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之中隐忍者——回忆祖父张家仁

张王孙 · 发表于 2020-10-27 09:46:17

　　日前，在介绍我叔祖父《张家晔先生的悲奇人生》一文中，曾述及我的祖父张家仁。在有关“龙潭三杰”与张振华、张家晔、张家昽诸事件中，他老人家深明大义，慷慨施援。而其平素处世，却是从容淡泊，隐忍守讷，充分体现了民国时期知识人士的传统文化特征。与弟妹们轰轰烈烈、波澜起伏的事迹影响相比较，祖父的工作生活似乎都是平凡无奇。然而，亲身经历了清王朝的覆没、旧民国的动荡和新中国的成立，风云际会之下，他的人生履迹也注定承载着诸多时代印记。
余生也晚，尚在幼稚学语时，祖父即辞世，未能亲聆他老人家的教诲。自少年后，幸得长辈多有传述，对其生平行状渐有所知。今重拾记忆，以兹存念。

祖父张家仁

自明清以来，桐城清河张氏秉持耕读传家的风训，一贯重视文化教育。祖父张家仁出生于1886年，自幼由家塾启蒙，后转入新式学堂，凭其勤奋努力，考取安徽省官费留学生资格。据说，祖父系桐城中学创办时最早一批学生，尚待考证。当时，吴汝纶等桐邑前贤，积极鼓励青年学子赴日本留学，祖父遂东渡扶桑，大约在1905年到达日本。他先在弘文学院学习日文等功课，之后进入明治大学就读商科，志在“经世致用”。当时，中国学生赴日之初，学文者大多进弘文学院，如鲁迅等，学武者则多入振武学校，如蒋介石等，这是两所最主要的中国留学生预备学校，于张氏宗谱中亦多见其名。近年来，我多次托日本朋友从明治大学查找祖父张家仁的学籍档案，但均被告知：日本很重视个人信息的保护，因私查阅学籍档案之类，非要通过相关司法公证手续方可行。
清末维新变革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学习西方的主要途径，一是留学欧美，一是留学日本。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革命党人更是将日本作为主要活动基地。祖父张家仁赴日留学之年，正是同盟会在日本成立之时，祖父曾听过同盟会领导黄兴等人的演讲，吸收了大量的民主革命思想，这也成为他之后支持弟妹投身进步事业的重要思想基础。而最能反映祖父当时思想转变的，是他由此取字为“爱公”，以表示对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理念的推崇和向往。但以祖父谨慎内敛、不喜外露的性格，似未参加其他政治活动。
辛亥革命前夕，祖父张家仁学成回国。此时，清政府虽已废止科举制度，但为了考核选用人才，实施一种留学毕业生考试制度，称为“学部考试”。考生按成绩划分等级，其中最优等者可参加所谓殿试，由朝廷授予进士名衔，优等、中等者则奖予举人名衔，世人称为洋进士、洋举人，诮其非中华儒学之正统。待取得相应资格后，海归学子才能得到授职充用。在桐城本宗中，张家骥先生曾于宣统庚戌年（1910）经学部考，复试保和殿，得进士出身，成为张氏唯一洋进士，也是最后一位进士。祖父张家仁经学部考试，被授中书科中书一虚衔，分发在安徽实业司，担任总务处文书。1911年底，辛亥革命大功告成，长女也已出世，祖父内心固然欣喜，但告别旧朝之后，又有何处可以安身立命？
1912年，津浦铁路全线通车，1914年，该线投入正式运营。在津浦铁路的筹备和建设过程中，充满了中外、朝野各种势力的博弈，最终成为一条由中国人自主经营管理的国有铁路，此时急需人才。1915年，祖父张家仁辞别家乡安徽，脱离官场衙门，重振“实业救国”之理想，加入津浦铁路管理局。其中机缘，据说是应留日老同学所邀。
津浦铁路初名为津镇铁路，由天津起始，原计划以江苏镇江为终点，后改以长江北岸南京浦口为终点，全长超过1000公里。这条南北大干线，将当时的华北经济中心天津与全国经济中心上海，以及沿线河北、山东、江苏、安徽四省广大腹地连接起来，使得济南、徐州、蚌埠等地逐步发展为新兴商业城市，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政治经济诸意义。祖父张家仁一直供职于该局总务处，相当于现在的局机关办公室。他主要从事文件规章的拟草，并负责经办相关法律事务，其职责类似于现在的秘书兼法务主管，也算是继承了桐城张氏的文章衣钵。
值津浦铁路初创时期，百事待办，祖父张家仁劳苦功高，入职不久就获得交通部二级一等奖章。在此时期，祖父张家晔最大的功绩，当是将四妹张振华带出桐城老家后，又将二弟张家晔带至天津，并支持他们前往北京继续读大学。由此，张家晔、张振华才接触到共产主义思想，很早就加入到中国共产党，并与“龙潭三杰”钱壮飞、胡底产生特殊的关系。
至民国中后期的国营铁路部门，逐渐具有准军事化单位的性质，设有国民党特别党部，控制严密，派系林立。祖父张家仁虽属开山元老，资历深厚，却始终坚持“君子不党”的心旨，一生抱守着淡泊隐忍的处世原则，从不过问政治或人事。这也影响他长期未能得到升迁。至晚年，祖父遂自号“无疚”，表明其坦荡为人、无愧于世的情怀，备受同事们的尊敬。
少年时，我总以为祖父曾身居高官要职，否则如何负担起众多子女的读书费用。后来才明白，这完全受益于津浦铁路局优裕的福利制度。该局开办了医院和扶轮学校等附属机构，专门为员工及子女提供生活服务。凡员工入职后，每年可在原定薪资上再增加一笔年资奖励。我曾查阅到津浦铁路局的职员录，民国八年（1919）时，祖父张家仁的月工资已有75元，略高于当时一般大学教员或政府公务员，家境足以维持中产阶层小康水平，基本衣食无忧。然而，安稳平静的生活，很快就被一连串的事变所粉碎。
1931年，日本侵华军队制造“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之后，继续向华北进发。1933年，“长城抗战”爆发，热河一带遂被日军占领。1935年，日本侵华势力又相继控制察哈尔省、河北省。此时的天津，成为国民党政府与日本侵华势力、满蒙敌伪等，各方综错争斗之地。作为一个曾经留学日本多年的中国知识分子，祖父张家仁拒绝一些日本同学、旧识的拉拢和利诱，坚决不为日伪做事，保持了凛然的民族气节。而同时，他又利用各种社会关系，为张家晔、胡底等亲友在天津的地下革命工作，提供了便利和掩护。
1937年7月，卢沟桥炮声惊天动地，中华民族进入全面抗战时期。津浦铁路局自天津一路南撤，于1937年底抵达南京浦口后，已无路可退。局方遂决定，大部分员工就地解散，少量骨干分散迁往西南大后方，以保存基业薪火。隔着浩浩长江，祖父张家仁见闻了南京大屠杀惨案，更加认清日本侵略者的残暴。他匆忙赶回桐城老家，稍作收拾安排后，于1938年初春，带领一家老小踏上流亡之路，从安徽、湖北转经湖南、贵州，直至战时陪都四川重庆。虽然一路饱尝颠沛流离之苦，但祖父仍然没有忽视子女的教育问题，当全家羁留湘西南洞口县境时，将其四、五、六女全部送入中学，继续完成各自学业。而此阶段家中最大的不幸，是我的祖母王氏因长途跋涉，劳累成疾，于1939年底病逝于湖南与贵州交界处。我曾问过多位姑妈，也无人能说出确切地名，实为憾事。
祖母与祖父同龄，名燕瑛，字琳圃，庐江人。其父王飞翘，清末时，官衔二品，在任候选道，江苏扬宁厅同知。而王飞翘的夫人，即我祖母的母亲，又为本宗秉哲公支下张世祿之女，可谓亲上加亲，世代通好。祖母属于典型的大家闺秀，知书达理，贤淑善良。家中现存有祖母与我父亲的一张合影，其仪态之端庄，依稀可见。值得一提的是，祖母还是张氏宗谱中第一位书有完整名字的氏妇，反映出民国六修宗谱之时，祖父等参与修谱的一批新派人物，顺应时代潮流，与时俱进的思想作风。

祖母王燕瑛及其子，祖父题记

毋庸讳言，祖父张家仁和当时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尽管留过洋，接受过西方文明教育，具备一定的民主思想，但在生活方式上，尤其是在婚姻上，却依然承袭着旧士大夫传统，体现出复杂的矛盾性。祖父配有正侧二室，如夫人袁氏，名德音，生于1888年，籍贯家世不甚详。袁氏祖母一直由我三姑妈赡养，1967年卒于武汉。在她老人家去世前，我曾去武汉拜见过她，慈祥亲蔼，对我怜爱有加。后来才知道，三姑妈特意安排我此行，就是为了让袁氏祖母能亲眼看到张家的后代，了却她老人家的心愿。但祖父之所以娶有二妻，还有部分原因是他身为兼祧，又继曾祖父之兄张传良一脉。按照旧宗法，兼祧者可配二室，两房夫人地位相等，俗称“平妻”。在民国二十二年《张氏宗谱》中，祖父张家仁子女的排序就透露出相关信息。
此后，祖父身边还有一位妾室，姓名为谢玉芳。因家人称她为八奶奶，曾有外人误以为祖父共娶有八室妻妾，其实不然。至于为何称她为八奶奶，我听到过两个版本。一种是说她原先乳名就叫老八，来到张家后仍习惯使用旧称。另一说法是，祖父膝下共有七个子女，而这位谢氏年纪较轻，与我大姑妈相差不大，平常又深得祖父宠爱，宽待如子女一般，故以老八戏称。八奶奶是“下江”人，即江苏人氏，会唱评弹，且烧得一手淮扬菜，极受家人称赞。虽然没有为张家生养过一男半女，但她一直陪伴服侍祖父至终老，后来又帮助我五姑妈照顾下一代。而在祖辈老人中，也是这位八奶奶享福最多最久，祖父去世后，她长期由五姑妈赡养，逢年过节还有其他姑妈们寄钱孝敬，直至1980年去世。于张家，她也算是功德圆满。
战时的重庆，乱事纷扰，民不聊生。但对于祖父张家仁而言，却又是一段难得的全家团聚时光。已经出嫁的大女儿、二女儿也随各自夫婿辗转来到重庆，亲人们在连天战火中平安无事，让祖父甚感欣慰，家中也渐渐恢复了生气。其间，我大姑妈带回一段趣事佳话，钱壮飞、张振华的长女黎莉莉与电影界同行罗静予在武汉举行大婚，郭沫若先生出席并担任证婚人。得知婚礼之后，黎莉莉夫妇就将飞往香港度蜜月，郭沫若当场引用一联古诗句赠以祝福——“在地愿为连理枝，在天愿为比翼鸟”。用典巧思，寓意美好，顿时博得满座宾朋的鼓掌喝彩。作为表姊妹，大姑妈夫妇也应邀到场，表示祝贺。那是大姑妈第一次亲眼见到大文豪大诗人郭沫若，对其才华深为折服。即使多年之后，大姑妈每谈及此事，神情仍是激动不已，颇似今日追星粉丝一族。闻悉远方亲友之喜讯，平时在儿女面前不苟言笑的祖父，也难得地露出了几分欢颜。
抗战结束前，祖父张家仁被调派至位于湖南衡阳的粤汉区铁路管理局，国民政府铁路运输总司令部亦设在衡阳，集中了战时全国铁路系统的大部分精英干才。这两个单位在业务及人员上互有交集，导致该局部分中层职员如我五姑父，被强行加入国民党或授予某职衔，解放后则被划为敌职人员、历史反革命之类，造成各种冤屈。抗战胜利之后，因精通日文且熟悉铁路事务，祖父又被上司调遣至上海，参与接收宁沪铁路等日伪敌产。充任“接收大员”，在当时被旁人视为肥差，营私舞弊、贪污受贿、中饱私囊者，比比皆是。而祖父对于此类腐败现象深恶痛绝，不屑亦不愿同流合污，很快就自请回到衡阳铁路局。临近解放时，祖父携眷属转至岳阳铁路局，不日便告老赋闲，以一介布衣身份颐养天年。据说，因其社会名望，解放之初，岳阳当地政府曾邀请他参加人民政协工作，但祖父亦未答允。“先天下之忧为忧，后天下之乐为乐”，徜徉于洞庭湖畔、岳阳楼下，其愿足矣。在此期间，我大姑妈、二姑妈随丈夫返回原部所在地；三姑妈在武汉成家立业，四姑妈、六姑妈相继考入上海同济医学院和湖北医学院，这三位姑妈均是选择从医，继承了曾祖父悬壶济世的事业遗愿；我父亲报考上海新闻专科学校未果，转回安庆于国立安徽大学继续读书。一家人就此天南地北，再难相见。

张家仁六个女儿，为前排三坐、后排立者，右单立者其子

之后数年，祖父张家仁与子女之间仅凭书信来往，老人思念之苦，难以排遣。虽自身未在政治上遭受太多冲击，但因胞弟张家晔土改中蒙冤戾难，郁闷之极。尤其是他的独子我父亲于1958年秋被定罪反革命右派，判刑入狱，对他打击最大，遂于该年末遽然去世，享年72岁。又为可叹的是，祖父逝世后，曾葬于岳阳城郊茅岭乡，但此地后来被征用建设，墓区尽遭平毁，踪迹全无。如今，我辈回到桐城，但见高祖、曾祖、叔祖及我父亲等先人坟碑尚得保存，每逢清明时节，可享后人祭拜。而独不见祖父之茔丘，岂不令人怅然神伤。
再细细想来，纵贯祖父张家仁一生的，正是“隐忍”二字。在他跨越三个时代的生涯中，沧海横流，天翻地覆。而无论身前生后，默默无闻，不事张扬，始终是他信奉的道德标准。在接踵而至的大变革、大动乱之中，他所忍受的艰难，所遭遇的困局，其实外人无法想象。如何既委屈保全，又矢志不逾，需要的是一份大智慧。连我大姑父，一个黄埔军校六期毕业，见惯沙场官场大世面的老军人，也由衷感叹，祖父张家仁真是既仁又忍之者也。大姑妈甚至说，我祖父身上还不知道隐藏着多少人生秘密，即便与他最亲近最熟悉的家人，也难以猜透。
祖父张家仁虽长期客居异地，但乡情始终未改，对于张氏宗族事务，更是极为热心。桐城清河张氏宗谱六修之时，他亦曾参与其中，不辞往返辛苦，并宽慰家人宗亲：身为铁路老臣，所乘卧铺火车俱是免费，无须多虑。而于北乡卅铺老家，他关爱乡里，经常周济亲邻贫乏，凡遇求学求职困难者，辄尽力相助。近日，据姻表亲姚大森、姚大彬先生告知，他们的父亲生前还经常提及这些往事。我等后辈闻之尤值欣慰，家乡桐城也没有忘记他。
故今日，且以此文之烬，代作高烛，遥祭祖父张家仁。愿他老人家九泉有知，永远安息。

张王孙（泽若）庚子年寒露后记于桐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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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人] 乱世之中隐忍者——回忆祖父张家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