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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3]大地与情感 历史与人物
当我们回首百年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感念的是人类千年甚至更加久远的历史,大地早就存在了,一如我们头顶的蓝天;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有时候瞬间就是千年。 这样的时候,唯有“大地与情感”这样的题目,才能表达我对土地与人类关系的思考,才能表达我内心的感动。 同时我关注历史,关注历史的夜空中晨星一般闪烁过的人物。在世纪末瞬息万变的动荡中,我试图追寻那些大地上一成不变的东西,以及改变历史格局的人,因为正是它们,构成了我们生活中的信念和永恒。 安徽·皖 安徽历史的开端,应从和县猿人算起,他们生活的年代,距今大约二十八~二十四万年前。就像我开头描述的那样,大地早就存在了,一如我们头顶的蓝天。 但“安徽”二字见诸于文字,却是在一六六七年,康熙六年。这一年的七月,亲政不久的康熙大帝,摆脱了鳌拜的控制,雄心勃勃地干了几件大事,诏设安徽省建制,即是其中的一件。 这是采取跨江而治的办法建立的行政区域,有着政治和军事上的双重因素。 在这里,安是安庆,徽是徽州,它们合并代表该省所辖的安庆、徽州、宁国、池州、太平、庐州、凤阳七府;广德、滁州、和州三州,共五十三个县的广大区域,省会设在安庆府城。 你也由此可知当时的安庆和徽州,在全省经济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安徽简称皖,是因为境内有古皖国。古皖国即是今天的潜山县,春秋时称皖。皖山,也就是天柱山,以雄、奇、灵、秀而著称,在《史记》中就有了汉武帝封天柱为南岳的记载。丁丑年春,我曾随《皖赋》摄制组前往潜山寻找安徽的源头,于落日辉煌之中,看见春季的皖水泗漫无边,缭绕着从皖山下流过。 其时三皖大地,美得无以诉说。 文化·圈 现在让我们来打开地图。从北向南有序地排列,首先进入安徽版图的,是一望无际的皖北大平原。平原缓缓地推移,至淮河以南,渐成起伏迭宕的丘陵。这里是平原向高山的过渡,丘如波涛般奔涌而至,仿佛一种叙事的节奏。终于,大别山脉在安徽的西部隆起,而伟大的黄山山脉,也逶迤于安徽的东南。 这片土地河流纵横,湖泊密布,有大小六百多条河流。淮河、长江、新安江是三条大水系,此外,还有烟波浩渺、水天一色的巢湖。在长江和淮河之间,有一条狭长而平坦的原野,俗称江淮地带。 这样,在这条狭长地带的之南和之北,就分别被人们叫作皖北和皖南。在这里,河流是一种有力的划分,它最终形成文化圈的概念。“文化圈”是欧远方的提法,他认为,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地形、地貌的特点,安徽形成了淮河、皖江和新安三大文化圈。 在圈内,人们有着相近的生产、生活方式,相近的习俗、脾性,甚至使用相同的语言———方言。 这就是文化,以及文化辐射出去的圈。 好了,现在让我们进入平原,进入欧老所说的淮河文化圈。 平原·村庄 在安徽的北部,我愿意郑重地使用“平原”的概念。 尤其是冬天,尤其是无雪的冬天,皖北真是一马平川、一望无际的大平原。太阳懒懒地照着,村庄、草垛和落尽了叶子的老树,都在平原上一目了然。有一年,大约是一九八七年,我曾只身一人在平原上整整浪游了一个冬春,从一个村庄到一个村庄,从山之阴到水之阳。都是乡村大道,干了多半冬,一脚踩下去,尘土能扬起来多高。这儿的人,把大道叫做“官道”。正是冬闲时候,官道上来来往往,走的满是走亲串户的庄稼人,男人们空乍着两手,甩打甩打在前头走;女人们挎着篮子,在身后不远处跟着。往往是一大清早,在投宿的人家吃罢饭,我就上路了。这时的场院和草垛,还有冬日的乡村大道上,都铺了一层薄薄的青霜。走着走着,太阳就一点一点升高,路过的村头上,也开始有人偎在南墙根下,晒太阳。鸡们走走停停,其中特别鲜亮的一只,会突然昂起头来,对着太阳,发出一声嘹亮的啼叫。 走在这样的乡村大道上,我的心分外安详。 如果是逢集的日子,挤满了庄户人的乡村集市上,会非常非常热闹。推车的、挑担的,还有的赶着猪、牵着羊。妇女们的头上扎着大红大绿的花头巾,高声大喉咙地说着话;汉子们多一言不发,背着手从集这头转到集那头。皖北的农人面容粗糙,神情温和而木讷,说话一律很“侉”。 就像这片大平原,那是一种泱泱大美啊。 河流·道 平原上河流纵横,最大的河流是淮河;淮河支流众多,最有名的支流是涡河。道家创始人老子,就出生在涡河的北岸。 到达涡水的时间最好是傍晚,那时会有上古的风吹来,就像我曾经经历的那样,河流在夕阳下静静流淌,绚美而和谐。在老子的时代,涡水十分的浩大,月亮上来的时候,你会分不清哪是大水,哪是平原。那时人们拿河流不叫河流,而叫大水,涡水、濮水、淮水、泗水,用以形容它的漫漶无边。 这些纵横交错、汪洋迟缓的大水,哺育了老子智者的哲学。 老子生活的春秋时代,是古代中国史上一个天旋地转的大时代,诸侯起来了,周天子失势了;卿大夫起来了,诸侯又没落了,二百四十年间,战争二百九十七次,弑君、亡国无算。坐在东周宫廷的典藏室里,记述这些兴亡成败的历史,老子心里,弥满了“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慨叹,不知不觉就落下泪来。 所以他后来,在骑着一头青牛逶迤西出涵谷关时,曾对守关的尹喜口述“道德五千言”,希望在政治、社会的剧烈动荡中,找到一个不变的“常”。 这个不变的“常”,就是“道”,水一样柔弱不争,却源远流长。 老子留下的五千言莫测高深,对中国社会影响很大,历史上的很多政治家都是外用孔孟,内用黄老。 在冬季有风的晚上,仍有一些关于老子的传说,在这片平原上流传。在涡阳郑店村,天静宫残垣颓壁间,有一尊元代留下的老子石像,他木无表情的面容,让人有一见心惊之感。那是一种简洁到几乎失去线条的表达,隐隐传达出大智慧,如同老子的“道”,浑大圆融以至无边。在涡河流域著名的上、中、下三宫:鹿邑太清宫、亳州道德中宫以及涡阳天静宫中,我最喜爱的是天静宫,还不仅仅因为它残破的殿落,有着遗址独具的江河日下的美感,更因为“天静”二字,散发着老子哲学的气息。天有大静,地有大美,人有大成,这是“道”的境界。 后来,长袍飘风的庄子,也时常在涡水边吟唱,诗性的目光,长久地注视着两岸的平原。他将老子的“道”,发展成为一种纯粹而自由的艺术精神,而他自己的文字,也如同夕阳下的涡水,恣肆而绚烂。 这就是涡河,道家源头的涡河。作为支流,它最终流入了伟大的淮河。而作为一种古老的政治、军事、人生斗争的智慧体系,道家的思想已经融进了我们民族的生命,它在淮河流域的影响尤其深刻。老庄之后,这里成长起来的人物,大都是智术型,政治家则多权谋。至于涡水,这条小小的淮河的支流,因为诞生了老子和庄子,它目前在西方的学术界,是一条非常著名的河。 亳·高宅 与涡水紧密相连的,还有一个字,这个字是“亳”。 亳是地名,位于涡水的北岸,我们今天把它叫作亳州市。亳是一个古老的字,它的本意是高宅。 这个字在《尚书》中多次出现,这本古老的经典上说,商汤的帝王八次迁徙,最后定都于亳,是因为他们的祖先曾经在这里居住过。汤的祖先是高辛氏,所以亳州城外,至今还有一处地方名叫高辛集。在商王朝立国的662年间,黄河不断地泛滥,这使得他们不得不常常逃避洪水,迁都于是成为王朝中最大的事件。那时亳是一块水草丰美的高地,有涡水逶迤而过。古人多临水而居。商王朝后来,共有十代君主安居于此,苦心经营了一百多年,修筑起高大的城池和屋宇,所以“高宅”二字,合而为“亳”。 如此说来,涡水还是商文化的发源地,历史比道家文化要久远得多。 商是尊神文化,周是尊礼文化,商文化把鬼神祖先都看得很重,因此在色彩上崇尚黑色。一直到今天,亳州民宅的门窗都还是黑色的,这明显地有别于其他地区的风俗。它的城池也依然高大,并且保存完好。 有一天晚上,我穿过它黝黑的城门,前往曹操当年演练水兵的涡水浅滩,回来的时候,一轮明月高挂城头,北方冬季凛冽的月光,将这座古城铁铸一般的城堞剪影,衬托得美极了。 英雄·谋略 但真正让亳州名扬天下的,还是三国时的曹操。 三国是一个出将入相、风云变幻的大时代,各路英雄和奸雄、志士与谋士,都纷纷登上历史的舞台。但你不得不承认,笑到最后的是曹操。 曹操逐鹿中原,争霸天下,一直是以他的家乡为后方基地,因此在亳州,有关他的遗迹很多。东观稼台、西观稼台、拦马墙、运兵道……但是当我们真正去寻找它们的时候,发现很多遗迹都找不到了。普通人的生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慢慢将昔年的喧哗淹没。我曾在东观稼台的草丛里,抓住一个放羊的孩子,问他知道曹操吗?他用力挣脱我的手,大声说:不知道! 他说这话的时候,羊们正卧在衰草之中,温和地看着我。 羊们不知道,在三国古战场,曾经发生过无数次你死我活的争夺。 它们更不知道的,是曹操的专权,和他“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谋略。 曹操之后,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一演再演,成为中国历史的一大模式,因此在京剧舞台上,曹操又被人们叫做白脸曹操。白脸代表奸臣,还有一点谋朝篡位的意思。 在曹操幼年读书的义门镇,我曾听他的乡亲,用高亢入云的河南梆子,演唱他的故事,在这些故事中,曹操无可挽回地成为一个反面人物,又奸又曹。在这里,“曹”就是曹操的曹,用来形容一个人的狡诈。这是亳州方言,使用频率很高。在亳州北关著名的花戏楼上,我还看到过十八出重彩描绘的三国戏文,其中有一出,就是击鼓骂曹。由此你也可以知道,在曹操的家乡亳州,他的名声并不怎么好。 在夏天的晚上,如果有风,矮得只剩下一尺多高的拦马墙上,会坐满了老头。天上星河灿烂,身边涡水粼粼,一般这样的时候,老头们都会津津乐道地戏说三国。这时他们的乡党曹操,就由一个历史人物,彻底堕落为一个反面人物。 但鲁迅有一次却说,曹操是一个英雄。 究竟如何,很难评说。 名士·酒 现在我们仍然盘桓在皖北,盘桓在一望无际的平原之上。深冬的日子里,皖北的风很硬,一如曹操的文风,豪迈而苍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千年之下,读着这样的诗句,有些悲凉,有些感慨,一种很复杂很寥落的情绪,会不由自主地涌上心来。 曹操开创的建安风骨,和后世所说的魏晋风度,代表的是皖北文化,均是以悲凉苍劲为内涵。 这是因为,曹操当权在大乱之后,人人都想当皇帝,政治上就不能不严酷。影响到文章,就形成清峻的风格。而且生当乱世,朝不保夕,生命显得宝贵而短促,那么何不放浪一下呢?这就是与清峻相关的通脱。而稍后的魏晋是一个更大的乱世,文人们命如草芥,无数人死于刀下。拼命喝酒。鲁迅说魏晋文人,宽袍大袖,大都喝酒;世说新语上也说,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得为真名士,其实都是苟全性命于乱世,是一种避祸的方法。 但无论怎样长醉不醒,对于嵇康来说,祸事最终还是来了。一个炎热的夏季,嵇康被司马集团所杀。那一天洛阳的东郊阳光灿烂,蝉声如雨,三千太学生涌向刑场,请求朝廷赦免嵇康。这时嵇康他缓缓转过头来,遥望西天沉落的太阳,要过一张琴,从容弹奏起《广陵散》;《广陵散》悲悯而博大的旋律,瞬时就覆盖了他家乡的河流与山川。 而我前往涡阳东北三十公里埋葬嵇康的嵇山,是在冬季,冬阳下嵇山一片衰白。经过一千六百多年风雨的剥蚀,他的墓地早已失去了标记。但山下还住着嵇康的子孙,他的生命,仍在这些村庄和草垛之间,在这片广阔的平原上,自由自在地生长。 嵇康是庄子之后,这块土地上生长出的又一个美丽的异端。 干戈·美人 沿宿泗公路往东,出灵璧县城七点五公里,你会在公路旁看见美人虞姬的墓园。江淮地处中国的南北之交,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许多著名的战争,甚至影响到中华民族历史进程的战争,都发生在这里。比如楚汉垓下之战,秦晋淝水之战,以及近代军事史上著名的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 但干戈和美人相关,唯有垓下一战。 美人死去的那年,也不知芳龄几许,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常年追随项王于军中的女人,一定有着惊人的青春和美丽。我们到达垓下的那天,是一个阴寒的下午,发生于二千二百年前的那场恶战,早已是烟消云散了,昔年千军万马、十面埋伏的垓下古战场,只剩下悲风袅袅,倦阳无限。 有一个农民,在大片的原野上,侍弄自己的麦田。 说起来西楚霸王项羽,是一个何等英雄的人物,二十四岁起兵,身经七十余战,威霸天下,名传四海,最后却惨败在垓下,垓下使项羽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失败了的英雄。当时淮阴侯韩信将兵三十余万,合围数千重,而楚军却已是兵弱粮尽。这是己亥年的深冬,项王掀帘出帐,信马由缰而行。那一夜垓下的月色一定是清丽绝俗,如同身边随侍的虞氏美人。那时四周围暗沉沉尽是汉军营垒,灯火错落,刁斗无声。后来就有楚歌自四面声声传来了,项王惊问:难道楚军全都投降了吗?为什么四面都是楚歌声呢?他返身入帐,坐下,与美人对饮。楚歌仍如潮水般从四面涌来,滔滔不绝,入耳惊心。项王不由得就怆然泪下了,他问虞啊虞啊,天要亡我了,我可怎么办哪? 虞姬站起,缓缓拔出腰间的双剑,翩翩起舞,且舞且歌道: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 这是美人生命的最后一刻,天地间涌动着一股凄绝艳美的气氛。英雄末路的楚霸王项羽,再次泣不成声。后来,美人虞姬就仆地而亡了,鲜血将垓下的土地染成鲜红。 此后不久,人世间就多了一种花,名叫虞美人。 明·中都 明是明朝,中都是朱元璋的凤阳府。 这是江淮间的又一个传奇。当我第一次站在凤阳中都故城的城墙下面,我很难相信它曾经是一座比北京故宫还要雄伟壮丽的皇城。一些高大的箭垛和城堞,都已成了残垣断壁,曾经异常华美的宫殿群,也都坍塌成一片瓦砾。当时,落日正照进残破的午门,仿佛历史老人意味深长的目光。 现在,殿宇连绵、金碧辉煌的一切都不见了,能够证明它曾经存在过的,唯有一方据说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盘龙石础。那一年,我们找到它时,它正陷落在一口水塘之中,有农妇蹲在上头洗菜。 水塘四周,是一望无际的麦田。在这些田里,散落着一些城砖和汉白玉雕件,而远处,曾经华美高大的无与伦比的中都午门,正将它残断的身躯在黄昏的天宇下无声地展开。那一刻,我心中针刺一般地感受到了什么叫作沧海桑田。传说中的麻姑,有一次从东海边路过,看见从前涨满海水的地方,现在成了陆地了。她没有惊讶,她已经几次看见大海变成桑田。但那天,站在凤阳城墙下的一个庄户院里,看着那些遗忘在猪圈旁、草垛下的宫中石雕,我心里却是针刺一般地痛切,并且感慨万千。 当年为了营造这座超豪华的皇城,这里聚集了上百万的劳工,那时驿道上昼夜奔驰的,都是前往凤阳的车马。 朱元璋是希望在他的家乡,设置一个超级凤阳府,辖区包括安徽、江苏、河南、湖北四省中的十二府二十三个县,差不多将整个淮河流域都划了进去。为了扩充中都人口,他从江南富庶地带强行移来二十万编民,这些人不堪忍受连绵不断的水旱蝗灾,在年年返乡祭祖的路上,大唱攻击朱元璋的小调。伟大的凤阳花鼓,就这样诞生了。 “凤阳妇女唱秧歌,年年正月渡黄河”,从此,凄凉的花鼓调传遍了大江南北,凤阳成了人人都知道的最贫穷的地方。 明朝的皇帝,大多非昏即庸,只有朱元璋和朱棣,可算英明之主,却又都好大喜功,不顾民间疾苦。 所以明王朝是一个惨痛的王朝,尤其是晚明。而这个王朝,最初就是在凤阳这片土地上发迹。在皇恩的沐浴下,有明一代,凤阳名满天下,煊赫一时,就是今天,夏季的傍晚,老人们给孩子讲古,也会用一种复杂的感情说,早先哪,咱这地方出过一个朱皇帝。正是夕阳西下时候,有农人牵着牛从城垛下走过,像往常那样,废弃的城墙,在黄昏的天宇下无声地展开,它残断的缺口,仿佛一个巨大的历史缺憾。 寿春·楚 现在我们来到了淮河以南,地势渐渐隆起,开始了它向山地的过渡。如果使用重复的修辞手法,那么丘正波涛般涌来,仿佛一种叙事的节奏。这时你会发现,寿县在这些奔涌的波涛间出现了。 寿县史称寿春,它悠久的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夏禹九分天下的时候。在吴楚齐鲁春秋争霸的年代,它是楚国最后的国都,城池深峻,文化绚烂,以至多年以后司马迁路过这里,还要忍不住地感叹说,寿春,它是一座多么丰美的都城啊! 当时的司马迁正击铎乡间,为他的煌煌巨制《史记》搞社会调查。 雄长南方而又政治腐败的楚国,最后也是在寿春被秦国所灭,它的国君负刍也是在这里做了俘虏。但是寿春的城墙真是结构繁复,美轮美奂,经过几千年风雨侵蚀,你仍然感到它美得无以复加。而且今天的寿春,也是因为这段伤痛的亡国史,成为中国著名的地下博物馆。各类文物层出不穷,最震动考古界的是楚国的金币“郢爰”。我一生自信不为金子所惑,但第一次见到它们的时候,却强烈地感受到心动目眩。 那是一种美的震撼。 楚最后的边界是在今天的含山境内,俗称昭关。这是楚国东北边境的最后一个关口,吴头楚尾,过了昭关,便是吴国的地界。所以当衣衫褴褛的伍子胥,穿过楚国广袤而又危机四伏的国土,而终于到达这里时,他悄悄松了一口气。 但他随即就看到,昭关的城楼上,张贴着捉拿他的告示和造像。伍子胥看看四周,不禁一阵绝望。前途既绝,后路又断,父兄深仇未报,自家性命难保,伍子胥茫然四顾,忧愤而孤伤。 忧愤孤伤的伍子胥,一夜白了头。 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著名的故事,逃出去的伍子胥不知道,二百九十九年之后,强大富饶得不可战胜的楚国,最后会迁都于寿春,并且在这里灭亡。 徽州·商 进入群山环绕的徽州之后,你能强烈地感受到它与皖北平原和江淮丘陵的巨大差别。 在欧老的划分中,这里属于新安文化圈。南宋偏安杭州之后,国家经济重心开始南移,明王朝迁都北京之后,经济上更是不得不依赖于富庶的东南。万山环抱中的新安江,因为可以直达杭州,成了一条黄金水道。 徽州的一切,从此改变。 当汽车在徽州的大山里行驶时,你会不时地看见一种造型独特的建筑,寂寞地站立在蓝天之下,那就是牌坊。 牌坊、祠堂和白壁黑瓦马头墙的古民居,构成了徽州独具一格的人文景观。 让我们先来看看目前徽州最大的牌坊群,它在棠樾。这个按照忠、孝、节、义排列的包含七座的牌坊群,属于居住于当地的鲍氏家族所有,而鲍氏的祖上,曾是明星一般耀眼于明清商业舞台上的徽商。 明中叶之后,新安商人崛起于东南地区,成为与晋商相抗衡的一支最重要的商业力量。而徽商中的巨商大贾,多是盐商。明清之际,江浙有大盐商三十五名,其中二十八名是徽商。明中叶是中国社会发生剧变的时期,风俗由淳朴趋向于奢侈,城市中弥漫着享乐主义的气息,而这种变化,与徽商在淮扬一带挥金如土的生活方式有直接关系。 所以在新安本土,他们才有财力物力,修建这样高大华美的牌坊与祠堂。 祠堂保存最为完好的,是黟县的南屏,居住于该村的叶、李、程三姓,各有属于自己的家祠、支祠和宗祠。张艺谋曾在这里拍摄《菊豆》,这使得南屏为之而声名远扬。 黟县现存明清两代古民居近四千幢,最大的村落是西递村。在轰动中外的首届黄山国际旅游节上,有权威人士说,要了解中国古代宫殿建筑,到故宫;要了解中国古代民间建筑,到西递。 一时,西递声名鹊起。 与江浙大户富丽堂皇的住宅相比,徽州大户的住宅显得普遍局促而精巧。这是因为徽州地少人多,危机意识与生俱来,只能在雕饰上下功夫。于是,砖雕、石雕和木雕,成为徽商资金消耗的重要途径。 徽商是徽州文化的酵母,没有徽商,就没有新安医学,新安画派;就没有祠堂与牌坊,徽雕、徽菜和新安建筑。 建筑是一种以时空为背景的特殊的文化景观,在徽商逝去整整一个世纪之后,这些遍布于徽州的古桥、民宅、牌坊和书院,让我们感受到它昔日的辉煌。 现在我们来到了当年商贾云集的渔梁古镇,静候暮色的降临。富有徽派建筑风格的紫阳桥,正静静地跨越练水之上,白色的马头墙,也在夕阳下展开它独特的造型。而夕阳,也正向着古老的练水坠落。 桐城·书 时间已经进入近代,而我们此时也来到皖江。 皖江文化以桐城为中心,在有清一代,桐城都是一个令人神往的地方。 桐城古有“七省通衢”之称,文风兴盛,早在明中叶,就有结社讲学之风,有力地推动了皖江一带文化的繁荣。后来,中国文学史上时间最长,参加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一个文学流派桐城派的代表人物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鼎等等,又都是桐城人。 戴名世是以大逆不道的罪名被清廷诛杀的,他的死轰动一时。明清易代之际,民间修史风起云涌,戴名世希望能在这种混乱杂芜中保存亡明的史实,在这点上,他的勇气和识见,都和司马迁有相似之处。 戴名世为桐城文人建立了入世的学术。 他后来以《南山集》蒙难,一同蒙难的还有他家族的老少几百口。传说他们是被淹死在他老家红庙清水村的水塘中的,所以当地老百姓,把这口水塘叫鬼塘,在阴霾的傍晚,这里会传出哭泣声。 一九九八年的早春,冒着霏霏细雨,我们曾去寻找戴名世的墓地,在无边的菜花中间,这个一代史才的墓园,显得格外冷清。 与戴名世交往密切的方苞,因为给《南山集》作序,也被打入刑部大牢。他因此写出了他的传世之作《狱中杂记》。牢狱之灾使他的文字洗练苍劲,风骨凛凛。这以后他才能对在东厂监狱受尽酷刑的左光斗有深切的理解,写出中国散文史上的名篇《左忠毅公逸事》。 桐城从这时起,便注定要成为一座名城;中国文学史上,也注定要有一个新的古文派别产生。 贵池·傩 在皖西南的山地,属于贵池的广大山区,至今流行着一种被称作“傩”的仪式戏剧,是一种极为古老的文化遗存。 中国自有历史以来,就是以农为本,不仅是处于最底层的农民,对土地保持着久远的眷恋和依赖,就是上层统治者,也把土地作为邦国之所系,春秋四时,均有隆重的祭祀。傩的起源,与祭祀、崇拜、繁衍、土地、丰收等等概念有关,几乎涵盖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史。春秋时,就是孔子看见乡人傩祀的队伍,也是毕恭毕敬地肃立一边。 面具是傩祀活动的中心,傩的全过程,都是围绕面具进行。面具有种种禁忌,妇女是不能触摸的。给面具点光,一般是在金鸡报晓的时刻,巫师画符烧纸,取雄鸡鲜血,兑以朱砂金粉,点面具七窍。一般家族的面具是二十四尊,称为二十四尊嚎啕神。嚎啕为大哭,也可以解释为歌哭,是一种与鬼神相通的巫语,周礼上就有“凡邦有大灾,(女巫)歌哭以请神”的记载。古人深信,歌与哭都能感动鬼神,让他们有怜恤之心。 贵池古为吴楚之地,吴楚都崇信巫术。 因为孟姜女的哭感天动地,曾将万里长城哭倒,所以贵池傩普遍上演孟姜女的故事。 庚辰将尽,辛巳即至,贵池的傩事正红火,如果你现在去,正可以看见乡人们戴着面具歌哭。 李鸿章·淮系集团 现在让我们回到江淮地带。 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变革最激烈、色彩最斑斓的,是十九世纪下半叶。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各种矛盾错综交织,而合肥李氏,则是这段特殊历史时期崛起的特殊的历史人物。 李鸿章以一介书生投笔从戎,在列强环伺、国家积弱的时候,强烈地感受到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军事装备对中国的威胁。他因此鼓吹穷则变,变则通,可以说他的“变局观”,比康梁都早。 他后来投身于清政府几乎所有新兴的、冒险的事业,诸如工业、交通、矿产、教育等等,办了很多实事。这场被后来的史学界称之为“洋务运动”的新政,给中国近代社会带来巨大的冲击,西方将它视为“中国近代化”的起点。 但他在后来的历史中,却成了一个臭名昭著的人物。 这是因为,十九世纪下半叶以来,几乎所有的不平等条约,我们后来称之为卖国条约的,都是由他出面签订。甲午惨败之后,李鸿章以全权大臣的身份赴日谈判,虽然挨了一枪,还是在《马关条约》上签了字。消息传来,举国震怒,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在国人皆曰可杀的舆论谴责下,李鸿章被解除了位居二十五年之久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职务。 但更大的耻辱还在后头。庚子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携光绪帝仓皇西行,局势由是大乱。朝廷再次让当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从广州赶来收拾残局,签订了更加臭名昭著的《辛丑条约》。 签过这个赔银四亿五千万两,空前屈辱的条约后两个月,李鸿章就吐血而亡,死前双目炯炯不瞑。而此时的大清王朝,也已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 后来,伟大的政治家毛泽东说,吾观合肥李氏,水浅而舟大。这是说他生得不是时候,清政府的浅水,载不动李合肥这只大舟。同曹操、朱元璋一样,李鸿章也是战争不断的江淮大地陶冶出来的枭雄,这里后来又出了一个段祺瑞,一个倪嗣冲。他们身上,都有皖派政治人物娴熟于权力场生死搏斗的非凡手腕和组织才能。 站在修缮一新的李氏故居前,不由得感慨万千。李鸿章和他的淮系集团,就是从这里起步,从地方走向全国,从内地走向沿海,由地域性集团成为全国性集团,改变着中国近代政治的格局,并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而李氏自己,也权倾一时,谤满天下,成为一个盖棺百年不能论定的人物。 五四·陈独秀与胡适 “五四”前后的中国,是一个风雨如晦,思想激荡的时代,而发起并领导了最能代表那一时代精神的新文化运动的,是两个皖籍人物:陈独秀与胡适。 两年前的五月,阳光明媚的五月,我们曾奔走于安庆的大街小巷,寻找陈独秀的诞生地,但后来当我们找到北门后营时,才发现百多年的时光,已经将所有的一切风吹雨打去了。 那里树着“陈延年、陈乔年故居”的牌子,可以肯定的是,它首先是陈独秀的故居。 延年和乔年,都先后为革命献身。纵观陈独秀的一生,充满了惊险和坎坷,并且变幻莫测。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清政府及北洋军阀时期,陈独秀就两次被捕,八次遭通缉,四次流亡日本。这以后,更是大起大落,让人不忍评说。 陈一生的经历,为中国近代史上所罕见,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一个最为光怪陆离的人物。 但是《新青年》时期的陈独秀是多么的光彩夺目、咄咄逼人啊,这本杂志的创办,实际上是在中国发起了一场思想运动。李大钊、鲁迅、胡适、蔡元培、钱玄同等等,都先后聚集在《新青年》的旗帜之下,向传统的腐朽的旧文化发起猛烈进攻。 这场思想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扫清了思想障碍。 被誉为吹响白话文运动号角的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就是发表于1917年1月的《新青年》上,陈独秀随之发了《文学革命论》,作为对胡适的声援。这两篇文章,被史学界认为,是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开端。 陈独秀和胡适,都不是文学家,之所以提倡文学革命,是想从这里打开一个缺口,为新思想凿通一条传播的渠道。 所以他们两人,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影响巨大。 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上,安徽创造过两次辉煌,一次是先秦,老庄将深邃旷达的哲思,融进我们民族的思维;一次是五四,以陈独秀和胡适为首的知识分子,将青春的血质,注入我们民族的血液。有了这一代人的努力,中国才有可能打破单一的文化传承格局,将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融入世界文化的大格局之中。 五四已经成为我们民族记忆的一部分,每一年的每一次回顾,都提醒我们,民主、科学和爱国主义,如何坚韧地盘踞在每一个时代,每一颗年轻的心灵! 不知以后的人们会怎样看待我们———这些自称亲历了老式电器的发明、常规战争、国家解体、离乱和探测火星的人。我们唯一能知道的是,我们是一些对苦难和历史有深刻体验的人,我们会与“后二十世纪人”有所不同。 此刻,二000年十一月月二十七日凌晨,我在家中写下上面这些文字;而一个崭新的世纪,正喷薄欲出! (《新安晚报》 潘小平文) [/siz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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