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尺巷原委解析

张王孙

喜见人间崇礼让　纵有异议又何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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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张氏家族文化解析“六尺巷”原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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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桐城“六尺巷”故事，早已家喻户晓。近年来，随着传统文化和历史旅游趋于热门，关于“六尺巷”故事包括“让墙诗”的原委又被人们津津乐道。其中，一些桐城文史爱好者或自称专家者，因为“六尺巷”故事的文字始见于本邑文人之作，而地方官志载于后，又未见于清河张氏宗谱，遂多有议论乃至质疑，大兴考据，精神实在钦佩。今日，笔者主要依据张氏家族文化传统，对“六尺巷”故事原委试作解析。一家之言，权与诸位共同探讨。

　其一，张氏素尚隐德。如此动人美好的“六尺巷”故事，竟然没有记载在史志或家谱之中，以张氏家族一贯崇尚的隐德品质来看，却不足为怪。据张氏宗谱所记录，张氏五世祖张铎，“豪气俊迈，雅好济人困，为府掾吏多隐德”。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有所隐瞒的对象，已明确为“府掾吏，”也可以理解为负责编撰地方史志的官员。默默奉献，不欲张扬，隐德乃张氏家族素有的价值观及其处事风格，恰如古人所训：“善欲人知，不为真善”。再比如张氏六世祖张鹏，“乡里有缓急辄济之，乡人罔不德公，公泊如也。”经常做好事，没有人知道或者夸奖，毫不在意。七世祖张士维，“性简澹渊静，无他嗜好，惟多积隐徳，不欲令人知”。八世祖张秉彝，同样是“生平多隐德，不以告人”。至于“六尺巷”故事的主人公九世祖张英，则以“老成勤慎”著称，康熙曾赞许他具有“古大夫之风”。据《清史稿.贤良列传》记载，“张英持躬平恕，不为苛急之行。” “凡所汲引，终身不言”。身为当朝宰辅，张英经常举荐人才出任官职，但从来不向他人提及，可见其胸怀之宽广。在这种隐德品格的支配影响下，张家与邻里相让三尺一事，没有告知他人或记录在家史中，似乎不难理解。

　其二，不屑屑于小事。让地三尺，对于当时的张家，真的只是一件小事。张英故居的规模目前不得详知，但以其兄张杰所居住的勺园为例，除了数进房屋，还有池塘、竹林、树木、花径等等设施，占地相当广阔。桐城紫来桥，又称良弼桥，就是张英之子张廷玉捐献千金而修筑，同时其族弟张廷珖也捐助千金。该桥竣工之后，张家又有多人捐资，修筑起沿河堤岸，耗费巨大。而张英之父张秉彝，“人有称贷不能偿，即斥其券置之不问”。每当乡邻无力偿还借债时，便将欠据销毁一尽，从此不再索要，张家人经常作出此类举动。从物质财富角度来考量，区区三尺之地，价值几何？张英家人不至于因此和邻居争执不下，甚至诉讼于官府。更何况，当时的张英身居要职，日理万机，谅家人也不会因为这种琐碎小事特地去信打扰张英。最大的可能是，张家人在书信来往中顺便一提，隔壁吴家正在修造院墙，占用了两家之间一处空地。于是，张英随手挥就，以一首打油诗的形式宽慰家人。该诗不仅文字浅白通俗，而且意味幽默豁达，足可见张英对此事的态度，就是在劝导家人不必屑屑于此等小事。于是乎，这样一件小事也就不会广而告之，闹得满城风雨，路人皆知。

　其三，珍护彼此名声。也许有人要说，三尺之地虽然面积不大，但“人争一口气”，岂能轻易被邻居欺负。殊不知，“远亲不如近邻”，凡夫俗子都明白的道理，何况诗书之家。张吴两家，远无恨仇，近无恩怨，可以做到和睦相处。又有专家称，张吴两家曾互通婚姻，更应该以礼相待，相敬如宾。从张氏宗谱中也确实可以看到与本地吴氏多有通婚的记录，张英之母即为麻溪吴氏。既然如此，为了三尺之地，两亲家争吵不休，甚至惊动官府衙门，实在有辱斯文，为周围乡邻所耻笑。何况，从“六尺巷”故事原本来看，争地一事肇起于吴家，属于理亏一方，道义上已经处于弱势。在此情势下，张家不会采取“得理不饶人”的过激做法，既需要维护自身的誉望影响，更要顾及吴家的名声处境，息事宁人，避免事态扩大，才是上策。张英曾在《聪训斋语》中训示家人，“即一言有损于人，亦不轻发。”又谆谆告诫：“世家子弟，其修行立名之难，较寒士百倍，何以故？甚且吹毛萦瘢，指摘其过失而以为名高；批枝伤根，讪笑其前人而以为痛快。”“全不思富贵者，众射之的也，群妒之媒也”。因此，所谓争地告官一事，不大可能见诸正式文书，一旦白纸黑字，岂不贻笑大方，更恐累及后人。以张家的身份地位，当不至于如此草率。至于吴家，虽然其家世不太清楚，但从吴家故居规模之大来看，也并非寻常百姓，知书达理应该不成问题，大肆宣扬两家争地一事，不仅于事无补，恐怕也颜面无光。

（姚永概《旧闻随笔·张文端公》）

　其四，不敢擅誉独美。桐城“六尺巷”故事，始见于清末姚永概《旧闻随笔》，其中张英诗云:“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而类似的故事，各地多有传闻，近有合肥、苏州，远至河北、陕西。所依据的材料，又大多来自“让墙诗”，坊间时见披露议论，也不失为一种考证方式。据介绍，历史上最早的“让墙诗”，可见于北宋杨亿《杨文公谈苑.杨玢诗》:扬玢，虞卿之曾孙也。仕伪蜀王建至显官，随王衍归后唐以老，得工部尚书，致仕归长安。旧居多为邻里侵占。子弟欲诣府诉其事，以状白玢。玢批纸尾云:“四邻侵我我从伊，毕竟须思未有时。试上含元殿基望，秋风禾黍正离离。”子弟不复敢言。与张英所作相比较，该诗未用“秦始皇”和“长城”两个典故，文字更为古雅，意境更多苍凉。而杨亿的著作对后世影响较大，《诗话总龟》《永乐大典》等类书多有征引。明末褚人获所著《坚瓠集》则有《杨仲举》一文：吾郡（注：指苏州）杨仲举（翥），德冠一时。邻家构舍，其甬溜滴其庭。公不问，家人以为言。公曰:“晴日多，雨日少。”或又侵其址，公有“普天之下皆王土，再过些儿也不妨”之句。该书也是流传较广。而清末金武祥《栗香随笔》所记“杨翥咏侵地界诗”，则是一首完整的的七言诗：“余地无多莫较量，一条分作两家墙。普天之下皆王土，再过些儿也不妨。”该诗文字通俗，接近张英。褚人获《韵语晨钟》中还有一则故事，舒国裳(芬) （注：江西进贤人），在翰林日，其子数寄书云:邻人岁占墙址不休。芬览书，题其尾云:“纸纸家书只说墙，让渠径寸有何妨。秦皇枉作千年计，今见城墙不见王。”遂缄封却寄。子诵其诗，谓父驽下，不能助已泄愤，遂弃其书。邻人闻而觅得之，感其盛德，自毁其墙，任其筑取。已而两相让，各得其平，相安如旧。该诗用典与张英相同。最为相似的当属明末叶廷秀《诗谭》中《东野让一步》:大学士郭东野（注：河南安阳人）为翰林时，其封翁家与邻人争一墙界，寄书于东野，东野漫上以诗云:“千里封书只为墙，让他几尺有何妨。长城万里今还在，不见当年秦始皇。”金武祥书中也曾记录该诗，但混称作者为某“显官”。更有一说，此诗实为郭东野封翁之邻人所书，乃民家让墙于官家。

（张英《聪训斋语》）

　由此可见，邻里之间由争地始、以让墙终的故事，古已有之。无论有诗无巷，或是有巷无诗，这些故事都是中华传统文化中“互敬”“谦让”“睦邻友好”“以和为贵”等处世哲学的生动写照，深入人心。张英饱读群书，满腹经纶，如果在日常家书中，顺便引用一下前人佳作，也是可能的。但张英未必认定该诗就是他的原创，所以未能记载于相关史料当中，也是可以理解的，见贤思齐足矣。

　综上所述，桐城“六尺巷”故事的原委无需多加猜疑，实迹确凿存在，据原桐城市博物馆馆长张泽国先生指教，道光《桐城县志》城区图中，就已明确标示出该巷位置。其址遗留至今又逾百年，倘若今人还再纠缠琐细无休止，大可不必。至于为何桐城“六尺巷”故事流传最广影响最大，是因为故事的关键本质，反映了封建时代人们对于官民矛盾的高度关注和强烈情绪。而鉴于“父子宰相”的地位特别显赫，桐城张氏如何处理官民矛盾的立场方法，则成为历史上的楷模范本。但就社会整体而言，掌握统治权力的官僚阶层，以权谋私，仗势欺人，横行乡里，鱼肉百姓，官民之间积怨深久，矛盾日益尖锐，最终导致王朝彻底覆灭。而“六尺巷”故事所包含的“礼让”精神，则已化作中华文明美德的形象载体，被人们永久传诵。

　关于张氏家族文化，张英有过深刻总结：“吾家始迁以来，服畂受书，兢兢奉醇谨为家学”。于外文质彬彬，于内小心翼翼，宽以待人，严于律己。而“六尺巷”故事所体现的，正是这种家族文化的厚重本色，任风雨冲刷而不褪，历久弥新。在《聪训斋语》中，张英曾由衷感叹，“古云：终身让路，不失尺寸。言让之，有益无损也”。故所以，对于桐城“六尺巷”故事，我们也不妨放宽胸襟眼界，从容品味，继续谈笑风生。

张王孙（泽若）庚子年仲夏于桐梓　

海瓜子

感谢分享，认真品读！

南阳开国

桐城“六尺巷”始见于清末姚永概《旧闻随笔》记载，说的是张吴两家的让地事，据故事发生有三百年时间了。但据桐城南阳叶氏家族代代口传，“六尺巷”发生的其实是张、叶两家之事，按推理应该站得住脚。为什么呢？因为叶贵第八代孙名叫叶灿，是明末进士，官至户部和礼部尚书（起码是朝庭二品大员），子孙有不少是做官的，另叶家后裔耕读经商，富甲一方，在当时桐城县城内有大片房产。叶灿与张英相距60-70年，叶灿与张英祖父既是同乡，又同朝为官，他还为张家写过谱序；而张英和弟张芳也为桐城柳峰山（现枞阳白湖柳寺）南阳叶氏二修家谱写过谱序。柳峰山叶和项家河叶开基祖本来就是同胞兄弟。张、叶两家在明末是名门望族，且联姻通婚是亲戚。一个是前朝遗老后代，有钱有势；一个是当朝宰相（大学士）之家，有权有威；这才可能势钧抗衡。叶家后代可能外出经商或其它原因，把此处房产卖给了后来的吴家。最近读“六尺巷”文化，看到吴超先生写的一篇文章《契约中的家族史》说的是吴家嘴吴氏，大宗地产和房产的契约都 还完好保存在。我不清楚吴家嘴吴氏是不是就是与“六尺巷”有关的吴家呢？如果就是，那就好考证了。在此特提出疑，请有条件学究，予以重新考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