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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于楼主的桐中情结，贴篇旧作赞助一下。此文是为桐中百年校庆而作，曾在数家报刊发表过。 百 年 树 人 ² 白 梦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母校桐中今年恰逢百年华诞，这百年来她培育了多少有用之才我不得而知，但就我们那一届共有三百来人计算，百年来，她的毕业生应在万人以上了。 母校百年华诞，按理该写点什么，以志纪念。但委实来说，作为省重点示范中学的桐中，名声太大，自来能考进该校的学生都是百里挑一，可我却是轻而易举就跨进校门的。所以忝陪桐中校友末座，总有点名不正言不顺的味道，心里惴惴，也就不好意思张扬。 然而一母同胞，也有智慧上的不同和创造方面的差异，可对于母亲来说，手心手背都是肉，她不会因为这些差异而偏心。对于儿女，自然孝心也不会因为地位的悬殊和挣钱的多少而打折扣。那么对于母校桐中，我又有什么理由羞羞怯怯，不敢表现出对她的感激和爱戴呢？ 我是1974年春季跨入桐中校园的，众所周知，那是文革时期，我们从小学直升初中，是按学区划分的。1976年底毕业，1977年元月升入高中，是最后一届未经考试直升高中的学生。同年教育体制改革，由春季招生改为秋季招生，到1978年9月入学的新生，便是全县统考后按成绩录取的尖子生了。当时高中是两年制，我们便在高一多读了一学期的书，到高二毕业时已是1979年夏天了。 文革十年，正是我从小学到高中接受教育的黄金时期。如今反思当年，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并没错，错的是作践知识分子进而作践知识。然而不管全国大环境是如何提倡张铁生和黄帅，我总觉得在桐城这个区域环境里，似乎并没有那么偏颇。相反，倒真是德、智、体全面发展，在接受知识的同时，培养品德，增强体质。 现在提倡素质教育，其实与当时的德、智、体全面发展并不矛盾。我就一直为自己当年在中学时期所接受的教育模式感到欣慰。 初中时，提倡开门办学，教化学的方瑜老师便领着我们班的同学办了一个小型腐肥厂，利用酒厂排出的工业废料酒糟水制造出有机肥。我们几个班干部便利用星期天张罗此事，轮流安排同学们参与实验，造出的肥料便送到校办农场的实验田里。这件事，不仅让我们得以活学活用，而且增强了我们参与社会活动的能力。记得当时我还煞有介事的担任过腐肥厂的副厂长。后来在我走上工作岗位之后，很快从一个普通工人提拔为企业管理者，这不能不说与当年在校时的锻炼有关。 文革结束后，平反冤假错案时，我们才知道方瑜老师曾被打成右派。但在当年，我们虽然隐约知道他有所谓的历史问题，却因为他的多才多艺，而对他充满尊敬，没有丝毫的偏见和歧视。 除了跟在方瑜老师后面办腐肥厂以外，我们几个活泼好动的同学还曾跟着他学过舞剑、扎耳针等。 另一个对我影响颇大的老师当然就是杨怀志先生了。杨老师高中时教我们语文，他灵活的教学方式令我们耳目一新，尤其他在改作文时不是简单的批上甲、乙、丙、丁，而是经常会写上几句幽默风趣的话，令你反复咀嚼体会，不知不觉中作文的兴趣大增。最妙的是他还经常让我们自由命题来写作文，这太合我这种不愿多受约束的人的心性了。记得有一次自由作文，正是秋天，我就写了篇题为《秋菊》的散文，杨老师在文后批道：“若真是你自己所写，可称得上是一篇好文章了。”这批语让我有点不知轻重了：不是我自己所写，难道是抄来的？如此说来我这篇作文岂不够上发表水平了？也许就是那篇作文，那段批语，成了我后来醉心于文学创作的缘起。 我还不能不想起我的高中班主任王元祥老师。说来真巧，我兄妹三人都从桐中毕业，中间都是相隔两届，班主任都是王元祥老师。大哥1974年底高中毕业，王老师送走那届毕业生，接着从高一带起，正赶上我二哥又成了他的学生。二哥1976年底毕业，我又于1977年元月分到了王老师班上。虽然我们都算不上王老师的得意门生，但一家只有三兄妹，全都赶上了同一个班主任，也是异数。而且王老师是当时名重一时的物理老师，我们能做他的学生，在他或许没有什么，在我们兄妹来说，却深感幸运。 母校百年，早想写点什么，一直难以动笔。今日却如鲠在喉，非吐不可。原因何在？写到此处，猛然想起今日乃是9月10日，教师节。 想起母校，其实最不能忘怀的就是那些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给予我们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们。给过我教诲的老师太多，我不能一一提起，但脑海里记忆清晰的几位还有张兴老师、包瑞华老师、徐捷先老师、林祖年老师，等等等等。 在教师节之际，借纪念母校百年华诞之文，一并对曾给过我无私教诲的老师们鞠躬、敬礼！ (200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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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7-9 20:3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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