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方是迁来桐城较早的世家大族,家族中先后涌现出方以智、方苞等多位文化巨人,其族众遍布桐枞两地,并由此播迁海内。桂林方也因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显赫地位,被誉为“中国第一等的诗礼之家”,梁实秋曾言:桐城方氏,其门望之隆仅次于曲阜孔氏。 作为这样一个影响深远的家族,其何时迁桐至今仍是一桩悬案,实在是令人遗憾。现有宋末说、元初说、元末说,众说纷纭,闻者莫辩。 按《桐城县志》载:方姓,祖籍休宁,后迁池口,宋末,其先祖方德益由池口迁居桐城。 县志在此处采信了宋末说,然而在人物录中又有这样的记述: 方德益,原名耶,字耶公,元末自池口迁居桐城县城。时县学宫(即文庙)街衢狭窄,他让出居地一半,增广前衢。方以智、方苞分别为其第九和第十一世孙。曾捐资修建桐溪桥(紫来桥)。 何以一志采用两说,且时间跨度如此之大,编者不曾详审乎? 据清人方传理纂修的《桐城桂林方氏家谱》记载,始迁祖德益公自宋迁桐,而桂林方氏另一支谱《方氏白鹿庄支谱》却支持德益公自元迁桐。宋抑或元?事情愈加扑朔迷离。 想德益公迁桐,五世孙方法于明建文元年(1399)中举,授任四川都指挥使司断事。 由此完全可以排除元末一说,明显有悖常理。故县志人物录元末说不足信。 宋元之际,胡骑南侵,铁马金戈,“四海南奔似永嘉”,当此之时舍江南之安,冒锋镝北上似非明智之举。如家谱记载确实无误,当有不得已之原因。 宋端平三年,公元1236年,蒙古兵进淮西,安庆府被迫南迁至贵池罗刹洲,后又移杨槎洲。当是时,桐城县也随之迁治贵池李阳河,而安庆府下另一县怀宁迁治皖口。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当桐城迁治贵池时,方德益也应在贵池!如此时其已北迁,那么相距后来桐城文庙的建立就有近百年的时间跨度,这与方德益后来的善举是明显矛盾的! 桐城县治何时回迁尚不清楚,县志认为在元初迁回似无依据。 参考安庆府1260年迁至桐城境内盛唐湾宜城渡(今址),加之怀宁县治也由皖口迁来,可以猜想桐城县治不当久驻江南不归。1277年,元在安庆设路,桐城为属县,所以最迟在1277年桐城县治已不在江南。 元延佑初年(延佑元年为1314年),桐城在紫来桥东建文庙,当时方德益应早已定居桐城,他让出居地一半,拓宽通向文庙的街衢,以造福过往行人和莘莘学子。前有方德益让路,后有张文端让墙,桐城人谦让之风由来已久。方氏祖居地在今北大街,邻近紫来桥边的紫来街,方德益让地广路的善举应是不虚。另一方面,我们也可猜想方氏祖居应占地颇大,否则不足以增广通衢。县志又载方德益曾捐资修桐溪桥(今紫来桥),另据清代重建紫来桥时,张廷玉捐银达六千两,由此可见方德益一则乐善好施,二则家道殷实。北大街紧邻县衙,在小城百废初兴之际,居家此处显然非寻常百姓。方德益子秀实曾官彰德(安阳)主簿,从其人崇文重道和其子官职来看,其家必是书香门第,抑或类似绍兴师爷世家也未可知。当桐城县治迁出贵池时,方德益很有可能是随之北迁,至于他是县衙中文职人员,还是迫于王命北迁的富户就不得而知了。 现在我们至少可以肯定的是,方德益迁桐是在公元1314年之前,而且极有可能是随桐城县治一道北迁,这个时间不会早于1236年,也不会迟于1314年,宋末元初应是正解。 [此帖子已被 同安闲人 在 2007-5-30 20:45:53 编辑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