夕 阳 下 的 回 忆
目 录
１、前言 １１、“五七干校”生活
２、寻根问祖 １２、胡耀邦为我平反
３、步入社会 １３、日本之行
４、机遇与拼博 １４、隐蔽战线上的斗争
５、第二次机遇 １５、赴西欧考察记
６、开始留学生活 １６、赴美国考察记
７、留学生的政治生活 １７、艰苦创业 攀登高峰
８、有缘千里来相会 １８、老年丧子
９、同甘共苦 相濡以沫 １９、赴美探亲
１０、浪里飞舟闯“文革” ２０、后记
前言
我现在因病在家休养,有空闲时间，可以着手将自己的一生总结一下，同时也是为了打发时光，决定写这份回忆录。
写回忆录,一不是为自己树碑立传,更不是为了出版,最多只是自己用计算机打印几份,留给我的后代,将来让他们能了解我如何在这人世间走了一趟!他们或许能从中悟出某些道理来。
在回忆录里,我将不触及别人的隐私,更不会对别人妄加评论。实在与自己经历有关回避不了的，也只谈事不谈人 。但对我自己,我一定实事求是地来写我这篇回忆录。我将按照我们祖先的优良传统观念作为标准,来剖析自己的一生。 程斯煌 1994年4月26日 于北京
寻 根 问 祖
安徽省桐城县 双港镇 汪家户村, 有位名叫汪东侯的老先生, 在清朝光绪年间, 曾获秀才与举人之间的什么 "学位" , 一生清贫，以教京馆（私塾）为生。精通经史，国学渊博。家藏诗书满阁, 著述诗文颇多，他教出的学生，都是“进京赶考”之才。1931年秋老先生将小女儿汪佩兰许配给自己的门生程秉钧,其时二位伉俪年方十八,新婚即获“进门喜",于次年阴历九月初六日(公历1932年10月5日)生一男孩。 老先生喜添外孙,乐不可支,并受托为外孙起名。外孙在程氏家族中为"斯"字辈,要在 "斯" 字后面找个最好的字了。老先生精通经史, 就在经史的海洋里搜寻与"斯"字相连的好词儿。老先生思索着, 思索着......；有了，诗经里不是有"斯皇"的诗句吗!
<诗经>-(小雅)篇:
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其泣皇皇,朱芾斯皇,室家君王.
(译文:生下小儿郎,给他睡炕床,包上好衣裳,玩弄美玉璋.哭声多响亮,蔽膝闪红光,长大为君王.)
因此老先生说,外孙起名就叫“斯皇"吧!后来程家又请算命瞎子先生为斯皇算了一支命: 按八字时辰,斯皇的五行(金、木、水、火、土)中缺火。老先生说, 那就在外孙斯皇身旁放把火吧: 就叫"斯煌"。老先生的外孙程斯煌即我也。起名的来龙去脉,都是母亲告诉我的。
我出生在安徽桐城县石井村, 我是老大,下有三弟一妹。二弟与妹是龙凤孪生, 妹幼夭折, 二弟 16岁时亦少年早逝。三弟程斯辉曾在太湖县工商银行工作(经济师 ),于1988年去世（见本篇附记）。小弟程斯皋在湖北鄂州市省冶金建筑公司工作( 任总经理)。我们兄弟幼年丧父, 父亲程秉钧于1943年逝世时年方 30, 当时我年仅11岁,小弟 3岁。自此以后,30岁的年轻寡母,带领四个孩子,依靠八亩水田,含辛茹苦,煎熬岁月,母亲始终未改嫁, 直至我们长大成人。母亲所受的苦,除年轻守寡、 孤苦伶仃带着四个孩子、温饱不能,尚受政治上的迫害(1955年由于地方不法干部欲对我母施暴未成,遂打击报复,被非法改划成"地主份子"),并且一直不摘 "帽子", 在农村属于 "专政" 和"管制" 对象。自然, 我们兄弟几人都属于 "杀、关、管" 反动分子的子女了。"四人帮" 被打倒后,直至 1978 秋，我上诉中央，经胡耀邦同志批示，,着令有关部门落实知识份子政策以后,才得以平反。这样,母亲才于1979年春来北京与儿孙团聚。母亲所受的苦,非同一般。
小时候听老人说,别看我们现在穷,但我们祖辈八代都是书香人家,常常以此话自我安慰。到底是怎样的"书香"门第,我说不清楚了。只知祖辈不少人在清朝做过官，亲戚中有秀才、举人、翰林什么的。到民国时家族就逐渐衰落了。
父亲行四,祖母去世时,父亲尚是襁褓中的婴儿( 见附录：方兰淑表姐的文章《往事如湮》),祖父去世时,父亲才12岁。父亲读过私塾,也上过洋学堂(中学),大概是高中毕业,曾在县城的"合作指导处"当过科员、主任,因为民国时代也搞合作社事业,口号是:"人人为我 ,我为人人"。父亲先后曾在安徽的涡阳、巢县、六安、 临泉等县的合作部门工作过。1943年春父亲在临泉县工作时,已患晚期肺病,从临泉县用担架抬回,不到一周就去世了。记得刚抬回时,一直昏迷不醒,母亲忧心如焚,在那贫困的农村,缺医少药,又无医学知识, 曾经向菩萨烧香求救,抓点"香灰",充作灵丹妙药,喂父亲服下。 父亲临终前,突然"回光反照",清醒过来。记得家人把我叫到父亲面前( 他躺在躺椅上),听父亲的遗嘱。父亲断断续续的对我和母亲说:"一定要设法给斯煌念书......"。父亲的死,犹如晴天霹雳,母亲哭天喊地,几次晕过去。办丧事时,母亲和我披麻戴孝,在饭桌前(请办丧事人吃饭)为帮忙的人磕头作揖, 感谢大家的帮忙。其情其景,惨不忍睹。自此以后,母亲带着四个年幼的孩子, 依靠仅有的八亩水田(当地叫一担六斗种),而又无男劳动力耕种,开始了艰辛的生活。在那苦难的岁月里,母亲常常在深更半夜里独自啼哭,把我惊醒......。遵照父亲的遗嘱,母亲让我和二弟都继续上了私塾(当时我们村无小学,只有私塾门馆)。1944年春我又转到程祠小学, 一下跳到六年级,因为离家有五华里,所以住校。这时二弟斯庆已经缀学,准备务农。因为年纪小(当时二弟只9岁),所谓务农,也只是每天出去拾柴火。仅有的八亩水田,还得请人帮忙。
程祠小学的师资水平不错,教学质量较高,加之桐城自古以来都重视文化教育,重视培养人才。我因幼年丧父,度日艰难, 母亲克服一切困难让我上学,已经很不容易了,在我幼小的心灵里, 已知道用功学习,用实际行动报答母亲的恩情。因此,我在程祠小学读了一年半的书,收益匪浅。在程祠小学念书期间,我颇受老师的好评, 除功课成绩名列前茅外,据说比其他学生卫生、干净,长得眉清目秀。有一位黄程建中女老师(她丈夫在南京工作,将近三十来岁, 是校长程鹏年的妹妹),因为祠堂里"闹鬼",经常有 "狐狸大仙" 出没, 不敢独宿, 因而晚上睡觉, 让我陪她作伴。我常常以此为荣, 甚至现在老了,还常唠叨给我的老伴和孩子听。他们一听到这里，就打断我的话:"别讲了,我们听过多次了!"
1945年我在程祠小学毕业。如果继续上学, 就要到县城投考中学。如果考取了,必然要到学校寄宿(县城离家50华里),因而要缴纳相当数量的学费和膳食费。这对于我们家来说,是绝对负担不起的。
但不管怎样,也得进城考考看。1945年夏天某日,我起了个大早, 母亲给我炒了两碗干饭,吃饱肚子,带点干粮和毛笔、砚池( 买不起钢笔),步行 5 、6 个小时?,进城赶考。由于要考好几天, 就借住在我的三伯父家。我一共考了三个中学: 桐城中学、三育中学 (现在的桐城二中)和桐城简易师范 (简师) 。发榜结果:都在前十几名。其中,在桐城中学录取的几百名学生中,我名列第十七名。
三个学校都考取了,上哪个学校呢?当然,如果有钱,应该上桐城中学,它是省重点中学,历来教育质量很高, 有些富家子弟想考还考不上哩!然而对我来说,三个学校中,我最适合上"简师",原因是:一.它是公费,每学期只交五斗米的书本学杂费,连吃带住全包了;二,毕业后保证有份小学教师的工作,可以挣点工资,养家糊口, 为母亲分忧,正中下怀。这时我们家已经日趋困难了,连晚饭都吃不饱, 每人喝一碗稀饭就上床睡觉。这时, 我舅舅抚念兄妹之情, 向我们伸出了援助之手:一,每学期代我缴纳五斗米的书本杂费;二,自1946年春，舅舅让我母亲带领剩下的三个孩子住到他乡下的住宅(双港区汪家户)帮他看家,吃、住、用、烧等，就地取材，都是舅舅家的。对舅父的恩情，由于我1960年从苏联回国后自顾不暇：经济拮据，工资一分钱未长，属于“臭老九”的底层生活水平，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母亲是“戴帽地主”，妻子有海外关系，她有两个姐姐在台湾，一个姐姐在美国；我在“苏修”中过毒，我的一切言行都在受“考查”之中，等等，政治与经济处境均极其困难。想当年被选派出国留苏时是“天之娇子”，到处受人羡慕；学成归国后，倒落成这等倒霉的模样，还死要面子，羞羞搭搭，羞于向老家人暴光。所以，直到舅舅于1967年去世前，我也始终未能报答舅舅的恩情，终身负疚。中国的传统美德“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而我呢？！愧对舅舅的英灵，只能以后到九泉之下向您老人家当面请罪了！
舅舅乡下的住宅很漂亮,富有田园诗意:三进中式楼房,古色古香。住宅就建在一个大竹园里:春天鸟语花香,郁郁葱葱;夏天蛙叫蝉鸣,荷香四溢;秋天天高气爽,云淡风清;冬天那竹林特有的高尚气节, 虽雪压枝头,仍傲霜抗雪。沿着竹园四周还有个小溪流水,溪流中鱼
儿虾儿游动。溪流外就是油菜花黄和碧绿的田野，好一个田园风光！这漂亮的住宅,并非是外祖父的遗产,据说都是外祖母和舅舅共同经营建造起来的。我的外祖父就在这富有诗意的田园风光的环境里教了一辈子书(私塾),我父亲曾经就是外公的"门生"。 现在妈妈又回到娘家来了,她对周围的环境当然很熟悉,暂时生活又有了保证, 心情愉快, 得心应手。喂鸡、养鸭、种菜,样样都行。 我记得春天时节,母亲经常采摘鲜嫩的竹笋炒给我们吃,真是美味极了。这样的生活,妈妈从1946年春住到1949年春解放时,才从娘家搬回我们石井村老家。听说,1950年土改时,舅舅家被划为地主, 房舍及土地全被没收,分给了农民。外祖父遗留下的古书、字画,也被没收 ,听说被充公送到天城中学的图书馆。外祖父的手迹和书稿, 还是汪吟田大表哥 (长魁之父) 下跪求情,才得以保留了一部分。大表哥汪吟田小时候在祖父（我的外祖父）的熏陶下，国学基础非常雄厚，经、史、子、集门门都懂，他在上中学时倍受老师的赏识。1947年我失学期间（因内战桐城简师停课），表哥在家办了个门馆（私塾），还教我读过古文和诗经。课余常常讲些古代才子佳人的趣话。如讲到宋朝苏家才子时：《一天，苏小妹蹲在池塘边迟鱼、收拾鱼，这时她的哥哥苏轼正好骑了一匹马路过池塘边，见到妹妹那副模样就想戏谑一番，拿妹妹开开心！苏轼便说：“小妹，你辛苦了！为了给你解解闷，我出一付对联请你应对好吗？“苏小妹听声抬头一看，见到调皮而又多才的哥哥，悠闲自在地手持缰绳骑马溜达，便迷着眼不屑一顾地说：”吃饱了撑的，你出吧！“于是苏轼出上联曰：“妹妹迟鱼，蹲下，劈开两块。”苏小妹一听，知此联语意双关、雅中有俗，瞧着哥哥不但悠闲自在地骑着马，腰带背后还插了一根马鞭，侍才傲物的样子。苏小妹心中暗想：难不倒我，我也得给你一颗暗钉子吃吃。“听着，哥哥！我对的下联是：“哥哥骑马，背上，插进一鞭！”苏轼听完会意地一笑，作揖认输离开。 》
类似这些对联故事，使我听了频频入神，拍案叫绝，至今言犹在耳。
大表哥不但满腹经纶，还知道许多花边野史。他称得上是一位杰出的语文教师，尤其是在古文方面。可惜，1958年大跃进和后来的困难饥荒时期，大表哥表嫂都因劳累和饥饿于1959年先后早逝，撒手丢下一个只有9岁的孩子----长魁表侄，受尽磨难，历经人间艰苦，一个孤儿，在困难的道路上拼搏挣扎，终于凭自己的双手劳动，自食其力，后来建立了家庭，并育有两子一女，两个儿子都是大学毕业，可谓继承了祖上的书香门第，堪可告慰他的双亲和祖父母在天之灵！
现在再把话拉回来。我在舅舅的资助下,得以进了 "简师" 读书。"简师"就设在桐城县城中心孔夫子的"文庙"内,校风良好,师资颇佳。主要任课老师都是大学毕业的,教学方法和表达技巧都很好,旁证博引,吸引学生听课。如有一位地理老师,他的课被排在下午讲授,当发现学生快打瞌睡时,他就结合地理讲诗文、对联, 讲历史典故 。如讲到中国大运河北起河北通州 ( 今通县 )、南至江苏南通 ( 南通州 ) 时,他为了给学生提神和加深记忆, 他提高嗓门说 :《南通州,北通州,南北通州通南北》;请大家对下联。此联要求严谨, 名词对名词, 动词对动词, 方向位置对方向位置。"当然,我们这方面的文学修养都差,面面向觑,但都来了神,期待老师的"下联答案"。这时精明的老师慢条斯理、 摇头晃脑、拉着八股长腔曰:《东当铺，西当铺,东西当铺当东西》。对得妙不可言,吾等学子,佩服得五体投地，终生难忘!
当然也有混饭吃的老师，如有位教"公民课"(政治课)的老师 ,口口声声要重视教育、尊师重道,爱国家、爱领袖。 不论在课堂上或会场上,当他一讲到"蒋委员长"时,两脚一并,巴啦一响,马上立正,以表示对"蒋委员长"的尊敬,讲十次就要立正十次,像犯了神经病似的,同时要求我们学生也跟他一样"立正",弄得大家啼笑皆非。我以为他真是对"党国和领袖"无限忠诚。无巧不成书。这位"公民课"郑老师,是我大伯父前妻的弟弟,他得知我是程家后代时, 对我还蛮关心的,经常问长问短。他责怪我:"你考取桐城中学不上,偏来上这个穷师范。将来出去当小学教员不会有多大作为!" ，"社会如此腐败,兵荒马乱,民不聊生。我们老了,没有办法了。可你还是个小孩, 你们家就不能咬咬牙,为你将来着想啊!"等等。我年幼丧父，家庭困难, 他不太清楚。可是他口吐真言,毫无虚情假意,我听了很受感动。这时, 他在我的心目中,又是一位善良、慈祥的老人!这时的他与讲台上的他 ,判若两人! 看来古今中外教政治课的老师, 迫于形势, 大概都不敢讲真话。可我理解他们被迫"两面派"的行为,因为他们也要吃饭。
当时"简师"的校长叫尹硕夫,又名尹宽，是二十年代赴法勤工俭学的留学生。在法国还娶了法国妻子并生了小孩,未带回来。 据说当时他与中共在法国的许多革命者、领导人都共过事、同过学。记得我们有位老师曾经鼓动我们学生: " 喂!碰上尹校长时,你们问问他 ,托洛茨基是什么人!?"后来我们才知道尹校长曾经是共产党内的"托派",还担任过"托派"的宣传部长。但尹校长为人正派, 对教员的教学工作要求很严,我曾经看见他当着我们的面,训斥一位教学不认真的老师。有关他的历史，桐城县志有如下记载：
“------民国16年2月,参加上海第三次武装暴动最高领导机构特别委员会,与周恩来、罗亦龙、 赵世炎、李立三、陈延年等人致电中共中央，提出“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四. 一二”大屠杀后，出席了在武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留中央宣传部工作，主编『向导』周报。民国１７年３月，中共安徽临时省委恢复，尹宽任书记。民国１８年５月，安徽临时省委撤消，尹宽离任。此间，他通过王平一接触托洛茨基理论，并说服陈独秀组成中国“托派”、“陈独秀派”，在党内进行宗派活动。同年冬，尹宽被开除出党。民国２０年和２４年，两度被国民党逮捕。２６年８月出狱，在桐城、东至等地从事教育工作。民国３７年夏去上海参加由彭述之主持的“托派”代表会，被选为“中央委员”，担任“宣传部长”，并在上海新中国学院任教。民国３８年２月回桐城。１９５０年１０月６日被公安机关逮捕，关押于上海监狱，１９６５年９月释放。１９６７年７月自缢身亡。”
"简师"是四年制毕业。我于1945年秋入学,按理应于1949 年秋毕业。但这四年中(1945 -1949),正是国共两党内战激烈时期,桐城曾经成为"拉锯战"地区,桐城的一些中学都停过课。我们"简师" 在1947年也停课半年多,所以,实际上我在"简师"只读了三年书, 不算毕业。
1948年春，我险些被国民党军队骗去当了兵。那是国民党黄伯滔部队派人到桐城招学生兵, 说是技术兵种,可以学到好多技术, 大有发展前途。我与几位家庭困难的同学偷偷地报了名, 并且马上被“录取”了。来招生的是个连长。老天有眼,连续几天下大雪, 公路不通汽车, 未能将我们马上带走。就在这节骨眼上, 我舅舅找到我三伯父, 说斯煌要当兵去, 问我三伯父怎么办? 三伯父马上找到我, 不许我去, 并且说, “你若无钱念书, 我给你钱! 就是不能去当兵。”这样, 我才没有走成。后来想起来也怪可怕的, 如果不是下雪, 不是三伯父阻拦我, 我可能在战场上为国民党当了炮灰 ,是死是活就难以预料了,我的个人经历就不是这样写了。 我少年糊涂无知,在这人生的十字路口, 我的三伯父起了极为关键的作用。我永远要感谢我的三伯父和我的舅舅。
解放后, 1949年秋"简师" 又被撤销,合并到巢湖地区的黄麓师范(张治中老家，是他资助办的)。我由于住在乡下,消息闭塞,也无人通知我,未能按时报到复考,错失良机。等我知道消息时,已是旧历十月份了。为了试试看,抱着一线希望 ,我与同学汪家生君结伴同行,挑着一副担子(扁担的一头是行李,另一头是二斗米),起早贪黑,步行三、四天,沿途在乡亲家借宿(无钱买车票,无钱住客店)。乡亲们都不错, 见到我们这两个疲惫不堪的可怜的孩子,主动给我们烧火烧水煮饭吃。恻隐之心,人皆有之! 到达黄麓师范以后,在熟同学的引见下,向校领导阐述理由, 苦苦哀求收下我们这两个可怜的乡下学生。但由于时间太晚,怕我们跟不上课,校方执意不收留我们,我们哭丧着脸,怀着羡慕的心情, 环视着比桐城简师好得多的校舍,离开黄麓师范的校门,又挑着小担子赶路回家。在乘小木船过巢湖时,不巧遇上了台风,船在巢湖中心迎风搏浪, 时而倾斜,时而摇幌,几乎葬身湖底,把我们吓得面如土色。 在三河镇登岸后,我们两人继续挑着小担子赶路回家。回家失学,前途渺茫 ,又不甘心当农民,痛苦不堪。为了寻求出路,1949年下半年有一段时间,我为村里民办教师程效川君无报酬地帮忙改作业、判卷子、 写总结等之类的工作,想以此表现一下自己的工作能力,也能混上个 "民办小学教师"的工作。
1950年正月我在新安渡小镇子上看到了安庆师范学校招生广告。我立即找同学汪家生君商量,步行 90 华里,前往安庆报考。当发榜时,我俩全被录取,学习期间一切全是公费,实在高兴极了。 上学以后,原以为安庆师范一定是分高一、高二、高三班,按步就班地学习各门文化课,能够学习不少知识。谁知入学后大吃一惊:学员中有像我这样16 ─ 17岁的社会青年,也有 30 ─ 50多岁的失业中、小学教师。学的课程既无数、理、化,也无文、史、地;分班时, 既无高一,又无高二、高三班,而是老班、中班和小班。自不待言, 我是分到"小班"了。讲课的时间划分法,当时我听了也很新鲜:分第一单元,第二单元,第三单元.....等。讲课的内容只是社会发展史、检查旧人生观,树立新人生观等等,教师就是一位打过游击的有些文化知识的老干部崔某,这位老兄顶能"侃",有时能把我们这些老少三代的学员 "侃" 得频频入神 (如何打游击;如何抓到特务、汉奸等), 侃得轰堂大笑。这些内容,在当时我从未听说过,像听故事一样, 对共产党佩服得五体投地。在伙食方面,吃得特别好,天天有荤; 安庆就在长江边上,每周都要吃一顿长江产的"鲥鱼"(这种珍品, 由于江水污染,现在已极少见了)。住的是楼房,照明是电灯、日光灯。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电灯,心想这玩意儿真好, 比小油灯强多了。这一切对我来说,无异是天堂生活。有一次我回家,村里人都说我长得又红又白又胖,与离家时的我相比较,判若两人, 乡亲们都问我吃了什么好东西! 当"检查旧人生观"、"树立新人生观"时, 每人都要结合自己的思想,总结过去,展望未来,并写出书面材料。 我的总结材料从文理、逻辑和认识都写得不错,对新社会充满了激情,被班主任推荐为"典型",让同学们参考。有两位安庆小姐可能才思枯竭,经常笑脸相迎,跟我套近乎,求我代笔写总结,我欣然从命,从而引起我对小姐们的遐想......结业分手时,我拿着纪念本请她们题词(实际上想让她们留个通信地址,日后好联系),她们题了词,却没留通信地址。我记得其中一位马小姐的题词是:"拿破伦决不是唯一的人物!" 好家伙,冠冕堂皇,华而不实地鼓励我去当第二个拿破伦。拿破伦是法国历史上不可一世的皇帝,曾征服整个欧洲,我哪有这个野心。我是乡间蓬雀,焉有鸿鹄之志!我明白了, 她们只是利用我这支笔杆帮助过关,我纯粹是自作多情!其实我也太傻太天真了, 这两位小姐的父亲,在国民党政府当过不小的官,在大后方重庆都混迹过。抗战胜利后,全家坐飞机迁居南京。解放时没去成台湾,溜回安庆老家。这些小姐们突然失去了依靠,无业可就,无学可上, 才考进了安庆师范。她们虽然文笔不行, 但见多识广, 眼光很高, 那看得上我这个土包子呢 !?
================================
附记
1988年11月6日晚我的三弟斯辉突然感觉胸闷难受，自己捶胸深呼吸，想藉以缓解；但胸闷逾来逾重，请来邻居医生急救，口对口呼吸，终于病情来势凶猛，回天无术，丢下孤儿寡母，撒手人寰。我与斯皋于11月8日赶到太湖县城，孤儿寡母跪在我们面前，其情其景，惨不忍睹。
太湖工商银行全体员工为斯辉开了追悼大会，悬挂了很多挽联，如其中两付：
太湖支行挽联
斯民一生方正，直道而行，俯首如牛甘作苦；
翼三代姻亲，坦诚相见，捶胸去世乐生悲。
太湖支行计划股挽联
不装腔作势，虽职微俸薄，但活得堂皇正大；
无假意虚心，且言纳心厚，便死也磊落光明。
安庆市支行和支行工会还为斯辉送了花圈。
在处理丧事过程中，县行领导和许多同事，见其一生清贫，厚道老实，大家极为同情，故为其仗义执言，给予许多的照顾和帮助。尤其是韦赐宝行长自始至终亲自张罗，*办他的善后工作。
工商银行太湖支行向安庆市支行写了报告[太工银字（88）76号]：“呈批解决死亡干部子女程玉萍同志补充招工问题的报告”，斯辉长女玉萍才得以在银行就业工作；此外，还给其老岳母终身生活补助，给其小女玉宁生活补助至18岁。
一般在生活困难环境下成长的孩子，都能够得到锻炼。我的侄女玉萍工作兢兢业业，结婚后在丈夫黄乐平的帮助和鼓励下，业务水平不断提高，凭着自己的业务实力，已经考入安庆市银行工作；我的小侄女玉宁已是安徽芜湖教育学院外贸英语系二年级的学生，刻苦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凡此种种，均可告慰他们九泉之下的父亲！
（注斯 的名字比较孤僻， 字新华字典和电脑里都没有，很多人也不认识，所以从小学开始，好多老师就将他写成“斯辉”。）
步 入 社 会
1950年5月，我们小班的同学，突然被通知到"安庆干部学校"集训,学习 "怎样划分农村阶级成份 ", 学习"土地改革法",参加土改工作队,将来当干部,不当教员了。我当时还思想不通,一心想当教员,教员有点薪金,可以养家。而当时当干部, 都是供给制,无钱可拿。最后,大势所趋,随大流我也进了安庆干部学校,自此算我正式参加了革命工作,我后来填表参加工作时间和工龄时间,都是从1950年5月算起。
干部学校学员有三部分人组成:解放军、 农村基层干部和青年学生。土改工作队的确需要这三种人组成:一是解放军(排以上军官),都带着枪,是起威慑作用;二是基层干部,都是贫苦农民出身, 知己知彼,具有丰富的农村工作经验;三是我们青年学生具有文化知识 ,可以弥补上述二种人的不足,起个"文秘"作用,同时都年轻,"旧意识"少,接受新鲜事物快。
在安庆干部学校经过几个月的政策学习和政治洗礼后,组成"安庆地委土改工作队 ",被派往安庆所辖管的各县(桐城、怀宁、潜山、太湖、宿松、望江、岳西),我被分到桐城县,先后在棕阳、 南岭、大关、老梅等区搞了四、五期土地改革。每转移一个地方时, 就像战士行军一样,捆上个大背包(被子、衣物),双肩背在后背上, 包上面还有一把胡琴和笛子。落脚后,工作队和村民们拉呀吹呀唱呀,籍 以发动群众,联络感情。我拉二胡和吹笛子的技巧, 就是那时学会的。那时真是热火朝天,生气勃勃。在那如火如荼、 翻天覆地的土改斗争中,的确在自己小小年纪刚刚迈入社会之始,就受到了锻炼和教育。对农村的生活虽不陌生,但对受压贫苦农民的血泪控诉,还是第一次听到;原以为自己少年丧父,寡母幼弟无依无靠,已很悲惨了。可是在"土地改革"运动中,我亲眼目睹,亲耳闻听到还有更苦更惨的人。他们中是几代人目不识丁,我家是几代"书香"人家;他们中有卖儿卖女,被抓丁抓夫的,我却还有个地主舅舅的帮助。在每期的土改工作组中(3 - 5人),我是年纪最小的,不是唱主角,而是参加" 查帐"、"丈量土地面积"、"写标语写总结"、"核发土地证"等等工作。做这些工作时,主要还是组织当地的老先生、民办教师等人来完成。如果不是共产党的崇高威望和解放军的威慑力量, 对我这个一上台讲话就心跳脸红的毛头小子,他们才不会卖账哩!
我国在制定土改政策时,比起十月革命后的苏联, 要宽大得多。当时苏联对地主、资本家和富农,多是斩光杀绝,赶出国境。据说我国东北哈尔滨一带的白俄移民和白俄妓女, 就是那时从苏联逃出来的地主、富农、资本家及其子女。而我国对地、富都分配一份与农民同等的土地和农具,让其自食其力;对有人命血债的恶霸地主,经过公审,才采取镇压政策,颇得人心。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的农村实际情况而制定的中国土改政策。
1951春土改结束后, 我做梦也想在小县城内能分配个安定的工作,因为这两年尽在农村转悠,这里打一枪,那里放一炮,换个地方又跑,真像打游击一样,在文化知识方面,很难得到提高,而自己的求知欲又极强。就在此时,领导通知我,土改已经结束,马上就要开展"农村合作化"运动,调我到"县委农村工作部"工作。心里凉了半截, 又要到农村"打游击"去了。服从组织分配,不能讨价还价,这铁的纪律,我顺从地跟着领导开赴"农村前线"去了。干什么工作,不能由我自主;想什么问题,任凭我海阔天空，就由不得你了: 我一心一意想当"作家", 尽管幼稚可笑! 我要好好安排如何实现我的"理想"了。我像以前参加 "土改"时一样,忙完自己的工作以后,白天抽空,晚上熬夜, 将自己的所闻所见所思,写成通讯向报社投稿,看报刊杂志,读文学作品等等。当时的书报很少,只好借,只好"拿"。所谓"拿", 是指在土改查封地主家财时, 发现桐城县的有些地主家文化素质很高, 家里有古书 ,也有现代书, 例如有三十年代左联领导出版的文学杂志, 鲁迅、巴金等的著作都有。他们中有不少是世代相传下来的书香门第, 名门望族。据桐城县志记载, 在这些族群里面, 明、清两朝科举时代曾涌现了 286名进士,居全国之首;在民国时代 ,居高官显贵者, 亦大有人在; 在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斗争中, 这些族群的后代有不少是参与者、急先锋,如前外交部长黄镇、前农工民主党主席章伯钧等都是我们桐城人，还有不少人成了革命先烈。土改时这些人的家庭虽然被划成了"地主",但"土改法"规定,都予以优抚照顾。农民对地主家的书是毫无兴趣的,而我如饥似渴,不免"顺手牵羊","拿" 了不少书,作为自己的精神食粮,说严格些,实际就是"偷"。桐城流传一种说法,即:"偷书不犯法",何况我是"拿"地主的书!当时土改政策明确规定,只没收地主多于当地平均数以外的土地、房屋和农具,其它如浮财、书籍等均不在没收之列。我当时"拿"书的行为, 若被领导发现,一定会遭到批评的。当时就是这样去适应环境,千方百计去提高自己,实现我的"理想" ! 与此同时,我仍与以前当土改队员一样,从包干制中力所能及地节约出零花钱,捎回家去,贴补母亲和弟弟们的生活费。听说我捎回的这点钱,大有用处。因为那时刚刚解放,农村极其困难,农民吃盐都是用鸡蛋去换。而我每月捎回10元8元的钱 ,都被村里人羡慕不已,并且"恭维"我母亲说,你老人熬出头了, 儿子能挣钱了等等......
机 遇 与 拼 搏
1951─1952年春,正值我在农村从事“农业合作化”试点工作时，从县城传来消息, 说国家要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急需建设人才,因而高校要扩大招生, 但由于战争创伤和刚解放不久, 应届高中毕业生供不应求, 要抽调高中肄业文化程度的青年干部报考大学去,并且首批已从桐城县抽走 5名。 这个消息给我以极大的震动,虽然我在桐城"简师"只读了三年书,按照普通初中算是毕业,若按四年制的"简师"还不算毕业。但我为挤入"高中肄业"的队伍,我说我们简师是四年制,相当于高一水平,也算高中肄业。果然这一招很灵,过不几天,我和几名青年被选送到芜湖市的" 干部文化补习班",重点是强化补习高中的"数、理、化"课程。补习班上教我们的教师,都是从重点中学抽来最有教学经验的教师,讲得非常生动活泼!我们这些调干学生的水平参差不齐 ,从高一到大一都有,我心里有数,自己的数、理、化基础差，知道自己是老几,必须认真对待,拼死拼活也要学好,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必须考上大学,这是我梦寐以求的心愿。说也奇怪,我那时不知哪来的那么大精神,春困秋乏,别人午睡,我就是睡不着;别人在课堂上打瞌睡,我却入了迷似的听讲、记笔记,老师讲得又好,枯燥中带幽默,理论中有实际,.....,结论简明,我都一一掌握。在六、七十人的班上, 根据每次完成作业的水平，我受到老师的表扬,说我的思维能力非常敏捷。由于成绩很好,我成了小组的辅导员，都说我进入名牌工科大学不成问题。 那时满脑子里都浮现着大学生、工程师的影子。
1952年正是全国各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 其它大学都是10月份开学, 唯独中国人民大学是解放后新成立的新型大学, 不存在院系调整问题, 它是9月1日开学。于是首先派人到各省提前招生, 也到各省干部补习班挑选学生。因为我的成绩在班上属于前列, 被挑选到 "人大" 来了。来到 "人大" 以后,被分配到工业统计系,而且是专科,不是本科,思想极其不通, 心想凭我的成绩完全可以学理工本科,将来可以当工程师,为什么选我来学统计,将来当统计员?! 学习成绩好, 反而倒霉,还不如成绩差些,不被挑到 "人大" 来。想来想去,思想不通没有用,以前也进行了"树立新人生观"的教育, 胳膊扭不过大腿,还要听党的话,服从组织分配,现实点吧!心想早点毕业也好,家里有老母幼弟还在嗷嗷待哺。 人要善于适应各种各样的环境,"适者生存",自己创造条件去迎接挑战。所以我在 "人大" 闹了一阵情绪后,自我冷静下来了,安心在 "人大" 学习,直至1953年夏,在"人大" 统计专科毕业。在 "人大" 学习期间,我属于调干生, 平均每月发给28元生活费。我每月除10元伙食费、3元零花外,剩下的15元全部寄回家了,作赡养老母和弟弟们的生活补贴。 别瞧不起这15元钱,那时在农村有这点经济来源,就很不错了。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就在1953年春,我的二弟斯庆因患腿疮,无钱医治,我在北京上学,也束手无策。 记得当时祖光兄还专门给我来信,要求设法给斯庆治病,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当时 "人大" 的统计系对调干学生还颇照顾,给我补助了50元钱。 我立即寄回49元(我因身无分文,剩下那1元钱用作寄费了)给二弟治病。可惜拖的时间太长了,在接到下次回信时,二弟因并发肺炎而已去世。后来听说,二弟也很懂事,知道家境困难,死前还嘱咐母亲,不要为他买棺材,埋掉算了,并且死前还要看我的照片, 怀念他在北京上大学的大哥。我听到这些叙述,心如刀绞!刚刚16岁的少年, 就这样在贫病交迫中死去,连一张照片也没留下，多么可惜啊!母亲老年丧子,又受到一次沉重的打击!
1953年夏,我在 "人大" 毕业后,校方及党组织为我们作动员报告,那时 "人大" 的校长是吴玉章,副校长是成仿吾、邹鲁风等人 ,号召我们听从祖国召唤,服从组织分配,到祖国最需要最艰苦的地方去! 当时我们这些青年思想非常单纯,没有二话可说,根本不挑剔地区、专业、单位,真正听从祖国召唤。记得在宣布分配名单时,系里负责同志叫名字:某某到东北沈阳;某某到唐山;某某到兰州;某某到四川......,就是没叫到我的名字。心想我是不是还回安徽省去?!也好,离家近些可以更好的照顾家。 几百名同学的分配名单都宣布完了,最后念到了我和另外几名同学,告诉我们分配到国家统计局 ,明天来车接我们。啊!原来我被留在北京,而且还分配到中央机关 ,做梦也没想到。我打心眼里就不想做枯燥无味的统计工作。分配到统计局后,人事部门征求我的意见：可以搞工业统计工作, 这工作不仅和数字打交道,还要善于经济分析,写分析报告； 也可以做编辑工作,出版统计刊物和书籍,但对经济理论和文字水平的要求都相当高。两个部门都需要人,问我愿意到那儿去。我毫不犹豫地说,我愿做编辑工作。那位人事干部审视了我半天,好像在说,别人都没敢说去当编辑,你这个毛头小伙子行吗?但她既主动征询意见,也就没说什么。只是说:那好吧!先去试试,如果不行还可以调到其它司处工作。 我就这样到国家统计局编译室当上了"小编辑"。我周围的人, 有高拱辰、蒋朝渊、曾定之、白江、王宗林、赵德育等几位俄文翻译, 那时全面学习苏联,专门翻译苏联的经济理论文章;有曾经在清华大学教政治经济学的黄德一教授,还有一位解放前就大学毕业的郭大姐(郭静君)等。当然,我周围都是这样高层次的人,重任不会交给我,说实在的,我那时也没有那样的水平。所以一开始就安排我跑印刷厂,刊物的排版,标题的美化、插图以及一般的文字审校等工作。 我干得很起劲,的确学了不少东西,得到了锻炼和提高。我于1985年能够独自一人编出了"吴黄綮秀纪念册",以及我先后负责编辑、 编写和翻译的科技书籍,都和那时打下的基础分不开。
说到我在编译室工作期间,还有一个小插曲。 有一次在排版印刷刊物时, 由于校对错误, 将当时的国家副主席兼国家计委主席高岗的名字印成了"高冈", 把高岗的"山"头砍掉了。这责任也有我一份, 因我疏忽没有校对出来。可这一下把我们那位负责的黄教授吓坏了。我们就在高岗的办公楼边工作, 要高岗的"脑袋"还了得!(那时高饶事件还未发生) 他吓得直愣神抽烟, 唉声叹气, 两眼发直,嘴里直"嘬鱼刺"，像要大祸临头。这位教授是个老知识份子, 要求进步,申请加入共产党,正在批判自己的"旧人生观",树立自己的"新人生观"。出了这么个大错,他怕有理说不清。我倒是很轻松自如地来了一句 :"甭怕!现在是新社会,共产党英明,不会搞文字狱的!"他瞪了我一眼:"你不怕,俺是头头,俺要负责任呀!"(河南口音)从这个小插曲里,可以看出建国初期老知识份子和我这个"小知识份子"两种不同的心态。当然,这次的工作失误,并没有引起什么风波,采取"更正" 的办法处理了。
我在国家统计局工作期间,非常惬意,也得心应手。当时已实行薪金制,一开始我就被定为21级工资,月薪62元, 其中有一半寄回老家供养老母和弟弟上学用。居住与办公条件也大有改善, 从东城北河沿小平房一下迁到西城三里河的小洋楼(是苏联专家设计的,即现在的计委大院),这在当时的北京城,已经很"美"了。 当时的国内外环境对我国的建设很有利:在朝鲜,中国人民志愿军与美国佬打成了平局,把所谓的"联合国"军扼制在"三八"线以南,迫使美国签订了朝鲜停战协定;在国内土改已经结束,农村形势稳定, 农民积极性大大提高。全国上下都处在火热的建设高潮中。更重要的是, 中国共产党解放大陆后,当时所实行的各项经济政策,符合国情,深得民心,共产党的威信空前提高。在这种形势下,当时,我作为一个青年人, 也深受鼓舞,除完成本职工作外,也积极参加社会工作。我工作之余,就是读书看报, 订阅文学杂志, 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以便能更好地胜任编辑工作。 我还像在农村工作时的理想一样,幻想当一名作家,出出"名气"。我的这种思想,在我1979年加入共产党之前,一直当作"资产阶级成名成家"思想,受到批判和进行自我批判,可一直就是泯灭不了。现在看来, 成名成家思想,未必不对。作为一个人,在不违背社会道德和国家利益的前提下,有点自己的打算和追求,又有什么不好呢?! 相反,如果失去了个人的理想和追求,不独立思考,人云亦云,虚度年华,碌碌无为,岂不可悲吗?
第二次机遇
我被分配到国家统计局以后,正赶上朝鲜战争 停战。1949年共和国成立不久,即遇上朝鲜战争。 朝鲜与中国唇齿相依,唇亡则齿寒。当时毛泽东主席作了一个大胆的决策:出兵朝鲜, 抗美援朝。自我在农村土改时起,那"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的嘹亮歌声,唱遍祖国的大江南北。仅就出兵朝鲜、敢与美国佬抗衡较量, 就足以显示毛泽东的宏伟气魄与英雄胆略。中国在朝鲜把美国佬顶住了,打了个平局,于1953年 10 月在板门店签订了停战协定。但战场上所消耗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肯定是相当惊人的。记得我在土改时按照宣传提纲就曾经大嗓门地宣传过:"......志愿军每打一发炮弹,就消耗二两黄金,即相当于一个'中农'的全年收入....等" 以此形象的宣传,号召农民节约、交纳公粮、支援前线。农民兄弟们听了以后,大吃一惊:"我的乖乖,那要打掉多少个'中农'呀?!"中国的农民勤劳朴实,也很容易满足 ,土改时分田分地对共产党感恩戴德。只要一号召,送子参军,肩挑车推运公粮,无怨无恨、默默作出贡献,真是感人。那时提出的口号虽然是:边建设,边支援朝鲜战争。但实际上主要国力都用在朝鲜战场上。现在战争停下来了,真正的大规模建设现在才算开始。 这时我在国家统计局编译室工作,接触的文件与首长讲话较多,对建设新中国的宏伟规划很是振奋。那时国家计划委员会, 集中了很多高级知识分子，高级干部和知名经济学家,如高岗是国家副主席兼国家计委主席,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担任国家统计局第一任局长,其他的如王思华、 孙冶方、狄超白、杨坚白等许多经济学家都在国家统计局。当时正处在第一个五计划的前期 ── 经济恢复时期。要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除需要资金、技术以外,更缺乏高级经济和科学技术人材。面对美国对我国的经济、技术封锁, 中国只有一条路: 求助于苏联, 实行"一边倒"政策, 全面向苏联学习。解决人材短缺问题, 有三个途径: 一,国内培养; 二,吸引在西方的留学生回国; 三, 派留学生到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学习。但不可能派到西方学习, 那时东西方严重相互对抗,剑拔弩张,一触即发!
派出留学的学生有三部分人组成：一,从目前大专院校中选拔优秀学生;二,从各机关选拔优秀的青年干部;三,高干子弟, 只要达到分数线,优先录取,这是对革命功臣的照顾,当时人们认为合情合理,理所当然,并无怨言。从整个派出人数的比例来看,高干子弟的人数并不多。不久国家统计局人事司接到高教部通知, 根据本单位工作需要,可选派若干名青年干部赴苏联留学。
我生逢盛世, 第二次机遇──赴苏联留学的机会又摆在我的面前了。但竞争也是激烈的, 因为分配到机关的大专院校青年学生很多,佼佼者比比皆是,而从中只能挑选4--5人。人往高处走, 水往低处流!我开动脑筋,要设法达到被选上的目的。我要变被动为主动 ,如其坐等被选上,不如主动采取毛遂自荐的办法,上书领导:表决心,一定学好,学成归国,报效祖国和人民。经过几级领导的挑选和比较,我果然被选上了。我疑是梦, 几次猛击头顶, 还是不醒, 证明梦想成真。真是飘飘然, 悠悠哉 !
我奉命立即移交工作,复习功课,准备考试。由于我在"人大 " 学习过,有一定的基础,顺利地通过了出国留学考试, 被送到外国语学院,强化俄语训练。获得赴苏留学是个难得的机遇,是我人生历程中的第二次重大转折。在当时国内外的特殊环境下, 青年人能获得这样的机会,确实不易,周围的人都以羡慕的眼光刮目相看, 有的人干脆称我们是"天之骄子"!可是我的老母亲却持相反态度,来信说不赞成我出国留学去。她说,你已经上过大学,而且分在北京大机关工作,挣的钱也不少,为什么心还是"张"的?要到什么外国去!母亲的心情我完全可以理解。她苦了一生,儿子能混到现在这样,已经心满意足了。现在儿子又要远走高飞,家里的生活又如何着落呢?!
1954年夏末秋初,我回家探亲,与家人作出国前的告别。在乡下住了十来天,看到农村的经济还很困难,母亲的忧虑,不无道理。 我回北京后,将家里困难情况向单位领导作了汇报。 为了让我安心学习,领导决定在我出国学习期间,每月给我家寄去20元的生活补助费,这种补助一直持续到1960年秋我毕业回国时止。享受这种待遇, 在我们被派出的四个人中,我是唯一的一个。祖国对我如此宽厚优待,我感恩不尽。我从心眼里立志要好好学习,好好工作,作出贡献, 报答祖国对我培养的恩情.这种感情是朴实纯贞的, 是出自内心的。
我回家探亲返京后,立即到外国语学院留苏预备部报到,强化俄语学习。教员是俄国人,助教是中国人。俄国人讲,中国人翻,两个人唱"双簧",都是从俄文的32个字母开始,很有意思,但非常艰苦, 所有同学都在付出极大的劳动拼搏着。俄文字母中有个发卷舌音的 "p",俗称"打嘟噜",开始很多人都发不出来,我也是其中之一, 舌头总是不"园滑",练得口干舌燥时,在嘴里含一口水, 像刷牙一样在嘴里打哈哈......,功夫不负有心人，不几天绝大部分同学都会发卷舌音了。后来听苏联人说,列宁的卷舌音也发得不好。大家听后哗然, "知道列宁都发不好,我就不费那么大劲了!" 少数几位没学会发卷舌音的同学,真的心安理得了,叫他练,他就说:"列宁都发不好,急什么!"后来我去苏联,在莫斯科郊外高尔克参观列宁故居时,听了列宁的讲话录音,证明列宁的"嘟噜"真的打得不怎么园滑!
学外语的思维逻辑，就像计算机一样,要在脑子里另设一个"外语存储控制系统",用另一种语言思维逻辑去组合你所记住的单词, 形成一个完整的句子来表达你的思想。当你用耳朵、眼睛 "输入" 外语, 或用嘴巴、手 "输出" 外语时,最好不要和你脑子里的"汉语存储控制系统"搅在一起。也就是说,最好不要先想汉语, 再用脑子翻成外语说出来、写出来,或者先想外语,再用脑子翻成汉语听进去、看进去。两种语言的"存储控制系统"应该是"并联状态"而不是"串联状态"与思维神经连接,这样你的外语水平才能真正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俄语与英语比较,俄语语法难,发音易;而英语则是语法易,发音难。我们在外语学院学俄语,主要是学习文法和生活用语。 真正掌握专业用语,是到苏联以后的事了。 因为留学生学习的专业各行各业都有,在国内短短一年的强化教学中,不可能再学专业词汇, 也没有那样的师资条件。
在外语学院学习后期, 高教部就陆续为准备出国的留学生进行外事教育、礼仪教育和国际形势教育等等, 这是非常必要的, 像我这样的 "土包子进北京城", 许多 "土气" 还未改掉, 现在一跃又要"出国",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样,一定洋相百出, 所以加强文明礼仪教育,尤为必要。出国留学生的言行举止以及衣着,都是新中国青年的"榜样",国家很是重视,除上面所讲的对我们进行文明礼仪教育、提高文明素质外,还为我们制作高级"包装" --- 为每人量体裁衣。制作的出国服装：从皮帽、皮大衣到夹大衣、风衣; 从西服到中山服、
内衣、内裤;从皮靴、皮鞋到运动鞋等等,应有尽有, 每人两大箱子,足够五年穿用。这些东西,都是纯天然材料制成, 那时还没有什么"毛涤"、"涤纶"、"人造革"之类的东西,都是真毛真皮、 纯丝纯棉。我们这些人从来也没见过这
样的贵重衣物, 一个个都像发了横财的暴发户,乐得合不拢嘴!到了苏联以后, 我们才知道国家花钱这样来"打扮"我们,是有她的道理,原因就是出在人民币与卢布比值不合理上面。当时卢布与人民币的比值是1:2,即1元人民币等于2个苏联卢布。但当时1个苏联卢布的实际购买能力,只相当于人民币的1角钱,吃亏约5倍。这都是苏联"老大哥"强加给中国"小弟弟的条件。当时中国与苏联贸易多是以货换货,每年签订"中苏换货贸易协定",没有国际通用的自由兑换的货币。中国留学生在苏联学习的学费、生活费等都是强行按1:2的比率付给"老大哥", "老大哥" 从中嫌去不少钱。在苏联的外国留学生,没有地方"打工",没有地方找第二职业,全靠派出国家发给的少量助学金生活。所以,不难想像, 如果不给我们多发点"包装",祖国必须以多于国内5倍的代价, 为她的儿女在国外添装。她怎能不为自己的儿女着想, 而去白白填满别人的腰包呢!祖国,你用心何其良苦啊!
开 始 留 学 生 活
1955年9月份,我们几百名留学生用国家发的"包装", 几经乔装打扮,西服革履(但别别扭扭,很受约束,真不如穿件旧制服舒服),从北京乘坐专列火车,沿途经沈阳、长春,最后从中国满洲里出境开往对方边境小城赤塔,经苏联边防海关检查后,火车经西伯利亚直奔莫斯科。
在中苏边界火车出入境时,双方火车都要"换轮子"。所谓"换轮子"实际是变换两轮之间的"轮距"。因为苏联的铁轨是"宽轨",进入我国以后则是"窄轨"。这也许是过去的中国提防沙皇俄国的火车不能轻易入侵,是有其军
事战略意义的。记得我小时候在桐城 "简师"上地理课时,地理老师把沙皇俄国修筑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形容为是一把钳制中国的大铁钳,还想入侵中国,"夹"中国的领土。出于沙皇俄国的侵略与压力,腐败的满清王朝被迫签定了"爱晖条约"、"尼布楚条约"等不平等条约,割去了中国的大片领土。地理老师说,"苏武牧羊北海边"的 "北海",就是现今的苏联贝加尔湖,许多地名如: 海参崴(弗拉迪沃斯托克)、海兰包(布拉戈维申斯克)、伯力( 哈巴罗夫斯克)、庙街(尼古拉耶夫斯克)等原都是中国名字,被割去后, 才改用现在的俄国名字等等。在我的印象里, 这位地理老师特别善于讲课,引经据典,博古通今,既是讲地理,又是讲历史, 善于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使我们这群小孩听得颇为入神,咬牙切齿,感到屈辱,激发起了民族感情。可我万万没想到,八、九年后的今天,我竟乘火车就在这把"铁钳"上飞快地向西急驶着、颠簸着......
载着我们这些学子的专列驶入苏联境内后, 列车员统统都换成苏联姑娘!餐车上的饭菜也统统变成了俄国式的西餐。 由于烹调方法和饮食习惯的不同,一进餐车就恶心:膻味、怪味, 根本不像中餐的色、香、味俱全的水平。列车奔驰在西伯利亚的荒原上, 很少见到人影,与在中国的景象截然不同。每在大站停留加水加煤时,由于长途乘车的疲劳,我们都走出车厢,在月台上由人指挥, 统一口令列队做*,整齐划一,颇为美观, 因而引来了不少苏联老百姓的好奇和围观。这些苏联老百姓的衣着、谈吐, 也不像电影上那样的华贵高雅,而是粗壮朴实、豪爽可亲, 从眼神中都可以看出他们对中国人非常友善;当问到我们到那里去时,我们说"到莫斯科,我们是学生 ,向你们学习来了!"他们个个伸出大拇指说:"马拉茄子(俄语:好样的)!我们还没去过首都莫斯科哩。"
车厢里的列车员都是年轻的苏联姑娘, 在苏联境内五天五夜的车厢生活,我们相处的非常好,因为大家为了学习俄语口语, 个个都愿同本车厢的列车员谈话、打交道。我们抢着干活,不让她干,只围着让她与我们说话、聊天或者唱歌,时不时还向她赠送小礼物,这些列车员很少能碰上这样热情的乘客,高兴不已.当列车到达终点站莫斯科,我们分手时,列车员个个恋恋不舍,泪流满面。
我们到达莫斯科以后,大使馆早已为我们作好准备,让已在苏联各高校学习的中国老留学生, 将我们一一领走分赴各高校。当然, 不全是集中在莫斯科,而是根据专业情况和苏联各高校承受留学生的能力,分布在十几个城市(如莫斯科、列宁格勒、乌克兰的基辅、哈尔科夫,白俄罗斯的明斯克......)的几十所高校。学校及专业的分配方案,在出国前即已宣布。我是国家统计局派的,所以分配在莫斯科经济统计学院的计算机系学习。俄文名称如下 :
《 Μосковский Экономико —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Институт. 简 称 " М Э С И " 》
我们那时国家分配学什么就学什么,个人毫无选择的余地。 那时苏联高校均已开学,我即刻被领到班上,交给"班长"。全系的外国留学生仅仅两人:一个是匈牙利姑娘,另一个就是我这个中国人。我立刻跳进了苏联人的海洋里,听到的、看到的、 接触到的全是叽哩咕噜的俄语,而且全是按照苏联人的上课进度向前赶,我一开始由于语言的障碍,一下子懵了,在课堂上像坐飞机一样,晕晕乎乎。 我最爱听数学课,公式多,"看图识字",易于理解,而有些课的教授只讲不画,例如哲学、经济学等,我就发怵。下课后只有借苏联同学的笔记并结合教科书,回到宿舍抄笔记、查字典,再以几倍的时间来消化当天的课程。可以说除了吃饭、睡觉,其他的全部时间都用在学习上,压力大极了。现在看来,到欧美留学,都有个"语言要求", 比如到美国留学,读大学的"托福"成绩必须在500分以上,读研究生的"托福 "成绩必须在550分以上,否则,其它成绩再好,都一概不予录取。这完全是对的。而我们那时,从俄文字母开始,只强化了一年俄语,在"老大哥"的照顾下,一下就进入苏联高校学习,真是受够了"洋罪"。 中国学生的勤奋是有名的。每到礼拜六和礼拜天,图书馆阅览室里,座无虚席,全是黑头发的学生── 我们中国人!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年下来,我们的语言关基本通过。
我在第一学期冬天,还有一个"惊险"的插曲 -----我累得吐血了!不断的咳嗽,并且痰里带血。我想坏了:吐血,得了肺结核,我该被遣送回国治病了(在我之前是有先例的)。因为在苏联治病, 国家要付给"老大哥"高昂的医疗费。为了弄清吐血的原因,我到医院检查,医生向我详问病情,让我回答。我由于当时语言还未过关,专业课的术语还未搞清楚,突然让我回答许多医学术语问题,我无法表达, 就像说哑语一样,比比划划。"你有结核病史吗?"我听不懂,只是说:" 我咳漱,痰里血。"他又问:"你过去照过X光发现肺部有阴影吗?" 我回答还是那句老话:"痰里带血!"简直是所问非所答。凡是我听不懂的问题,我都以"痰里带血!"来回答,这是至关重要的问题,我要求医生搞清楚我为什么会"痰里带血?"医生问我何时来苏联的?盖什么被子?穿什么衣服?平时锻炼吗?每天睡几小时? 中国老家的冬天气温是多少度?等等,这都是口语交谈,我都回答了。 医生瞅我这疲惫而又滑稽的样子,给我开了药方并让我照透视,一周后再来。一周后我再去看医生。医生看着透视片,并见我咳漱已好转的情况,微笑拍着我的胸脯,逐字逐句地吐着俄语说:"马拉爵士(意即小伙子),你的肺部没有问题,不要怕!‘痰里带血’可能是两个原因造成的:1. 你第一次经受莫斯科这样的寒冷天气, 而今年又是自列宁逝世以来最寒冷的一年,你是生长在中国的南方,突然来到莫斯科过第一个冬天, 你的气管受不了,受刺激出血。 2.你要多锻炼,多休息!"我如释重负,遵照医嘱开始注意自己的作息时间了
我所学的专业 ── 计算机,在统计部门实际是交叉学科,对学生的要求是:既懂得经济统计知识,更侧重懂得计算机科学, 尽管那时苏联的计算机领域还比较落后,学的用的都是电磁式、电子管式计算机。所以我们学的课程比较多而杂:有数、理、化,有电工、机加工、制图、热工、金相、微电子,也有会计、统计、企管等等,当然,计算机、计算技术等,更是重点了，所以学习任务较重。 好在经济、统计、政治经济学、哲学和数学等,我在人大都学过,有一定基础,花的功夫不大。学生毕业后授予"经济工程师",主要分配到各级政府经济统计部门和大企业的计算中心、计算站工作。我们这个系,是学院的一个大系,在系学生有一千多人。但女生占三分之二,究其原因:从专业工作上看,这种职业适合女性担任;从整个苏联社会来看,女性就是比男性多。另据调查,全体学生中, 约有三分之二的人没有父亲, 因为他们的父亲大多是在与德国法西斯浴血奋战的卫国战争中牺牲了。每当我到苏联同学家作客时,他们母子(或母女)谈到死去的丈夫和父亲时,面色深沉, 心灵深处露出不可弥补的损伤。苏联人民痛恨德国鬼子,如同中国人民痛恨日本鬼子一样,因为我们两国人民都共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苏联同学的生活比较艰苦,家住本市的学生好些,可以住家吃家(学校规定,凡本市学生不许住校),每天坐地铁、挤公汽上学。家住外地的就苦了,食宿问题自行解决,学校只向极困难的学生提供宿舍。学校对学生的生活不大包大揽,实行奖学金制:每学期各门功课的成绩都在4分以上者(苏联实行5分制,4分即相当于百分制的80分), 给予奖学金(都是5分者,给的多些);如果有一门功课出现了3分, 则取消奖学金。奖学金的数量仅仅能维持一个人的生活费。副作用则是考试时作弊, 因为大家都为了争这一口饭吃, 怕出现 3 分, 考试时相互"帮忙"。 我们留学生都住在城里的莫斯科大学的学生宿舍,一般都是四人共住一间。学生大约一半是苏联人, 另一半则是来自东欧和亚洲社会主义国家的留学生。苏联人中间, 有很多是来自苏联中亚地区的加盟共和国少数民族的学生,如:土库曼人,哈萨克人,阿塞尔拜疆人,格鲁吉亚人,阿尔明尼亚人,立陶宛人,犹太人等等。 所以我住的那座学生宿舍(他们叫大学生城)真正是个多民族的大家庭, 但大家使用着一个共同的语言----- 俄语。 多民族学生和睦相处、混住在一个学生城里,给我们大家提供了相互了解的机会。
首先,各国同学都对彼此民族的人文风俗感兴趣,这经常是我们在一起聊天的话题, 我们都从中了解到很多自己不知道的奇闻逸事，同时也是宣传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好机会。他们对中国认识的共同点是:一.对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都表示钦佩; 二. 对近代中国愚昧落后的一面看得较多。
在这些人中间, 也不乏大国沙文主义者或种族主义者。比如有些苏联人,特别是俄罗斯族人,自侍他们能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地位,自认为自己是中国的"老大哥",有时与我们闲聊时竟口出狂言:"苏联已有十五个加盟共和国,你们中国干脆归并到苏联,成为苏联的第十六个加盟共和国吧。程,你赞成吗?"听了以后,真是令人生气。想想这都是闲扯,不需发火,都是同学,但也反映这种人的傲慢态度,应送他一颗软钉子吃吃。我说:"不对!亲爱的,哪有人少的合并人多的, 你们虽有十五个加盟共和国,合起来只有两亿多人口。 而我们中国有六亿多人口(当时的统计数字),是你们的三倍。 所以还是你们合并到中国来吧,中国也是多民族国家。怎么样?" 小伙子听我这一通反驳,眼珠子盯我半天,只好来了一句:"赫得尔(滑头)!"大家哄笑了之。对这种人,我也常常动动脑筋,伺机"挖苦"一顿。记得还是这位" 企图吞并中国"的同屋俄罗斯小伙子,个高英俊,但几乎混身是毛,因为我们住在一室,饮食起居,看的清楚。他的络腮胡子从嘴上长起, 经过脖子、前胸、肚脐眼一直"绵延"到屁股后, 腿上和胳膊上也都长着粗黑的汗毛。他每天必须刮胡子,脸皮都刮青了,隔天不刮, 胡茬子就冒出来了。而我们中国男人,几乎没有像他这样的,尤其是我 ,几天不刮, 也长不出个毛来,而且除有关部位有点毛外,躯体的其它部位都光滑白皙。这位俄罗斯小伙子觉得奇怪,一天忽然问我:"程,我这混身是毛,真难看。每天还必须刮胡子,真烦人!我要像你这样,我就省事多了。可你身上就没有这么多毛,是咋回事呀?" 他这问题我早就想好了,他这次主动提出来,我抓住机会戏谑他说: “这问题很简单!人种不一样。米沙(他的名字),马列主义教导我们,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分析人类起源,人是从猴子变来的。我们中国人变得早,进化得早,身上已无猴儿的痕迹了。而你们,特别是你, 起码比我们要晚进化几十万年,身上还有猴儿的痕迹, 所以你身上的毛多嘛! "我这一 阵戏谑,把他也逗乐了,他又来了一句: " 程, 你实在是个聪明的赫得尔(滑头)!"
在留学生中,除中国人能吃苦用功外,我所见到的德国人(东德)也很用功,他们的成绩、纪律以及日常生活表现等都很不错,作为一个民族的气质,可以说是一流的。但他们之中,确有种族主义分子。有一学期我同宿舍的一位苏联人叫瓦洛嘉，同我很要好, 彼此尊重,无话不谈。有一次他告诉我:" 常来找我玩的那位德国日尔曼人对你们中国人不太友好,你以后少跟他搭腔!"我问怎么啦?他说那位日尔曼人对他说:"我们都是白种人,少跟中国人(黄种人)打交道。"我听了很脑火。我说下次他再来,我将教训这个小子:"种族主义分子,不许进我的屋。"瓦洛嘉见我认真了,连忙说:"别说他了, 你如果这样，他将责怪我出卖了他。其实, 他这种纳粹思想我们俄罗斯人也很不赞成。他跟我说白人比黄种人优越;他和日尔曼人一起又会说,日尔曼人优越于其他一切白人,实际上他也瞧不起我们俄罗斯人!" 我理解了瓦洛嘉的意思,此后,我见到那位德国人,连头也不点了。 我们是新中国派出的青年,出国前后,经常受到爱国主义的教育,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在任何外国人面前不卑不亢, 可以说当时我们全体留学生都能做到这一点。
苏联人的性格非常开朗、豪爽,尤其是俄罗斯人,他们绝大部分人表里如一,很少弯弯绕绕,他想说你不是,他就当面说;他捧你, 真是出自内心。提问题单刀直入,不拐弯抹角;他们之间也很少窝里斗和嫉妒心。记得1956年赫鲁晓夫反斯大林个人崇拜以后, 在苏联社会上激起了强烈的反响。同时, 对赫鲁晓夫的一些政策和行为也有不满之处。我们经常听到苏联人发泄不满:"**秃子你妈!你早干吗去了?斯大林活着的时候,你叫他爸爸;他死了,你又起来反对他!呸, 亏你是共产党员!"这种骂声以格鲁吉亚人,阿尔明尼亚人最多,因为斯大林本身就是苏联的少数民族,斯大林是格鲁吉亚人!赫鲁晓夫上台后, 大抓农业,组织青年人到边远地区开荒。这样首当其冲的是青年学生,每年暑假得不到休息,都要到边区开荒劳动,收割玉米庄稼。一时间"秃子"、"老玉米棒子"成了赫鲁晓夫的绰号、代名词。苏联人对自己国家的领导人发泄不满,一般都不分场合。当着自己同胞的面骂,当着我们这些外国人的面也骂,也不怕别人去告密!不像我们中国人经常搞"内外有别"!"有意见通过组织提,不要在群众中间散布......"等等诸如此类的做法。当然,更不能在外国人面前乱说了。 如果我们稍微有点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思想,那么1957年也不会糟踏那么一大批有作为的知识份子,把他们打成"资产阶级右派",1959年也就不会把刚直不阿、为民请命的彭德怀元帅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了,难道彭老总的"万言书"不是通过"组织渠道"递上去的吗?所以,我总感到,那时苏联虽然也在"铁腕"人物统治下,但他们的" 社会主义民主"还是比我们强。
自1956年苏联反对个人崇拜后直至我1960年毕业回国前, 我们中国留学生经常被苏联人提问的问题是:"你们中国毛泽东有个人崇拜吗?"一开始我们都吱吱唔晤，回避这个问题,或者干脆回答说:"没有!" 但我们谁也没敢说:"毛泽东有个人崇拜!"因为我们都是"受党多年教育"的青年人,知道这种关键话绝对不能乱说。但这些问题,都由各校留学生党支部汇报到大使馆了。后来大使馆党委通过各校党支部向全体留学生传达:"凡是苏联人问我们毛主席有无个人崇拜时, 我们统一口径,一律回答:没有。"后来苏联人发现我们的回答都是千篇一律,有人也就笑笑说: " 赫得尔(滑头)! 这不是你们的心里话。哦咳! 是你们大使馆统一教你们说的吧？!"
在那些年里,从苏联社会一直到学校讲坛,我已隐隐约约发现中苏两党之间有分歧了。比如,在1957年苏共处理"布尔加宁、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的反党集团",我们在政治课堂上讨论这个问题时,我也侃侃而谈, 但苏联教授提醒我:"程,不要忘记, 你们中国也有个高饶反党集团,不要奇怪!"(实际是: 不要幸灾乐祸 ! ) 我一听,知道话中有音,从此以后,对这些敏感问题,我不再多嘴多舌了。
在苏联学习期间,我与苏联同学相处得比较不错,常串门、常聊天、讲笑话,彼此经常提些不着边际的怪问题。比如,苏联同学或老师, 他们在读俄译本的中国文学作品中,常读到用"王八蛋"一词骂人表示不解,问我"王八蛋"（俄译就是乌龟蛋）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跟他们解释说,老婆偷汉子,丈夫就是 "王八", 偷汉子生下的孩子,就是"王八蛋","王八和王八蛋"在中国都不是好东西。苏联人听了以后,捧腹大笑,说:"根据你这种解释, 那我们苏联的王八和王八蛋就太多了。"他们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 因为在苏联男女两性关系较之中国乱得多了。关于我对"王八蛋"一词的解释, 他们并不满意,又进一步刨根问底:" 老婆偷汉子生下的孩子应该是野汉子的"蛋",为什么还是王八的蛋呢?"把我问得也张口结舌。 我到现在对骂人话"王八蛋"一词始终没有考证清楚。
俄罗斯人是白种人。白种人一般都是金发碧眼, 俄罗斯人金发碧眼者居多数,但有不少俄罗斯人是褐发褐眼、灰发灰眼、 黑发黑眼者,品种很多，对此我们也表示不解,有时就问他们。他们很坦率地直言不讳地说:"那是从前黄祸时期,你们中国人强奸了我们俄罗斯妇女的结果, 生下了许多混血王八蛋,这些王八蛋的后代就不是金发碧眼了!所以才出现了这麽多**。" 这些诙谐的回答,叫大家听后忍俊不已,但品其余味,却很苦涩。欧洲人谈起黄祸,如同谈虎色变。我忙解释说 ,那是中国元朝时期蒙古人干的,不是汉人干的。 我们留学生中也有蒙古人,蒙古人听了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还乐滋滋的。 据苏联同学说,现今城市的俄罗斯人、 特别是有文化的俄罗斯人不担心黄祸再来肆虐欧洲。但边远地区的农民们,特别是老年人还害怕黄祸,因为民间有关"黄祸"的残忍传说很多。我想这完全可以理解。我们汉人中有关中秋 "吃月饼" 的传说 ,至今不也是诩诩如生吗!?
我在苏联留学期间,住的宿舍(四人一间) 每学期都要重新调整一次,合住的伙伴年年有变化,因为年年有毕业离校的。所以仅就宿舍伙伴一项,接触的人就比较多,而且一住就是一年, 彼此了解的深度、敞开思想交流的广度都比较深而广, 从中不仅了解到对方民族的人文历史,风俗习惯,也了解了他们的政治观点。现举几个例子 ,介绍如下。
1956年我同室伙伴有两位匈牙利人, 都是匈牙利工人党(共产党)党员,平时表现很好,积极向上。自匈牙利事件被苏联坦克镇压下去后,他利用假期回国探亲了。回来后, 情绪极其消沉、低落, 唉声叹气,跟我诉说了苏联人如何欺侮他们、奴役他们,连中学里都派驻有苏联人,他们忍无可忍!人民揭杆而起, 但被他们镇压了,枪杀了许多匈牙利人民!我那时很天真,"受了党的教育"多年,维护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还为"老大哥"辩解:"不会吧!苏联在我们中国可没有那样!"他说:"程,请相信,我是党员,说的全是真话。 你们中国不一样,你们是大国,有六亿多人口, 再加上有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他们不敢欺侮你们!可我们匈牙利是个小国啊!"说着几乎掉下眼泪!
1957年是十月革命40周年, 各国共产党都派了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庆贺,中国也不例外,并且毛泽东主席亲自率领代表团前往祝贺 !毛主席的到来,引起苏联社会各界的重视与欢迎,赫鲁晓夫也很高兴,准备举行隆重的群众欢迎大会,迎接中国代表团的到达。 此举被毛泽东婉谢,说各国共产党都是平等的,没有组织群众大会欢迎别国代表团,单独欢迎中国代表团不妥!毛主席的决断完全正确, 也为苏联人解决了难题,同时也更显示出毛主席的伟大,一时在苏联社会传为佳话。但是,在四十一国的共产党、工人党的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在会上掰着手指分析世界形势时说(大意):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主张和平,但也不怕美帝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接着毛泽东又说了(大意):世界大战暴发了,扔原子弹了, 即使全世界死了一半人,中国还有三亿人口,苏联还有一亿人口, 世界仍然是我们的。......这些话传出去以后, 苏联社会上大多数人大不以为然,因为苏联在二战中死人太多了, 都死怕了。我同室的伙伴、同学,甚至教授在我们面前指责毛主席:"毛泽东的分析太可怕了, 把世界人民的命运看得那么轻率......世界死了一半人, 还建设什么共产主义?"一下子毛主席的形象在苏联人心目中失色了!
1958年我国在台湾海峡金门炮战开始时, 不仅是赫鲁晓夫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苏联人民也很害怕,我的同室伙伴和苏联同学都颇为担忧, 怕引起世界大战,把他们卷进去,破坏了他们的和平生活。从当时苏联社会看,一句话可以概括:不仅苏联政府不愿卷进战争, 苏联老百姓也不愿打仗,不愿意看到局势被绷得紧紧的透不过气来。 从他们的言谈话语中,好像中国人就是好斗、好战!是一只好斗的公鸡! 这当然是从他们的民族利益出发。
1957年毛泽东主席参加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期间 ,在百忙中于 11月 17日接见了我们在莫斯科学习的全体留学生, 地点在列宁山上莫斯科大学大礼堂。当时我们青年学生出于对领袖的无限崇拜, 早早就在大礼堂等候。当毛泽东主席漫步走到主席台上时, “毛主席万岁!”声如雷贯耳, 掌声经久不息, 足足持续了三分多钟。当时陪他入座的有总书记邓小平，国防部长彭德怀和宋庆龄副主席等国家领导人。在这次接见会上, 毛主席给我们的讲话, 足足有一个小时之久, 他的名言: “东风压倒西风”和“世界是我们的, 也是你们的，但是归根结底还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毛主席讲话时, 整个大礼堂鸦雀无声, 恭听他的教导, 连旁边人的呼吸都能听到。当时, 我们虔诚得像一群清教徒一样, 对待自己的圣人和天主! 我就在他讲话期间, 偷偷地扣动了像机的快门,“咔嚓”一声, 为他老人家拍了一张像。因为大家都在鸦雀无声地听讲, 快门的声音就显得很大, 因而我还受到周围同学们的责怪, 说我不好好听毛主席的讲话。这次的接见,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现在回忆起来, 还如同昨日! 我观察得很仔细,连每个细微的动作都不放过。 记得我们全体学生掌声雷动、高呼万岁时, 台上台下都连成一片。但我总是感到彭德怀元帅的精神始终没“激动”起来,绷着个脸, 两只手像拉手风琴似的慢慢鼓着掌。当时我还想:“他天天同毛主席在一起, 哪能像我们这样激动! 不奇怪。”可是, 我现在回想起来, 当时彭老总是否已经察觉到我们在制造“个人崇拜了”!?
留 学 生 的 政 治 生 活
我们去苏联之前,接受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教育。所谓爱国主义,就是凡有损祖国、党和人民的话、事不说不做; 所谓国际主义, 就是凡有损中苏友谊、社会主义大家庭团结的事不做,并且本着这两大原则去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问题，这是当时我国的方针和政策。我是我校中国留学生的学生会主席, 是个芝麻大的"官", 因为总共只有 8-9 个同学, 帮助支部跑跑腿,干点实事。比如,每到"十.一"国庆节时,我就跑大使馆借图片,在我校举办新中国建设成就图片展等等;学校或工厂举行庆祝我国国庆的晚会,我就负责组织和联系在会上发言等。我有一张周总理接见留学生的大照片,其中有我,并坐在第一排。这张照片对我来说,非常珍贵,我最敬仰周恩来总理,我悄悄地留下了这张大照片,没有还回大使馆,一直保留至今。
在学校,我们恪守在苏联人面前不议论他们国家和党的内部事务。对于学校教务上的事情和问题,我们不主动去反映或干预,由苏联人自行解决。
在苏联的中国留学生,有严密的组织机构。凡有中国留学生的苏联高校,都成立了党支部和留学生学生会组织,直属驻苏使馆的党委和大使领导。党中央有关国内外的大政方针政策,都能及时地向留学生传达,留学生的一言一行都能受到党支部的监督和指导。我们学生也可以自己花钱订阅国内的报刊。由于卢布与人民币的比值不合理,用少量的卢布就可以订阅国内报刊,所以我也就订阅了"人民日报"和其它技术杂志。
那时,我们这一代青年,都特别听话,真是党指到哪里,我们就走到哪里。但毕竟生活在外国,不可能不受到一些外界影响,年轻人思想活跃,不可能没有自己的思考和见解,尤其是在国内外形势遇到"大风大浪"时,各种各样的想法就应运而生,因而也可能与"党的方针政策"有相悖者、有出入者!
说良心话,我对共产党是感恩戴德、忠心耿耿的。有什么想法,出了什么事情,我都能向支部敞开心扉、及时汇报。比如,1955年秋我出国后不久,就接到家中来信,家庭成分被改划为"地主"了,尽管我有不同的看法,我都如实向支部汇报了。我不便"抗争",抗争也无用,因为是地方上干的坏事,国外大使馆也无法受理你的"争辩",弄不好可能还惹一身臊。在我们留学生中,也有一些出身于"地主"、"资本家"家庭的。当时支部负责人告诉我、安慰我: "我们的政策不唯成份论, 重在表现!"我听了很舒服。出国前,高教部曾向我们宣布:你们出国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在国外不发展党员。申请入党者都等学成归国后再说。我在机关本来就是申请加入共产党的积极份子,留学后也暂时打消了入党的念头。去苏联后不久,支部书记张英华同志宣布,接到上级指示,在国外的留学生中,也可以发展党员,我立即向支部递上了申请,不久在无意之中,我见到过大使馆党委给支部的书面通知:"同意发展程斯煌同志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我当时是学生会主席,以为是给学生会的通知,误折了这封信。这是1956年的事。
1957年是国内"风吹草动,大风大浪"之年,即先是号召帮助共产党整风,大鸣大放提意见,继之开展反击右派言论,划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反右运动。说实在的,我们这些留学生们也是始料不及的。
1957年暑假我校中国留学生( 8-9人) 大部分回国探亲休假了;我因北京无家,农村老家的老娘又被划成"地主分子",我无家可回。所以整个假期我除了跟中外同学一起外出旅游外,其它时间就读书和看"人民日报"。在这一段时间里,我的思想也很活跃,感到"人民日报"一改过去"一言堂"的报风,现在批评共产党的文章也敢登出来,而且有些言词还相当激烈。这些文章在留学生中也引起了一定的反响,我在开会或闲聊时,也常常触及这些问题。我那时年轻,血气方刚,思想活跃,敢于亮出自己的观点。我曾说过:"报纸上某些人的意见是对的,说到点子上了,这些人有头脑,真心实意帮助共产党整风......等等。"后来"人民日报"又来了180度的转弯,不是号召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而说是"引蛇出洞"抓右派分子!我那时曾经流露过:这样做恐怕不妥吧!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叫人家提意见,现在又"反击"人家,有点失信。本来有人就怕共产党设圈套"引蛇出洞",这不正好证明人家的顾虑是对的吗?甚至说过对待章伯钧(是我的桐城老乡)这样的民主党派领导人,有些"过河拆桥"的味道......等等与右派共鸣的"谬论"。我记得我的这些"谬论"有的同学听了后,与我也有"共鸣"的,但是她或他看来有政治斗争经验,只是笑而不答,笑中带涩,摇头表示无可奈何的样子。
1957年国内反右斗争结束以后,留学生在大使馆和支部的领导下,利用课余时间展开"红与专"的讨论,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着两条道路选择:一条是跟共产党走"又红又专"的道路;另一条是走"资产阶级的白专道路"。并且明确指出:留苏学生不要自认为自己就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就世界观而言,若不自觉改造,仍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根据驻苏使馆党委的统一布置,1957年9月以后开学不久,我校党支部花了一大整天的时间,从早到晚召开会议,由支部书 记戈泊同志主持。前半天由五、六位问题不多的同学分别表态表决心,拥护党对知识分子队伍的分析,接受改造;后半天重点是结合我的言行,集中火力对我进行批判和帮助。倒霉的是,这学期我的"热工学"课没有通过考试,我最讨厌这门课,什么金属在多少温度下,然后拿出来用油或水"淬火",金属获得什么样硬度、强度等等。我学计算机,将来又不当"淬火"专家,好多数据记不住,考试时,想混过去。偏偏遇上个"较真"的苏联教授老头,给我个"不及格",下学期补考。虽然我其它主科都考得不错,但有这一门课"现了眼",当时在留学生中是不多的。这样,在"帮助会"上,我的言论帐和不及格帐合在一起算。连我同室的苏联朋友会后都问我:"程,你们开什么会,那么长时间?只看见别人嘴巴动,你的嘴巴怎么不动?!你们中国人真有耐性,不嫌累!"我只有苦笑,我在"接受帮助",我的嘴巴怎么敢动哩!这次我受了很大的震动,也很害怕。所幸的是,支部宣布,根据上级指示,在国外留学生中,只是开展学习和提高认识,不搞划右派分子工作。这种决定可能是:一,在国外搞划右派,不合时宜;二,也是怕出问题,著名的钢琴演奏家傅聪,就是因为其父傅雷在国内受迫害被划成"右派"而从波兰出走西方的(那时他在波兰留学学音乐)。支部的同志,包括书记戈泊同志,对我仍然很好,批一通就算过去了。我们都是知识分子,都很正派,能够相互理解。
此后,我在苏联学习期间,没入了党,支部取消了发展我入党的计划。我不再趾高气扬,盲目自负;不敢再"胡说八道",遇事三思而后行,学会"夹着尾巴做人"了。在公众面前,我隐藏了自己坦诚的个性。
五十年代,国内的一些做法, 苏联人有赞成的, 也有不赞成的。这些情况,我们生活在苏联人中间, 言谈话语、思想交流之间,我们感觉得出来。在中苏关系融洽时代,我们中国"人民日报"、新华社等的主要报导,苏联的"真理报"和塔斯社也都全文转载或摘要刊登,中国所发生的情况,苏联人民第二天也都能看到消息。比如,1956年我国开展公私合营运动,资本家敲锣打鼓将自己的财产送给政府"公私合营",大资本家乐松生在天安门城楼上为毛主席献礼、报喜等等,"真理报"上几乎天天刊登中国的图片和文字报导。中国用和平方式解决资本家问题,大受苏联人民、学者、教授的赞扬,从言谈话语中,他们摈弃苏维埃初期对"资本家、地主、富农"采取斩尽杀绝、赶出国门的极端做法,而认为中国和平解决资本家问题,是中国的一项创举!但他们对1957年中国许多知识分子被划成"资产阶级右派"表示不解和异议。记得我的政治经济学教授在课堂上引经据典: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学说,知识分子不是独立的阶级,他们是从属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他们就为资产阶级服务;无产阶级统治的国家 ,他们就为无产阶级服务。所以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谈不上什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什么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我听后,知道他是针对中国的"毛泽东思想"说的。
1958年我们国家开展"大跃进"运动,工农业一齐上,工业大办钢铁,农业大放"卫星田",密植的稻子上面,可以站一个小孩,真理报也天天报导,把苏联人也一下搞懵了。中国要超"英",赫鲁晓夫也不甘示弱,头脑发热,苏联要"赶美"。一时间,世界就像只是苏联和中国的天下。但毕竟有冷眼旁观者,有头脑清醒者。我听说,有几个在苏联农科院留学的中国学生,1958年暑假从国内回到苏联后,因大受国内"大跃进,放卫星"的启发,也要"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利用实习机会,要在苏联搞"试验田,放卫星",米丘林的弟子、苏联农科院院士兼院长李森科得知后,马上表示支持,要多少土地,给多少土地;要多少化肥,拨多少化肥。并且说:"如中国人在苏联土地上放出了中国式的卫星田,密植的庄稼上能站个小孩,我李森科不当苏联农科院院长兼院士,我一定要求赫鲁晓夫委任我的中国学生来当!"科学家根本不信你这一套。
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在五十年代末期,中苏的蜜月行将结束。中国对美苏两国的接近,持高度警惕,不能让美苏主宰世界。但表现形势上,都是意识形态之争,实际上是反对美苏划分势力范围,称霸世界。记得1959年美国副总统尼克松访问苏联并在莫斯科萨科里尼克公园(离我住的学生城近在咫尺),主持美国展览会开幕剪彩。中国大使馆通知全体在莫斯科的中国留学生,抵制这次展览,"不许前往参观,不许与美国人接触,更不许与美国记者攀谈"。以防美国人抓住把柄,说中国在苏联的留学生向往美国的物质文明和自由、民主。我们都老老实实的照办了。在那期间,我们都很少上街。因为美国展览会强烈地吸引了苏联人,他们也抱着对美国的好奇心,街头巷尾都是这方面的话题。有不少苏联朋友搞不到参观美国展览会的票,想走外国留学生的"后门",问我:"程,求求你帮我搞几张票,你们外国学生去要票,一定优先照顾!"我当时摆出一副严肃的面孔并颇为激动地说:"美国佬占领我们中国的领土台湾,美国展览会不屑我们一看!"颇有与美国佬势不两立的架势!把苏联朋友弄得悻悻而去。现在想起来,好像也没有那个必要。中国的孙子兵法早就说过:"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嘛 !为什麽就不能去看看呢?!
|
IP卡
狗仔卡
鲜花(
鸡蛋(
发表于 2006-2-1 18:31:21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喧嚣卡
变色卡
千斤顶
显身卡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