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桐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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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文化”絮语


记得12年前一次出差的机会，与一位朋友顺路回了一趟老家——就是那个曾经因“五里三进士，隔河两状元”而名动天下的桐城小龙山附近的乡村。朋友祖籍徽州，是安徽的另一个文化之乡，他对乡土文化的研究颇有兴趣。到了我的故乡一看，面对人口稠密但并不富饶的土地，大为惊讶：没想到孕育着明清近200年鼎盛文化的故地，竟是这样的所在。用他的话说，这里的生存环境可以用“恶劣”两字去概括和形容。



我不知道我的朋友会由此得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作为桐城人我对桐城文化因自小身受肤触反而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最近一个偶然的机会，从另一位朋友处看到一本安徽人民出版社编印的《桐城文化志》，因责编邱江生先生是我的中学同学，便借过来饶有兴致地翻了翻，对桐城文化的缘起及乡里先贤的“业绩”算是有了较为系统的了解。至于桐城文化勃兴的原因，“志”的开端也有过一段简单的分析，大体是因桐城距当时的京畿（南京）较近，近水楼台，流风所及；同时兼有枞阳水陆码头为当时商旅云集之地，商品经济较为发达云云。也许这些是文化勃兴的成因（或曰条件）之一，但据此立论则似乎缺少应有的说服力。须知当时的南京周围、沿江两岸，条件优于桐城的当有许多（比如扬州），为什么都没有出现桐城现象？我认为要分析桐城文化兴起的原因——如果有必要的话，应首先从所谓的“桐城文化”本身入手。需要是存在的理由，更是发展的基础。桐城文化真正兆起，与明末的复社有一定的渊源。方以智、钱澄之辈或以其学识或以其“骨气”为时人崇仰，多少与当时的民族情绪有关，包括清初的戴南山。它反映了明末特别是清初大部分汉人的一种民族（种族）情怀，这从“南山案”中可以看出端倪。桐城的民间传说中，南山（戴名世）的声望比灵皋（方苞）的声望要高出许多，这多少也是这种情绪的反映。但桐城文派的真正立宗是从姚鼐始，始祖推至灵皋，并不包括成就很高的方密之（以智）和戴南山（名世），这不仅是因为他们治学的路径和成就的方面不同，更重要的是因为社会需要的思想内容有了改变。梁任公（启超）曾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对戴南山的史识和文章的组织力大加赞赏，称“南山之于文章有天才，善于组织最能驾驭资料而鎔冶之，有浓挚之情感而寄之于所记之事，且蕴且泄，恰如其分，使读者移情而不自知”。照理说，谈桐城文章不说戴南山应该是没有道理的，唯一的解释是社会和政治的需要。在同一书中，，梁启超先生对方密之也是赞赏有加，并用惋惜的语气称后来的桐城学风不循密之的路走而循灵皋的路走是很可惜的事。后来的桐城派提出“义理”“考据”“辞章”，直至被推为天下文宗，固然与桐城诸杰的成就有关，也与统治者为统治需要而着力提携有密切的关系。张英、张廷玉父子分据文华殿大学士（还有武英殿），前后掌礼部、户部等多年，张廷玉更是历仕三朝（康、雍、乾），生前爵至侯伯，死后得配享太庙，开清朝立国入关以来诸多的先例，其中透露出来的消息很令人寻味（当然，桐城派开山立宗是后来的事）。从这个角度说，此时的桐城文化是官僚文化应该不会有太大的舛误，难怪近代的文化革命首先要拿桐城派开刀了（当然还因桐城派在古文坛上的统治地位有关，所谓擒贼擒王）。



以上的评述如果还有些理由的话，也仅是需要的一个方面，作为一个地方文化，若要兴盛还要有相当的群众基础。老百姓最需要的是什么？是生计，是活路。桐城西部是大别山的余脉，土地贫瘠，物产困乏；东部滨临长江，水灾频仍，人口稠密，仅从有限的土地里刨食，显然难以自给。因此，桐城的乡间从古以来手艺人特多，民间有“荒年饿不死手艺人”一说。封建时代的科举考试，使士子一夜成名，张英父子、程芳朝、汪志伊等成功的典型，给乡人提供了一条摆脱贫困的希望之路。于是乡校、私塾大兴，向学求功名者日众，渐渐演变为地方乡风。读书人多了，文化的积淀自然也就厚了，知书识礼便被乡民们奉为雅事，所谓“桐城文化”一脉便慢慢地被承继下来。



这并非是笔者臆测，“桐城文化”让乡间后人受益的也许就是这些。桐城有这样一个传统，家里再穷，也要供孩子读书。即使是封建时代桐城乡间的男人，很少有不能识文断字的文盲，老师在桐城也一直享有较高的地望。“文革”期间闹得最凶的时候，桐城的教师也未曾受到太大的冲击就是明证。笔者小时在家，听长辈们说的最多的是有关戴名世方苞们的故事，有关程芳朝潜心向学、苦尽甘来的故事。笔者有一位初中学友就是因为想学黄帅当闯将，贴了老师的一张大字报，被家长知道后逐出家门，差点闹出了人命。



有关这些故事我未曾向朋友提起，也许向他提起会引起他研究吾乡文化的兴趣。可转念一想，不提也罢，我所说的毕竟能入专家法眼的不多，若能让这一缕墨香能多熏出几个朱光潜、方东美、方令孺、马茂元来，则中国文化有彩了，何必去谈什么“桐城文化”呢！

童中

絮语有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