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几何人生：丘成桐自传》（下）

吴砺

                                              《我的几何人生：丘成桐自传》（下）

1979年那么特别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中国当时刚刚对外开放，著名学者华罗庚教授邀请我到北京的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做一系列的演讲，就从该年的5月底开始。众所周知，华罗庚跟我的老师陈省身不和己久，但是他们都是我尊敬的数学大师。对我来说，回国意义重大，毕竟自从婴儿时离开汕头，到如今已经三十年了，终于可以见到盼望己久的祖国了。除了我以外，还有不少出国己久的海外学者和专家，也踏上回归故里的旅程了。

我的计划是先到中国访问几个星期，到了8月，就到高研院开始那为期一年的几何分析年。当飞机在北京着陆时，我心潮澎湃，就在飞机旁，俯身触摸祖国的泥土。这是个激动人心的时刻。纵使离开中国已久，对往事已全无记忆，但祖国一直在我的生命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我在数学所做了有关几何分析和其他方面的几个报告，又抽空在北京附近观光，长城、故宫、避暑山庄等著名景点我都去了。这些地方虽是初次亲临，却仿佛旧识。此行收获甚丰，感触极大，既有喜，也有悲。当时老百姓普遍贫穷，教育又不普及，生活可不容易。我虽然被视为上宾，却未能视而不见。P154

游罢桂林，我们乘飞机到了广州，见到了我的远房亲戚，她丈夫是当地的大学教授。在其他人的帮忙下，他们夫妇设蛇宴为我洗尘，席间有蛇羹、炸蛇等，都是老广的拿手菜式。我从前在香港吃过一点蛇肉，但是这次是大规模的蛇宴。开始时，心中不无惴惴，但很快便克服了，味道还真不赖。

蛇宴之后，主人家向我请托，看能不能帮他们儿子到美国申请大学，这类的请求很快便见怪不怪了。我犹豫了一下，毕竟并不认识那孩子，不知他的数学能力如何。最后，我给他出了一些测试题，看看他的长处在哪里，结果发现他不怎么行。我提议他到北京先学习半年，由我认识的人辅导，如果表现理想，会推荐他到斯坦福。自以为这是颇合理的方案，主人家却另有想法。他们后来找到别的途径把儿子送往美国，阴差阳错，他竞成为理察的学生。但这个年轻人终究没有成为成功的数学家，依我看，他并没有把精力贯注在这个学科上。也许这是一种文化现象，一些中国学生读研究生时，都没有花工夫做学问，挣钱乃是念书的主要目的，而研习某科某目则为其次。数学上，他们只关注细小的问题，得到一丁点儿结果便急急发表，以此作为升职升等从而加薪的凭借。P157

除了高研院的专题年外，1979年还发生了几件事，使这一年对我来说变成名副其实的“特殊”。我被选为加州年度科学家，这是首次有数学家获此殊荣，我也是这奖项二十多年来最年轻的得奖者。迈克尔。斯蒂尔早在斯坦福当研究生时已和我很熟，他提议我添置一套正式的礼服，不要再去租了。他说，这是个开始，你今后还有一大堆机会要穿呢。我依他的话买了一套礼服。果然两年后的1981 年，美国科学院颁奖给我，这个奖叫卡蒂奖(Carty Award)，直到今天只有三位数学家拿到过这奖项。当时我在普林斯顿当教授，就穿上这礼服，和母亲、弟弟一起到华盛顿出席颁奖礼。以后我体形渐丰，这礼服再也穿不下了。

起初，我对成为年度科学家没有什么感觉，这个奖闻所未闻。我甚至跟斯蒂尔说，一个小小的委员会，怎能真正评价别人的工作呢。又不无自大地继续说，只有历史才能下定论。但另一方面，母亲笑得合不拢嘴，她和住在加州的表亲一起出席了授奖仪式。她经过多年的辛劳，把我养育成人，现在还出人头地，想到这里，我也由衷地开心起来了。

另一件值得纪念的，是1979年底，有一天博雷尔突然走进我的办公室，告诉我哈佛要给我下聘书（其后知道是真的），但不要迫不及待地答应，高研院也会给我下聘书（后来知道也是真的）。此外，香港的友人也传来消息，说香港中文大学准备在来年向我颁赠荣誉学位，这也是好消息，尤其是我在母校从来没有获颁本科学位。P167

会议结束后不多久，友云和我便到了上海。黄浦江是长江的支流，它流经上海。我们在黄浦江畔闲逛，只见数以干计的成双男女在江边凭栏，喁喁细语，形成一道奇异的风景。他们没有钱光顾饭店，其实，就算有钱，你还需要有许可证，当时叫粮票的，才能从食店买到食物，这是“文化大革命”过后不久的现象。友云和我都爱散步，我们在著名的外滩，沿着风景美丽的黄浦江溜达，看着其他人谈恋爱。

接着我们到了杭州，杭州在上海的西南约一百六十公里。我们在风景如画的西湖乘船游览，还到了名刹古寺参观，可惜它们都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破坏殆尽。一片又一片的狼藉残垣，是那个狂飙时代的标志。不到几个十年，这些美丽而富含历史的建筑物被拆卸，代之以难看的水泥结构，美之名曰进步。P172

赢得奖项固然兴高采烈，却被传来的坏消息泼了一头冷水。就在华沙和妻子与众多宾客把酒言欢之际，兄长成煜又病倒了。送院后，大夫发现他大腿的血管出现了血栓，因此开了薄血药给他。成煜服了薄血药一段日子，不久就脑出血，陷入昏迷，在昏迷了六个月后去世。兄长年轻时即患病，从无机会一展所长，令人痛惜。在华沙时，我不时念及他脆弱的身子，但谁能料到，世事竟会如此发生。

从这次和多年来同行间的摩擦，可见世事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就算拿到菲尔兹奖，人生也不会就此步步高升。地心吸力会发挥作用，拖你后腿，有时甚至拖垮你。

虽然有幸拿到不少奖项，个人对获得数学奖项的感觉却苦乐参半。我从来不为拿奖而工作，坚信做好数学本身就是回报，尤其是工作顺利时。另一方面，努力工作得到认同，自然是开心的事。但得到世人的认可（或者可称之为名声）也有缺失之处。我不再是一个寂寂无名的研究工作者，欢喜时可以整天埋首于数学之中；现在我成了某个权威，句句话都有分量。人们要我对事情发表意见，在政策上、行政上、政治事务上扮演比较重要的角色。如此一来，难免被扯进那些原本与我无关的纷争之中。

首个华人赢得菲尔兹奖的消息传得很快，我在中国瞬间变成民族英雄。但有些人很不高兴，他们五味杂陈，甚至心怀妒忌。或者，他们觉得得菲尔兹奖的应是他们而非本人。

恼怒我者另有一人，理由则完全不同。明诚现在两岁了，每次我离开圣迭戈往普林斯顿时，他都非常不开心。他激烈抗议，用力踩着地，有时甚至把头碰在地上。数学圈子中有些人不喜欢我，对我饱含敌意，我都能处之泰然，但我不能不顾儿子的感受，尤其是表现得如此直接和激烈之时。

或者是后知后觉，到了此刻，事态己再清楚不过，自己住在东岸而把家庭留在西岸是不可能的，必须有所行动，使整个家庭能够团聚。友云不想来普林斯顿，那我只得另觅一枝而栖了。P189

1990年，由于发生车祸，我被卷进刑事案件（之后由法院判决无罪），居留权可能出现大问题。为了保护家人的安全，我决定加入美国籍，开始申请成为美国公民。申请时其中一项要做的事，是在波士顿的移民和归化办事处(INS)接受测验。我匆匆前往，并未做太多的准备。那考官问了我一大串问题。例如，他问：“你认为美国总统能直接向别国宣战而不通过国会吗？”我说国会一定会通过的，尼克松总统总能找到法子的。考官不同意我的看法，说虽然尼克松做了错事，但他在宣战一事上并没有走快捷方式。

总的来说，一些问题我答得不错，但另外一些则不怎样。那官员取笑我的错误，有些的确是令人发笑。不过，他在我答完后便立即说及格了，不久我便得到了美国公民的身份。

我作为无国籍者己过了颇长的时间，成了美国公民之后，国外旅行顿时变得很方便。但这种突然的身份变动，也令我难以释怀。我对出生地中国仍然怀着强烈的感情，身份上却无凭无证。我曾在1980年代考虑成为中国公民，并且向华罗庚的大弟子、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陆启铿提到这个想法。他和有关部门讨论以后，托人向我解释，时机还未成熟。后来我在美国遇到一些困难，此事就没有再提起了。

我拿到了公民身份后，，不久和理察到日本开会。他看见我的新护照，便知道我改换了国籍，于是提名我当美国国家科学院的院士，科学院通过了，这可说是新身份带来的额外惊喜。伊莱·斯坦(EliStein)是普林斯顿一位有影响力的分析学者。他对我说，如果你一早入美国籍，八年前你刚得到菲尔兹奖时，便已入选科学院了。P221

只有在这些葬礼事宜都办妥后，才真正感受到丧母的悲恸。我悲痛欲绝，仿佛和父亲过世时相似。只是现在父母皆离我而去，有疑虑时，家中已无长辈可以提供意见，我必须负起维护家族的责任。冷静下来，便知要面对这现实，因为兄弟姊妹散布在不同的地方，很难聚在一起。

细心思考一下母亲最后的日子，我为她大半生辛勤工作、抚养我们而深感歉意。她为家庭差不多献出一切，很少为自己的需要和幸福着想。命蹇的兄长成煜需要她长期照料，几年前才去世。我原来期望母亲能安享晚年，含饴弄孙，闲时打理花草，或是做些赏心的事，但她太命苦了，没机会安享。

母亲是传统的中国妇女。她重男轻女，深信只有儿子才能把家族繁衍下去。她常说我的成就等于她的成就，这是一种异常无私的看法，源自她从小培养的价值观。我全心全意把时间和精力倾注于事业时，深知扬名声、显父母的意义。即是说，愈能有所成就，愈能使父母开怀。父母的付出，激励我努力奋斗，追求卓越。在这方向上，我已不需要进一步的动力。自父亲逝世后，除了少年时荒废了少许日子，我一直在努力。P224

比尔·克林顿出来讲话之前，副总统阿尔，戈尔给每位得奖者一份证书，我跟戈尔说了些“他是哈佛的毕业生，而我则是哈佛的教授”这类闲谈。但是他似乎听不清楚我在说什么，或是不明白，总之他没有回应。我们等克林顿等了许久，有些客人甚至不耐烦；。到了他最后终于出场时，其人和蔼亲切，片言只语便使四座如沐春风，我想这便是所谓的魅力了。虽然在判断和行为上偶有失误，但克林顿的魅力实在惊人。

以前我拿到的如菲尔兹奖，数学界以外的人所知不多，但这个奖就不同了，媒体都做了报道。孩子们常常说我是地球上最闷蛋的人，我从事的研究又十分烦琐，这次看到父亲竟周旋于名人之间，更不要说美国的总统了。大儿子明诚说，“爸爸常常觉得自己了不起”，到目前为止都拿不出什么证据。但是现在他改观了，他对弟弟正熙说，“或者他确实很行”。

在贝尔蒙特的邻居，是从来不会理睬我的。他们突然在地方新闻上，看到我获奖的消息，才知道这个难以了解又不大和邻人打交道的中国佬，原来非等闲之辈。和许多来自中国的人一样，我和美国这种郊区生活格格不入。我不玩网球和高尔夫球，也不碰美式足球和棒球，除了偶尔交谈外，没有什么和邻人交往的机会。虽然住处近在咫尺，内心却距千里之遥。这个奖并没有改变这种状况，但至少，他们对我的了解会多了一点，至少知道这人有着不平凡的成就。P236

我收到英特尔科学竞赛的主办方寄来的一封信，说正熙把我名为“我科学生涯中最具影响力”的人，我快慰莫名。我父亲虽非数学家，但我能成为数学家，以他的影响最大，我母亲则是最尽心尽力使我达成志愿的人。我能给儿子起类似的作用，是以感到欣慰。正熙在哈佛主修生物，后在斯坦福医学院取得医学学位，明诚则在哈佛医学院取得博士学位，现在教授微生物学和免疫学。

“扬名声，显父母”乃中国文化中的格言。我亦深知，在培养孩子在科学上的兴趣这方面，从事物理研究的妻子所担当的角色，比我只会更重不会更轻。我们并肩携手努力，对孩子们在学术上的优异表现，深感满意。P238

我为他的兴奋所感动，但更令人触动的是他有意支持发展数学研究，这恰如及时雨，事关路院长还未能锁定新所的基金从何处来。1996年，经过数次商讨后，我和陈启宗、陈乐宗兄弟达成协议。陈氏兄弟是以香港为基地的地产巨子，启宗乐于为新所建一大楼，乐宗则对研究活动更感兴趣，他说光是一幢大楼是不够的，他们愿意支付新所头五年的日常开支。如此慷慨的资助，谁能够说不呢？路院长提议把所命名为晨兴数学中心，晨兴是陈氏家族投资集团和基金会的名字。启宗尤其欢喜我们谈了几次的方案，即每隔若干年（后来定下是三年）晨兴中心都会颁发晨兴数学奖，这将会是中国的菲尔兹奖。

动工仪式于1996年6月10日举行，中国科学院路甬祥院长出席了仪式以表谢意。我在集会上讲了话，宣称这是国内首个“开放”的数学中心，每个符合资格的人都可以申请来访，在中心逗留数月至一年进行研究，然后回到原来的学校。这样一来，其他地方就没有人才流失的担忧了。

我们邀请了陈省身先生出席仪式，但他没有来。建所一事，我曾跟他谈过几次，他总是表现出一种无所谓的态度。然而，后来我听别人说他改变了主意。

我在仪式上说；

作为数学家，我们追求的不是敌国的财富，也不是千年的霸业，这些东西终究不免化为尘土。我们追求的乃是理论和方程，它们带领着我们在寻求永恒真理的道路上迈进。这些想法比金子来得珍贵，比诗歌来得炫目，两者在简朴的真理面前黯然失色。数学是诸多应用科学的基础，它能使国家富强。，善用数学，能为现代社会维持其现状、规划其未来，达至国家的长治久安。P251

中国刻板式的教育制度，学生多年来一直死记硬背，被动地接受老师的灌输，这类竞赛是我抗衡这种制度的一招。要知道真正的研究，并不是把老师给的习题解出来便算完成，而是至少在你研究的具体项目之中超越老师。

鼓励独立思考，并给予适当的空间，中国学生可以更具创造性，一如美国学生般，这是毫无疑问的，这些竞赛的目的便在此。得奖的准则基于创造性，以及对题目熟悉的程度。P304

今日的毕业生要面对的第一个现实是：华裔学者在美国高校生存的环境将比从前差很多。因为美国的高校除了经济困难以外，现在还遇到种族平等的问题。对于今年毕业的学生，若要到国外去留学，我赞成，但请你们不要忽视上述的现实。假如你们要去的是第一流的学校，像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等，，我觉得还是很值得去的，因为那里有很好的老师和环境；但如果是去国外的普通高校，相比之下，清华大学的水准和氛围其实要好得多。这十多年来，我们的努力是很有成果的。清华学数学科学系、数学科学中心聘请和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数学家，尤其是年轻学者，他们完成的论文都是世界第一流的，而且我们的学风能够比得上世界顶尖的大学（包括哈佛在内）。因此，你们在清华做研究不会比在国外差。虽然我刚才鼓励你们去世界顶尖的大学，但去不了并不代表有很大的损失，至少国内也能提供同样的研究氛围。P324

附二：

【丘成桐：为什么中国的大数学家不多-哔哩哔哩】https://urldefense.com/v3/__[url]https://b23.tv/oSjb4b__;!!BEJPKrpf!o2YbcRGWm4tVtIEeN6am8UqdDQyckluQmvHdYvoYtVZzyF-RVOd_kBOkGVBF$[/url][b23[.]tv]

吴砺

2021.9.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