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天才4------断裂与承续》（一）

吴砺

                        

                        《德国天才4------断裂与承续》（一）

   

   

   翻阅《德国天才4-------断裂与承续》／（英）沃森著；王莹，范丁梁，张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德国天才4》这一册主要介绍纳粹德国时期德国国内和流亡到美国和英国的天才们及战后德国天才状态及思想。给我印象最深的最后一章综述，讨论德国天才对二十世纪哲学思想的贡献。

     丘吉尔的一个助手说：“盟军赢得了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因为我们的德国科学家比他们的德国科学家更优秀。”这句话当然不完全是一个玩笑。

    德国人对中国近现代史影响巨大，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之一。早在清末，德国人占领青岛，不仅带来了青岛啤酒，而且在海边山头上还残留了一百多年前的碉堡工事。我的一个朋友参观过这些工事，他对我说，他大吃一惊，因为这些碉堡仍同新建的一样完整无损！

    民国时期，二战前蒋介石就是邀请德国军事顾问训练国民党的军队。蒋介石第五次围剿就是采用德国军事顾问的策略。

    然而这一切相比德国天才马克思对中国的影响几乎是微不足道。现代中国社会基本架构就是按德国天才马克思为人类设计的一张草图构建的！我们往往只记得马克思，却常常忘记马克思是德国人！

    我对哲学思辨是慧根全无，直到看完这样书，我才第一次了解一系列德国哲学家的最基本的思路。过去一看到这些玄学东西，我就像进迷宫，还没有迈进一步，就赶紧逃了出来……

     德国最令人畏惧的就是他的近现代哲学的深度，这是他成功之处，也是他自身悲剧所在。这既带给人类的进步，也带给人类深重的灾难……

巨大的哲学阴影之下，人失去了自然的本性，变成了一种符号，这些符号再分类，世界只剩下好人，坏人，有用的人，无用的人，高等人种，劣等民族。德国纳粹就将犹太人作为一种他们认为的坏符号，而不是作为大自然伟大的杰作和有血有肉的人，从而麻木不仁地无情地屠杀……

这本书让我第一次知道二十世纪的德国几乎全体德国人都上过学：“1900 年，德国的文盲率是0.5%，英国是1%，法国是4%。1913 年，德国当 年出版的图书（31051种新书）比当时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多。”（第333页）这意味着当年纳粹德国的暴行全是有文化的人的暴行……

    同样在二十世纪一系列的社会动乱中，两派斗争中得胜的一派往往从人群按比例选出他们认为的坏人，如选出5％作为坏人，而不是根据实际情况来定罪……这种思潮之中，即使人们杀害自己的亲人也毫无内疚感，因为他们被教育：敌人阵营的人是绝对的敌人，只是一种可以屠杀的动物……为达成人类＂更伟大的目标＂，可以不择手段……

    二十世纪人类的悲剧或许就是因为所谓的＂思想＂使人类失去了天生的本能的怜悯之心……

    日本兵在中国抗日战争中就不把中国人民当人，可是这些日本士兵绝大部份在国内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工人学生教师，法西斯思想使他们人性中兽性的一面彻底失去了自控……

   

人类每个人心中都有兽性和恶魔一面，而坏的思想则会带给部分人绝对权力，从而为人类的恶的一面彻底打开了牢门……会使得这些兽性和恶魔自由发展，从而给人类带来巨大的悲剧……

这或许是二十世纪带给人类最惨痛的教训之一。

“战后，鲍曼成为国际著名的儿童作家，他的作品被译为多国语言，并且在西德，意大利和美国获奖。在他生命最后的日子里(1988年在穆尔瑙去世，康定斯基曾长居此地)，鲍曼说：“长寿的好处是，可以纠正自己犯下的错误。”p017

事实上，在1940 年，托马斯‧曼就界定了他所认为的德国文化与其他西方文化间的本质差异。“英国和法国作家的艺术创作根植于社会与政治现实，而德国作家却倾情于神话时代的纯粹人性，，与其说它植根于历史时代环境，还不如说它源于自然本身。”p044

1934 年春，一本新的刊物《民族与故乡》（ Volkstum und Heimat）问世，这是帝国民族与故乡联合会的内刊。杂志问世时，全德国有约10，000个政治合作协会，约400万名会员，虽然此联合会是个另类的组织。例如，专家被排除在外，热衷地方文化并有号召力的“真实的、有特色的和有价值的成员”应当领导地方组织。  他们策划了节日，地方组织游行以显示自身特色——工人们扛着铁锨，“姑娘们”拉着犁，农民们背着种子袋。联合会的任务就是赞美农民生活和乡 村价值观。P046

2007年，德国《明星》（Stern）杂志的一项调查表明，四分之一的德国人认为，纳粹统治“有其优点”。其中之一是“尊敬母亲”，另一个理由则是高速公路系统。希特勒常常被认为开创了德国令人印象深刻的高速公路。但事实上，高速公路系统始于魏玛共和国。同样，希特勒也并非他有时所展现出的科学爱好者形象。P048

在1932 年出版的《政治概念》（Der Begriff des olitischen）中，施密特将海德格尔、尼采和自由主义糅合在一起，既反对极右主义又反对极左主义，施密特的中心观点是，通过斗争、激烈的斗争，甚至是致命的斗争，政治认同才能够实现。“我们”和“我们的”的经验（让人回想起斯宾格勒）是政治的核心（再次颂扬了“整体”），其最清楚明白的定义过程唯有通过斗争，通过战斗赢得“我们”的信仰。  自由主义和民主从未做到这点，因为妥协是自由民主国家的决定性因素，它们的成果总是被异化。正因为如此，施密特认为，自由民主国家的人民从来不知道他们真正是谁，从来没有为他们的生活负全责。他还认为，政治决定不能通过理性获得，而是要通过“血与土”。此外，他认为，将政治目标建立在某些意识形态的抽象基础之上，从而构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德准则是危险的。这永远不会奏效，因为它总是时过境迁，p064

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的实验令人毛骨悚然，而更重要的是，它为纳粹提供了大屠杀的依据，使其不会“显著影响”公众士气。根据阿利和海姆的理论，大屠杀的开端始于图林根地方种族事务办公室主任卡尔，阿斯特尔( Karl Astel)领导的-个项目。作为项目的一部分，一项精神流行病学研究挑选了6.5万-7万名精神病人，以经济学的名义加以毁灭。一项名为“T4 行动”的计戈0起672 草了一份名单，它的管理机构设在柏林动物园大街 4号。“T4 行动”将计算，如果不供养精神病患者，国家能节省多少钱。作为其中的一部分，1939 年，在希特勒的私人医生特奥，莫雷尔( TheoMorell)准备的一份文件中，他引证了一项 20 年代对残疾儿童家长的调查，他们被问及一些“纯假设”问题，是否愿意通过无痛苦的程序缩短他们的残疾后代的生活。大部分人给出了肯定的答案，一小部分人表示虽然不愿意决定其子女的命运，但他们愿意听从医生的建议。一些人甚至建议，由医生来做这件事并告知父母孩子死于疾病。基于这个理论，阿利和海姆认为，应由纳粹领导层做出决定，处决精神病患者（希特勒当然知道），处决是秘密进行的，但有意泄露给患者的亲属来观察他们的反应。1941 年 4月23日，一份官方报告给出的结论是：“80%的亲属是同意的，10%的亲属反对，另10%的亲属表示无所谓。”官僚机构没有任何对此事的抗议。“这是一个‘最终解决犹太人间题’的至关重要的一课，”阿利和海姆说，“这使他们相信不公开名字不会被质疑，反而会得到感激和接受，像预计的那样，是背弃和道德漠然的通行证。”

如此之多的学者接受了纳粹主义，他们的想法至今仍然耸人听闻。不能简单解释为，在解雇、流放或驱逐了犹太人之后，大量的年轻科学家得到了提升。因为许多老一辈科学家——马丁·海德格尔、菲利普·莱纳德、恩斯特·克里克和保罗·施尼特亨纳——也是纳粹的狂热支持者。这相当于另一种“知识分子的相互出卖”，但比之前更加血腥。P069

20世纪40 年代中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后，美国哲学家713阿兰·布鲁姆在芝加哥大学开始了学业，他很快就注意到，“美国的大学生活正在被德意志思想彻底改变”。他指出，当时，至少在芝加哥大学，马克思虽然仍受人崇拜，然而受到最热烈追捧的两位思想家则是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和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正如他所言，这两位又深受弗里德里希·尼采的影响。布鲁姆认为，在所有德语学者中，韦伯和尼采（之后再加上格奥尔格，齐美尔和斐迪南，滕尼斯）“是我们如此熟悉的这个语言中大部分内容的直接源泉，……是希特勒统治前的伟大的德意志古典传统的-一部分。平等和福利国家当时是议事日程的一部分，而剩下的是完成民主化计划。心理治疗会让人快乐，社会学会改善社会。”

布鲁姆坚信，我们见证了一场美国人未曾意识到的德意志悲情之美国化。他指出，虽然当时美国人正在热切地关注内在性，但是德意志思想在美国（或许乃至西方其他国家）的主要影响是它的历史主义，是它为了支持根植于民族历史与民族成就中的文化而对普遍性和世界主义的排斥。“与德意志建筑家改变我们外物的天际线相比，德意志思想家更加彻底地 改变了我们思想的天际线。”

亨利·佩尔（Henri Peyre，1901’-1988）对此深以为然。1952年，有五位教授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合力开设了主题为“文化迁移”的系列讲座。作为耶鲁大学的法语文学教授，佩尔是五人之一。其余几位是社会科学的弗朗茨·诺依曼、艺术史的埃尔文·潘诺夫斯基、心理学的沃尔夫冈·科勒和神学的田立克。关于移民对美国文学的影响，佩尔指出，很显然移民已经构成了“当今美国精神生活中最充满活力的要素之一，以《党派评论》（artisanReview）和《评论》(Commentary)这样的杂志为基础”。他声称，尤其是凭借工作热情和对思想价值的关心，他们改变了许多大学院系；美国式的实用主义和对实际经验论的偏爱通过“德国式的耐心”和德国人数据搜集的习惯而得到强化，而且“这些来自德语国家的流亡者使得美国人在许多领域的猜想以前所未有的魄力向前跃进”。佩尔得出结论，“哲学已经入侵了许多教学培养计戈U；心理学或者社会学概论令青年大学生着迷。托克维尔……曾睿智 地评论，‘美国人比英国人更加沉迷于对普遍观念的运用’。在某些方面，今天美国人的精神生活更接近德国人而不是英国人。”事实上，他宣称，英国人对美国人精神生活的贡献已“出人意料地远远落后于”德国人的贡献。P137

绝大多数之后在美国成名的流亡人士当时都不到 40岁。他716们适应性强。但是，即便如此，对他们来说也并不总是那么容易。曾有一位历史学家觉得美国的大学生令人失望：“他们的知识储备如此之差。我还没有遇到过一位 学生，可以从他那里有所收获。”不止一位流亡人士曾指出：“美国人是这个世界上最友善的人，但也是最愚钝的人。”③保罗。拉扎斯菲尔德发现，德语要比商业化的美式英语更精确。提奥多，阿多诺及其同事则发现，美国的大众文化没有批判力，而是宣传商业社会的一种潜在形式。P141

或许，笼统地说，流亡的德国人在美国造成的最大的单一影响一一当然是在战后初年—一主要是在心理学领域，尤其是在精神分析学领域。P141

1945-1949 年，阿伦特致力于写作几本主要专著中的第一本——《极权主义的起源》。该书于1951 年问世，对它的美国读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且让阿伦特名声大噪。该书试图揪住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事件，尤其调查一个小群体——犹太人——如何成为纳粹运动、世界大战和死亡工厂的催化剂。她将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相提并论。她主张，虽然它们旨在通过消灭阶级差异来引领人类进入光辉的未来，却反而引发了分裂、异化和无家可归。她提出，大众社会的关键不是创造“一个人类社会的更高形态”，而是产生了隔离和孤独；她坚称，隔离和孤独是恐怖的共同点。她说，这里没有英雄主义的用武之地，而这种缺席协助摧毁了人的灵魂。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的主要观点之一是，20世纪30 年代在德国已经形成了受教育的中间阶层与“暴民”之间的联盟，而这就是所发生之事为何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极权主义的起源》没有就其所描述和诊断的问题给出任何解决方案。不过阿伦特的后一本书《人的境况》( The HumanCondition， 1958)主张，政治生活的主要方面是结构和行动；现代世界中，这两个实体在现代社会高度行政化的政治活动中几乎荡然无存——无人有力量来改变政治生活的结构并且付诸行动。结果这成为了一条要旨。阿伦特的著作成为了一些对20世纪60 年代的革命运动而言最具影响力的文本，并且帮助所谓的非主流文化的目标凝聚在一起。

然而，在某种程度上，阿伦特和布莱希特一样——她有多钦佩他的艺术，就有多厌恶他的政治——是伟大的非感伤主义者；她甚至比托马斯·曼更加保有自我个性的完整，不受盛名和犹太人身份之累。尽管她是德国人大屠杀的受害者，但是她从未为此伤怀。她不信任内在性——对她而言，公共空间中的公共行动是人类事务中的正直或者可信性的唯一保障，而就此定义的政治也因此具有优先性。（她喜欢说，犹太流亡者“承诺不采取行动”。）她强调，私人生活是伟大的目标，但是在现代世界中，它越来越是一种奢侈品。她认为，现代世界中的真正战争并不在阶级之间，而是在全能政府日益增长的“极权主义谎言”与我们所生活的“真实的日常世界”之间。P150

从20世纪30 年代晚期开始，他生活在美国，在波士顿附近新建的布兰迪斯大学获得了一个职位。在战后时期，他成为了他所目睹的周遭世界的主要批判者之一。这是一个一致性、共识和秩序与日俱增的世界，所有一切都被纳人到“进步”这个他认为残暴的范畴中。这致使马尔库塞撰写了《爱 欲与文明》（Eros Civilization）这是他两本激发了公众想象力的著作中的第一本，它子 1955 年出版，意在成为一个解放式文本，马尔库塞在其中用弗洛伊德来修正马克思以适应现代世界。这本书尤其在反主流文化的嬉皮士中流行开来。他的论点是，现代的男人和女人需要培养他们的欲望，而马克思对此只字不提；现代循规蹈矩的社会杀死了生命中美学和感性的一面，这是抑制的一种形式；社会需要基于经济原则，也需要基于快乐原则。P151

曼始终坚持做一位严肃的作家，他不断为美国人的口若悬河和他所认为的美国文化与公共生活中不加反思的特性，尤其是美国人的过分简单化倾向（这是一个危险的立场）而不安，他认为，后两者孕育和强化了1945 年后出现的冷战。他对于自己已经成为罗斯福领导之美国的一位公民而感到自豪，但是，他也被美国生活738中“野蛮的幼稚”和他所描述的“不是领导这个世界而是买下它”这一国家决策所惊骇。1952 年 6月，他再次移民回欧洲，来 到瑞士这个说德语却不是德国的国家。“美国乐于看着他离开，一如多年前它曾欣然接纳他。”p177

可以说，希特勒几乎打碎了整整一代文学家的精神，或者至少让这些人面目全非。在这个意义上，恶徒赢了。安东尼·海尔布特引用了曼在离开美国前不久写给友人的一封信：“我们可怜的德国人！即便我们‘声名显赫’，我们根本上还是孤独寂寞！无人真正喜爱我们。”

科学家的情况可以说并不相同。在流亡者中有第19 届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们的流亡表明了他们的才干，也凸显了希特勒离奇的决策——允许甚至鼓励他们离去。这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证实了伊恩·雅各布斯(Ian Jacobs)，丘吉尔的战时助手的看法：“盟军赢得了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因为我们的德国科学家比他们的德国科学家更优秀。”p178

不过教化思想在美国最大的回响、最被美国化的理念是“自我实现”的概念。与此同时，“教化下的自我实现”( Bildung self-realization)这种词进人了美国人的词汇表，弗洛伊德主义和它的·人自我实现概念也是如此。正如所料，精神分析学或者说心理学方法是极其私人和个性化的。它的道德要旨被含蓄地限制在这样一个信条上，即（精神上）健康的公民比不健康的公民要更好。它不像传统教化或者说传统自我实现那样，探索道德或政治意义上的一位好公民意味着什么，或者做“一个文化伦理人”意味着什么。所以，的确，教化已经来到美国，但却是以一种“贫困”的形式。

我们将会在结语部分重回这些问题。目前我们可以说，相对而言，少数流亡美国的德国移民拥有与其人数不成比例的巨大影响；不过他们自己也深受流亡经历影响（在某些情况下还被击败）。

这与英国的情况有所不同。P184

当13万德国流亡者在美国定居时，在英国的相应人数大约是7435万。照比例来看，这是一个更大的数字，毕竟美国的人口是英国的四倍，国土是它的十倍。然而，除此之外，要比较在这两国的流亡者的经历并不容易。丹尼尔。斯诺曼（ Daniel Snowman）采访了许多定居英国的较为杰出的德国流亡者，他发现他们有两个特征：他们都成长于“浸淫音乐”的家庭，从母亲身上学习文化知识，而父亲都非常重视教化（或教养）。

他们来到的这个国家对德意志文化并不特别感兴趣。大多数有文化的英国人把注意力对准了法国，在一定程度上还有意大利。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 20世纪30 年代在柏林和汉堡待了一段时间，他曾言受到友人们的抨击，他们谴责他对德国的兴趣，“并且希望我更多地去法国……普鲁斯特和法国印象派者的法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德意志艺术和文化已成为令人厌恶之物，尽管在战前像作曲家爱德华·埃尔加和唐纳德·托维(Donald Tovey，1875-1940)这样的人已经觉得有必要在德国获得认可更甚于在英国。P189

吴砺

2017．2．25

？涧底松

   同样在二十世纪一系列的社会动乱中，两派斗争中得胜的一派往往从人群按比例选出他们认为的坏人，如选出5％作为坏人，而不是根据实际情况来定罪……这种思潮之中，即使人们杀害自己的亲人也毫无内疚感，因为他们被教育：敌人阵营的人是绝对的敌人，只是一种可以屠杀的动物……为达成人类＂更伟大的目标＂，可以不择手段……

    二十世纪人类的悲剧或许就是因为所谓的＂思想＂使人类失去了天生的本能的怜悯之心……

？涧底松

人类每个人心中都有兽性和恶魔一面，而坏的思想则会带给部分人绝对权力，从而为人类的恶的一面彻底打开了牢门……会使得这些兽性和恶魔自由发展，从而给人类带来巨大的悲剧……

这或许是二十世纪带给人类最惨痛的教训之一。

沙漠冰壶

一套好书，多谢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