。 为了揭开这个谜，应当到海峡两岸的故宫博物院寻其下落。如两院都没有，这幅画就真的成了“海外游子”啦！但愿它有朝一日，落叶归根，重新回到北京的故宫博物院，展示一下曹雪芹的风采，不也是一桩学界雅事吗？ 元人《如意平安图》的发现 我们通过对吴文所提供的材料和研究思路的导向，理性地认识到，必须找到1965年香港大公报所载的那幅图的下落，以便依据第一手资料研究。正是天道酬勤，心想事成。我们自元月15日发现商祚《秋葵图》后，便鼓起余勇继续跑图书馆，于元月27日终于在《宋元明清名画图录》一书中找到了《元人如意平安图》。其图一侧写道： “绢本设色，纵四尺二寸四分，横二尺四分，原无款识。签题元人。石渠宝笈未见著录。” 我们用放大镜观察，图之左上角有阴文圆章一枚。文篆曰：“乾隆鉴赏”。图之左边偏上有两枚方章：上为篆书“三希堂精鉴玺”；下为“宜子孙”。图之右上角有两枚方章，篆文一时莫辨。其图所绘，与香港大公报所载的照片复图和吴文所介绍的《如意平安图》完全一样。看来，此合三为一，才是历史的真相。 这幅元人《如意平安图》的“原无款识，签题元人，石渠宝笈未见著录”之语，倒是值得注意。 所谓“原无款识，签题元人”之语，说明“元人”二字是收藏人写的，这个收藏者，不是敦敏，便是清内务府收藏人。我们认为，敦敏的可能性大一些。理由是当年曹雪芹和董邦达在鉴定这幅画时有“不逊于元人写生上品”；“这画里的胆瓶，已是元人式样”之语，也就是说只有敦敏这位曾经收藏者才有题签“元人”的可能。该图又有说明：“石渠宝笈未见著录”。这又说明，这幅画题的“元人”，清宫内务府持有怀疑的态度。一件元人的图画流传到清代，已是鲁殿灵光，理应编入石渠宝笈，倘是明人仿作，内务府当然不予重视了。 看来，这幅元人《如意平安图》是流传有绪的：这幅古画，最初以李龙眠的画流传在福建——乾隆23年腊月，由钮公从福建携回北京送给了敦敏。敦敏请曹雪芹等人鉴定后，便以元人《如意平安图》自己收藏——乾隆28年秋日前到乾隆23年腊月24日后的时间里，由董邦达送给了乾隆皇帝，后来疑为此画为明人作伪，便未编入石渠宝笈，但仍以珍宝目之而藏于故宫。 一幅元人《四季平安图》伪作 据吴文云，当年曹雪芹鉴定“李龙眠绘的《如意平安图》”时否定了李龙眠绘，理由的主要根据，便是“宋朝人怎么能预先画出元朝的瓶子呢？”这个理确是铁证一桩，在我们联想到雪芹先生博才多艺的风采之时，又想到了元朝的胆瓶究竟是什么式样的问题。只有找到元代胆瓶的样式，才能证明雪芹先生的高明，不然，我们心里就缺少了底气。 现在的印刷术，已发展到了能下真迹一等的水平，又何况改革开放以来，各出版社为弘扬祖国传统文化，出版了大量的古籍字画的影印集册。这为我们寻找“元人胆瓶”的式样提供了便利条件。二十年前的吴恩裕先生所以没有找到，就是缺乏了这个大气候。 2005年元月29日，我们在《中国历代画目大典》中，发现了这幅《四季平安图》轴。其下注释云： “年代：元至正八年戊子(1348)作。材质：绢本，设色。纵横： 135.2厘米×58.5厘米。题款：‘四季平安图’。款署：‘至正八年阳月，吴兴钱选舜兴制’。钤印一：‘霅溪翁钱选舜举画印。’收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按语：画之上方有乾隆庚子御题。右上方和左上方有马治、张弼题。鉴藏玺印有：8玺全，‘乐善堂鉴藏宝’。收传印记有：‘鹿冠道人收藏’，‘朱卧菴收藏印’。伪作：至正八年钱选已故47年。” 元人《四季平安图》的画外情况，已向读者述明，再说画的内容： 画面下部工绘胆瓶一：短脖，窄肩，肚平，足微收。瓶之肩部有左右对称的两个环。瓶内插着牡丹、荷花、秋葵和水仙四种花，示人以“四季平安”。 我们将《宋元明清名画图录》元人《如意平安图》中的胆瓶样式与元人《四季平安图》的胆瓶比较观察，发现其样式极为相似，只是《四季平安图》中的胆瓶上多了两环而已。 这里还要说明的问题是：《中国历代画目大典》把《四季平安图》列入“辽至元代卷”，又在下面说明是“伪作”。理由是：“至正八年钱选已故47年。” 查钱选是宋朝进士，卒于1301，生于1239(大德五年)。据此，可以说《四季平安图》虽系托名钱选的伪作，但是元人伪作。也就是说画上的胆瓶是元人式样，没问题。 元式胆瓶一定，引起我们的遐想：从元代至正至清代乾隆，已有近5百年的时间，能够知道以元人胆瓶的式样去鉴定一张古画的真伪的人，这在曹雪芹的时代能有几人？怪不得过子和以逼问的口气问雪芹：“您怎么知道是仿元人之作呢？” 曹雪芹知道数百年前元代胆瓶的式样，是不足为奇的，翻开《红楼梦》就知作者的文物知识海了去啦，他的《废艺斋集稿》中也有一册讲金石印章的，名曰《蔽芾馆鉴印章金石集》。行文至此，我们感到毛泽东主席说“曹雪芹是中华民族的骄傲”，真乃金口玉言也！ 新发现的《如意平安图》是母本吗 吴恩裕先生《曹雪芹所见之〈如意平安图〉》一文，写道：“董邦达道：‘雪芹不要太谦，你已经指出，这是仿元人笔意的写生之作了’”；“过子和便问雪芹：‘你怎么断定是仿元人之作呢？’”这说明这幅《如意平安图》是仿作，是仿元人写生之作。什么是仿作？仿就是“效法，照着作。”换句话说，是临摹作，临摹必须先有母本。如此说来，敦敏之《如意平安图》是仿照一幅元人的《如意平安图》画的，所以仿临之作与其母本应该是完全一样，稍有变动，便是创作了。故此，我们怀疑《宋元明清名画图录》中的元人《如意平安图》，也有可能是敦敏之《如意平安图》的母本。但是要肯定他是母本，必须证明它的出现要早于清乾隆二十三年。无奈年代久远，世事沧桑，非起迎曹雪芹，敦敏于地下不成也。 “明朝已发其端”之我见 曹雪芹在鉴定元人《如意平安图》时，与敦敏说：“徒务虚名之风气，明朝已发其端”。如何理解这句话，也关系到《废艺斋集稿》真伪的鉴定。 关于书画作伪的风气，始于何时，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如著名的文博专家史树青先生就在《书画鉴真》一书中说：“书画作伪，真正流为风气，大概是从宋代开始”；而著名书画鉴定家刘九庵先生在其大作中，似是认为明代已盛，清代为烈。他讲了两个故事。 清代乾隆朝大学士傅恒，在打大小金川得胜回朝后，身价百倍，权重一时。官场下僚都以送礼傅恒为荣，傅恒为了表示清正风雅，声言：凡给我送金银者，本官一律回绝；凡送古字画者，双手笑纳。此语一出，京城搜买古字画之风顿起，古画毕竟存世有限，一些劣品书画家，缺德古董商，腐败之官员，串通一气大肆造假，奔走于傅恒之流的门下。其作伪之奇，骗钱之劣迹，技法之巧妙，集古今之大成。 免题钱的事。明朝万历年间，有个大收藏家名叫项子京，爱画成癖，自己也能抹两笔。时人颇有爱其画者，愿出重金购买。可项子京其人的书法低劣，诗也稀松，却喜在自己的作品上题诗落富款，大大影响了画作的艺术价值。为了能够得到项氏的一幅无诗无款的画作有人就用钱收买他的书童，把未题诗落款的项氏画作趁机拿出来送给行贿者。后来，人们就把送给项氏书童的钱，叫“免题钱”。 相较之下，明朝免题钱的故事，还不太伤风雅：项氏在自己画作题劣诗落劣款，本属正常之事，并非为了抬高声价；书童的免题钱，也系周瑜打黄盖。而清代傅恒的只收古画不收金银的声明，就太恶劣了，他明明知道古字画的价值远胜于金银。古字画可以保值，金银可随时贬值，这笔账，谁都清楚。可傅恒只说书画的风雅，不言价值连城，真狡猾可恨也。 听完了这两个故事，再论“徒务虚名之风，明朝已发其端”的本意是什么。 我们认为这话的第一层意思，是说《如意平安图》是明朝人仿元代作品的伪作；第二层意思，是作伪之风气，虽发端于明代，却强烈于清代，特别是泛滥于乾隆时代，事实上傅恒只收书画不受金银之举，正是“乾隆之风”的泛滥。据考，乾隆皇帝一生中作了四万多首诗，没有一首能流传的；他的肥软书法到处题，到了“刻石无处不乾隆”的地步；于书画爱好收藏上，他于乾隆八年就组织内务府极尽搜刮之能事，把搜刮上来的民间古字画编成《秘殿珠林》、《石渠宝笈》等著录。这一工程之浩大，刘九庵先生云，远过于宋徽宗的《宣和画谱》、《宣和书谱》。故此，我们认为《瓶湖懋斋记盛》所记曹雪芹论书画、论鉴定的地方，那么精彩行当，正是乾隆朝书画风雅在曹公身上的时代烙印。 为“赝品说”的同志进一言 自1971年，吴恩裕先生的《曹雪芹佚著及其传记材料的发现》一文发表后，矛盾、俞平伯、胡德平、胡文彬诸先生先后撰文或写诗，发表了肯定的意见，同时也有陈毓羆、刘士德等先生发文表示否定的看法。此后的二十多年，尚未见有人发表较长篇的论述《废艺斋集稿》真伪的文章。如今我们又接续香烟，先后写了《曹雪芹鉴定的一幅古画——〈秋葵图〉》；《又一幅曹雪芹鉴定过的古画——元人〈如意平安图〉》两篇论文，旨在能够引起读者对《废艺斋集稿》真实性的重视；应该本着“宁可信其真，且慢言其假”的宽容心态对待有关曹雪芹佚著及遗物的发现，以免造成追悔莫及的千古遗恨，愧对前贤与古人。 我们所以这么认识问题，是有深切的感受的。譬如1971年北京西郊香山正白旗39号老屋发现有关曹雪芹的诗文墨迹以后，当时居主流地位的红学家，几乎都持否定的态度，认为题壁诗文墨迹是同治小官吏所为，在那里建曹雪芹纪念馆是欺世是造假，更有人大胆地假设，认为是已故舒成勋先生挟私图利所为。但经过我们对主流派的否定说和非主流派的肯定说进行比较研究之后，感觉到主流派的否定说从始至终也没拿出证据把研究曹雪芹故居的大门关死，反倒被非主流的研究挤得门越开越大。于是采取了包容乃大的态度，先把39号老宅落架重修、整旧如旧地护下来，建一座不叫曹雪芹故居的曹雪芹纪念馆，供广大群众参观研究与游览。 1984年曹雪芹纪念馆落成之后，至今已有上千万人次来这里凭吊曹雪芹的足迹，观光这里的山野草虫。上至江泽民、杨尚昆、贾庆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中有赵冈、李志华、梅杰等海外朋友华人，下到广大的青少年学生纷纷到此一游。可以说曹雪芹纪念馆对弘扬祖国传统文化，宣传爱国主义教育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已成为人们不可或缺的游览胜地。为此，北京植物园于1996年和2003年又先后两次重修扩建。据说，当年反对曹雪芹故居说的红学家还参与了扩建的顾问工作，在此留下了诗文墨迹刻石与扁联，不时还来到这里做红学报告。此足以证明这里的山光水色，文化积淀，曹公传说的魅力之大。 请读者想一想，如果在1984年时，没有非主流人士胡德平先生、舒成勋老人、邓正一、张宝章、孔祥泽等先生的顶风创业，39号老宅之地恐怕早就像正白旗村一样荡然无存啦。 我们庆幸当时非主流人士在不要国家一分钱的情况下，创建曹雪芹纪念馆的大胆之举，为国为民做了一件好事。 回过头来，再说《废艺斋集稿》。我们不想说别的，只想向持《废艺斋集稿》“赝品说”者进上一言：如果要论证《废艺斋集稿》不是曹雪芹的作品，除了对吴恩裕先生公布的有关材料进行考辨之外，能否像徐邦达鉴定一幅写有“石涛八十抒怀”的古画那样拿出石涛只活了65岁的证据，来否定《废艺斋集稿》的真实性。这样的论辨，只须一条就足以判处《废艺斋集稿》的死刑。倘如此，我们将欣然放弃拙文的结论。如果还是在“不可能”、“怎么会”上兜圈子，那就是老北京所说的抬杠啦。 我们认为，下步大家的主要任务，是寻找《废艺斋集稿》的下落。 (严宽 2005年2月1日于香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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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10-15 02:3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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