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延陵巷、吴越故居、吴越孙吴敬仲

家临南河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许知远 2009-0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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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打开箱子，翻出了一张黑白照片。家里仅有的一张吴越的照片。屋内光线昏暗，照片则让人心悸，我不敢再看上第二眼。一个赤身汉子，胸腹已被炸烂，内脏正外流。三个人正围着他，其中一个正揪着他头顶上发辫，一副恶狠狠的表情，像是擒住一个战利品。

“烈士吴樾殉义后摄影”，照片底下有一行字，据说是孙中山的笔迹。一九零五年的照片，曝光过度，缺乏精度，但时代的气氛却一目了然。

% B/ i. X- V3 Z  d: j4 |一声爆炸声后，九月二十四日的正阳门火车站从欢送气氛，转向了混乱、惊愕与恐惧。四个人已经死去，三位是送行者，而最惨烈的这一位制造爆炸的人，除去下半身被震碎，他的手足也断了，当场死亡。他穿着普通官差的布袍，头上是无顶官帽，像是一名普通的送行衙役。没人知道他到底是谁，他满脸血污，面目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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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会馆的一位住客第二天醒来，在一夜未归的吴越的枕下发现了一封书信，上面写着“此行决实行暗杀，惟成否不可知。然我必死，我死不足惜。恐诸同乡因我而被累，可将我之行李移置他处，以免受嫌”等语。这是一次惊心策划的暗杀，除去留下遗书，吴越吞食药品弄哑嗓子，一旦被俘，他不会说出任何情报。

五大臣中的两位受了轻伤，送行的官员也受到影响。他们中最著名的两位是徐世昌和伍廷芳，日后是民国舞台上的重要人物。出洋考察暂时终止了，大规模的追查开始了，清廷因权威被挑战而深感震怒。爆炸也引起国际性的关注，第二天的《纽约时报》刊登了《革命党在北京车站引爆自杀炸弹》的新闻，刺杀者被定义为“无政府主义者”，该报评论说“众所周知，俄国的无政府主义分子在大清国境内传播他们的教义已有一段时间了，而一个相信无政府主义观念的秘密团体也已在大清国成长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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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杀者的面目经过药水洗涤后清晰了，警厅用玻璃匣载入，拍摄了很多照片，警员四处散发与探查。一直到十一月，才有一点线索。桐城会馆的小女孩看到警员的照片，叫到这不是吴老爷吗？

/ H3 \: h2 {5 `2 L, z' \“今日这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这个神秘刺客的大名，最终随着他的长文《暗杀时代》的发表和传诵，尽人皆知。吴越在刺杀前十天，给他的朋友和未婚妻邮寄《刺杀时代》与《意见书》。这其中的论调既激昂又悲观——革命需要群体的力量，而暗杀需要个人力量。在群体尚未觉醒时，他要用一己之力来唤醒这个群体。他对未婚妻详告了自己的计划，并希望她成为英勇的“罗兰夫人”，“欲子他年与吾并立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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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照片，是吴敬仲与吴越唯一的联系。吴敬仲出生于一九四八年，他的父亲是吴越的侄儿。据说，在那份著名遗书里，吴越曾希望能将其弟弟的儿子，过继为自己的儿子，他虽然二十七岁了，却尚未成婚。这在南方中国是常见的行为，它保证家族内部的联系和延续性。他的朋友陈仲甫也过继给没有子嗣的叔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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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k5 ~% }! m! _7 J吴敬仲有了这样一个著名的爷爷。在桐城市老城的小巷里，我转了很久，很少有人知道吴越的故居了。人们记得住张英的府第，因为他中过状元，还当过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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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方苞、姚鼐的故居，也不知何处。此刻的桐城是一座再普通不过的县级市。商业街上的一家接一家的店铺、中心广场丑陋的不锈钢雕、河畔的巨幅地产广告牌，只有那座仍旧素雅、端庄的文庙，稍微流露着这里的与众不同。在十七、十八世纪，这里曾是中国的文化中心，桐城学派制定了文章写作的标志，塑造了十几代人的思考方式，方苞、刘大櫆、姚鼐是其中最著名的三位。在某种程度上，桐城对于中国，就像十九世纪的新英格兰之于北美，才俊集体性的涌现，交相辉映。

但是新英格兰的爱默生、洛威尔、梭罗，倡导的是个人主义精神，是自由的想象力，是对于政权的不合作。但桐城的学人们面对的则是一个强大得密不透风的政治权力。他们兴起的年代，也正是文字狱肆虐的年代。放弃对政治、社会的整体和深入的思考，学者们躲入考据和形式主义的小世界。你可以称赞他们开辟了更为精致的研究方式，一些乐观主义者甚至从中预见到了科学方法的兴起。但是回避了价值判断，却也使所有的钻研变得琐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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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学者的研究方法，或许也间接的解释了在昌盛的、纵横全球的十八世纪后，中国为何一头扎入了失败的连环陷阱。中国丧失了内部辩论和自我批判、反省的能力，对于陌生的挑战反应迟缓，一个错误重叠着另一个错误，最终系统性的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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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桐城学派也被迫成为替罪羊。在吴越去世的十三年后，他的挚友陈仲甫（已成为著名的陈独秀）在他编辑的《新青年》里，毫不留情将这昔日的一代文宗称为“桐城谬种”，似乎他们要为中国的崩溃负责。

* K( q6 s1 }8 a/ x7 C( J3 r即使岁月早已将城市弄得面无全非，但午后的老城，仍能让人感到昔日的余韵。带着厚厚镜片的男人正摇头晃脑的走过，一家叫相府人家的小餐厅，老墙背后传来的低落的谈话声，还有被刷成蓝灰色的六尺巷，悠长而神秘。它曾是这城市训练人们礼仪的场所，小巷太窄了，当有人走过时，双方必须侧身礼让，拥挤的中国需要这种相处之道。新的时代到了，含蓄让位于直白，在一面墙上，我还看到了红字的宣传标语：管好自己的嘴，不随地吐痰，不说不文明的话；管好自己的手，不乱画乱扔乱倒垃圾，不做不文明的事；管好自己的腿，不违反交通规则，不践踏花草树木，不走不文明的路。落款是胜利居委会宣。好一句“不走不文明的路”，它是这个时代的桐城派的文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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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C- D& A& m3 e# o* O9 _: [, c/ J0 g这样一个城市，却产生了吴越。我去小巷里的一家有着老式黑皮沙发的理发店问路（这城市里有很多理发店，似乎生活太悠闲了，居民们需要通过理发来打发时间），一位热心的大妈，帮助我们找到了吴越的故居，“他还有个孙子呢”，她不忘提醒我。

) W- E9 V) E9 h, |从西后街拐到更窄的延陵巷，穿过布满了青苔的后墙，来到了一个长方形的院子。“吴樾烈士故居”，黑底蓝字的石牌就镶在一面墙壁上，石牌前的一株已枯萎的植物挡住了最后一个“居”字。院子里放了很多花盆，是茶树、白玉兰与兰花，晾晒的衣物杂乱的挂着与堆放着，狗闻到了生人气味，大叫不止。只看到一个年轻的母亲正哄着她的小女儿，她们见到我们进来，并不多问，可能早已习惯了游客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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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去打麻将了，我帮你去叫他来”，热心的大妈说。五分钟后，吴敬仲站在我面前。一个乐呵呵的小老头，带着一顶黑色的压舌帽。他把我引进屋里，一起喝茶、吸烟，香烟的牌子是娇子，英文是Pr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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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 r3 Y. ~- t屋里有点潮冷，他讲着自己一生的故事。他的父亲，也就是吴越过继的儿子，一九四八年去逝了，那时他刚出生不久，母亲则在他十二岁离去，相依为命的哥哥死于一九六八年。一九七零年时，他进入一家镇办工厂，做过钳工与刨工，他右手失去的中指，就是那段经历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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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 X. V: u" t. H$ b如今，他生命中最艰苦的时刻已过去了。他的两个儿子都已长大成家，他有了两个孙女，吴越生前住过的老宅经过装修和改造，有了五间房，容纳一家八口。一九八一年，他第一次感受到他与吴越的关系。那是辛亥革命七十周年之际，他被请去参加相关的研讨会，也因此还当了三年的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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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袁世凯改的”，他向我解释说吴越为何总是被写成吴樾。袁世凯是当时的直隶总督，驻扎在保定，而吴越曾就读于保定高等学堂，据说为避牵连，他将吴越改名“吴樾”。

  k8 q, V5 g) P7 }我们离去时，狗又吠了起来，一件鲜红色羽绒服在衣架上晃动。不知当年吴越离家，动身前往北京时，他的家是否也养了狗，它的叫声是否响亮？谁也未曾想到，这个瘦小男子孤注一掷的行动将成为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时刻——一个暴力的、激进的时代正式开始了。他鼓舞起了社会，但这鼓舞导致的结果，却可能并不是他最初所期望的。

文庙旁卖风筝的

我认识。我卖过风筝给他。

没事瞎忽悠

延陵巷在老城什么地方?

同安闲人

就在六尺巷北

龙眠久子

吴家的后代对吴越的事迹也不是很了解。去年夏天，我曾给他们收集了一点资料，有些可能是第一次为世人所知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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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会馆的一位住客第二天醒来，在一夜未归的吴越的枕下发现了一封书信，上面写着“此行决实行暗杀，惟成否不可知。然我必死，我死不足惜。恐诸同乡因我而被累，可将我之行李移置他处，以免受嫌”等语。
这个人，就是当时住在桐城会馆的癸酉举人汪炼堂，其孙项子明（在家名汪志天，曾用名汪自德）曾是北京市委秘书长、北京大学党委书记。

lhbm2008

长知识了,晓得了好多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