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行的开拓——略论吴汝纶与张謇教育思想的共性

yao1605

　                         先 行 的 开 拓
　　　　　　　　　——略论吴汝纶与张謇教育思想的共性
　　　　　　　　　　　　　　 姚 海 升/文

　　内容提要 甲午战后，教育救国成为时代的主题之一，并围绕着教育出现了各类社会思潮与裂变。本文试图通过对先行者吴汝纶和张謇教育思想中洞悉科举，力主废除；放眼世界，提倡西学；求才养才，兴国富民；教育基础，创校桑梓等共同特征的探讨，进一步明晰当时的社会状况和先贤的荜路蓝缕之效，从而能为今天的教育提供借鉴作用。
　　关键词 吴汝纶 张謇 教育思想 共同特征

　　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中国逐渐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尤其是甲午战败，马关之约，国人震动；八国侵华，辛丑定约，国势危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激发了一批批有识之士以“救国与兴国”为己任，在黑暗中作艰难的摸索，寻找救国救民之道。而教育救国也成为那个时代的主题之一，并围绕着教育出现了各类社会思潮与裂变。可以说，一部近代教育思想史也是一部社会探索史，一代民族精英成长史。如果讨论近代教育，我们无法回避两位重要人物：一位是安徽桐城吴汝纶，另一位是江苏南通的张謇，他们都对中国近代教育起荜路蓝缕之效，而且两人都承传桐城文派 ，良师益友，情交笃厚，往来密切。
　　吴汝纶（1840—1903），字挚甫，安徽桐城人。同治三年（1864）举人，四年进士，授内阁中书。曾国藩奇其文，留作幕府，与张裕钊、黎庶昌，薛福成称“曾门四弟子”。后参李鸿章幕，掌奏议。先后任河北深州、冀州，安徽寿州知府。光绪十五年（1889）保定莲池书院院长张裕钊返武昌，汝纶辞官，继任院长。二十八年清廷召开学堂，管学大臣张百熙奏荐他加五品卿衔，充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同年五月，赴日本考察学制，于九月归国，在故乡创建第一所普通中学堂——桐城中学堂，积劳成疾，1903年病逝于桐城。
　　张謇（1853—1926），字季直，号啬庵。江苏南通人。十六岁中秀才。后充任淮军将领吴长庆幕僚，继于书院掌教。光绪二十年（1894）春，入京会考，殿试点元，授翰林院修撰。不久甲午战争爆发，民族危机日深。目睹十九世纪末年清政府腐败、国事日非，毅然抛弃仕途而走上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道路，回故里南通创办实业和教育文化事业。1926年5月，他不顾年迈力衰，还亲自视察南通的保坍工程，7月病逝于私邸。
　　两人在文学、教育思想上都有相通之处，并都取得了很大成就。吴汝纶、张謇作为靠封建科举制度进身的官吏，作为正统主流文化的负载者，从基本意义上具有本位文化异体排他性的主导功能，有着对外来文化的抵抗排斥力 。可事实是，他们了解民情、国情，洞察时势，无论身处仕途庙堂还是游走江湖，都全心致力于教育救国，主西学、废科举，立学校、造人才。并且事必躬亲，勉力所为。有基如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将他们在教育思想上的共同特征进行一些探讨。
　　　　　　　　　　　　洞悉科举，力主废除
　　张謇与吴汝纶虽然都是科举出身的封建知识分子，但他们并没有局限在这个固有的毂中，而是对科举制度的弊端与危害有着清醒的认识。
　　吴汝纶作为桐城派后期大师，未囿传统，而是锐意拓新，其门人贺涛曾说：“三十年前，先生尝以新学倡天下矣” 。甲午战后，改革教育成为社会的焦点，关于科举当时存在着“逐步废除”和“立即废除”的主张，时人除吴汝纶旗帜鲜明，敢为人先，力主废除外，绝大多数官僚都主“缓废”。针对科举他指出：“窃谓废去时文，直应废去科举，不复以文字取士。” 当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首领提出改革科举制度，朝廷决定废除时文之际，吴汝纶认为这种改革无济于事，说：“愚意当径废科举，专由学堂造士”，反对休克疗法。他力陈不废科举的危害，“不改西人公学，而是死守吾窳败旧法，则国必亡，亡国不可为也。” 主张用外国学校的办法选拔人才。如果不废除科举，只是废时文，“但用策论取士，亦难得真才”，既然选拔不出真才，这样的改革也没有任何实质意义。因此，他一再呼吁：“非废科举，兴学校，人才不兴。”他在考察日本的时候，仍然写信给清政府管学大臣张百熙，请他支持自己“废科举”的建议，他说：“教育与政治有密切的关系，非请停科举，则学校难成，前既屡面论之，此事望鼎力支持。”
　　无庸置疑，张謇也接受着正统儒学教育。综观少年时代张謇读的书无非也是四书五经之类的儒家经典，后师承桐城派后期大家张裕钊、吴汝纶等，膺服于桐城派。但是对封建科举制度的痛恨，是他勇于改革旧教育制度，致力发展近代化教育的原动力。他曾说“以读书励取科名，守父母之命为职志” 。前后参加乡试6次，会试5次，殿试1次，从小考到大魁，共经过县、州、院试、岁科试、优行试、考到、录科等试。直到四十二岁才金榜题名。
　　然而，金榜之后，虽身居宿僚，仍暴雨接驾，西太后乘轿，悠然而过，其心怅然。后来父亲病危，匆忙回家，然父子已阴阳相隔，是以，他痛心疾首说：“一等之名，何补百年之恨，慰亲之望？”“思之泣不可仰”。他痛感科举制度摧残人才，腐朽至极，“遂一意断仕进” ，由此萌发了废科举，兴学堂的思想，并开始致力于创办中国近代化教育的实践。又如他对当时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运动，虽不尽赞同，但也主张废科举，兴学堂，因而翌年即加入了强学会，撰写《变法平议》，提出：“普兴学校，酌变科举”。时盘转动，1905年，千年之科举在风雨飘摇中最终走向末路黄泉，这足以证明吴、张力废科举思想的不朽。
　　　　　　　　　　　求才养才，兴国富民
　　吴汝纶和张謇都将人才的培养提升到兴国富民的战略高度来加以认识。吴汝纶要求对学校培养出来的人才妥善安排，对学有所成的学生要给予施展才华的机会。“学成之后，必应予以进用之路，非举人、进士空衔可以鼓励” ，也就是说，对于人才的使用必须人尽其才，用之有道。
　　吴汝纶在深州时即有“聚一州三县高材生亲教课之。民忘其吏，推为大师。” 后来移官冀州，锐意兴学，为政灵活，不作墨守陈规，“时时求其士之贤又文章礼先之，得十许人，月一会书院，议所施为兴革于民便不便，率不依常格” 。他在深州和冀州为官近二十年，“其文教斐然冠畿辅”。 他首创中、西两学堂，聘请英国、日本各地教师，引导学生学习欧美等国先进的科学知识，为社会培养更多的有用之才。其曾经自谓：“每得一士，虽战胜得一国，不足喻其喜也。” 正是在他的努力之下，一大批杰出的才士脱颖而出，如张謇、范当世、贺涛、姚永朴等。
　　他秉承中国士大夫经世致用的传统美德和对中国时局敏锐的观察力，认识到“此时国力极弱，由于上下无人，人才之兴，必由学校。……非各立学堂，认真讲求声、光、电、化之学，不能自存。” 正如此，他能积极投身到中国的教育事业中，从一个旧式的知识分子转变为新思想的传播者，并于1902年出访日本进行学制考察，为中国近代第一个学制“壬寅学制”奠定了基础，写成堪称中国向外国学习新教育的第一部专著《东游丛录》。正如美国地质学家也是教育学家的麦美德评价说：“吾见中国人多矣，学识襟抱未有万一及先生者，真东方第一人也”。
　　张謇一生同样经历着中国大变动的时代，中法战争、甲午战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以及“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内忧外患，纷至沓来。他一生为之奋斗的事业就是希望国富民强。欲达富强御敌之目的，在他看来，惟有对内改良政治，振兴经济，发展教育。他曾代张之洞起草《条陈立国自强疏》，阐明救亡主张，要求强国防、开新学、倡商务、求工艺、出洋考察。他把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指出：“窃惟东西各邦其开化后于我国，而至今以来，政举事业，且骎骎为文明之先导矣。掸考其故，实本于教育之普及，学校之勃兴。” 认为“非人民有知识，必不足以自足，知识之本，基于教育”，“国存救亡，舍教育无由。” 强调教育是立国自强之本，他说：“人皆知外洋各国之强由于兵，而不知外洋之强由于学。夫立国由于人才，人才出于立学，此古今中外不易之理。” 如此，民族才有希望，国家才有前途。
　　他曾先后出长崇明瀛州书院、江宁文正书院、安庆经古书院等多年，以他的经历地位而兴新学，引人瞩目。1901年他为两江总督刘坤一制订并颁布初等小学、高等小学和中学的课程，第二年在他家乡南通创办我国第一所师范学校。并聘请王国维、梁启超、杜威、梅兰芳等来南通讲学和表演。1903年他去日本参观大阪博览会，对日本的教育制度做了大量的考察，还从日本骋请了多名教员和技师，前来办学办厂。
　　他所创办的各类学校，培养出一大批近代化的人才。毕业生散布于全国十三个省区的纺织、农水、商业、渔业、医药、教育等各个部门，成为发展这些地区文化教育和科技事业的骨干力量。并随着新学校和所学科的建立，各类近代化人才不断涌现，直接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放眼世界，提倡西学
　　吴、张二人目睹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虽退伏草野，游走乡间，依然心系国运。正如吴汝纶对张裕钊所说：“唯闻国进一贤，则喜不能寐；朝失一士，则忧形于色。” 他在北洋水师建立的时候就感到：“今日海陆各军，用器尚新，而将领无西学，此忧方大。” 尤其是甲午战败之后，吴汝纶更加主张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为我所用，抵御侵略。他相信“非处处设立学堂，讲求外国新学不可。” 在世变益亟，环海各国竟自富强的情况下，人们对教育改革的要求不再停留在教学内容上，也不满足于西学的皮毛，开始从“广民智”的角度，要求更大范围内对传统的教育制度进行改革，兴学校，发展资本主义的教育。作为先行者的吴汝纶更是呼吁：“观今日时势，必以西学为刻不容缓之事” ，“西学当世急务，不可不讲”，“将来后生，非西学不能自立于世” 。
    西学如此重要，又怎么才能去学习它呢？首先聘请外籍教师来华。“欲通西人门径，非得西士教习”，“不能请西人，若日本人，则尚可来就” ，否则难以造就真正懂西学的人才。他在莲池书院的时候就已经聘请英人居格豪，日本人野口多内任教师。其次，百闻不如一见，只有出国考察才能真正深入了解西方。所以，吴汝纶在答应出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管学大臣张百熙提出请求：东游日本，考察学制。其心正如给日本友人的信中所写：“近者敝国朝廷，惩前毖后，变法求新。……某自度才不足以适用，壮年早日退闲，今老矣，精力衰竭，尚何能为！但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职，且欲一窥贵国美富。是为蹈海能游。” 以63岁高龄，在日本四个月的时间里，他先后十八次赴文部省，听取对日本教育状况的全面介绍，并在长崎、神户、大阪、京都、东京等地冒着酷暑连日参观各类中小学校、师范学校、女子学校以及各类专业学校近40所，对各个学校的学制、学校组织、教材、课程设置、学校布置、教室、宿舍、师资、教学仪器设备等，无不详细咨询，记录备案。并广泛接见政界要人和学者，听取他们的意见，连明治天皇也破例召见了他。当时的东京《朝日新闻》评说：“中国来游官吏学生至多，如吴先生豪俊者，殆绝仅有。”在他的努力下，他为京师大学堂物色了服部宇之吉、岩谷孙藏等日本教习，又推荐留日学生范濂源等任助教。他对留学生戢元丞等设立的教科书译辑社大加褒扬，要求朝廷给予奖励。同时，创办新式学堂，鼓励海外留学。所以在他亲手创办的桐城中学最初几届毕业生中出国留学者过半 。
    更难得可贵的是，吴汝纶又不盲从西方教育，认为教育既要符合世界发展的潮流，又要符合中国国情。中国急需人才，教育也需要与之相应，快速办学，速成人才也是符合中国的实际，但是中国贫穷落后，好钢应该用在刀刃上。“窃料学校新立，来学者必不能多，无取多备空室，但基址宏拓，后可随时增构足矣。” 他很赞同日本教育家所说的“兴学不在屋宇之广” ，提倡节俭。
    同样，张謇也是一位思想开放、富于战略的教育家。他意识到办教育“既须顺适应世界大势之潮，又须顾及本国之情势，而复斟酌损益，乃不凿圆而纳方” 。力主“仿效东西各邦”学制，“善取法于各国参究之后”来发展中国的教育。张謇的许多教育主张，都是在认真考察和学习外国教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他特别强调，学习外国经验要合我国情、利我之用，学其实质而不照搬形式，求其效用而不追求宏美。反对盲目照搬，他说：“试看各国教育，各有其特殊情状。他们的风俗也是不同的。……试把三国（英、法、美）的教育方法移到中国来，这好象是拿他人的帽子，戴在自己头上，哪里可以呢？” 他主张应“当酌准地方情形，弃瑕录瑜”，决不可教条搬用。否则“悴力劳神，以造成许多罪恶，殊不为取” 。
    张謇最崇尚日本的教育，认为中日两国，地相近，习相似。早在1895年，他在《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中就主张学习日本，向海外多派游历人员，对日本变法速度快效果好大加赞赏，渴望亲自去日本实地考察，只因国事变更，一直拖延。1902年9月吴汝纶访日归来，第二天，张謇和罗振玉便登门拜访，讨论教育问题。至1903年4月，在吴汝纶、罗振玉以及缪荃孙等好友的劝说和推动下，张謇终能梦圆，东渡扶桑，进行了70多天的实地考察。然张謇的游历“与以视察为名而一般走马观花者大相迥异” ，他参观了35处教育机关，从学校制度、办学方式、课程设置、教育方法，到学校设备、教室大小，甚至窗户面积等，一一加以注意。认真考察适合中国国情需要的一些办学经验。通过这次考察，也更提高了他对教育作用的认识，感到“夫世界今日之竞争，农工商业之竞争也，农工商业之竞争，学问之竞争，实践责任合群阅历能力之竞争。” 世界竞争，乃是教育的竞争。因而他更加重视和投身教育事业，不论提什么建议，都把兴学放在重要位置上。
    可见，吴、张二人都倡导对外学习与实践，为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带来了生机与活力，对近代教育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
                    教育基础，创校桑梓
    破除旧制不易，创立新制更难。他们在主张废除旧制度的同时，还在努力探索新的教育方式和兴办新式学堂。
    吴汝纶认为，中国教育的首要问题是“造就办事人才为要，政法一也，实业二也，其次则义务教育” 。并认为中国“欲自立于世界，则必以国民教育为的，必行国民教育，必须开办师范学堂” 。对能普及义务教育，师资是第一要务，他十分赞同日本教育家日户胜郎的观点：“清国教育下手之第一著，莫急于先起师范学校，以造就各省小学校、国民之教育之教员。养成教员者，是教育上最大最先之急务也。”
    1902年冬，他从日本考察回来，由于受到反对派的挤压，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乡桐城。回来后他呕心沥血创办安徽省第一所新式学堂——桐城中学，这是他垂暮之年为造福桑梓做的最后努力，并且为学堂聘请到了日本早川新次等为教习。在创办桐城中学时，他对桐城的绅士提到：“国人办事有二弊：敷衍，一也；始勤终怠，二也。吾辈此次办理学堂，期于有进无退，人不善换人，法不善换法，决无止息之期。并时时求同志者接替。” ，表达了办新学不动摇的坚强决心。中学成立后，他亲笔书写楹联：“后十百年人才奋兴，胚胎于此；合东西国学问精粹，陶冶而成”，横联：“勉成国器”。这些都集中的表现了他鼎新教育，培养人才，挽救民族的强烈愿望，也深深体现了吴汝纶对新式教育与国家民族崛起的巨大希望和寄托。
    张謇之治事治学，高瞻远瞩，且又务实。首先他特别重视教育中的师范，说：“教不可无师”，“师必出师范”，“师范乃教育之母” 。同时认为要提高这个民族的文化智力水平“惟有力行普及教育，广设初等小学。”
    1902年他为两江总督刘坤一制定初高等两级小学和中学课程，之后即与罗振玉、王国维等商议制定《私立师范学校章程》，并于翌年创办我国第一所师范学校——通州师范。其为师范学校的题词“设为庠序学校以教，多识鸟兽草木之名”更是体现了他“广博、实用”的教育观。接着他又创建了五属中学（即南通中学）以及农业、医学和纺织三所专门学校，后来合并为南通大学，分设农科、医科、纺织科，为我国私人创办高等农业院校之始。有人统计，张謇先后在南通创办小学335所，中学和专业学校10多所，大学一所，职业学校21所 。其数量大、范围广、效果好。张謇在教育的实践中更是创造出“以实业辅助教育，以教育促进实业”的模式，强调教育为社会经济服务，经济回报教育。
    张謇办学后，又认为“窃恫夫学之不可以无征也。商羊萍实，圣人知之；后世经师大儒，义析毫毛，而或不能辨黍稷。”有建国立博物苑之想法，他感叹：“缕缕此心，贯于一草一树之微，而悠悠者世，不能无虑于数十百年之后，辑是品目，播诸中外，明是辛苦，一世所积，薪得仁人君子，矜惜而珍存之”。但张謇的提议并没有得到清政府的支持。于是，1904他选择通州师范学校校河西面，迁移荒冢千余居民30余户作为基地，营建了一个公共植物园，占地40余亩，在南通率先进行创建博物苑的实践。到1914年，经过十载苦心经营，南通博物苑已拥有较为丰富的收藏，建成天然、历史、教育、美术四部，并成为各个学校实习参观的基地。此后历年有所扩充，到1933年孙钺辞职清点移交时，博物苑的收藏品已增至3605号，其总价值据说不少于50余万元。 以个人之力成此伟业实是难得可贵，从中更是体现了张謇坚忍不拔、努力营造教育环境的可贵思想。
    教育是人类进步的灵魂，他对政治经济文化无不影响。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体现了当时社会的变革和发展的趋势。吴汝纶和张謇的教育思想在中国教育史上承上启下，是中国近代教育思想史上光辉的一页，给人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遗产。他们力废科举、倡导西学、教人育人的真知灼见依然具有历史性的意义。“一代巨师仙人去，二度梅花溢光彩”，只有通过进一步的研究，才能使得我们能更好的去认识与学习先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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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 行 的 开 拓
　　　　　　　　　——略论吴汝纶与张謇教育思想的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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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甲午战后，教育救国成为时代的主题之一，并围绕着教育出现了各类社会思潮与裂变。本文试图通过对先行者吴汝纶和张謇教育思想中洞悉科举，力主废除；放眼世界，提倡西学；求才养才，兴国富民；教育基础，创校桑梓等共同特征的探讨，进一步明晰当时的社会状况和先贤的荜路蓝缕之效，从而能为今天的教育提供借鉴作用。
　　关键词 吴汝纶 张謇 教育思想 共同特征

　　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中国逐渐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尤其是甲午战败，马关之约，国人震动；八国侵华，辛丑定约，国势危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激发了一批批有识之士以“救国与兴国”为己任，在黑暗中作艰难的摸索，寻找救国救民之道。而教育救国也成为那个时代的主题之一，并围绕着教育出现了各类社会思潮与裂变。可以说，一部近代教育思想史也是一部社会探索史，一代民族精英成长史。如果讨论近代教育，我们无法回避两位重要人物：一位是安徽桐城吴汝纶，另一位是江苏南通的张謇，他们都对中国近代教育起荜路蓝缕之效，而且两人都承传桐城文派 ，良师益友，情交笃厚，往来密切。
　　吴汝纶（1840—1903），字挚甫，安徽桐城人。同治三年（1864）举人，四年进士，授内阁中书。曾国藩奇其文，留作幕府，与张裕钊、黎庶昌，薛福成称“曾门四弟子”。后参李鸿章幕，掌奏议。先后任河北深州、冀州，安徽寿州知府。光绪十五年（1889）保定莲池书院院长张裕钊返武昌，汝纶辞官，继任院长。二十八年清廷召开学堂，管学大臣张百熙奏荐他加五品卿衔，充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同年五月，赴日本考察学制，于九月归国，在故乡创建第一所普通中学堂——桐城中学堂，积劳成疾，1903年病逝于桐城。
　　张謇（1853—1926），字季直，号啬庵。江苏南通人。十六岁中秀才。后充任淮军将领吴长庆幕僚，继于书院掌教。光绪二十年（1894）春，入京会考，殿试点元，授翰林院修撰。不久甲午战争爆发，民族危机日深。目睹十九世纪末年清政府腐败、国事日非，毅然抛弃仕途而走上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道路，回故里南通创办实业和教育文化事业。1926年5月，他不顾年迈力衰，还亲自视察南通的保坍工程，7月病逝于私邸。
　　两人在文学、教育思想上都有相通之处，并都取得了很大成就。吴汝纶、张謇作为靠封建科举制度进身的官吏，作为正统主流文化的负载者，从基本意义上具有本位文化异体排他性的主导功能，有着对外来文化的抵抗排斥力 。可事实是，他们了解民情、国情，洞察时势，无论身处仕途庙堂还是游走江湖，都全心致力于教育救国，主西学、废科举，立学校、造人才。并且事必躬亲，勉力所为。有基如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将他们在教育思想上的共同特征进行一些探讨。
　　　　　　　　　　　　洞悉科举，力主废除
　　张謇与吴汝纶虽然都是科举出身的封建知识分子，但他们并没有局限在这个固有的毂中，而是对科举制度的弊端与危害有着清醒的认识。
　　吴汝纶作为桐城派后期大师，未囿传统，而是锐意拓新，其门人贺涛曾说：“三十年前，先生尝以新学倡天下矣” 。甲午战后，改革教育成为社会的焦点，关于科举当时存在着“逐步废除”和“立即废除”的主张，时人除吴汝纶旗帜鲜明，敢为人先，力主废除外，绝大多数官僚都主“缓废”。针对科举他指出：“窃谓废去时文，直应废去科举，不复以文字取士。” 当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首领提出改革科举制度，朝廷决定废除时文之际，吴汝纶认为这种改革无济于事，说：“愚意当径废科举，专由学堂造士”，反对休克疗法。他力陈不废科举的危害，“不改西人公学，而是死守吾窳败旧法，则国必亡，亡国不可为也。” 主张用外国学校的办法选拔人才。如果不废除科举，只是废时文，“但用策论取士，亦难得真才”，既然选拔不出真才，这样的改革也没有任何实质意义。因此，他一再呼吁：“非废科举，兴学校，人才不兴。”他在考察日本的时候，仍然写信给清政府管学大臣张百熙，请他支持自己“废科举”的建议，他说：“教育与政治有密切的关系，非请停科举，则学校难成，前既屡面论之，此事望鼎力支持。”
　　无庸置疑，张謇也接受着正统儒学教育。综观少年时代张謇读的书无非也是四书五经之类的儒家经典，后师承桐城派后期大家张裕钊、吴汝纶等，膺服于桐城派。但是对封建科举制度的痛恨，是他勇于改革旧教育制度，致力发展近代化教育的原动力。他曾说“以读书励取科名，守父母之命为职志” 。前后参加乡试6次，会试5次，殿试1次，从小考到大魁，共经过县、州、院试、岁科试、优行试、考到、录科等试。直到四十二岁才金榜题名。
　　然而，金榜之后，虽身居宿僚，仍暴雨接驾，西太后乘轿，悠然而过，其心怅然。后来父亲病危，匆忙回家，然父子已阴阳相隔，是以，他痛心疾首说：“一等之名，何补百年之恨，慰亲之望？”“思之泣不可仰”。他痛感科举制度摧残人才，腐朽至极，“遂一意断仕进” ，由此萌发了废科举，兴学堂的思想，并开始致力于创办中国近代化教育的实践。又如他对当时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运动，虽不尽赞同，但也主张废科举，兴学堂，因而翌年即加入了强学会，撰写《变法平议》，提出：“普兴学校，酌变科举”。时盘转动，1905年，千年之科举在风雨飘摇中最终走向末路黄泉，这足以证明吴、张力废科举思想的不朽。
　　　　　　　　　　　求才养才，兴国富民
　　吴汝纶和张謇都将人才的培养提升到兴国富民的战略高度来加以认识。吴汝纶要求对学校培养出来的人才妥善安排，对学有所成的学生要给予施展才华的机会。“学成之后，必应予以进用之路，非举人、进士空衔可以鼓励” ，也就是说，对于人才的使用必须人尽其才，用之有道。
　　吴汝纶在深州时即有“聚一州三县高材生亲教课之。民忘其吏，推为大师。” 后来移官冀州，锐意兴学，为政灵活，不作墨守陈规，“时时求其士之贤又文章礼先之，得十许人，月一会书院，议所施为兴革于民便不便，率不依常格” 。他在深州和冀州为官近二十年，“其文教斐然冠畿辅”。 他首创中、西两学堂，聘请英国、日本各地教师，引导学生学习欧美等国先进的科学知识，为社会培养更多的有用之才。其曾经自谓：“每得一士，虽战胜得一国，不足喻其喜也。” 正是在他的努力之下，一大批杰出的才士脱颖而出，如张謇、范当世、贺涛、姚永朴等。
　　他秉承中国士大夫经世致用的传统美德和对中国时局敏锐的观察力，认识到“此时国力极弱，由于上下无人，人才之兴，必由学校。……非各立学堂，认真讲求声、光、电、化之学，不能自存。” 正如此，他能积极投身到中国的教育事业中，从一个旧式的知识分子转变为新思想的传播者，并于1902年出访日本进行学制考察，为中国近代第一个学制“壬寅学制”奠定了基础，写成堪称中国向外国学习新教育的第一部专著《东游丛录》。正如美国地质学家也是教育学家的麦美德评价说：“吾见中国人多矣，学识襟抱未有万一及先生者，真东方第一人也”。
　　张謇一生同样经历着中国大变动的时代，中法战争、甲午战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以及“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内忧外患，纷至沓来。他一生为之奋斗的事业就是希望国富民强。欲达富强御敌之目的，在他看来，惟有对内改良政治，振兴经济，发展教育。他曾代张之洞起草《条陈立国自强疏》，阐明救亡主张，要求强国防、开新学、倡商务、求工艺、出洋考察。他把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指出：“窃惟东西各邦其开化后于我国，而至今以来，政举事业，且骎骎为文明之先导矣。掸考其故，实本于教育之普及，学校之勃兴。” 认为“非人民有知识，必不足以自足，知识之本，基于教育”，“国存救亡，舍教育无由。” 强调教育是立国自强之本，他说：“人皆知外洋各国之强由于兵，而不知外洋之强由于学。夫立国由于人才，人才出于立学，此古今中外不易之理。” 如此，民族才有希望，国家才有前途。
　　他曾先后出长崇明瀛州书院、江宁文正书院、安庆经古书院等多年，以他的经历地位而兴新学，引人瞩目。1901年他为两江总督刘坤一制订并颁布初等小学、高等小学和中学的课程，第二年在他家乡南通创办我国第一所师范学校。并聘请王国维、梁启超、杜威、梅兰芳等来南通讲学和表演。1903年他去日本参观大阪博览会，对日本的教育制度做了大量的考察，还从日本骋请了多名教员和技师，前来办学办厂。
　　他所创办的各类学校，培养出一大批近代化的人才。毕业生散布于全国十三个省区的纺织、农水、商业、渔业、医药、教育等各个部门，成为发展这些地区文化教育和科技事业的骨干力量。并随着新学校和所学科的建立，各类近代化人才不断涌现，直接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放眼世界，提倡西学
　　吴、张二人目睹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虽退伏草野，游走乡间，依然心系国运。正如吴汝纶对张裕钊所说：“唯闻国进一贤，则喜不能寐；朝失一士，则忧形于色。” 他在北洋水师建立的时候就感到：“今日海陆各军，用器尚新，而将领无西学，此忧方大。” 尤其是甲午战败之后，吴汝纶更加主张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为我所用，抵御侵略。他相信“非处处设立学堂，讲求外国新学不可。” 在世变益亟，环海各国竟自富强的情况下，人们对教育改革的要求不再停留在教学内容上，也不满足于西学的皮毛，开始从“广民智”的角度，要求更大范围内对传统的教育制度进行改革，兴学校，发展资本主义的教育。作为先行者的吴汝纶更是呼吁：“观今日时势，必以西学为刻不容缓之事” ，“西学当世急务，不可不讲”，“将来后生，非西学不能自立于世” 。
    西学如此重要，又怎么才能去学习它呢？首先聘请外籍教师来华。“欲通西人门径，非得西士教习”，“不能请西人，若日本人，则尚可来就” ，否则难以造就真正懂西学的人才。他在莲池书院的时候就已经聘请英人居格豪，日本人野口多内任教师。其次，百闻不如一见，只有出国考察才能真正深入了解西方。所以，吴汝纶在答应出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管学大臣张百熙提出请求：东游日本，考察学制。其心正如给日本友人的信中所写：“近者敝国朝廷，惩前毖后，变法求新。……某自度才不足以适用，壮年早日退闲，今老矣，精力衰竭，尚何能为！但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职，且欲一窥贵国美富。是为蹈海能游。” 以63岁高龄，在日本四个月的时间里，他先后十八次赴文部省，听取对日本教育状况的全面介绍，并在长崎、神户、大阪、京都、东京等地冒着酷暑连日参观各类中小学校、师范学校、女子学校以及各类专业学校近40所，对各个学校的学制、学校组织、教材、课程设置、学校布置、教室、宿舍、师资、教学仪器设备等，无不详细咨询，记录备案。并广泛接见政界要人和学者，听取他们的意见，连明治天皇也破例召见了他。当时的东京《朝日新闻》评说：“中国来游官吏学生至多，如吴先生豪俊者，殆绝仅有。”在他的努力下，他为京师大学堂物色了服部宇之吉、岩谷孙藏等日本教习，又推荐留日学生范濂源等任助教。他对留学生戢元丞等设立的教科书译辑社大加褒扬，要求朝廷给予奖励。同时，创办新式学堂，鼓励海外留学。所以在他亲手创办的桐城中学最初几届毕业生中出国留学者过半 。
    更难得可贵的是，吴汝纶又不盲从西方教育，认为教育既要符合世界发展的潮流，又要符合中国国情。中国急需人才，教育也需要与之相应，快速办学，速成人才也是符合中国的实际，但是中国贫穷落后，好钢应该用在刀刃上。“窃料学校新立，来学者必不能多，无取多备空室，但基址宏拓，后可随时增构足矣。” 他很赞同日本教育家所说的“兴学不在屋宇之广” ，提倡节俭。
    同样，张謇也是一位思想开放、富于战略的教育家。他意识到办教育“既须顺适应世界大势之潮，又须顾及本国之情势，而复斟酌损益，乃不凿圆而纳方” 。力主“仿效东西各邦”学制，“善取法于各国参究之后”来发展中国的教育。张謇的许多教育主张，都是在认真考察和学习外国教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他特别强调，学习外国经验要合我国情、利我之用，学其实质而不照搬形式，求其效用而不追求宏美。反对盲目照搬，他说：“试看各国教育，各有其特殊情状。他们的风俗也是不同的。……试把三国（英、法、美）的教育方法移到中国来，这好象是拿他人的帽子，戴在自己头上，哪里可以呢？” 他主张应“当酌准地方情形，弃瑕录瑜”，决不可教条搬用。否则“悴力劳神，以造成许多罪恶，殊不为取” 。
    张謇最崇尚日本的教育，认为中日两国，地相近，习相似。早在1895年，他在《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中就主张学习日本，向海外多派游历人员，对日本变法速度快效果好大加赞赏，渴望亲自去日本实地考察，只因国事变更，一直拖延。1902年9月吴汝纶访日归来，第二天，张謇和罗振玉便登门拜访，讨论教育问题。至1903年4月，在吴汝纶、罗振玉以及缪荃孙等好友的劝说和推动下，张謇终能梦圆，东渡扶桑，进行了70多天的实地考察。然张謇的游历“与以视察为名而一般走马观花者大相迥异” ，他参观了35处教育机关，从学校制度、办学方式、课程设置、教育方法，到学校设备、教室大小，甚至窗户面积等，一一加以注意。认真考察适合中国国情需要的一些办学经验。通过这次考察，也更提高了他对教育作用的认识，感到“夫世界今日之竞争，农工商业之竞争也，农工商业之竞争，学问之竞争，实践责任合群阅历能力之竞争。” 世界竞争，乃是教育的竞争。因而他更加重视和投身教育事业，不论提什么建议，都把兴学放在重要位置上。
    可见，吴、张二人都倡导对外学习与实践，为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带来了生机与活力，对近代教育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
                    教育基础，创校桑梓
    破除旧制不易，创立新制更难。他们在主张废除旧制度的同时，还在努力探索新的教育方式和兴办新式学堂。
    吴汝纶认为，中国教育的首要问题是“造就办事人才为要，政法一也，实业二也，其次则义务教育” 。并认为中国“欲自立于世界，则必以国民教育为的，必行国民教育，必须开办师范学堂” 。对能普及义务教育，师资是第一要务，他十分赞同日本教育家日户胜郎的观点：“清国教育下手之第一著，莫急于先起师范学校，以造就各省小学校、国民之教育之教员。养成教员者，是教育上最大最先之急务也。”
    1902年冬，他从日本考察回来，由于受到反对派的挤压，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乡桐城。回来后他呕心沥血创办安徽省第一所新式学堂——桐城中学，这是他垂暮之年为造福桑梓做的最后努力，并且为学堂聘请到了日本早川新次等为教习。在创办桐城中学时，他对桐城的绅士提到：“国人办事有二弊：敷衍，一也；始勤终怠，二也。吾辈此次办理学堂，期于有进无退，人不善换人，法不善换法，决无止息之期。并时时求同志者接替。” ，表达了办新学不动摇的坚强决心。中学成立后，他亲笔书写楹联：“后十百年人才奋兴，胚胎于此；合东西国学问精粹，陶冶而成”，横联：“勉成国器”。这些都集中的表现了他鼎新教育，培养人才，挽救民族的强烈愿望，也深深体现了吴汝纶对新式教育与国家民族崛起的巨大希望和寄托。
    张謇之治事治学，高瞻远瞩，且又务实。首先他特别重视教育中的师范，说：“教不可无师”，“师必出师范”，“师范乃教育之母” 。同时认为要提高这个民族的文化智力水平“惟有力行普及教育，广设初等小学。”
    1902年他为两江总督刘坤一制定初高等两级小学和中学课程，之后即与罗振玉、王国维等商议制定《私立师范学校章程》，并于翌年创办我国第一所师范学校——通州师范。其为师范学校的题词“设为庠序学校以教，多识鸟兽草木之名”更是体现了他“广博、实用”的教育观。接着他又创建了五属中学（即南通中学）以及农业、医学和纺织三所专门学校，后来合并为南通大学，分设农科、医科、纺织科，为我国私人创办高等农业院校之始。有人统计，张謇先后在南通创办小学335所，中学和专业学校10多所，大学一所，职业学校21所 。其数量大、范围广、效果好。张謇在教育的实践中更是创造出“以实业辅助教育，以教育促进实业”的模式，强调教育为社会经济服务，经济回报教育。
    张謇办学后，又认为“窃恫夫学之不可以无征也。商羊萍实，圣人知之；后世经师大儒，义析毫毛，而或不能辨黍稷。”有建国立博物苑之想法，他感叹：“缕缕此心，贯于一草一树之微，而悠悠者世，不能无虑于数十百年之后，辑是品目，播诸中外，明是辛苦，一世所积，薪得仁人君子，矜惜而珍存之”。但张謇的提议并没有得到清政府的支持。于是，1904他选择通州师范学校校河西面，迁移荒冢千余居民30余户作为基地，营建了一个公共植物园，占地40余亩，在南通率先进行创建博物苑的实践。到1914年，经过十载苦心经营，南通博物苑已拥有较为丰富的收藏，建成天然、历史、教育、美术四部，并成为各个学校实习参观的基地。此后历年有所扩充，到1933年孙钺辞职清点移交时，博物苑的收藏品已增至3605号，其总价值据说不少于50余万元。 以个人之力成此伟业实是难得可贵，从中更是体现了张謇坚忍不拔、努力营造教育环境的可贵思想。
    教育是人类进步的灵魂，他对政治经济文化无不影响。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体现了当时社会的变革和发展的趋势。吴汝纶和张謇的教育思想在中国教育史上承上启下，是中国近代教育思想史上光辉的一页，给人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遗产。他们力废科举、倡导西学、教人育人的真知灼见依然具有历史性的意义。“一代巨师仙人去，二度梅花溢光彩”，只有通过进一步的研究，才能使得我们能更好的去认识与学习先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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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 行 的 开 拓
　　　　　　　　　——略论吴汝纶与张謇教育思想的共性
　　　　　　　　　　　　　　 姚 海 升/文

　　内容提要 甲午战后，教育救国成为时代的主题之一，并围绕着教育出现了各类社会思潮与裂变。本文试图通过对先行者吴汝纶和张謇教育思想中洞悉科举，力主废除；放眼世界，提倡西学；求才养才，兴国富民；教育基础，创校桑梓等共同特征的探讨，进一步明晰当时的社会状况和先贤的荜路蓝缕之效，从而能为今天的教育提供借鉴作用。
　　关键词 吴汝纶 张謇 教育思想 共同特征

　　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中国逐渐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尤其是甲午战败，马关之约，国人震动；八国侵华，辛丑定约，国势危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激发了一批批有识之士以“救国与兴国”为己任，在黑暗中作艰难的摸索，寻找救国救民之道。而教育救国也成为那个时代的主题之一，并围绕着教育出现了各类社会思潮与裂变。可以说，一部近代教育思想史也是一部社会探索史，一代民族精英成长史。如果讨论近代教育，我们无法回避两位重要人物：一位是安徽桐城吴汝纶，另一位是江苏南通的张謇，他们都对中国近代教育起荜路蓝缕之效，而且两人都承传桐城文派 ，良师益友，情交笃厚，往来密切。
　　吴汝纶（1840—1903），字挚甫，安徽桐城人。同治三年（1864）举人，四年进士，授内阁中书。曾国藩奇其文，留作幕府，与张裕钊、黎庶昌，薛福成称“曾门四弟子”。后参李鸿章幕，掌奏议。先后任河北深州、冀州，安徽寿州知府。光绪十五年（1889）保定莲池书院院长张裕钊返武昌，汝纶辞官，继任院长。二十八年清廷召开学堂，管学大臣张百熙奏荐他加五品卿衔，充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同年五月，赴日本考察学制，于九月归国，在故乡创建第一所普通中学堂——桐城中学堂，积劳成疾，1903年病逝于桐城。
　　张謇（1853—1926），字季直，号啬庵。江苏南通人。十六岁中秀才。后充任淮军将领吴长庆幕僚，继于书院掌教。光绪二十年（1894）春，入京会考，殿试点元，授翰林院修撰。不久甲午战争爆发，民族危机日深。目睹十九世纪末年清政府腐败、国事日非，毅然抛弃仕途而走上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道路，回故里南通创办实业和教育文化事业。1926年5月，他不顾年迈力衰，还亲自视察南通的保坍工程，7月病逝于私邸。
　　两人在文学、教育思想上都有相通之处，并都取得了很大成就。吴汝纶、张謇作为靠封建科举制度进身的官吏，作为正统主流文化的负载者，从基本意义上具有本位文化异体排他性的主导功能，有着对外来文化的抵抗排斥力 。可事实是，他们了解民情、国情，洞察时势，无论身处仕途庙堂还是游走江湖，都全心致力于教育救国，主西学、废科举，立学校、造人才。并且事必躬亲，勉力所为。有基如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将他们在教育思想上的共同特征进行一些探讨。
　　　　　　　　　　　　洞悉科举，力主废除
　　张謇与吴汝纶虽然都是科举出身的封建知识分子，但他们并没有局限在这个固有的毂中，而是对科举制度的弊端与危害有着清醒的认识。
　　吴汝纶作为桐城派后期大师，未囿传统，而是锐意拓新，其门人贺涛曾说：“三十年前，先生尝以新学倡天下矣” 。甲午战后，改革教育成为社会的焦点，关于科举当时存在着“逐步废除”和“立即废除”的主张，时人除吴汝纶旗帜鲜明，敢为人先，力主废除外，绝大多数官僚都主“缓废”。针对科举他指出：“窃谓废去时文，直应废去科举，不复以文字取士。” 当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首领提出改革科举制度，朝廷决定废除时文之际，吴汝纶认为这种改革无济于事，说：“愚意当径废科举，专由学堂造士”，反对休克疗法。他力陈不废科举的危害，“不改西人公学，而是死守吾窳败旧法，则国必亡，亡国不可为也。” 主张用外国学校的办法选拔人才。如果不废除科举，只是废时文，“但用策论取士，亦难得真才”，既然选拔不出真才，这样的改革也没有任何实质意义。因此，他一再呼吁：“非废科举，兴学校，人才不兴。”他在考察日本的时候，仍然写信给清政府管学大臣张百熙，请他支持自己“废科举”的建议，他说：“教育与政治有密切的关系，非请停科举，则学校难成，前既屡面论之，此事望鼎力支持。”
　　无庸置疑，张謇也接受着正统儒学教育。综观少年时代张謇读的书无非也是四书五经之类的儒家经典，后师承桐城派后期大家张裕钊、吴汝纶等，膺服于桐城派。但是对封建科举制度的痛恨，是他勇于改革旧教育制度，致力发展近代化教育的原动力。他曾说“以读书励取科名，守父母之命为职志” 。前后参加乡试6次，会试5次，殿试1次，从小考到大魁，共经过县、州、院试、岁科试、优行试、考到、录科等试。直到四十二岁才金榜题名。
　　然而，金榜之后，虽身居宿僚，仍暴雨接驾，西太后乘轿，悠然而过，其心怅然。后来父亲病危，匆忙回家，然父子已阴阳相隔，是以，他痛心疾首说：“一等之名，何补百年之恨，慰亲之望？”“思之泣不可仰”。他痛感科举制度摧残人才，腐朽至极，“遂一意断仕进” ，由此萌发了废科举，兴学堂的思想，并开始致力于创办中国近代化教育的实践。又如他对当时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运动，虽不尽赞同，但也主张废科举，兴学堂，因而翌年即加入了强学会，撰写《变法平议》，提出：“普兴学校，酌变科举”。时盘转动，1905年，千年之科举在风雨飘摇中最终走向末路黄泉，这足以证明吴、张力废科举思想的不朽。
　　　　　　　　　　　求才养才，兴国富民
　　吴汝纶和张謇都将人才的培养提升到兴国富民的战略高度来加以认识。吴汝纶要求对学校培养出来的人才妥善安排，对学有所成的学生要给予施展才华的机会。“学成之后，必应予以进用之路，非举人、进士空衔可以鼓励” ，也就是说，对于人才的使用必须人尽其才，用之有道。
　　吴汝纶在深州时即有“聚一州三县高材生亲教课之。民忘其吏，推为大师。” 后来移官冀州，锐意兴学，为政灵活，不作墨守陈规，“时时求其士之贤又文章礼先之，得十许人，月一会书院，议所施为兴革于民便不便，率不依常格” 。他在深州和冀州为官近二十年，“其文教斐然冠畿辅”。 他首创中、西两学堂，聘请英国、日本各地教师，引导学生学习欧美等国先进的科学知识，为社会培养更多的有用之才。其曾经自谓：“每得一士，虽战胜得一国，不足喻其喜也。” 正是在他的努力之下，一大批杰出的才士脱颖而出，如张謇、范当世、贺涛、姚永朴等。
　　他秉承中国士大夫经世致用的传统美德和对中国时局敏锐的观察力，认识到“此时国力极弱，由于上下无人，人才之兴，必由学校。……非各立学堂，认真讲求声、光、电、化之学，不能自存。” 正如此，他能积极投身到中国的教育事业中，从一个旧式的知识分子转变为新思想的传播者，并于1902年出访日本进行学制考察，为中国近代第一个学制“壬寅学制”奠定了基础，写成堪称中国向外国学习新教育的第一部专著《东游丛录》。正如美国地质学家也是教育学家的麦美德评价说：“吾见中国人多矣，学识襟抱未有万一及先生者，真东方第一人也”。
　　张謇一生同样经历着中国大变动的时代，中法战争、甲午战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以及“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内忧外患，纷至沓来。他一生为之奋斗的事业就是希望国富民强。欲达富强御敌之目的，在他看来，惟有对内改良政治，振兴经济，发展教育。他曾代张之洞起草《条陈立国自强疏》，阐明救亡主张，要求强国防、开新学、倡商务、求工艺、出洋考察。他把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指出：“窃惟东西各邦其开化后于我国，而至今以来，政举事业，且骎骎为文明之先导矣。掸考其故，实本于教育之普及，学校之勃兴。” 认为“非人民有知识，必不足以自足，知识之本，基于教育”，“国存救亡，舍教育无由。” 强调教育是立国自强之本，他说：“人皆知外洋各国之强由于兵，而不知外洋之强由于学。夫立国由于人才，人才出于立学，此古今中外不易之理。” 如此，民族才有希望，国家才有前途。
　　他曾先后出长崇明瀛州书院、江宁文正书院、安庆经古书院等多年，以他的经历地位而兴新学，引人瞩目。1901年他为两江总督刘坤一制订并颁布初等小学、高等小学和中学的课程，第二年在他家乡南通创办我国第一所师范学校。并聘请王国维、梁启超、杜威、梅兰芳等来南通讲学和表演。1903年他去日本参观大阪博览会，对日本的教育制度做了大量的考察，还从日本骋请了多名教员和技师，前来办学办厂。
　　他所创办的各类学校，培养出一大批近代化的人才。毕业生散布于全国十三个省区的纺织、农水、商业、渔业、医药、教育等各个部门，成为发展这些地区文化教育和科技事业的骨干力量。并随着新学校和所学科的建立，各类近代化人才不断涌现，直接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放眼世界，提倡西学
　　吴、张二人目睹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虽退伏草野，游走乡间，依然心系国运。正如吴汝纶对张裕钊所说：“唯闻国进一贤，则喜不能寐；朝失一士，则忧形于色。” 他在北洋水师建立的时候就感到：“今日海陆各军，用器尚新，而将领无西学，此忧方大。” 尤其是甲午战败之后，吴汝纶更加主张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为我所用，抵御侵略。他相信“非处处设立学堂，讲求外国新学不可。” 在世变益亟，环海各国竟自富强的情况下，人们对教育改革的要求不再停留在教学内容上，也不满足于西学的皮毛，开始从“广民智”的角度，要求更大范围内对传统的教育制度进行改革，兴学校，发展资本主义的教育。作为先行者的吴汝纶更是呼吁：“观今日时势，必以西学为刻不容缓之事” ，“西学当世急务，不可不讲”，“将来后生，非西学不能自立于世” 。
    西学如此重要，又怎么才能去学习它呢？首先聘请外籍教师来华。“欲通西人门径，非得西士教习”，“不能请西人，若日本人，则尚可来就” ，否则难以造就真正懂西学的人才。他在莲池书院的时候就已经聘请英人居格豪，日本人野口多内任教师。其次，百闻不如一见，只有出国考察才能真正深入了解西方。所以，吴汝纶在答应出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管学大臣张百熙提出请求：东游日本，考察学制。其心正如给日本友人的信中所写：“近者敝国朝廷，惩前毖后，变法求新。……某自度才不足以适用，壮年早日退闲，今老矣，精力衰竭，尚何能为！但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职，且欲一窥贵国美富。是为蹈海能游。” 以63岁高龄，在日本四个月的时间里，他先后十八次赴文部省，听取对日本教育状况的全面介绍，并在长崎、神户、大阪、京都、东京等地冒着酷暑连日参观各类中小学校、师范学校、女子学校以及各类专业学校近40所，对各个学校的学制、学校组织、教材、课程设置、学校布置、教室、宿舍、师资、教学仪器设备等，无不详细咨询，记录备案。并广泛接见政界要人和学者，听取他们的意见，连明治天皇也破例召见了他。当时的东京《朝日新闻》评说：“中国来游官吏学生至多，如吴先生豪俊者，殆绝仅有。”在他的努力下，他为京师大学堂物色了服部宇之吉、岩谷孙藏等日本教习，又推荐留日学生范濂源等任助教。他对留学生戢元丞等设立的教科书译辑社大加褒扬，要求朝廷给予奖励。同时，创办新式学堂，鼓励海外留学。所以在他亲手创办的桐城中学最初几届毕业生中出国留学者过半 。
    更难得可贵的是，吴汝纶又不盲从西方教育，认为教育既要符合世界发展的潮流，又要符合中国国情。中国急需人才，教育也需要与之相应，快速办学，速成人才也是符合中国的实际，但是中国贫穷落后，好钢应该用在刀刃上。“窃料学校新立，来学者必不能多，无取多备空室，但基址宏拓，后可随时增构足矣。” 他很赞同日本教育家所说的“兴学不在屋宇之广” ，提倡节俭。
    同样，张謇也是一位思想开放、富于战略的教育家。他意识到办教育“既须顺适应世界大势之潮，又须顾及本国之情势，而复斟酌损益，乃不凿圆而纳方” 。力主“仿效东西各邦”学制，“善取法于各国参究之后”来发展中国的教育。张謇的许多教育主张，都是在认真考察和学习外国教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他特别强调，学习外国经验要合我国情、利我之用，学其实质而不照搬形式，求其效用而不追求宏美。反对盲目照搬，他说：“试看各国教育，各有其特殊情状。他们的风俗也是不同的。……试把三国（英、法、美）的教育方法移到中国来，这好象是拿他人的帽子，戴在自己头上，哪里可以呢？” 他主张应“当酌准地方情形，弃瑕录瑜”，决不可教条搬用。否则“悴力劳神，以造成许多罪恶，殊不为取” 。
    张謇最崇尚日本的教育，认为中日两国，地相近，习相似。早在1895年，他在《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中就主张学习日本，向海外多派游历人员，对日本变法速度快效果好大加赞赏，渴望亲自去日本实地考察，只因国事变更，一直拖延。1902年9月吴汝纶访日归来，第二天，张謇和罗振玉便登门拜访，讨论教育问题。至1903年4月，在吴汝纶、罗振玉以及缪荃孙等好友的劝说和推动下，张謇终能梦圆，东渡扶桑，进行了70多天的实地考察。然张謇的游历“与以视察为名而一般走马观花者大相迥异” ，他参观了35处教育机关，从学校制度、办学方式、课程设置、教育方法，到学校设备、教室大小，甚至窗户面积等，一一加以注意。认真考察适合中国国情需要的一些办学经验。通过这次考察，也更提高了他对教育作用的认识，感到“夫世界今日之竞争，农工商业之竞争也，农工商业之竞争，学问之竞争，实践责任合群阅历能力之竞争。” 世界竞争，乃是教育的竞争。因而他更加重视和投身教育事业，不论提什么建议，都把兴学放在重要位置上。
    可见，吴、张二人都倡导对外学习与实践，为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带来了生机与活力，对近代教育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
                    教育基础，创校桑梓
    破除旧制不易，创立新制更难。他们在主张废除旧制度的同时，还在努力探索新的教育方式和兴办新式学堂。
    吴汝纶认为，中国教育的首要问题是“造就办事人才为要，政法一也，实业二也，其次则义务教育” 。并认为中国“欲自立于世界，则必以国民教育为的，必行国民教育，必须开办师范学堂” 。对能普及义务教育，师资是第一要务，他十分赞同日本教育家日户胜郎的观点：“清国教育下手之第一著，莫急于先起师范学校，以造就各省小学校、国民之教育之教员。养成教员者，是教育上最大最先之急务也。”
    1902年冬，他从日本考察回来，由于受到反对派的挤压，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乡桐城。回来后他呕心沥血创办安徽省第一所新式学堂——桐城中学，这是他垂暮之年为造福桑梓做的最后努力，并且为学堂聘请到了日本早川新次等为教习。在创办桐城中学时，他对桐城的绅士提到：“国人办事有二弊：敷衍，一也；始勤终怠，二也。吾辈此次办理学堂，期于有进无退，人不善换人，法不善换法，决无止息之期。并时时求同志者接替。” ，表达了办新学不动摇的坚强决心。中学成立后，他亲笔书写楹联：“后十百年人才奋兴，胚胎于此；合东西国学问精粹，陶冶而成”，横联：“勉成国器”。这些都集中的表现了他鼎新教育，培养人才，挽救民族的强烈愿望，也深深体现了吴汝纶对新式教育与国家民族崛起的巨大希望和寄托。
    张謇之治事治学，高瞻远瞩，且又务实。首先他特别重视教育中的师范，说：“教不可无师”，“师必出师范”，“师范乃教育之母” 。同时认为要提高这个民族的文化智力水平“惟有力行普及教育，广设初等小学。”
    1902年他为两江总督刘坤一制定初高等两级小学和中学课程，之后即与罗振玉、王国维等商议制定《私立师范学校章程》，并于翌年创办我国第一所师范学校——通州师范。其为师范学校的题词“设为庠序学校以教，多识鸟兽草木之名”更是体现了他“广博、实用”的教育观。接着他又创建了五属中学（即南通中学）以及农业、医学和纺织三所专门学校，后来合并为南通大学，分设农科、医科、纺织科，为我国私人创办高等农业院校之始。有人统计，张謇先后在南通创办小学335所，中学和专业学校10多所，大学一所，职业学校21所 。其数量大、范围广、效果好。张謇在教育的实践中更是创造出“以实业辅助教育，以教育促进实业”的模式，强调教育为社会经济服务，经济回报教育。
    张謇办学后，又认为“窃恫夫学之不可以无征也。商羊萍实，圣人知之；后世经师大儒，义析毫毛，而或不能辨黍稷。”有建国立博物苑之想法，他感叹：“缕缕此心，贯于一草一树之微，而悠悠者世，不能无虑于数十百年之后，辑是品目，播诸中外，明是辛苦，一世所积，薪得仁人君子，矜惜而珍存之”。但张謇的提议并没有得到清政府的支持。于是，1904他选择通州师范学校校河西面，迁移荒冢千余居民30余户作为基地，营建了一个公共植物园，占地40余亩，在南通率先进行创建博物苑的实践。到1914年，经过十载苦心经营，南通博物苑已拥有较为丰富的收藏，建成天然、历史、教育、美术四部，并成为各个学校实习参观的基地。此后历年有所扩充，到1933年孙钺辞职清点移交时，博物苑的收藏品已增至3605号，其总价值据说不少于50余万元。 以个人之力成此伟业实是难得可贵，从中更是体现了张謇坚忍不拔、努力营造教育环境的可贵思想。
    教育是人类进步的灵魂，他对政治经济文化无不影响。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体现了当时社会的变革和发展的趋势。吴汝纶和张謇的教育思想在中国教育史上承上启下，是中国近代教育思想史上光辉的一页，给人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遗产。他们力废科举、倡导西学、教人育人的真知灼见依然具有历史性的意义。“一代巨师仙人去，二度梅花溢光彩”，只有通过进一步的研究，才能使得我们能更好的去认识与学习先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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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 行 的 开 拓
　　　　　　　　　——略论吴汝纶与张謇教育思想的共性
　　　　　　　　　　　　　　 姚 海 升/文

　　内容提要 甲午战后，教育救国成为时代的主题之一，并围绕着教育出现了各类社会思潮与裂变。本文试图通过对先行者吴汝纶和张謇教育思想中洞悉科举，力主废除；放眼世界，提倡西学；求才养才，兴国富民；教育基础，创校桑梓等共同特征的探讨，进一步明晰当时的社会状况和先贤的荜路蓝缕之效，从而能为今天的教育提供借鉴作用。
　　关键词 吴汝纶 张謇 教育思想 共同特征

　　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中国逐渐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尤其是甲午战败，马关之约，国人震动；八国侵华，辛丑定约，国势危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激发了一批批有识之士以“救国与兴国”为己任，在黑暗中作艰难的摸索，寻找救国救民之道。而教育救国也成为那个时代的主题之一，并围绕着教育出现了各类社会思潮与裂变。可以说，一部近代教育思想史也是一部社会探索史，一代民族精英成长史。如果讨论近代教育，我们无法回避两位重要人物：一位是安徽桐城吴汝纶，另一位是江苏南通的张謇，他们都对中国近代教育起荜路蓝缕之效，而且两人都承传桐城文派 ，良师益友，情交笃厚，往来密切。
　　吴汝纶（1840—1903），字挚甫，安徽桐城人。同治三年（1864）举人，四年进士，授内阁中书。曾国藩奇其文，留作幕府，与张裕钊、黎庶昌，薛福成称“曾门四弟子”。后参李鸿章幕，掌奏议。先后任河北深州、冀州，安徽寿州知府。光绪十五年（1889）保定莲池书院院长张裕钊返武昌，汝纶辞官，继任院长。二十八年清廷召开学堂，管学大臣张百熙奏荐他加五品卿衔，充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同年五月，赴日本考察学制，于九月归国，在故乡创建第一所普通中学堂——桐城中学堂，积劳成疾，1903年病逝于桐城。
　　张謇（1853—1926），字季直，号啬庵。江苏南通人。十六岁中秀才。后充任淮军将领吴长庆幕僚，继于书院掌教。光绪二十年（1894）春，入京会考，殿试点元，授翰林院修撰。不久甲午战争爆发，民族危机日深。目睹十九世纪末年清政府腐败、国事日非，毅然抛弃仕途而走上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道路，回故里南通创办实业和教育文化事业。1926年5月，他不顾年迈力衰，还亲自视察南通的保坍工程，7月病逝于私邸。
　　两人在文学、教育思想上都有相通之处，并都取得了很大成就。吴汝纶、张謇作为靠封建科举制度进身的官吏，作为正统主流文化的负载者，从基本意义上具有本位文化异体排他性的主导功能，有着对外来文化的抵抗排斥力 。可事实是，他们了解民情、国情，洞察时势，无论身处仕途庙堂还是游走江湖，都全心致力于教育救国，主西学、废科举，立学校、造人才。并且事必躬亲，勉力所为。有基如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将他们在教育思想上的共同特征进行一些探讨。
　　　　　　　　　　　　洞悉科举，力主废除
　　张謇与吴汝纶虽然都是科举出身的封建知识分子，但他们并没有局限在这个固有的毂中，而是对科举制度的弊端与危害有着清醒的认识。
　　吴汝纶作为桐城派后期大师，未囿传统，而是锐意拓新，其门人贺涛曾说：“三十年前，先生尝以新学倡天下矣” 。甲午战后，改革教育成为社会的焦点，关于科举当时存在着“逐步废除”和“立即废除”的主张，时人除吴汝纶旗帜鲜明，敢为人先，力主废除外，绝大多数官僚都主“缓废”。针对科举他指出：“窃谓废去时文，直应废去科举，不复以文字取士。” 当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首领提出改革科举制度，朝廷决定废除时文之际，吴汝纶认为这种改革无济于事，说：“愚意当径废科举，专由学堂造士”，反对休克疗法。他力陈不废科举的危害，“不改西人公学，而是死守吾窳败旧法，则国必亡，亡国不可为也。” 主张用外国学校的办法选拔人才。如果不废除科举，只是废时文，“但用策论取士，亦难得真才”，既然选拔不出真才，这样的改革也没有任何实质意义。因此，他一再呼吁：“非废科举，兴学校，人才不兴。”他在考察日本的时候，仍然写信给清政府管学大臣张百熙，请他支持自己“废科举”的建议，他说：“教育与政治有密切的关系，非请停科举，则学校难成，前既屡面论之，此事望鼎力支持。”
　　无庸置疑，张謇也接受着正统儒学教育。综观少年时代张謇读的书无非也是四书五经之类的儒家经典，后师承桐城派后期大家张裕钊、吴汝纶等，膺服于桐城派。但是对封建科举制度的痛恨，是他勇于改革旧教育制度，致力发展近代化教育的原动力。他曾说“以读书励取科名，守父母之命为职志” 。前后参加乡试6次，会试5次，殿试1次，从小考到大魁，共经过县、州、院试、岁科试、优行试、考到、录科等试。直到四十二岁才金榜题名。
　　然而，金榜之后，虽身居宿僚，仍暴雨接驾，西太后乘轿，悠然而过，其心怅然。后来父亲病危，匆忙回家，然父子已阴阳相隔，是以，他痛心疾首说：“一等之名，何补百年之恨，慰亲之望？”“思之泣不可仰”。他痛感科举制度摧残人才，腐朽至极，“遂一意断仕进” ，由此萌发了废科举，兴学堂的思想，并开始致力于创办中国近代化教育的实践。又如他对当时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运动，虽不尽赞同，但也主张废科举，兴学堂，因而翌年即加入了强学会，撰写《变法平议》，提出：“普兴学校，酌变科举”。时盘转动，1905年，千年之科举在风雨飘摇中最终走向末路黄泉，这足以证明吴、张力废科举思想的不朽。
　　　　　　　　　　　求才养才，兴国富民
　　吴汝纶和张謇都将人才的培养提升到兴国富民的战略高度来加以认识。吴汝纶要求对学校培养出来的人才妥善安排，对学有所成的学生要给予施展才华的机会。“学成之后，必应予以进用之路，非举人、进士空衔可以鼓励” ，也就是说，对于人才的使用必须人尽其才，用之有道。
　　吴汝纶在深州时即有“聚一州三县高材生亲教课之。民忘其吏，推为大师。” 后来移官冀州，锐意兴学，为政灵活，不作墨守陈规，“时时求其士之贤又文章礼先之，得十许人，月一会书院，议所施为兴革于民便不便，率不依常格” 。他在深州和冀州为官近二十年，“其文教斐然冠畿辅”。 他首创中、西两学堂，聘请英国、日本各地教师，引导学生学习欧美等国先进的科学知识，为社会培养更多的有用之才。其曾经自谓：“每得一士，虽战胜得一国，不足喻其喜也。” 正是在他的努力之下，一大批杰出的才士脱颖而出，如张謇、范当世、贺涛、姚永朴等。
　　他秉承中国士大夫经世致用的传统美德和对中国时局敏锐的观察力，认识到“此时国力极弱，由于上下无人，人才之兴，必由学校。……非各立学堂，认真讲求声、光、电、化之学，不能自存。” 正如此，他能积极投身到中国的教育事业中，从一个旧式的知识分子转变为新思想的传播者，并于1902年出访日本进行学制考察，为中国近代第一个学制“壬寅学制”奠定了基础，写成堪称中国向外国学习新教育的第一部专著《东游丛录》。正如美国地质学家也是教育学家的麦美德评价说：“吾见中国人多矣，学识襟抱未有万一及先生者，真东方第一人也”。
　　张謇一生同样经历着中国大变动的时代，中法战争、甲午战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以及“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内忧外患，纷至沓来。他一生为之奋斗的事业就是希望国富民强。欲达富强御敌之目的，在他看来，惟有对内改良政治，振兴经济，发展教育。他曾代张之洞起草《条陈立国自强疏》，阐明救亡主张，要求强国防、开新学、倡商务、求工艺、出洋考察。他把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指出：“窃惟东西各邦其开化后于我国，而至今以来，政举事业，且骎骎为文明之先导矣。掸考其故，实本于教育之普及，学校之勃兴。” 认为“非人民有知识，必不足以自足，知识之本，基于教育”，“国存救亡，舍教育无由。” 强调教育是立国自强之本，他说：“人皆知外洋各国之强由于兵，而不知外洋之强由于学。夫立国由于人才，人才出于立学，此古今中外不易之理。” 如此，民族才有希望，国家才有前途。
　　他曾先后出长崇明瀛州书院、江宁文正书院、安庆经古书院等多年，以他的经历地位而兴新学，引人瞩目。1901年他为两江总督刘坤一制订并颁布初等小学、高等小学和中学的课程，第二年在他家乡南通创办我国第一所师范学校。并聘请王国维、梁启超、杜威、梅兰芳等来南通讲学和表演。1903年他去日本参观大阪博览会，对日本的教育制度做了大量的考察，还从日本骋请了多名教员和技师，前来办学办厂。
　　他所创办的各类学校，培养出一大批近代化的人才。毕业生散布于全国十三个省区的纺织、农水、商业、渔业、医药、教育等各个部门，成为发展这些地区文化教育和科技事业的骨干力量。并随着新学校和所学科的建立，各类近代化人才不断涌现，直接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放眼世界，提倡西学
　　吴、张二人目睹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虽退伏草野，游走乡间，依然心系国运。正如吴汝纶对张裕钊所说：“唯闻国进一贤，则喜不能寐；朝失一士，则忧形于色。” 他在北洋水师建立的时候就感到：“今日海陆各军，用器尚新，而将领无西学，此忧方大。” 尤其是甲午战败之后，吴汝纶更加主张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为我所用，抵御侵略。他相信“非处处设立学堂，讲求外国新学不可。” 在世变益亟，环海各国竟自富强的情况下，人们对教育改革的要求不再停留在教学内容上，也不满足于西学的皮毛，开始从“广民智”的角度，要求更大范围内对传统的教育制度进行改革，兴学校，发展资本主义的教育。作为先行者的吴汝纶更是呼吁：“观今日时势，必以西学为刻不容缓之事” ，“西学当世急务，不可不讲”，“将来后生，非西学不能自立于世” 。
    西学如此重要，又怎么才能去学习它呢？首先聘请外籍教师来华。“欲通西人门径，非得西士教习”，“不能请西人，若日本人，则尚可来就” ，否则难以造就真正懂西学的人才。他在莲池书院的时候就已经聘请英人居格豪，日本人野口多内任教师。其次，百闻不如一见，只有出国考察才能真正深入了解西方。所以，吴汝纶在答应出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管学大臣张百熙提出请求：东游日本，考察学制。其心正如给日本友人的信中所写：“近者敝国朝廷，惩前毖后，变法求新。……某自度才不足以适用，壮年早日退闲，今老矣，精力衰竭，尚何能为！但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职，且欲一窥贵国美富。是为蹈海能游。” 以63岁高龄，在日本四个月的时间里，他先后十八次赴文部省，听取对日本教育状况的全面介绍，并在长崎、神户、大阪、京都、东京等地冒着酷暑连日参观各类中小学校、师范学校、女子学校以及各类专业学校近40所，对各个学校的学制、学校组织、教材、课程设置、学校布置、教室、宿舍、师资、教学仪器设备等，无不详细咨询，记录备案。并广泛接见政界要人和学者，听取他们的意见，连明治天皇也破例召见了他。当时的东京《朝日新闻》评说：“中国来游官吏学生至多，如吴先生豪俊者，殆绝仅有。”在他的努力下，他为京师大学堂物色了服部宇之吉、岩谷孙藏等日本教习，又推荐留日学生范濂源等任助教。他对留学生戢元丞等设立的教科书译辑社大加褒扬，要求朝廷给予奖励。同时，创办新式学堂，鼓励海外留学。所以在他亲手创办的桐城中学最初几届毕业生中出国留学者过半 。
    更难得可贵的是，吴汝纶又不盲从西方教育，认为教育既要符合世界发展的潮流，又要符合中国国情。中国急需人才，教育也需要与之相应，快速办学，速成人才也是符合中国的实际，但是中国贫穷落后，好钢应该用在刀刃上。“窃料学校新立，来学者必不能多，无取多备空室，但基址宏拓，后可随时增构足矣。” 他很赞同日本教育家所说的“兴学不在屋宇之广” ，提倡节俭。
    同样，张謇也是一位思想开放、富于战略的教育家。他意识到办教育“既须顺适应世界大势之潮，又须顾及本国之情势，而复斟酌损益，乃不凿圆而纳方” 。力主“仿效东西各邦”学制，“善取法于各国参究之后”来发展中国的教育。张謇的许多教育主张，都是在认真考察和学习外国教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他特别强调，学习外国经验要合我国情、利我之用，学其实质而不照搬形式，求其效用而不追求宏美。反对盲目照搬，他说：“试看各国教育，各有其特殊情状。他们的风俗也是不同的。……试把三国（英、法、美）的教育方法移到中国来，这好象是拿他人的帽子，戴在自己头上，哪里可以呢？” 他主张应“当酌准地方情形，弃瑕录瑜”，决不可教条搬用。否则“悴力劳神，以造成许多罪恶，殊不为取” 。
    张謇最崇尚日本的教育，认为中日两国，地相近，习相似。早在1895年，他在《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中就主张学习日本，向海外多派游历人员，对日本变法速度快效果好大加赞赏，渴望亲自去日本实地考察，只因国事变更，一直拖延。1902年9月吴汝纶访日归来，第二天，张謇和罗振玉便登门拜访，讨论教育问题。至1903年4月，在吴汝纶、罗振玉以及缪荃孙等好友的劝说和推动下，张謇终能梦圆，东渡扶桑，进行了70多天的实地考察。然张謇的游历“与以视察为名而一般走马观花者大相迥异” ，他参观了35处教育机关，从学校制度、办学方式、课程设置、教育方法，到学校设备、教室大小，甚至窗户面积等，一一加以注意。认真考察适合中国国情需要的一些办学经验。通过这次考察，也更提高了他对教育作用的认识，感到“夫世界今日之竞争，农工商业之竞争也，农工商业之竞争，学问之竞争，实践责任合群阅历能力之竞争。” 世界竞争，乃是教育的竞争。因而他更加重视和投身教育事业，不论提什么建议，都把兴学放在重要位置上。
    可见，吴、张二人都倡导对外学习与实践，为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带来了生机与活力，对近代教育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
                    教育基础，创校桑梓
    破除旧制不易，创立新制更难。他们在主张废除旧制度的同时，还在努力探索新的教育方式和兴办新式学堂。
    吴汝纶认为，中国教育的首要问题是“造就办事人才为要，政法一也，实业二也，其次则义务教育” 。并认为中国“欲自立于世界，则必以国民教育为的，必行国民教育，必须开办师范学堂” 。对能普及义务教育，师资是第一要务，他十分赞同日本教育家日户胜郎的观点：“清国教育下手之第一著，莫急于先起师范学校，以造就各省小学校、国民之教育之教员。养成教员者，是教育上最大最先之急务也。”
    1902年冬，他从日本考察回来，由于受到反对派的挤压，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乡桐城。回来后他呕心沥血创办安徽省第一所新式学堂——桐城中学，这是他垂暮之年为造福桑梓做的最后努力，并且为学堂聘请到了日本早川新次等为教习。在创办桐城中学时，他对桐城的绅士提到：“国人办事有二弊：敷衍，一也；始勤终怠，二也。吾辈此次办理学堂，期于有进无退，人不善换人，法不善换法，决无止息之期。并时时求同志者接替。” ，表达了办新学不动摇的坚强决心。中学成立后，他亲笔书写楹联：“后十百年人才奋兴，胚胎于此；合东西国学问精粹，陶冶而成”，横联：“勉成国器”。这些都集中的表现了他鼎新教育，培养人才，挽救民族的强烈愿望，也深深体现了吴汝纶对新式教育与国家民族崛起的巨大希望和寄托。
    张謇之治事治学，高瞻远瞩，且又务实。首先他特别重视教育中的师范，说：“教不可无师”，“师必出师范”，“师范乃教育之母” 。同时认为要提高这个民族的文化智力水平“惟有力行普及教育，广设初等小学。”
    1902年他为两江总督刘坤一制定初高等两级小学和中学课程，之后即与罗振玉、王国维等商议制定《私立师范学校章程》，并于翌年创办我国第一所师范学校——通州师范。其为师范学校的题词“设为庠序学校以教，多识鸟兽草木之名”更是体现了他“广博、实用”的教育观。接着他又创建了五属中学（即南通中学）以及农业、医学和纺织三所专门学校，后来合并为南通大学，分设农科、医科、纺织科，为我国私人创办高等农业院校之始。有人统计，张謇先后在南通创办小学335所，中学和专业学校10多所，大学一所，职业学校21所 。其数量大、范围广、效果好。张謇在教育的实践中更是创造出“以实业辅助教育，以教育促进实业”的模式，强调教育为社会经济服务，经济回报教育。
    张謇办学后，又认为“窃恫夫学之不可以无征也。商羊萍实，圣人知之；后世经师大儒，义析毫毛，而或不能辨黍稷。”有建国立博物苑之想法，他感叹：“缕缕此心，贯于一草一树之微，而悠悠者世，不能无虑于数十百年之后，辑是品目，播诸中外，明是辛苦，一世所积，薪得仁人君子，矜惜而珍存之”。但张謇的提议并没有得到清政府的支持。于是，1904他选择通州师范学校校河西面，迁移荒冢千余居民30余户作为基地，营建了一个公共植物园，占地40余亩，在南通率先进行创建博物苑的实践。到1914年，经过十载苦心经营，南通博物苑已拥有较为丰富的收藏，建成天然、历史、教育、美术四部，并成为各个学校实习参观的基地。此后历年有所扩充，到1933年孙钺辞职清点移交时，博物苑的收藏品已增至3605号，其总价值据说不少于50余万元。 以个人之力成此伟业实是难得可贵，从中更是体现了张謇坚忍不拔、努力营造教育环境的可贵思想。
    教育是人类进步的灵魂，他对政治经济文化无不影响。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体现了当时社会的变革和发展的趋势。吴汝纶和张謇的教育思想在中国教育史上承上启下，是中国近代教育思想史上光辉的一页，给人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遗产。他们力废科举、倡导西学、教人育人的真知灼见依然具有历史性的意义。“一代巨师仙人去，二度梅花溢光彩”，只有通过进一步的研究，才能使得我们能更好的去认识与学习先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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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 行 的 开 拓
　　　　　　　　　——略论吴汝纶与张謇教育思想的共性
　　　　　　　　　　　　　　 姚 海 升/文

　　内容提要 甲午战后，教育救国成为时代的主题之一，并围绕着教育出现了各类社会思潮与裂变。本文试图通过对先行者吴汝纶和张謇教育思想中洞悉科举，力主废除；放眼世界，提倡西学；求才养才，兴国富民；教育基础，创校桑梓等共同特征的探讨，进一步明晰当时的社会状况和先贤的荜路蓝缕之效，从而能为今天的教育提供借鉴作用。
　　关键词 吴汝纶 张謇 教育思想 共同特征

　　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中国逐渐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尤其是甲午战败，马关之约，国人震动；八国侵华，辛丑定约，国势危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激发了一批批有识之士以“救国与兴国”为己任，在黑暗中作艰难的摸索，寻找救国救民之道。而教育救国也成为那个时代的主题之一，并围绕着教育出现了各类社会思潮与裂变。可以说，一部近代教育思想史也是一部社会探索史，一代民族精英成长史。如果讨论近代教育，我们无法回避两位重要人物：一位是安徽桐城吴汝纶，另一位是江苏南通的张謇，他们都对中国近代教育起荜路蓝缕之效，而且两人都承传桐城文派 ，良师益友，情交笃厚，往来密切。
　　吴汝纶（1840—1903），字挚甫，安徽桐城人。同治三年（1864）举人，四年进士，授内阁中书。曾国藩奇其文，留作幕府，与张裕钊、黎庶昌，薛福成称“曾门四弟子”。后参李鸿章幕，掌奏议。先后任河北深州、冀州，安徽寿州知府。光绪十五年（1889）保定莲池书院院长张裕钊返武昌，汝纶辞官，继任院长。二十八年清廷召开学堂，管学大臣张百熙奏荐他加五品卿衔，充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同年五月，赴日本考察学制，于九月归国，在故乡创建第一所普通中学堂——桐城中学堂，积劳成疾，1903年病逝于桐城。
　　张謇（1853—1926），字季直，号啬庵。江苏南通人。十六岁中秀才。后充任淮军将领吴长庆幕僚，继于书院掌教。光绪二十年（1894）春，入京会考，殿试点元，授翰林院修撰。不久甲午战争爆发，民族危机日深。目睹十九世纪末年清政府腐败、国事日非，毅然抛弃仕途而走上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道路，回故里南通创办实业和教育文化事业。1926年5月，他不顾年迈力衰，还亲自视察南通的保坍工程，7月病逝于私邸。
　　两人在文学、教育思想上都有相通之处，并都取得了很大成就。吴汝纶、张謇作为靠封建科举制度进身的官吏，作为正统主流文化的负载者，从基本意义上具有本位文化异体排他性的主导功能，有着对外来文化的抵抗排斥力 。可事实是，他们了解民情、国情，洞察时势，无论身处仕途庙堂还是游走江湖，都全心致力于教育救国，主西学、废科举，立学校、造人才。并且事必躬亲，勉力所为。有基如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将他们在教育思想上的共同特征进行一些探讨。
　　　　　　　　　　　　洞悉科举，力主废除
　　张謇与吴汝纶虽然都是科举出身的封建知识分子，但他们并没有局限在这个固有的毂中，而是对科举制度的弊端与危害有着清醒的认识。
　　吴汝纶作为桐城派后期大师，未囿传统，而是锐意拓新，其门人贺涛曾说：“三十年前，先生尝以新学倡天下矣” 。甲午战后，改革教育成为社会的焦点，关于科举当时存在着“逐步废除”和“立即废除”的主张，时人除吴汝纶旗帜鲜明，敢为人先，力主废除外，绝大多数官僚都主“缓废”。针对科举他指出：“窃谓废去时文，直应废去科举，不复以文字取士。” 当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首领提出改革科举制度，朝廷决定废除时文之际，吴汝纶认为这种改革无济于事，说：“愚意当径废科举，专由学堂造士”，反对休克疗法。他力陈不废科举的危害，“不改西人公学，而是死守吾窳败旧法，则国必亡，亡国不可为也。” 主张用外国学校的办法选拔人才。如果不废除科举，只是废时文，“但用策论取士，亦难得真才”，既然选拔不出真才，这样的改革也没有任何实质意义。因此，他一再呼吁：“非废科举，兴学校，人才不兴。”他在考察日本的时候，仍然写信给清政府管学大臣张百熙，请他支持自己“废科举”的建议，他说：“教育与政治有密切的关系，非请停科举，则学校难成，前既屡面论之，此事望鼎力支持。”
　　无庸置疑，张謇也接受着正统儒学教育。综观少年时代张謇读的书无非也是四书五经之类的儒家经典，后师承桐城派后期大家张裕钊、吴汝纶等，膺服于桐城派。但是对封建科举制度的痛恨，是他勇于改革旧教育制度，致力发展近代化教育的原动力。他曾说“以读书励取科名，守父母之命为职志” 。前后参加乡试6次，会试5次，殿试1次，从小考到大魁，共经过县、州、院试、岁科试、优行试、考到、录科等试。直到四十二岁才金榜题名。
　　然而，金榜之后，虽身居宿僚，仍暴雨接驾，西太后乘轿，悠然而过，其心怅然。后来父亲病危，匆忙回家，然父子已阴阳相隔，是以，他痛心疾首说：“一等之名，何补百年之恨，慰亲之望？”“思之泣不可仰”。他痛感科举制度摧残人才，腐朽至极，“遂一意断仕进” ，由此萌发了废科举，兴学堂的思想，并开始致力于创办中国近代化教育的实践。又如他对当时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运动，虽不尽赞同，但也主张废科举，兴学堂，因而翌年即加入了强学会，撰写《变法平议》，提出：“普兴学校，酌变科举”。时盘转动，1905年，千年之科举在风雨飘摇中最终走向末路黄泉，这足以证明吴、张力废科举思想的不朽。
　　　　　　　　　　　求才养才，兴国富民
　　吴汝纶和张謇都将人才的培养提升到兴国富民的战略高度来加以认识。吴汝纶要求对学校培养出来的人才妥善安排，对学有所成的学生要给予施展才华的机会。“学成之后，必应予以进用之路，非举人、进士空衔可以鼓励” ，也就是说，对于人才的使用必须人尽其才，用之有道。
　　吴汝纶在深州时即有“聚一州三县高材生亲教课之。民忘其吏，推为大师。” 后来移官冀州，锐意兴学，为政灵活，不作墨守陈规，“时时求其士之贤又文章礼先之，得十许人，月一会书院，议所施为兴革于民便不便，率不依常格” 。他在深州和冀州为官近二十年，“其文教斐然冠畿辅”。 他首创中、西两学堂，聘请英国、日本各地教师，引导学生学习欧美等国先进的科学知识，为社会培养更多的有用之才。其曾经自谓：“每得一士，虽战胜得一国，不足喻其喜也。” 正是在他的努力之下，一大批杰出的才士脱颖而出，如张謇、范当世、贺涛、姚永朴等。
　　他秉承中国士大夫经世致用的传统美德和对中国时局敏锐的观察力，认识到“此时国力极弱，由于上下无人，人才之兴，必由学校。……非各立学堂，认真讲求声、光、电、化之学，不能自存。” 正如此，他能积极投身到中国的教育事业中，从一个旧式的知识分子转变为新思想的传播者，并于1902年出访日本进行学制考察，为中国近代第一个学制“壬寅学制”奠定了基础，写成堪称中国向外国学习新教育的第一部专著《东游丛录》。正如美国地质学家也是教育学家的麦美德评价说：“吾见中国人多矣，学识襟抱未有万一及先生者，真东方第一人也”。
　　张謇一生同样经历着中国大变动的时代，中法战争、甲午战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以及“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内忧外患，纷至沓来。他一生为之奋斗的事业就是希望国富民强。欲达富强御敌之目的，在他看来，惟有对内改良政治，振兴经济，发展教育。他曾代张之洞起草《条陈立国自强疏》，阐明救亡主张，要求强国防、开新学、倡商务、求工艺、出洋考察。他把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指出：“窃惟东西各邦其开化后于我国，而至今以来，政举事业，且骎骎为文明之先导矣。掸考其故，实本于教育之普及，学校之勃兴。” 认为“非人民有知识，必不足以自足，知识之本，基于教育”，“国存救亡，舍教育无由。” 强调教育是立国自强之本，他说：“人皆知外洋各国之强由于兵，而不知外洋之强由于学。夫立国由于人才，人才出于立学，此古今中外不易之理。” 如此，民族才有希望，国家才有前途。
　　他曾先后出长崇明瀛州书院、江宁文正书院、安庆经古书院等多年，以他的经历地位而兴新学，引人瞩目。1901年他为两江总督刘坤一制订并颁布初等小学、高等小学和中学的课程，第二年在他家乡南通创办我国第一所师范学校。并聘请王国维、梁启超、杜威、梅兰芳等来南通讲学和表演。1903年他去日本参观大阪博览会，对日本的教育制度做了大量的考察，还从日本骋请了多名教员和技师，前来办学办厂。
　　他所创办的各类学校，培养出一大批近代化的人才。毕业生散布于全国十三个省区的纺织、农水、商业、渔业、医药、教育等各个部门，成为发展这些地区文化教育和科技事业的骨干力量。并随着新学校和所学科的建立，各类近代化人才不断涌现，直接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放眼世界，提倡西学
　　吴、张二人目睹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虽退伏草野，游走乡间，依然心系国运。正如吴汝纶对张裕钊所说：“唯闻国进一贤，则喜不能寐；朝失一士，则忧形于色。” 他在北洋水师建立的时候就感到：“今日海陆各军，用器尚新，而将领无西学，此忧方大。” 尤其是甲午战败之后，吴汝纶更加主张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为我所用，抵御侵略。他相信“非处处设立学堂，讲求外国新学不可。” 在世变益亟，环海各国竟自富强的情况下，人们对教育改革的要求不再停留在教学内容上，也不满足于西学的皮毛，开始从“广民智”的角度，要求更大范围内对传统的教育制度进行改革，兴学校，发展资本主义的教育。作为先行者的吴汝纶更是呼吁：“观今日时势，必以西学为刻不容缓之事” ，“西学当世急务，不可不讲”，“将来后生，非西学不能自立于世” 。
    西学如此重要，又怎么才能去学习它呢？首先聘请外籍教师来华。“欲通西人门径，非得西士教习”，“不能请西人，若日本人，则尚可来就” ，否则难以造就真正懂西学的人才。他在莲池书院的时候就已经聘请英人居格豪，日本人野口多内任教师。其次，百闻不如一见，只有出国考察才能真正深入了解西方。所以，吴汝纶在答应出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管学大臣张百熙提出请求：东游日本，考察学制。其心正如给日本友人的信中所写：“近者敝国朝廷，惩前毖后，变法求新。……某自度才不足以适用，壮年早日退闲，今老矣，精力衰竭，尚何能为！但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职，且欲一窥贵国美富。是为蹈海能游。” 以63岁高龄，在日本四个月的时间里，他先后十八次赴文部省，听取对日本教育状况的全面介绍，并在长崎、神户、大阪、京都、东京等地冒着酷暑连日参观各类中小学校、师范学校、女子学校以及各类专业学校近40所，对各个学校的学制、学校组织、教材、课程设置、学校布置、教室、宿舍、师资、教学仪器设备等，无不详细咨询，记录备案。并广泛接见政界要人和学者，听取他们的意见，连明治天皇也破例召见了他。当时的东京《朝日新闻》评说：“中国来游官吏学生至多，如吴先生豪俊者，殆绝仅有。”在他的努力下，他为京师大学堂物色了服部宇之吉、岩谷孙藏等日本教习，又推荐留日学生范濂源等任助教。他对留学生戢元丞等设立的教科书译辑社大加褒扬，要求朝廷给予奖励。同时，创办新式学堂，鼓励海外留学。所以在他亲手创办的桐城中学最初几届毕业生中出国留学者过半 。
    更难得可贵的是，吴汝纶又不盲从西方教育，认为教育既要符合世界发展的潮流，又要符合中国国情。中国急需人才，教育也需要与之相应，快速办学，速成人才也是符合中国的实际，但是中国贫穷落后，好钢应该用在刀刃上。“窃料学校新立，来学者必不能多，无取多备空室，但基址宏拓，后可随时增构足矣。” 他很赞同日本教育家所说的“兴学不在屋宇之广” ，提倡节俭。
    同样，张謇也是一位思想开放、富于战略的教育家。他意识到办教育“既须顺适应世界大势之潮，又须顾及本国之情势，而复斟酌损益，乃不凿圆而纳方” 。力主“仿效东西各邦”学制，“善取法于各国参究之后”来发展中国的教育。张謇的许多教育主张，都是在认真考察和学习外国教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他特别强调，学习外国经验要合我国情、利我之用，学其实质而不照搬形式，求其效用而不追求宏美。反对盲目照搬，他说：“试看各国教育，各有其特殊情状。他们的风俗也是不同的。……试把三国（英、法、美）的教育方法移到中国来，这好象是拿他人的帽子，戴在自己头上，哪里可以呢？” 他主张应“当酌准地方情形，弃瑕录瑜”，决不可教条搬用。否则“悴力劳神，以造成许多罪恶，殊不为取” 。
    张謇最崇尚日本的教育，认为中日两国，地相近，习相似。早在1895年，他在《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中就主张学习日本，向海外多派游历人员，对日本变法速度快效果好大加赞赏，渴望亲自去日本实地考察，只因国事变更，一直拖延。1902年9月吴汝纶访日归来，第二天，张謇和罗振玉便登门拜访，讨论教育问题。至1903年4月，在吴汝纶、罗振玉以及缪荃孙等好友的劝说和推动下，张謇终能梦圆，东渡扶桑，进行了70多天的实地考察。然张謇的游历“与以视察为名而一般走马观花者大相迥异” ，他参观了35处教育机关，从学校制度、办学方式、课程设置、教育方法，到学校设备、教室大小，甚至窗户面积等，一一加以注意。认真考察适合中国国情需要的一些办学经验。通过这次考察，也更提高了他对教育作用的认识，感到“夫世界今日之竞争，农工商业之竞争也，农工商业之竞争，学问之竞争，实践责任合群阅历能力之竞争。” 世界竞争，乃是教育的竞争。因而他更加重视和投身教育事业，不论提什么建议，都把兴学放在重要位置上。
    可见，吴、张二人都倡导对外学习与实践，为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带来了生机与活力，对近代教育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
                    教育基础，创校桑梓
    破除旧制不易，创立新制更难。他们在主张废除旧制度的同时，还在努力探索新的教育方式和兴办新式学堂。
    吴汝纶认为，中国教育的首要问题是“造就办事人才为要，政法一也，实业二也，其次则义务教育” 。并认为中国“欲自立于世界，则必以国民教育为的，必行国民教育，必须开办师范学堂” 。对能普及义务教育，师资是第一要务，他十分赞同日本教育家日户胜郎的观点：“清国教育下手之第一著，莫急于先起师范学校，以造就各省小学校、国民之教育之教员。养成教员者，是教育上最大最先之急务也。”
    1902年冬，他从日本考察回来，由于受到反对派的挤压，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乡桐城。回来后他呕心沥血创办安徽省第一所新式学堂——桐城中学，这是他垂暮之年为造福桑梓做的最后努力，并且为学堂聘请到了日本早川新次等为教习。在创办桐城中学时，他对桐城的绅士提到：“国人办事有二弊：敷衍，一也；始勤终怠，二也。吾辈此次办理学堂，期于有进无退，人不善换人，法不善换法，决无止息之期。并时时求同志者接替。” ，表达了办新学不动摇的坚强决心。中学成立后，他亲笔书写楹联：“后十百年人才奋兴，胚胎于此；合东西国学问精粹，陶冶而成”，横联：“勉成国器”。这些都集中的表现了他鼎新教育，培养人才，挽救民族的强烈愿望，也深深体现了吴汝纶对新式教育与国家民族崛起的巨大希望和寄托。
    张謇之治事治学，高瞻远瞩，且又务实。首先他特别重视教育中的师范，说：“教不可无师”，“师必出师范”，“师范乃教育之母” 。同时认为要提高这个民族的文化智力水平“惟有力行普及教育，广设初等小学。”
    1902年他为两江总督刘坤一制定初高等两级小学和中学课程，之后即与罗振玉、王国维等商议制定《私立师范学校章程》，并于翌年创办我国第一所师范学校——通州师范。其为师范学校的题词“设为庠序学校以教，多识鸟兽草木之名”更是体现了他“广博、实用”的教育观。接着他又创建了五属中学（即南通中学）以及农业、医学和纺织三所专门学校，后来合并为南通大学，分设农科、医科、纺织科，为我国私人创办高等农业院校之始。有人统计，张謇先后在南通创办小学335所，中学和专业学校10多所，大学一所，职业学校21所 。其数量大、范围广、效果好。张謇在教育的实践中更是创造出“以实业辅助教育，以教育促进实业”的模式，强调教育为社会经济服务，经济回报教育。
    张謇办学后，又认为“窃恫夫学之不可以无征也。商羊萍实，圣人知之；后世经师大儒，义析毫毛，而或不能辨黍稷。”有建国立博物苑之想法，他感叹：“缕缕此心，贯于一草一树之微，而悠悠者世，不能无虑于数十百年之后，辑是品目，播诸中外，明是辛苦，一世所积，薪得仁人君子，矜惜而珍存之”。但张謇的提议并没有得到清政府的支持。于是，1904他选择通州师范学校校河西面，迁移荒冢千余居民30余户作为基地，营建了一个公共植物园，占地40余亩，在南通率先进行创建博物苑的实践。到1914年，经过十载苦心经营，南通博物苑已拥有较为丰富的收藏，建成天然、历史、教育、美术四部，并成为各个学校实习参观的基地。此后历年有所扩充，到1933年孙钺辞职清点移交时，博物苑的收藏品已增至3605号，其总价值据说不少于50余万元。 以个人之力成此伟业实是难得可贵，从中更是体现了张謇坚忍不拔、努力营造教育环境的可贵思想。
    教育是人类进步的灵魂，他对政治经济文化无不影响。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体现了当时社会的变革和发展的趋势。吴汝纶和张謇的教育思想在中国教育史上承上启下，是中国近代教育思想史上光辉的一页，给人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遗产。他们力废科举、倡导西学、教人育人的真知灼见依然具有历史性的意义。“一代巨师仙人去，二度梅花溢光彩”，只有通过进一步的研究，才能使得我们能更好的去认识与学习先贤。

桐川

吴汝纶曾言：国人办事有二弊：敷衍，一也；始勤终怠，二也。吾辈此次办理学堂，期于有进无退，人不善换人，法不善换法，决无止息之期。并时时求同志者接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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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将这段话刻在桐中的校园内！

 

桐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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