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乡友人]高才饱学李敬夫

老汉

楼上说的是对的，可能是我记错了。

有网友说：舒芜只有一个，没有他，就没有这样发生的“胡风集团案”。正是他的在上述种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内涵复杂、不可名状的理性狂热，导致了胡风们处境的逐渐恶化，最后变得不可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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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汉深不以为然。

先要搞清楚，先生是在什么情况下交出书信的。
因为周扬要整胡风，就到处找材料。怎么能说没有先生就没有“胡风集团案”呢？就是没有先生的书信，周扬照样会找别的材料。这不是睁眼讲瞎话吗！

不是老汉与先生有交情就帮着先生讲话，说起来，周扬还是老汉的校友。

后来，连周扬自己也说，没想到毛主席把胡风搞成这样。言下之意，本来想借毛主席的力量整胡风，没想到后来控制不住。

先生在这场运动中到底起什么作用可以有不同的评价，但绝对不能说这场运动是先生引起的。
你得尊重历史事实本身！

整个运动的主要责任人是周扬。
周扬们与胡风们的矛盾由来已久，这里没时间说。

有些人脑子就是缺根筋，放着主要责任人不说，胡乱歪说历史。
就好比近代卖国，不骂满清政府，偏去骂李鸿章，还说他是卖国贼。
反过来，对老佛*的电视剧痴迷，觉得这个娘们真是厉害。仿佛就忘记她说过的一句话：宁予外邦，不予家奴。

如果这些扯蛋的人是愤青也就算了，看来又不全是，还是学者的模样。
老汉心里不宁呀！

［此帖子已被 老汉 在 2006-2-19 20:15:55 编辑过］

三里街

[转贴]从舒芜的倒戈说知识分子的良知
作者：刘光

　　舒芜背叛胡风，早已是中国当代文坛的“旧闻”了，似乎没有必要再提，之所以重提旧事，是因为近期看到舒芜口述、许福芦撰写的自传摘录《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问题》注○1舒芜已垂垂老矣，不能自己书写，他在这时大约是要对这个问题作最后一次的交代和表态，值得我们重视。因为这不仅关系到舒芜本人对这个问题的最终认识，而且关系到今后写当代文学史对这个事件如何论定。下面就舒芜的这篇文章谈几个问题：一、奉命写作“胡风的宗派主义”问题舒芜在这篇文章里，详细叙述了他交出信来的经过。事情的起因是：“《人民日报》编辑叶遥奉命给我出了一个‘关于胡风宗派主义’这个题目，向我组稿。”既然是奉命组稿，显然是官方的意图，舒芜不可能不知道。他慨然答应了写稿，理由有两个：一是这只是个“不上纲”的次要问题；二是“胡风对于文艺界许多人一概过于否定，过于蔑视”。这第二个理由实际就是说胡风有宗派主义，应该批；至于是“次要问题，”不过是掩饰自己的遁辞，因为当时对胡风的批判，还没有上纲到反党反革命的程度。至于胡风是不是在搞宗派主义？他是对什么人“过于否定、过于蔑视”呢？很明显，他是对文艺界当时的领导人周扬、林默涵之流的“否定”和“蔑视”。他们官气十足，“左得可怕”(用鲁迅语)，以教条主义、公式主义和专制主义统治文坛。鲁迅对他们也是“过于否定，过于蔑视”的。鲁迅对胡风与周扬之流的比较是“胡风鲠直，易于招怨，是可接近的，而对于周起应之类，轻易诬人的青年，反而怀疑以至憎恶起来了。”注○2 难道这也是鲁迅的宗派主义吗？胡风办《七月》，办《希望》，培植了一大批优秀的青年作家和诗人，形成了七月派，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最有实力、影响最大的文学社团，对这样的丰功伟绩视而不见，反而还要吹毛求疵，写什么胡风的宗派主义，其实，周扬之流排斥异己，才是真正的宗派主义!

　　舒芜奉命要写胡风的宗派主义，就已经是自觉地参加到批判胡风的队伍里去了。这已经是倒戈了。我之所以不说“背叛”，是我怀疑舒芜最初参加到这个小集体来的动机。

　　二、“交信”与“借信”的诡辩舒芜说：“我从来没有向任何人交过什么信”，他只承认是“借信”。为什么要借信？是因为他写“胡风的宗派主义”，需要引用胡风写的信。而人民日报的叶遥为了核实他引用的原文，就向他借信去校对。他认为“借出去”与“交上去”大不相同。他说他没有料到袁水拍把信交给了林默涵，“他找我谈话，我当然不敢反抗的。既然林默涵发了话，我就不敢不按照他的‘指示’编出来那个材料，谁知又惊动了毛泽东亲自介入进来，写了那么一个‘编者按’，定了那么一个吓人的罪名，后来的一切更是万万非我所能料到的”。

　　我认为，“借信”与“交信”并没有什么区别。把信借出去，就是公开揭发友人的隐私，是不道德的行为。而且借去的人不是一般的人，是人民日报的记者。那时，忌识形态的问题是严重的问题。一部“武训传”的电影，最高领导亲自过问，亲自写批判文章，凡是与武训和“武训传”有点关系的人都作了检讨，连已经去世的、被最高领导誉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的陶行知也被牵连在内。这一场 遍及全国的政治风浪舒芜不可能不知道。《人民日报》是党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的记者直接在中央领导之下，胡风早已是文艺界的批判对象，那么，叶遥“借”去的信就很可能落入林默涵或周扬等的手中。当然，最后那么严重的结果也许是舒芜没有料到的。但是，这是打击胡风、伤害胡风的行为总不可能没有想到。最多只是打击程度、伤害的程度没有料到罢了。这丝毫不能减轻你舒芜的罪责。

　　三、诬蔑胡风说发表《主观论》是“为了批判”

　　《论主观》是舒芜在胡风指导下写成的哲学论文。这篇文章的精神完全符合胡风的文艺理论，是当时的“反潮流”理论，因而受到了批判。舒芜也承认《论主观》是他在胡风指导下写的，但是他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问题》一文中却说，胡风说过发表《论主观》是为了批判(意谓批判这篇作品)。他还说“1945年初，《论主观》刚发表就受到批判时，胡风确实在周恩来面前声明他发表《论主观》是为了批判；而同时又一再写信要我着手迎战，督促我写反批评文章。”

　　胡风一方面说，发表《论主观》是“为了批判”，把它当作批判的靶子，一方面又要舒芜写迎战文章，这样的自相矛盾，岂不是十足的两面派，阴谋家？那么他的目的何在呢？是搞垮舒芜吗？但是《论主观》又是他指导下写出来的，他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有这种可能吗？再看《论主观》的观点，又与他的“主观战斗精神”一致，批判《主观论》，实际也批判了他的文艺理论，他会这样做吗？在舒芜“反戈”以前，胡风是把他当做很有发展前途的人才的，同写小说的路翎一样受到他的重视。胡风一生待人以诚，从来没有在他的朋友、学生中有这样的事。胡风还希望舒芜写一本普及新哲学的书籍，代替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把他看得那样高，可见胡风不以资历看人，不以地位看人，特别对于有发展前途的青年的关爱，更是无微不至。舒芜在最后的交待和表态中所说的这一段话有何根据？可惜周恩来死了，死无对证，但是我相信，从胡风一生的事迹看，这绝对是诬蔑，是造谣。

　　四、中了斯大林主义的毒舒芜在这篇文章里也说了真话，那就是：“主观上追求马克思主义，结果不自觉地走上了斯大林主义。”原来，他读马克思主义的书，却是斯大林的传记《从一个人看一个世界》(他说这是他唯一从头到尾细读过的革命领袖传记)，“一开始就建立起对于斯大林的崇拜”。后来又细读了斯大林的论文集《列宁主义问题》，“到了斯大林主义集大成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来……，我更是认真反复钻研，崇拜得五体投地”。“我在政治信念与思想实际隐隐之间存在着矛盾。一方面要继承“五四”传统，走五四的道路，追求独立的思想、独立的人格；另外一方面，又崇拜斯大林主义，相信政府决定一切”。全国大陆解放后，“更加促使我向政治一边倾斜，向斯大林主义一边倾斜”。

　　这一段文章舒芜写得很坦诚，他确实抓住了要害，可惜他没有把中了斯大林主义思想的毒这件事和他对胡风的“倒戈”联系起来。显而易见，斯大林主义的权力第一，政治决定一切的思想，决定了他的“倒戈”。不过，一开始还不是这样。当他写作《论主观》的时候，他接受胡风指导的时候，“五四”精神还没有泯灭。他接受写《胡风的宗派主义》时，就开始了质变。因为机会来了，他不能不抓住机会。随着事态的发展，他头脑中的斯大林主义就愈来愈占据他思想的主要地位了。当然，五四精神与斯大林主义在他的头脑中的斗争是复杂的，不可以切然划分，他的急于改造自己，他的《从头学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都是他急于抛弃五四传统的反映。

　　以上几点，我们很容易看出，舒芜最终的认识与表态仍然在为自己开脱罪责，对他的卑鄙行为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并没有真正的认识，更没有自责和忏悔。

　　五、知识分子群体良知的泯灭随着舒芜在林默涵指导下从100多封信中摘录编排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发表以后，又陆续发表了第二批、第三批材料，胡风问题的性质骤然升级，由“反党集团”一变而为“反革命集团”。在全国范围铺天盖地掀起了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高潮。当时，仅在《人民日报》发表过声讨文章的知识界名人就有郭沫若、茅盾、夏衍、冯雪峰、老舍、曹昌、叶圣陶、郑振锋、钱钟书、康濯、刘白羽、艾青、欧阳予倩、沙鸥、钟敬文、焦菊隐、刘绍棠、张庚、舒群、林向北、彭慧、马少波、杨朔、吴祖缃、吴祖光、张天翼、田间、吴伯萧、金仲华、沈志远、冯至、丁玲、魏金枝、巴金、蔡美彪、周立波、草明、李伯创、金近、曹靖华、罗荪、巴人、马彦祥、何家槐、柳溪、冯亦代、许广平、罗烽、白朗、王朝闻、臧克家、李季、陈学昭、楼适夷、陈白尘、胡可、陶孟和、靳以、舒新城、玛拉沁夫、方纪、以群、阮章竞、柳青、陈伯吹、吕复、刘知侠、陶纯、邓初民、王家楫、黄子卿、袁文殊、趙树理、许杰、柯仲文、李达、林汉达、廖世承、廖井丹，萧三、沙汀、马加、马哲民、赖少其、王亚南、陈垣、翦伯赞、侯外庐、尚铖、吴唅、罗常培、黎锦熙、钱端升、李準、峻青、孟超、趙朴江、冯乃超、李广田、宋之的、俞平伯、朱光潜、冯友兰、贺麟、许崇清、丰子恺、华君武、刘开渠、吴作人、叶浅予、古元、马思聪、瞿希贤、郑律成、梁思成、茅以升、钱伟长、趙忠尧、侯德榜、苏步青、华罗庚、卢于道、金善宝、梁希、施今墨、林巧稚、钟惠澜、梅兰芳，周信芳、蔡楚生、黄钢、于晴、于伶、于蓝、孙维世……注○3在这个远不完全的名单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不同领域功勋卓著、我们十分敬佩的人的姓名。他们是中国知识份子的精英，国家的栋梁。尽管他们有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心态、但为了自保，他们竞无一例外地，屈从于淫威之下，置宪法与人权于不顾，盲目地写下了有背真理，有背良知的文章。这是知识分子群体良知的泯灭，令人十分痛心。唯有一个吕荧，走上台去，正义凛然，慷慨淋漓地为胡风辩护，为真理辩护。其结果当然是被“依法严惩”。可是在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良知的泯灭，其来有自，罪魁祸首当然不是知识分子。时过境迁，能够反思自责，忏悔不已，如巴金老人者，仍然赢得了人们的敬重。我希望有更多的人，以巴金为榜样，恢复良知，回归五四传统，创造新的业绩。

三里街

[转贴]胡风事件中“主动告密”永远是舒芜的历史尴尬

舒芜1952年并没有身处“你死我活”的处境中，他可以放弃自己过去的观点，接受新的思想，但完全可以不涉及他人，又有什么必要以公开点名揭发和批判老朋友的方式来证明思想转变呢？惟一可以解释的原因，无非是他想以更积极、更主动的举动，来表明自己划清了与业已失势的“胡风派”的界限，从而也就有可能获得新的立足之地。这就不难理解，在公开发表了这两篇文章之后，舒芜离开了南宁的一所中学，调到了北京，一时又成了风云人物。后来，他还是难逃反右厄运，这却不是他本人最初所能预想到的。因此，舒芜的举动远不是思想选择的必然，而是行为方式背后所隐藏的私念和失去了道德准则所致。思想演变的分析，虽是认识历史问题的一个角度，但却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历史本相和人性的隐秘。正是从这一思考出发，我把舒芜1952年的“反戈一击”，看做是比1955年提供胡风信件更为严重的事件。前者，主动权尚在他自己手上，他本可以主宰自己的命运；后者，主动权则已在别人手上，他被历史惯性驱动而无法自拔，已不能左右自己的命运了。

　　历史的无情，就是如此降落在舒芜身上。　　

　　他必然永远尴尬着，或者隐痛。当回忆往事时，他依然难以面对心理的、道德的晦暗处。为他辩解的论者，也同样不愿意触动他最敏感的痛楚，转而以貌似深刻和艰深的“思想演变”来阐释历史场景中的他。

　　舒芜先生有一本文集，名曰《回归五四》。依我看，也许更应有另外一本书——《回到常识》。　　

　　作者李辉，传记作家。现居北京。著有《萧乾传》、《沈从文与丁玲》、《胡风集团冤案始末》等。

老汉

说来说去，有些人的评价标准只有一个：大难临头，必须粉身碎骨。如果你做到了，你就是真人，给你立一座丰碑；如果做不到，你就是小人，批你遗臭万年。

楼主转来的文章中，有太多作者的主观臆断。
也别说，这正是所谓的主流。

正因为如此，老汉想说点什么。也不期望改变什么，只是使自己好受一些。

三里街

[转贴]《再读舒芜》之再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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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xsb.rednet.com.cn 2004-3-25 13:26:59 　 陈启文
　　还得从知识分子的伦理底线说起。
自从胡风冤案平反之后，涉及冤案的话题就无法绕过舒芜，而一提到舒芜就归结到“伦理底线”了。“底线”在哪里，就在舒芜这里，以他划线，划出底线内和底线外。舒芜先生大约没有想到他会在中国当代史上扮演这么一个怪异的角色吧。
抹煞这条底线很重要，尤其是对舒芜，以及舒芜的同情者。即使像我这种与那些事完全无关的人，也曾一度“宽容”、“同情”过舒芜先生，在内心里尽量为他开脱。近日又有幸读到了丁东先生的《再读舒芜》

老汉

年轻人和凡人有一个优势：你说不出他有什么了不起的毛病，虽然他也没有了不起的成就。

这样，他就可以高举大棒批人。你不可以回嘴，因为你不能说他什么。
而他们可以睚着眼睛说：我要是你，就粉身碎骨，英勇就义；我要是你，就高风亮节，决不当小人；我要是你，就诚心忏悔，拯救自己的灵魂---------。

可是，一旦真的国难当头，这些人呢？
哦，天知道！

三里街

[转贴]我之“舒芜观”及其他
帖主：郑也夫 来源：《博览群书》2001.5 时间：2003-5-3 16:50:32 点击：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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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芜在《新文学史料》1997年第二期的《<回归五四>后序》中再次引用胡风的37封信件。胡风亲属在该杂志第三期上声明：“著作权法规定，作品原件所有权的转移不视为作品著作权的转移。因此，即使舒芜先生取得了胡风寄给他的信件的所有权，也不意味着他就享有这些信件的著作权。著作权仍属于胡风，在他死后50年内属于他的继承人(我们)。……时隔四十年多年后，在社会主义法制正逐步建立与完善的今天，舒芜先生依旧如此行事，于法于理，都令人不能容忍。”

舒芜在1997年第四期《新文学史料》上答复：“因为胡风先生后来多次追述他和我的关系，都已正式发表，成为公开史料，影响很大。我现在若空口追述，读者将会发现与胡风先生追述的不同，不好判断。我不能不摆出我的根据，即胡风先生当时给我的信札。”

这一争论的发生是可悲的。它说明，在当年披露私人信件引发了巨大悲剧，在经历了42年的世事沧桑后，舒芜对关于私人信件的法律和法理竟然一无所获。在舒芜上述的那篇答复中，他在讲述了胡风家人的声明后说：“原信（即胡风家人的声明）发表在《新文学史料》1997年第三期上，因涉及著作权问题，不便引录，请读者自去检阅。”对无权引用的东西引用了，对已经公开发表可以转引的东西又说：“因涉及著作权问题，不便引用。”笔者不明白，舒芜是真的至今完全不懂著作权，还是在嘲笑胡风家人对自己权利的执著。过后的事实证明，胡风家人执著的果然是权利，并非想以权利掩盖事实，在他们获得了胡风给舒芜的信件的复制件后，在《新文学史料》1998年第一期上全文发表了胡风当年给舒芜的111封信件。 据双方披露，舒芜也已获得了他当年写给胡风的信件的复印件。发表与否是他个人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但我们希望他能全部发表这批信件。它是理解那段公案背景的另一侧面的珍贵史料。

而那家杂志社发表了舒芜引用胡风信件的文章，更暴露了我们社会在私人信件的权利内涵上的不可宽恕的无长进。

法律是每个公民必须遵守的。而法理则是思想者需要深思的。为什么私人信件的收件者没有发表的权利？那是为了严格把守私人间交往的权利。如果连受信者都无权发表，那么第三者、政府、权势者无权侵入这一领地就更不待言。反之，任何人的侵入，其后果都可能是对私人权利的颠覆。

米兰·昆德拉在《被背叛的遗嘱》中讲述了一段真实的故事。1970年捷克当局想败坏一位著名人士的名声，在电视上播出了他与他的朋友谈话的秘密录音。这种败坏名誉的手段几乎得逞。“因为在知己之间，人们什么都说，说朋友坏话，说粗话，不正经，开低级玩笑，重复，用极端的东西震惊对方来开心，表露公开场合不能表露的异端思想，等等。在私下与在公开场合表现不同是每一个人的最明显不过的经验，正是在这一经验上建立着个人的生活。奇怪的是……它很少作为应该被捍卫的价值而被理解。所以人们只是逐渐地（因而以更大的愤怒）意识到真正令人发指的并不是普罗扎卡放肆的话，而是对他的生活的强奸；他们意识到私生活与公共生活是本质上不同的两个世界，尊重这一不同是人作为自由人生活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分离这两个世界的帷幕不可触摸，摘去帷幕的人是罪犯。由于摘帷幕者服务于一个被憎恨的制度，这些人便一致被视为尤其令人鄙视的罪犯。”

对胡风事件的反省应该是深入到人权、政治制度，乃至法理和良心的时候了。

老汉

郑也夫先生是个社会学者，老汉在北京见过他两次。
我很敬重他，但他不是法学者，我不会去相信他说的法理，哪怕说的是对的。

李辉先生没见过，他是写字的，不能说是个思想家。不能说，他的分析就比你我在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