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东南纪事》之风流云散说方以智

桐川

《东南纪事》之风流云散

桐城方以智
　　
　　
　　崇祯十二年春，方以智陪同好友吴应箕由池州返回留都南京，心情颇为复杂，时时觉得美好的事物正在渐渐离他而去。他已经二十九岁，连一名举人都没有取得。这一年，又是南京乡试的时候了，他的怀中，正揣着他姑母的《送侄密之（方以智字）应试》诗：“鲸飞万里乘破浪，豹隐三秋泽羽毛。我老零丁唯望尔，秦淮马上莫辞劳。”想起最疼爱他的姑母，他不由得羞愧难当，感到无地自容。姑母十八岁就寡居，他方家是桐城望族，向来崇尚理学的，他姑母便只能妙龄守寡，将整个人生的希望，寄托在侄儿方以智身上。但他流寓南京的六年，无非是跃马饮酒，吟风弄月，流连于青楼楚馆。
　　


　　 他的住处在南京城西 ，名曰“膝 寓 ”，取仅可容膝之意 。其实岂止 可容膝 ，“轩 堂 洒 落 ，复 道 逶 迤 ，旁 有 曲 径 ，叠 石 为 陇 ，有 花 树 扶 疏 其 间 ”，正是他的朋友们纵酒欢歌的好所在 。六年前 ，他豪情万丈地离开家乡的小城 ，来到南京应乡试 ，但他的满腔豪情 ，注定了 他写不出中规中矩的八股文 。他的失败是注定的 ，但他又意识不到这一点 。他向来自负 ，“年十五 ，群经子史 ，略能背诵 ，博涉多奇 ，所与游者 ，皆四方豪俊 。”他觉得命运在嘲弄他 ，他彷徨且郁闷 。回家乡那个寂寞的 小城吗 ？他早已下定了 “予 亦 不 欲 居 乡 里 ”的念头 ，他的心 ，已经留在了南京 。这六朝帝王旧都 ，是富贵之地 ，而秦淮粉黛 ，又造就了这 个温柔之乡 。恰好这时桐城汪国华 、黄尔诚率市民暴动 ，“杀 乡 宦 ，杀 恶 仆 ”。他忧心家事 ，固然一夜间白发骤生 ，但他的父亲方孔炤要他举家迁到南京 ，这正中他的下怀 。方孔炤当年得罪魏忠贤 ，一直家居 ，被乡民们敬仰 ，所以方家没有受到损失 。方孔炤素来以谋略闻名 ，桐城乡绅们请 他相助守城 ，方孔炤留在了桐城 。
　　
　　方以智是个狂生。他好悲歌，经常歌至半夜，也好酒，“往往酒酣，夜入深山，或歌市中，旁若无人。”时人视他为狂生，他也以狂生自诩。“人人以我等狂生，我等亦谓天下狂生也。”他那时期的诗作结集成《流寓草》，多的就是“狂”字，“难道读书千万卷，只宜努力作狂夫？”“独有洞庭无限水，苍茫犹可对狂生。”他的行为，在南京城中人人侧目。一向欣赏他奖掖他的前辈陈子龙给他的信中写道：“李子（李雯）云：密之近有信来，在金陵甚豪顿，跃马饮酒，壮士满座，或引红妆，曼歌长啸，殊自快也。”多年以后，与他并称“四公子”的陈贞慧的儿子陈维崧曾追叙他的豪举：“密之先生衣纨榖，饰驺骑，鸣笳叠吹，闲雅甚都。......先生盖慷慨习兵事，堂下蓄怒马，桀黠之奴带刀自卫者，出入常数十百人，俯仰顾盼甚豪也。”
　　
　　陈子龙是理解他的行为的：“密之名家，盛年多才负气，又当乱世，不能为人主建一奇，立一策，故不禁其言之颓激而恢荡也。”是的，他的颓废，并不是因为他天生消极，只是为了消磨他报国无门的块垒。崇祯八年，张献忠的乱军攻陷凤阳，焚毁皇陵，他正卧病在苏州，只能哀叹“太息文辞何所用，少能骑马学弯弓”，“今二十五，头颅如许，未有寸进”。平日在欢宴中，他也随身带着书籍，抽空便阅读。他一直在著书立说，他二十一岁就开始写的《物理小识》已经有了雏形，而《通雅》即将杀青。他隐隐中能预见到，仅仅这两本书，就将使他留名于青史。但他有时候也很疑惑，他到底是逢场作戏呢，还是真正的享受这种生活。他父亲方孔炤一再写信要他节俭，“慎用度”，“时可率幼弟，键户诵章句”，好好的闭门读书才是正事。但他妹夫孙临一到南京，就因他的关系而堕落了。孙临是允文允武的杰出人物，能开五石弓，善左右射，大家都叫他“飞将军”，刚到南京，就结识了名妓王月、葛嫩，自谓：“此温柔乡也，吾老是乡矣。”他也加以规劝：“孙郎才致绝人，而溺志于此，终不能有为矣。”方以智也用类似的话劝过吴中名士姜垓。但这种规劝，太软弱了。
　　
　　这是个末世，一片纸醉金迷，人人醉心于声色犬马。国事日非，颓风渐紧，不祥的气息在中国飘荡，人人都可预见到大限将至，自知不免。且放浪于江湖之间，去醉生梦死吧。其实方以智信奉理学，从小受到的是纲常伦理的教育，与当时最流行的王阳明的信徒不同，与他的放浪形骸的朋友们也会意见相左。他很矛盾，很内疚，经常自责。他摆脱不了他贵介公子的束缚，在挣扎中，与他的朋友们继续颓废下去。他时时觉得他的心智被蒙蔽住了，他的心在渐渐干涸，渐渐枯萎。这时，他不得不佩服他好友吴应箕的执着。
　　
　　吴应箕在一年前，亦即崇祯十一年，作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他联合复社同人将同样寓居南京的阮大铖驱逐出了南京城。
　　
　　阮大铖是安徽怀宁人，万历四十四年进士。阮氏天资聪颖，早年即有声誉，受到侯方域的父亲侯恂的赏识，也是东林党人，入阉党所立的《东林点将录》。但阮大铖显然是个实用主义者，东林党人的身分并没有带给他实质性的利益，相反，虽然他只是点将录中的小脚色，也时时有被捕杀的危险。他终于自己作了一个《百官图》，进献给魏忠贤，来代替《点将录》。这百官图直接导致杨琏、左光斗等人被杀，阮大铖因此深得魏公公的青昧，成为阉党的重要人物。崇祯即位，魏忠贤受诛，定逆案，阮大铖充分利用他的聪明才智和人脉关系，贿赂各方，居然免于刑罚，仅仅削职为民。阮大铖不甘寂寞，于崇祯五年在桐城暗中主持创建了“中江文社”，广为网罗安徽的名士。一年前的春天，方以智南下江浙，结识了文震孟、陈子龙、钱谦益等名流，直到崇祯五年冬天才返回桐城，却发现好友钱澄之等皖中名士均加入了中江文社。方以智将钱澄之劝出了中江文社，这是他和阮大铖结下的第一个仇恨。
　　
　　阮大铖在安徽无法立足，转到了南京，又立一个社，名叫群社，一方面和复社抗衡，一方面又向复社暗抛媚眼，希望借着自己的才华，与复社相拉拢。他的用意，大概也只是招揽名士，交接朋友，扩大他的声誉和影响。简言之，他要作个公共知识分子，为他的复出作准备。当时贵州人马士英和他的关系最好。阮大铖和马士英的词章文采都极佳，阮大铖写的戏剧《燕子笺》尤其脍炙人口，有人将其和孔尚任的《桃花扇》相提并论，至今《奸遁》一折，仍为昆曲保留剧目。便是在政治上与阮大铖绝对对立的四公子之一的冒辟疆，亦曾特召阮氏家班演唱此剧。阮大铖在南京花天酒地，歌儿舞女充溢后庭，广厦高轩照耀街衢，每日“与南北在案诸逆，交通不绝，恐喝多端。而留都文武大吏半为摇惑，即有贤者，亦噤不敢发声。”但发声的还是有的，第一个就是同为皖人的吴应箕。他见阮大铖逍遥法外，早已经觉得忿忿不平，而阮大铖还在大庭广众间谈兵论剑，与乱匪暗通款曲，实在是居心叵测，对于留都南京而言，是极大的潜在危险。
　　
　　吴应箕和四公子的老大、宜兴人陈贞慧，以及东林党领袖顾宪成的孙子、无锡人顾杲商议，三个人决定写一份传单，这就是著名的《留都防乱公揭》。吴应箕写了草稿，“次尾（吴应箕字）灯下随削一稿，子方毅然首唱”，顾杲列名第一。草稿完成后，他们向复社的几个重要人物征求意见。陈贞慧后来写的《防乱公揭本末》载：“昆陵为张二无，金沙为仲驭，云间为陈卧子，吴门为杨维斗，浙则二冯司马，上江左氏兄弟、方密之、尔止”。方密之即方以智，陈卧子是陈子龙，此时丁忧在家。只有杨维斗认为多次一举，顾杲为此和他多次辩论。防乱公揭在崇祯十一年七月张贴散发，这张小小的传单，将阮大铖赶到了南门外的牛首，再也不敢出头露面了。
　　
　　在正式的防乱公揭上，方以智并没有签名，原因不明。或许是因为他对这些政治上的纠纷已经感到厌倦了，他那时的一首诗揭示了他的心情：“既能束发谈时事，敢说逃名避党人。入穴彼方张虎翼，拟书惟恐逆龙鳞。”虽然同为贵介公子，方以智的阅历和见识要高出侪辈，他对无谓的党争的门户之见，可能已经有更深刻的看法了。而当时的复社青年们，并不知道什么是利害，只知道正义与公议，只知道忠奸之分。其实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既然阮大铖示惠于复社，不妨接纳他，毕竟多一个朋友也是好的。尤其是阮大铖那样的小人，一旦成为敌人，是非常可怕的事。正人君子们有太多的顾虑，有太多的条条框框需要遵循，而小人们是可以无所不用其极的。后来南明弘光朝史可法和阮大铖、马士英相争的失败，明白的说明了这一点。
　　
　　崇祯十二年的初夏，方以智举行了平生最后一次豪举，四方名士豪杰在他南京的家中聚会，“梨园子弟，三班骈演，阁外环列舟航如堵墙。品藻花案，设立层台，以坐状元”。其中有位新到的贵公子，乃是四公子中最年少的商丘人侯方域。侯方域和阮大铖是世交，但阮掌权后，侯方域差点被逮捕，他在逃离南京时，给阮大铖写了一封语气强烈的信，涉及他刚到南京的事：“及仆稍长，知读书，求友金陵，将识途，而大人送之曰：‘金陵有御史成公勇者，虽于我为后进，我常心重之，汝至当以为师。又有老友，方公孔炤，汝当持剌拜于床下。’语不及持事（指阮大铖）。及至金陵，则成公已得罪去，仅见方公。而其子以智者，仆之夙交也，以此晨夕过从。”侯方域的回忆有点混乱，他的父亲、户部尚书侯恂在崇祯九年就入狱了，至崇祯十四年才被放出来。成勇于崇祯十一年九月因为弹劾杨嗣昌而获罪，而之前，方以智的父亲方孔炤被起用为湖广巡抚，在剿匪中八战八捷，侯方域在南京不可能见到方孔炤。
　　
　　当时秦淮河畔最出风头的并不是方以智，而是侯方域和冒辟疆。侯方域风流倜傥，侑酒必以红裙，冒辟疆慷慨好士，桃叶渡大会群雄。侯方域和李香君的故事，冒辟疆和董小宛的故事，更是千古传诵。在侯方域眼中，方以智有些古怪。方以智居然去读耶稣会的书，去研究太西之学，去研究“通几”“质测”之类东西，他居然说“地毬在日北陆之带为中国，故阴阳最和，人最灵”，他刚完成的《通雅》也很古怪。在侯方域眼中，及时行乐无疑更重要些。其实他正处在流言中，他的父亲侯恂还在狱中。而当时在南京的东林子弟，复社青年们，多有以孝闻名的。比如周顺昌的儿子周茂兰，两次写血书替他父亲申冤，魏大中的儿子魏学濂，也曾刺血上书，而黄尊素的儿子黄宗羲，在公堂上直接以铁椎击伤了杀父仇人许显纯。黄宗羲对侯方域便多有微词：“朝宗之尊人尚书尚在狱中，而燕乐至此乎？”但是，礼法岂是为吾辈所设的？
　　
　　崇祯十二年八月南京乡试的结果，方以智中举人，第二年京城会试中进士，入翰林院。不久其父方孔炤得罪杨嗣昌，蒙冤下狱。方以智怀揣血疏，哭于宫门之外。经过长达两年的辩冤，方孔炤才得以平反，方以智也升任翰林院检讨。李自成破北京城，崇祯缢死煤山，方以智在北京被逮捕，但他瞅准机会逃了出来。他的目的地是南京，南京的生活，在他而言，是刻骨铭心的。但此时的南京，已经物是人非。马士英等人拥福王朱由嵩在南京即位，建号弘光。阮大铖当政后，几乎把复社的名士一网打尽。周镳、雷演祚被杀，陈贞慧被捕入锦衣卫，差点也死了。吴应箕、黄宗羲等人逃出南京城，后来有的抗清而死，有的归隐于深山。秦淮河畔的风流，是彻底的烟消云散了。
　　
　　方以智刚到南京，就遭到阮大铖的追捕，情迫之下只得变道人服装，亡命江湖。他四处奔走游说，组织各方势力抗清，先后参与拥戴四个南明政权。但天命如此，无力回天。他三十九岁时，被清帅马蛟麟捕获。马氏爱他的才华，迫使他降清，设官服在左，白刃在右，任他选择，他毅然面向白刃，马氏气为之夺，只得让他作了僧人。在其后的流亡岁月中，他写下了著名的哲学著作《东西均》。他六十一岁时，又一次被清廷捕获，那一年十月解押至万安的惶恐滩，这个融贯东西、穷究天人的哲人病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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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川

社会转型的夭折
　　
　　方以智曾说，“我得以坐集千古之智”（《通雅》卷首之一），作为十七世纪中国最杰出的学者之一，他在自然科学和哲学上的成就，在于全面总结了中国的古代科学文化，亦融合了西方的新思想新成就。他所处的时代，是世界历史发生重要转折的时期，西方国家正处于从文艺复兴向启蒙运动的过渡阶段，近代科学的发展引起了西方一系列的巨变。在中国，也到了一个“天崩地解”的大转变时期，传统文化既在解体，也在自我重组，自我完善。在中国思想史上，那是一个堪与春秋战国之际相媲美的异常活跃的时代，理学和王学的相互冲击相互碰撞与自我批判自我否定，经世致用的实学和启蒙思想的产生，学术研究的范围从儒家经典扩大到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想文化各领域。以自然科学而言，中国古代科技史上的颠峰之作，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在短时期内集中产生了，中国的自然科学到了新的爆发点。中国社会走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处在由传统社会向近现代社会过渡的关键时期，无论是在政治经济领域还是在思想文化领域，旧的传统的思想观念与新的先进的价值理念在激烈的冲击和碰撞，社会面临着一系列令人瞩目的价值冲突和社会转向。但是，很遗憾，中国社会的新的转型因为满清的入主中原而嘎然而止了。
　　（对于明末清初时期通常的“资本主义萌芽”的说法我比较反感，这只注重生产和资本关系，有贴标签的嫌疑。事实上晚明的社会转型是全方位的，英国人Craig Clunas以为明中晚期是中国现代化的早期，我以为更确切。Craig Clunas，Superfluous Things：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Status in Early Modern China，Cambridge：Polity Press，1991）
　　
　　方以智的曾祖父方学渐讲学于桐城，是王阳明心学在东南地区的重要传人，与江浙的王派传人顾宪成、刘宗周、黄道舟等人并峙。作为王阳明的三传弟子，顾宪成对于王学的空谈心性已经相当反感，企图进行拨乱反正，但他的努力，主要还是在于道德方面的，即王夫之所说的“东林会讲，人但知为储皇羽翼，不知其当新学邪说横行之日，砥柱狂澜，为斯道卫之尤烈也”（王夫之《搔首问》）。但其时程朱理学也已经破绽百出，东林党人的由王返朱，不免有些茫然。方学渐则走得更远，他“究良知而归实”，公然主张“崇实”（叶灿《方明善先生行状》），开明末崇尚务实的风气。方以智的祖父方大镇、父亲方孔炤均回归到程朱的道路，重视“格物致知”，强调实证主义，两人都擅长天文学。方孔炤曾从意大利籍传教士熊三拔（Sabbathin de Ursis）学习近代科学，他的《崇祯历书约》是明末重要的天文著作。方以智成为集大成者，达到了中国科学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而方以智之子方中通是中国历史上有数的数学家，著有《数度衍》。
　　
　　晚明的社会，其实是一个多元的政治格局，传统的君主制度下，其它的制约因素也在产生。天主教的传入是其一，崇祯年间的首辅沈一贯、叶向高、徐光启，名臣王徵、孙元化、李天经、张焘、瞿式耜、陈于阶等人均受过洗礼，形成了一个西学集团。而东林党人联合民间的各方势力，在东南遥执朝政，和中央集权相对垒。东林党人和天主教徒们的共通之处是崇敬在不幸和苦难中的坚强性以及伦理道德的严格性，在晚明腐烂的社会中，这是东林党人和天主教徒们共同希望的善行。对于东林党人而言，他们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关心帝国的财政和军事，企图拯救这个腐烂的皇朝。至张溥创建复社，这种倾向更加明显。复社虽无政党的名目，其实在行使政党的功能，也是中国历史上从古至今罕见的真正意义上的在野党。张溥本人是徐光启的学生，曾很长时间在徐光启左右侍读，学习徐光启的泰西之学，包括天文学、数学、农政学等。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转变，东林党的对西学的兴趣，主要是伦理道德学说，而复社诸子们开始研究西方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复社的另一领袖陈子龙是其中的代表。
　　
　　这应该是有感于明末越来越严峻的现实，复社青年们期望能够力挽颓靡的世风，能够把人们从空洞虚幻的王学谈禅中拉回到多灾多难的现实，能够多做一些匡时救世的实事。陈子龙最重要的著作是他编辑刊行的《明经世文编》，共五百零四卷，这是中国古代人文科学的集大成之作，包括了很多领域，如兵饷、马政、边防、边情、火器、番舶、灾荒、农事、治河、水利、海运、漕运、财政、钱法、钞法、税法、役法、科举等（朱东润《陈子龙极其时代》）。这书的焦点就是救世。要救世，须知社会沉疾的症结所在。王阳明以为社会不安定的根本原因是人的内心，良知被私欲所遮蔽，所以必须“致良知”。复社的青年们要实际的多，现实的多。陈子龙明确的指出“今天下之大患在于国贫”，必须“修兵农而极富强”。富国强兵，才是唯一的救世之道。陈子龙仔细研究了时弊，认为当时社会危机的根源就是政治腐败，而政治腐败的根源则是君主的集权统治。在《天说》中，陈子龙提出了限制君权、开放言论自由、尊重“凡人”亦即平民的主张。陈子龙要求给予“文章之士”发表政见的权力，反对钳制言路，反对对发表政见的文人进行迫害。在朝廷和地方的关系上，陈子龙主张“分民而治”，权力不应该集中于中央，集中于皇帝和内阁。很明显，在陈子龙的实学思想中，有启蒙思想的雏形，有现代民主理论的精髓。在方以智、顾炎武、黄宗羲等人的著作中均有类似的阐述，这些复社青年们在复社的活动中也试图实行他们的理论。
　　
　　而方以智的兴趣主要集中在自然科学方面。和西方早期的启蒙学者类似，他的两本主要著作，《通雅》和《物理小识》，都是百科全书式的专著。他在《通雅》卷首写道：“农书、医学、算测、工器，乃是务实，各存其家，......总为物理，当作格致全书。”他曾发大愿，立志邀集天下各门学术的专家，合编一部中国自然科学的全集：“愚者若得世资，当建草堂养天下贤才，删古之书而统类之，经解、性理、物理、文章、经济、小学、方技、律历、医药之故，各用其所长，各精其极致，编其要而详其事，百卷可举。”（《膝庐信笔》）方以智不仅总结中国固有的科学成果，也积极吸收西方科学的新成就。他研究过的西方科学著作，如几何原本、测量法义等，有记录的就达数十种。方以智和很多传教士均有深交，他儿子方中通记述了他和汤若望的交往：“先生（汤若望）祟祯时已入中国，所刊历法故名崇祯历书，与家君交最善，家君亦精天学，出世后绝口不谈。”（方中通《陪诗》）。方以智对西方的新学说的学习和继承是有选择性的，他认为西学分三大类，质测（自然科学）、 通几（哲学和神学）和宰理（社会科学），“太西质测颇精, 通几末举”（《物理小识自序》），所以西方的自然科学值得学习，哲学和神学方面则不值得照搬西方的那一套。方以智希望“借远西为郯子”（《物理小识总论》，按：左传记鲁昭公十七年郯子朝鲁，曾讲论自然知识，孔子就学，并告人说：“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借鉴西方的自然科学，来发扬中国传统的文化。假以时日，方以智当能够把中国仍然领先的技术领域如冶金等，和西方更先进的基础科学如数学和天文学等融会贯通，或许中国的历史会向另一方向发展。但是，假设历史发展永远是天真的想法，满清入关后，方以智一生都受到清廷的追捕，直至被捕与死亡，他的自然科学的研究中断了。
　　
　　考察中国自然科学在明末突然的爆发，不得不提及有名的“李约瑟难题”，亦即为什么中国十五世纪以前在技术发明上远远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却没有率先发生西方近代意义上的科学革命；而到了十八世纪，中国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了。对于这一问题的试解答，大致可以归结于群体原因和个体原因。群体上讲，西方近代科学只能在民主的环境中产生，而中国千余年来是君主集权统治；而且，道德化的儒学在中国占统治地位，鄙视科学和技术，阻碍了科学的发展。个体而言，中国人缺乏实验的精神，不重视实证，这大概也可以归因于儒学。其实这些原因在明末都是不成立的。如前所述，晚明的社会是一个多元社会，王阳明心学的流行导致了个人自我的解放和思想界的异常活跃，朝政松驰后的社会各阶层的力量也被唤醒被激活，复社的兴起又形成了一种略似于近代的民主自由，而国事的日紧又要求经世致用的学术产生。中国科学史上的颠峰之著，《农政全书》完成于天启三年，《天工开物》和《徐霞客游记》均完成于崇祯十年，方以智的《通雅》和《物理小识》则完稿于崇祯十二年和十六年。如此密集的科学成果，看似偶然，其实是当时活泼的社会环境的必然。即以明朝一度占统治地位的理学而言，通常人们也有误解。理学本身其实是科学的实证的，它要求人们去格物致知。朱熹本身是一位重视科学观察和实验的自然科学家，李约瑟曾一再强调朱熹理学“反映了近代科学的立足点”（参见俺的坑^_^《被扭曲的朱熹》

http://www3.tianyaclub.com/New/PublicForum/Content.asp?idWriter=0&Key=0&strItem=no05&idArticle=14975&flag=1）。

以信奉理学的方以智为例，方中通记述了方以智写《物理小识》时用实验反复验证：“采摭所言，或无征，或试之不验，次贵质测，征其确然耳。”（方中通《物理小识编录缘起》）近代科学的曙光在这一时期的中国已经显露，而西方的科学也在这时传入。融会中西之学，结合中国传统擅长的技术方法和西方日新月异的基础科学理论，到了最恰当的时候。但是，满清的入主中原，所有的一切均被腰斩了。
　　
　　徐复观先生认为宋明理学是“真正人的觉醒，知识分子的觉醒”（《徐复观集》）。钱穆先生则认为“若强要我们以西方文艺复兴相比拟，则该是宋儒，非清儒”（《国学新论》），“宋学精神，厥有两端：一曰革新政令，二曰创通经义，而精神之所寄则在书院”（《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理学的精髓，其活泼的激发人们创新性的讲学传统，却被清廷所压制所摧残：“清廷虽外尊程朱，而于北宋以来书院讲学精神，本人心之义理，以推之政治者，则摧压不遗余力”（《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鲁迅先生则更是一针见血：“清廷虽然尊崇朱子，但止于‘尊崇’，却不许‘学样’，因为一学样，于是而有学说，于是而有门徒，于是而有门户，又是而有门户之争，这就足以为‘太平盛世’之累。”用“太平盛世”用“稳定压倒一切”作借口而愚民与专制，压制自由的生活环境与活泼的学术气氛，是中国的惯技。中国自宋之程朱的讲学，明之陈献章、湛若水、王阳明、东林诸人的讲学，传播其政治学说，实践其政治理想的自觉与勇气，这一儒家的道统自此断裂。对于朱熹本人而言，尤其有讥讽的意味。朱熹主张限制君权，主张皇帝应该把国家大事交给宰辅和大臣们共同处理，主张用经筵讲席等方式来考核监督皇帝的言行，但清朝的皇帝恰恰用朱熹的名义赤膊上阵，将权力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朱熹反对科举，鄙视时文，但明清的皇帝恰恰用朱熹的著作作标准来科举八股，以清朝最烈。诚如徐复观先生所说：“专政政治压歪并阻遏儒家思想的正常发展，如何能倒过来说儒家思想是专政的护符？”（《徐复观集》)
　　
　　明代以暴政著名，以虐待士大夫著称，但士大夫仍以自己的血肉之躯，以自己的生命维持着读书人的体面。至清朝，则完全斯文泯灭，文字狱与诵读“上谕圣训”并举，在“盗贼的气氛之外，再加强奴才的气氛”（《徐复观集》），现在满屏幕清宫戏中一声声响亮的“奴才”，可为一证。读书人要么趋炎附势成为小人，要么埋头考据训诂以明哲保身。明末现代化的曙光，不知道被埋葬到什么地方了。《天工开物》是极好的一个例子，天工开物记载的技术方法在当时很多仍领先于西方，潘吉星《中外科学之交流》一书详细讨论了天工开物在日本和西方的流传与影响。事实上《农政全书》和《天工开物》印行后立即在日本传播，日本的生产力迅速提高，民众最终“倒幕”，从而使日本走上明治维新的现代化道路。但潘先生忘了称述一个事实，在清朝，天工开物在中国消失了，直至民国年间才由日本返回中国。和天工开物相同遭遇的书太多了，乾隆修四库全书的“盛事”，十年中仅浙江省就毁书近一万五千部，全国焚书可统计的达七十一万卷，实际数目远超过此，可以启发民智的思想性书和可以富国强民的技术性书由于其对清廷的潜在威胁性，在中国消声匿迹，民国时才在欧美日本重新一一“发现”。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九月，在内忧外患中，清廷降旨“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均著从祀文庙”。此时，人们才发现明末哲人的书中，存在着强国的方法。“清初几位大师，实即残明遗老，黄梨洲、顾炎武、朱舜水、王船山之流，他们很多话，在过去二百年间，大家熟视无睹，到这时忽然象电气一般把许多青年的心弦震得只跳。”（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但为时已晚，明末中国现代化的被腰斩，近三百年的从政治到思想到科技上的全面倒退，中国落后太多太多了。
　　

桐川

转自：天涯『煮酒论史』 [历史随笔]东南纪事

作者：羽陵
http://www.tianya.cn/new/Publicforum/Content.asp?idWriter=0&Key=0&strItem=no05&idArticle=14273&flag=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