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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人] 桐城名人——程斯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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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网贡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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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2-1 18:31:2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夕 阳 下 的 回 忆

目 录

1、前言 11、“五七干校”生活
2、寻根问祖 12、胡耀邦为我平反
3、步入社会 13、日本之行
4、机遇与拼博 14、隐蔽战线上的斗争
5、第二次机遇 15、赴西欧考察记
6、开始留学生活 16、赴美国考察记
7、留学生的政治生活 17、艰苦创业 攀登高峰
8、有缘千里来相会 18、老年丧子
9、同甘共苦 相濡以沫 19、赴美探亲
10、浪里飞舟闯“文革” 20、后记

 

 

 

 

前言

 

我现在因病在家休养,有空闲时间,可以着手将自己的一生总结一下,同时也是为了打发时光,决定写这份回忆录。

写回忆录,一不是为自己树碑立传,更不是为了出版,最多只是自己用计算机打印几份,留给我的后代,将来让他们能了解我如何在这人世间走了一趟!他们或许能从中悟出某些道理来。

在回忆录里,我将不触及别人的隐私,更不会对别人妄加评论。实在与自己经历有关回避不了的,也只谈事不谈人 。但对我自己,我一定实事求是地来写我这篇回忆录。我将按照我们祖先的优良传统观念作为标准,来剖析自己的一生。 程斯煌 1994年4月26日 于北京

 

 

寻 根 问 祖

 

安徽省桐城县 双港镇 汪家户村, 有位名叫汪东侯的老先生, 在清朝光绪年间, 曾获秀才与举人之间的什么 "学位" , 一生清贫,以教京馆(私塾)为生。精通经史,国学渊博。家藏诗书满阁, 著述诗文颇多,他教出的学生,都是“进京赶考”之才。1931年秋老先生将小女儿汪佩兰许配给自己的门生程秉钧,其时二位伉俪年方十八,新婚即获“进门喜",于次年阴历九月初六日(公历1932年10月5日)生一男孩。 老先生喜添外孙,乐不可支,并受托为外孙起名。外孙在程氏家族中为"斯"字辈,要在 "斯" 字后面找个最好的字了。老先生精通经史, 就在经史的海洋里搜寻与"斯"字相连的好词儿。老先生思索着, 思索着......;有了,诗经里不是有"斯皇"的诗句吗!

<诗经>-(小雅)篇:

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其泣皇皇,朱芾斯皇,室家君王.

(译文:生下小儿郎,给他睡炕床,包上好衣裳,玩弄美玉璋.哭声多响亮,蔽膝闪红光,长大为君王.)

因此老先生说,外孙起名就叫“斯皇"吧!后来程家又请算命瞎子先生为斯皇算了一支命: 按八字时辰,斯皇的五行(金、木、水、火、土)中缺火。老先生说, 那就在外孙斯皇身旁放把火吧: 就叫"斯煌"。老先生的外孙程斯煌即我也。起名的来龙去脉,都是母亲告诉我的。

 

我出生在安徽桐城县石井村, 我是老大,下有三弟一妹。二弟与妹是龙凤孪生, 妹幼夭折, 二弟 16岁时亦少年早逝。三弟程斯辉曾在太湖县工商银行工作(经济师 ),于1988年去世(见本篇附记)。小弟程斯皋在湖北鄂州市省冶金建筑公司工作( 任总经理)。我们兄弟幼年丧父, 父亲程秉钧于1943年逝世时年方 30, 当时我年仅11岁,小弟 3岁。自此以后,30岁的年轻寡母,带领四个孩子,依靠八亩水田,含辛茹苦,煎熬岁月,母亲始终未改嫁, 直至我们长大成人。母亲所受的苦,除年轻守寡、 孤苦伶仃带着四个孩子、温饱不能,尚受政治上的迫害(1955年由于地方不法干部欲对我母施暴未成,遂打击报复,被非法改划成"地主份子"),并且一直不摘 "帽子", 在农村属于 "专政" 和"管制" 对象。自然, 我们兄弟几人都属于 "杀、关、管" 反动分子的子女了。"四人帮" 被打倒后,直至 1978 秋,我上诉中央,经胡耀邦同志批示,,着令有关部门落实知识份子政策以后,才得以平反。这样,母亲才于1979年春来北京与儿孙团聚。母亲所受的苦,非同一般。

小时候听老人说,别看我们现在穷,但我们祖辈八代都是书香人家,常常以此话自我安慰。到底是怎样的"书香"门第,我说不清楚了。只知祖辈不少人在清朝做过官,亲戚中有秀才、举人、翰林什么的。到民国时家族就逐渐衰落了。

父亲行四,祖母去世时,父亲尚是襁褓中的婴儿( 见附录:方兰淑表姐的文章《往事如湮》),祖父去世时,父亲才12岁。父亲读过私塾,也上过洋学堂(中学),大概是高中毕业,曾在县城的"合作指导处"当过科员、主任,因为民国时代也搞合作社事业,口号是:"人人为我 ,我为人人"。父亲先后曾在安徽的涡阳、巢县、六安、 临泉等县的合作部门工作过。1943年春父亲在临泉县工作时,已患晚期肺病,从临泉县用担架抬回,不到一周就去世了。记得刚抬回时,一直昏迷不醒,母亲忧心如焚,在那贫困的农村,缺医少药,又无医学知识, 曾经向菩萨烧香求救,抓点"香灰",充作灵丹妙药,喂父亲服下。 父亲临终前,突然"回光反照",清醒过来。记得家人把我叫到父亲面前( 他躺在躺椅上),听父亲的遗嘱。父亲断断续续的对我和母亲说:"一定要设法给斯煌念书......"。父亲的死,犹如晴天霹雳,母亲哭天喊地,几次晕过去。办丧事时,母亲和我披麻戴孝,在饭桌前(请办丧事人吃饭)为帮忙的人磕头作揖, 感谢大家的帮忙。其情其景,惨不忍睹。自此以后,母亲带着四个年幼的孩子, 依靠仅有的八亩水田(当地叫一担六斗种),而又无男劳动力耕种,开始了艰辛的生活。在那苦难的岁月里,母亲常常在深更半夜里独自啼哭,把我惊醒......。遵照父亲的遗嘱,母亲让我和二弟都继续上了私塾(当时我们村无小学,只有私塾门馆)。1944年春我又转到程祠小学, 一下跳到六年级,因为离家有五华里,所以住校。这时二弟斯庆已经缀学,准备务农。因为年纪小(当时二弟只9岁),所谓务农,也只是每天出去拾柴火。仅有的八亩水田,还得请人帮忙。

程祠小学的师资水平不错,教学质量较高,加之桐城自古以来都重视文化教育,重视培养人才。我因幼年丧父,度日艰难, 母亲克服一切困难让我上学,已经很不容易了,在我幼小的心灵里, 已知道用功学习,用实际行动报答母亲的恩情。因此,我在程祠小学读了一年半的书,收益匪浅。在程祠小学念书期间,我颇受老师的好评, 除功课成绩名列前茅外,据说比其他学生卫生、干净,长得眉清目秀。有一位黄程建中女老师(她丈夫在南京工作,将近三十来岁, 是校长程鹏年的妹妹),因为祠堂里"闹鬼",经常有 "狐狸大仙" 出没, 不敢独宿, 因而晚上睡觉, 让我陪她作伴。我常常以此为荣, 甚至现在老了,还常唠叨给我的老伴和孩子听。他们一听到这里,就打断我的话:"别讲了,我们听过多次了!"

1945年我在程祠小学毕业。如果继续上学, 就要到县城投考中学。如果考取了,必然要到学校寄宿(县城离家50华里),因而要缴纳相当数量的学费和膳食费。这对于我们家来说,是绝对负担不起的。

但不管怎样,也得进城考考看。1945年夏天某日,我起了个大早, 母亲给我炒了两碗干饭,吃饱肚子,带点干粮和毛笔、砚池( 买不起钢笔),步行 5 、6 个小时?,进城赶考。由于要考好几天, 就借住在我的三伯父家。我一共考了三个中学: 桐城中学、三育中学 (现在的桐城二中)和桐城简易师范 (简师) 。发榜结果:都在前十几名。其中,在桐城中学录取的几百名学生中,我名列第十七名。

三个学校都考取了,上哪个学校呢?当然,如果有钱,应该上桐城中学,它是省重点中学,历来教育质量很高, 有些富家子弟想考还考不上哩!然而对我来说,三个学校中,我最适合上"简师",原因是:一.它是公费,每学期只交五斗米的书本学杂费,连吃带住全包了;二,毕业后保证有份小学教师的工作,可以挣点工资,养家糊口, 为母亲分忧,正中下怀。这时我们家已经日趋困难了,连晚饭都吃不饱, 每人喝一碗稀饭就上床睡觉。这时, 我舅舅抚念兄妹之情, 向我们伸出了援助之手:一,每学期代我缴纳五斗米的书本杂费;二,自1946年春,舅舅让我母亲带领剩下的三个孩子住到他乡下的住宅(双港区汪家户)帮他看家,吃、住、用、烧等,就地取材,都是舅舅家的。对舅父的恩情,由于我1960年从苏联回国后自顾不暇:经济拮据,工资一分钱未长,属于“臭老九”的底层生活水平,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母亲是“戴帽地主”,妻子有海外关系,她有两个姐姐在台湾,一个姐姐在美国;我在“苏修”中过毒,我的一切言行都在受“考查”之中,等等,政治与经济处境均极其困难。想当年被选派出国留苏时是“天之娇子”,到处受人羡慕;学成归国后,倒落成这等倒霉的模样,还死要面子,羞羞搭搭,羞于向老家人暴光。所以,直到舅舅于1967年去世前,我也始终未能报答舅舅的恩情,终身负疚。中国的传统美德“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而我呢?!愧对舅舅的英灵,只能以后到九泉之下向您老人家当面请罪了!

舅舅乡下的住宅很漂亮,富有田园诗意:三进中式楼房,古色古香。住宅就建在一个大竹园里:春天鸟语花香,郁郁葱葱;夏天蛙叫蝉鸣,荷香四溢;秋天天高气爽,云淡风清;冬天那竹林特有的高尚气节, 虽雪压枝头,仍傲霜抗雪。沿着竹园四周还有个小溪流水,溪流中鱼

儿虾儿游动。溪流外就是油菜花黄和碧绿的田野,好一个田园风光!这漂亮的住宅,并非是外祖父的遗产,据说都是外祖母和舅舅共同经营建造起来的。我的外祖父就在这富有诗意的田园风光的环境里教了一辈子书(私塾),我父亲曾经就是外公的"门生"。 现在妈妈又回到娘家来了,她对周围的环境当然很熟悉,暂时生活又有了保证, 心情愉快, 得心应手。喂鸡、养鸭、种菜,样样都行。 我记得春天时节,母亲经常采摘鲜嫩的竹笋炒给我们吃,真是美味极了。这样的生活,妈妈从1946年春住到1949年春解放时,才从娘家搬回我们石井村老家。听说,1950年土改时,舅舅家被划为地主, 房舍及土地全被没收,分给了农民。外祖父遗留下的古书、字画,也被没收 ,听说被充公送到天城中学的图书馆。外祖父的手迹和书稿, 还是汪吟田大表哥 (长魁之父) 下跪求情,才得以保留了一部分。大表哥汪吟田小时候在祖父(我的外祖父)的熏陶下,国学基础非常雄厚,经、史、子、集门门都懂,他在上中学时倍受老师的赏识。1947年我失学期间(因内战桐城简师停课),表哥在家办了个门馆(私塾),还教我读过古文和诗经。课余常常讲些古代才子佳人的趣话。如讲到宋朝苏家才子时:《一天,苏小妹蹲在池塘边迟鱼、收拾鱼,这时她的哥哥苏轼正好骑了一匹马路过池塘边,见到妹妹那副模样就想戏谑一番,拿妹妹开开心!苏轼便说:“小妹,你辛苦了!为了给你解解闷,我出一付对联请你应对好吗?“苏小妹听声抬头一看,见到调皮而又多才的哥哥,悠闲自在地手持缰绳骑马溜达,便迷着眼不屑一顾地说:”吃饱了撑的,你出吧!“于是苏轼出上联曰:“妹妹迟鱼,蹲下,劈开两块。”苏小妹一听,知此联语意双关、雅中有俗,瞧着哥哥不但悠闲自在地骑着马,腰带背后还插了一根马鞭,侍才傲物的样子。苏小妹心中暗想:难不倒我,我也得给你一颗暗钉子吃吃。“听着,哥哥!我对的下联是:“哥哥骑马,背上,插进一鞭!”苏轼听完会意地一笑,作揖认输离开。 》

类似这些对联故事,使我听了频频入神,拍案叫绝,至今言犹在耳。

大表哥不但满腹经纶,还知道许多花边野史。他称得上是一位杰出的语文教师,尤其是在古文方面。可惜,1958年大跃进和后来的困难饥荒时期,大表哥表嫂都因劳累和饥饿于1959年先后早逝,撒手丢下一个只有9岁的孩子----长魁表侄,受尽磨难,历经人间艰苦,一个孤儿,在困难的道路上拼搏挣扎,终于凭自己的双手劳动,自食其力,后来建立了家庭,并育有两子一女,两个儿子都是大学毕业,可谓继承了祖上的书香门第,堪可告慰他的双亲和祖父母在天之灵!

现在再把话拉回来。我在舅舅的资助下,得以进了 "简师" 读书。"简师"就设在桐城县城中心孔夫子的"文庙"内,校风良好,师资颇佳。主要任课老师都是大学毕业的,教学方法和表达技巧都很好,旁证博引,吸引学生听课。如有一位地理老师,他的课被排在下午讲授,当发现学生快打瞌睡时,他就结合地理讲诗文、对联, 讲历史典故 。如讲到中国大运河北起河北通州 ( 今通县 )、南至江苏南通 ( 南通州 ) 时,他为了给学生提神和加深记忆, 他提高嗓门说 :《南通州,北通州,南北通州通南北》;请大家对下联。此联要求严谨, 名词对名词, 动词对动词, 方向位置对方向位置。"当然,我们这方面的文学修养都差,面面向觑,但都来了神,期待老师的"下联答案"。这时精明的老师慢条斯理、 摇头晃脑、拉着八股长腔曰:《东当铺,西当铺,东西当铺当东西》。对得妙不可言,吾等学子,佩服得五体投地,终生难忘!

当然也有混饭吃的老师,如有位教"公民课"(政治课)的老师 ,口口声声要重视教育、尊师重道,爱国家、爱领袖。 不论在课堂上或会场上,当他一讲到"蒋委员长"时,两脚一并,巴啦一响,马上立正,以表示对"蒋委员长"的尊敬,讲十次就要立正十次,像犯了神经病似的,同时要求我们学生也跟他一样"立正",弄得大家啼笑皆非。我以为他真是对"党国和领袖"无限忠诚。无巧不成书。这位"公民课"郑老师,是我大伯父前妻的弟弟,他得知我是程家后代时, 对我还蛮关心的,经常问长问短。他责怪我:"你考取桐城中学不上,偏来上这个穷师范。将来出去当小学教员不会有多大作为!" ,"社会如此腐败,兵荒马乱,民不聊生。我们老了,没有办法了。可你还是个小孩, 你们家就不能咬咬牙,为你将来着想啊!"等等。我年幼丧父,家庭困难, 他不太清楚。可是他口吐真言,毫无虚情假意,我听了很受感动。这时, 他在我的心目中,又是一位善良、慈祥的老人!这时的他与讲台上的他 ,判若两人! 看来古今中外教政治课的老师, 迫于形势, 大概都不敢讲真话。可我理解他们被迫"两面派"的行为,因为他们也要吃饭。

当时"简师"的校长叫尹硕夫,又名尹宽,是二十年代赴法勤工俭学的留学生。在法国还娶了法国妻子并生了小孩,未带回来。 据说当时他与中共在法国的许多革命者、领导人都共过事、同过学。记得我们有位老师曾经鼓动我们学生: " 喂!碰上尹校长时,你们问问他 ,托洛茨基是什么人!?"后来我们才知道尹校长曾经是共产党内的"托派",还担任过"托派"的宣传部长。但尹校长为人正派, 对教员的教学工作要求很严,我曾经看见他当着我们的面,训斥一位教学不认真的老师。有关他的历史,桐城县志有如下记载:

“------民国16年2月,参加上海第三次武装暴动最高领导机构特别委员会,与周恩来、罗亦龙、 赵世炎、李立三、陈延年等人致电中共中央,提出“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四. 一二”大屠杀后,出席了在武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留中央宣传部工作,主编『向导』周报。民国17年3月,中共安徽临时省委恢复,尹宽任书记。民国18年5月,安徽临时省委撤消,尹宽离任。此间,他通过王平一接触托洛茨基理论,并说服陈独秀组成中国“托派”、“陈独秀派”,在党内进行宗派活动。同年冬,尹宽被开除出党。民国20年和24年,两度被国民党逮捕。26年8月出狱,在桐城、东至等地从事教育工作。民国37年夏去上海参加由彭述之主持的“托派”代表会,被选为“中央委员”,担任“宣传部长”,并在上海新中国学院任教。民国38年2月回桐城。1950年10月6日被公安机关逮捕,关押于上海监狱,1965年9月释放。1967年7月自缢身亡。”

"简师"是四年制毕业。我于1945年秋入学,按理应于1949 年秋毕业。但这四年中(1945 -1949),正是国共两党内战激烈时期,桐城曾经成为"拉锯战"地区,桐城的一些中学都停过课。我们"简师" 在1947年也停课半年多,所以,实际上我在"简师"只读了三年书, 不算毕业。

1948年春,我险些被国民党军队骗去当了兵。那是国民党黄伯滔部队派人到桐城招学生兵, 说是技术兵种,可以学到好多技术, 大有发展前途。我与几位家庭困难的同学偷偷地报了名, 并且马上被“录取”了。来招生的是个连长。老天有眼,连续几天下大雪, 公路不通汽车, 未能将我们马上带走。就在这节骨眼上, 我舅舅找到我三伯父, 说斯煌要当兵去, 问我三伯父怎么办? 三伯父马上找到我, 不许我去, 并且说, “你若无钱念书, 我给你钱! 就是不能去当兵。”这样, 我才没有走成。后来想起来也怪可怕的, 如果不是下雪, 不是三伯父阻拦我, 我可能在战场上为国民党当了炮灰 ,是死是活就难以预料了,我的个人经历就不是这样写了。 我少年糊涂无知,在这人生的十字路口, 我的三伯父起了极为关键的作用。我永远要感谢我的三伯父和我的舅舅。

解放后, 1949年秋"简师" 又被撤销,合并到巢湖地区的黄麓师范(张治中老家,是他资助办的)。我由于住在乡下,消息闭塞,也无人通知我,未能按时报到复考,错失良机。等我知道消息时,已是旧历十月份了。为了试试看,抱着一线希望 ,我与同学汪家生君结伴同行,挑着一副担子(扁担的一头是行李,另一头是二斗米),起早贪黑,步行三、四天,沿途在乡亲家借宿(无钱买车票,无钱住客店)。乡亲们都不错, 见到我们这两个疲惫不堪的可怜的孩子,主动给我们烧火烧水煮饭吃。恻隐之心,人皆有之! 到达黄麓师范以后,在熟同学的引见下,向校领导阐述理由, 苦苦哀求收下我们这两个可怜的乡下学生。但由于时间太晚,怕我们跟不上课,校方执意不收留我们,我们哭丧着脸,怀着羡慕的心情, 环视着比桐城简师好得多的校舍,离开黄麓师范的校门,又挑着小担子赶路回家。在乘小木船过巢湖时,不巧遇上了台风,船在巢湖中心迎风搏浪, 时而倾斜,时而摇幌,几乎葬身湖底,把我们吓得面如土色。 在三河镇登岸后,我们两人继续挑着小担子赶路回家。回家失学,前途渺茫 ,又不甘心当农民,痛苦不堪。为了寻求出路,1949年下半年有一段时间,我为村里民办教师程效川君无报酬地帮忙改作业、判卷子、 写总结等之类的工作,想以此表现一下自己的工作能力,也能混上个 "民办小学教师"的工作。

1950年正月我在新安渡小镇子上看到了安庆师范学校招生广告。我立即找同学汪家生君商量,步行 90 华里,前往安庆报考。当发榜时,我俩全被录取,学习期间一切全是公费,实在高兴极了。 上学以后,原以为安庆师范一定是分高一、高二、高三班,按步就班地学习各门文化课,能够学习不少知识。谁知入学后大吃一惊:学员中有像我这样16 ─ 17岁的社会青年,也有 30 ─ 50多岁的失业中、小学教师。学的课程既无数、理、化,也无文、史、地;分班时, 既无高一,又无高二、高三班,而是老班、中班和小班。自不待言, 我是分到"小班"了。讲课的时间划分法,当时我听了也很新鲜:分第一单元,第二单元,第三单元.....等。讲课的内容只是社会发展史、检查旧人生观,树立新人生观等等,教师就是一位打过游击的有些文化知识的老干部崔某,这位老兄顶能"侃",有时能把我们这些老少三代的学员 "侃" 得频频入神 (如何打游击;如何抓到特务、汉奸等), 侃得轰堂大笑。这些内容,在当时我从未听说过,像听故事一样, 对共产党佩服得五体投地。在伙食方面,吃得特别好,天天有荤; 安庆就在长江边上,每周都要吃一顿长江产的"鲥鱼"(这种珍品, 由于江水污染,现在已极少见了)。住的是楼房,照明是电灯、日光灯。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电灯,心想这玩意儿真好, 比小油灯强多了。这一切对我来说,无异是天堂生活。有一次我回家,村里人都说我长得又红又白又胖,与离家时的我相比较,判若两人, 乡亲们都问我吃了什么好东西! 当"检查旧人生观"、"树立新人生观"时, 每人都要结合自己的思想,总结过去,展望未来,并写出书面材料。 我的总结材料从文理、逻辑和认识都写得不错,对新社会充满了激情,被班主任推荐为"典型",让同学们参考。有两位安庆小姐可能才思枯竭,经常笑脸相迎,跟我套近乎,求我代笔写总结,我欣然从命,从而引起我对小姐们的遐想......结业分手时,我拿着纪念本请她们题词(实际上想让她们留个通信地址,日后好联系),她们题了词,却没留通信地址。我记得其中一位马小姐的题词是:"拿破伦决不是唯一的人物!" 好家伙,冠冕堂皇,华而不实地鼓励我去当第二个拿破伦。拿破伦是法国历史上不可一世的皇帝,曾征服整个欧洲,我哪有这个野心。我是乡间蓬雀,焉有鸿鹄之志!我明白了, 她们只是利用我这支笔杆帮助过关,我纯粹是自作多情!其实我也太傻太天真了, 这两位小姐的父亲,在国民党政府当过不小的官,在大后方重庆都混迹过。抗战胜利后,全家坐飞机迁居南京。解放时没去成台湾,溜回安庆老家。这些小姐们突然失去了依靠,无业可就,无学可上, 才考进了安庆师范。她们虽然文笔不行, 但见多识广, 眼光很高, 那看得上我这个土包子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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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记

1988年11月6日晚我的三弟斯辉突然感觉胸闷难受,自己捶胸深呼吸,想藉以缓解;但胸闷逾来逾重,请来邻居医生急救,口对口呼吸,终于病情来势凶猛,回天无术,丢下孤儿寡母,撒手人寰。我与斯皋于11月8日赶到太湖县城,孤儿寡母跪在我们面前,其情其景,惨不忍睹。

太湖工商银行全体员工为斯辉开了追悼大会,悬挂了很多挽联,如其中两付:

太湖支行挽联

斯民一生方正,直道而行,俯首如牛甘作苦;

翼三代姻亲,坦诚相见,捶胸去世乐生悲。

太湖支行计划股挽联

不装腔作势,虽职微俸薄,但活得堂皇正大;

无假意虚心,且言纳心厚,便死也磊落光明。

安庆市支行和支行工会还为斯辉送了花圈。

在处理丧事过程中,县行领导和许多同事,见其一生清贫,厚道老实,大家极为同情,故为其仗义执言,给予许多的照顾和帮助。尤其是韦赐宝行长自始至终亲自张罗,*办他的善后工作。

工商银行太湖支行向安庆市支行写了报告[太工银字(88)76号]:“呈批解决死亡干部子女程玉萍同志补充招工问题的报告”,斯辉长女玉萍才得以在银行就业工作;此外,还给其老岳母终身生活补助,给其小女玉宁生活补助至18岁。

一般在生活困难环境下成长的孩子,都能够得到锻炼。我的侄女玉萍工作兢兢业业,结婚后在丈夫黄乐平的帮助和鼓励下,业务水平不断提高,凭着自己的业务实力,已经考入安庆市银行工作;我的小侄女玉宁已是安徽芜湖教育学院外贸英语系二年级的学生,刻苦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凡此种种,均可告慰他们九泉之下的父亲!

 

(注斯 的名字比较孤僻, 字新华字典和电脑里都没有,很多人也不认识,所以从小学开始,好多老师就将他写成“斯辉”。)

 

 

 

步 入 社 会

1950年5月,我们小班的同学,突然被通知到"安庆干部学校"集训,学习 "怎样划分农村阶级成份 ", 学习"土地改革法",参加土改工作队,将来当干部,不当教员了。我当时还思想不通,一心想当教员,教员有点薪金,可以养家。而当时当干部, 都是供给制,无钱可拿。最后,大势所趋,随大流我也进了安庆干部学校,自此算我正式参加了革命工作,我后来填表参加工作时间和工龄时间,都是从1950年5月算起。

干部学校学员有三部分人组成:解放军、 农村基层干部和青年学生。土改工作队的确需要这三种人组成:一是解放军(排以上军官),都带着枪,是起威慑作用;二是基层干部,都是贫苦农民出身, 知己知彼,具有丰富的农村工作经验;三是我们青年学生具有文化知识 ,可以弥补上述二种人的不足,起个"文秘"作用,同时都年轻,"旧意识"少,接受新鲜事物快。

在安庆干部学校经过几个月的政策学习和政治洗礼后,组成"安庆地委土改工作队 ",被派往安庆所辖管的各县(桐城、怀宁、潜山、太湖、宿松、望江、岳西),我被分到桐城县,先后在棕阳、 南岭、大关、老梅等区搞了四、五期土地改革。每转移一个地方时, 就像战士行军一样,捆上个大背包(被子、衣物),双肩背在后背上, 包上面还有一把胡琴和笛子。落脚后,工作队和村民们拉呀吹呀唱呀,籍 以发动群众,联络感情。我拉二胡和吹笛子的技巧, 就是那时学会的。那时真是热火朝天,生气勃勃。在那如火如荼、 翻天覆地的土改斗争中,的确在自己小小年纪刚刚迈入社会之始,就受到了锻炼和教育。对农村的生活虽不陌生,但对受压贫苦农民的血泪控诉,还是第一次听到;原以为自己少年丧父,寡母幼弟无依无靠,已很悲惨了。可是在"土地改革"运动中,我亲眼目睹,亲耳闻听到还有更苦更惨的人。他们中是几代人目不识丁,我家是几代"书香"人家;他们中有卖儿卖女,被抓丁抓夫的,我却还有个地主舅舅的帮助。在每期的土改工作组中(3 - 5人),我是年纪最小的,不是唱主角,而是参加" 查帐"、"丈量土地面积"、"写标语写总结"、"核发土地证"等等工作。做这些工作时,主要还是组织当地的老先生、民办教师等人来完成。如果不是共产党的崇高威望和解放军的威慑力量, 对我这个一上台讲话就心跳脸红的毛头小子,他们才不会卖账哩!

我国在制定土改政策时,比起十月革命后的苏联, 要宽大得多。当时苏联对地主、资本家和富农,多是斩光杀绝,赶出国境。据说我国东北哈尔滨一带的白俄移民和白俄妓女, 就是那时从苏联逃出来的地主、富农、资本家及其子女。而我国对地、富都分配一份与农民同等的土地和农具,让其自食其力;对有人命血债的恶霸地主,经过公审,才采取镇压政策,颇得人心。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的农村实际情况而制定的中国土改政策。

 

1951春土改结束后, 我做梦也想在小县城内能分配个安定的工作,因为这两年尽在农村转悠,这里打一枪,那里放一炮,换个地方又跑,真像打游击一样,在文化知识方面,很难得到提高,而自己的求知欲又极强。就在此时,领导通知我,土改已经结束,马上就要开展"农村合作化"运动,调我到"县委农村工作部"工作。心里凉了半截, 又要到农村"打游击"去了。服从组织分配,不能讨价还价,这铁的纪律,我顺从地跟着领导开赴"农村前线"去了。干什么工作,不能由我自主;想什么问题,任凭我海阔天空,就由不得你了: 我一心一意想当"作家", 尽管幼稚可笑! 我要好好安排如何实现我的"理想"了。我像以前参加 "土改"时一样,忙完自己的工作以后,白天抽空,晚上熬夜, 将自己的所闻所见所思,写成通讯向报社投稿,看报刊杂志,读文学作品等等。当时的书报很少,只好借,只好"拿"。所谓"拿", 是指在土改查封地主家财时, 发现桐城县的有些地主家文化素质很高, 家里有古书 ,也有现代书, 例如有三十年代左联领导出版的文学杂志, 鲁迅、巴金等的著作都有。他们中有不少是世代相传下来的书香门第, 名门望族。据桐城县志记载, 在这些族群里面, 明、清两朝科举时代曾涌现了 286名进士,居全国之首;在民国时代 ,居高官显贵者, 亦大有人在; 在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斗争中, 这些族群的后代有不少是参与者、急先锋,如前外交部长黄镇、前农工民主党主席章伯钧等都是我们桐城人,还有不少人成了革命先烈。土改时这些人的家庭虽然被划成了"地主",但"土改法"规定,都予以优抚照顾。农民对地主家的书是毫无兴趣的,而我如饥似渴,不免"顺手牵羊","拿" 了不少书,作为自己的精神食粮,说严格些,实际就是"偷"。桐城流传一种说法,即:"偷书不犯法",何况我是"拿"地主的书!当时土改政策明确规定,只没收地主多于当地平均数以外的土地、房屋和农具,其它如浮财、书籍等均不在没收之列。我当时"拿"书的行为, 若被领导发现,一定会遭到批评的。当时就是这样去适应环境,千方百计去提高自己,实现我的"理想" ! 与此同时,我仍与以前当土改队员一样,从包干制中力所能及地节约出零花钱,捎回家去,贴补母亲和弟弟们的生活费。听说我捎回的这点钱,大有用处。因为那时刚刚解放,农村极其困难,农民吃盐都是用鸡蛋去换。而我每月捎回10元8元的钱 ,都被村里人羡慕不已,并且"恭维"我母亲说,你老人熬出头了, 儿子能挣钱了等等......

 

 

机 遇 与 拼 搏

 

1951─1952年春,正值我在农村从事“农业合作化”试点工作时,从县城传来消息, 说国家要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急需建设人才,因而高校要扩大招生, 但由于战争创伤和刚解放不久, 应届高中毕业生供不应求, 要抽调高中肄业文化程度的青年干部报考大学去,并且首批已从桐城县抽走 5名。 这个消息给我以极大的震动,虽然我在桐城"简师"只读了三年书,按照普通初中算是毕业,若按四年制的"简师"还不算毕业。但我为挤入"高中肄业"的队伍,我说我们简师是四年制,相当于高一水平,也算高中肄业。果然这一招很灵,过不几天,我和几名青年被选送到芜湖市的" 干部文化补习班",重点是强化补习高中的"数、理、化"课程。补习班上教我们的教师,都是从重点中学抽来最有教学经验的教师,讲得非常生动活泼!我们这些调干学生的水平参差不齐 ,从高一到大一都有,我心里有数,自己的数、理、化基础差,知道自己是老几,必须认真对待,拼死拼活也要学好,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必须考上大学,这是我梦寐以求的心愿。说也奇怪,我那时不知哪来的那么大精神,春困秋乏,别人午睡,我就是睡不着;别人在课堂上打瞌睡,我却入了迷似的听讲、记笔记,老师讲得又好,枯燥中带幽默,理论中有实际,.....,结论简明,我都一一掌握。在六、七十人的班上, 根据每次完成作业的水平,我受到老师的表扬,说我的思维能力非常敏捷。由于成绩很好,我成了小组的辅导员,都说我进入名牌工科大学不成问题。 那时满脑子里都浮现着大学生、工程师的影子。

1952年正是全国各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 其它大学都是10月份开学, 唯独中国人民大学是解放后新成立的新型大学, 不存在院系调整问题, 它是9月1日开学。于是首先派人到各省提前招生, 也到各省干部补习班挑选学生。因为我的成绩在班上属于前列, 被挑选到 "人大" 来了。来到 "人大" 以后,被分配到工业统计系,而且是专科,不是本科,思想极其不通, 心想凭我的成绩完全可以学理工本科,将来可以当工程师,为什么选我来学统计,将来当统计员?! 学习成绩好, 反而倒霉,还不如成绩差些,不被挑到 "人大" 来。想来想去,思想不通没有用,以前也进行了"树立新人生观"的教育, 胳膊扭不过大腿,还要听党的话,服从组织分配,现实点吧!心想早点毕业也好,家里有老母幼弟还在嗷嗷待哺。 人要善于适应各种各样的环境,"适者生存",自己创造条件去迎接挑战。所以我在 "人大" 闹了一阵情绪后,自我冷静下来了,安心在 "人大" 学习,直至1953年夏,在"人大" 统计专科毕业。在 "人大" 学习期间,我属于调干生, 平均每月发给28元生活费。我每月除10元伙食费、3元零花外,剩下的15元全部寄回家了,作赡养老母和弟弟们的生活补贴。 别瞧不起这15元钱,那时在农村有这点经济来源,就很不错了。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就在1953年春,我的二弟斯庆因患腿疮,无钱医治,我在北京上学,也束手无策。 记得当时祖光兄还专门给我来信,要求设法给斯庆治病,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当时 "人大" 的统计系对调干学生还颇照顾,给我补助了50元钱。 我立即寄回49元(我因身无分文,剩下那1元钱用作寄费了)给二弟治病。可惜拖的时间太长了,在接到下次回信时,二弟因并发肺炎而已去世。后来听说,二弟也很懂事,知道家境困难,死前还嘱咐母亲,不要为他买棺材,埋掉算了,并且死前还要看我的照片, 怀念他在北京上大学的大哥。我听到这些叙述,心如刀绞!刚刚16岁的少年, 就这样在贫病交迫中死去,连一张照片也没留下,多么可惜啊!母亲老年丧子,又受到一次沉重的打击!

1953年夏,我在 "人大" 毕业后,校方及党组织为我们作动员报告,那时 "人大" 的校长是吴玉章,副校长是成仿吾、邹鲁风等人 ,号召我们听从祖国召唤,服从组织分配,到祖国最需要最艰苦的地方去! 当时我们这些青年思想非常单纯,没有二话可说,根本不挑剔地区、专业、单位,真正听从祖国召唤。记得在宣布分配名单时,系里负责同志叫名字:某某到东北沈阳;某某到唐山;某某到兰州;某某到四川......,就是没叫到我的名字。心想我是不是还回安徽省去?!也好,离家近些可以更好的照顾家。 几百名同学的分配名单都宣布完了,最后念到了我和另外几名同学,告诉我们分配到国家统计局 ,明天来车接我们。啊!原来我被留在北京,而且还分配到中央机关 ,做梦也没想到。我打心眼里就不想做枯燥无味的统计工作。分配到统计局后,人事部门征求我的意见:可以搞工业统计工作, 这工作不仅和数字打交道,还要善于经济分析,写分析报告; 也可以做编辑工作,出版统计刊物和书籍,但对经济理论和文字水平的要求都相当高。两个部门都需要人,问我愿意到那儿去。我毫不犹豫地说,我愿做编辑工作。那位人事干部审视了我半天,好像在说,别人都没敢说去当编辑,你这个毛头小伙子行吗?但她既主动征询意见,也就没说什么。只是说:那好吧!先去试试,如果不行还可以调到其它司处工作。 我就这样到国家统计局编译室当上了"小编辑"。我周围的人, 有高拱辰、蒋朝渊、曾定之、白江、王宗林、赵德育等几位俄文翻译, 那时全面学习苏联,专门翻译苏联的经济理论文章;有曾经在清华大学教政治经济学的黄德一教授,还有一位解放前就大学毕业的郭大姐(郭静君)等。当然,我周围都是这样高层次的人,重任不会交给我,说实在的,我那时也没有那样的水平。所以一开始就安排我跑印刷厂,刊物的排版,标题的美化、插图以及一般的文字审校等工作。 我干得很起劲,的确学了不少东西,得到了锻炼和提高。我于1985年能够独自一人编出了"吴黄綮秀纪念册",以及我先后负责编辑、 编写和翻译的科技书籍,都和那时打下的基础分不开。

说到我在编译室工作期间,还有一个小插曲。 有一次在排版印刷刊物时, 由于校对错误, 将当时的国家副主席兼国家计委主席高岗的名字印成了"高冈", 把高岗的"山"头砍掉了。这责任也有我一份, 因我疏忽没有校对出来。可这一下把我们那位负责的黄教授吓坏了。我们就在高岗的办公楼边工作, 要高岗的"脑袋"还了得!(那时高饶事件还未发生) 他吓得直愣神抽烟, 唉声叹气, 两眼发直,嘴里直"嘬鱼刺",像要大祸临头。这位教授是个老知识份子, 要求进步,申请加入共产党,正在批判自己的"旧人生观",树立自己的"新人生观"。出了这么个大错,他怕有理说不清。我倒是很轻松自如地来了一句 :"甭怕!现在是新社会,共产党英明,不会搞文字狱的!"他瞪了我一眼:"你不怕,俺是头头,俺要负责任呀!"(河南口音)从这个小插曲里,可以看出建国初期老知识份子和我这个"小知识份子"两种不同的心态。当然,这次的工作失误,并没有引起什么风波,采取"更正" 的办法处理了。

我在国家统计局工作期间,非常惬意,也得心应手。当时已实行薪金制,一开始我就被定为21级工资,月薪62元, 其中有一半寄回老家供养老母和弟弟上学用。居住与办公条件也大有改善, 从东城北河沿小平房一下迁到西城三里河的小洋楼(是苏联专家设计的,即现在的计委大院),这在当时的北京城,已经很"美"了。 当时的国内外环境对我国的建设很有利:在朝鲜,中国人民志愿军与美国佬打成了平局,把所谓的"联合国"军扼制在"三八"线以南,迫使美国签订了朝鲜停战协定;在国内土改已经结束,农村形势稳定, 农民积极性大大提高。全国上下都处在火热的建设高潮中。更重要的是, 中国共产党解放大陆后,当时所实行的各项经济政策,符合国情,深得民心,共产党的威信空前提高。在这种形势下,当时,我作为一个青年人, 也深受鼓舞,除完成本职工作外,也积极参加社会工作。我工作之余,就是读书看报, 订阅文学杂志, 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以便能更好地胜任编辑工作。 我还像在农村工作时的理想一样,幻想当一名作家,出出"名气"。我的这种思想,在我1979年加入共产党之前,一直当作"资产阶级成名成家"思想,受到批判和进行自我批判,可一直就是泯灭不了。现在看来, 成名成家思想,未必不对。作为一个人,在不违背社会道德和国家利益的前提下,有点自己的打算和追求,又有什么不好呢?! 相反,如果失去了个人的理想和追求,不独立思考,人云亦云,虚度年华,碌碌无为,岂不可悲吗?

 

 

 

 

第二次机遇


我被分配到国家统计局以后,正赶上朝鲜战争 停战。1949年共和国成立不久,即遇上朝鲜战争。 朝鲜与中国唇齿相依,唇亡则齿寒。当时毛泽东主席作了一个大胆的决策:出兵朝鲜, 抗美援朝。自我在农村土改时起,那"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的嘹亮歌声,唱遍祖国的大江南北。仅就出兵朝鲜、敢与美国佬抗衡较量, 就足以显示毛泽东的宏伟气魄与英雄胆略。中国在朝鲜把美国佬顶住了,打了个平局,于1953年 10 月在板门店签订了停战协定。但战场上所消耗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肯定是相当惊人的。记得我在土改时按照宣传提纲就曾经大嗓门地宣传过:"......志愿军每打一发炮弹,就消耗二两黄金,即相当于一个'中农'的全年收入....等" 以此形象的宣传,号召农民节约、交纳公粮、支援前线。农民兄弟们听了以后,大吃一惊:"我的乖乖,那要打掉多少个'中农'呀?!"中国的农民勤劳朴实,也很容易满足 ,土改时分田分地对共产党感恩戴德。只要一号召,送子参军,肩挑车推运公粮,无怨无恨、默默作出贡献,真是感人。那时提出的口号虽然是:边建设,边支援朝鲜战争。但实际上主要国力都用在朝鲜战场上。现在战争停下来了,真正的大规模建设现在才算开始。 这时我在国家统计局编译室工作,接触的文件与首长讲话较多,对建设新中国的宏伟规划很是振奋。那时国家计划委员会, 集中了很多高级知识分子,高级干部和知名经济学家,如高岗是国家副主席兼国家计委主席,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担任国家统计局第一任局长,其他的如王思华、 孙冶方、狄超白、杨坚白等许多经济学家都在国家统计局。当时正处在第一个五计划的前期 ── 经济恢复时期。要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除需要资金、技术以外,更缺乏高级经济和科学技术人材。面对美国对我国的经济、技术封锁, 中国只有一条路: 求助于苏联, 实行"一边倒"政策, 全面向苏联学习。解决人材短缺问题, 有三个途径: 一,国内培养; 二,吸引在西方的留学生回国; 三, 派留学生到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学习。但不可能派到西方学习, 那时东西方严重相互对抗,剑拔弩张,一触即发!

派出留学的学生有三部分人组成:一,从目前大专院校中选拔优秀学生;二,从各机关选拔优秀的青年干部;三,高干子弟, 只要达到分数线,优先录取,这是对革命功臣的照顾,当时人们认为合情合理,理所当然,并无怨言。从整个派出人数的比例来看,高干子弟的人数并不多。不久国家统计局人事司接到高教部通知, 根据本单位工作需要,可选派若干名青年干部赴苏联留学。

我生逢盛世, 第二次机遇──赴苏联留学的机会又摆在我的面前了。但竞争也是激烈的, 因为分配到机关的大专院校青年学生很多,佼佼者比比皆是,而从中只能挑选4--5人。人往高处走, 水往低处流!我开动脑筋,要设法达到被选上的目的。我要变被动为主动 ,如其坐等被选上,不如主动采取毛遂自荐的办法,上书领导:表决心,一定学好,学成归国,报效祖国和人民。经过几级领导的挑选和比较,我果然被选上了。我疑是梦, 几次猛击头顶, 还是不醒, 证明梦想成真。真是飘飘然, 悠悠哉 !

我奉命立即移交工作,复习功课,准备考试。由于我在"人大 " 学习过,有一定的基础,顺利地通过了出国留学考试, 被送到外国语学院,强化俄语训练。获得赴苏留学是个难得的机遇,是我人生历程中的第二次重大转折。在当时国内外的特殊环境下, 青年人能获得这样的机会,确实不易,周围的人都以羡慕的眼光刮目相看, 有的人干脆称我们是"天之骄子"!可是我的老母亲却持相反态度,来信说不赞成我出国留学去。她说,你已经上过大学,而且分在北京大机关工作,挣的钱也不少,为什么心还是"张"的?要到什么外国去!母亲的心情我完全可以理解。她苦了一生,儿子能混到现在这样,已经心满意足了。现在儿子又要远走高飞,家里的生活又如何着落呢?!

1954年夏末秋初,我回家探亲,与家人作出国前的告别。在乡下住了十来天,看到农村的经济还很困难,母亲的忧虑,不无道理。 我回北京后,将家里困难情况向单位领导作了汇报。 为了让我安心学习,领导决定在我出国学习期间,每月给我家寄去20元的生活补助费,这种补助一直持续到1960年秋我毕业回国时止。享受这种待遇, 在我们被派出的四个人中,我是唯一的一个。祖国对我如此宽厚优待,我感恩不尽。我从心眼里立志要好好学习,好好工作,作出贡献, 报答祖国对我培养的恩情.这种感情是朴实纯贞的, 是出自内心的。

我回家探亲返京后,立即到外国语学院留苏预备部报到,强化俄语学习。教员是俄国人,助教是中国人。俄国人讲,中国人翻,两个人唱"双簧",都是从俄文的32个字母开始,很有意思,但非常艰苦, 所有同学都在付出极大的劳动拼搏着。俄文字母中有个发卷舌音的 "p",俗称"打嘟噜",开始很多人都发不出来,我也是其中之一, 舌头总是不"园滑",练得口干舌燥时,在嘴里含一口水, 像刷牙一样在嘴里打哈哈......,功夫不负有心人,不几天绝大部分同学都会发卷舌音了。后来听苏联人说,列宁的卷舌音也发得不好。大家听后哗然, "知道列宁都发不好,我就不费那么大劲了!" 少数几位没学会发卷舌音的同学,真的心安理得了,叫他练,他就说:"列宁都发不好,急什么!"后来我去苏联,在莫斯科郊外高尔克参观列宁故居时,听了列宁的讲话录音,证明列宁的"嘟噜"真的打得不怎么园滑!

 

学外语的思维逻辑,就像计算机一样,要在脑子里另设一个"外语存储控制系统",用另一种语言思维逻辑去组合你所记住的单词, 形成一个完整的句子来表达你的思想。当你用耳朵、眼睛 "输入" 外语, 或用嘴巴、手 "输出" 外语时,最好不要和你脑子里的"汉语存储控制系统"搅在一起。也就是说,最好不要先想汉语, 再用脑子翻成外语说出来、写出来,或者先想外语,再用脑子翻成汉语听进去、看进去。两种语言的"存储控制系统"应该是"并联状态"而不是"串联状态"与思维神经连接,这样你的外语水平才能真正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俄语与英语比较,俄语语法难,发音易;而英语则是语法易,发音难。我们在外语学院学俄语,主要是学习文法和生活用语。 真正掌握专业用语,是到苏联以后的事了。 因为留学生学习的专业各行各业都有,在国内短短一年的强化教学中,不可能再学专业词汇, 也没有那样的师资条件。

在外语学院学习后期, 高教部就陆续为准备出国的留学生进行外事教育、礼仪教育和国际形势教育等等, 这是非常必要的, 像我这样的 "土包子进北京城", 许多 "土气" 还未改掉, 现在一跃又要"出国",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样,一定洋相百出, 所以加强文明礼仪教育,尤为必要。出国留学生的言行举止以及衣着,都是新中国青年的"榜样",国家很是重视,除上面所讲的对我们进行文明礼仪教育、提高文明素质外,还为我们制作高级"包装" --- 为每人量体裁衣。制作的出国服装:从皮帽、皮大衣到夹大衣、风衣; 从西服到中山服、

内衣、内裤;从皮靴、皮鞋到运动鞋等等,应有尽有, 每人两大箱子,足够五年穿用。这些东西,都是纯天然材料制成, 那时还没有什么"毛涤"、"涤纶"、"人造革"之类的东西,都是真毛真皮、 纯丝纯棉。我们这些人从来也没见过这

样的贵重衣物, 一个个都像发了横财的暴发户,乐得合不拢嘴!到了苏联以后, 我们才知道国家花钱这样来"打扮"我们,是有她的道理,原因就是出在人民币与卢布比值不合理上面。当时卢布与人民币的比值是1:2,即1元人民币等于2个苏联卢布。但当时1个苏联卢布的实际购买能力,只相当于人民币的1角钱,吃亏约5倍。这都是苏联"老大哥"强加给中国"小弟弟的条件。当时中国与苏联贸易多是以货换货,每年签订"中苏换货贸易协定",没有国际通用的自由兑换的货币。中国留学生在苏联学习的学费、生活费等都是强行按1:2的比率付给"老大哥", "老大哥" 从中嫌去不少钱。在苏联的外国留学生,没有地方"打工",没有地方找第二职业,全靠派出国家发给的少量助学金生活。所以,不难想像, 如果不给我们多发点"包装",祖国必须以多于国内5倍的代价, 为她的儿女在国外添装。她怎能不为自己的儿女着想, 而去白白填满别人的腰包呢!祖国,你用心何其良苦啊!

 

 

 

开 始 留 学 生 活

 

1955年9月份,我们几百名留学生用国家发的"包装", 几经乔装打扮,西服革履(但别别扭扭,很受约束,真不如穿件旧制服舒服),从北京乘坐专列火车,沿途经沈阳、长春,最后从中国满洲里出境开往对方边境小城赤塔,经苏联边防海关检查后,火车经西伯利亚直奔莫斯科。

在中苏边界火车出入境时,双方火车都要"换轮子"。所谓"换轮子"实际是变换两轮之间的"轮距"。因为苏联的铁轨是"宽轨",进入我国以后则是"窄轨"。这也许是过去的中国提防沙皇俄国的火车不能轻易入侵,是有其军

事战略意义的。记得我小时候在桐城 "简师"上地理课时,地理老师把沙皇俄国修筑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形容为是一把钳制中国的大铁钳,还想入侵中国,"夹"中国的领土。出于沙皇俄国的侵略与压力,腐败的满清王朝被迫签定了"爱晖条约"、"尼布楚条约"等不平等条约,割去了中国的大片领土。地理老师说,"苏武牧羊北海边"的 "北海",就是现今的苏联贝加尔湖,许多地名如: 海参崴(弗拉迪沃斯托克)、海兰包(布拉戈维申斯克)、伯力( 哈巴罗夫斯克)、庙街(尼古拉耶夫斯克)等原都是中国名字,被割去后, 才改用现在的俄国名字等等。在我的印象里, 这位地理老师特别善于讲课,引经据典,博古通今,既是讲地理,又是讲历史, 善于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使我们这群小孩听得颇为入神,咬牙切齿,感到屈辱,激发起了民族感情。可我万万没想到,八、九年后的今天,我竟乘火车就在这把"铁钳"上飞快地向西急驶着、颠簸着......

载着我们这些学子的专列驶入苏联境内后, 列车员统统都换成苏联姑娘!餐车上的饭菜也统统变成了俄国式的西餐。 由于烹调方法和饮食习惯的不同,一进餐车就恶心:膻味、怪味, 根本不像中餐的色、香、味俱全的水平。列车奔驰在西伯利亚的荒原上, 很少见到人影,与在中国的景象截然不同。每在大站停留加水加煤时,由于长途乘车的疲劳,我们都走出车厢,在月台上由人指挥, 统一口令列队做*,整齐划一,颇为美观, 因而引来了不少苏联老百姓的好奇和围观。这些苏联老百姓的衣着、谈吐, 也不像电影上那样的华贵高雅,而是粗壮朴实、豪爽可亲, 从眼神中都可以看出他们对中国人非常友善;当问到我们到那里去时,我们说"到莫斯科,我们是学生 ,向你们学习来了!"他们个个伸出大拇指说:"马拉茄子(俄语:好样的)!我们还没去过首都莫斯科哩。"

车厢里的列车员都是年轻的苏联姑娘, 在苏联境内五天五夜的车厢生活,我们相处的非常好,因为大家为了学习俄语口语, 个个都愿同本车厢的列车员谈话、打交道。我们抢着干活,不让她干,只围着让她与我们说话、聊天或者唱歌,时不时还向她赠送小礼物,这些列车员很少能碰上这样热情的乘客,高兴不已.当列车到达终点站莫斯科,我们分手时,列车员个个恋恋不舍,泪流满面。

我们到达莫斯科以后,大使馆早已为我们作好准备,让已在苏联各高校学习的中国老留学生, 将我们一一领走分赴各高校。当然, 不全是集中在莫斯科,而是根据专业情况和苏联各高校承受留学生的能力,分布在十几个城市(如莫斯科、列宁格勒、乌克兰的基辅、哈尔科夫,白俄罗斯的明斯克......)的几十所高校。学校及专业的分配方案,在出国前即已宣布。我是国家统计局派的,所以分配在莫斯科经济统计学院的计算机系学习。俄文名称如下 :

《 Μосковский Экономико —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Институт. 简 称 " М Э С И " 》

我们那时国家分配学什么就学什么,个人毫无选择的余地。 那时苏联高校均已开学,我即刻被领到班上,交给"班长"。全系的外国留学生仅仅两人:一个是匈牙利姑娘,另一个就是我这个中国人。我立刻跳进了苏联人的海洋里,听到的、看到的、 接触到的全是叽哩咕噜的俄语,而且全是按照苏联人的上课进度向前赶,我一开始由于语言的障碍,一下子懵了,在课堂上像坐飞机一样,晕晕乎乎。 我最爱听数学课,公式多,"看图识字",易于理解,而有些课的教授只讲不画,例如哲学、经济学等,我就发怵。下课后只有借苏联同学的笔记并结合教科书,回到宿舍抄笔记、查字典,再以几倍的时间来消化当天的课程。可以说除了吃饭、睡觉,其他的全部时间都用在学习上,压力大极了。现在看来,到欧美留学,都有个"语言要求", 比如到美国留学,读大学的"托福"成绩必须在500分以上,读研究生的"托福 "成绩必须在550分以上,否则,其它成绩再好,都一概不予录取。这完全是对的。而我们那时,从俄文字母开始,只强化了一年俄语,在"老大哥"的照顾下,一下就进入苏联高校学习,真是受够了"洋罪"。 中国学生的勤奋是有名的。每到礼拜六和礼拜天,图书馆阅览室里,座无虚席,全是黑头发的学生── 我们中国人!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年下来,我们的语言关基本通过。

我在第一学期冬天,还有一个"惊险"的插曲 -----我累得吐血了!不断的咳嗽,并且痰里带血。我想坏了:吐血,得了肺结核,我该被遣送回国治病了(在我之前是有先例的)。因为在苏联治病, 国家要付给"老大哥"高昂的医疗费。为了弄清吐血的原因,我到医院检查,医生向我详问病情,让我回答。我由于当时语言还未过关,专业课的术语还未搞清楚,突然让我回答许多医学术语问题,我无法表达, 就像说哑语一样,比比划划。"你有结核病史吗?"我听不懂,只是说:" 我咳漱,痰里血。"他又问:"你过去照过X光发现肺部有阴影吗?" 我回答还是那句老话:"痰里带血!"简直是所问非所答。凡是我听不懂的问题,我都以"痰里带血!"来回答,这是至关重要的问题,我要求医生搞清楚我为什么会"痰里带血?"医生问我何时来苏联的?盖什么被子?穿什么衣服?平时锻炼吗?每天睡几小时? 中国老家的冬天气温是多少度?等等,这都是口语交谈,我都回答了。 医生瞅我这疲惫而又滑稽的样子,给我开了药方并让我照透视,一周后再来。一周后我再去看医生。医生看着透视片,并见我咳漱已好转的情况,微笑拍着我的胸脯,逐字逐句地吐着俄语说:"马拉爵士(意即小伙子),你的肺部没有问题,不要怕!‘痰里带血’可能是两个原因造成的:1. 你第一次经受莫斯科这样的寒冷天气, 而今年又是自列宁逝世以来最寒冷的一年,你是生长在中国的南方,突然来到莫斯科过第一个冬天, 你的气管受不了,受刺激出血。 2.你要多锻炼,多休息!"我如释重负,遵照医嘱开始注意自己的作息时间了

我所学的专业 ── 计算机,在统计部门实际是交叉学科,对学生的要求是:既懂得经济统计知识,更侧重懂得计算机科学, 尽管那时苏联的计算机领域还比较落后,学的用的都是电磁式、电子管式计算机。所以我们学的课程比较多而杂:有数、理、化,有电工、机加工、制图、热工、金相、微电子,也有会计、统计、企管等等,当然,计算机、计算技术等,更是重点了,所以学习任务较重。 好在经济、统计、政治经济学、哲学和数学等,我在人大都学过,有一定基础,花的功夫不大。学生毕业后授予"经济工程师",主要分配到各级政府经济统计部门和大企业的计算中心、计算站工作。我们这个系,是学院的一个大系,在系学生有一千多人。但女生占三分之二,究其原因:从专业工作上看,这种职业适合女性担任;从整个苏联社会来看,女性就是比男性多。另据调查,全体学生中, 约有三分之二的人没有父亲, 因为他们的父亲大多是在与德国法西斯浴血奋战的卫国战争中牺牲了。每当我到苏联同学家作客时,他们母子(或母女)谈到死去的丈夫和父亲时,面色深沉, 心灵深处露出不可弥补的损伤。苏联人民痛恨德国鬼子,如同中国人民痛恨日本鬼子一样,因为我们两国人民都共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苏联同学的生活比较艰苦,家住本市的学生好些,可以住家吃家(学校规定,凡本市学生不许住校),每天坐地铁、挤公汽上学。家住外地的就苦了,食宿问题自行解决,学校只向极困难的学生提供宿舍。学校对学生的生活不大包大揽,实行奖学金制:每学期各门功课的成绩都在4分以上者(苏联实行5分制,4分即相当于百分制的80分), 给予奖学金(都是5分者,给的多些);如果有一门功课出现了3分, 则取消奖学金。奖学金的数量仅仅能维持一个人的生活费。副作用则是考试时作弊, 因为大家都为了争这一口饭吃, 怕出现 3 分, 考试时相互"帮忙"。 我们留学生都住在城里的莫斯科大学的学生宿舍,一般都是四人共住一间。学生大约一半是苏联人, 另一半则是来自东欧和亚洲社会主义国家的留学生。苏联人中间, 有很多是来自苏联中亚地区的加盟共和国少数民族的学生,如:土库曼人,哈萨克人,阿塞尔拜疆人,格鲁吉亚人,阿尔明尼亚人,立陶宛人,犹太人等等。 所以我住的那座学生宿舍(他们叫大学生城)真正是个多民族的大家庭, 但大家使用着一个共同的语言----- 俄语。 多民族学生和睦相处、混住在一个学生城里,给我们大家提供了相互了解的机会。

首先,各国同学都对彼此民族的人文风俗感兴趣,这经常是我们在一起聊天的话题, 我们都从中了解到很多自己不知道的奇闻逸事,同时也是宣传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好机会。他们对中国认识的共同点是:一.对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都表示钦佩; 二. 对近代中国愚昧落后的一面看得较多。

在这些人中间, 也不乏大国沙文主义者或种族主义者。比如有些苏联人,特别是俄罗斯族人,自侍他们能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地位,自认为自己是中国的"老大哥",有时与我们闲聊时竟口出狂言:"苏联已有十五个加盟共和国,你们中国干脆归并到苏联,成为苏联的第十六个加盟共和国吧。程,你赞成吗?"听了以后,真是令人生气。想想这都是闲扯,不需发火,都是同学,但也反映这种人的傲慢态度,应送他一颗软钉子吃吃。我说:"不对!亲爱的,哪有人少的合并人多的, 你们虽有十五个加盟共和国,合起来只有两亿多人口。 而我们中国有六亿多人口(当时的统计数字),是你们的三倍。 所以还是你们合并到中国来吧,中国也是多民族国家。怎么样?" 小伙子听我这一通反驳,眼珠子盯我半天,只好来了一句:"赫得尔(滑头)!"大家哄笑了之。对这种人,我也常常动动脑筋,伺机"挖苦"一顿。记得还是这位" 企图吞并中国"的同屋俄罗斯小伙子,个高英俊,但几乎混身是毛,因为我们住在一室,饮食起居,看的清楚。他的络腮胡子从嘴上长起, 经过脖子、前胸、肚脐眼一直"绵延"到屁股后, 腿上和胳膊上也都长着粗黑的汗毛。他每天必须刮胡子,脸皮都刮青了,隔天不刮, 胡茬子就冒出来了。而我们中国男人,几乎没有像他这样的,尤其是我 ,几天不刮, 也长不出个毛来,而且除有关部位有点毛外,躯体的其它部位都光滑白皙。这位俄罗斯小伙子觉得奇怪,一天忽然问我:"程,我这混身是毛,真难看。每天还必须刮胡子,真烦人!我要像你这样,我就省事多了。可你身上就没有这么多毛,是咋回事呀?" 他这问题我早就想好了,他这次主动提出来,我抓住机会戏谑他说: “这问题很简单!人种不一样。米沙(他的名字),马列主义教导我们,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分析人类起源,人是从猴子变来的。我们中国人变得早,进化得早,身上已无猴儿的痕迹了。而你们,特别是你, 起码比我们要晚进化几十万年,身上还有猴儿的痕迹, 所以你身上的毛多嘛! "我这一 阵戏谑,把他也逗乐了,他又来了一句: " 程, 你实在是个聪明的赫得尔(滑头)!"

在留学生中,除中国人能吃苦用功外,我所见到的德国人(东德)也很用功,他们的成绩、纪律以及日常生活表现等都很不错,作为一个民族的气质,可以说是一流的。但他们之中,确有种族主义分子。有一学期我同宿舍的一位苏联人叫瓦洛嘉,同我很要好, 彼此尊重,无话不谈。有一次他告诉我:" 常来找我玩的那位德国日尔曼人对你们中国人不太友好,你以后少跟他搭腔!"我问怎么啦?他说那位日尔曼人对他说:"我们都是白种人,少跟中国人(黄种人)打交道。"我听了很脑火。我说下次他再来,我将教训这个小子:"种族主义分子,不许进我的屋。"瓦洛嘉见我认真了,连忙说:"别说他了, 你如果这样,他将责怪我出卖了他。其实, 他这种纳粹思想我们俄罗斯人也很不赞成。他跟我说白人比黄种人优越;他和日尔曼人一起又会说,日尔曼人优越于其他一切白人,实际上他也瞧不起我们俄罗斯人!" 我理解了瓦洛嘉的意思,此后,我见到那位德国人,连头也不点了。 我们是新中国派出的青年,出国前后,经常受到爱国主义的教育,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在任何外国人面前不卑不亢, 可以说当时我们全体留学生都能做到这一点。

苏联人的性格非常开朗、豪爽,尤其是俄罗斯人,他们绝大部分人表里如一,很少弯弯绕绕,他想说你不是,他就当面说;他捧你, 真是出自内心。提问题单刀直入,不拐弯抹角;他们之间也很少窝里斗和嫉妒心。记得1956年赫鲁晓夫反斯大林个人崇拜以后, 在苏联社会上激起了强烈的反响。同时, 对赫鲁晓夫的一些政策和行为也有不满之处。我们经常听到苏联人发泄不满:"**秃子你妈!你早干吗去了?斯大林活着的时候,你叫他爸爸;他死了,你又起来反对他!呸, 亏你是共产党员!"这种骂声以格鲁吉亚人,阿尔明尼亚人最多,因为斯大林本身就是苏联的少数民族,斯大林是格鲁吉亚人!赫鲁晓夫上台后, 大抓农业,组织青年人到边远地区开荒。这样首当其冲的是青年学生,每年暑假得不到休息,都要到边区开荒劳动,收割玉米庄稼。一时间"秃子"、"老玉米棒子"成了赫鲁晓夫的绰号、代名词。苏联人对自己国家的领导人发泄不满,一般都不分场合。当着自己同胞的面骂,当着我们这些外国人的面也骂,也不怕别人去告密!不像我们中国人经常搞"内外有别"!"有意见通过组织提,不要在群众中间散布......"等等诸如此类的做法。当然,更不能在外国人面前乱说了。 如果我们稍微有点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思想,那么1957年也不会糟踏那么一大批有作为的知识份子,把他们打成"资产阶级右派",1959年也就不会把刚直不阿、为民请命的彭德怀元帅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了,难道彭老总的"万言书"不是通过"组织渠道"递上去的吗?所以,我总感到,那时苏联虽然也在"铁腕"人物统治下,但他们的" 社会主义民主"还是比我们强。

自1956年苏联反对个人崇拜后直至我1960年毕业回国前, 我们中国留学生经常被苏联人提问的问题是:"你们中国毛泽东有个人崇拜吗?"一开始我们都吱吱唔晤,回避这个问题,或者干脆回答说:"没有!" 但我们谁也没敢说:"毛泽东有个人崇拜!"因为我们都是"受党多年教育"的青年人,知道这种关键话绝对不能乱说。但这些问题,都由各校留学生党支部汇报到大使馆了。后来大使馆党委通过各校党支部向全体留学生传达:"凡是苏联人问我们毛主席有无个人崇拜时, 我们统一口径,一律回答:没有。"后来苏联人发现我们的回答都是千篇一律,有人也就笑笑说: " 赫得尔(滑头)! 这不是你们的心里话。哦咳! 是你们大使馆统一教你们说的吧?!"

在那些年里,从苏联社会一直到学校讲坛,我已隐隐约约发现中苏两党之间有分歧了。比如,在1957年苏共处理"布尔加宁、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的反党集团",我们在政治课堂上讨论这个问题时,我也侃侃而谈, 但苏联教授提醒我:"程,不要忘记, 你们中国也有个高饶反党集团,不要奇怪!"(实际是: 不要幸灾乐祸 ! ) 我一听,知道话中有音,从此以后,对这些敏感问题,我不再多嘴多舌了。

在苏联学习期间,我与苏联同学相处得比较不错,常串门、常聊天、讲笑话,彼此经常提些不着边际的怪问题。比如,苏联同学或老师, 他们在读俄译本的中国文学作品中,常读到用"王八蛋"一词骂人表示不解,问我"王八蛋"(俄译就是乌龟蛋)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跟他们解释说,老婆偷汉子,丈夫就是 "王八", 偷汉子生下的孩子,就是"王八蛋","王八和王八蛋"在中国都不是好东西。苏联人听了以后,捧腹大笑,说:"根据你这种解释, 那我们苏联的王八和王八蛋就太多了。"他们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 因为在苏联男女两性关系较之中国乱得多了。关于我对"王八蛋"一词的解释, 他们并不满意,又进一步刨根问底:" 老婆偷汉子生下的孩子应该是野汉子的"蛋",为什么还是王八的蛋呢?"把我问得也张口结舌。 我到现在对骂人话"王八蛋"一词始终没有考证清楚。

俄罗斯人是白种人。白种人一般都是金发碧眼, 俄罗斯人金发碧眼者居多数,但有不少俄罗斯人是褐发褐眼、灰发灰眼、 黑发黑眼者,品种很多,对此我们也表示不解,有时就问他们。他们很坦率地直言不讳地说:"那是从前黄祸时期,你们中国人强奸了我们俄罗斯妇女的结果, 生下了许多混血王八蛋,这些王八蛋的后代就不是金发碧眼了!所以才出现了这麽多**。" 这些诙谐的回答,叫大家听后忍俊不已,但品其余味,却很苦涩。欧洲人谈起黄祸,如同谈虎色变。我忙解释说 ,那是中国元朝时期蒙古人干的,不是汉人干的。 我们留学生中也有蒙古人,蒙古人听了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还乐滋滋的。 据苏联同学说,现今城市的俄罗斯人、 特别是有文化的俄罗斯人不担心黄祸再来肆虐欧洲。但边远地区的农民们,特别是老年人还害怕黄祸,因为民间有关"黄祸"的残忍传说很多。我想这完全可以理解。我们汉人中有关中秋 "吃月饼" 的传说 ,至今不也是诩诩如生吗!?

我在苏联留学期间,住的宿舍(四人一间) 每学期都要重新调整一次,合住的伙伴年年有变化,因为年年有毕业离校的。所以仅就宿舍伙伴一项,接触的人就比较多,而且一住就是一年, 彼此了解的深度、敞开思想交流的广度都比较深而广, 从中不仅了解到对方民族的人文历史,风俗习惯,也了解了他们的政治观点。现举几个例子 ,介绍如下。

1956年我同室伙伴有两位匈牙利人, 都是匈牙利工人党(共产党)党员,平时表现很好,积极向上。自匈牙利事件被苏联坦克镇压下去后,他利用假期回国探亲了。回来后, 情绪极其消沉、低落, 唉声叹气,跟我诉说了苏联人如何欺侮他们、奴役他们,连中学里都派驻有苏联人,他们忍无可忍!人民揭杆而起, 但被他们镇压了,枪杀了许多匈牙利人民!我那时很天真,"受了党的教育"多年,维护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还为"老大哥"辩解:"不会吧!苏联在我们中国可没有那样!"他说:"程,请相信,我是党员,说的全是真话。 你们中国不一样,你们是大国,有六亿多人口, 再加上有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他们不敢欺侮你们!可我们匈牙利是个小国啊!"说着几乎掉下眼泪!

1957年是十月革命40周年, 各国共产党都派了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庆贺,中国也不例外,并且毛泽东主席亲自率领代表团前往祝贺 !毛主席的到来,引起苏联社会各界的重视与欢迎,赫鲁晓夫也很高兴,准备举行隆重的群众欢迎大会,迎接中国代表团的到达。 此举被毛泽东婉谢,说各国共产党都是平等的,没有组织群众大会欢迎别国代表团,单独欢迎中国代表团不妥!毛主席的决断完全正确, 也为苏联人解决了难题,同时也更显示出毛主席的伟大,一时在苏联社会传为佳话。但是,在四十一国的共产党、工人党的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在会上掰着手指分析世界形势时说(大意):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主张和平,但也不怕美帝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接着毛泽东又说了(大意):世界大战暴发了,扔原子弹了, 即使全世界死了一半人,中国还有三亿人口,苏联还有一亿人口, 世界仍然是我们的。......这些话传出去以后, 苏联社会上大多数人大不以为然,因为苏联在二战中死人太多了, 都死怕了。我同室的伙伴、同学,甚至教授在我们面前指责毛主席:"毛泽东的分析太可怕了, 把世界人民的命运看得那么轻率......世界死了一半人, 还建设什么共产主义?"一下子毛主席的形象在苏联人心目中失色了!

1958年我国在台湾海峡金门炮战开始时, 不仅是赫鲁晓夫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苏联人民也很害怕,我的同室伙伴和苏联同学都颇为担忧, 怕引起世界大战,把他们卷进去,破坏了他们的和平生活。从当时苏联社会看,一句话可以概括:不仅苏联政府不愿卷进战争, 苏联老百姓也不愿打仗,不愿意看到局势被绷得紧紧的透不过气来。 从他们的言谈话语中,好像中国人就是好斗、好战!是一只好斗的公鸡! 这当然是从他们的民族利益出发。

1957年毛泽东主席参加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期间 ,在百忙中于 11月 17日接见了我们在莫斯科学习的全体留学生, 地点在列宁山上莫斯科大学大礼堂。当时我们青年学生出于对领袖的无限崇拜, 早早就在大礼堂等候。当毛泽东主席漫步走到主席台上时, “毛主席万岁!”声如雷贯耳, 掌声经久不息, 足足持续了三分多钟。当时陪他入座的有总书记邓小平,国防部长彭德怀和宋庆龄副主席等国家领导人。在这次接见会上, 毛主席给我们的讲话, 足足有一个小时之久, 他的名言: “东风压倒西风”和“世界是我们的, 也是你们的,但是归根结底还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毛主席讲话时, 整个大礼堂鸦雀无声, 恭听他的教导, 连旁边人的呼吸都能听到。当时, 我们虔诚得像一群清教徒一样, 对待自己的圣人和天主! 我就在他讲话期间, 偷偷地扣动了像机的快门,“咔嚓”一声, 为他老人家拍了一张像。因为大家都在鸦雀无声地听讲, 快门的声音就显得很大, 因而我还受到周围同学们的责怪, 说我不好好听毛主席的讲话。这次的接见,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现在回忆起来, 还如同昨日! 我观察得很仔细,连每个细微的动作都不放过。 记得我们全体学生掌声雷动、高呼万岁时, 台上台下都连成一片。但我总是感到彭德怀元帅的精神始终没“激动”起来,绷着个脸, 两只手像拉手风琴似的慢慢鼓着掌。当时我还想:“他天天同毛主席在一起, 哪能像我们这样激动! 不奇怪。”可是, 我现在回想起来, 当时彭老总是否已经察觉到我们在制造“个人崇拜了”!?

 

 

 

留 学 生 的 政 治 生 活

 

我们去苏联之前,接受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教育。所谓爱国主义,就是凡有损祖国、党和人民的话、事不说不做; 所谓国际主义, 就是凡有损中苏友谊、社会主义大家庭团结的事不做,并且本着这两大原则去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问题,这是当时我国的方针和政策。我是我校中国留学生的学生会主席, 是个芝麻大的"官", 因为总共只有 8-9 个同学, 帮助支部跑跑腿,干点实事。比如,每到"十.一"国庆节时,我就跑大使馆借图片,在我校举办新中国建设成就图片展等等;学校或工厂举行庆祝我国国庆的晚会,我就负责组织和联系在会上发言等。我有一张周总理接见留学生的大照片,其中有我,并坐在第一排。这张照片对我来说,非常珍贵,我最敬仰周恩来总理,我悄悄地留下了这张大照片,没有还回大使馆,一直保留至今。

在学校,我们恪守在苏联人面前不议论他们国家和党的内部事务。对于学校教务上的事情和问题,我们不主动去反映或干预,由苏联人自行解决。

在苏联的中国留学生,有严密的组织机构。凡有中国留学生的苏联高校,都成立了党支部和留学生学生会组织,直属驻苏使馆的党委和大使领导。党中央有关国内外的大政方针政策,都能及时地向留学生传达,留学生的一言一行都能受到党支部的监督和指导。我们学生也可以自己花钱订阅国内的报刊。由于卢布与人民币的比值不合理,用少量的卢布就可以订阅国内报刊,所以我也就订阅了"人民日报"和其它技术杂志。

那时,我们这一代青年,都特别听话,真是党指到哪里,我们就走到哪里。但毕竟生活在外国,不可能不受到一些外界影响,年轻人思想活跃,不可能没有自己的思考和见解,尤其是在国内外形势遇到"大风大浪"时,各种各样的想法就应运而生,因而也可能与"党的方针政策"有相悖者、有出入者!

说良心话,我对共产党是感恩戴德、忠心耿耿的。有什么想法,出了什么事情,我都能向支部敞开心扉、及时汇报。比如,1955年秋我出国后不久,就接到家中来信,家庭成分被改划为"地主"了,尽管我有不同的看法,我都如实向支部汇报了。我不便"抗争",抗争也无用,因为是地方上干的坏事,国外大使馆也无法受理你的"争辩",弄不好可能还惹一身臊。在我们留学生中,也有一些出身于"地主"、"资本家"家庭的。当时支部负责人告诉我、安慰我: "我们的政策不唯成份论, 重在表现!"我听了很舒服。出国前,高教部曾向我们宣布:你们出国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在国外不发展党员。申请入党者都等学成归国后再说。我在机关本来就是申请加入共产党的积极份子,留学后也暂时打消了入党的念头。去苏联后不久,支部书记张英华同志宣布,接到上级指示,在国外的留学生中,也可以发展党员,我立即向支部递上了申请,不久在无意之中,我见到过大使馆党委给支部的书面通知:"同意发展程斯煌同志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我当时是学生会主席,以为是给学生会的通知,误折了这封信。这是1956年的事。

1957年是国内"风吹草动,大风大浪"之年,即先是号召帮助共产党整风,大鸣大放提意见,继之开展反击右派言论,划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反右运动。说实在的,我们这些留学生们也是始料不及的。

1957年暑假我校中国留学生( 8-9人) 大部分回国探亲休假了;我因北京无家,农村老家的老娘又被划成"地主分子",我无家可回。所以整个假期我除了跟中外同学一起外出旅游外,其它时间就读书和看"人民日报"。在这一段时间里,我的思想也很活跃,感到"人民日报"一改过去"一言堂"的报风,现在批评共产党的文章也敢登出来,而且有些言词还相当激烈。这些文章在留学生中也引起了一定的反响,我在开会或闲聊时,也常常触及这些问题。我那时年轻,血气方刚,思想活跃,敢于亮出自己的观点。我曾说过:"报纸上某些人的意见是对的,说到点子上了,这些人有头脑,真心实意帮助共产党整风......等等。"后来"人民日报"又来了180度的转弯,不是号召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而说是"引蛇出洞"抓右派分子!我那时曾经流露过:这样做恐怕不妥吧!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叫人家提意见,现在又"反击"人家,有点失信。本来有人就怕共产党设圈套"引蛇出洞",这不正好证明人家的顾虑是对的吗?甚至说过对待章伯钧(是我的桐城老乡)这样的民主党派领导人,有些"过河拆桥"的味道......等等与右派共鸣的"谬论"。我记得我的这些"谬论"有的同学听了后,与我也有"共鸣"的,但是她或他看来有政治斗争经验,只是笑而不答,笑中带涩,摇头表示无可奈何的样子。

1957年国内反右斗争结束以后,留学生在大使馆和支部的领导下,利用课余时间展开"红与专"的讨论,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着两条道路选择:一条是跟共产党走"又红又专"的道路;另一条是走"资产阶级的白专道路"。并且明确指出:留苏学生不要自认为自己就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就世界观而言,若不自觉改造,仍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根据驻苏使馆党委的统一布置,1957年9月以后开学不久,我校党支部花了一大整天的时间,从早到晚召开会议,由支部书 记戈泊同志主持。前半天由五、六位问题不多的同学分别表态表决心,拥护党对知识分子队伍的分析,接受改造;后半天重点是结合我的言行,集中火力对我进行批判和帮助。倒霉的是,这学期我的"热工学"课没有通过考试,我最讨厌这门课,什么金属在多少温度下,然后拿出来用油或水"淬火",金属获得什么样硬度、强度等等。我学计算机,将来又不当"淬火"专家,好多数据记不住,考试时,想混过去。偏偏遇上个"较真"的苏联教授老头,给我个"不及格",下学期补考。虽然我其它主科都考得不错,但有这一门课"现了眼",当时在留学生中是不多的。这样,在"帮助会"上,我的言论帐和不及格帐合在一起算。连我同室的苏联朋友会后都问我:"程,你们开什么会,那么长时间?只看见别人嘴巴动,你的嘴巴怎么不动?!你们中国人真有耐性,不嫌累!"我只有苦笑,我在"接受帮助",我的嘴巴怎么敢动哩!这次我受了很大的震动,也很害怕。所幸的是,支部宣布,根据上级指示,在国外留学生中,只是开展学习和提高认识,不搞划右派分子工作。这种决定可能是:一,在国外搞划右派,不合时宜;二,也是怕出问题,著名的钢琴演奏家傅聪,就是因为其父傅雷在国内受迫害被划成"右派"而从波兰出走西方的(那时他在波兰留学学音乐)。支部的同志,包括书记戈泊同志,对我仍然很好,批一通就算过去了。我们都是知识分子,都很正派,能够相互理解。

此后,我在苏联学习期间,没入了党,支部取消了发展我入党的计划。我不再趾高气扬,盲目自负;不敢再"胡说八道",遇事三思而后行,学会"夹着尾巴做人"了。在公众面前,我隐藏了自己坦诚的个性。

五十年代,国内的一些做法, 苏联人有赞成的, 也有不赞成的。这些情况,我们生活在苏联人中间, 言谈话语、思想交流之间,我们感觉得出来。在中苏关系融洽时代,我们中国"人民日报"、新华社等的主要报导,苏联的"真理报"和塔斯社也都全文转载或摘要刊登,中国所发生的情况,苏联人民第二天也都能看到消息。比如,1956年我国开展公私合营运动,资本家敲锣打鼓将自己的财产送给政府"公私合营",大资本家乐松生在天安门城楼上为毛主席献礼、报喜等等,"真理报"上几乎天天刊登中国的图片和文字报导。中国用和平方式解决资本家问题,大受苏联人民、学者、教授的赞扬,从言谈话语中,他们摈弃苏维埃初期对"资本家、地主、富农"采取斩尽杀绝、赶出国门的极端做法,而认为中国和平解决资本家问题,是中国的一项创举!但他们对1957年中国许多知识分子被划成"资产阶级右派"表示不解和异议。记得我的政治经济学教授在课堂上引经据典: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学说,知识分子不是独立的阶级,他们是从属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他们就为资产阶级服务;无产阶级统治的国家 ,他们就为无产阶级服务。所以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谈不上什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什么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我听后,知道他是针对中国的"毛泽东思想"说的。

1958年我们国家开展"大跃进"运动,工农业一齐上,工业大办钢铁,农业大放"卫星田",密植的稻子上面,可以站一个小孩,真理报也天天报导,把苏联人也一下搞懵了。中国要超"英",赫鲁晓夫也不甘示弱,头脑发热,苏联要"赶美"。一时间,世界就像只是苏联和中国的天下。但毕竟有冷眼旁观者,有头脑清醒者。我听说,有几个在苏联农科院留学的中国学生,1958年暑假从国内回到苏联后,因大受国内"大跃进,放卫星"的启发,也要"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利用实习机会,要在苏联搞"试验田,放卫星",米丘林的弟子、苏联农科院院士兼院长李森科得知后,马上表示支持,要多少土地,给多少土地;要多少化肥,拨多少化肥。并且说:"如中国人在苏联土地上放出了中国式的卫星田,密植的庄稼上能站个小孩,我李森科不当苏联农科院院长兼院士,我一定要求赫鲁晓夫委任我的中国学生来当!"科学家根本不信你这一套。

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在五十年代末期,中苏的蜜月行将结束。中国对美苏两国的接近,持高度警惕,不能让美苏主宰世界。但表现形势上,都是意识形态之争,实际上是反对美苏划分势力范围,称霸世界。记得1959年美国副总统尼克松访问苏联并在莫斯科萨科里尼克公园(离我住的学生城近在咫尺),主持美国展览会开幕剪彩。中国大使馆通知全体在莫斯科的中国留学生,抵制这次展览,"不许前往参观,不许与美国人接触,更不许与美国记者攀谈"。以防美国人抓住把柄,说中国在苏联的留学生向往美国的物质文明和自由、民主。我们都老老实实的照办了。在那期间,我们都很少上街。因为美国展览会强烈地吸引了苏联人,他们也抱着对美国的好奇心,街头巷尾都是这方面的话题。有不少苏联朋友搞不到参观美国展览会的票,想走外国留学生的"后门",问我:"程,求求你帮我搞几张票,你们外国学生去要票,一定优先照顾!"我当时摆出一副严肃的面孔并颇为激动地说:"美国佬占领我们中国的领土台湾,美国展览会不屑我们一看!"颇有与美国佬势不两立的架势!把苏联朋友弄得悻悻而去。现在想起来,好像也没有那个必要。中国的孙子兵法早就说过:"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嘛 !为什麽就不能去看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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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6-4-9 22:33:50 | 显示全部楼层
更巧的是,我身居望江,与一桐城后裔程双益先生谈到桐城老家,原来他正是先生的侄孙.而我对先生的回忆录已经通读多遍.自然亲近了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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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4-10 09:06:38 | 显示全部楼层
桐城伊洛堂的谱接簧墩琼公之后,我个人认为比较可靠的,而桐城四箴堂谱也是接在琼公之后,并且同时尊楫次子子和为一世始祖。其实四箴堂谱是合修,其所尊的始祖应雷、应经、子和等人有的是从婺源迁来,有的是从瓦屑坝迁来。我个人认为并不是一支,但是四箴堂谱认为应雷、子和等人都是共同的高祖,也就是玮公,我认为这重要的目的是:收族。其实四箴堂谱从琼公以下岑公开始,就和徽州谱不一致,一直到桐城始祖这一代人的,差异更大,尤其是琼公孙子播迁浙江开化,什么时候从开化到婺源,根本就没有提到。
我个人认为桐城四箴堂的谱始祖上世系不太可靠,伊洛堂的谱始祖上世系可靠。
桐城程氏,从婺源迁来的可能是簧墩湘公后裔的可能性最大,明代万历年间婺源长径的谱就说时广公(新安四十一世)后裔迁淮(不知道这里的“淮”指的是不是江苏淮阴),也有很多迁安庆桐城。
时广公后裔迁桐城的时间应该是在1300年左右(还有明代弘治年间文学、文迪两兄弟迁桐城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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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2-7 16:46:47 | 显示全部楼层
果然是新渡镇石井村的(原杨树乡石井村)的程斯煌。
听奶奶讲他家与我家有很深的渊源。
我毕业时还是托其弟程斯皋的关系分配到湖北工作。不过,现在他家和我都已不在湖北了。

我是程氏的玉字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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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2-8 08:07:56 | 显示全部楼层
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有1892年的桐城伊洛堂家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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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2-4 12:42:32 | 显示全部楼层
新安程氏五十八世,簧墩琼公后裔,始迁祖楫,堂号:伊洛堂。
本支派字辈是:楫、有、广、人,允、山、选、孔,元、兴。芳丽万年枝,祥和茂秩斯,玉堂寅接武,金殿庆彤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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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6-2-1 18:32:58 | 显示全部楼层
有缘千里来相会

-----在世界青年联欢节上的意外收获

 

1957年夏,第六届世界青年及大学生联欢节在莫斯科召开,世界各国青年云集莫斯科,中国也派出了庞大的青年代表团。代表团组成主要是国内的文艺界演员、解放军代表和工农战线上的青年劳模,其次就是留学生。我因为是学生会主席,荣幸地作为代表参加了这次联欢节。要我们这些留学生参加,主要是为国内代表担任翻译,同时,"就地取材"也可为国家节约很多外汇支出。

代表团团长就是当时的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同志,他为人谦和,同我们朝夕相处,打成一片,善于言谈,情绪易于冲动,说起话来手舞足蹈。他有个不良嗜好:烟瘾奇大,几乎是一支接一支,手指和牙齿都熏得黑黄黑黄的。代表团下面又分若干个大组,大组下面又分若干个小组。我所在的大组组长是项南同志(当时好像是团中央副书记,后来当过中共福建省委书记),所在的小组组长是留学生何竹康同学(他是莫斯科国民经济学院学生,与我同住一个学生楼),回国后青云直上,先后担任过河南省省长和中共吉林省委书记。我在小组里为国内代表担任临时翻译,陪他们到市区逛逛大街商店,参观工厂和集体农庄。另外一个小组的翻译就是现今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同志,他是陪同长春汽车厂的青年代表与莫斯科尼海乔夫汽车工厂(即斯大林汽车工厂,反斯大林个人崇拜后改为此名)联欢并担任翻译。我列举了这些后来当了"大官"的同学的名字,并非炫耀自己有什么好的社会背景,只能说明能当"大官"者是他们官运好、能力强的表现,毕竟是少数;名不见报端、银屏者是多数,且我们都是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为祖国作出贡献,联欢节结束后,我们各自回到自己的学校,很少往来,甚至根本没有来往。他们当"大官"后,我们更回避攀附,不找人家麻烦。我们都是凭自己的本领和机遇,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忙碌着、工作着。

1956年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我获得了一个终身难得的并带有"罗曼蒂克"式的意外收获。

在联欢节期间,广西壮族自治区区团委宣传部长陆军同志, 与我分配在一个小组活动。他是共青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团三大"结束后,他就作为代表赴苏联参加联欢节。"团三大"会上,北京有位小姑娘代表北京青年在"团三大"会上致祝贺词,致词毕,碰上了陆军同志,她知道陆军马上赴苏联参加联欢节,她就将早已写好的给苏联青少年朋友的一封信交给陆军,请求陆军在苏联为她找个苏联朋友通信,建立中苏青年通信联络。这在当时是很时髦的行动。我因与陆军在一个小组,他要我将中文信译成俄文,附在一起,在斯大林汽车工厂联欢时找了一位苏联姑娘,让中苏两国的青年进行"国际通信",畅谈双方的感受及友谊。苏联小姑娘高兴极了,欣然接受了这项"光荣而有意义"的任务。由于苏联小姑娘不懂中文,中国小姑娘不懂俄文,这中间必须找一位长期的稳定的"中介翻译“。陆军将这项使命交给了我,我担任了这个"中介人"的角色。她们通了几封信之后,一次在苏联小姑娘回信的中译文后面,我附了一封自荐信:

亲爱的启珠同志:你一定想不到我会给你写信。但是事情就是这样的凑巧----你托陆军同志带来了一封信,要求在联欢节上为你寻找一位与之通信的苏联朋友,而我正是你这封信的译者。……………

我是在苏联学习的一个留学生,这次也被选为代表参加了中国代表团。联欢节的盛况当然是难以形容的;其规模之大、人数之多也是空前的。我们不但和苏联青年联欢了,而且也和美国青年、英国青年、日本青年、黑人、非洲人联欢交了朋友。

在联欢节上,有许多苏联青年、大学生、中学生、少先队员给我留下了很多地址,要我给他们介绍一位中国朋友,而我一下很难办到。从你的信中可以看出,你一定是一位热心的姑娘,所以特地写信你,请你帮忙介绍。如果同意,请你写信给我,我将把他们的地址寄给你。…………

您的不认识的朋友 程斯煌 1957/8/15

这是我的一种"策略"。我们留学生中多数是男生,女生较少。女生中的皎皎者依次与男生中的皎皎者(个儿高的)配上了对。像我这样1米63小个头的(现在戏称是"半残")当然也就没有竞争能力了。可是我们这些"半残"者,对"其貌不扬"的女生还横加挑剔:宁可找个比自己学历低些的,也得找个漂亮些的。学历低,还可以"后天补救";"先天不足"长得不好看,则回天无术。这就是我们当时择偶的逻辑。曾经同我在莫斯科学习同住一层楼的中国女生某小姐,曾对我有意,约我出去玩、照相等,我因如上的逻辑最终并未成功。可是男人在二十多岁时正是情窦绽开的季节,这是大自然赋与的"天性"。苏联姑娘在二十岁上下时,真是窈窕淑女,如花似玉,人人好求。她们中也有个儿不高的并图中国人对家庭忠实可靠、无被遗弃之虑,愿嫁中国人者,也不乏其人。我曾与我的一位要好的中国同学商量、琢磨过,互相鼓励、壮胆,曾策划娶个"洋媳妇"回国。可是国家有要求,不希望留学生中有涉外婚姻出现。倘若不听劝阻,是党员者开除党籍,是团员者开除团籍,可想而知,回国后也不会有好结果。为此,高教部部长杨秀峰同志和留学生司长某同志,曾在莫斯科召开的全体留学生大会上,阐述涉外婚姻的弊端,祈求大家:"我求求大家,你们千万不要带个洋太太回国!"话都说到这种地步,我们这些"听党话的优秀青年",那有不听之理。娶洋媳妇的念头打消了,但与苏联姑娘交往、玩乐照常进行,让青春更多姿多彩,享受青春的欢乐!

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在莫斯科举行期间,中苏两国青年建立了不少国际通信联系,在这之间我担任了“翻译桥梁“,赐予我"中介人"的良机,我要充分利用这个良机,来实现我的"谋略"---钓一条美丽漂亮的“鱼”。我预计到.我在译信后面自我介绍的谬谬数语,能够激起这位中国姑娘心中的涟漪!这位姑娘我虽然未见过面,但从她给苏联姑娘的照片上看,姿色秀丽,两条乌黑的长辫,洒在前胸后肩,各披一方;双眼皮里面镶着一双明亮的大眼睛,整齐的鼻梁通往聪慧的前额,樱桃小嘴两旁还衬托着两个小酒窝......向我微笑着,好像启齿要问我:"你是谁?" 论学历,这位姑娘虽只是"中专",但也是学技术的,来日方长,真本事不单纯以学历来衡量的。那么,这个小姑娘的品德怎么样呢?我是这样判断:作为北京市的青年代表,被推选到全国"团三大"上致祝贺词的,一定错不了。所以,我决定在上述信尾来了个"投石问路",一旦能够击起浪花和涟漪,建立通信联系,我将可"放长线钓大鱼了"。果不出所料,在下次的回信中,也给我写了热情洋溢的信………在中苏两国的万里长空,鸿雁传书,久而久之,我和这位中国姑娘之间的通信,成了主要的一对,我扮演的这个"第三者插足"的角色成功了。

请看这位姑娘给我的回信:

敬爱的程斯煌同志:

无意中接到了您的来信,实令人喜出望外,我兴奋的将信不知读了多少遍。首先感谢您费时间帮我翻译信。能和您认识作为我的老师和朋友,我感到很荣幸。我的情况您可能在上次信中简单的了解点,以后会慢慢了解的。…… (1957/9/2日)

…………………………………………………..

关于相片一事,我已到照相馆去洗了,要十来天才能得,这次等不及了,下次在给您寄去吧。决不食言,请放心。因为我们是未见过面的朋友,所以我也希望您能送我一张您的照片.(不说别的,就连您是个姑娘还是个小伙子,我还不能肯定呢!)相信您会答应我这一要求的. 好,再谈. 祝

实习胜利! 您的朋友 启珠 1957.10.4.晚

事实证明,我对她的判断和评价绝对正确。她工作不久,成绩突出,事迹见于《中国青年报》报端。请看1958年12月12日我给她的回信。

 

启珠同志!

…………………………………

大概在十一月尾左右,我刚下课回到宿舍,躺在床上想休息一下。但正好邮递员同志给我送来了《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我躺在床上翻阅着11月24、25两天的报纸,每条新闻都在吸引着我,使我忘却了一天的疲劳。但突然在《中国青年报》上看到了有关你厂的消息,这更使我特别注意了!我每个字的读着这条新闻,总希望在这条新闻里会出现你的名字!当我读到 ”……青年技术员、共青团员黄启珠”时,心里是多么的高兴啊!我读完了报纸,我进入沉思中。我想得很多!我想我们俩的认识很富有小说情趣的。

在一年多以前,我在莫斯科荣幸的参加了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中国代表团住在城外一座宾馆里。联欢节快要结束的时候,有天晚上,广西省团省委统战部长陆军同志(他也是联欢节代表之一)来找我,叫我给他翻译一封信,他说:“这封信是我参加全国共青团代表大会时,两位姑娘亲自跑到会场送去的,托我们在联欢节上找位苏联朋友与她们通信!”

当然,我满口答应了陆军的要求,翻译了这封信。译完信后,他又嘱咐我写几个中文信封,以便苏联朋友好给他们回信。然而巧得很,当陆军同志拿走信时,在我的桌上拉下了一个信封。第二天下午我把信封交送给陆同志,他说:今天上午我已把信交给苏联朋友了,已经迟了!我说那你把这信封拿去吧!!他说:我要它干嘛?还是你拿去吧,你可以直接去信,帮助他们翻译,你今后就做中苏青年间的翻译吧!他不收,我只好把信封放在口袋里了!就这样,你的名字,你的地址,就落在我的手中了!后来,大概在9月份,我顺手给你去了一封信,我们就这样认识了!你说,这不具有戏剧性吗?

我们的通信,已经一年多了,可惜我们还未见过面!但我们彼此的了解可以说不少了!特别是读了《中国青年报》以后,我更深信你是一位能干的勇敢的姑娘。

我把报纸上的情况介绍给我的同学了,但我没有说出我们认识的经过,我只是说了:黄启珠是我的一个同学的妹妹!他们相信了我的话,也被国内青年的干劲感动着。事后,他们半开玩笑地对我说:有这么一位好姑娘,为什么不去追追呢?大傻瓜!我说:别胡扯,我只认识她的哥哥,但我不认识她呀!而他们都齐声说:“这有什么,世界上这样的事多着呢!”

然而我敞开我的胸怀告诉你---启珠同志,我真有这个想法。(请原谅我这样唐突,但我不想拐弯抹角的说下去)

你也许认为我这个人很冒失,对于一个未曾见过面的姑娘,就提出这样的要求,未免有些过分。是的,我自己知道,我自己也承认。但是。我想我们可以把这问题提出来共同考虑,共同商量,如果你也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再进一步的进行了解。我争取在1959年秋回国一次,那时我们的问题就可以作最后决定。

我请你也多多表示自己的意见。等待着你的回信。我现在过得很好,马上就停课考试了,一共考五门,因为考的多,势必像千军万马似的,将要投入紧张的战斗!

我的论文已完成,书已翻译了一半,下一半留到考试后再干(我们的元旦献礼是在元月24号,因为这正是第一学期结束时间)。

莫斯科已是冰天雪地了,我几乎每两天滑一次冰,很有意思。

希望你保重身体,苦干还要结合巧干,光是苦干不行,要为长远打算,不能弄坏了身体! 祝

愉快! 斯煌 1958.12.12号夜于莫斯科

投石问路,有了结果。我们都同意继续了解下去。她的回信是:

你的信看过了,而且看了不止一遍。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的确我们相识真是巧极了。一年多来,彼此也有些了解,相互都有较好的印象,这是不能否认的。我们有共同的理想和远大的目标,至少我们会成为要好的朋友;至于更进一步的发展,因为我们还没有见过面,很难肯定,你说对吗?………………

好,今天先简单地聊聊,今后的时间还很长,我们可进一步更深入地相互了解。……………….

启珠 59。2。8 夜1:30

自此以后,我们之间的通信更加频繁了,内容大多是工作、学习、爱好以及国家大事等等,无所不包。受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我们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也调动起来了,什么“大跃进、放卫星、献礼”等吹牛之词也常常跃然纸上。但我们当时的确是以赤诚爱国的心情、热血沸腾、盼望祖国能早日实现“赶英超美”的美好愿望,而且在来往信件中热血沸腾地谈论得津津有味。

我倾发我这支文笔的"功力",向北京"发功"!她说她祖籍是广东新会,我说我出生在安徽桐城的文化之乡;她说她的身高只有1米56,我说我身高只有1米63,高出一小截,正好般配;她说她体重是一百零几斤,我说苏联的浴室里都设有磅秤,我的净重50多公斤,我俩站在天平的两头,天平肯定不倾斜......等等,不一而足!我千方百计讨得这位姑娘的欢欣。

这位姑娘对我的判断逻辑同我如出一辙:这位小伙子论长相,照片上顶精神的(我上相,照片比本人强);论学历,留学生,没得说;论品德,留学生是国家百里挑一选派的,一定可靠。当然, 仅仅条件相当,仅仅凭书信来往, 就冒然订下"终身", 那是不严肃的, 我们没有那样做。

我有两个弟弟在上高中,经济比较困难,我坦言相告,她省吃简用,曾经从自己微薄的工资中寄钱支援他们;她妈妈有心脏病,我从莫斯科邮寄高级药品支援她老人家。我们心心相印,只差未见面了!

1959年6月30日,我托先我毕业回国的方大浩同学带给她一包东西。在给她的信中我是这样说的:

带给你的东西中,有手表一只。但要解释一下,它不是全新的,是一块旧表,我已带过它三年的时间了!…………但从另外一个意义来讲,它虽然是旧的,可我同它已朝夕相处三年,送给你就是象征着我们友谊的深度,它比新的还宝贵,你说对吗!?

1959年12月2日,她来信深情地的说:

……….把这儿的情况简单地和你说说吧。……….前几个月党支书等人要给我介绍朋友,我就把和你认识的情况给说了。后来有些人又问我手表的来源,我也都坦白地告诉了他们。这么一传开来可就有开玩笑的资料了,真气人!不过我想都知道也好,可减少很多麻烦,省得总在我身上直接或间接的打算盘。现在他们倒顶关心的。有一天厂长开玩笑地说:“小黄,该写信了吧!告诉他,我们全厂都支持你。……..老实说,我现在的心情如同小说《青春之歌》林道静写给卢嘉川的诗一样:

“我们虽然没有倾谈,

也没有默许,

然而我相信你,

永远相信你………….. 这也是我的心里话。

1960年7月上旬,我们自莫斯科乘国际列车,东行历时七天七夜,途经欧亚大陆,穿越西伯利亚,进入满洲里,我们这些莘莘学子,与祖国阔别五年,终于回到北京。我一到达北京,第二天就迫不及待地在西四邮局门前首次约会了黄启珠。她给我的第一印象很好:娇小可爱、朴素大方;而我给她的第一印象并不如意:头发蓬乱、不休边幅、没有照片精神、谈吐也不雅、不像个留学生,甚至还有点土气!造成这一结果,全怪我没有研究姑娘的心理学。我迫不及待地急于见面,没有理发洗澡、没有梳妆打扮、没有准备好一套台词。未见面时好像有千言万语,真见面时又一时语塞、临时胡诌,这个给姑娘最重要的第一印象,其不良后果可想而知。后来我们经过两年的相互接触、了解、磨合和我的执着追求,这位黄启珠姑娘,后来才成了我的妻子,我们于1962年6月30日举行结婚典礼,有情人终成眷属,那时,她是25岁,我已是快到而立之年--29岁了,我们开始了欢乐共享、困难共担的夫妻生活。

她家也是书香门第,祖父是前清的举人,父亲是北京故宫博物院文史馆的专家,家庭儒家思想教育非常良好!我庆幸我当时的眼力准确无误,选上了这位尚未见过面的北京姑娘。俗语说:"有缘千里来相送,无缘半句也嫌多"。我们不仅是千里因缘,而十足的是“万里因缘“了。我们有缘结合,我找到了理想的终身伴侣。尽管她在照顾家庭和料理家务方面,还有不足之处,但也有很多客观原因,如我们家住在三里河国家计委大院 ,我上班近,步行五分钟即到;她一生上班都远,每天奔波于路途两三个小时。 相比之下,这都是小事了。

 

 

 

 

 

 

同甘共苦 相濡以沫

 

我们于1962年结婚后,开始了欢乐共享、困难共担的夫妻生活。但是,婚后的现实生活,尤其在那个极左年代里,人们的政治环境和生活条件,都非常严峻,远远不象在苏联留学时期那样罗曼蒂克!

首先在政治上,当时中苏两国两党已经闹翻,意识形态上称苏联为社会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我刚从苏联回来,我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时刻都是在被考察之中,观察我是否有苏联修正主义言行。加之,我1955年赴苏联留学以后,受老家地头蛇干部的嫉妒和报复,我母亲无故被改划成地主分子,自此以后我们兄弟几人又变成了“地主子女”。在那唯成分论的极左年代里,我留学回国以后,一下又成了“双料货”。为了保护自己,我处处小心翼翼,在政治上随大流,尽管脑子里对好多问题有不少疑团,但对当时的“三面红旗”(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也跟着大唱赞歌。

我们的家庭经济状况,婚后长期处在困难境地:上要赡养老人,下要抚育子女,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悲哀,也是这一代“老九”(知识分子)的悲哀!这种困难的日子,从1960年我回国时起一直持续到1978年改革开放后,才逐渐开始好转。

在我们经济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克勤克俭,共度难关。妻子由于是“中专”学历,月工资只有37元(给父母10元);我月工资62元(1954-1978年的24年期间不长工资,一直是62元,世界少有,苦哉!中国老九!),支援两个弟弟上大学和农村老母的生活费就花去35-40元,我的妻子从来没说个"不"字。相反,妻子曾经告诉我还受到岳父的表扬:“应该赡养老人、支援弟弟。美德难得,好孩子!”我听了以后,感动不已。黄家的家教是典型的儒家思想教育,不愧为书香门第!

1964年我们的大儿子小亮出生以后,经济状况更加拮据。当时三弟已经毕业工作,我还需要支援小弟和老母。三弟本应代我分一些忧,但他花钱计划不周,经常为此事扯皮,我很伤心。我已经筋疲力竭了!为了度过难关,我开始偷偷地变卖东西:我心爱的中外经典文学书籍、西服,甚至手表!在这些年月里,我与妻子每月都制定收支平衡表,节衣缩食,量入为出,不得超支。那时侯吃顿馄饨就算改善生活;买菜经常买马路边上的“论堆”菜;买不起收音机就自己动手装半导体;在衣着方面 ----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在这期间妻子也学会了使用缝纫机和织毛衣。孩子们的衣服,基本是接过孩子表哥们的衣服,再加上箱底有点存货,很少添置。1965年小弟斯皋毕业工作以后,我的经济负担开始减轻,但我的第二个孩子小光又出生了。

1968年元宵节(公历2月13日) 小光出生前,就准备让我母亲来北京照顾,可是老家地方公社不让出来,因为她是“四类份子”,孩子的奶奶在老家哭泣,我和妻子在北京偷偷地流泪,给我们造成了双重经济负担、两头花钱。现在想起来,那时真是无人权可谈、无人伦情理可讲!我们对此还不能流露不满,否则就是“阶级立场”不稳!

我与妻子默默地承受着极大的经济和精力负担。我们只好狠心将小光全托,每天只接老大小亮回家。妻子在工作上从来都是好强者,不管在哪方面都不甘居人后,上下得到好评。上班从北京西城三里河骑自行车往返于南郊宋家庄之间,每天在路上奔波40多华里,其辛苦之状可想而知!

 

在那个年代里,政治运动特别多,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必须参加这些运动,并在其中“自我改造”。我前后大约有五年多时间不在家里:1964年远离北京到内蒙古参加一年“四清运动”,1965年在北京一家军工厂参加一年“四清运动”,1969—1972年下放湖北襄樊国家计委五七干校劳动三年;为了照顾家,妻子将岳父母搬来同我们一起居住。我每年从干校回家探亲一次,一次只有15天;每次离家时妻子总是依依不舍,劝我多住几天。但五七干校有纪律,不敢多呆。记得1970年探亲假满,我离京返干校时,刚刚两岁的小光正发高烧,孩子抱着我的腿不让我走,我一咬牙还是走了。可是在火车上我怎么也平静不了!我自问:我是称职的爸爸吗?我对得起孩子吗?我对得起妻子吗?我深深感到内疚和惭愧。

我离家的这些年里,虽然劳累些,过着却是“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的生活。但真正在北京的家,全靠妻子一人*劳一切了。人都有七情六欲,在干校的这几年,我常常夜醒,不能入眠,心想何日是尽头!

1973年春我从干校被调回机关,筹建国家计委和国家统计局的电子计算中心,将电子计算机应用在全国统计工作的大规模数据处理上。但是,这时“文革“尚未结束,“四人帮”还在中国政坛上肆虐横行,极左之风仍在劲吹。我虽调回机关,在政治上还应小心谨慎。那时与我们同住一起的岳父母,偷偷地经过香港亲戚与台湾的女儿通信,互问平安。老人怕影响我,见我一下班回来,立即停止写信,收藏笔墨。其实我都看在眼里,装糊涂没看见,我非常理解老人的心情。

在岳父母的要求下,我经常从机关将《参考消息》带回给岳父母阅读(那时居民不许订阅);为此,我还受到一位政工干部的指责:“你岳父母有港台关系,不适合看《参考消息》,你要注意!”我只好支吾唐塞,装

聋卖傻!但心里却在暗暗地骂他:“你这个不学无术的蠢猪!“其实,岳父母盼望海峡两岸尽快和平统一,想从《参考消息》字里行间里得到这方面的信息,他们都已是八十多岁的耄耋之年,日夜期盼在瞑目之前能与台湾的女儿见上一面,他们哪有什么政治企图,更不会搞特务活动。

老人住在我们这里,并没有增加我们的经济负担。几个舅舅们每月按时给老人送来赡养费,老人单过。逢年过节或遇老人寿庆,黄家祖孙四代30多口都到我们这里团聚,为老人祝寿,热闹异常。我常想:这样和睦的大家庭,在北京少有,全国也不多。老人晚年住在我们这里,是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请来的,我们有义务照顾好他们,并尽量提供一些方便;所以在极左思潮盛行时,我也得承受一些所谓“海外关系、港台关系”的压力。这都只图老人能安度一个晚年。我作为黄家的女婿、作为丈夫,我非常理解妻子的苦衷!

1976年国家三位重要领导人周、朱、毛相继去世,我与妻子虽然过着贫困的生活,但思想境界是忧国忧民,经常枕边耳语,中国向何处去?人民的命

运面临着重大的转机:“四人帮”得逞,人民将更面临深渊;革命派得胜,中国大地将露出曙光!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抓起来了,我们心潮澎湃,兴奋不已。邓小平复出,拨乱反正,提出平反冤假错案,并要重新评价知识分子的地位等等,我预感到我的命运可能也要转机了。在这关键时刻,我与妻子一起精心策划、逐字推敲起草了一份陈述报告;我首先要搬掉压在我们头上的政治枷锁:我向当时的安徽省委书记万里同志递上了申诉---我家不是地主成分,我母亲更不是地主分子(尚被专政管制)。但是申诉信如同石沉大海,没有反响。

就在这个时候,党支部以书记为首的几个人找我谈话,内容大概是:再写一份入党申请书,对自己的剥削阶级家庭出身写些认识,就可以讨论我的入党问题了。

我没有想到,申请了几十年都不批准,现在突然可以了!我首先谢谢支部的好意。但我崭钉切铁地对他们说:现在我们党开始拨乱反正,我参加过“土改“,我敢说我们家不是地主成分,那是地方不法干部陷害的。所以我也不能再写什么与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线的认识了。

我的话刚一说出,他们都出乎意料,大吃一惊!最后他们说,原本想尽快解决你的入党问题,没想到你又为剥削阶级家庭翻案,不好办了。弄不好不但入不了党,可能还要检查!

我一不干,二不休!我说,我相信共产党会查清我的问题,会给我落实政策的;我宁可晚些入党,也不做那违心地“自我批判”了。我自己也不知道,我那时哪来的那么大信心和勇气;几十年政治风浪的冲刷,我头上的棱角已经磨光了,怎么“四人帮”倒台后,棱角又长出了嫩牙。下班回到家后,我把今天的情况向妻子作了一番描述。妻子说,你做得对;你已经向万里同志上书申诉就不能后退了。我与妻子在这些原则问题上从来都是一致的。同时,我也作好了思想准备:最坏的结果,再回到“四人帮“年代,----当电工去,总得给我一碗饭吃吧!

此后,即1978年的时间里,报章杂志、电台电视等新闻媒体不断报导平反冤假错案、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消息,更增加了我要“翻案”的信心。在一位老同志的建议下,我与妻子共同商量又向胡耀邦同志递交了申诉信;这封信的字里行间充满了我与妻子的呐喊和诉求,向中央领导讨回一个公道!胡耀邦同志终于批示为我平了反。这个转折性的胜利,饱含着我与妻子相濡以沫的深情,共同努力的成果。

 

1979年平反以后,我把老母接来北京共享天伦之乐。但经济状况尚未改善,八口之家挤在三间小屋。在处理、平衡婆媳之间、亲家之间、祖孙之间的关系上,我颇费一番心思,有时甚至心烦。但我有一个原则:不能亏待了岳父母!因为是我在最困难的时候(下放干校)岳父母退了住房来帮助我们看家的,舅舅们住房都很挤,我要保证让老人在我这里好好度过晚年!1980年机关为我增加了一间住房(一楼),三位老人都争着要住;岳父母说住一楼便于看病,我老母说一楼可以“沾地气“,少生病,以致相持不下。我诚心诚意地请岳父母一起与我们搬到五楼(岳母已经瘫痪),以便于照顾病人;老人执意不肯,还请舅舅们来做说服工作,终究未成,只好让我母亲搬到五楼。后来有一天亮儿搀扶外公上我们住的五楼参观,发现五楼宽敞明亮,儿声悦耳,气氛和谐。回到一楼后,老人可能后悔不已,第二天早晨,岳父竟先于瘫痪多年的岳母而突然去世;这是搬家后不到一年的事。局外人不知底细,还以为我们丢下老人不管!

我这个人性格粗暴,对孩子动辄打骂,有时不顺心也在孩子身上出气,把孩子视为私有财产,有一次我竟失手把亮儿头部打出了血。我的好妻子看在眼里痛在心上。她经常规劝我,不要伤害孩子幼小的心灵。幸亏妻子起了中和作用。有一次学校老师出了一道作文题:《我的家庭》----亮儿在作文里把爸爸的粗暴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把妈妈循循善诱、和蔼可亲的母爱大加赞颂。我看了孩子的作文后,羞愧得面红耳赤、无地自容!亮儿,请原谅爸爸吧。回想我过去的野蛮粗暴行为,如果在美国,我一定早被抓起来了!

1984年北京市咨询业协会拟派出一批专家前往法国进修,妻子在管理咨询界已取得一些成就,小有名气,因而也是人选之一。当正决定派她去法国进修时,我正住院做眼科手术,家庭无人照顾,去与不去正在犹豫不决。我认为机会难得,再大的困难也要支持她去; 我说我这不是绝症,手术后即可出院;

我当机立断,支持她勇往直前,在事业上有所发展;家里的事,有我撑着。事实证明,派往法国的十几个人中,回国后只有妻子在咨询界干得最出色。她在事业上,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和挫折,从不畏缩,不断地执着追求,有极大的韧性,这是我不可与她相比的。 正如我前面所说她是"中专学历,可以后天补救!"她岂只是"中专"水平 : 她自修大学,出国进修,修改研究生论文,听研究生答辩,出版著作,与社会上的咨询专家和院校教授们共商开创中国的咨询事业等等。她是实实在在达到教授水平了。

1991年我们家遭遇了最残酷、最不幸的打击---我们的爱子小亮在美国患结肠癌并已扩散,正住在医院治疗。我们犹如五雷轰顶,万分悲痛,不知所措!我的妻子立即赴美国到医院护理儿子。在美国她单枪匹马找儿子的同学、找华人名医、找医院的美国主治大夫,把儿子的病情弄个水落石出!当她在越洋电话里告诉我:“医生已经宣布,我们的亮儿最多只能再活半年了!”苍天啊,为什么要夺走我们的爱子?为什么要夺走这样年轻有为的生命?在如此残酷无情的打击下,我坚强的妻子没有被击倒,于1991年8月27日将病重的亮儿带回祖国,再作最后的抢救---求救于中医和气功。但对于已经扩散的癌症,他们也回天无术,亮儿终于在1991年12月12日带着对世界的无限的眷念、含恨抛开父母、撒手人间!

我不相信这是事实,也不接受这个事实,我总以为这是一场噩梦!我经常神情恍惚,触景生情,有时失声痛哭。我可爱的妻子为了维持这个家,却能忍住悲伤、含着泪水对我说:"你是一家之主,你的悲伤情绪会强烈地感染着全家。我们接受命运的安排吧!只是悲伤又有何益?!我们还有一儿一女需要我俩照顾和培育,这个家需要我们这两根大梁支撑着,缺谁都不行啊!接受命运的挑战吧,我们应该向前看啊!"句句深情,帮我拨开心灵上的悲雾伤云!

建立国家信息中心(前身即国家计委、国家统计局计算中心)我是在最前面的开路先锋之一。自1973至1987年之间,建设机房、引进和安装设备、带队出国培训、维修机器、技术管理等等,摸爬滚打,无不参与其中。桃树成林,果实累累,摘桃派纷至沓来。不到250人的机构,仅中央部长级以上(包括副总理、副委员长、元帅、大军区司令员等)干部子女40多人,司局级干部子女60多人。机构升级后的司局级主要领导岗位都被“太子党”们所占据。不论凭资历、凭学历、凭贡献我都不在他们之下。不足之处只是我出身寒微,来自平民百姓之家。这时工资已开始与职务挂钩,我认为在这名利面前我 应该有自己应得的一份,不是无理取闹,因而我的思想很不平衡。但他们有那样强大的后台,我无法匹敌,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我请求调动工作,回国家统计局新成立的计算中心。为了不让原中心领导人怕我去挤他的位子,我与妻子商量,找他促膝谈心,我只是图个心情舒畅,协助他工作,最多只当他的副手,请他放心。事实证明我们后来的工作相处很协调一致。

1993年4月11日晨起床时,我突然后背剧烈地撕痛不已,生命垂危,妻子立即送我到北京一家大医院(阜外心血管医院)进行抢救,经诊断为主动脉夹层瘤重症(主动脉内壁破裂,血液流入夹层形成血瘤)。如果手术,也是九死一生,只要不死就算手术成功。手术与否的关键时刻,我的妻子为了抢救我的生命,又不至于残废,日夜辛苦、焦急万分,走访了北京各大医院的很多名医,包括做中国第一例心脏移植手术的陈宝田教授 。综合专家们的意见,权衡利弊、不冒风险,最后决定采取保守治疗法。时至今日,效果良好,避免了一次生命的大风险!这一切都应归功于我的好妻子。算我命大,我是在一个好地点和一个好时间突发了这种极其危险的疾病,因为过不几天我将要率领一个代表团出国访问,如果在路上犯病,那就一命呜呼了。儒家的修身、齐家等道德观念对我们影响很深,尽量以此为标准学会做人。

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我们不仅相濡以沫,度过难关,同时也尽最大的努力去帮助别人。比如妻子的工厂有一位特老实的工人,农村来的妻子没有户口,在那粮食定量的年月,生活极其困难,我们无钱支援,就每月将多余的粮票补贴他们,并出点子、想办法为他们解决了户口问题,至今感谢不绝,二十多年来每年春节都来拜访我们,称妻子为“黄姐”,称我为“大哥”,朴素、真诚的感情实在感人。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经济条件好转了,我资助安徽老家子弟(农民)上学和工作,妻子都是积极赞成,毫不吝啬,甚至亲自出面联系。我们都一致认为“帮助一个有出息的孩子,等于帮助了他一辈子,等于帮助了他全家”。

“同甘共苦,相濡以沫”是我们夫妻感情的坚实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将建立起百年的恩爱丰碑!

 

 

 

 

 

浪里飞舟闯“文革”

 

我1960年从苏联学习毕业回国, 正是青春焕发, 理应为人民为祖国多效劳多干事的时候。可是由于国内政治运动, 我并没有干多少工作: 1960-1962年经济困难时期, 粮食定量吃不饱,个个面黄肌瘦, 营养不良; 1963年开始好转, 干了一些工作; 1964年我又被调派内蒙临河县参加“四清”运动, 在回民大队里清理“四不清”干部, 同时也是 "改造" 自己; 1965年继续参加“四清”运动, 这次是在北京一家军工厂(768厂)清理车间里的“四不清”干部, 直至1966年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发出后, 全国暴发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军工厂工人将我们这些“四清”工作队赶出工厂,让我们“滚回家去”闹革命。我们就是这样灰溜溜地回到机关,而且还被冠以“执行了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帽子。好在我们都是一般干部, 也没啥好怕的, 就投入了本单位的“文革”运动。

由于毛泽东主席提出了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资产阶级司令部、保皇派与造反派之间的阶级斗争等一系列的盅惑人心的口号, 全国大乱,社会上分裂成两大派别, 各单位各团体也分裂成两大派别, 两大派别都自称是造反派, 都怕当保皇派, 几乎把每个人都卷入进去,斗争相当激烈。我们国家统计局在中央机关行列里, 既无权又无势, 每天忙忙碌碌, 整理搜集数字, 尽为别人作嫁衣裳, 是个十足的清水衙门, 照理说没什么可争可斗的。其实不然, 国家统计局里也有小野心家。国家统计局作为汇集统计数字的职能部门, 在尽可能的情况下, 应该全面、及时、准确地搜集、汇总统计数字, 提供给中央各级领导部门作决策依据。如果搜集全面统计数字有困难, 就采用抽样调查、调查研究的办法加以辅助和补充。这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体制下都是通用的统计方法和统计法则。然而, 国家统计局就有那么一两个权欲熏心的人, 打着毛泽东主席是主张“调查研究”的旗号,借着毛泽东主席的威望, 要把统计职能部门传统的工作方法和手段否定掉, 偏要说“调查研究为主, 全面统计为辅”是统计部门的方针和路线, 否则就是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从而达到把经济学家、国家统计局局长王思华同志打倒并取而代之的目的。这与天天高举红宝书、高喊万岁的大野心家林彪的手法如出一辙。这在个人崇拜登峰造极, 毛主席威望空前高涨和“无产阶级专政”铁面无私的年代里, 使广大的统计干部真是哑巴吃黄连, 有口难说。国家统计局这一两位权欲熏心的人提出这个本末倒置的所谓“主辅方针”, 同意吧, 它否定了统计机构的基本职能, 每天干的也不是那么一回事,实在难以苟同; 不同意吧, 它又是打着如同上帝权威毛主席的旗号, 使你不敢正面反对, 否则你就是反对毛主席的“调查研究思想”,“站错了队”,站到“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那边去了。广大统计干部看清了这一两个人的嘴脸, 于是将计就计, 针锋相对, 你说王思华执行了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你也是王思华的副手, 你是帮凶、同伙, 连同王思华一起打倒......好不热闹。这就是“文革”期间国家统计局所谓“主辅方针”之争(即以全面报表为主、以调查研究为辅为方针,或以调查研究为主、全面报表为辅为方针)的一场闹剧。

我从心眼里同情王思华, 他忠厚老实, 书生气十足, 早年与周恩来总理、蔡和森等留学法国(他的大儿媳就是蔡和森、向警予的女儿), 是个学者型的老干部、老教授, 著有多部经济著作。 抗日年代, 为做“统战”工作, 他还给山西王阎锡山讲授过政治经济学。王思华凭资历、凭才学, 当个国家统计局的局长都有点委屈, 但他不争名争利, 放在那里就在那里好好干。

在文革期间, 我自知自己先天不足: 出身“地主”, 在苏联又受过“修正主义”的教育, 妻子家里又有海外关系, 为了保护自己, 我处处小心, 既不过激, 也不保守, 审时度势, 明哲保身。我与刘敬等十几位同志组织的战斗队名字就叫《浪里飞舟》, 顾名思义, 要在“文革”的大风大浪里“看风使舵”, 别翻船淹死、闯过这一浩劫就行了。我们有一个前提, 不要干没良心的事。至于随大流、大锅嗡,比如机关组织上街游行, 高喊“打倒刘、邓、陶”时, 你也不防举手凑凑热闹, 跟着喊喊。因为你喊与不喊, 都不会影响“刘、邓、陶”的倒与不倒。毛主席、林彪和“四人帮”早已要打倒他们, 你不举手管个屁用,你只是所谓群众运动中被利用的摇旗呐喊的马前足。你这时千万别“逞英雄”, 免被“革命群众”揪出来, 落个“保皇派”的恶名, 若还有什么其他的“小辫子”握在别人手中, 其后果可能更遭。

在党的“九大”前夕选接班人时, 为了制造舆论, 我们曾听过一个内部传达, 意思是林彪如何忠于毛主席等等......这都是意料之中, 因为这是“钦定”, 而不是民选。可是后面几句捧场, 是我们意料不到的。材料里说: 经过对林副主席身体的全面检查, 医生认为林副主席可以活到150-250岁! 你能相信那个怕光、怕风、怕冷的干瘪秃老头子,能活那么久吗?!那他不就成了精怪!再健康的人也不可能。可是我们那个战斗队的全体成员听后, 都“嗨嗨、哈哈”地莞尔一笑, 谁也没敢跳出来说:“不可能, 我不相信!”在那红色恐怖的年代里,你还是不要引火烧身, 明哲保身为妙!

比如还有, 林彪和“四人帮”猖狂一时时期, 估计不少有识之士出于内心的无比愤怒, 写匿名信口诛笔伐这些蟊贼。被这些蟊贼控制的公安部门为了“破案”, 于是“发动群众”对笔迹, 抓“反革命”, 弄得人人自危。因为笔迹相似者, 偌大的北京城焉能找不出个“替罪羊”! 可是对笔迹又不敢将“反革命匿名信”全文公布于众, 一公布岂不就帮助这个“反革命”进行了反宣传而大快人心! 于是影印材料里专门挑选了一些字句,如: 夫贵妻荣、青、群等之类字体的笔迹。我们战斗队有位最老实的大姐听后, 情不自禁地竟在旁边嘟啷起来:“这夫贵妻荣就是指江青、叶群的吧?!”好大的胆子!我捅了一下她的后背, 小声提醒她:“你怎么知道的?难道是你写的!”这一下她吓得不敢吱声了!

“文革”是个大政治舞台。毛主席手腕高超之处在于: 他能把每个人的极积性都调动起来参加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 把每个人的政治前途都拴在这个大战车上。 你是当保皇派?还是当革命派? 当然都想当革命派, 于是两派群众相互攻击、诋毁, 直至斗红了眼, 还不知道上了当。历代帝王、领袖都没有毛泽东主席这样大的本领! 他真是印证了“史无前例”的预言! 直到“四人帮”被打倒以后, 人们才清醒过来, 分裂群众、分裂干部队、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最大后台老板不是别人, 而正是毛泽东主席本人。

“文革”这个大的政治舞台上, 每个人都要出来亮亮相, 表演一下, 这话有一定的道理。很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机关有一个 邓某: 驼背, 老共产党员, 自称是工农干部, “年青时给地主当长工,累驼了背“ ;这样好的出身,当然在政治上一直受到重用。文革前和文革中, 都担任处长和支部书记, 是主张阶级斗争的急先锋。平常审干整人, 内查外调非常积极, 俏皮话、尖酸刻薄的话很多, 好话坏话都是“妙语连珠”。邓君的名字很雅气, 毫无“封、资、修”的味道, 可这邓君也不甘寂寞,像小红卫兵一样, 赶时髦, 偏偏也将自己的名字改成带有“保卫毛泽东”的革命化名字, 以示自己最忠最革命。仅此也罢, 因为改名是各人的自由。可此公不地道之处是, 常常整人就把人置于死地。记得我们机关有一位从延安来的十三级老干部伊文, 出身地主, “文革”被打成走资派, 关在我们计算机机房内接受审查和反省, 罚她每天打扫一层楼的几个男女厕所, “将功赎罪”,把大小便池擦得洁白如玉, 还自己掏钱买檀香卫生香点在厕所里,驱除臭气。后来“清理阶级队伍”, 划分干部类别(好的, 比较好的, 有严重问题的和死不悔改属于敌我矛盾的等四类)。这位最革命的邓君, 以支部书记的身份, 跑到机房找伊文谈话, 并宣布伊文是第四类干部(即属于敌我矛盾)。骂她这个罪恶的地主婆, 在厕所里还忘不了香味(指她在厕所里点香!), 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等等。当然, 伊文如晴天霹雳, 她的丈夫黄伟文(国家计委综合局局长)也在受批判,

女儿被人造谣中伤, 自己又成了敌我矛盾, 情绪极为反常! 伊文被关的计算机机房, 我常进常出, 看出她的情绪极为反常。一天我进去, 她见无别人在场, 极度伤心地向我哭诉, 说不想活了。在这种情况下, 我想有点良心的人, 都要伸手帮她一把! 我很诚恳地心平气和地开导她, 千万不要干傻事, 不要把生命当儿戏,不管邓某怎么宣布, 据我所知, 那是不算数的, 一定要相信群众, 要留得青山在,......等等。后来, 伊文“解放”后告诉我, 若不是我那一席话,她可能不在人世了。我那时有了第二个孩子, 经济很困难, 她要接济我, 我婉言谢绝了, 我说我不能趁你在困难的时候, 接受你的帮助, 那是乘人之危, 不能干, 不好听, 也不好说。在文革后期, 审来查去, 大家的问题基本上都搞清了, 却发现跳梁小丑邓某是个隐瞒“地主成份”的家伙,“驼背长工”的谎言一下子戳穿了, 再对照一下他的言行、人品, 人人都掩鼻而过, 嗤之以鼻! 听说邓某后来在邢台病死时,连去看他的人都没有。真是报应!

我在“文革”中的处世哲学, 都贯彻在我的言行中。为了保护自己,既不敢造反, 也不敢仗义执言。上述的叙说, 大概能把我的“政治面孔”勾勒出大致模样!

 

 

 

 

部分摘录: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19)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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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

 

一、“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并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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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述的是非混淆必然导致敌我的混淆。“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资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即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党内根本不存在所谓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确凿的事实证明,硬加给刘少奇同志的所谓“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完全是林彪、江青等人的诬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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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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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初期被卷入运动的大多数人,是出于对毛泽东同志和党的信赖,但是除了极少数极端分子以外,他们也不赞成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进行残酷斗争。后来,他们经过不同的曲折道路而提高觉悟之后,逐步对“文化大革命”采取怀疑观望以至抵制反对的态度,许多人因此也遭到了程度不同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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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理论和方法。。。。。。。。。。。。。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二、从党的九大到一九七三年八月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七○年至一九七一年间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这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的结果,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一九七二年,在批判林彪的过程中,周恩来同志正确地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这是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后许多中央领导同志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这一正确主张的继续。毛泽东同志却错误地认为当时的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党的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并且使王洪文当上了党中央副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又得到加强。

 

。。。。。。。毛泽东同志不能容忍邓小平同志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国因而再度陷入混乱。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恩来同志逝世。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他的逝世引起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悲痛。

(22)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

 

 

 

 

 

 

“ 五七干校”生活

 

"文革"时期的新生事物"五七干校", 首先是黑龙江省发明的。1968年5月7日, 毛泽东《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时, 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组织大批机关干部下放劳动。他们在庆安县柳河办了一所农场, 定名为“五七干校”, 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 并自力更生办起了小型工厂企业。10月5日, 《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柳河“五七干校”经验, 并重新发表了毛泽东的有关知识分子需要改造的著名的<五七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 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 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

这一道“最高指示”,谁也抗拒不了,都要遵照执行。

正好1969年夏天,北极熊苏联在新疆挑起边界流血冲突,没占到便宜,竟然公开叫嚷要对中国施行核打击, 于是林彪发出了那个著名的战备“第一号命令”, 决定备战、疏散, 引起全国一片动荡不安! 我们这些机关干部“老九”们, 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下放到“五七干校”的。

我们的干校选址选在湖北省襄樊市襄北劳改农场, 具体地点就在襄樊北面太山庙村, 所以叫做“国家计委襄北五七干校”。我们到达之前, 把农场的劳改犯人迁移别处, 另辟新点。我们就进驻四面有围墙、四角有炮楼的劳改犯住的房舍内。所以也难怪四周的农民兄弟都误认为我们是新来的“犯人”: 年纪大些的, 是历史反革命; 年纪轻些的, 是现行反革命! 我们听后, 真是哭笑不得, 真没想到, 落了这么个“下场”!

我是第一批作为先遣队去干校的, 当时我才36岁, 正是“年富力强”, 被“荣幸”选上的还有刘敬、马岭、柴学孔、相忠德和李德涵(外号:常委), 再加上计委国防局有五、六位同志,都是身强力壮, 是干苦力的好料。当时我们就驻扎在襄樊火车站, 专门卸火车皮, 为“五七”战友们卸运成百上千的行李箱子及家俱杂物, 卸在货场上怕丢失还得轮流看守着。记得1969年12月31日除夕至1970年1月1日元旦, 天空下着鹅毛大雪, 我与同伴李德涵穿着军棉大衣, 整整在货场上巡视了一夜。这是人们阖家团聚的佳节, 妻子、孩子可能吃完年饭, 放完鞭炮, 正在甜蜜的梦乡......, 而我与同伴李德涵既没有吃上年饭、也没有合眼, 站在雪地里苦熬一夜, 那是难以言状的滋味啊!

我们这批“壮汉”, 不仅卸行李, 而且还要装车、跟车运行李; 行李运完后, 接着又在火车站卸木料, 再装到卡车上运到干校所在地,累的腰酸背痛。 就这样, 我们干苦力一直干了两三个月,我们戏称自己叫“扛大个的”! 扛回这些木料, 是为盖房子用, 因为我们人多, 炮楼小院里(囚禁犯人的)根本住不下了。

我在火车站干活时,还当过几天炊事员, 我自告奋勇会做“米粉肉”, 大家也很馋,一致推举我到伙房烧菜做饭(和一位家属老太太一起干)。干校后勤组慰劳我们送来半头猪肉(规定要吃一段时间), 我不管三七二十一, 把那猪身上最精华的部位切下来, 肥瘦相间, 以瘦为主, 切成约一两一块, 用葱、姜、蒜、酱油、 五香佐料之类的东西腌上半天, 然后将水泡软了的大米, 用玻璃瓶将其滚压成“米粉”, 再将腌好的肉块沾上“米粉”, 整整齐齐地按人头每人码上一碗, 放到笼屉里用大火蒸烂......, 唉呀, 大家吃得赞不绝口, 真是解馋 ! 有人就夸奖我:"皇上, 你这个末代皇帝真是改造好了,没想到你还有这一手!"所以, 一到送肉来, 就请我出来“帮厨”。但后来不让我干了, 因为象我这种吃法, 顾头不顾尾, “寅吃卯肉”, 不细水长流, 伙食费老是超支, 后勤组“警告”过我 ,戏说:“皇上, 这不是在皇宫里生活, 不能这么吃了!”顺便说一句, 我的绰号叫“皇上”或“皇帝”, 因为我的名字叫程斯煌, 南方同志发音不准, 往往把我的名字叫走了样, 叫成了“秦始皇”! 叫“秦始皇”又闲太噜嗦, 所以干脆就简化叫成“皇上, 皇帝”了, 这个绰号还不错, 是万人之上的雅号。这些年来, 谁叫我“皇帝”我都欣然答应, 从不拒绝。有时我伤风感冒了, 就有人来“恭维请安”,说“皇上龙体欠安!”, 我有时干活, 需要找个帮手时, 也假装下旨:“朕孤身一人, 扛不动这大长梯子, 现命你帮我一把!”那时,我们最盼望的是家书, 最体会“家书值万金”的含意了。 一旦谁的家信来了, 我们都为其高兴而相互传送。谁要是拿到我的家信, 他就送来说:“皇上, 皇后来信了! ”我们就经常这样相互戏谑、开心, 苦中寻乐, 让那劳累和想家的日子, 悄悄逝去!

我们这些人在火车站干了几个月, 立了“战功”, 回到干校。那时干校都是军事化编制: 干校下面设连, 连下面设排, 排下面设班。各级的连、排、班长都是经过“文革”审干时没有问题的, 和被“解放”了的干部来担任。我与几位身强力壮的同志又被编到一连的基建排, 参加土木建筑施工队── 盖房子, 我们之中有当瓦工的, 有当木工的, 我因是搞计算机技术工作的,我被分配当电工,、管子工。

房子盖好后, 我就爬高登梯上房梁拉电线, 装电闸, 安电灯等都是我的活; 伙房水塔盖好后, 用板牙套管扣、接管子、埋管道、安装抽水泵等也都是我的活, 有时忙不过来, 就给我配一两个帮手。连队里的抽水机、脱粒机、电动机、厨房里的合面机、压面条机等, 出了故障也都找我。我胆大心细, 虽然这些玩意儿以前没修过, 但爱动手, 一般都能修好;机器、电器这些东西, 都触类旁通, 没有什么难的。到后来, 收音机、欧米加手表等我都敢"揽活", 但对"顾客"有一句声明:“修好了不要钱, 修坏了不赔钱!”当然, 我不会不负责任地把人家的东西大卸八块, 只是把丑话说在前面而已。农忙时, 我也干农活, 诸如插秧、挑秧、拉犁、割麦、挖塘泥、驾驶手扶拖拉机等都干过。我在干校一共劳动了三年多时间, 虽然辛苦, 但我的确学到了很多劳动技能; 过着军营式的生活, 的确增强了集体主义精神; 通过寒冬腊月和炎夏酷暑的劳动, 真正体会到有名诗句:“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须知盘中餐 ,粒粒皆辛苦!”和古训“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的真正含义。

我们第一年的干校生活非常艰苦, 在劳改犯住过的大屋内,铺成一溜地铺,每人70公分肩挨肩地睡几十个人,磨牙、放屁、打呼、梦呓,五音俱全,幸亏劳动累了,不怕干扰,倒下就进入了梦乡; 吃的霉米霉面, 可能是当地粮库认为我们这帮人都不是好东西, 不卖我们好米好面; 穿的也很破, 补丁摞补丁, 真象一群叫花子(不是没有衣服, 而是舍不得穿好衣服,那时还是凭布票买衣服。 所以大家都把压箱底的旧衣破衣找出来当劳动服, 我们这些“老九”们不怕寒酸不修边幅, 休息日休息时, 还堂而皇之地穿上这些“礼服”去赶集, 也活该招来老百姓的“白眼”!那时一切都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我们在干校相互斗争得也很激烈,“文革”中机关干部分裂出的两派势力或明或暗地还在斗争着。在院墙的四角炮楼顶上, 安装着高音喇叭, 经常广播大喊大叫, 跟着全国政治形势的发展, 干校也跟着翩翩起舞, 开展前后相互矛盾的、各种各样的大批判。一会儿抓“五.一六”反革命,一会儿批邓小平, 一会儿批陈伯达,一会儿又批林彪, 热闹异常! 那高音喇叭的音量很高, 十里为半径的四乡邻里都听得清清楚楚, 无怪乎四邻农民兄弟误认为我们都是一群“反革命分子!”但是时间久了, 农民们逐渐明白我们这些人“非等闲之辈!”首先, 每月从邮局给我们汇来的工资数额很大, 都是几十万元的巨款, 小小的乡镇邮局见所未见, 闻所未闻; 我们随干校下放带去的子女就近上学, 每个孩子都有一部自行车, 这也是乡亲们没见过的, 而当地的孩子别说骑自行车, 就连书本费都交不起。 教了几十年的小学教师也买不起一部自行车。有一次夏天夜晚我们到瓜地买西瓜吃, 与农民聊天, 一瓜农问我每月多少工资? 我说: “每月只有62元。”瓜农说:“你别骗我了, 听说你们食堂的伙夫都拿200多元, 你还不拿个300多哇!”我们听了也真好笑, 有理说不清。 我们食堂的“伙夫”的确每月拿200多元工资,但这个“伙夫”是位“三八式”老干部、国家统计局的“走资派”王一夫副局长, 那时他还未“解放”, 考虑到他年纪大, 让他在食堂里干点活, 不让他下田, 也算是我们的一点人道主义吧!更使老乡们吃惊的是, 1971年中央将我们干校的贾庭三同志 (原国家计委副主任)调派到贵州省当省委书记, 消息传开后,周围的乡亲们都炸了窝:“唉呀, 没想到干校真是藏龙卧虎之地,居然出了个省委书记!妈的,我们连自己的县委书记都没见过哩! ”我们的形象逐渐得到改善。四周乡亲们还为我们编了个顺口溜, 说: 干校的人“穿得破, 吃得好; 自行车, 到处跑; 收音机, 哇哇叫, 每人手上还带了个大手表!”如果现在他们知道朱容基总理当年也是我们干校的“五七“战士,老乡们更加瞠目结舌了。

我们在干校种的稻子、麦子, 都长得很好, 每块田地里都禾青苗壮, 产量很高。那时, 当地的一些公社官僚干部往往把我们作为好例子, 训斥农民社员:“看看人家念书的知识分子, 种的庄稼都比咱们强多了, 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 偷懒!”社员们不服气, 私下抱怨说:“干校的人拿工资; 干校的庄稼抽‘白面’(指施化肥), 干校的水是水泵抽; 而我们呢? 只有一双手!”我们听了以后, 心里真不是滋味, 由衷地同情农民。农民兄弟道出了真话。我们的干校是国家计委办的, 国家计委有权有势又有钱, 在财政经济方面, 它权倾朝野。国家计委一向是“大国沙文主义”, 在计划经济年代里, 中央各部委既“怕”它, 又“骂”它,同时还要巴结它。 国家计委领导批个条子, 就可以增拨建校经费; 打个电话, 就可以调拨木材; 发封信函, 就可以把地质部的打井队调来。有这样强大的物质后盾, 干校的庄稼怎能长不好呢?!官僚主义的公社干部以我们干校为“榜样”来训斥农民兄弟, 岂不屈死老百姓吗!?中国的农民多么的温顺、善良啊! 民以食为天, 我们的农村政策和经济体制不改变怎么行呢! 我们这些秀才在干校参加体力劳动, 总是认为自己吃了苦, 屈了才, 被遭踏, 可是与当时的农民兄弟一比较, 又是“天上人间”了。我总是认为: 在使用人才、浪费人才方面, 把我们下放干校劳动, 的确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交出了高昂的学费; 可是对于“三门”(家门→校门→机关门)干部来说却是培养了劳动人民的感情, 对于为官者(特别是当个清廉的官)来说, 这种感情是绝不可少的!

 

在干校的三年生活, 对于一个“老九”来说, 是非常单调的。除了劳动、政治学习以外, 我又重新钻进“红楼梦”、“西厢记”等名著里寻找消遣; 看看俄文版的毛主席语录, 以备将来能用上 ;每日的“参考消息”必看无疑, 这是唯一了解世界的窗口; 再就是休息日常到河南新野县去赶集(干校所在地是与河南新野交界处)。我们常出没于新野、襄樊、襄阳等地, 这都是三国时的古战场, 南阳的隆中和襄阳的隆中我们都去凭吊过, 集思古之幽情, 看今朝政坛上的走马灯。同我们一起扛木头、卖苦力的张良志同志, 谈苦论今, 滑稽幽默, 无所不知, 政见很多, 是位很有头脑的人( 后任国防局局长)。模仿文人骚客的样子, 感慨唏之!

三年的春节, 我都没有回北京与家人团聚, 都是在干校度过 ,每次都受到妻、儿的埋怨, 但没有办法, 干校的壮工不能一次走空, 必须分期分批的探亲。

 

我每年都是夏季回京探亲, 一身晒成古铜色的肉, 再加上手提大蒜、行李等杂物, 公共汽车上的人都以为挤上了个乡巴佬, 怕我身上的臭汗蹭脏了衣服,对我敬而远之。 每次探亲只有三周假期, 没有医生证明, 不得逾期返校, 我每次都老老实实遵照执行了。记得1971年夏天我离家返校时, 三岁的光儿正

发着烧, 在门口哭喊着抱住我的腿不让我走, 妻子也流着眼泪......, 我还是走开了, 其情其景,仍历历在目。

在干校后期, 由于我们的辛勤劳动, 生活条件逐渐得到改善。全家下放的, 都能分配到一间住房(自己盖的); 单身下放的, 也可以三、四个人住一间屋; 有喂猪班、养鸡班、蔬菜班、水稻排、大田排、小卖部等等, 吃的是新鲜菜、新鲜肉、新大米; 房前房后绿树葱葱, 白色的梨花, 粉红色的桃花, 蜜蜂在花丛飞舞, 小鸟在枝头歌唱, 严然是个田园诗般的环境, 自给自足的小社会。

但是, 人们都感到前途渺茫, 精神空虚。虽然高举语录的小丑林彪在温都尔汗摔死了, 但“四人帮”仍在左右中国的政局, 极左的言词时不时还对着我们这些“老九”们。由于林彪出逃摔死, 毛泽东主席的威望已在人们心目中下降了, 只是不敢明说而已。人们不知不觉地已开始发现自己也在“上当受骗”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 我们都不知道自己今后的去向。全家下干校的, 不知道自己将被“发配”到何处去?!孩子到北大荒插队的, 不知何时能够团圆?!单身来干校的, 每年只许回京探亲20来天, 当心将来分配外地, 造成新的两地分居等等。这些担心和想法, 都是人之常情, 情理所在。但是, 那时的政治思想工作, 都是一个劲地强调: “我们五七战士听毛主席的话, 服从分配, 指到那里打到那里......等等。”而且一层层的还要每个人表态。最有意思的有一位支部书记, 妻儿在北京, 单人下放干校。他在做大家思想工作时, 高调唱得漫天价响, 把宝压在“我是支部书记,肯定会回北京”, 但到宣布分配名单时 ,他被分配到河北邢台地区, 这下他傻了眼, 翻脸不干了, 和平环境下, 很少有的“共产党员经受考验的时刻”, 他被考倒了; 二连(朱容基总理所在的连)也有一位支部书记平常批评别人不服从分配时挖苦说俏皮话:“叫你往东你往西,叫你打狗你抓鸡!“后来分配他到新疆去,他却坚决不干了,大家常常把他上面批评别人的顺口溜引伸对他自己:“打狗抓鸡,不是个东西”作为笑料! 对这样的共产党员,大家暗地里无不嗤之以鼻! 但是, 我们有很多同志, 表里如一,虽然为未回北京而遗憾,但分配名单宣布后,还是愉快地走上新的工作岗位了。

在这期间, 我没有随便表态, “君子一言既出, 驷马难追! ”在发言时我耍点滑头, 尽东扯西拉地打岔而言它, 我想, 总比到时食言为好!

我还算走运气, 1972年12月下旬, 国家计委政工组把我从干校调回北京了, 这还要感谢丁涤清同志, 是他提名要我回来, 做他的助手!

 

 

 

 

 

 

胡 耀 邦 为 我 平 反

 

自1960年我从苏联留学回国以后,一直背了个“地主家庭”出身的政治包袱,再加上那时中国与苏联两国的关系闹翻了,并大张旗鼓地批判苏共的修正主义。我又是刚从苏联回国,在周围同事和上级的眼里,肯定是“修正主义流毒”很深。因此,我这样的双料货色,一定是考察、审查对象,不敢重用。现在回忆起来,有几件很说明问题的例子。

一件是:1961年前后,正在大张旗鼓地批判苏联修正主义时,在一次的政治学习小组会上,我曾讲过:昨天还是友谊“牢不可破”、“无私援助”、“国际主义典范”、“列宁故乡的老大哥”,一夜之间变成了“社会帝国主义”,变得真快!......(大意)。我的通篇发言,并无反对“批修”的意思,相反,结合我的亲身体会,还列举了苏联社会上的不少弊端。可是,没过多久,一天在下班的路上,杨树庄神情严肃悄悄地问我:“见到最近的一期学习简报吗?”我说:“没有。怎么啦?”他说:“上面有一条报导说刚从苏联回国的某留学生,对反修、批修不理解,说我们国家的态度变得真快,思想拐不过

弯来!是你说的吗?可得要注意,不要乱说。”我听了以后,开始是一愣,继之是否认。可是,我心里明白,这准是那位给我打了小报告,歪曲事实,向领导取宠去了。杨树庄同志了解我爱“乱说”的性格,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里,这样善意地提醒我,我非常感谢,受益不浅!

还有一次,1963年期间,电子工业部部长王铮在国务院开会时,向国家统计局局长王思华同志推荐电子部生产的传真机,建议在国家统计系统建立传真网。国家统计局接受了这个建议。此项工作委托计算室来承担。当时是六十年代初,传真还是一项新技术,不光是使用,还要学会维修。使用传真带有一定的机密性。领导再三研究,决定让我接受这项任务,并已通知我于下月前往上海传真机工厂接机学习。我也作好了接受这项任务的准备。可是一等再等,没有消息,最后告诉我,不让我去了。我的分析,是我的社会背景和家庭出身不符合要求,在安全部门的政审没有通过,这种事当然不会明着跟我说,只好不了了之。我也心领神会,没有不知趣地去追问,但曾经对自己的前途产生过悲观。后来调来了两位贫下农出身的大学生(杨旭、孙孟达)接受了这项任务,我心里更明白了。

在下放干校劳动的三年期间,照理说,不论我的劳动态度和政治表现都还可以,当时的基建排党支部已决定发展我入党,但上级党委不批。卢曙天同志曾告诉过我:王志远批评他说,你虽是三八式老干部,但对地主家庭认识不足,阶级立场不端正,所以迟迟得不到“解放”。并举例说,程斯煌之所以不批准他入党,因他母亲是戴帽地主分子,程斯煌利用出差期间,还回家看过他母亲,与地主母亲划不清界限,等等。

从上面几件事例可以看出,我这个人就像一块烤熟的山芋,想吃怕烫口,想拿怕烫手!我也琢磨透了,根本原因还是我的家庭背景不好。 母亲还是“被管制的地主份子”,虽说党的政策是“有成份论,但不唯成份论,重在表现!”这种政策是有一定限度的,即不能越过“杀、关、管”这个界限。

我在“窥测”时机,想办法从根本上拔掉这个“祸根”!1973年春,出于技术工作的需要,我从干校调回北京。我为补偿我的先天不足,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以实际表现赢得领导的信任。在那“四人帮”横行的年月里,我的言行特别谨慎,因为脑后还有一根“出身不好”的辫子。

1976年毛主席去世,“四人帮”被粉碎,邓小平再度复出,中国的政治气候逐渐晴朗了,举国上下都呈现朝气蓬勃的景象。但是左倾思想在一些政工干部的脑子里还远远未能肃清。在此期间,我实际上已在计算中心内部承担了不少工作,特别是在硬件方面,带领年轻人在第一线摸爬滚打,此时支部以支部书记秦秀荫同志为首的支委、小组长等三人找我谈话,重点是让我对剥削阶级家庭有个正确的认识,划清界限,不再死揪住家庭问题不放,可以发展我入党。按照常规,如果聪明的话,我可以顺水推舟,写个材料,检查一下,就可以填表入党了。可是,我这次表现“反常”,很不“知趣”地郑重向他们三人表态声明:一.感谢各位对我政治生命的关心;二.凭我政治嗅觉的敏感性,“四人帮”倒台了,该我为自己家庭成份问题辩解的时候了 ,我要推倒压在我们头上冤假错案的一块大石头,我正式向他们声明:我家不是地主,所以也谈不上和地主家庭划清界限的问题。并且告诉他们,我已写信给安徽省委书记万里同志申诉去了。他们听后,都感到突然,面面相觑,没想到程斯煌还有这样大的胆子。这三位同志对我是关心同情的。他们说:1.即使是55年地方干部打击报复改划你家为地主成份不对,但这个历史账谁能一下子为你澄清啊!现在不再揪住地主成份(实际是管制地主)不放了,你何苦呢!?2.你知道不知道,你是在冒“为地主家庭翻案”的政治风险吗?我说:这些我都知道。但我认定迟早会为我平反。三十来年都等待了,现在我倒不着急了。就这样,我们谈得不欢而散。

在这一段时间,我左等右等,就是等不到安徽省委方面的回音,的确也很着急。猜测很可能将我的申诉信批到原籍桐城县去处理。如果那样,那真是石沉大海,不会有回音的。我的确在思考着:可能真要背上“为地主家庭翻案”的罪名了。我当时一横心,一不做二不休:大不了将我调出国家计委,但总得给我一碗饭吃,我在干校学会了一些劳动本领,我还可以当电工、修理工!我将这郁闷的心情告诉了三八式老干部、老领导卢曙天。卢表示同情,但“爱莫能助”!可是他为我出主意,建议我去找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去。他说他的孩子为了母亲被定成“判徒”问题,刚找过胡耀邦,胡很认真很客气,问清缘由,批示有关部门,弄清事实,还真给我老伴平反了,孩子也不受牵连了。我说:“老卢哇!你是三八式老干部,我算个啥!胡耀邦哪能过问像我这样一般干部的问题哩!”卢说:“胡为人很好,很有正义感,你可以试试嘛!”说完,随即将胡耀邦家的地址告诉了我,这是卢对我的极大信任,否则,这样的重要人物的地址,是不能随便告诉别人的。我接受了老卢的建议,拿到胡耀邦家的地址后,我就开始琢磨着如何写这份简而明的申诉信。

信的主要内容是:

1. 开门见山,表明我是五十年代的党培养的留苏学生,加深耀邦同志的印象,引起对知识分子的重视;

2. 土改以后的多年,即55年地方干部打击报复,将我家错误的改划为“地主成份”,至今母亲未摘帽子,受管制,影响我们兄弟的前程;

3. 我参加过土地改革,对土改法和划分阶级成份的条文,几乎可以背诵出来;按照解放前三年的经济状况,我家绝不是“地主”。

4. 如果我是为“地主家庭”翻案,我愿受党纪国法制裁,甚至开除公职回家种地也心甘情愿;如果我反映的情况属实,请求为我平反。

以上是给胡耀邦申诉信的大概主要内容。在去胡耀邦同志的家以前,我从相册里翻出了1957年在莫斯科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会上我们与胡耀邦同志的一张合影照片。我想这张照片,也可能有用途,就带在身上。于是,1978年10月14日,按照胡耀邦家的地址,我未作任何打扮,骑了一辆破飞鸽自行车来到胡的家门口。

 

秘书问明了我的来意以后,不愿意接收我的申诉信,更谈不上让我进去晋见胡耀邦了。秘书告诉我,像我这样的问题,应该到信访部门去,不应该随便到首长家里闯。我说,我已给安徽省委万里都写信了,石沉大海不见动静。听说耀邦同志正义无私,办事果断,所以才找到这里来。秘书说,那也不行,不能到首长家里来谈。并让我将信送到中组部信访室去。在这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对秘书说:“我认识耀邦同志,多年以前,我们是朋友!”秘书见我衣冠不整,貌不惊人,将信将疑地问道:“何以为证?”于是,我从衣兜里掏出与胡耀邦一起照的相片指给秘书看:“证据在此!紧挨着耀邦右侧的就是我。那时我才20多岁!”秘书接过照片,对我上下打量了一番,马上陪着笑脸说:“请坐,请坐!对不起。不过......今天耀邦同志正在家里与一位老同志在谈话。现在如果请你进去,恐怕不方便!”我说:“我可以在这里等他!”“那时间就难说了......你是否可以明天再来一趟?”我说:“可以。明天还是这个时间!”秘书忙起身送我出门,并问道:“您的车停哪儿了?司机在吗?”他还以为我是个什么了不起的干部。我说:“我的自行车就靠在胡同口墙根边,您留步!我自己去”。就这样,我告辞出门,虽然没见到耀邦同志,但秘书已约我明天再来,我心里乐滋滋的。回到家里我如此这般地向老婆叙述了一番,我们都认为:约我明天再来,这张照片起了关键的作用,我们对着与胡耀邦的照片端视良久,思绪万千!我认识胡耀邦,胡耀邦哪还会记得我呀!1957年夏,我们一群留苏同学在中国代表团住址门前请胡耀邦团长与我们一起合影,他哪里知道我们哪一位是赵、钱、孙、李!今天,我纯粹是用这张照片把胡耀邦的秘书(可能是生活秘书)唬住了。

第二天,也就是1978年10月15日,我如约又骑着那辆飞鸽破车,一路咣当响地来到耀邦家里。秘书非常抱歉地对我说:“真对不起,耀邦一早就到中南海开会去了,他忙得很!您能不能将信和照片留在这里,我一定负责交他本人,等他有时间再约你来一趟?!”我说:“当然可以,拨乱反正百废待兴,需要他处理的事的确太多了,我的问题他如能批示解决,我不一定非要见到耀邦本人不可!”“那太好了,对不起,让您白跑一趟!” 我临走时问秘书一句:“秘书同志,您贵姓?”秘书马上明白我问话的意图,马上回答说:“我姓马。如果我送不到,就找我这个姓马的!”

没过多久,大概不到一个来月的时间,国家计委政工组朱长生同志找我谈话,把我叫到计算机机房的一角,慢条斯理、笑颜可鞠地对我说:“皇上,为了家庭成份问题,你给胡耀邦同志的申诉信,他收到了!并且有个批示,要去调查落实......现在还无定论。但是,希望你对这件事也应有个正确的认识,别人也有个认识过程!因此,希望你对某些同志也不要得理不让人!”我听了这番话,非常高兴,我的申诉信有了回音,只要去调查,就会水落石出。但朱长生同志希望我“不要得理不让人”的话,我持有异议并加以反驳:

现在还未去调查,成份问题并无定论,我还可能背上“为地主家庭翻案”的罪名,所以,我现在还未“得理”;

在这样的大问题上,我程斯煌从不偷偷地背着组织干,而是光明正大地向他们作了汇报;

是他们说我不应该向万里同志写信,是他们说我冒着“为地主家庭翻案”的风险!

任何人都有权利向上级反映情况,我只是对他们责怪我不应该向万里写信有意见,我没有得理不让人!并说:我无他求,1950年土改时,依照“农村划分阶级成份”的规定,我家正式定为“小土地出租者”成份(相当于中农待遇),1955年改为“地主”,我不服,只要能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我一切都向前看。朱长生同志听后频频点头,嘴里直“撮鱼刺”,无言反驳,已经默认我言之有理。大概胡耀邦同志批示后,怕我对历史问题揪住不放,所以希望我“不要得理不让人!”我决不是这样的人。朱长生同志在政工干部里面是比较开明的也能坚持原则的同志,思想也能跟上改革开放的历史趋势,对过去极左思潮错误认识得也较快,我们在一些重大问题的认识上是比较一致的,我们成了好朋友。

后来朱长生等同志将胡耀邦在我申诉信上的批示原文告诉了我:

 

组织局:

请你们抓住这个例子,加以处理,然后写出一篇东西在《组工通讯》上发表,给各地加以指导,以教育全党。

胡耀邦 1978年10月15日

很明显,胡耀邦同志对我的申诉信相当重视,并拟将作为实例报导,指导全党,落实知识份子政策。

同年11月8日,中央组织部组织局张凌同志与国家计委联系,要求先把情况弄清,如属实,要发表文章谈这方面的问题。中央组织部要求国家计委派人到当地调查,计委推托说:“计委是国家经济计划部门,管不了地方政权部门的事,计委不便派人去!”中央组织部组织局当即果断地对国家计委说:“你们不去我们派人去,但程斯煌同志是你们的干部,你们一定要派人陪同前往,以便了解情况!”就这样,中央组织部与国家计委共同组织了一个调查小组,取得安徽省委组织部的配合,直达安徽省桐城县委会,县委停下会议接待了调查小组,第二天就到我的农村老家石井村进行调查。调查结果,证明我反映的情况属实,经桐城县委和当地政府出面,召开全体村民大会,宣布1955年为我家错误地被提升为“地主成份”问题平反,恢复土改时定的小土地出租者成份(相当于中农)。调查只花了八天时间,就把平反文件带回北京。

在我听到平反的消息时,我非常激动......背了24年的黑锅,终于从我母亲、弟弟和我的背上卸下了,我为受磨难一生的母亲高兴,为弟弟们高兴,同时,我们全家万分感激胡耀邦同志。据参加调查组的老宋同志私下跟我说:他们调查组也找到了当年迫害我母亲的坏干部陈忠,此人当时是乡一级的干部,经常在我家搭伙,让我母亲做饭给他吃,后来产生坏心,企图对我四十多岁的寡母行为不轨,被我母亲严辞拒绝......事情败露以后,这个坏蛋就对我家进行报复,将我家改成地主成份并对我母亲加以管制。调查小组找到他时,宋瑞同志说,这个坏蛋吓得直抖!同时,调查小组还到公安局查阅了档案。土改时各乡各村的阶级成份和被管制地富、反、坏,在公安局都有备案的档案资料。宋瑞同志告诉我,在公安局也没查到我母亲是被管制的地主婆,我家也不是地主,仍是土改时定的“小地主出租者”成份。可见,我家不明不白地被改成地主,我母亲不明不白地当了“地主婆”,而且不明不白地被“专政管制”了二十四年!那时哪有什么法制啊!

中央调查组派人到我老家调查并为我家平反,一时轰动了桐城县,说什么的都有:“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程斯煌还真有点牛皮!”也有说:“胡耀邦和程斯煌在干校一起劳动过,是好朋友!”还有说:“程斯煌在苏联时就认识胡耀邦,程斯煌的爱人还是胡耀邦介绍的!”言外之意,程斯煌是走了后门,胡耀邦才为程斯煌平了反。

在我们机关内,有人告诉我,当时也有类似的议论。比如有的不明真相的人说:“唉!社会风气真不好啊!什么都要拉关系,走后门!你看,程斯煌凭一张照片都能把胡耀邦拉来为自己帮忙!”人们发表这样的议论,完全可以理解,因为这是出于对社会不良风气的不满。但把这些现象也往胡耀邦身上联系,实在有失公允,这是往胡耀邦身上溅污点,屈哉!这件事所以能够办成,与我准确的洞察力有关,如同“文革”期间有句批判骂人的话:“一遇风吹草动,就窥测时机,进行反扑!”我看准了邓小平改革之风已在"风吹草动",我幸运地抓住了“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知识份子政策”的良机,使我鼓起了勇气向过去的错案进行“反扑”!我这是通情达理的自我解放,自我保护的行动,没有任何为私利的不良意图和损人利己的行为。

我只将这张照片用作了“敲门砖”,敲开胡耀邦家门以后,他是严肃认真地、大刀阔斧地执行党的拨乱反正的政策,这里没有私心,没有沾亲带故!我所以详细地、客观真实地写出经过,是想让世人和我的后代了解胡耀邦为人的高尚品质,千万不要向他身上撒上污点。我也怕人们说我趁胡耀邦批示的机会向上爬,去拍胡耀邦的马屁,所以在为我平反以后,我连一封感谢信也没给胡耀邦写。(我的妻子都劝过我写一封感谢信)。我只是在胡耀邦逝世时,国家统计局发给我一张票,于1989年4月22日去人民大会堂参加了胡耀邦追悼会。那天的会很隆重,邓小平主持追悼会,赵紫阳致追悼词。会毕,我们每个人走到耀邦遗体前鞠躬告别,我深深地向耀邦遗体鞠了三个九十度的躬,并默念着:“耀邦同志,感谢你,我的感谢来迟了,请原谅我,我们全家永远忘不了你,人民忘不了你!现在外面天安门广场上人山人海的人群举着悼念你的横幅就是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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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6-2-1 18:34:30 | 显示全部楼层
日 本 之 行

 

根据国家规定,1980年是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年(每十年全国普查一次)。中国人口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4, 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联合国对中国的第三次人口普查工作极为重视。联合国为了取得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 作为交换条件, 用联合国人口基金援助中国人口普查经费1800万美元。十几亿的人口统计数据资料, 项目之多, 分类之细, 没有现代化的电子计算机是无法处理的。因此, 我国政府决定以援款的大部分用来购买电子计算机武装全国各级统计部门。按国际商业竞争法规定, 联合国为中国购买计算机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招标。招标结果, 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公司)中标。由靠近中国的日本东京IBM分公司供货并培训中国技术人员。 国家统计局组织了一个22人的计算机技术代表团( 其中有还有一位元帅的女儿), 由秦秀荫同志任团长(负责软件), 我任副团长(负责硬件), 于1980年4 月初率团前往日本东京。 这是粉粹“四人帮”、1979年胡耀邦同志为我平反以后, 我第二次得以跨出国门( 第一次是1955年去苏联留学)。那时,我们国家在邓小平同志的指引下刚刚开始改革开放, 国门刚刚打开一条小缝, 我们就第一批走出国门 ,迈入西方世界──资本主义在亚洲的橱窗-----

东瀛日本, 确实令不少人羡慕。难怪那时有人夸我:"程斯煌家庭平反后, 芝麻开花节节高! 四喜临门!" 所谓“四喜”就是:1979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0年春带队出国, 同年又为我分配四间住房, 提干当了副处长。那时我自己也受宠若惊, 苦行僧式的生活, 熬到年近50, 竟一下子来了个“飞跃”, 自己也感到意外, 于是我更加勤勤恳恳, 一丝不苟地工作着, 不但要求自己严格, 要求年青人也严格, 按现在的眼光看, 当时我的生活和工作比苦行僧还苦行僧。因为那时虽然在政治上翻了身, 但经济状况尚未改善(不是我一个人, 大家都是如此)。

还是说我们的日本之行吧! 我们出国之前,都要集中学习几天, 叫做“进行外事教育”,内容都是如何注意礼仪, 该说什么, 不该说什么,都有一个界定,以防发生政治差错或丢中国人的脸。

由北京飞日本很快, 只需四个多小时。未到日本之前, 在飞机上早早就看到火山口形状的富士山, 不要空姐提醒, 我们就知道快到日本了。难怪富士山就是日本的标志。初到东京, 安排我们住在新大谷饭店, 团长秦秀荫和我, 都长期生活在关闭锁国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环境中, 初次带队出国都特别小心谨慎。因为离开了祖国和组织, 突然来到花花的资本主义世界, 遇到一切问题, 都靠自己独立处理, 不免都很紧张。我们住在新大谷饭店, 开始除集体活动以外, 不许一个人独自外出, 我们都“猫”在屋内不出来, 吃饭时, 舍不得花钱去餐厅吃, 就派翻译和几个人买回面包、香肠什么的, 在屋内喝开水干啃。住了一些日子以后, 服务员纳闷: 中国人真怪, 不吃不喝也不出来, 都在干什么?!可能服务员向饭店经理汇报了,不几天主动派来两个年轻人, 在休息日的时候带我们出去玩。我们欣然同意了。那时正是四、五月份, 日本的樱花四处怒放, 景色怡人;现代化的建筑与日本古建筑交相辉印, 溶为一体, 古朴典雅,明显带有中国古文化的色彩, 仿佛时间的隧道将我们带回盛唐时代。还有现代化的娱乐──过山车等等, 都尝过它的刺激。但是, 有一个地方使我留下了极坏的印象。 这两个导游者把我们带到“靖国神社”参观了。开始我们并不知道, 进去参观时, 觉得佛教气氛很浓厚, 什么观世音呀, 如来佛呀都有。后来发现里面有许多纪念碑, 碑上的名字都是中国人民切齿痛恨的民族仇人。如二战结束后, 1948年11月4 日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的日本前首相东条英机、甲级战犯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 以及以前对中国发动甲午战争的罪魁祸首伊藤博文等都在那里竖了碑, 立了传。我们视为民族的仇人, 他们却尊为靖国英雄。这就是立场不同, 观点迥异!幸亏我们名气不大, 不是官方代表团, 否则真是犯下政治错误了。我们只好吃了哑巴亏, 回国后也没敢吭声。

我们生活在日本的日子里, 不怎么感到是身处异乡他国, 因为人种肤色、 汉字文化虽然夹杂着一些片假名字母, 但与中国非常接近, 满街都是汉字, 只是语言不同, 犹如北京人出差到福建、广东一样。日本人也常误认为我们是地道的东京人, 常碰到日本老乡向我施礼点头哈腰问路, 我只好摊开手说:

“I Chinese! ”他一听不是日本话, 马上尴尬地走开了。我们问路时也很简单, 只要手中有一支笔一张纸写上要问的去向, 日本人立即明白, 很耐心很详细地为我们划上路线, 标上箭头, 我们也就一目了然了。凡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日本人, 对汉文化都比较了解。我们有时模仿鲁迅用“笔谈”的方式与日本人“交谈”,很有意思。各持一支笔, 共用一张纸, 在“纸上谈心”,上至中日的历史下至各自的家庭状况, 无所不“谈”。我知道东京从前叫“江户”, 他们知道北京从前叫“日下”; 问他们知不知道中国秦朝时徐福带领三千童男童女到日本的故事, 他们写出:“徐福, 有的; 三千童男童女,传说的。”等等, 然后会心的哈哈大笑。我们写出“原子弹”三个字, 他们就写“米国的不好!”其观点立场尽在不言之中。有时, 给他们写头两句唐诗, 日本朋友居然可以将这首唐诗全部续写下来。说明中国的文化对日本影响之深。我们这种“笔谈”方式都是出于无奈, 因我与日本人的英语都很蹩脚, 而他对汉语, 我对日语彼此都一窍不通, 只有用共识的汉字来“笔谈”, 却别有风趣。如同哑语一样, 所不同的是: 哑巴用手势, 我们用笔谈!

日本民族是个伟大的民族, 团结一致, 不窝里斗, 敬业精神很强。在工厂, 在商店, 甚至在大街上走路, 都是紧张认真, 带着小跑, 到处都在紧张、高速地运转着。所以西方人戏谑日本人是“经济动物”。但是, 可以试想一下, 日本人在二战的废墟中爬起来 ,如果没有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 它能成为世界上一流的经济大国吗? 日本对国民的教育非常重视, 尤其对下一代。他们的小学生和中学生都身着学生服, 既美观又整齐划一, 社会对身着学生服的孩子们都有约束、教育的责任感。比如身着女学生服的姑娘们, 都不能涂脂抹粉, 男生们不能吸烟、斗殴, 否则, 社会可以监督,警察可以管束 .

日本民族生活的地方并不得天独厚。首先日本是个多震国家 ,他们经常进行地震演习, 人们对防震意识很强。我们生活的四个月多中, 东京就震过几次; 我们住在高楼上, 幌动得特别历害, 每到这个时候, 他们的负责人担心我们恐慌, 就跑过来安慰我们, 叫我们不要紧张, 这在日本是常有的事。除了多震以外, 日本的资源也很贫乏, 多靠进口, 比如矿石、石油等, 不像一些阿拉伯国家是“真主”赐给他们宝地, 靠地下冒出的石油就可以养活一国人民。因此, 自然条件也迫使日本人要愤发图强, 要团结一致, 成为亚洲的工厂, 甚至是世界的加工厂, 那么小的岛国(37.7万平方公里, 比云南省还小), 那样差的自然条件, 不但养活了一亿三千多万人口, 而且还是资本主义的发达、富裕国家, 其经济实力在世界上举足轻重。日本民族的这种精神, 实在值得其他民族学习。

我们的接机培训分软件、硬件两大部分, 且在两个不同的地点。所以后来我们这个代表团也分居在两个地方, 秦秀荫同志带领软件技术人员住在一个地方, 我负责带领硬件技术人员住在日本东京亚洲国际交流中心< TOKYO INTERNATIONAL CENTRE OF JICA. 简称:T.I.C.>, 具体地点是: 东京都 新宿区 市ケ谷 本村町 42 -11。(后来又搬到雅叙园观光饭店)。这个中心的食宿条件不错, 每个人独住一个房间, 很是适合学习和研究的环境,而且还免费供应早餐。这里虽然叫日本亚洲交流中心,但实际住在这里的世界各国人都有。在这里完全是西方人的习俗, 很自由自在。为了解决男女性欲要求, 只要男女双方愿意, 不管你来自世界那个洲,都可以临时组合同居, 还省一个人的房租, 何乐而不为之。 我们天天见到邻居一个韩国小伙子就和一位阿根廷女人住在一起, 两人常常在饭桌上向我们津津乐道, 讲他们如何如何相爱。其实鬼知道, 学习一结束, 一拔腿, 各奔东西就散伙了。可这种行为我们中国人是绝对不允许的。 回忆起来, 我们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

我带领的硬件技术人员中, 有一位年轻女士, 是我们硬件队伍中唯一的女性。她的英语水平一般, 阅读能力较强, 听说能力较差。她为了提高听、说能力, 每到饭桌就餐时, 不管遇上那国的人, 也不管是白人还是黑人, 都能大胆地同人家用英语聊天, 问长问短 ,很是随和。有一次她跟一位黑人聊得很起劲, 没有经验, 还互道姓名, 互道房间号码。这位黑人兄弟误以为他“猎获”了同居对象 ,老是敲门要找这位女士。这下可把她吓坏了。我们大家都告诫她 ,不要随便跟人瞎聊了, 出了事情谁负责?!我指令我们的男同胞立即对她采取了保护措施, 让一位男同志形影不离地陪着她, 一直送她入室就寝退出,没有我们电话通知,让她谁敲门也别理。给黑人兄弟造成一种错觉:“她已经有了......”, 这样才慢慢地将这位黑人兄弟甩开。

我们在东京的接机培训无论在生活上或学习上都是相当艰苦的。学习上的艰苦主要是语言障碍, 教我们的专家都是来自美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 全讲英语, 他们是引导性的教学, 差不多一天就讲一本书, 剩下的就全靠课余时间和晚上加班加点去阅读消化, 所以大家都很累。生活上按道理不应该苦, 因为联合国每月发给我们每人22万日元(按当时汇率相当900美元)生活费, 除去约10万元房租, 剩下吃饭足足有余。但是当时我们国家的政策, 出国人员在外也要吃大锅饭, 要求大家尽量从俭, 吃饭也要凭发票报销, 尽管是联合国给的钱, 节余也要上交国库。如果每顿吃饭让大家去开发票 ,大家肯定都到饭馆放开肚皮猛吃, 那么这点钱不但不能节省上交国库, 肯定还不够花。这种政策实在让我们领队的人难以掌握, 常常闹出笑话, 后经电话请示国内领导, 我们采取了变通办法, 房租实报实销(有发票), 个人吃饭 7万日元月包干, 吃好吃差自己掌握 ,每人每月上交国库5万日元。

在那个年月里, 大家工资都很低,个个穷得叮当响, 好不容易有个出国的机会, 别的钱嫌不到, 就从牙缝里节省点钱, 买些电器和衣服带回国,与家人共同享受一番。我们每月每人包干7万日元生活费, 因为是住旅馆, 无法自炊自做, 已经够少的了(上交了5万), 但即使如此, 我们每月每人花在吃上, 也不足3万日元,硬从牙缝里挤出4-5万日元。因为住在旅馆里没有厨房做饭, 天天吃方便面、牛奶、面包, 电壶煮鸡蛋, 很少吃到水果和蔬菜(舍不得买)。因为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工农业产品价钱的剪刀差不大, 比如在东京吃一个西瓜的钱, 差不多可以买十盒名牌录音磁带; 而在中国, 当时买十盒名牌录音磁带的钱, 可以买100个西瓜。这样一对比, 就明白了我们为什么舍不得吃蔬菜水果了。长期下去, 胃里只吸收高营养物质而无蔬菜水果调和, 真是不堪忍受。后来鸡蛋、牛奶吃多了, 都吃出了鸡*味, 真是倒胃口。那时在东京放出的屁, 都比在北京放出的臭得多。所以说我们的生活非常单调、艰苦。可以想象当时我们是多么的“土气”, 多么的“寒酸”。为什么? 不是我们吝啬, 不是我们素质不高, 我们的技术人员都得到西方专家的称赞, 我们的脑袋瓜都很灵, 只是我们的国家太穷, 我们的人民太穷, 太厚道! 这就是给外界造成中国大陆人“土气”、“寒酸”等不良形象的原因。我现在写这一段回忆录, 以后我的后代们看了可不要发笑, 上面那些“笑话”, 其实是苦涩。二战时日本是战败国, 六十年代中国和日本都还处在一条起跑线上, 而二十年后的八十年代, 日本人民生活富裕, 经济实力遥遥领先, 而我们还是这样穷困落后, 究其原因, 难道还不值得我们深思吗?!过去批判人家是修正主义, 历史已做出结论, 马列主义必须修正!邓小平功不可没!

在日本我还受过一段委屈。事情是这样: 1980年我出国之前 ,正好我爱人的堂姐黄启秀回国探亲, 我以官价汇率在她那儿兑换了200美元带到日本。当时私自带出外汇无银行证明是非法的。 到了日本后, 我这个老实人向团长秦秀荫汇报这200 美元是我爱人堂姐从美国寄给我的。这下可捅了瘘子, 消息在团里传开以后, 软件组那边有人向团长耳朵里进馋言(出于嫉妒), 说我向外国亲戚要钱 ,丧失了人格, 丧失了国格。团长耳朵根子软, 也如此这般地批评我, 说我作为刚刚入党的新党员, 又是副团长更不应该, 等等。 我听了实在难受。后来我爱人在加拿大的姐姐黄启瑞真的要给我寄钱 ,为了免得找麻烦, 说明理由, 我回信婉言谢绝了。可想而知, 那时虽然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国策已经启动, 但左倾思想远远还没有肃清啊! 当时我的八十多岁高龄的岳父母跟我住在一起, 他们风烛残年, 重病在身, 岳母瘫痪在床, 即使是老人家的女儿、 侄女给我寄点美元, 我带回来给老人家, 改善一下我们八口之家的贫困生活, 我丧失了什么“人格、国格”? 我何罪之有?! 我说, 不是我丧失了人格, 而是这些窝里斗的人丧失了人性!

我们也真能够节省苦熬, 我们从每月7万日元(按当时汇率相当280美元)的生活费中, 四个月的时间, 硬是从牙缝里节省出不少的钱, 回国时买回了14寸彩电、收录机、像机、磁带以及在跳蚤市场上买了不少的廉价服装等, 回到家里后大人小孩都欢天喜地, 的确是改善了一下, 神气了一阵子, 因为在80年代初, 北京人的彩电拥有率还不高。也正因为如此, 我们单位就有红眼病的人嫉妒我们 ,竟然有人写信到国务院“告发”我们, 说我们贪污私分公款。这封信转到当时的第一副总理邓小平那里了。邓小平日理万机, 哪有功夫管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就把这封信批给国务院办公厅来处理。还是我们的领导卢曙天同志承担了责任, 证明不是贪污的, 是他授权7万日元月包干伙食费中节省的等等。 团长和副团长作了象征性的上交: 团长秦秀荫上交了一只相机, 我上交了一对儿童玩具对讲机, 法不责众,对其他成员免于“追究”, 这样才算了结了此“案”。我们某些人就有这种“窝里斗”的本领!

 

 

 

 

 

隐蔽战线上的斗争

 

我所在的工作单位, 拥有大量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核心机密,属于一级保密单位, 历来是敌特窥探的地方。它的工作人员要经过严格的审查, 它的大门有解放军昼夜二十四小时把守,防范失密和被窃密。

1980年夏, 我从日本回国后, 带领计算机的工程技术人员投入了紧张的安装、调试、运行计算机等大量的技术工作。与此同时, 由于是联合国援助引进的美国设备, 大量的日本人、美国人、加拿大人轮番来华与我们协同工作, 保证按合同要求将这些设备安装运行起来, 以确保我国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处理工作顺利进行。由于我们的机房进入了如此众多的外国人, 因而引起了国家安全部的高度重视。国家安全部相当于是苏联的“克格勃”, 或者相当于是美国的“中央情报局”; 总之, 它的任务就是专门针对外国的间谍活动,给以侦察、破获, 从而保卫我们共和国的安全, 它的任务是神圣的。现在安全部要进入我们的主机房, 对外国设备进行测试检查, 侦察这些设备里是否隐藏有外国的窃密装置。当时我是计算机硬件技术负责人, 白天上班时,我要组织安排外国专家和我们自己的专家进行正常工作, 晚上我还要配合国家安全部的技术专家对这些计算机设备进行检测,而且还要进行得神不知鬼不觉, 形成一个“内紧外松, 夜忙昼闲”的工作气氛,不让外国人有所察觉。

在这几年的时间里, 我早已感到特别劳累了。我八口之家, 上有三老(岳父母和母亲), 下有三小(二子一女), 挤住在三里河一区101门2号三间小屋

内,我们夫妻二人的月工资收入加在一起也不足130元,可以说是社会底层的

生活水平......。然而我们这一代中年知识分子却承担了沉重的任务, 收入和付出的劳动极不相称, 这在西方是不可想象的。由于传统的社会主义教育, 为了国家的利益,我们的工作经常加班到深夜, 早上8点钟还照常上班, 我们没有一句怨言, 尽管辛苦劳累, 营养不良, 我们仍然默默地工作着, 默默地奉献着。

安全部会同我们对美国计算机的多次深入检测过程中, 在一台3203型打印机里, 终于发现一块集成电路插件(P/N××××)有奥秘: 当计算结果从这块插件输出打印时,同时也发送无线电波。安全部的技术人员在附近“燕京饭店”的楼上用仪器可以接收这种电波。但换一块与此同功能同型号的插件插上后, 电波就消失了, 因此说明这块插件板有重大“特嫌”。由于我们的解密技术不高, 该集成插件板发出的电波信号我们无法破译, 所以我们决定暗地里将这块插件板“调虎离山”, 将其“逐出”北京, 插在某省(市)统计局的计算机上去了(也是联合国援助的同型号机器), 这样才消除了国家安全部的心腹之患!

美国人也鬼得很。凡是出售给社会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设备,都要通过“巴统”(巴黎统筹委员会)批准, 颁发出口许可证后才能运往社会主义国家, 并且要求联合国花钱为中国买的计算机, 只能安装在中国的各级统计部门, 不许用在军事上和国防科研上。所以, 按合同规定, I B M 公司技术人员每周都带着远程通信软件装进计算机, 通过通信网络在我们的主机房监测检查各省统计局的IBM计算机是否仍在原位,是否被搬走用在军事上, 而且在测试时还忌讳我们在旁边观看,对这些人我们也顶烦的。开始我们还耿耿于怀, 认为这是“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他们的技术人员一再向我们解释, 这是他们上司规定的例行公事, 不这样干就要丢掉饭碗, 请求我们谅解。实际上我们也在防范他们。当他们在测试时, 我们早已命令各省统计局, 这天的计算机里不得运算各种统计数字, 以防他们窃走我们的“经济情报”。看来, 我们双方都在互相提防, 双方都在进行着“窃密与反窃密”的斗争, 打着隐蔽的“情报战”, 没想到不知不觉地我也成为参战的一员。想起来, 我这个当年出身不好的所谓“地主”儿子, 现在居然也能干这种事, 想起来也够有意思, 感到自豪, 真是此一时彼一时也!

无独有偶。就在此后的不久, 一次我在收到海外亲友的来信中, 发现里面夹了一张反动传单: 大肆攻击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及民主党派致公党。发生这件事, 使我感到突然, 我一直保守秘密,当时连我的妻子都未告诉, 更是没敢告诉小孩了。我的分析是:

海外(美国)来信人是我妻子的堂姐夫吴志刚, 他委托我为其亡妻黄启秀编写纪念册, 因而经常与我通信、交换稿件、商量出书事宜等,当时他已年过古稀, 且患有严重的糖尿病并已截肢, 本人已生命垂危,他无力也无心干出这种殃及于我的政治攻讦蠢事。我的分析有下述可能性:

可能是台湾特务干的事。但仔细一想, 可能性不大, 因为: 一, 从美国来的信件, 都是在美国邮路中流动的, 台湾特务能渗入美国邮政部门吗? 二, 传单全是简体字印刷的, 没有一个繁体字。而美国华侨和台湾都是使用繁体字。传单如果是在美国或台湾印刷的, 应该是繁体字呀! 所以可能性也不大。

最后一种可能性是我们自己的安全部门在考察我, 看看我的反映如何? 立场是否坚定? 我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大。我决定采取保持沉默的态度, 不向上级汇报, 也不去追问吴志刚先生, 让它去石沉大海。据我所知, 安全部门侦察、考查一个人, 大多是不通过被考查人的工作单位。我若去报案, 岂不又引起工作单位的议论和猜测!? 但那张传单我一直压在书柜底下保存了好多年, 以防万一有麻烦时好作交代。如果真是安全部门用这种方法考验我, 这是他们的职责和权利。我问心无愧, 对得起祖国, 对得起人民。以前与苏联朋友通信, 或与海外亲友通信, 从来不谈政治,只谈生活、友谊和亲情。这是为了保护自己, 也是为了保护对方。我谈这些情况, 好像有多少经验似的。其实我是个聪明的傻蛋。1964年我在内蒙搞“四清”时, 内蒙公安厅有位姓石的同志同我在一起工作, 他在公安厅专门搞侦察工作的, 我们相处很好。他见我是留苏学生出身, 经常问这问那, 我们几乎无话不谈。当我对他说,我还与苏联朋友通信时, 他大吃一惊。他说:“你怎么这样幼稚?!都是什么年月了? 现在我们公安部门对与外国通信的人都检查、 盯梢, 甚至立案, 赶紧别写了......”, 如此如何, 这样那样, 给我详细介绍一番。因此我才得到了一些知识, 脑袋瓜才稍微变精了一些。自此以后, 我就与苏联朋友失去联系了。我们生活的时代太复杂了。这次的传单风波, 不管它起自何方, 我认为我作出这种处理方法是对的。通过这件事, 如果是敌特干的, 他们对我早已无望; 如果是安全部门在考察我,可能早已解除对我的“防范”了。因为我后来被领导指定参加了有关国家安全的一些保卫工作, 如我是国家统计局安全保密小组成员之一, 公安部领导下的计算机安全委员会成员之一,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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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西欧考察记

 

计算机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要与通讯网络相联系,要求通信线路的光缆化和数字化(即ISDN技术)。1987年国家信息中心机房和总机室开始铺设了光缆并直接与中南海的39局连通。当时,我们邮电部门与比利时的贝尔通讯设备公司在上海合资生产程控交换机。1987年我受命率团赴比利时进行技术考察。成员有中南海39局副局长,邮电科学设计院工程师、邮电部工程师等8人代表团,我为团长。

考察的目的地是比利时的安特卫普城,因为贝尔公司总部及其生产基地都设在该城。考察的技术问题另有报告,不宜在回忆录里细述,现仅就考察的观感作一叙述。西欧的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三个小国是个小经济共同体,这三个国家之间的边界可以自由通行,不需签证和护照 。由于国家小,一天时间就可以游览三国。

比、荷、卢这三个国家虽小,但人均生活水平很高,是西欧福利型国家。

在安特卫普城,每到傍晚,人们都拥挤到街旁和广场,边游玩边喝咖啡,边聊天边听教堂的钟声,悠闲自在,这是当地的一景。人民的生活质量很高,每到周末(周五 )的下午起,人们纷纷开着旅游车出城,甚至车后面还拖着厨车跑。他们大部分都是到海边度假,吃住就在车上,不需住旅馆,周日晚才开车回城。星期六、日白天大街上店铺基本关门不营业,也很少有行人,因为都出城玩去了。这与北京正好是鲜明的对照,北京每到休息日大街上的人摩肩接踵,人满为患。

我们到比利时西部古城Brugge(布吕赫)游览,他们人民和政府对保护古城风貌的精神给我们启发很大。

Brugge 是比利时西佛兰德省省会,有近千年的建城历史,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是古代勃艮第公爵宫廷所在地和佛兰芒画派的艺术中心,有闻名的中世纪遗迹旧市政会议厅(13--15世纪)和市政厅(1376--1420)。

在旧市场会议厅的钟楼上有一座 用14个钟编成的钟琴。小城有40座教堂,还有一座圣血教堂,据说1150年从圣地带来基督的几滴血,就装在这个圣血教堂的金匣子里。讲解员是一位四十多岁的男子,侃侃而谈,看样子对历史很熟悉,令我对他有几分敬意。散场时,我问他是专业讲解员吗?他说:“不是,我是中学的历史教员。休息日出来打工,多挣点钱改善生活!”

当地政府和人民都以古城而自豪。所以当局规定:新建房屋,必须模仿古城建筑样式,未经允许,不得改变建筑样式;不许毁坏古代鹅卵石的道路;保留古代马车,供游人游览使用等等。这些措施,非常正确。他既保护了古城历史风貌,又保护了当地的无烟工业------旅游业的收入,吸引世界各地的游客。我们中国历史文化比欧洲更为悠久,如何保护历史文物及古城风貌从中可以引以为鉴。在古城游览景点周围,也充斥着许多售卖工艺品的店铺,也有叫卖的小贩。但不象在我国不少旅游景点不呀行为,如追随游客不放、强卖工艺品纪念品的现象。可是在店铺里也有假货。陪同我们的比利时朋友向我们介绍说:有不少所谓“古董”商店,从中国进口青花瓷器,然后标上是中国唐宋明清时代的“古董”,骗那些不懂中国古董的西方游客。看来世界各地都有骗子。

比利时有一个滑铁卢(Waterllo)很有名,它所以有名并成为旅游胜地,就是因为法国拿破伦皇帝1815年6月18日在那里打了一次彻底失败的战役。自此以后,法国和欧洲几个国家(英、德、荷、比等)绵延23年的战争宣告结束。拿破伦被迫第二次退位。在滑铁卢战场上修建了一个金字塔形的纪念建筑,建筑的顶端是一头回首观望的雄师----代表拿破伦,而回首观望的方向正是法国,设计者的用心何在?法国游客看后作何感想?而我看了以后,想起了1950年我在安庆师范结业与同学们分手时,一位马小姐在我的小本上题了一句词:“拿破伦决不是唯一的人物!”时的情景,没想到在30多年以后,我跑到了拿破伦彻底失败的地方参观来了。哈哈!

在比利时我们还 碰到一些对中国文化热心的人。有一位北大中文系毕业回去的学生,一直自愿自费随团陪我们玩。他是文革期间到中国北京大学来留学学中文的,所以他自称自己是比利时的“工农兵学员”。他是中国文化的崇拜者!我们有人问他:“中文好学吗?”他说:“当然难学,特别是汉字。”我们说:“不好学,可能是中文的汉字和文法不象西文有规律”。但这位比利时的“工农兵学员”极力提出抗辩:中文的汉字和文法太有规律了,是世界上任何文字不可比拟的。接着他举例说:“你看,少女两个汉字并在一起就是‘妙’字,他既是三个汉字,又是三个汉语词,形、音、义巧妙的结合在一起,少女在法语和英语里就是美丽漂亮的小姑娘,当然是很‘妙’了。请问哪一国语言文字有这样奇特的组合?!”说得我们大家都 捧腹大笑。但这位比利时的“工农兵学员”一点也不笑。而且很严肃地对我们说:“你们应该为自己文字和文化的神秘和深奥而自豪!”这位洋人的话,久久在我耳边回旋;我们不能自我菲薄,中国人是最聪明的民族,我们只要不内乱不内斗,我们一定能赶上世界上先进的国家。

这位比利时“工农兵学员”回国后,处于半失业状态:每天在饭馆打工刷盘子4小时,晚上在比中友协办的“中文夜校”教中文2次/周。他娶了一个广东籍太太。我想,随着中比文化、贸易的交流和发展,他们需要翻译人才,他不会失业多久的。

衉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比利时境内打得很惨烈。所以当地人民非常珍惜和平。我们在安特卫普LTT工厂时,一位老头向我们热情洋溢的进行介绍,他说他是经过战争的苦难年月,1944年他已十六岁,应征入伍,见过上千架德国飞机轰炸安特卫普,因为这座海港城市就在大西洋岸边,是参战盟军的重要通道。在布鲁塞尔附近,由巴登将军指挥的波斯顿战役地方,还建有第二次世界展览馆和美阵亡将士纪念碑。布鲁塞尔地处欧洲中心,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大楼就建在这里,“北约”的指挥中心也建在这里。北约为了将来战争的需要,在比利时境内通往欧洲各国的高速公路,建设的非常先进和漂亮。建设高速公路的钱,都是北约各国共同筹集的。

陪同我们前往卢森堡参观的是一位比利时朋友,他在比中友协义务工作,酷爱中国文化,家中有不少中国的珍藏。他的姓名是S字母打头,所以一位中国朋友为他取了一个中国名字叫苏轼,他为自己与中国宋代大文豪同名而津津乐道。他带我们到他家去作客参观,盛情招待。这人很能干,他家里有自己的一个工作车间,车、磨、铣、刨等工具样样俱全,行行都会,一般家里需要维修或加工的活计都是亲自动手,不出门花钱求人。这一点我很欣赏。

卢森堡在欧洲是个小国。首都也叫卢森堡,人民生活水平很高,是一个多语言的国家。在一个客厅里可能使用好几种语言:爸爸在看德文报纸,妈妈在看法文电视,孩子用意大利语和同学交谈。虽然生活水平很高,但境内只有小学和中学,没有大学。要上大学就到周边的德、法、意、比等国家去上了。

我们在那里多次碰见台湾的游客,那时台湾还没有“解禁”,他们不能到大陆来探亲或旅游。所以我们炎黄子孙在海外见了面都很新鲜和热情,相互探听两岸的真实情况。我们团里一位先生对台湾同胞说:不用介绍,你们的一举一动,远远看去,就像中国人!这位朋友听后,板着面孔不高兴地说:“什么就像中国人,我们本来就是中国人嘛!”我们听了以后,浑身感到炎黄子孙的血液在我们彼此的血管里流动着,并以说话不妥而致歉意。

我们住在安特卫普的哥伦布饭店,但团里大部分人不习惯吃西餐,就在附近华人餐馆“北京阁”包晚餐(早点哥伦布饭店免费供应,午餐接待单位供应)。北京阁老板娘姓赖,能说会道,善于经营,非常热情。她说他们1971年在香港结婚时只有20美元,经过十几年的拼搏奋斗,现在已拥有四座饭店的财产了,在比利时有三座,在香港有一座。除此地“北京阁”自己经营外,其他三座都是委托代理人经营。她给我们的优惠是:按国家规定的伙食费标准给我们开全天的伙食的发票,但只收晚餐的钱,这样早、午餐的伙食费就可以堂而皇之地装入自己的腰包了。当时改革开发刚刚开始,财务制度还相当保守。国家硬性规定,凡出国人员在国外的开支费用,只允许在规定的范围内实报实销,节约不能归己。这种政策执行的结果,只有超支的,没有节余的。于己于公都不利。而且促使人们弄虚作假。北京阁老板娘赖女士摸透了大陆的财务政策和出国人员的心理状况,所以她开出全天伙食费用的发票,只收晚餐的钱,两全齐美,大家欣然接受。我们拿这样的发票,就可以回国“实报实销”了。而我的胆子特别小,还犹豫不决(后来还是这样干了)。曾受到中南海那位保密电话局39局副局长因为钱少非难,不能买上大件而对我非常不满,进行人身攻击,说我胆小鬼,不为部下利益着想,怕丢乌纱帽等等,表现非常不好。这位副局长是我们全团文化水平最低的(中专),可能就是出身好、红五类、社会关系简单等而当上了副局长。可是这位红五类到了国外,见钱眼开的本性也就暴露无遗了。

_ 在西方是很开放的。据北京阁老板娘赖女士自己说她对自己的丈夫放任自流,管的不严。她说,他搞女人,逛妓院都不管。但有一条,他不能将艾滋病带到家里来。丈夫说,艾滋病是我老婆口中的紧箍咒,我一听到这个词就服服贴贴地只投老婆的怀抱了。一个休息日的下午,老板娘赖女士夫妇主动开车陪我们到海牙去玩.海牙是荷兰的首都,花园般的美丽漂亮。我们参观了海牙国际法庭等名胜景观。傍晚,老板娘要开车带我们去逛红灯区,这可是吓我们一跳,这是违反外事纪律的,我们坚决不去。老板娘说,不去就不去吧,咱们回家路过红灯区,不下车还不行吗?车开到红灯区街道,老板娘将车速放慢缓缓而行。老板娘指点街区玻璃橱窗里站着身穿比基尼三点式泳装的女郎说,这就是妓女在橱窗里亮相任人挑选,比香港红灯区看照片选美先进多了。这是海牙的一景,所以带你们大陆人在此开开眼界,看看西方是如何的腐烂,回去好好批判资本主义吧。老板娘的一席话,引起我们哄堂大笑。我们问,这些人在玻璃窗里丢人现眼,难道不怕家人、朋友们认出来吗?她说:不会的,这些姑娘都是海牙以外地方的,甚至是周边国家的女孩,出来为妓院“打工” ,打几天工,赚一笔钱马上打道回府,钱不够花时,以后再来,一般不会有人认出的。原来如此,的确新鲜。

比利时这个小国家,在过去殖民主义时代,它的能量还是相当大的,在非洲就有它的殖民地,至今对非洲还有影响。本世纪初,它也是侵略中国的八国联军强盗之一,抢劫中国皇宫里的财宝,火烧北京圆明园。记得我们到苏轼家访问作客时,他们邻居一青年见到我们中国人来了,也兴致勃勃地请我们参观他家的中国古董:字画和碑帖(记不起名字了),说是他祖父从中国带回来的。我看了以后,真不是滋味,知道是珍品但又奈何?!能从人家手里夺回来吗?!我们只是轻蔑地在手上翻了翻,对这位比利时青年说:是你祖父在西方八国联军里当强盗时从中国抢来的。这位青年一时哑然。这不能怪他,他对这段历史的细节知之甚少。

 

 

 

 

赴美国考察记

-----在美国与亮儿团聚的日子

十年以前,我是借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之机,率领计算机技术人员赴日本东京接机培训,在日本呆了四个来月的时间,领略了一下日本的民情风光。十年以后,即1990年我又借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之机,率领一个代表团赴美考察、访问。这次代表团的成员不是工程技术人员而是政府官员,其中有五位司级干部,两位处级干部,加上一位翻译,共八人代表团,我是团长。我算是与人口普查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们这些官员都是与人口普查工作有密切关系的,一切接待考察的经费和陪同,都是由美国HP公司承担,因为我们用联合国援助的钱,买了美国HP公司的计算机设备,所以HP公司慷慨解囊。在美国我们访问了HP公司总部,HP公司的计算机生产线,以及HP的计算中心和通讯中心。这是一个跨国公

司,规模很大,它的计算机通讯中心每时每刻都在处理全球的业务。另外,我们

还参观访问了微软公司,这一切的工作访问,都是在美国西部科技中心硅谷一带进行的。

未到过美国的人,大多都带有一种强烈的好奇心和新鲜感,因为美国是当今

世界上的超级强国,科技先进,人民富有。有说美国遍地是黄金,富得流油,民主自由,是天堂;也有说美国到处是暴力,种族歧视,贫富不均,是地狱.所以都想去看个究竟。我除了考察以外,还有一个个人目的 --- 探望我的大儿子玉亮,他是87年春赴美留学,三年未回来了,我们全家都很想念他,他也很想念我们,所以我在赴美之前,就预先向上级打了报告:访美结束以后,我把其他成员送上回国的飞机,我则滞留两周,去看望我的儿子。我的这个报告,是由三位领导联名签发批准的,也就是说,万一程斯煌出了问题“叛逃”了,他们三个人共同挨打屁股。因为这正是在90年10月,是89年春夏之交“六四”政治风波以后的事,特别小心谨慎。

在美访问、考察期间的业务内容,不作细述。在此我主要谈谈访美期间的一些见闻感受以及我和心爱的亮儿相聚时的痛苦回忆。亮儿在我访美一年后就病逝了,他在美国的五年,拼搏、奋斗,自力更生,自食其力,在基础较差(出国时为大专水平)的情况下,能够在美国私立贵族大学(SANTA CLARA UNIVERSITY)获得了助教工作(TA)并拿下硕士学位,是非常不容易。他那种勤奋好学、自强自立的精神,是值得他的弟弟妹妹和后辈们学习。

我们刚到美国HP公司时,HP总部的国际业务部经理、美籍华人程天纵先生宴请我们一行,席间频频举杯,中国 、美国,天南海北,无所不谈,神侃一通,程先生就坐在我旁边。当他问到我的家庭状况时,我一一介绍,并说此次考察结束后,还要看看在美国的儿子。程天纵先生忙问:“公子在美国什么地方?”我说:“在San Jose”。“什么学校?”我说:“在Santa Clara大学电机系研究生。”这时程天纵先生拍手叫绝:“程司长,怎么这样巧!我们真是有缘。我现在也在Santa Clara大学念书,与贵公子是校友。”并且急问道:“公子大名叫什么?我也姓程,这难道不是有缘吗?”原来HP公司上层领导看中了程先生的人才,公司出钱让程先生利用业余时间到Santa Clara大学管理系进修硕士,拟派他到中国的CHP公司委以重用。自此以后,我与程天纵先生又建立起了一层特殊的友情关系。亮儿病重回京后,程天纵先生到北京赴任CHP总裁的时侯,程先生还携夫人、子女等专程到我家看望亮儿。在亮儿去世后,我一见到程先生,总是思绪万千!过去我们在一起的情景,在脑海里一幕幕翻腾着......。

我们在美国考察访问结束后,最后一站在夏威夷。我在夏威夷机场将我们代表团其他七名成员送上回国的飞机后,算是完成了我这个团长的使命。接着我又从夏威夷乘飞机返回美国本土的旧金山(圣.弗朗西斯科),亮儿在机场门口等我,他开车将我接到他的住处,开始了我们父子在美国两周的团圆生活。他把他里间卧室让我住,他自己睡在外间的沙发上。书桌上插了一面五星红旗,红旗下面放着一个相框 是我和老伴的相片,使我看了深为感动!这是亮儿向我表达情感的一种方式。 在这期间,亮儿已经开学并有TA工作(相当于助教),所以,他不能整天陪我玩。其实,我在代表团访美活动期间,已经参观游览了不少地方,亮儿虽来美已经三年,但还没有我在三周时间里跑的地方多,这三年里,他忙于学习,忙于打工,每天都在高节奏的运转中。他开的是一部朋友送的旧车,车常出毛病;为了节省修车钱,他到修车行打工,学会了一手很好的修车技术,并乐于助人,经常还忙着帮朋友修车。正如1989年10月11日他给弟弟的信中写道:“我现在时间也很紧,早晨6点多起床,开车上学听7-9点的课,然后去图书馆,1点到食堂吃饭,1点半开始在食堂卖1小时饭(打工),然后再带回一顿免费的晚饭,回到图书馆在沙发上大睡一觉,继续在图书馆学习,晚上10点回家,大部分时间都在学校了。星期五、六两晚还在中餐馆打工.....”可见亮儿在未获得“TA”工作以前,是多么的劳累、辛苦啊!这次我来美国时,亮儿已经有“TA”工作,经济状况好转了。他能够在学校拿到“TA”工作,与1989年“六四”风波无关,主要是因为他动手能力强,再加上他的经济担保人吴志钢姨夫于1989年9月4日突然去世,这两个原因加在一起,学校才决定给他这份“TA”工作(这是外国留学生都渴望的工作,除了免交昂贵的学费外,每月还给近千美元的生活费)。我参观亮儿的校园时,曾遇上一位美国老太太,亮儿向我介绍说:“就是这位老太太,她得知我的经济担保人吴博士去世后,非常同情我的处境,到处说:这孩子现在很困难,应该给他一份“TA”工作,是这位好老太太帮了我的忙。

在这一段时间里,我们父子谈论的话题不外是这几年有关他的学习、工作、婚姻恋爱,以及他对父母、弟弟、妹妹的关切等等。

我对他的婚姻恋爱问题很关心,一碰到这个话题,总是套着问他,摸摸亮儿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因这年亮儿也已26岁了。亮儿说,在他们 Santa Clara大学里,中国留学生并不多,而且都是已婚的数岁大的人,所以,只能在本校以外的华人圈子里找。刚来时,都忙于打工和学习,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也不敢谈这个问题。他说这一两年打工积攒了一些钱,所以也开始与女朋友交往了。我追问:有定型的没有?我可以见见吗?他说:“有位上海姑娘,也在 San Jose上学。我们常来往,一起看电影,也常来我这里!”我说:“现在约来玩玩不行吗?”亮儿说:“这位上海小姐暂时还不愿把关系固定下来!她说,我们都还没有成家立业的条件,但我们有权享受人生,享受人生那最幸福、最愉快的时刻!”亮儿把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我这当爸爸的不便再细问下去了。后来,亮儿又曾试探地问过我:“爸爸,我感到这样也倒自由自在的,就这样生活下去也不错,美国这样的人很多,你看怎样?”说到这儿,我断然拒绝,扳着面孔对亮儿说:“在这个问题上,我并不保守,但长此下去我绝不同意。我还想早日能抱到孙子呢?”因为我的传宗接代思想很重,希望程家的香火兴旺地烧下去!亮儿见我这样认真态度,忙解释说:“这是开玩笑的话,我在逗你,等我毕业后一定让你抱上孙子!”这时我也乐了,我随即问他:“你与那位常通信的姑娘怎么样?”亮儿说:“她目前不在 San Jose, 如转到这里来,我看是可能的。”

我1990年秋去美国时,正值1989年天安门“六四”事件以后的时期。“六四”事件时,美国的新闻媒体,曾进行了详细的报导,有些激动场面和伤亡情况的画面,我们在国内是未曾看到过的。所以直到1990年秋,“六四”的阴影仍笼罩在广大华人和中国留学生的心头。当然,我去美国时,亮儿和一些亲戚朋友,不免向我询问有关情况,我发现,亮儿在这个问题上是持着各打五十大板的态度。他说:“官员贪污腐败,固然可恨;但如果把国家弄垮了,老百性也好不了!”亮儿一针见血地指出:“在美国参加游行的大陆学生,有些是怀有不良企图的。比如当记者拍摄新闻镜头时,有些人就故意伸长脖子让人家照。然后以此为依据,向美国政府申请绿卡,说自己已上了镜头,不能回去了,回去就要受中国政府的迫害!”他说:“更有甚者,还有发“六四”国难财的。我眼见在美国难以混下去留学生,在身旁或脖子上挂上牌子,以救助“六四”事件中伤亡学生为名,向美国人募损。美国人不明真象,真有慷慨解囊的人士,一开就开一、二百美元的支票!而这些募损者就把钱装进自己的腰包!天晓得!”

亮儿最担心的是怕在国内上大学的弟弟小光出问题。他在1989年4月上旬给正在浙江大学上学的小光信中说:“....我非常关心国家大事,美国的报纸,电视每天都有中国学生的报导,不能全部属实,但也能了解一些情况,北京、上海、长沙、西安等地都不安定,望你不要受学潮、罢课的影响,专心读书,念好英文。.....”“六四”事件以后不久,即是1989年6月20日亮儿给我们来信说:

“爸、妈、小光、小明:你们好!大国哥打电话来告诉我,你们都平安无事,我很放心。但望你们不要卷入政治斗争,特别是小光,学校不上课了,正好在家念念英文,将来会用得着的,不要把时间荒废掉.....。”

我这次到美国,亮儿也提醒我:“你也不要爱激动,别惹是非,到老了再挨一顿整,不值得!”

亮儿还带我去拜访了他的导师陈树柏教授(电机工程和电子计算机学教授)。亮儿说导师陈教授对他帮助很大,不仅在学业上不厌其繁地指导他,而且连作业中英语文法稍有不顺都予以纠正。

陈教授是美籍华人,在美国颇有成就,在华人世界里很有威望,是杰出的科技教授并获得过美国总统奖。他的父亲就是中国解放前广东省政府主席、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1949年出任国民政府海南行政长官、官拜陆军上将的‘南天王“陈济棠”。陈树柏教授就是陈济棠之第十子。我们到他家后,咖啡点心,请吃请喝,彬彬有理,非常客气。知道我是刚从大陆来的,而且是一个不大不小的、负责中国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处理的官员,此次来美又与购买美国计算机有关,所以互相问这问那,话题很多。使他最感骄傲的是1980 年和1982年访问中国大陆时,两次都受到邓小平的接见并给他题了字。他把接见时报纸登载的照片复印件送我一份,受此礼遇,我当然很感谢他。陈树柏对邓小平的评价非常高,曾当面向邓小平建议将共产党的名字该为“社会民主党”,他说:共产党和共产主义这两个词在西方太可怕了。陈树柏教授虽然是美籍华人,但仍心系祖国的前途。多年来他集资筹款、奔走呼号要以西方科技发达国家的办学模式为中国创办一所“中国实验大学”,校址设在广东深圳,条件是:学校以教育为本,只精心为国家培养高级科技人才,党政分开,请求不要政治干预;学校领导权属于校董事会,校长领导一切。据陈树柏教授说,此事当时已与中国有关当局商谈快成了,后因涉及“不要党的领导”,上级没有批准。后来陈树柏教授又跑到台湾商谈办学事宜,台湾当局也坚持要“国民党领导”而告吹。后来我在报纸上看到陈树柏教授最后在美国创办了一所“国际科技大学”,以招收华人子弟为主。

陈树柏教授为人非常谦虚随和,豪无架子,我们从他家离开时,他与夫人都出来送行,并亲自开车门让我上车,频频招手同我们告别。

看来陈教授对华人的帮助和联系是很多的,在我们刚离开的时候,又来了一些中国客人前来拜访。

在感恩节的前夕,我离美回国。在旧金山机场分手时我们父子依依不舍,那时我已发现他面容消瘦、脸色苍白,现在回想起来,可能那时癌细胞已经向他袭击来了。

 

 

 

艰苦创业 攀登高峰

---为统计信息自动化而奋斗

1973年元月我从国家计委襄北五七干校调回北京后,被分配到国家计委下属的统计组工作。那时国家统计局还未恢复,统计组总共只有七、八个人,随同国家计委从三里河搬到西四丁字街9号大院(原闯王府)办公,因为西四9号大院距离中南海只几百米远,便于与党中央、国务院联系。

随着林彪事件的发生,中美关系的解冻,邓小平复出,在中国政坛上文官势力逐渐得到加强,“抓革命、促生产”的呼声越来越大,因而国家计委和国家统计局的职能作用已受到中央的重视。就是在

这种大形势下,上级决策在统计部门要采用先进的手段---电子计算机,建立电子计算中心。 由丁涤清同志挑大梁,我是具体工作者,是丁的助手。于是在国家计委大楼里建造计算机机房,安装电子计算机,选调技术人员等等,一时成了我们的工作重点。后来,随着计算机工作的发展,引进罗马尼亚电子计算机,我又主持建造月坛北小街的C-512电子计算机机房,与罗马尼亚专家一起组织安装、调试机器,直至交付使用。后来又负责参与木樨地新机房大楼(即现在的国家信息中心)的设计、施工等等;尔后,又负责率领一批年轻技术人员前往东京,完成了联合国援助计算机的技术培训,回国后为完成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处理任务,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保证。。总之,在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的十几年岁月里,是我最劳累的时期:在家里,上有三老(岳父母,79年平反后又将老母亲接来北京),下有三小,妻子上班又远。我与妻子的工资合在一起也只不过130元。为了保证收支平衡,省吃俭用,我与妻子每月都列出家庭收支计划,逐日记帐,不得超支。在机关单位,我是骨干力量,劳累在前,休息在后,上下左右*心,不仅忙于业务工作,还要周旋人际关系。经济拮据,工作劳累,营养不良,以致于1976年秋我曾突然因心脏病病倒。那次如果缓不过来,我也就成为那个年代的“中年知识份子短命”行列中的一员了。

在那些年月里,尤其是在我家庭成份平反之前,我的工作并不好做。在我周围的人几乎全是共产党员。我是非党干部,又要我管那么多的人和事,

 

所以,我不得不处处谨慎小心,不要出差错。每逢批判运动一来,不管自愿与否,我总是首先“联系实际”,带头“批判”自己,尽管口是心非,也要应付日常的“政治运动和学习”。

那时我的老岳母已半身不遂躺在床上,但还能看报纸,她老人家特别爱看《参考消息》,当时《参考消息》这种专门报导国外新闻的报纸,居民还不能在邮局订阅,所以,我就在机关订阅了一份,每日带回家给老岳母看。此事被一位政工干部S君知道,说我岳父母有几个女儿还在美国和台湾,不能订阅《参考消息》带回家给他们看。S君的批评对我刺激很大,S君是个援藏回京的老干部,回京后无处安排就分配到我们单位做政工工作,实际是个老实人,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再加上不学无术,人云亦云,缺乏独立思考,对他的话,我既未与其争辩,也未予置理。《参考消息》只是窥探外部世界的小小窗口,它的消息在天空中到处都可以捕捉,若采取S君这样愚蠢的“封锁政策”,岂不是自欺欺人,恶心自己!

随着十年浩劫“文革”的结束,国家政权建设走上正常化,国家统计局于1980年正式恢复,并急需有个电子计算中心为自己进行浩繁的统计数据处理工作,应该说这已不成问题,因为在统计局恢复以前,即已为国家计委原统计组安装了电子计算机并建立了计算中心。但是,事情并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原先建立的计算中心羽毛已丰,有自己的计算中心机房大楼和办公楼,所有干部都不愿意附属于国家统计局领导而愿意在国家计委领导下,都想在国家计委这棵大树下好乘凉,因为国家计委有权有势,财大气粗,打着这块招牌可以在天下横行无阻。然而,在国际上:一个叫“国家计委计算中心”,另一枚叫“国家计委、国家统计局计算中心”。在国际交往活动中,就用后一枚图章,在与中央各部委和全国各省市的行文交往中,就用前一枚图章。国家统计局恢复以后,想要计算中心做些数据处理工作使中央领导心中有数,这个任务非统计局莫属,除非统计局自己表示无能力完成,才能批转其它单位去干。国家统计局领导接到国务院的征询意见后,立即与我们搓商,我们当即表示,国家统计局计算中心有能力完成,而且完成得更好。于是我受托舞起了笔刀,有情、有理、有智、有节地起草了给国务院秘书长刘忠德和李鹏总理的信,,,,,,,,,,,,,,,,,

 

 

(机密,删除)

 

 

,国家统计局计算中心自上到下,团结一致,在国家统计局领导的直接关怀下,我们胜利地完成了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处理任务。张塞同志亲自出马到联合国驻京办事处谈判,争取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对中国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援款。但一开始普查,第四次人口普查仍然可以再用,不能再援助。

 

(机密,删除)

 

 

。中国人口众多,一个地市就相当中小国家的一个省,摸索出这样的经验,对联合国今后援助其它国家人口普查时,会带有普遍意义的。没想到这一通说辞真的打动了这位联合国官员的心,于是决心援助我们1100万美元,从而我们就用此项援款购买了美国惠普公司(HP)一批当时的高档微机,武装了各级统计部门的计算中心(至地、市一级政府),也就是用这批微机胜利地完成了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处理任务,得到了中央和联合国的高度好评。为此,联合国有关专家惊叹不已,认为用微机居然完成了十几亿人口普查数据处理的任务,这在世界上是一项创举,因此,后来联合国出钱还要请我们的专家到第三世界国家去,帮助和教会他们掌握用微机处理人口普查数据的技术。

 

 

(机密,删除)

 

 

我想:通过国家统计局工作的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在改革开放时期“人治与法治”、“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互斗争的必然现象,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但时代在前进,中国在发展,上述的一些不正常现象一定会得到克服。

 

 

 

 

老年丧子

-----长子亮儿英年早逝

 

1991年6月亮儿即将毕业,为了让妈妈分享他的欢乐与成功,邀请妈妈赴美国参加他的颁发硕士学位毕业仪式。毕业仪式还未举行,五月份的一天亮儿突然腹痛,经检查患了结肠癌。妻子提前赴美去医院护理儿子。经化验证明发现晚了,癌细胞已经扩散到淋巴,做了两次手术,均回天无术。美国医生给亮儿下达了死刑判决书:只能再活半年了。妻子在美国给我打来这样撕心列肺的越洋电话,我简直难以置信,我祈求这是一场恶梦!但是,这场恶梦总是不醒,我几乎支持不住了。

我们不能让亮儿在美国等死,只要有一线希望,都不能放过。1991年8

月28 日妻子将亮儿护送回到祖国,求救于中医和气功。一回到北京,就与北京肿瘤医院、北京协和医院联系,都因为晚期不愿收治,将亮儿转移到“军博”后面的一家疗养院。

于是求助气功。那时,气功被宣传得神乎其神,包治百病,凡疑难病症、绝症、西医治不了的病,气功都能治。经北京气功协会的一位高级工程师贾某的介绍,还请了一位气功师常住在家。气功师每天定时到疗养院为亮儿发功。气功师老婆孩子一家三口,我们都包吃包住。据贾某介绍,气功师的夫人能透视内脏,说亮儿的结肠已经慢慢在畅通了;气功师的两岁小孩的“天目”也开始张开,将来也可以透视等等,不一而足。尽管现在回想起都是荒唐话,但那时为了挽救亮儿,这也是一线希望,我们坚信不疑,不愿去怀疑。后来亮儿肠梗阻特别厉害,不能饮食,要求转院再做一次手术,作最后一拼。但气功师从中作梗,亮儿也看出了他的心态,我和亮儿商议不于理睬,经熟人帮助及时转入北京武警医院外科病房。

在武警医院亮儿住了三个多月,这是我们一生中最焦急、最劳累、最惨痛的日子。我们全家四口人昼夜24小时轮流守侯在亮儿的病床前。医院的全体员工听说一位从美国回来的留学生,在美国治不好,回来求助祖国医生治疗,所以他们也非常同情、非常重视。

我们全家盼望出现奇迹!但是手术后并未好转,仍然不能饮食,全靠体外输液供给营养。眼看亮儿一天天更加消瘦,最后就是皮包骨头像个骷髅了。在他最难受体力不支的时候,曾向妈妈提出要求:“妈,让医生给我打一针了结生命吧!”妈妈忍泪说:“傻孩子,别胡说了。”

1991年12月12日下午3时亮儿终因心力衰竭而去世,年仅27岁!

亮儿在生与死的面前很是豁达的。他知道自己得的是绝症,但未曾为此而流泪。他只曾经怨爸爸不该将他接回来治疗。他说:“我原以为你给我找了个医疗小组专门给我治病,没想到医院都不想接收我。知道是这样,我还不如死在美国,那里的医院服务好,死也死得痛快!,,,,,,”说着就跟我哭起来了。我心如刀割,心如刀绞!我这个无能的爸爸,爸爸对不起你啊。但是你不回来,你妈妈在异国他乡,也不能老守在你身边呀!她不会忍心扔下你独自回国呀!小光一个人也照顾不了你呀!你回来后爸爸和妹妹毕竟还能见你一面呀!亮儿啊,请原谅你这个自私的爸爸吧!

亮儿在武警医院住院期间,得到外科病房全体医务人员的同情、关照和赞扬。有人告诉我,外科主任常常在班会上号召向病人程玉亮学习:学习他在生与死问题上的豁达态度,学习他与病魔顽强搏斗的毅力,学习他在美国留学时自力更生、拼搏向上的精神。

亮儿先于爸爸、妈妈走了。在他住院治疗期间,我们看到了全过程,他纯粹是属于活活饿死的。苍天为什么如此不公,用这样残酷的手段夺走这样风华正茂的年轻生命!?亮儿去世的消息传到他母校的校园,凡是认识他的人,无不为之惋惜。他们不断地从美国寄来唁信和哀卡,在校园教堂里专门为Rick-YuliangCheng举行了200多人的追思会,一致认为亮儿是:“勤奋好学,乐于助人”的好青年。为了纪念亮儿是该校的硕士毕业生,校方还特地将亮儿的毕业证书寄来家中保存,表示对家长的慰问。

亮儿的骨灰盒安葬在北京西郊八宝山人民公墓,与其外公外婆墓地相邻。我们已与小明、小光交代:亮儿的墓碑下可容纳三个骨灰盒,另两个穴位留给我们百年之后享用,与亮儿共居一室,重叙团圆之梦。到时候请你们换个新碑,镶上我们三人的烧瓷照片,以供我们的后代来此凭吊和祭扫,看到你们个个健康茁壮的样子,我们将含笑九泉!

 

 

 

 

赴 美 探 亲

----喜抱胖孙

1995年秋妻子随北京市咨询考察团访问美国,从西到东访问了一大圈,结束后滞留美国十天去探视我们的二儿子小光和儿媳庞非。当时他们都有了固定工作并贷款买了房子。妻子去探视时就住在他们的新居。

妻子回来跟我说,那里的条件如何如何的好,有了固定工作可以要孩子了。妻子并向我学舌说,她已向儿媳面授机宜,如何才能怀孕,如何保护腹中胎儿,前三月后三月不能…..等等,把她过来人的切身经验统统传授给我们的好儿媳了。也真灵验,良师出高徒,妻子回来后,儿媳就怀了孕。

1996年7月3日我们添了个大胖孙子---我给他取的中国名字叫“恩伯”,寓意纪念他的伯父程玉亮对他们的恩情;他父母给他取的洋名叫“本杰明”(Benjaming)。恩伯刚刚两岁,也就是1998年7月11日,我们又添了第二个胖孙子---恩棣(也可叫恩弟),洋名叫“马克”(Mark)。我们老俩口就在1996年10月---1997年5月和1998年5月—11月分别两次赴美国探亲。这两次探亲,抱了两个胖孙子,给我们的精神世界增添了无限的乐趣,生命有了延续,我们的第三代又有了接班人。我们程家的种子撒到美洲开始开花结果,心里无限的欣慰!

儿童是国家的未来,儿童在美国很受优待。

我们的孙子自呱呱坠地时起,就有医疗保险;从来都不穿开裆裤,图省事,全用“尿不湿”,一天就要换七、八个,我们认为太浪费;婴儿食品系列化,奶粉及蔬菜水果制品按周岁以内不同月份配置齐全,买回就用;国家立法,不许打骂儿童,保护孩子的自尊心;外出儿车或儿篮如发现无人在旁保护,警察有权将婴儿抱走,属于无人抚养婴儿,交送孤儿院,治你“失职”罪;法律规定13岁以下少年在家必须有大人看管,以防意外事故发生;小学到高中均为免费义务教育等等,…….。我在前面说过,我过去的野蛮教子方法,如果在美国一定会被抓起来,就是来自这个道理。但是,他们在培养孩子的独立精神和勇敢精神方面,比我们的家长强得多。他们对孩子不娇生惯养,鼓励孩子登高爬梯,锻炼勇敢精神,即使摔哭了也不去搀扶,让自己爬起来;小孩一进幼儿园,就培养自理能力,吃饭糊上满嘴满脸满桌,听其自便,只是口头指导他如何正确*作,直至学会为止。

儿子和儿媳都在美国高科技领域工作,科技人员工作弹性较大,早去可以早回,晚去必须晚回,在8小时里都自觉地全心投入工作,不磨洋工。有时为了解决某一技术问题,还在家里研究到深夜。因为它有一套人事机制在无形中制约着员工:出工不出力或知识不更新,跟不上工作形势,老板炒你鱿鱼没商量。同时,领导对自己员工福利也很“关心”:鼓励员工买自己公司的股票,成为股东一员;季奖年奖,奖励很多;生日一到,生日礼品和蛋糕就送上门来了。

儿子的房子是在圣何西(San Jose)郊区,比较寂静安逸,单层楼房格式:三室、两厅、一个大车库和一个约230平米大后院;车库可以当乒乓球室(临时将车放在门外),后院可以让孙子嬉戏游玩;院中种有梨树、苹果树、柚子树和橘子树,有花卉和草坪。平常我们大部分都是吃自己院子里的水果,吃不完就自己榨果汁喝。前门还有两棵枫树、一块草地和几簇各种颜色的玫瑰花,四季常开!房前屋后都有自动喷水系统,定时为这些花草喷洒“雨露”。蓝天白云和葱翠夺目的花草相映成晖,环境的确优美。社区里,家家户户的环境都是如此,只是风格各异、树木花卉品种不同。人们对自己门前房后的美化和环境卫生非常注意,一到休息日,经常看到主人们在自己的“领地“范围内,黎明即起,洒扫庭除,修枝剪叶!所以,你在外面散步时,就如同在公园里溜达一样。

在这里,不像在国内,天天提篮出去买菜,而是开车到华人办的食品商场,粤式、沪式、川式各种食品、蔬菜和调料,应有尽有,任你挑选,采购回来够吃一周,反正放在冰箱里坏不了,这都是图省时省事省心。对于我们老人来说,就不那么方便了,比如临时想吃个什么东西,自己不会开车,距离商场又远,那就只好等到下一次了。

在外面散步千万不要侵犯人家的“领地”,特别不能在别人宅前院后探头探脑地张望,这种行为,一是被视为侵犯别人的隐私,二是被视为盗窃嫌疑犯,如果警告不听(听不懂英语更危险),房主有权开枪射击你,因为美国社会时有暴力事件发生,为保护自己,法律授权可以自卫。所以你在外面散步时,堂堂正正地走正道,一定注意不要误闯民宅。如果真有事找人家,应先去按门铃。

我们在那里探亲期间,经常有人来按门铃,一般先在“猫眼”里看看是谁再开门。按门铃的人,有上门推销产品的,有上门为慈善机构募捐的,也有来打招呼想在门前摘几朵玫瑰花的等等,由于我们的英语口语不行,儿子儿媳都上班去了,我们只能简单对付几句,摆摆手势、点头摇头打发了事。很有滑稽意义的一次,来了一位美国老太太,在门口同我们摆着手势、叽哩呱啦说了半天,我们还不明白她到底想干什么,最后老太太急得“汪、汪、汪….”地学狗叫,这时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她要去后院检查电器设备,问我们是否养有宠物,怕院里有狗咬她!明白了意思以后,大家都捧腹大笑。

我们经常推着儿车在外面玩,凡是遇到行人,彼此都相互问好,招手致意,像多年未见的老朋友。其实,谁也不认识谁,但这是礼貌规范。好在美国行人少,开车的多,我们有时溜达半个小时,也难得碰上一个行人。在中国如果也这样讲礼貌,那可不得了,遇到众多行人,个个都打招呼、点头示意,累死你不说,人家还以为你是精神病患者。这就是国情不同,不能照搬,更不能说我们缺少教养。

遇到节假日,除了开车出去玩以外,还是在华人圈子里活动多。在这里不管你是从大陆来的、台湾来的或是从香港来的,都是炎黄子孙,同在一个起跑线上,靠自己拼搏,大家一律平等,相互帮助。在找伴侣问题上,华人都希望找华人,因为没有语言、文化和习俗的隔阂。如果新来一位中国妙龄女子,追求者、介绍者纷至沓来,因为从总体来讲,华人男多女少。

黄家、程家在圣何西(San Jose)都有不少亲戚,相互邀请到家作客,相聚一起无政治环境束缚,对两岸三地的事情品头论足,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有一次,我们请台湾朋友全家七八口儿女到家聚会(老人原籍是我们安徽桐城人)在谈到两岸统一问题时,我当着台湾人的面说:“大陆十二亿人口,每人吐一口吐沫,都能把台湾人淹死!”儿子着急爸爸如此无礼,直瞪眼打岔,我忙改口说,这是大陆沙文主义的笑话,请不要介意。

我们这里是属于旧金山湾区,华人和亚裔人很多,据统计占旧金山人口的三分之一。中国的春节在美国是不放假的,惟独旧金山春节放假,因为华人和亚裔人都过春节。

华人为了保持自己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共同筹资,设有华语电台和电视台,播放两岸三地的消息;也有中文学校和中文报纸,但报纸都各有自己的政治背景,如《世界日报》是台湾资助的,《侨报》是大陆资助的,〈星岛日报〉和〈国际日报〉标榜中立,但也有她的背景,内情就搞不清楚了。

我们认识一位中文学校的校长,他虽来自台湾,而对大陆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颇为欣赏,经常溢于言表。但他对两岸的态度也诉说了一番苦衷。他说有一次庆祝该中文学校的校庆,请来了中国驻旧金山领事馆的人,也请了台湾来的人,共坐一堂,纷纷致辞,举行庆祝活动。领事馆的人在致辞结束时,给他留下一句令他颇为尴尬的话:“…..今天遗憾的是,会场上只悬挂了美国国旗和台湾的青天白日旗,而没有悬挂中国国旗。”他说,我从不偏袒台湾,但台湾为我们学校赞助了很多钱,我们办学全靠社会募集资金,美国政府决不会管我们的。我们是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我们不得不悬挂台湾的旗子。中国大陆如果也给我们学校赞助,我首先悬挂五星红旗,因为她是代表中国。可是中国一分钱没给我们,我不好向董事会交代呀!美国是个金钱社会,我真为难啊。我认为,台湾搞金钱外交,我们不可与它攀比,但援助华人办中文学校还是应该的,因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凝聚力是任何国家不可比拟。

美国各地图书馆很多,各种文字都有,当然少不了中文图书,借阅手续简便。我在这里借阅了不少大陆的“禁书”,我自信自己有判断识别能力,脑筋不会被“污染”,开阔了眼界,拓宽了思路,增加了知识。

华人在美国的职业结构逐渐在起变化,老一代的华人、华侨多从事较低级的行业工作;新一代华人、华侨已逐渐向高科技行业发展,特别从祖国大陆去的人从事高科技行业工作的很多。据有关资料介绍,美国有些高科技领域如果华人全部退出,马上就要瘫痪。但是,美国再吹嘘她民主自由和公平竞争,她对亚裔少数民族还是很有种族歧视的,华人干得再好,领导层、决策层主要还是白人占据着。

没有来过美国的人,都以为美国富裕,生活水平高,遍地黄金,俯拾皆是。但不尽然,要看对谁来说了。美国已发展到智力社会,人的才干已成第一位。如果你是真才实学的人,又能拼搏开创,黄金就在你的脚下,很快可以成为中产阶层;否则,那就不一定了。我在路边、屋檐下,经常看到乞丐和无家可归的流浪汉,而且还是白人。那些流浪汉也不亚于俄罗斯的“酒鬼”形象,让你不敢接近。我经常在报纸上看到中国某地“蛇头“将沿海地区的中国人偷度到美国。其实,即使幸运未被抓住,没有技能,到美国后也是过着非人的生活,因为语言不通、没有身份、偿还蛇头债务等等,苦难没有尽头。

我们在这里认识了这样一对从南京来的夫妇:男的是西医医生,不到60;女的是南京某单位精密仪器专业高级工程师,50多岁。1989年春节期间来美国探视姐姐,“六四事件“发生后他们还未回国,趁机向移民局说“怕回大陆受迫害”而滞留美国不回。美国佬根本不了解真情,也很天真,说他们聪明,但有时又很蠢,他们把在美国的中国人统统看成“清一色“,”六四“以后都可以在美国定居,以免这些人回国而受到共产党的”迫害“。其实“六四事件”跟他们很多人毫无关系,真正的目的是借“六四”的光,想在美国过上舒服生活。所以这些年来,南京来的这对夫妇丢下20来岁的儿子在国内不管,寄居姐姐篱下,等待拿美国的绿卡。她说,儿子经常在国际长途电话里哭诉,求爹妈回去。现在儿子已经30多岁了,他们告诉儿子,现在开放了,同女孩子什么行为都可以,比如同居,但就是不许儿子结婚,否则以后就无法将儿子移民到美国来了,等等…….讲得津津有味。 舒服生活并非那样易得,他们是寄居姐姐家,而不是在自己的子女家,姐姐都有子女,不会把财产分给他们。首先两人的英语都不行;其次美国规定外国的医生不许在美国行医;其三,妻子的那点技术在美国是无人问津的。为生活计,妻子到处找中国同胞,帮人看孩子当保姆。我们的第二个孙子还在娘胎时,她就来过我们家,想帮我们看孩子。我们天南海北谈得很热乎。他们已经拿到美国绿卡,年限不到,还不能加入美国籍,入籍后就可以享受美国老年人的生活补贴,不去当保姆了。这对夫妇的移民决心,真可谓“叹为观止“ ,但他们的损失也太大了。

美国是公开允许开赌场和妓院的国家,但不是每个州都允许,比如加州就不允许开赌场,因为加州是富州,这个赌场行业的钱要让穷州去赚,所以加州无赌场,想玩钱只能到邻近的内华达州(过去是美国的核武器试验场)里诺(Rino)赌城去。每逢休息日通往里诺高速公路的车流络绎不绝,我们也去凑过热闹,不是为赌,只为一览赌场风光。每周都有组织“发财团”的去里诺赌城,很便宜,每人只需交30美元玩两天,包吃、包住、包往返接送,还发给每人15美元筹码。听起来这个“发财团”要赔大本,其实不然。因为赌场和“发财团”是一条龙作业,“发财团”凭售出的进赌场的门票,可以兑回比30美元多得多的钱,而食宿和筹码均由赌场负担。赌场更不会吃亏,它就是利用“发财团”把想发财的人拉去下水,十个去的十个赌,十个赌的9.9个输。像我们这样输完15美元筹码为止的“赌徒”几乎没有。赌场楼上就是卧室,看起来很舒适漂亮,席梦思、盥洗室、空调机,样样俱全,但住起来就是憋闷难受,通风不畅,供氧不足,让你睡也不是,坐也不是。后来听人介绍说,赌场故意搞成这样,让你休息不成、逼你下去赌博,实在太缺德了。

 

 

 

 

后 记

 

1993年4月11日突发“主动脉夹层瘤”,主动脉血管内壁破裂,危在旦夕,经抢救保住了一条命。但北京阜外医院内科宋主任给我下达了“五年死缓”的判决书:这样的病,最多只能再活五年!

面对如此严峻的“判决”,悲观乎!?抗争乎!?我想,如果悲观,就只有等死;抗争乎?则抗争无门,无法找到阎王去申诉。想来想去,只有两个办法:其一,我要充分利用好这短暂的五年,抓紧时间好好享受,把自己想要做的事赶紧做完,机不可失,时不待我,小鬼真用铁练套我走时,我就大义凛然、昂首阔步地奔赴阎王殿当面进行抗争,质问阎王大人:我还不到60岁,在现代生活条件下还算年轻;我在人间从未贪污受贿,从未干过坏事,本性就不会吹牛拍马,难道你阎王老*也不分青红皂白乱抓人吗? 其二,我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在体质上加强锻炼,讲究食疗科学;在心理上,扫除丧子的悲影,再伤心亮儿也活不过来了。想开些,是天意的安排!

因此,我对自己这剩下的五年作了重新安排, 那就是:虽然没到退休年龄,我也请求不工作了;总结一下自己的一生,动手为我们程家编一本简明家谱(94

年即已编成)和写一本自己的回忆录留给我的后代.

回忆录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起来的。从1994年4月份开始写,为了争朝夕,赶时间,90年4月至9月就写完了第1--6,9--14等章节,都是家里的小保姆帮我打的字.此后,又忙着编家谱,直到95年春完毕。这样一忙乎,身体状况反而日渐转好,好象我与阎王有了心灵感应,他已知道我抗争有理,一时半晌阎王可能不会再找我的麻烦了。加之1996我喜得第一个胖孙子,赴美国探亲半年多;1998年我又喜得第二个胖孙子,再赴美国探亲半年,跑来跑去,安不下心,就把写回忆录的事放在一边了。时间已经过去好几年了,我已安然越过“五年死缓”的期限,人们都说我满面红光,定能延年益寿,自己听了也乐滋滋的,因而心中又在暗中策划,要为自己订下一个“五年计划”,再写点什么东西。但回忆录并未写完,老扔在一边也不是个事,所以最近又拾起来接着写第7--8,15—20,凑成20个章节和一个附录。这次都是我自己直接在电脑上边构思边打字而没有用笔写了,写成一篇就马上排版、插图、续页码等,打印一份样张,进行校对,一气呵成。我自己家里购置有高级电脑、彩色打印机、图片扫描仪、调制解调器以及光盘刻录机等等设备。所以,我的这本回忆录从写作到成书,就是在这个“一条龙生产线”上完成的,除了纸钱、喷墨钱以外,分文未花(如果在外面印刷,至少要好几万元)。在这“一条龙生产线”上,我身兼作者、打字员、校对、编辑、排版、美术、图片制作、网络员以及最后的装订工等。在电脑台前坐累了,就到附近菜市场当采购员,采购回来再上电脑台;再坐累了就下厨房当炊事员,刀功剁功,烹、炒、焖、溜,样样都行,如此“动”与“静”相互交替,以达到活动筋骨的目的,同时又充分利用了时间。我将这十几个工种集中于一身,还干得潇洒自如。但是,如果没有这些高科技条件,是不可想象的。

编写回忆录仅仅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我还花不少时间制作美术照片、编制电子像册,遨游网络世界,欣赏光盘制作的各种书籍或音乐等,真正做到了“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有不少朋友劝我下海,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合股开个什么公司,获取经济效益。可是那又太*心劳累,前半生已经活得够累了,我没有接受朋友们的建议。“钱“这东西是个怪物,古今中外,通过大量社会现象观察,有时是好东西,有时是坏东西,我认为够花略有后备就行。我在晚年只追求“为所欲为,不受约束”的自由生活(当然是在遵纪守法的前提下)。活到老,学到老,我为自己在夕阳岁月还能将这些高科技技术应用自如,能上能下,活得潇洒、活得充实,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感到安慰和自豪。

写回忆录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把一个人的一生浓缩在一本书里,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但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童年的回忆、青年时的拼搏、花季时在花丛中飞忙采蜜以及壮年时如何在惊涛骇浪中驾驭自己的命运之舟……等等,在茫茫时空中时隐时现地一幕幕飘忽在你的眼前。对于人生的回忆,法国的罗曼.罗兰有一段生动、绝妙的描述:

岁月悠悠,人生长河中开始浮起回忆的岛屿。最初是一些隐隐约约的小岛,那是露出于水面之上的几块零星的岩石。接着,又有新的岛屿开始在阳光下闪耀。茫茫时日,在伟大而单调的摆动中沉浮回转,令人难以辨认,但渐渐地终于显出一连串时而喜悦时而忧伤的首尾相衔的岁月,即便有时中断,但无数往事却仍能越过它们而连接在一起。

甜蜜的回忆,亲切的容貌,宛如谐音悠悠的旋律,不时萦回在你的心头,而在那往昔的经历中,纵有名邑大川、梦中风光,纵有恋人倩影,却怎么也比不上童年漫步时留在幼小的心灵上那深深的记忆,也比不上把小嘴贴在冰冷的窗上透过嘘满水汽的玻璃所看到的一角庭院那样叫人难忘。

回忆录切忌流水帐,还应交代当时的历史背景,要生动活泼,同时又要实事求是,不要给自己的脸上“贴金”,也不要轻易地给别人的脸上“抹黑”,这才是写回忆录的正确态度。我是力争按照上述原则写我的回忆录,并插上当时的照片,以求得文图并茂的效果,但肯定还有不足之处,留给我的儿孙后代去评说吧。

 

 

程斯煌 1999/7/20于北京

 

1955年国家统计局派我去苏联留学,学习计算机专业;1960年毕业回国,回国家统计局计算室工作,为统计工作的机械化、自动化默默地工作着;文革期间,由于体制变更的原因(国家统计局被取消),我被归属到国家计委计算中心(后来改为国家信息中心),1988年我又回到国家统计局计算中心,与广大的统计战线上的计算机工作者,继续默默地奉献着,直至1993年4月11日我突然病倒(主动脉血管内壁破裂,诊断为主动脉夹层瘤),经抢救算是保住了一条命,住医院半年多时间。出院后,我即病休疗养,再未上班,直至1994年7月办理退休手续为止。我有45年工龄,其中有40年时间,我一直是战斗在统计自动化工作的战线上!_至1994年7月办理退休手续为止。我退休后两袖清风,可以很自豪地对我的后代和同事说,我曾经也掌管过不小的财权,也主持过大型工程招标项目,在当今对市场经济管理还不完善的环境下,很容易失足或被拖下水的,所以我非常小心谨慎。我这一辈子没有贪污受贿一分钱,也没有私分过一分公款,一生堂堂正正为人,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共产党,无愧于祖先和后代!

 

站主: 本文作者是国家统计局计算中心原副主任,也是我的老领导。他的回忆录内容翔实感人,原文中有各个时期的照片一百八十多幅,以及七篇附件,这里只能节登本站主甚为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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