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宜明:爱国主义旗帜下的公民精神

家临南河

崔宜明  1955年10月生，安徽省桐城县人。现为上海师范大学中国传统思想研究所教授，兼任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伦理学和中国哲学方面的教学与研究。个人专著和与他人合作的学术著作主要有《道德哲学引论》、《中国伦理十二讲》、《生存与智慧———庄子哲学的现代阐释》、《中国哲学思想》、《中国传统哲学与教育》等。发表专业论文数十篇，多次获得省部级科研成果奖励。　

崔宜明:爱国主义旗帜下的公民精神

日期：2008-07-22 作者： 来源：解放日报

———崔宜明教授在华东师范大学的演讲———

这次抗震救灾让我们中国人为自己吃了一惊，英雄主义气概原来就在我们中国人的生活中，在千千万万普通中国人的心里。

　　看惯了人际关系的冷漠和计算，听腻了社会传媒的作秀和夸张，烦透了日常生活的平庸和琐碎，早以为这颗心不再会颤抖，平平淡淡的日子就是一生中最高的追求。却不料，一场大地震震得一颗心揪了碎、碎了揪，那救灾的和被救的人们呵，让人说不出的亲、说不完的敬。这使我想到了法国大文豪雨果说过的：比大地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辽阔的是人的心灵。然而，惊异和惊喜之后，却有这样一个问题：是中国人的国民素质已经如此优秀、从而表现在抗震救灾中，还是可怕的大灾难激发出中国人内心深处的道德良知？我和一些朋友多次讨论过这个问题，却各执一词，谁也说服不了谁。就让我们从这个问题开始，对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人格素质做些反思。

　　中国人的心灵因何被触动

　　就中国的未来而言，这两个判断潜在地包含着各自相应的推论：一是认为与国民素质的实际水平相适应，我们可以做更多的事情；一是认为时机还远未到来，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难以承受更多的压力。

　　

　　这个问题其实包含着很多的内涵，表达着对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系列判断。

　　就中国的现在而言，这个问题表达着两个对立的判断：一是认为中华民族通过一百多年的奋斗和发展，其国民素质的现代化已经初步实现；一是认为中国人的道德状况仍然停留在较低水平上，不过是汶川大地震这样的偶然事件触动了人们的心灵，事情过去以后一切会照旧。

　　就中国的未来而言，这两个判断潜在地包含着各自相应的推论：一是认为与国民素质的实际水平相适应，我们可以做更多的事情；一是认为时机还远未到来，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难以承受更多的压力。

　　就中国的传统而言，相应的判断则大致如下：一是认为中华民族文明传统的深厚底蕴已经充分展现，并且必将通过我们的奋斗在实现现代化的同时，完成其现代的转型；一是认为中华民族文明传统的断裂已经无可挽回，我们注定了是“无根的人”。

　　以上的表述未必准确，甚至未必正确，但是大概已经足以说明理性反思的重要性：我们对现实生活的判断决定着我们对自身历史的认识、并且决定了我们下一步行动的方向，而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

　　在就现在、未来和过去的两两对立判断中，我本人赞同前者。现在就来给予论证，希望能够得到批评和回应。

　　其实，吸取对立判断中的合理成分会更加接近实情：中华民族通过一百多年的奋斗和发展，其国民素质的现代化已经初步实现，但是我们却并不知道这一点，是汶川大地震触动和打开人们的心灵，激发出中国人内心深处的道德良知，使得我们看到了真实的自己，这就带给了我们莫名的惊诧、惊异和惊喜。

　　接下来我要讨论的中心问题是，为什么说中国人在抗震救灾中的所作所为标志着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人格素质的新高度？为什么说国民素质的现代化已经初步实现？

　　让我们从所吸取的对立判断中的合理成分开始：汶川大地震触动和打开了人们的心灵，激发出中国人内心深处的道德良知。这就是说，中国人的内心深处存在着某种道德良知，那么，这是怎样的道德良知呢？

　　我认为，这是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刻在人们心中的烙印，这种道德良知就是孔子讲的“仁”、孟子讲的“义”，是从先秦时代开始以三闾大夫屈原为精神符号的爱国主义精神。

　　什么叫仁义？最简单的也是最基本的，仁者、爱人也，义者、担当也。仁者爱人的核心要求是尊重生命，尊重每一个人的生命，以人的生命为世间的最高价值；义者担当的核心要求是人的生命高于一切，为了拯救人的生命、应当不惜代价尽力为之。

　　但是，仁也好义也好，都是要求、道德的要求，要求你这样做，但是你未必这样做。通俗点说，“仁义”通常是以道德情感的方式向一个人呈现出来的，如在看到一个人遭受苦难时心里油然而生的同情就是“仁”，进而自然会产生为这个正在遭受苦难的人提供一点帮助的冲动则是“义”。但是，从在同情的基础上产生做点什么的实践冲动、到实际地就做了，还是有一定距离的，要跨越这段距离需要更多的动力，从心理上讲就是需要新的理由。

　　这其中的原因当然很复杂，但是最基本的原因是任何人都不可能有能力为世上所有的苦难提供帮助，如果一个人不加选择地对他所见到和听到的所有苦难提供帮助，他自己马上就需要别人的帮助了。所以，从情感的冲动到实际的行动需要新的理由以作为选择的根据。

　　爱国主义作为无可置疑的理由提供了最为强大的动力。为我们的历史所塑型，中国人心灵有一种最为敏感、也最为脆弱的情结，这就是“山河破碎”。

　　从杜甫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到文天祥的“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一直到鲁迅的“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谙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等等等等，自古至今，中国人受不了这山河破碎，那真的是活不下去，只好不惜用这条命去修补。即便修补不成也得去修补，只问当为不当为，不计生死成败，所以谭嗣同临终语云，“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有人会说，以上诗歌中讲的都是人祸、不是天灾，“山河破碎”指的是外族入侵、国家分裂或者政治黑暗，及其人民所承受的巨大苦难，不是地理学意义上的意思。确实如此，但请注意，我们中国人正是把这种种人祸比喻为、当做是、理解成“山河破碎”，因为这种种人祸无非就是生存的家园惨遭蹂躏。延续两千多年的小农经济型塑了中国人的心灵，所能想象的最大灾难就是山不再是这片山，河不再是那条河，地塌了，房倒了，人没了，于是，最惨烈、最绝望的痛楚就产生了。我们要记得，作为历史的产物，中国人的情感世界是以土地为核心而成型的。

　　汶川大地震造成了地理学意义上的山河破碎，中国人心灵中最为敏感、最为脆弱的情结被击中，集体记忆中的一次次外族入侵、国家分裂和为之所承受的巨大苦难被唤醒，就有了活不下去的感觉，就要去修补河山，哪怕是用命去修补。于是，我们看到了抗震救灾中那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主义气概。

　　中国人责任意识怎样被激发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求每一个中国公民都要有社会责任感，这意味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必须要有一个大的升华，中国人的国民素质必须要有一个大的提高。

　　

　　但这并不是对问题的全部回答。在这次抗震救灾中中国人所表现出来的精神世界和人格素质，仅仅用传统留在我们记忆深处的仁者爱人、义者担当的道德要求和爱国主义精神来理解和说明，这恐怕还不够，那里面有一种全新的东西。

　　如果说汶川大地震触动了人们的心灵，激发出中国人内心深处的道德良知，那么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同样如此。其实，中国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度，每一次抗震救灾都同样如此，但是为什么这一次有这样的不同，以至于让我们为自己感到惊诧、惊异和惊喜呢？

　　对于这个问题，直观和朴素的感受是，因为历史环境和社会条件不同了。正因为历史环境和社会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变，所以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人格素质正在成长和成熟，并且充分表现在这一次抗震救灾中。那么，这种成长着的全新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我在前面提到汶川大地震对人们心灵的影响时说，“汶川大地震触动和打开了人们的心灵，激发出中国人内心深处的道德良知”。

　　所谓触动大致是这么一回事：说我被某件事情所触动，这意味的是这件事情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并且使我感到与自己有着某种关联而引起我的关注。所谓打开则更进一步，如果这件事情不仅与我有着切肤的关联，而且这种关联又被清晰地认识到了，我的那些深藏在心底、连自己都几乎忘却了的思想意识和情感情绪被激活，我感觉到了某种既熟悉又陌生的冲动在心灵深处发酵、涌动，我的全部身心不由自主地朝向这件事情敞开，这时，我的心灵打开了。

　　如果说历史上的每一次大灾难都会“触动”中国人的心灵，但是汶川大地震还“打开”了中国人的心灵，所以才有了抗震救灾中大无畏的英雄主义气概，才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大写的中国人“我们”，那么，我们就要问：中国人的心灵是如何被“打开”的？答案需要从改变了的历史环境和社会条件中去寻找。

　　第一，改革开放三十年使得中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积累了比较雄厚的国力和经济实力，这就唤醒了深藏在中国人集体记忆中的民族自信心。

　　当代中国的国力和经济实力虽然在横向的比较中，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发展的道路还很漫长，但是在纵向的比较中，则是中国几千年历史闻所未闻。

　　在这次抗震救灾中，无论是天上飞的密集机群还是地上到处轰鸣着的大型机械，都让中国人在GDP的增长数字之外直观感受到真实的国力。社会捐助的资金居然达到五百多亿人民币，刨去海外的捐助也在五百亿元以上，与政府投入的资金平起平坐，更让人真切感受到中国人正在富裕起来。如此这般的感受纷至沓来，让人们的民族自信心油然而生。

　　第二，近年来党和政府提出“以人为本”的理念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策目标，推行一系列保障民生的政策，如孟子所云，“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纳之沟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这就大大激发了中国人的民族认同感。

　　仔细想想，直升机装载的不过是方便面和矿泉水，其价值未必大于飞机消耗掉的煤油和其他成本，为的是救普通老百姓的性命，这在中国人的记忆中是没有过的。

　　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衣服与皮肉的关系似乎从来是衣服比皮肉重要。我们小时候出门玩闹，弄破了衣服，回家是要挨骂的：皮肉弄破了自己能长好，衣服是要用钱和布票买的。我们现在的道德观念不同了，人的生命才是高于一切的。今天，老百姓的性命真的比钱重要了，老百姓也就真切地感受到：这真的是“我的”国家。

　　最后，是这次抗震救灾中一些政策变化、特别是向社会公开相关信息和设立全国哀悼日，激发了中国人的民族责任感。

　　责任意识和责任伦理是中国道德传统中的精华，最为人们所熟知的就是明末清初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但早在孟子就有过系统的论述，在时间上比西方早了两千多年。但是，在历史上，这都是对士大夫的要求，而与“草民”无关，根据“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原则，“草民”不得与闻国家大事，也就不知民族责任感为何物。

　　现代社会要求着每一个中国人都成为社会公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求每一个中国公民都要有社会责任感，这意味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必须要有一个大的升华，中国人的国民素质必须要有一个大的提高。但怎样才能做到呢？这就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当国家的主人。

　　改变了的历史环境和社会条件打开了中国人的心灵，被打开的心灵中充盈着民族自信心、民族认同感和民族责任感，某种全新的东西从民族历史传统的根上成长起来了。

　　公民精神的复苏与道德生活的重建

　　当代中国社会的道德状况并不像我们所感觉的那样糟糕，只是因为我们常常把对更加美好生活的全部期待和向往都搁置在“道德”上了，所以就有了太多的困惑和无奈。

　　

　　这种全新的东西就是公民精神，正是这种公民精神定义着当代中国人精神世界和人格素质的水平线，标志着当代中国人已经初步实现了国民素质的现代化。

　　那么，什么是公民以及公民精神？所谓公民是平等地享有充分的社会权利，从而不但在能够自立自主和自决的意义上是一个主体的人，而且在参与社会、能够对社会和国家的公共事务表达其意志和意愿的意义上是一个主体的人。所谓公民精神就是把自己当作一个公民，自愿承担相应的社会义务，并且意识到对国家、民族所负有的责任和勇于承担这一责任的主体性精神。

　　要具体地理解和说明什么是公民精神，可以从提出这样的问题开始：为什么在当今这个实行市场经济、个人利益被高度重视的时代，中国人却在大灾难中表现出了英雄主义气概？

　　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从所谓单位人到所谓社会人，个人利益问题被凸显了出来。一方面是国家和集体不再无条件地保障个人利益，谋生成为人生的第一要义，另一方面是国家和集体不再限制个人为自身谋求利益，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成为可能，于是，人的欲望一下子爆发了出来。

　　这引起了善良的人们无尽的担忧。特别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报刊中就充满了形容道德现状之糟糕的语汇：道德滑坡、道德失衡、道德断层、道德错位、道德缺失等等，人们普遍认为社会道德水平大大下降了，甚至追忆起50年代的“美好时光”。必须承认，人们对社会道德生活的失望是有理由的。

　　但是，我曾经反复表达过对“道德滑坡论”的质疑。我说，这显然是个矛盾的现象，既然社会上大多数人都抱怨社会风气不良、道德沦丧，那么他们就是在抱怨自己，因为社会风气不良正是社会大多数人造成的；但既然是自己造成的，又为什么要抱怨呢？而我的看法是，当代中国社会的道德状况并不像我们所感觉的那样糟糕，只是因为我们常常把对更加美好生活的全部期待和向往都搁置在“道德”上了，所以就有了太多的困惑和无奈。

　　那么，怎么解释在当今这个时代的大无畏英雄主义气概？前面我已经从历史环境和社会条件的改变做出了解释，但是还不够，我们还需要从道德层面做出解释，可以仿照马克思的名言———“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这样说：道德的批判不能代替批判的道德，精神力量只能用精神力量来说明。现在的问题是，如果说三十年来历史环境和社会条件的改变唤醒、激发了中国人民族自信心、民族认同感和民族责任感，从而标志着中国人精神世界中公民精神的诞生，那么，我们就需要在道德层面上具体说明其内涵和特征。环境和社会条件的改变又如何重建或者重塑着中国人的道德生活？

　　第一，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中国人“权利”不断扩大的过程，或者说是不断地获得新的权利的过程，今天的中国人享受着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广泛社会权利。

　　第二，如果说刚才说的权利属于“消极权利”的范畴，那么近年来党和政府提出“以人为本”的理念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策目标，推行一系列保障民生的政策，这就使中国人又获得了对于生存和发展来说非常重要的“积极权利”。

　　第三，如果说上述权利是各种分别的权利，那么这次抗震救灾中的政策变化、特别是向社会公开相关信息和设立全国哀悼日，意味着国家把“权利”提高到人格化实体的高度来实现。

　　权利的获得带来了对公民的社会义务的自觉意识，并且民族历史传统的记忆也被激活，萌生出勇于承担对国家、民族所负有责任的公民精神。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中国人正在成长为具有自立自主和自决意志的公民。

　　以上关于“权利”的种种说法这里无法作出深入的讨论，暂且放过。最后，作为本次演讲的结尾，我要强调两点。

　　第一，对于我们的历史传统和道德文明，曾经广为流传的那种悲观主义观点应该舍弃了。根本就没有什么断裂，中国人也不可能是什么“无根的人”，中华民族文明传统的底蕴是如此深厚、生命力是如此旺盛，正支撑着我们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第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所以，道德这件事情在社会道德生活之内是说不清楚的，必须回到生活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生产方式的变革去理解才是恰当的。古人说，功夫在诗外，做诗如此，道德建设也是如此。如果我们希望全民族的道德水平不断提高，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与国民素质的实际水平相适应，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强我们的制度建设。

　　（演讲时间：2008年6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