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世家：行走南书房

张王孙

　南书房，乃清代皇帝文学侍从值班之所，位于紫禁城乾清宫南庑最西端，亦称南斋。康熙帝初设南书房，意在学习儒经、研究历史，探求治国方略。奉职南书房，须经皇帝特旨或内阁推荐，“择词臣才品兼优者”入值，称“南书房行走”或 “南书房供奉”。

　据桐城清河张氏宗谱所载，自张英首选进入南书房，张廷玉、张若霭、张若澄接踵而至，成为“南书房世家”。而此一阶段，当是张氏先辈荣膺“辅弼良臣”之重要历程，故择其要记绪茲。

　满清皇帝熟读儒家经典自康熙始。康熙八年，十六岁少帝即“幸太学，释奠先师孔子，讲《周易》《尚书》”。康熙九年，颁《圣谕十六条》，首条即为“敦孝悌以重人伦”，此句出自《论语.学而》，“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其尊儒重教之意志尤为鲜明，崇文右学成为国策。康熙对此身体力行，先是招选詹员担任经筵讲官，又从翰林院选拔日讲官，并将隔日进讲改为每日进讲。随着学识不断进取，康熙又有召翰林侍值内廷之意，“朕不时观书写字，近侍内并无博学善书者，以致讲论不能应对。今欲于翰林内选择博学善书者二员，常侍左右，讲究文义”。内阁随后奏称：皇上勤书写，甚盛事，皆应钦奉上谕遵行。

　康熙十六年，翰林院侍讲学士张英、内阁撰文中书高士奇首选入值南书房，随后满翰林励杜讷亦加入。康熙十七年，又召翰林院掌院学士陈廷敬、侍读学士叶方蔼、侍读王士祯入侍南书房。上述六人系南书房初期主要臣员。从此，南书房作为一新置内廷机构，在历史上留下重要地位。

　见张氏宗谱中，张英之世纪记曰：“丁巳十一月，奉旨以侍讲学士，支正四品俸，入直南书房。赐第于西安门内之蠶池。赐御书清慎勤、格物、忠孝、存诚四匾额”。而在此前，清代文学儒臣尚无居住皇城内之先例。

　据《南书房记注》，入值当天，康熙即召见张英、高士奇于懋勤殿，曰：“朕于《书经》《四书》讲读已久，常于宫中复诵，大义皆能晓畅。但圣贤义理无穷，今更欲细加讨论”。于是，康熙首先诵讲《大学》，再与张英阅读并讨论《通鉴前编》中自《伏羲帝纪》至《黄帝纪》共三十三条，复召高士奇讨论唐诗。次日，康熙召张英，复诵昨日所讲《大学》六章，又继续讲解“修身”一章，再与张英阅读《通鉴前编·黄帝纪》三条，复与高士奇谈论书法。时懋勤殿有古干梅花，发红、白二种，张英、高士奇各赋七言律诗一章进呈。

　观此二日议程，谈经论史、研习诗词书法，乃南书房初期主要内容。据《南书房记注》，康熙先后习读《大学》《中庸》《书经》《易经》《书经》以及《通鉴纲目》《通鉴前编》《明实录》等经典著籍。

　古人曾总结，可马上得天下，安能马上治天下？康熙设立南书房，召入张英等词臣研读经史，除深造其学识修养外，更重要目的在于探讨帝王之术与治国之道，以图经世致用。康熙背诵完《大学》“平天下”之后，谓其心得：《大学》一书，言明德新民，诚修己治人之要道。张英答曰：内圣外王不出于此书。当《书经》讲毕，张英又对曰：皇上万几之暇，讲贯是书，治统、道统之要，兼备无遗矣。此番言语道出关键。一国之君若能理解掌握儒家学术，特别是治国理论，春秋裁狱，经义断事，便可表明其所遵循乃天授正道，从而具有文化与政治上合法性。

　国学大师陈寅恪有一精辟名言：国可亡，而史不可灭。康熙与南书房文臣阅读讨论史书，亦旨在总结经验教训，以史为鉴，温故知新。尤其读《明实录》之后，康熙对明代政治多有议论，君臣之间就此展开探讨，终成就日后治国基本方略。康熙曰：“朕观明仁宗、宣宗时，用法皆极宽平。每思人君承天子民，时育万物，自当以宽厚为根本，始可成敦俗之治，但不可过于纵弛。所贵乎宽而有制耳。”张英对曰：“圣论深当治体。明仁宗、宣宗处太祖、成祖之后，当日洪武、永乐间法度往往伤于严切，故仁宗、宣宗以宽济之。从来，宽严相济乃致治之要道也。”为使国家长治久安，康熙以明代兴亡为借鉴，强调“宽而有制”，张英则总结为“宽严相济”。史家后来认为，康熙治国的确尚宽，而雍正尚严，乾隆则宽严相济。张英治史功力及历史价值观亦经此得到康熙高度认可，长期充任三朝国史监修官、明史及一统志总裁等职务，成就斐然。

　由读经论史而产生的历史经验以及治国理念，为清代长达二百六十多年的统治制度奠定基础，完全契合张英忠君报国之初衷。孔子曰：“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孟子亦云：“天下无道，则处士横议”。借助内廷近臣之特殊身份，张英等通过为康熙讲解经史，深刻阐释儒家“仁政”“民本”“大一统”等思想学说，启发引导执政者在治国理政中付诸实施，不仅将中华传统文化加以传承，并使得儒学理论在历史特定时期体现其作用价值，从而促使统治阶层励精图治，实现延续康雍乾三朝较长时间之承平盛世局面，推动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康熙晚年回顾其学习经历时，曾曰：“朕政事之暇，惟为读书。始于熊赐履论经讲史，有疑必问，乐此不暇。继而张英、陈廷敬依次进行，于朕大有裨益”。尝称张英“有古大夫之风”。

　学以致用，力戒空疏。久值南书房，君臣朝夕相处，张英本身勤慎务实之风格，即力求学问之实、政务之实，也深刻影响至康熙皇帝。此后，由问学趋于问政，由论史兼而论事，南书房诸臣虽无执政决策之权，但透过代拟诏旨、制定典章等，已实际参襄要务，“权势日崇”。《国朝耆献类征》称：“张英因供奉内廷，勤谨可嘉，圣祖久益器重，每幸南苑及巡行四方，必以英后”。而张英后来又官拜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由词臣转为宰辅，其一生终于实现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

　虽身据高位，张英谨慎如初，相较于南书房其他同僚，其事迹少见宣扬。而于张氏宗谱中尚可窥见一二。张英之世纪中记有，初入南书房，即得旨：“张英简侍讲幄，敬慎勤劳”。晚年“具疏乞休，奉旨：卿才品优长，効力已久，及任机务，恪慎益励，文辞充练，倚眷方殷。览奏以衰病乞休，情词恳切，著以原官致仕。”待张英薨於故里时，又奉旨：“张英久侍讲帷，简任机密，老成勤慎，始终不渝”。凡此种种，皆是康熙对张英南书房之劳任予以充分肯定。张氏宗谱纶音卷载有御赐张英碑文，文曰：“国家慎简良弼，所以赞治化之隆。尔张英学术醇粹，器宇弘深。自入词垣，早登讲幄，初启直庐于殿侧，卽令珥笔于禁中，清秩频加，爰作翰詹之长。崇阶洊历，旋为典礼之宗，总三署之清华，藉一官之兼摄。遂乃，命襄机务，简任纶扉，三十余年常承顾问于左右”。张氏宗谱史传卷又据《贤良列传》载：“张英持躬平恕，不为苛急之行。身绾三绶，为众坊表，词苑人才，多所造就，一时典礼仪制及庙堂制诰之文，皆出英手定。又监修史局，总裁群书，职任繁多，不动声色而事皆就理。英自入翰林，历卿貮登政府，未尝一日去上左右。以文章学问启沃赞襄，造膝独对，常移晷刻。生民利病、四方水旱之事，知无不言。凡所汲引，终身不言。外和内介，人不敢干以私。其公忠诚笃之悃，受知圣祖者独深”。若论张英历史功绩，于国家实乃燕翼贻谋。套用当代政治术语，即顶层设计与制度安排者也。

（雍正王朝张廷玉剧照）

　雍正帝少年读书时，常听张英讲解经书。而张廷玉则于康熙四十三年，由翰林院编修奉命入值南书房。据张氏宗谱所记，雍正登极后，追念旧学，恩礼有加，赠张英为太子太傅，又特旨：“张廷玉为人老成，著兼学士衔，协同掌院学士阿克敦、励廷仪办理翰林院文章之事”。雍正晚年遗旨，令庄亲王、果亲王，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辅政。遗诏内载：“张廷玉器量纯全，抒诚供职，其纂修圣祖仁皇帝实录宣力独多。每年遵旨缮写上谕，悉能详达朕意，训示臣民，其功甚巨”。至乾隆帝继位，即旨谕：“卿诚恪和平，公忠敏练，简任机务，兼总铨曹，正资倚用，著照旧供职”。连续三朝入值南书房，张廷玉不愧为辅弼良臣之典范。

　鉴于南书房政治功能日渐承重，威命所寄，雍正更加意识到将皇权集中于内廷之重要，遂设立军机处，逐步成为国家最高执政机构，“内阁宰辅，名存而已”。此后，南书房地位虽有所降低，但由张廷玉转掌军机首脑并制定其规制，亦可见二者职能内涵颇有相沿之脉。而张廷玉辅政之责更为繁重，至乾隆朝，累至保和殿大学士兼管吏部户部尚书事仍管翰林院掌院学士事。每逢乾隆帝出巡，张廷玉皆奉命“留京总理事务”，“稽查妥协，安静无事”。据张氏宗谱纶音卷所载，雍正曾赐张廷玉御制诗一章：“峻望三台近，崇班八座尊。栋梁材不沗，葵藿志常存。大政资经画，吁谟待讨论。还期作霖雨，为国沛殊恩”。乾隆亦有赐诗，“喉舌专司历有年，两朝重望志逾坚。魏公令德光闾里，山甫柔嘉耀简编。调鼎念常周庶务，劳谦事每效前贤。古今政绩如悬鉴，时为苍生咨惠鲜。”视为肱股，赞誉甚美。其身后之所以配享太庙，堪称鞠躬尽瘁，勛重功高。

（张若霭花卉图扇页）

　张若霭，雍正朝翰林院编修，后奉旨在军机处行走。乾隆初，入值南书房充日讲起居注官。此时，南书房行走又逐渐回归词臣本色，张若霭以侍读为主，又奉命品定内府书画数万种，编辑秘殿珠林二十四卷、石渠宝笈若干卷。据张氏宗谱列传卷所载，“若霭近依香案，鞠跽摅词，受简吮毫，每不加点，奏上辄蒙嘉”。后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丙寅九月，扈从圣驾西巡，归途患病。上命御医调治护视，回京病笃。上遣内侍日赐询问。卒之次日，上谕：内阁学士张若霭在内廷行走十余年，小心勤慎，能恪遵伊父大学士张廷玉家训，深望其将来尚可有成”。惜张若霭英年早逝，政务上未及施展才干。

　张若澄，乾隆十年进士，钦选翰林院庶吉士。次年即入值南书房，在懋勤殿行走。曾“奉敕临文征明溪山深雪图，蒙御笔赐题七言绝句一首。又奉敕画秋林迭嶂，复蒙御笔赐题七言律诗一首”。后任翰林院侍讲学士，升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多次充任乡试会试同考或主考官，“矢公矢慎，士论翕然”，清史附其传。据张氏宗谱邑乘卷所载，“御赐题咏有‘炼雪斋中弟继兄’之句。炼雪斋者，其兄若霭读书处。天章褒美，棣萼联辉，艺林传为盛事”。于绘画技艺，张若澄工山水亦善花卉，所作《燕山八景图》等现由故宫博物院收藏，“严实秀劲”，称誉极广。

　由翰林入宫，张氏一门，三代四人行走于南书房，以其深厚的家学渊源，与其自身卓越的学术造诣，影响至历朝皇帝治国之道与施政方略，乃至直接参与政务枢要，持续竟六十余年。由此可见，有清一代尤其自康熙以后，其文化传承始终以儒家道统为纲纪，遂使行走南书房者成为治理国家之精英阶层，在建立和完善清朝政治制度方面，贡献尤为卓著，终乃彪炳史册。

　拙文之末，且借雍正朝文华殿大学士、理学名臣张鹏翮为张英所撰墓志铭，“国运隆平，文明昌启，惟公学成，应时而起。振华茂实，发声词林，为麟为凤，如玉如金。简在帝心，入参帷幄，朝夕论思，曰公所独。鸿文淳质，翼翼小心，卿才公望，眷荷日深。文章之司，礼乐之府，只手总持，旋登台辅。有旧有劳，时至引年，进退以礼，公斯乐全。生受敕褒，殁蒙谥号，善人国基，朝野所效”。此铭文或可视作张氏诸公奉职南书房之功绩总概。

　又记：据史传，清南书房行走确有世家传统。如励杜讷、励廷仪父子，陈廷敬、陈壮履父子，史夔、史贻直父子，刘统勋、刘墉父子，徐乾学、徐元文兄弟，蒋廷锡、蒋溥、蒋檙祖孙三人等。

张王孙（泽若）庚子年仲夏记于桐梓乡间　　

注：本文写作中参考和引用了《康熙帝与南书房》《故宫博物院》等文章资料，特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