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文都]桐城名山

ooo

[size=2]关于龙眠山：（转自网友tcts38690）

1\冬上龙眠山
　　立冬翌日，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在泽月兄的陪同下，我们骑车前往安徽桐城市久负盛名的龙眠山，拜谒于两年前重修落成的“文和园”。
　　　　　　　　　　　　　　　　　
　　摩托车沿柏油公路盘旋而上，过境主庙水库，路渐渐地陡峭起来，时上时下，车速过五十码，身子便不由自主地虚脱起来，俨然飘忽于水面或行云之上。所幸目及之处，青翠茂密的松林间总有红得发紫的枫叶点缀，使原本单调的行驶过程变得兴趣盎然。秋天刚过，那些或成片或相衬于千松之间的修长枫树，不知它们是否记得曾经穿行于此的过路之人，他们的足迹可曾与火红的枫叶一宿共眠，抑或激起那些归隐于此的文人墨客的一刻雅兴？
　　　　　　　　　　　　　　　　　
　　平心而论，为“文和园”而来，却不是因曾经响彻民间的小张宰相（张廷玉）的政治功名，而是出于对本土文明作出过超凡贡献的先贤们的敬仰之情。龙眠山自宋代以来，就已经享誉人文荟萃的江淮大地了。因舒州桐城人李公麟开辟龙眠山庄，而吸引了同时代的黄庭坚、苏东坡、苏澈等名人雅士慕名而来，并留下了一定数量的诗文佳作。及至清代，桐城派多数作家均与龙眠山结下了不解之缘且多归隐于此，直至抱首终年墓葬安息于这片山林。
　　　　　　　　　　　　　　　　　
　　张廷玉墓地就坐落于连绵起伏的山峦之间。站在由汉白玉石铺成的九级台阶的墓冢前，极目远眺，群山逶迤，实在气势非凡。我想这该是一块风水宝地了。冬天有暖阳相伴，夏日有南风吹拂。石级的两边依此是文臣、武将、马、文豹、石羊和狮子。但位于前方石柱上的碑刻，已斑驳陈朽，模糊难辨了。即便如此，也能由此窥见当年风光无限的场景。
　　　　　　　　　　　　　　　　　
　　然而我的兴趣却不在如此，我更倾服于作为文人大学士的张廷玉，而不是作为军机大臣的“小张宰相”。或者说，凡诞生并效力于桐城这块土地上的智者文人，我都或多或少地怀有一份崇敬之心。无论是声名赫赫的“桐城派”，还是如方以智、朱光潜、严凤英、吴樾、吴芝瑛、方东树等等成就一方事业造福于桐城人民名垂青史的各路精英。
　　　　　　　　　　　　　　　　　
　　268年的清代历史已经过去了。弹指一挥间。然而留给后人的，更多的却是不尽的哀叹。因此在这一无比沉重的历史大背景下，恕我直言，我无法对作为当时清政府的同流者表示我的敬佩之心，即便是众口一词的康乾盛世。学术界就曾有人提出过必须对康乾盛世重新作出合理的历史评判。清朝初期，固然对中国版图的确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但相比清政府的“文字狱”，功劳太小。单“文字狱”一项，就足以定下清初政府所犯下的不可饶恕的千古大罪。“文字狱”的可怕，想必国人都略知一二，“桐城派”的始祖戴名世、方苞也没能躲过此劫。事实上，“文字狱”的出现，就已经锁定了中华帝国闭关锁国、夜郎自大、不思进取的单一政治模式，它无情地封住了全体知识分子的嘴巴，扼杀了他们无与伦比的创造力。清代以前，西方普遍承认古老的中国已有一千多项伟大的发明，但到了清朝，竟然没有一项举世公认的发明，难道是知识分子一夜之间突然没有了智慧和创新能力？
　　　　　　　　　　　　　　　　　
　　因此我宁可信张英张廷玉父子首先是文人，然后才是荒淫无度的大清帝国的吼舌。我总想，当他们在垂垂暮年回归故里，寄居龙眠山上，是不是因为出于对清朝政治的一种失望。我们还应该知道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元清之前的中国，是一个偌大无比的中国，是世界上谁也无法相平等抗衡的中华帝国，她的经济总量超过同时期的整个欧洲。疆域辽阔，经济繁荣，自不必说。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华帝国慷慨前进的步伐停止了，而离中国不远的地中海流域的西欧诸国，已经开始了伟大的文艺复兴和紧接着的工业革命。到了清代，我们的综合国力逐年下降，直至只占整个世界的7%还少。此时，我们已经落后了西方国家4到5个世纪。
　　　　　　　　　　　　　　　　　
　　在历史倒退的残酷面前，我们还需要向那些成天只知道寻欢作乐的王公贵族们投上我们的媚眼？兔子和乌龟赛跑的故事，是大人小孩都耳熟能详的。为什么那时的整个西方都在跑，可我们的帝国皇帝还在忙于三宫六院七十二妃而枕戈待旦呢？除非我们中的每个人都渴望过长久腐朽糜烂的物质生活。物质从何而来，莫非贫贱百姓。
　　　　　　　　　　　　　　　　　
　　文人是无可厚非的。历代文人都有非凡的政治包袱，他们理想化的政治报国情怀，乃至由此所不自觉形成的固定思维定势，始终没有在他们的同时代得以兑现，尽管中国历来的“文官制度”给了他们充分可能的施展才华的机会，但实际上，他们真正实现自身价值的屈指可数。只因古代中国政治从来与理想主义背道而驰。
　　　　　　　　　　　　　　　　　
　　群山不语。我无法从迎面而来的山峰之间寻找到自己满意的答案。历史的本质总是以沉默的方式存在于社会表层亦或学人的脑际之中，任由后人纵横评说。对我而言，所能做的，也只是默默地一次凝望，一份淡淡的缅怀而已。
　　　　　　　　　　　　　　　　　
　　从山上归来，已是日暮时分。料想身后的风景依然美丽如初，象我来时的一样。假若历史也如我这么一次匆忙来回，那还能留下多少苍白的记忆，值得后人追怀与凭吊的呢？


2\山水龙眠

　　有人曾用一句话来概括桐城所处的地理位置：“抵天柱而枕龙眠，牵大江而引枞川”。从地形上看，龙眠山几乎环抱着大半个桐城。如果将横贯市中心的龙眠河称作是桐城的母亲河，那么绵延数公里最高海拔为1065米的龙眠山便是古老桐国的脊梁和心骨，她背负的是几千年悠久厚实的历史与文化。正是龙眠的山和水养育并造就了桐城人民，使他们生生不息，代有才人。
　　　　　　　　　　　　　　　　　
　　第一次到龙眠山，便被其俊美的风姿所震慑。时值初冬，秋意尚未退尽。满目葱茏高高低低的青绿色的松树于风中傲然挺立，一动不动。耳边只听见风的声音，却看不到松的摇摆。它们悠然而和谐地联成一片，形成庞大的整体气势。那气势仿佛一望无际的原野之上横卧着的一条巨龙。我想这莫非就是龙眠山因此而得名的缘故吧。正如明代诗人许浩诗中所云：“山尽山复起，宛若龙眠形”。而从山顶上看，那些密密麻麻的松树以及夹杂其间多种多样的草木植物，它们多象是龙眠山身批着的一件华丽的外衣。
　　　　　　　　　　　　　　　　　
　　在弯弯曲曲的盘旋公路的下边，境主庙水库以其庞大体量和独特的区位优势，承载着龙眠山恒久不变的人文节操。站在某个高处上往下看，水库与长白山上的天池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同是四面环山，形状象一口巨大的锅。水面清澈如镜，全部蓄水均来自纯天然降雨和更高处山涧中的自然汇流。
　　　　　　　　　　　　　　　　　
　　龙眠山同祖国各地的名山大川相比，尽管自有它的弱势，不够高也不够险峻，但这丝毫不减龙眠山的灵秀，或许也正恰恰如此，才吸引了古往今来的文人骚客，来此修身养性，颐养天年，乃至终老。这似乎有意无意地印证了“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古文人习性。反观古今中外的任何一种文明的诞生，莫不与水有关，与山有染，两者必具其一，而以水尤甚。希腊的克里特文明和印度的恒河文明都已经充分表明了这一点。
　　　　　　　　　　　　　　　　　
　　假如也用一句话来概括龙眠山的特色，我想说的就是它的小巧灵秀。小指的是它的高度和长度即体量；巧指的是地形地貌大巧若拙的憨态呈现；灵指的是山水联成一体的集婉约与恢宏于一身的独特神韵；秀指的是山林植被四季常青而又色彩纷呈的绚烂多姿。
　　　　　　　　　　　　　　　　　
　　由此不难想见，为什么自北宋号称第一的大画家李公麟营建龙眠山庄以来，吸引了众多文人驻足流连的脚步。他们身体力行地建起了“别业”、园林等，过起了“悠然见南山”的田园生活，写生或吟诗作赋。他们甚至将自己的毕生生命托付给了钟灵毓秀的龙眠山脉。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龙眠山给了他们永不枯竭的创作源泉，赋予他们以灵感以参透纷繁世事的达观情怀。而另一个侧面则也同时标明了龙眠山成了一些仕途失意文人最好的避难与栖身之所。
　　　　　　　　　　　　　　　　　
　　中国古代文人的山水情结似乎由来已久。由此所自发形成的全民性的山水亲近情结，已充分体现在黎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中间。城市依山傍水而建，乡村屋舍更离不开山水怀抱，封建帝王和民间富豪大造绿化园林。这尽然与极度亲自然的道德伦理型中国文化传统有关，但我想得更多的是，在近代文明产生之前，除了山水，人们还能找到比这更合适的栖息之地？所谓“大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在钢筋混凝土构筑的现代文明当中，当大量残存的茅屋被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所替代时，山和水更多的以假象的形式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假山、喷泉、自来水以及游泳池。
　　　　　　　　　　　　　　　　　
　　龙眠山之所以目前在国内鲜为人知，恐怕与它仅仅是本土文人所情有独钟分不开的。料想，更多的政客及外界名流假如也曾游历于此，其身价自然会提高八倍。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假如将龙眠山摆在所有中国人的面前，使之成为所有中国人共同拥有的人文旅游资源，无疑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
　　　　　　　　　　　　　　　　　
　　尽管如今龙眠山脚下的“文都”桐城已今非昔比。而无论历史怎样的流变和续写，我们都无法否认山水龙眠对于桐城人的价值。


3\乡土龙眠
　　　　　　　　　　　　　　　　　
　　无意间翻开龙眠山的人文历史，想从中爬梳出龙眠山所辖区域的文明与自然生态。不料进去了，却很难抽身回头。如果将唐开元二十二（734）年视为独立县制桐城的年份，那么此前此后的龙眠土地想必有着很大程度上的文化差异。唐代之前的中国仍停留在农耕文明的生产方式上，由此可以推断此时名为山城桐城的龙眠山地区，无法摆脱农耕文明的历史局限性。开元二百年后的宋代，在承袭汉唐力举扩张的外向型民族精神以及宽松的政治环境下，手工业和集市贸易得以迅猛发展，从而可以推测当时位于龙眠河西岸的山城桐城，一定是个集市贸易初具规模的皖中重镇。在淮河流域中原强势文明的冲击下，桐城地域文化的发育与崛起不应只是一句空话。
　　　　　　　　　　　　　　　　　
　　事实上，自桐城有固定辖土的时候算起，历代土生土长的本土文人一拨去，一拨又来，未曾出现过断档现象，如同封建老祖宗的香火常盛不衰。这不能说不是中原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亮点。
　　　　　　　　　　　　　　　　　
　　十二个世纪多的历史一页页地翻了过去，留给桐城人的尽是浩繁典籍以及沉甸甸的追思与记忆。在成群文人走过的土地上，他们的背影和脚印还深深地烙在子孙后代所繁衍生息的热土之上，愈积愈厚，历久弥重。然而在尊师重教、重文轻商，提倡家学承传的理学传统背景下，我在想，一个崭新的文化形态，会不会出现在以“桐城派”集体强势阵容为代表的乡土桐城呢？
　　　　　　　　　　　　　　　　　
　　在桐城文化的历史长廊中，桐城人人人如数家珍。以李公麟为代表的桐城画派；以方苞、刘大櫆和姚鼐为代表的“文章在韩欧之间”的桐城文派；以钱澄之和“方氏三诗人”的桐城诗派；以严凤英为代表的黄梅戏表演艺术；以方以智为代表的“合二而一”的哲学思想；以一代大师朱光潜为代表的美学建树；以姚莹为代表的爱国主义思想操行；以方学渐为代表的大兴讲学之风等等，先后产生了一批批影响极大并且很广的流派、一方气候与一家之言。其中尤以“桐城派”声势浩大，历时最长，为中国文学史上所罕见。
　　　　　　　　　　　　　　　　　
　　正是上述异彩纷呈的多元文化形态，造就并影响着桐城人，一代又一代，绵延不绝，文化承继的香火不断。是不是可以这样说，现代以前的古桐城文化，一直处于一种良性循环的文化与自然相和谐的生态格局之中。
　　　　　　　　　　　　　　　　　
　　时至当代，在现代物质文明的光影里，深厚的文化积淀能否自觉转化成被现代人对西方物质文明生吞活剥的价值认同里？不难想象，一个以“学行继程朱之后”的观念传统，能够经受住现代文明的汹涌波涛？一种被时代无情抛弃的落后思想，还能在现代的日月光华里，突显昔日文明的耀眼光芒？
　　　　　　　　　　　　　　　　　
　　答案无疑是肯定的。程朱理学退出历史大文化的舞台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在主流意识形态领域，谁还需要那些僵硬不化的封建卫道学来自缚经济建设的手和脚？但为作为一种盛极一时的地域文化现象，谁也无法轻而易举地将其一票否决甚至一笔勾销。它们的存在，就是现代桐城人的可以照见自己真实面容的一面多棱镜。
　　　　　　　　　　　　　　　　　
　　令人欣喜的是，我在目睹桐城后生们对本土文明继承与反思的同时，看到他们孜孜探求的可贵精神与新面孔。创新是当今时代的全球主题，也是整个世界文明从诞生到不断发展壮大再到痛苦转型全过程中的永恒主题。因此，在兼容并蓄、博采众长以及对传统文化的合理扬弃上，我们应该付出必要的辛劳。
　　　　　　　　　　　　　　　　　
　　如今，在我的眼里，乡土龙眠已经成了桐城的特定地域文化的象征。龙眠山水承载了太多了历史背负以及未来新文化的重托。她在先贤智者们曾经甘苦自若的呼吸与营生中，用永久醉卧的方式告诫后人，人文桐城理应让文化的香火绵延不绝，并尽快驶上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健康道路。
　　　　　　　　　　　　　　　　　
4\失落的龙眠
　　　　　　　　　　　　　　　　　
　　我无从考证龙眠山究竟经历了多少个时代春秋。在历史纵向的演进中，她是否经受过血雨腥风的重创洗礼。据史料记载，正二年（1342），因山洪暴发，龙岩（华崕山，今龙眠山最高山峰）遭遇山崩，冲毁淹没龙眠河东民宅400家。除了这段自然灾害史外，可以想见龙眠山周边人民长期过着宅求其安躬耕乐业的平淡生活。
　　　　　　　　　　　　　　　　　
　　当众多文人的足迹遍及龙眠山后，一时间使本来冷寂的孤山独峰变得耀眼夺目起来，并渐渐地在当地文人仕者当中成为标举淡泊清高的一面旗帜。继龙眠居士（李公麟，也称李龙眠）归隐龙眠山之后，其后的追随者接踵而至，历史上未曾有过一次空档间歇。由此在文人这一特定社会阶层中自发形成的集体无意识——龙眠情结。在疏于辩证逻辑思维的人文传统中，方以智的出现无疑是桐城历史上的一个另类，就这样一位长于理性思维的智者却将自己起了一个龙眠愚者的谥号。可见龙眠山在当时文人心中的份量。
　　　　　　　　　　　　　　　　　
　　此外还有一个曾隐居龙眠河墅的民间高人在此不得不提，他就是明末清初文学家、诗人潘江。他苦心辑录的《龙眠正雅》和与人合辑的《龙眠古文》，分别多达92卷和24卷，其浩繁卷帙的编辑工作量岂在《古文辞类篡》之下。而更重要的是，他如此大面积地收录明清两代五百余名乡贤先辈的诗文，可见用心之良苦。设想如果没有潘江的苦心经营，那些埋头民间的无名小辈的文字只能是浩瀚历史长空上的一粒尘埃而已。在此我还想说的是，他将收录后的文集书名前冠以龙眠的字样，这也正说明了此时的龙眠已经成了整个桐城地域的代名词。
　　　　　　　　　　　　　　　　　
　　作为一名超凡脱俗的文人，潘江的名字却上了当时清朝廷征用隐逸名士的大名单，可一心向学的潘江竟推托不就。现在想来，这样的举动有多少人能够报以理解的目光？
　　　　　　　　　　　　　　　　　
　　封建科举制度使得众多活跃在民间的乡土文人获得与政治染指参与的机会，他们常卧薪尝胆，潜心苦读，不到金榜提名不罢休。“学而优则仕”就是对他们真实的写照。然而，政治会使他们得到心灵上的满足吗？
　　　　　　　　　　　　　　　　　
　　明代文官何如宠，可谓襟怀坦白，操行谦雅。面对生性多疑的崇祯皇帝，他大胆上疏进言，其结果是郁郁而终。同样是明代文官的钱如京，因不敌与政见相左的朝廷官员的排挤，连续六次上疏，最终得以休官归里，谋求耳畔的一根清静。“桐城派”的集大成者姚鼐似乎汲取了明朝官员的前车之鉴，主动回避清代政治而转到所终身热爱的文学事业。
　　　　　　　　　　　　　　　　　
　　与前朝几位本土文官如出一辙的是出身于官宦世家的姚文然，此公因为政清廉，敢于直谏，而最终没能赢得朝廷的委以重用，怀才不遇退居乡里。
　　　　　　　　　　　　　　　　　
　　本土文人在政治上失意的居多。与张英张廷玉父子宰相的春风得意相比，政治失意后的本土文人，心中的失落情绪可以想象。他们首先想到的便是乡土龙眠，他们孤高落寞的伤感心灵，只能在龙眠山上予以消解和释放。在文人归隐龙眠的心理背景这一点上，政治失意后的文人与闲适派的李龙眠有着本质上的天壤之别。尽管当他们一旦隐居下来以后，所追求的精神目标是一致的：穷毕生余力达到文学、艺术和思想上的最高境界，最大限度地求取心灵上的淡定与从容。
　　　　　　　　　　　　　　　　　
　　隐者，在某种程度上与“士志于道”的精神遗传有关，而在年复一年的尊儒传统中，政治失意会使那些曾经豪情满怀的文人怀着怎样的痛苦失望情绪，也是完全可以想象的。当他们完成了最后一次心理上的强烈冲撞和自我调整后，寄情于龙眠山水很自然地成了他们最为理想的选择。
　　　　　　　　　　　　　　　　　
　　康熙十年（1711），戴名世已做好了在南山买下一块居宅的准备，但这一私人愿望尚未达成，便因所著《南山集》牵连，两年后被斩死。而戴的师从者方苞因才学过人，才免遭处死的厄运。
　　　　　　　　　　　　　　　　　
　　失意与牵连遭罪的莫须有，形式上不同，本质上却大相径庭。无论是身处庙堂之高，还是居江湖之远，文人在精神上的高度独立的人格意识，使得他们不愿放弃内心崇高的道德律，以及拒绝掐媚逢迎的心理扭曲。
　　　　　　　　　　　　　　　　　
　　这么说来，还有什么能够与自由行吟于龙眠山水之间的惬意相提并论？这种游离于当时腐朽政治乃至世俗社会的繁文缛节之外的自在生活，即便不是“性本爱丘山”的超然风骨，即便不是“桃化园里人家”，这样的诱惑，甚至不能阻挡现代人匆忙奔走的步伐。

[/size]

［此帖子已被 桐川 在 2005-7-15 15:12:31 编辑过］

［此帖子已被 童中 在 2005-7-30 20:12:01 编辑过］

童中

不信,你就比比看.

ooo

不一定噢，斑竹先生

ooo

我家有戴名世的南山，有清水塘。

冷月无声

去观赏过那里的一草一木，也感受了先辈的伟大气概，却写不出如此精美的文字。

ooo

不错不错，我也是只有转贴。笔笨啊

冷月无声

楼主啊，这可是伟大的转贴啊。

ooo

谢谢“冷月无声”小妹妹的夸奖，我骨头轻死了。

童中

楼上朋友称冷月为小妹妹,她会不同意的(她自称老姐).象吾这么老的家伙,叫她一声妹妹,她还与吾争了好久.当然吾相信,吾是肯定不会叫错的.你呀,吾看太够呛了.哈哈

冷月无声

童中替我解说了，我免了些口舌。楼主和我也许根本就不是一个同时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