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祖母潘玉良的挚友王守义先生 （独家撰稿）

嬉子之波

我们和祖母潘玉良的挚友王守义先生的交往

█ 黄从慎 【2007年08月09日】

<!--enpcontent-->（独家撰稿）一位正直、善良的谦谦君子 ——记祖母潘玉良的挚友王守义先生 □潘忠丘 1977年：潘玉良去世后，第一次知道王守义 1977年7月底，安庆的天气炎热异常。但是我们心里焦急的程度也不亚于燥热的气温 ：因为祖母潘玉良已经有两个多月没来信了。按以前的惯例，由于邮路的关系，几乎不到两个月就会有一次 信件往返，上次来信是5月12号，因为来信说到，因为要搬家，她不得不带病提前从医院出来。收到信后父亲潘牟非常担心，因为他知道，潘玉良的身体一直不好，仅鼻炎就开刀五十多次，其他还有高血压、心脏病、头昏等疾病。祖父潘赞化以前信中也担心地说过："你的杂耍毛病太多！"父亲马上回信询问身体和搬家的情况，然而一直杳无音信，父亲整日担心得寝食不宁。到了8月上旬，全家的担忧终于变成噩耗，我们收到以表弟王守义名义寄来的唁函：祖母潘玉良已于7月22日去世了，同时附了王守义先生的信，征求我们对潘玉良丧葬的意见，这是我们第一次知道了王守义先生。 在此之后，我们同王守义先生有了联系。我们相隔万里之遥，既无能力也不可能去法国给潘玉良料理后事，只得请求王守义先生做主帮忙料理一切。他来信中说，要我们在国内请书法家书写墓碑。这当然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了，父亲马上请安庆的书法家用整张的宣纸书写了"艺术家潘玉良之墓"七个大字，寄给王守义先生。在丧葬事宜全部料理完毕后，又将丧葬追悼会过程所拍的几十张照片寄给我们。我们欣慰地看到潘玉良墓碑上就是寄去的字，父亲悲痛的心才稍许有点安慰：总算是为"吾妈"（潘牟信中一直对潘玉良的称呼）的后事尽了一点微薄之力。 潘玉良去世后，父亲最担心的就是她的大批遗作问题，在以前与潘玉良的通信中，只要是谈起回国，她就把运回作品，作为第一要考虑的问题。潘玉良的勤奋多产，和喜爱自己的作品是我们家里每个人都清楚的。她1928年留学归来到1937年第二次出国的短短9年间，就创作了一千多幅作品。抗战爆发后，祖父潘赞化将她的作品雇了三只船才运回桐城老家。祖父也将她的作品视为珍宝，运回后，为给她的作品配画框，请了几个木工，做了几个月才完工。这批作品除后来移居安庆时带出来四幅，其他全毁损于内外战的硝烟中。而带出来的四幅又毁在文革中。第二次去国他乡四十年，留下的作品，虽然我们不知道确切数字，但数量肯定大大多于在国内创作的一千多幅。潘玉良也十分珍爱自己的作品，作为一个职业画家，卖画维持生活是必须的，但潘玉良在信中曾说过："卖掉一幅作品就像卖掉自己的儿子"。 在1965年，潘玉良曾经要我到法国去，她在信中列出我向有关部门的申请理由，第一就是帮她整理作品，其次才是照料年老多病的她。可见在她的心目中，她的作品比她本人更重要。第二年就是十年内乱的开始，我不仅没有去成法国，我的申请出国在另一次运动中倒成了我的罪状，这是后话了。 父亲潘牟一方面请求国家将潘玉良的遗作、遗物运回来，同王守义先生通信时，也提出请他帮忙将潘玉良的遗作、遗物运回国内，交给我们。王守义先生虽然愿意帮忙，但关山远隔，海天一方，以王守义先生髦耋之年，也确实是勉为其难了。 1978年：终于在南京见到了王守义 转眼间到了1978年的6、7月间，王守义先生来信说，他被邀请参加旅法华侨国庆观光活动，大概9月底回来。想和我们见面，届时把潘玉良的部分遗物带回来交给我们。得此消息，全家高兴万分：王守义先生为祖母潘玉良和我们家帮了那么多的忙，我们确实想见见他，向他表示感激之情。也想同他商讨将潘玉良的遗作运回来的事情。 因为父亲当时还头戴"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不能自由行动，所以南京之行，就决定由我和母亲彭德秀去见王守义先生。我们想送些礼物给王守义先生，但是我们拮据的经济状况和不知道他的喜好，只得准备了几听最好的安徽祁门红茶，和祖父潘赞化收藏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小心藏匿下来的两件古董――一尊青铜古兽香炉和一柄青铜古剑，准备送给王守义先生。 9月26日，我们又收到王守义先生来信，他们的行程安排在29、30日在南京参观，要我们到时去南京与他见面。   我们按时在30日上午赶赴他所下榻的宾馆，见到了已经通信交往一年多的王守义先生。王先生虽然已年届八十，但神清气朗，思路清晰，精神矍铄。我们首先对他为祖母潘玉良所做的一切表示衷心的感谢，因为他是从团体活动中挤出半天时间和我们见面，所以他马上切入正题，将带回来的潘玉良遗物交给我们。计有：潘玉良1941年的油画自画像一幅；德制银壳打簧表一只；潘玉良自己佩戴的带鸡心项链一根；朝珠项链一副；潘玉良自用手表一只；还有一些日用小件物品等。 这些物品的纪念价值确实是非同寻常，自画像的意义不用说，那只德制银壳打簧表，是祖父潘赞化参加云南讨伐袁世凯护国战争时蔡锷送的纪念品，尤为珍贵的是上面还有蔡锷刻下的"云南起义纪念"几个字。（云南讨袁护国之战的领导人蔡锷、唐继尧都是祖父潘赞化在日本成城学校时的同学，潘赞化时任护国军第二军总司令部参议）那根带鸡心的项链也见证了潘玉良和潘赞化几十年的至死不渝的生死恋，鸡心里的潘赞化和潘玉良的照片六十多年来，一直紧贴着潘玉良的心窝。 我们看到这些纪念品，是无比的激动和难过，激动的是：终于亲眼目睹见证两位老人生死不渝感情的信物，难过的是：几十年的内外灾患使得两位老人聚少离多，现在只有在天堂里相聚相依了。 王守义先生携带的这些物品还附一份清单，待物品交付给我们后，要我们在清单上签字。据他说这份签字的清单作用有两个：一是回复法国海关，因为法国规定潘玉良的作品不能带出法国，而其中一幅潘玉良的自画像，有我们的签字，即可证明此幅画是交给了家属作纪念。其二，这份我们签字的清单给我国驻法使馆交验，证明这些潘玉良遗物确实交到我们手中。 王守义先生确实是一位谦谦君子，  我们为了表示感激之情，将准备的茶叶和两件古董送给王守义先生，但是王守义先生对两件古董坚辞不受，仅收了四听红茶，我们只得原物带回。（有材料说，这两件古董也是王守义先生带回来交给我们的，这说法是错误的。）甚至，我们想请王守义先生吃饭，都被他以团里安排集体用餐的理由回绝了。 我们谈到祖母潘玉良在去世前是否对她自己的遗作、遗物有没有什么具体的安排，王守义先生回答说，由于潘玉良去世很突然，所以没有什么具体的安排。 我们又谈到能否将潘玉良的遗作运回来的问题。这个问题，父亲潘牟在潘玉良去世后即向有关部门正式请求过，但一年多来，毫无音讯，我们只得转而再向王守义先生求助。王先生说道，这个问题确实有很大的难度，其一，这批遗作还有我们继承的法国法律手续，和运回来的海关手续问题。这些手续两边办理起来都很繁杂。二是潘玉良的遗作数量很大，具体数目他都不清楚。以数量之多和手续之繁杂，他年迈之人，办理起来，力不从心 。我们想到这也确实是很现实的困难，没办法强他所难，有点心灰意冷了。出乎我们的意料，王守义先生提出一个我们大感意外的想法。 那就是由他出资和办理法国方面的有关手续，把我们弟兄中办理一个到法国留学，一边读书，一边解决潘玉良遗作、遗物运回来的问题。显然，这个想法，是在接到我们请他帮忙运回潘玉良遗作的请求后，经过长时间深思熟虑后做出的决定。 听到王守义先生这个想法后，我们感到十分惊愕。虽然对于我们是天大的好事，但王守义先生的付出就太多了，精力上的付出姑且不论，经济上的付出就太大了。谁都知道法国是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生活和读书所需要的金钱支出对于当时的我们简直就是天文数字。我们虽为王守义先生的无私大度的精神感动，却又不想太麻烦他而婉言谢绝。但是王守义先生看来已经筹划决定了，我们只得万分感激地接受了他的安排。 1981年：筹划出国，王守义先生却不幸去世 回家后，我们就紧张地筹划谁出国和办理有关手续的事情。我们姐弟四人，大姐已经有37岁，已有三个孩子，出去不可能；我当时虽无家庭但还有一顶"挂在墙上的帽子"，政治方面肯定通不过；二弟也有家庭孩子的拖累；只有小弟潘忠玉仅23岁高中毕业，已下放农村劳动数年后上调进了工厂，他就成了当然无二的人选。 到了真的开始办理有关手续时，才知道是又繁又杂又难。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知道，1978年刚刚粉碎"四人帮"，我们国家还没有走出几十年的闭关锁国的阴影。因私出国的人是绝无仅有，有关手续上上下下都不清楚。况且我们国家对于因私离境的手续是又紧又严，而法国对于非法语系的国家的人员入境手续则是又多又繁。 举个简单的例子，一份证明姓名、年龄、籍贯的文件，按国内惯例，只需要单位或派出所出具一份证明文件即可以了，最多一个小时就可以解决问题。而国外只承认公证处开出的公证书，而当时安庆市还没有公证处，仅省会合肥市有一家公证处，那么这样简单的文件都必须到合肥办，而合肥的公证处却从来没办过此类公证，还需向上级主管部门请示，这样一份文件办出来可能是往返数次的几个月以后了。还有件属于冷幽默的趣事，当时文件规定：党、团员不能因私出国。是党、团员的必须办理退党、团的手续。。然而潘忠玉就遇到了必须办理退团手续的难题。想想看，在那个极左的年代，以我们的家庭背景入党是不可能的，就是入团也必需经受比别人多得多的磨难和考验。而他居然要退团！他的退团申请报告每递送上一级，都毫无例外地看到怀疑的眼光和不解的神情以及好奇的诘问。经过各级团组织慎重的研究、反复的请示，正式批文下来，又是几个月的时间过去了。 在那几年里巴黎、安庆的书信往来不断，潘忠玉则是安庆市内、合肥、北京往返奔波。转眼间到了1981年的3月底，我们接到王守义先生的寄自3月3日一封信，信中说，已经给潘忠玉联系好巴黎大学第七分校，学的是法语，并将入学通知书随信寄来，但还缺最后一份文件，就是经济担保文书。王守义先生并且写到，他已经将规定所需的款项打入指定银行，并且将银行证明交给有关部门。待有关部门的同意入学、入境的批文下来后，马上到法国驻中国的北京大使馆办理签证。因为他知道我们家经济比较拮据，信中还说，问好飞机票的价格和航班时间，马上发电报给他，他好汇款和安排接机。 这就好像是400米接力赛，前三棒虽然坎坷但总算完成了交接，只待最后一棒交过来，就可以顺利地跑完全程了。然而就是这最后一棒迟迟未能交来，我们全家都兴奋、焦急地等待着王守义先生把最后的允许入境通知寄过来。出乎我们意料，这份文件迟迟没有到。我们几次去电报，也没有回复。我们意识到可能出什么事了，只得直接去电报巴黎大使馆领事部，好在通过这三年漫长的办手续，我们也同领事部建立了联系。 领事部5月17日回复我们说，王守义先生3月间因耳旁长出小肿块进医院诊治，始终不愈，再去医院检查，却查出患了肺癌，而且是晚期，当即住院。年老病重，医院回天乏术，已于1981年5月5日晚8时45分去世。在住院期间，法国入境管理部门几次电话约见王守义先生，王先生因为病重而不能前去，别人也不能代理，因为王先生的过世，潘忠玉的出国读书手续已经无法继续办理下去，云云。 我们一方面为正直、善良、乐于助人的王守义先生的去世感到难过，更感到"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沮丧和无奈。至此，潘忠玉出国读书和我们想以私人能力运回潘玉良遗作和遗物的努力就告一段落。 我们为王守义先生为我们所做的一切表示衷心的谢意，也愿善良、正直的王守义先生的灵魂在天国里安息。

玉壶春

从银杏树那个后门出去就是潘圆圆的家.是谁告诉我的?

玉壶春

 我们为王守义先生所做的一切表示衷心的谢意，也愿善良、正直的王守义先生的灵魂在天国里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