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岂有惊人句，难为痛哭心”：流放诗人方拱乾论

竹叶亭居士 · 发表于 2008-10-6 10:53:29

“岂有惊人句，难为痛哭心”[1]——流放诗人方拱乾论

内容提要
方拱乾系清初诗坛一别具认识意义之重要诗人，其罹科场案、遭流放至极北后之心态吐露于后人辨认清初这一层面知识分子之精神状况特备典型。同时，其诗歌理论倾向及创作实绩也均不俗，可于诗史踞一席地。

关键词
流放
方拱乾
心态

满清统治阶层是历史上头脑最见清醒的少数民族掌政权者，入主中原伊始，他们的目光就集中在三大要害问题上：1）对以残明和李自成余部为主的军事抵抗势力的毁灭性打击。2）对以江南文化世族为核心的士阶层道统的高压性整肃。3）以统治利益、即“以汉制汉”战略为指向的对明代遗留的党争习气的开发、利用和压制。由于贰臣辈颇多复杂的文化世族背景者，又因交游、姻亲、仕宦网络而不可避免地要被裹挟入党争旋涡，只消有必要，清廷对他们是绝不会手软的。顺治十四年（1657）“科场案”的直接当事人方拱乾以其特殊背景、特殊际遇、特殊才情而可称为其中的标志性人物。
方拱乾（1596-1666）[2]，初名策若，字肃之，号坦庵、裕斋，又号江东髯史、云麓叟，晚年改号甦庵，或称甦老人，江南桐城（今属安徽）人。桐城、徽州、宣城作为皖地文化重镇，其以“望族”为纽环的多元文化建设在明清文化史程上具有着非同寻常的地位和意义，个中方氏又称“江东华胄第一”，门中科第仕履颇繁盛，声名亦尤显赫。仅以拱乾上辈为例，其父方大美系万历十四年（1586）进士，官至巡按、太仆寺少卿；其堂叔伯辈中，方大镇系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官至大理寺卿；方大铉系万历四十一年（1613）进士，官户部主事，此即方文之父；方大任系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官至副都御史。到拱乾兄弟行，其长兄体乾、仲兄承乾、三兄应乾均为恩贡生，四兄象乾官至按察司副使，其从兄方孔炤由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历官佥都御史、湖广巡抚，此即“明末四公子”之一、崇祯十三年（1640）成进士的方以智之父。

这是一个与明王朝关系盘根错节、“剪不断，理还乱”的家族，故明社倾屋之际也特多气节之士。方大钦子孔时肥遁不出，人称介节先生。方文（初名孔文）为遗民群一巨擘，以卖卜、行医、执私塾完其大节。方以智则于甲申年自北京逃脱后即南下岭表滇黔，供职南明，因马阮秉政，欲陷之入“从逆案”，乃愤而出家，号药地禅师。其弟方其义国变后悲愤而卒，其子侄辈中德、中通、中发等亦均隐逸于学术形态。方拱乾之亲侄、应乾之子方授亦因参与浙东抗清活动，于顺治十年（1653）劳瘁病卒于象山，年仅二十七岁[3]。

然而，身在此中的方拱乾却选择了另外一条道路。他是崇祯元年（1628）进士，官庶常，馆选第一，文名震天下，旋以父丧给假南归，并于崇祯七年（1634）避大西军入南京。崇祯十三年（1640）入京供职，除编修，迁中允，转左谕德。十六年（1643）晋詹事府少詹事，充东宫讲官。甲申三月，为大顺军所俘，五月逃离京师南下，居南京。由此开始的十年，他行迹颇为模糊，然从其次子亨咸顺治四年（1647）、长子玄成（孝标）顺治六年（1649）即中新朝进士看，他是并无为朱明守节效忠之意的，故顺治十一年（1654）经两江总督马国柱、大学士冯铨等荐举，年近花甲的他一征而出，受职内翰林秘书院侍讲，翌年奉敕为《顺治大训》、《内政辑要》、《太祖圣训》、《太宗圣训》等要典的纂修官，再一年，升任詹事府右少詹事，兼内翰林国史院侍讲学士。

当此时，其子孝标也已官至内弘文院侍读学士，备受顺治青睐，次子亨咸官监察御史，父子兄弟皆已准备为新主戮力效命了。然而，对于这一在江南士阶层中有着巨大影响力、且族中尚有诸多不肯臣服者的名门，清王朝是并未真正放心的，更何况拿它开刀，等于就是擒住了江南士子的一根命脉？似乎是这样：早在方氏父子兄弟争相入彀伊始，他们作为“牺牲”、向新朝统治利益献祭的命运便已注定了，而顺治帝对方孝标“呼为楼冈而不名”、谓“方学士面冷，可作吏部尚书”的种种优渥宠眷一旦遇及更可利用的价值，也就立即变为“赫然震怒”、翻脸无情[4]。一边是青年皇帝的城府深藏，一边是花甲老叟、壮年新进的懵懵懂懂，政治家与文士区别如是，未免令人目怵心惊。

接下来的事件与其说是“千古奇冤”抑或“一场闹剧”，毋宁说是一次蓄意已久的阴谋。顺治十四年丁酉（1657），江南乡试榜发，落榜者鼓噪于市，“贿榜”之声喧传一时，同在孙山之外的长洲才子尤侗乃敷衍为杂剧《钧天乐》，极尽讥讽能事。给事中阴应节风闻此事，奏疏谓：“江南主考方猷等弊窦多端，物议沸腾。其彰著者如取中之方章钺，系少詹事方拱乾之子，玄成、亨咸、膏茂之弟，与猷联宗有素，乘机滋弊，冒滥贤书，请皇上立赐提究严讯。”

利用科举来控制汉族士子的精神命脉是满清统治集团早就非常敏锐地注意到了的问题。对于一时找不到合适藉口开刀的顺治帝来说，阴应节的参奏无疑是雪中送炭，所以他并未循常例“下部查议”，而是貌似愤怒、其实颇为开心地匆忙做了结论：“据奏南闱情弊多端，物议沸腾。方猷等经朕面谕，尚敢如此，殊属可恶。方猷、钱开宗并同试考官俱著革职，并中式举人方章钺，刑部差员役速拿来京……方拱乾著明白回奏。”

难以猜测方拱乾得见这一旨意时的心态，大概他虽预感及事情不妙，但也对辩诬成功怀有极大信心的罢。这从他回奏的“臣籍江南，与主考方猷从未同宗，故臣子章钺不在回避之例，有丁亥、己酉、甲午三科齿录可据”寥寥数语可以窥见。

应该说，从法理角度言，事实真相并不难查明，方氏本人即提供了颠扑不破的证据。然而难在皇帝已经表了态，定了性：这是舞弊案！倘或方拱乾与方猷没有联宗，没有“舞弊”，那将置皇帝体面于何地？将置皇帝借科举打击整治迟迟不肯归心的南方士子的图谋于何地？那么，很自然地，“查议”的结果必定是不了了之。经年缠讼之后，刑部“审实”江南乡试舞弊一案，正主考方猷拟斩，副主考钱开宗拟绞，同考官叶楚槐等拟责遣尚阳堡，举人方章钺等俱拟革去举人。

这一“一审判决”虽照顾到了皇帝的体面，却没能领会他的“深层战略思想”，顺治当然大为不满，雷厉风行地下达了“终审裁定”：“方猷、钱开宗……如此背旨之人，若不重加惩治，何以警戒将来！方猷、钱开宗俱著即正法，妻子家产集没入官。叶楚槐……张晋[5]……龚勋（同考官17人）俱著即处绞，妻子家产籍没入官。已死卢铸鼎，妻子家产亦籍没入官。方章钺……吴兆骞、钱威（原举人8 人）俱著责四十板，家产籍没入官，父母兄弟妻子并流徙宁古塔……”是为清初四大案狱之一“科场案”南闱部分之大要。对此，孟心史先生有着入木三分的评论，不妨一读：

至清代乃兴科场大案，草菅人命，甚至弟兄叔侄连坐而同科，罪有甚于大逆，无非重加其罔民之力，束缚而驰骤之……明一代迷信八股，迷信科举……满人旁观极清，笼络中国之秀民，莫妙于中其所迷信，始入关而连岁开科，以慰蹭蹬者之心，继而严刑峻法，俾忮求之士称快。

北闱所株累者多为南士，而南闱之荼毒又倍蓰于北闱。北闱仅戮两房考，且法官拟重，而特旨改轻以市恩，犹循杀之三、宥之三之常格，至南闱则特旨改重，且罪责法官……士大夫之生命眷属，徒供专制帝王之游戏，以借为徙木立信之具，而于是侥幸弋获、侥幸不为刀下游魂者，乃诩诩然自命为科第之荣，有天子门生之号。（《心史丛刊一集.科场案》）

这真是痛切之语！

竹叶亭居士 · 发表于 2008-10-6 10:54:44

方拱乾就是在如此恶风浊雨中，于顺治十六年（1659）闰三月初三日携家眷数十口由京师动身出塞的，此时，他已是六十四岁的皤然老翁。十二日后，抵山海关，他写下《何陋居集》（又名《出关集》）中的第一首诗《出塞送春归》：

出塞送春归，心伤故国非。花应迷海气，雪尚恋征衣。

时序有还复，天心何忤违。攀条对杨柳，不独惜芳菲。

有怨怅，也有希望，但都是淡淡的，温柔敦厚味十足。大约他已意识到繁华逝水，但自我保护的本能和湛深的儒家后天修养则令他不愿逼视或者重视将要面对的“重冰积雪，非复世界”（《研堂见闻杂记》）的现实。在出关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方坦庵的心境都只如“市朝兴废寻常事，迁客何须问故乡”（《中后所城楼》）般显得略为凄冷苍凉而已，并且还有着咏古的勃勃兴趣。然而不久，他就深切地感受到自己内心的撕裂了。试读《温泉》：

春风不散穷边雪，阳德长嘘北海源。自痛飞霜寒彻骨，逢泉喜得尚名温。

这时应已是送春迎夏的节候了，然而身在穷边，寒雪犹未消融，更难消融的该是心上“彻骨”的冷意罢？“逢泉喜得尚名温”，足见人间再无温情可以给迟暮老人带来心灵上的慰藉。此后，他的心境更随着对绝域日复一日的深入灰暗下来了。《晤剩和尚》[6]云：“绪乱难宣说，无言不为禅”；《晤赤和尚》云：“嗟尔窜身来绝漠，闻予去路更蒙茸。”故人相逢，有体谅，有羞惭，有同病相怜，感情的双向摩荡是最易令人生感慨、生悲怆的。四月三日，坦庵写下苦中作乐、益形其苦的《生日》诗：

不死头颅私怪天，奉兹严谴始惺然。欲留青海无穷地，令享红尘未了年。

岁月岂因殊域异，泡沤不受老僧怜。孩心对酒开涓滴，醉舞还同赤子颜。

怪话连篇，愤慨已难自制。更加怨而且怒的是《午日过年马河》:

信谗无一用，千古遂称冤。何与蛟龙事，空劳舟楫喧。

命穷丝费续，天闭问无门。转觉汨罗浅，临流未敢言。

句句写屈原，又句句关锁自己，而“蛟龙”、“天”、“汨罗”等意象又分明指向当今“至尊”，力度惊人。这样在特定时代、身世背景下将中国古典诗歌的双关手法发挥到极致的好诗，没有科学的“知人论世”为前提，是真不容易读出味道来的。

从懵懂宽怀到强作欢颜，再到愤懑难平，再到聊自解脱而时杂慨怨，这便是坦庵一路远徙绝塞的心路历程。七月十一日，他抵达戍所，在不长的时间内即写下《宁古塔杂诗》百首。此后整整两年，他都是在以下诗篇反映出的复杂心态中度过的：

已拼死道路，仍作里閈人。历险知天厚，偷生赖土淳。

鸿伤无足慕，龙老不劳驯。翻笑桃源叟，多方苦避秦。（其四）

心死身偏寿，形卑道更尊。（其七）

边寒场圃晚，白露黍才登。碾钝晨炊晏，餐廉木椀增。

提携劳瓮酱，荒蔓抱瓜藤。麻麦山中味，为农半似僧。（其十四）

力困稻粱少，命从刀俎分。（其六十六）

率土宁非地，王臣岂有冤？愧无三字狱，空戴九重恩。

精卫高难问，豺狼远不喧。漫将哀乐事，轻向古人论。（其八十）

前月已闻雁，今看带雨飞。不知何处去，敢问几时归？

伤重弓应贳，芦高食不肥。上林亦险地，系足且依违。（其九十）

毋论是强自排遣，抑或写农事入妙，又或牢骚沉痛，再或借物兴感，总之是有了悟道的意思，不再那么痴地抱着幻想或一味气苦了。然而正如随园赞赏的何南园诗云：“事到难图意转平”，心中的大悲苦并不因表现形态之多样而少减的。所以当顺治十八年（1661）冬月初一日、方得“召还”消息的第十三天，他在为编好的《何陋居集》写序时如此回顾了这一段生死寒苦的人生历程：

屋不盈一笏，鸡毛笔杂牛马毛，磨稗子水作墨渖，乌乌抱膝，聊送居诸，不复料此生章句再入中华，流传士人口矣。昔人诵少陵诗，秦川以后更佳，殆谓其穷且老尔。余年较少陵入蜀时更老，若穷则不惟远迈少陵，既沈宋交欢，踪迹犹在舆图内。纵观史册，从未有六十六岁之老人率全家数十口颠连于万里无人之境犹得生入玉门者。咄咄怪事！

从其开阖顿挫的笔势看来，方坦庵的锐气实是并未因残酷的磨折而消减的。所谓“白头老子，崛强犹尔”，坦庵也未尝不以此自傲。他的“大节”自然不无可议，这一种以“崛强”对抗污浊现实的勇气则闪现出悲壮的人格光辉。

顺治十八年以“认修前门楼工自赎赦归”是坦庵晚年的又一重大转捩点，然而他的心情却是“艰辛三载事，悲喜一言无”（《十月十八日得召还信》）。诚然，这不是悲伤事，可是以“莫须有”之罪流徙绝域，死里逃生，这难道又是喜事么？此种非悲非喜、亦悲亦喜、不能悲不能喜的尴尬心情，三百余年后走出“牛棚”的一大批知识分子想必都不会陌生。随之而来的，他此后的《甦庵》一集也就以更多的“超脱”代替了前一集中的凝重和感怆，因而耐读之篇少得多了。《前途闻虎警》一首尚有沧桑之慨：

莫怪于菟啸晓风，劳生尽日畏途中。三年履尾浑无恙，不信人间有咥凶。

当然，从人性的角度言，我们不希望历尽风霜磨砺的老人再多一重自我的心灵刑罚。他的性情涵养决定了他不再那么激烈和痛苦，这是我们能够期待得到的最好结果。

坦庵于本年冬月初启程南归，翌年正月入都，旋即南下，寓居淮阴，又改寓扬州。在扬州，他写成《宁古塔志》，又名《绝域纪略》。南归后，坦庵在既老且贫、需卖字以存然而又颇矍铄峭劲的生涯中度过了人生的最后一段岁月。康熙五年（1666）病逝，门人私谥和宪先生。

根据多种记载，坦庵生平诗作结有《白门》、《铁鞋》、《裕斋》、《出关》、《入关》诸集，然沈归愚辑《国朝诗别裁集》时已只言有《塞外》、《归国》二集，似自康熙末年其子孝标罹《南山集》案后（事详后文）已禁毁。至徐世昌辑《晚晴簃诗汇》时则似并此二集亦难觅，故此庞然巨帙中乃不收方拱乾其人。今幸得李兴盛等先生自复旦、上图所藏两种稀世版本中整理出《何陋居集》、《甦庵集》（即《出关》、《入关》、《塞外》、《归国》等集原名），并自《龙眠风雅》、《桐城方氏诗辑》搜遗求佚，于1992年出版了《方拱乾诗集》，俾使沉埋数百年的这一特殊诗人面目重为世所知。

竹叶亭居士 · 发表于 2008-10-6 10:55:48

坦庵诗法杜甫，这一点颇为人乐道。他曾自称“寤寐夔州叟，师资辋水庄”（《古山咏怀兼寄沈阳诸子一百韵》）[7]，潘江（蜀藻）说他“手浣花一编，探其壶奥”（《龙眠风雅》），沈归愚又说他“寝食杜陵。评点杜诗，分授学者，谓诗必从杜入，方有真性情。修饰辞华，不能登大雅之堂也”，都是力证。在清代，尤其是清初，“学杜”大抵是七子宗法的同义语，然而方拱乾则不同。他不是那种佞古而失去了自己头脑的诗人，也不是那种为了功利而要权衡站哪一队的诗人，对于诗要写出“这一个”的道理他是很清楚的。

方孝标在《甦庵集》后序中记有三段坦庵训教子弟的论诗语，吉光片羽中可反射他的通透观念。其二云：“诗当用人，勿为人用。今之言诗者有二端焉：曰五子，曰七子，曰钟谭，互为翕訾，至不相容，而不自知为五子、七子、钟谭用也。盖五子、七子之初，人心为宋儒训诂所锢，虽欲矫焉无由。五子、七子起而用之，天下翕然以为诗在是，不在是者非诗也。隆万以后，人心已厌五子、七子，钟谭又起而用之，天下又翕然以为诗在是，不在是者亦非诗也。人固有五子、七子、钟谭所不能用之心，是即能用五子、七子、钟谭之心矣。”[8]这是清初熙熙攘攘的诗学争论中甚少能听见的清醒、理智的声音。清醒和理智不仅表现在对于七子、钟谭等均平列其历史功绩，不遽加恶谥于某人头顶，更表现在对于“诗当用人”的“活法”的悟解和强调。求新求变，求自写其心，求不苟同，这历来是诗之命脉与活力所在。那么他的“学杜”不也正是“人固有杜陵所不能用之心，是即能用杜陵之心”么？这往往是被遮蔽掉了的古人“学某某”的真义！

而对于今人、古人间继承与被继承、师法与被师法的关系，坦庵也有精辟而明确的说法。其三云：“今人于古体好言汉魏，于近体好言唐调，是矣，而抑知汉魏与唐之所本乎？……予尝见古人诗，有今人不能道者，亦有今人所不屑道者。其为不能与不屑者，古人之所以为古人；其不能终不能，不屑者必不屑，此今人之所以为今人也。”这又是“不薄今人爱古人”的一次延展论述，看似老生常谈了，然而在“诗不读开天以下”的诗学思想仍踞优势地位之际，这似又不是老生常谈而颇需勇气始可言之，更何况，“不薄今人爱古人”的观念又几曾被贯彻和落实过？

他指出，今人之不能为古人，因为缺乏古人朴实浑厚的心胸；今人之不屑为古人，则是因为已有了足资镜鉴的教训。这是文化积淀过程中一个显著的悖反现象。然则“今人”又应怎样？不苟同于古人，自为其“今人”！这一不露声色的答案已与后来的叶星期、袁子才有殊途同归之趣了。

方坦庵是清初诗界一位别具认识意义的大家，这从以上的创作、理论两方面可以印证得，然而欲全面把握其特征和成就，则还需着重研究他的一批“咏物”作品。这既是最能体现其艺术造诣的浑妙篇章，更是透察其复杂心态的绝佳视点。

试读《蝇》：

雪落百虫委，秋蝇转薨薨。既入不得出，纸窗声铿訇。

隙路堪通光，性痴甘守盲。长安酒肉臭，汁沥理合争。

此地人瘦饥，下食无余赢。饕餮腹还枵，身徒被污名。

名实且两负，昼夜何营营？嗟彼餐露蝉，寥寥高树鸣。

冰霜亦已蜕，谁人怜独清。

咏物诗至于蝇者，不多见，偶或见之，亦多讽刺丑类意。此诗则一反常轨，借蝇以自况，算是咏物诗中“奇作”。观其“饕餮腹还枵”以下二十字，自惭自悔，自怨自嘲，实是沉痛至于极限而无可宣泄之辞。末四句以“餐露蝉”作对照，似有名节之愧，同时亦是“加一倍”写法，透现出心境的极端悲凉。

竹叶亭居士 · 发表于 2008-10-6 10:56:43

沉慨略同而旨趣更显豁者还可读一首《河之熊》：

玄冬射猎不获熊，半蛰树颠半土中。一熊不蛰翻然出，樵夫掷斧揕其胸。

入城报官分食肉，皮作鞍鞯脂切玉。长弓大箭相顾嗤，前宵千骑空驰逐。

吁嗟乎！生既不能渭滨入梦发明王，复不能西山玄雾同豹藏。

不假虞罗自送死，委地不复夸身强。禽兽虽微亦天意，出非其时非其地。

西郊误作灵苑游，麒麟尚掩宣尼泪。况汝蠢质难独立，失几陷险嗟何及。

君不见枯鱼当年过河泣，致书鲂鲤慎出入！

正如顺风之境一样，逆苦之境可以毁掉一个人，亦可以成全一个人。在极天冰雪中，垂垂老矣的方坦庵的头脑似乎从来没有这样活泼和冷静过。苦难令他看见了诸多以前看不见的东西，荒漠的冰原与荒漠的人生反而将他推上了“一览众山小”的制高点，同时，“蠢物微尘”也在他的放大镜下获得了全新的“形而上”的生命意义。所以，他唱出的这些调子尽管仍不出“变徵之声”范围，但和血和泪，便觉分外动人。且听：

请看世人何异牛，旦夕经营为一饱！

----《饭牛歌》

古今遭逢不一境，花坠华茵溷坠井。勿问天年谁不才，木生有幸有不幸。

----《大木歌》

和音何必皋，矜慎保厥生。

----《闻夜鹤》

回头笑语冰上人，世路无如此井平。井栏即蹶岂伤身？

----《冰井行》

物类有余荫，人寰多畏机。

----《树中草》

鱼梁浅，鱼尾剪。鱼梁深，鱼眼腥。梁无心，鱼自婴。鱼无命，梁已定。噫！朝餐瓦盆脂切玉，鱼不能言悔失足！

----《鱼梁词》

还值得注意的是这样几个题目：《偶得生雉畜之》二首、《哺雉》、《放雉》二首、《忆雉》。为一只野鸡而作诗达六首之多，这显然不是林下优游的那种闲情逸致，而适可作其藉物象自言身世之凿证。在坦庵诗中，“借题发挥”是一个鲜明特征，更是知人论世不可忽视的关捩所在。

最后似还应看一首《月食歌》。李兴盛先生《前言》中称此诗可作科技史资料，诚然。但这首杂言诗却也正是“借题发挥”到了极致的作品，其呵天骂地之慨，似较屈子《天问》犹激切。诗中在问过“天是何物，司天何人”等一系列奥秘，在问过“尧囚舜馑，朱绝均丧。桀仁纣圣，汤篡武逆”等一系列悖反现象都是“亦谁昭明，而谁聋聩”之后，居然以“我知之矣”的口吻断然道：“群天下亿万人并生以奉一人固已，山莫与陵而川莫与介。更不奉一天，焉以制其威福，节其理欲？将膏亿万人之肉，不足供恣睢之一快！”

这样的“牢骚”不是听起来有些耳熟么？不是与黄梨洲那篇宏文《原君》中发出的金石声有些相似么？更有趣的是，本诗写在顺治十七年（1660）庚子，梨洲的文章则成于三年后的康熙二年（1663），二者时序如此接近，而一个是遗民界领袖，一个是“无耻”的贰臣，他们是在哪一层次上统一了起来，能用如此近似的声音吟唱？这不是很值得我们深思么？写作本文原来只为倾听坦庵的流放心声，最后却“发掘”出了一点“民主主义思想”的萌芽，这实在是有点奇怪且始料不及的事情。

以政治身份界定，方坦庵无疑是贰臣之一种，且是那种所谓“无羞恶”的贰臣。即便身在宁古塔的愤激郁怒中，他流露出的至多也只是对“今上”及其“种族”的不满[9]，而不是故国之痛、忏悔之心和对“先帝”的恋眷。明清易代之际，这种贰臣并不少，坦庵是其中很具典型性的一个。

可是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其贰臣身份却是在渐渐消隐下去的。对我来说，他只是一个没抱甚么政治理想而只想过得平安富足些的老人。他以为只要踏踏实实作个闲官文士，无论“主子”是谁，都不会有人来找甚么麻烦。可惜，文人的这一点天真愿望历来都不容易得到善终。等到他终于悟到“累人原血肉，误我是文章”（《宁古塔杂诗》其十一）、吴梅村写下“人生忧患识字始”（《悲歌赠吴季子》）时，代价已经付出，一切都已太迟。文化，可以最充实，最动人，也可以最软弱，最悲哀。

竹叶亭居士 · 发表于 2008-10-6 10:5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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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儿育、儿膏至》，《何陋居集》庚子年卷，《方拱乾诗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页171。

[2] 方拱乾生卒年据李兴盛、周退舟等先生考证，金天翮《方孝标传》言其卒于康熙三年（1664）甲辰，不足信。

[3] 此段关于方氏家族流变与活动情况，主要参考严迪昌《清诗史》第一编第二章（台湾五南出版公司1998年版）、李兴盛《方拱乾诗集前言》，并检索《献征录》、《明史》、桐城地志等。

[4] 见佚名《桐城方戴两家书案》，方孝标《钝斋诗选》附录，黄山书社1996年版。

[5]张晋（1629-1659），字康侯，号戒庵，甘肃狄道人，顺治九年（1652）24岁中进士，十二年（1655）任江苏丹徒知县，少年英俊，其《戒庵诗草》为孙枝蔚等推重。

[6] 剩和尚系指驻锡辽阳千山寺的函可上人。函可（1611-1659），字祖心，号剩人，俗姓韩，名宗騋，明礼部尚书韩日瓒之子，广东博罗人，遗民诗僧代表人物之一。

[7] 辋水庄指王维，然今存坦庵诗中类摩诘者绝罕见，或系自指早年作品而言。

[8]方孝标序文不见于坦庵诗两种版本，系李兴盛由其《光启堂文集》补入。上引文中“不在是者非诗也”与“不在是者亦非诗也”二“不”字原作“而”字，句意不通，因径改之。

[9] 《乌》：“不闻杜鹃鸟》，啼血来蜀门。帝王化羽族，到今称至尊。”《白蛉》：“白蛉是何物，中原初不闻。出关见种族，极东遂芸芸……其毒甚蜂虿，弥漫等浮云……千古小人态，生死空纷纭。”

- 作者：马大勇 2005年06月25日, 星期六

程璟 · 发表于 2008-10-6 11:45:28

拱乾（1596-1666，大美五子。原名若策，字肃之，号坦庵，又号云麓老人、江东髯史等。生于万历二十四年四月初三日，崇祯元年(1628)二甲第五名进士，官左谕德，兼侍读。入清，官少詹事。以江南科场案，流放宁古塔(今黑龙江省宁安县)，后释归，号“甦庵”，流寓扬州；卒于康熙五年丙午五月二十六日，享年七十一岁。有《宁古塔志》、《方詹事集》、《绝域纪略》等。
妣青山何氏、大学士如宠之女，生子六：玄成、亨咸、育盛、膏茂、章钺、奕箴，女二，长适麻溪姚文烈，次适张秉哲；享年八十二岁以上。）

仰望星空 · 发表于 2008-10-6 11:52:12

原帖由程璟于 2008-10-6 11:45 发表 + E6 g, h$ |# r* L3 g7 A
拱乾（1596-1666，大美五子。妣青山何氏、大学士如宠之女，生子六：玄成、亨咸、育盛、膏茂、章钺、奕箴，女二，长适麻溪姚文烈，次适张秉哲；享年八十二岁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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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张姚马左方几大家族都有姻亲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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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人] “岂有惊人句，难为痛哭心”：流放诗人方拱乾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