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教育

吴砺

音乐教育

萍：

谢谢你的回信，对音乐教育而言，要让孩子成为这个领域的出类拔萃的人，似乎必须有两个条件：出身音乐世家或父母之中有一个牺牲一切，带孩子训练和教育孩子并世界范围内拜师。伟大的音乐演奏家也许70%以上是由父母意志一种超强意志的结果；父母将自己对功名极度渴望寄于孩子，为此牺牲一切。象莫扎特亦是四岁就被父亲带着在欧州乱跑，到处演出。象中国钢琴演奏家傅聪就是其父傅雷逼出来，（我们上大学时代《傅雷家书》很有名），傅聪少年时代这对父子相互仇视。因为这样训练十分残忍，让一个孩子从小失去童年快乐去练那些枯燥的练习，象中国人拉小提琴有点名气的王哓东，钢琴演奏者朗朗都是被父亲逼出来的。国外也差不多，二十世纪上半叶美国最著名一个钢琴女神童也是狂暴性格父亲逼出来的：这对父女最后相互仇恨以至于这个女孩成人后父亲临死前都不愿见他，可见这种训练的残忍和对感情的伤害。傅聪小时候只要父亲一出差他就把墨水泼在父亲的书桌上，恨不能砸掉父亲的一切东西。

我读过不少西方和中国音乐界人物传记，这个印象是特别强烈。一个国家也没有几个交响乐团，或者说只允许几个人当首席小提琴家，这注定大多数人要默默无闻做伴奏，这就是这个领域的残酷性。而这个领域必须从小严格训练，这就是悲剧的根源。

若象我的孩子出身在音乐世家，也许就会走上音乐领域，但我们不是，这就是才能与命运的问题。

我的孩子上幼儿园大班时，据说他的小提琴老师是福建省小提琴界最好的教授。福建各乐团首席都是他的学生。脾气很大，又有糖尿病，家中还有两个老太太需伺候，平时也靠教学生弄些补贴，生活不容易。（若是其他工程类同样位置的教授，生活又会怎样），几年前已离世了，让人十分伤感。

我印象很深是一次我去福州少年宫看他为他带的学生考级前做的指导课，学琴的孩子有大有小，小的在幼儿班，大的是高中快毕业的学生，从三级及九级，我是第一次看孩子练琴，我的孩子当时很小，还没上小学，只是去凑热闹，他并不准备考级，现场孩子与孩子家长三四十号人。当我的孩子拉琴时全场立即安静下来，教授就说：“这个孩子拉的曲子我喜欢，你们剩下的都不行。虽然他没有几个音是准的，但他有自己的东西”。孩子的家长们目瞪口呆听教授说出这样的话。

后来教授却不愿带我的孩子，因为别的孩子怎么骂都听着，可带我这个孩子上课几乎都是和他在吵嘴，因为孩子虽小却有自己的见解，还不容易驳，又不听话，带这样的学生太累了。所以教授把我的孩子推荐给了他的同事。

其实孩子学琴最主要原因是孩子太寂寞，平时小区没有玩伴，学琴时孩子还能找到人玩，同时打发多余的精力。象我的孩子早期小提琴都是在少年宫学，一大群孩子很热闹。

中国人教育孩子很有特点，福州市每年就有二千多孩子钢琴考级；一二百多个孩子小提琴考级，这是很的大的比例了。小提琴对大多数孩子都是学不了，比钢琴难。象我孩子所在的初中班是所谓的特长班；钢琴过十级的有好几个，长笛，古筝，萨克斯等等过十级都有几个，小提琴好象也有人过了十级，一点不夸张说，他们班随时可组成一个小型乐队。学琴的一个好处是，平时孩子从不去弄它，尤其学校功课很紧时，不过有时心情好或心情不好时，这小子自己会弄一下钢琴，象贝多芬《月光》《悲怆》《热情》他都弹得不错的，琴弦有时是一个渲泄情绪的工具吧。

昨天我问这小子，海菲茨与帕尔曼拉的音色风格完全不同，为什么会这样。小伙子说我也说不清，当我自己注入不同感情时，就自然会拉出不同风格声音来。

音乐是一种奇怪的东西，自然界没有的东西，人类创造出来了。

有些东西是一些天份的东西，我的孩子有时对我弄的工作感一点兴趣，我给出问题，这小子随口给出的解决方案，是普通大多数工程师都想不出来的。

这孩子有一点聪明，但不是最聪明那种；有点天份，但不是那种极有天份的一类。这种孩子可塑性很大，但我没有我父亲那样伟大的理想，所以我也没有给予孩子这样理想。

这孩子弱点非常明显，是属要人管的那种孩子，不是一种天生强烈想出人头地那种性格。我个人经历知道才能不足时想出人头地时的艰辛，所以我让他自己发展。

就我个人而言，我还是幸运碰到了吉武所在的团队，否则的话，我基本上会非常抑郁不得志地又度过了过去的近二十年，也是一辈子。当然若福州这个团队涉及领域更广大一些，我是有潜力在技术上走得更远的；若大学一毕业就碰到吉武这支团队（那时整个国家没有这个环境）同时这个团队有更广泛的领域，象我这样综合才能不足，但是一个歪才或偏才的人是有潜力创造一个很象样的业绩来的；其实在上海时，我的两个老师对我非常好，实验室条件也不错，但那个领域不适合我，我青年时代弄得很惨。我那位看过我写的关于我青年时代的文字，总用“悲伤”“凄凉”来形容看后的感受。

这多少有些程度夸大了自己经历中的悲伤部分。但若不是偶尔碰到吉武来所，也就不会有后来的合作（这是非常偶然事件），我已想不出我的命运怎么会改变，我已在那个环境中烂掉树根了，不可以再在那里能发出新芽，但我自己是没有力量挣脱那个环境的。

我那位说，“若不是那次上海逼你结婚，也许我现在只能看到你坟前的荒草了。”说实在，我也不知道这话有多少合理成份，但这不排除这是一种可能性。

造成青年时代悲剧本身亦相当程度来自所谓我的理想与现实能力不合拍。我现在对理想是心存畏惧的，我是一个有顽强生命力的人，我既会为之疯狂，也会为这个疯狂作好失败的心理准备，或者说我天生能承受自己疯狂带来的损伤。一个争取成功的人，必须赌得起，也要输得起。

但不是人人都有这种本能和能量。这也是为什么我不愿向孩子施加压力的原因。

吴砺

2010.07.19

                           

吴砺

选自待出版的散文集《致远方朋友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