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高水深盼北归

桐溪桥畔柳

山 高 水 深 盼 北 归

发表时间：2005-4-2 8:32:21

        五月的桂林逼近了初夏，漓江水涨，春深正好放游船。

　　看山、看花、看草、看云、看雨……无一不可，处处闲乐。读者诸君，春夏之交还是看碑的上佳之时。自南朝始，下讫清代的1400年间，桂林诸山历代摩崖碑碣不断，故此有“游山如读史”之说。座座山峰，雨洗青石，净如白纸，石上文章，清晰如墨；仔细研读，也是蛮新鲜有趣的。

　　决意趁此仲春晴和之日，倘佯山水之间，拂破苍苔，寻觅旧题，以添访古寻幽之佳趣。

　　出东门，过花桥，左行到栖霞寺。“繁华事散逐香尘，流水无情草自春”，眼前的山寺已远远不如往昔那么气势恢宏了。坐落在蜿蜒的七星山山峦底部的是孤零零的单椽的低矮砖瓦房，只能算是旧栖霞寺的一角残痕。《栖霞寺志》和《浮槎图》里描绘的那种寺宇参差、菩提耸立的景象已见不到了。偶尔也有一些形单影只的香客前来还愿，于是春山的石壁间回荡着寺里传出的悠然的击磬的声响和呢喃的颂经之声。

　　走过低矮残破的寺门，一直朝北，行到普陀山的陡壁前，按朋友的指点，好不容易才在离地面约三米处的山崖上看到了要寻找的那块石刻。抬头望去，陡峭的石壁上十分清晰地刻着“山高水深”四个楷书大字，落款是“方以智”。碑刻的上方是朝云洞。书体采用的是融入了隶体的楷书，字体如云卷水流，但纵横开合之间风采动人，笔画勾勒之中浸透出非常浓厚的金石味。

　　方以智是有明一代的著名哲学家，思想家，诗人，书画家。明清易代之际，方以智曾经流寓岭外八年，清军攻克两广，方以智才北归桐皖，回到故里。先在南京的高座寺的看竹轩闭关，然后到江西吉安的青原山讲学，称无可大师。唐景崧的《看棋亭杂剧十六种》中曾有《高座寺》一出，即写的是以智此时的生活。康熙三年方以智受邀请，主持青原山之净居寺。其主要著作有《通雅》、《物理小识》、《药地炮庄》、《浮山文集》等。

　　我手录下了石刻间的这七个字，一边也在思索着想寻找字里行间的答案。

　　冒怀辛先生在《方以智的生平与学术贡献》一文中说道：“方以智在岭外八年，经历了历史的变动和动荡流离的生活，看到了南明永历朝廷无可作为，归家隐居著书立说的志愿更加坚定了。”作为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学者，冒怀辛在研究了方以智岭外八年的活动之后，得出方以智的归宿是“归家”的结论。这种归心似箭的强烈的感情我们可以从方以智在这一时期所创作的诗歌中得到深切的感受。

　　据任道斌的《方以智年谱》，隆武元年，方以智有过一次桂林之行，住了一年左右。方以智于永历元年一月十六日又“随驾之桂林”，二月十五日，因不愿拜内阁大学士之敕，便逃入湖南新宁的山中。方以智第三次抵桂是在永历二年的冬天，为的是抵桂与妻子及幼儿团聚，不久又移居平乐之平西山。此后多往来于平乐与桂林之间。永历三年方以智曾经滞留桂林一个春天。永历四年五月十五日受东阁大学士瞿式耜之邀，“密之溯舟漓江，至小东皋”瞿式耜的桂林庄园。七夕之日与瞿式耜一道泛舟漓江。十月以后又回到了平乐。十一月十六日清军陷桂林，平乐也相继告陷。这就是方以智旅桂的大致简历。这期间南明的政局一天天恶化，南下清军势如破竹。永历元年，清军克肇庆、梧州，然后孔有德军掠长沙、衡阳等地。永历帝四处逃窜行在飘浮不定。桂林虽然暂时偏安一隅，但是也维系不了多久，于永历四年被清军攻破。晚明丧失了最具实力的一个抗击清军的基地。时南明的政局真是四面楚歌，无以为继；用方以智自己的话说是“国变纷纭”。

　　为了躲避兵锋，方以智“因树依岩又一年，当空稽首向烽烟”（《庚寅元旦平西山中》）。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方以智曾经逃进夫夷的深山，变姓不出。他的《独往》一诗写的就是这时的生活，“同伴都分手，麻鞋独入林。一年三变姓，十字九椎心。畏听干弋信，愁因风雨生。”同伴虽说也是天涯的沦落之人，但毕竟可以相互照应；现在连这样的同伴也散失殆尽了。独自逃入深山老林，还要经常改变姓名，躲避清兵的追捕。在沅州的天雷山中，他剪草而居，结绳当床，生计困顿，落到了靠卜卦糊口，卖画为生的地步。

　　这样流离失所，穷困潦倒的生活与方以智早年的公子哥儿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其境遇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崇祯年间，出身豪门的方以智是明末的四大公子之一。著名的清代词人陈维崧曾经如此叙述方以智早年的生活。“密之先生衣纨裤，饰驺骑，呜笳叠吹，闲雅甚都……蓄怒马，桀黠之奴，带刀剑自卫者，出入常数十百人，俯仰顾盼甚豪也。”《方田伯文集序》见《湖海楼文集》卷二以智在岭外时也曾回忆过那时的生活，“忆昔少年秦淮游，千讴万舞芙蓉楼，弹琴击剑擂大鼓，挥毫刻烛陵公候。”（《赠吴麟长》）历经巨变，而今一落千丈，难免不怀念旧日的锦衣玉食。因此以智怀乡之情更浓，故国之思更切。

　　在南国的崇山峻岭中他远望南都，归家心切，心绪难平。前后写了《看月》、《闻雁》等诗表达自己渴望结束飘泊，还家团聚的心愿。诗云“一片钟山月，那从岭外看。昔日临北阙，今独照南冠。万里天难指，三更影易寒。梦中儿女路，莫忆旧长安。”《看月》“衡阳无雁到，今过岭南飞。世乱成行少，家亡寄信稀。鹧鸪声更苦，鹦鹉语全非。乡国为关塞，明春带我归。”《闻雁》作者无论是仰头凝望天边的皓月，还是静耳聆听长空的雁鸣，都被唤起绵绵的乡思。自然界的一切景物都要勾起他无限的乡愁和无尽的悲哀。第一首是对河山已破的明朝的深深眷念；“钟山月”，“旧长安”都是对金陵的昵称。异地望月，牵出思绪。在诗人的眼里，岭外的月色也如故都的一般明亮，此明月即是彼明月，虽然时过境迁，人事全非，他仍然感到月亮没有变化。这种刻骨铭心的绵绵思念和怀想是一般人所无法理解的。《闻雁》不需再作诠释，明年雁阵北飞之时能够带我一道归家吗？诗的结语在这里打住了，给人留下了无尽的诗味。　　在方以智的其它著作中，如《岭外稿》、《流离草》等诗集，这样的倾叙离怨别愁，遥望家园的作品俯拾即是。不管是在深山隐居孤单寂寞之时，还是在桂林与诸友聚会互相唱答之际，方以智无时无地不流露出北归的心境。“幸依铜柱云天下，游子飘零有日归。”《春兴》“羁栖半壁当家园，喜见东皋似旧村。”《小东皋即事》这些诗句即是方以智此种家园情感的最好的证明，也是对“山高水深”石刻的最好的注释。桂林诸峰，山势不高；始安诸河，碧水不深；以智为何要说这里“山高水深”呢？方以智绝不是为了写实，他是借夸张了的山水来抒发自己的思乡情怀。寓意其眼里青峰不高，但心里的山峰却高不可测；眼前的漓水不深，但却阻我归家之路。有家难归的痛苦让他把低山浅水也看成了高山深水，这种正话反说的言词恰恰反衬出了方以智北归的意念和决心。

　　桂林城破之时，方以智曾避居平西山被清军识出。清帅马蛟麟胁降不屈，允许其到梧州云盖寺为僧。所居处自称为冰舍，在冰舍中大病垂危之时，作《梧州自祭文》，文中再一次地表达了不畏山高水深，希望回归省亲的迫切心情。永历六年的八月，方以智终于北归至庐山。这年的冬天他回到了家乡桐城。第二年的元旦，方以智归家人始团聚。夫人潘氏与少子也于这年的冬季返回桐城。

 　就今所发现的方以智在桂林的石刻仅此一方，他数次旅桂，曾游遍了桂山漓水，王夫之的《永历实录》说他“放情山水”一点也不假，此间以智先后游览了桂林的虞山、伏波山、独秀峰、七星山、画山、象鼻山。偶尔还发棹携酒，泛舟漓江。鸿雪泥爪，游踪所及，便产生了勒石铭志之想。《藏山阁诗存》中的《虞山歌，为留守相公赋》的注中曾有“方曼公阁学拟上绝顶刻石”的记载，据此我们可以知道，在方以智游览虞山时已有要直薄山顶勒铭的打算，但未能实现。

　　朝云洞下的这方“山高水深”石刻成于何年？一时难考。查道光本《栖霞寺志》，其《交游志》中载：“方以智号密之，桐城人，进士。后为僧，号无可。”在以入寺先后为序的《交游志》的名单中，方以智的名字排列在第十二位，说明方以智旅桂时曾到过寺内游访。勒石当在此时，因为朝云洞属栖霞寺的辖地，估计方以智刻此石刻是在永历四年。这年瞿式耜的孙子瞿昌文遵祖父之命负书入平西山借与密之著述所用，并坚请其出山赴桂。当年五月十五日密之溯舟漓江，至桂林小东皋；在小东皋住过一段时日，小东皋与栖霞寺同在漓江东岸，距离不远，就近访之也未可知。当然这也只是笔者的一种推测罢了。

　 从书艺的角度来看待“山高水深”石刻，笔者认为，它不失为一件艺术珍品。清代著名学者王夫之曾评价以智“书法遒整”，其作品多为世人所珍重。在岭外八年以智曾为端州太守朱子暇作画，为文渊阁大学士瞿式耜题画，为粤西直指署的后堂题“盛唐继轨”匾。在《为奥王孙数笔》中曾记录了静江王孙朱奥求他演示笔法的事，“三十年间郑干里告我以法，郑超宗告我曰熟，杨龙友告我曰松，魏子一告我曰埃干。子视此数笔中俱否？”（方以智《岭外稿》中《为奥王孙数笔》）。这些记载说明方以智在书法艺术上是位博采众长的书家。近人方鸿寿先生在《方以智诗词书画略述》一文中说：“我以为先生的书法，其圆润浑厚之笔，取法于钟，王，疏密小大之姿，变化于北魏，而奔放驰骋之势，又出于张旭，怀素之间，别有精神，自成风貌。 ”对方以智书法的艺术特色给予了一致好评，进一步印证了“山高水深”石刻的艺术价值。

　　“山高水深”石刻的作者离开桂林已有350多年了，这是一方让人留连往返的石刻。雨消云散了，时代嬗递了，但刻在青石上的文字永难磨灭。能够让方以智九泉之下得以欣慰的是，海内外的学人正开始研究、出版他当年的学术成果。他对中国哲学思想史的贡献，也将与其碑刻一样永留人间。

桐溪桥畔柳

山 高 水 深 盼 北 归

发表时间：2005-4-2 8:32:21

        五月的桂林逼近了初夏，漓江水涨，春深正好放游船。

　　看山、看花、看草、看云、看雨……无一不可，处处闲乐。读者诸君，春夏之交还是看碑的上佳之时。自南朝始，下讫清代的1400年间，桂林诸山历代摩崖碑碣不断，故此有“游山如读史”之说。座座山峰，雨洗青石，净如白纸，石上文章，清晰如墨；仔细研读，也是蛮新鲜有趣的。

　　决意趁此仲春晴和之日，倘佯山水之间，拂破苍苔，寻觅旧题，以添访古寻幽之佳趣。

　　出东门，过花桥，左行到栖霞寺。“繁华事散逐香尘，流水无情草自春”，眼前的山寺已远远不如往昔那么气势恢宏了。坐落在蜿蜒的七星山山峦底部的是孤零零的单椽的低矮砖瓦房，只能算是旧栖霞寺的一角残痕。《栖霞寺志》和《浮槎图》里描绘的那种寺宇参差、菩提耸立的景象已见不到了。偶尔也有一些形单影只的香客前来还愿，于是春山的石壁间回荡着寺里传出的悠然的击磬的声响和呢喃的颂经之声。

　　走过低矮残破的寺门，一直朝北，行到普陀山的陡壁前，按朋友的指点，好不容易才在离地面约三米处的山崖上看到了要寻找的那块石刻。抬头望去，陡峭的石壁上十分清晰地刻着“山高水深”四个楷书大字，落款是“方以智”。碑刻的上方是朝云洞。书体采用的是融入了隶体的楷书，字体如云卷水流，但纵横开合之间风采动人，笔画勾勒之中浸透出非常浓厚的金石味。

　　方以智是有明一代的著名哲学家，思想家，诗人，书画家。明清易代之际，方以智曾经流寓岭外八年，清军攻克两广，方以智才北归桐皖，回到故里。先在南京的高座寺的看竹轩闭关，然后到江西吉安的青原山讲学，称无可大师。唐景崧的《看棋亭杂剧十六种》中曾有《高座寺》一出，即写的是以智此时的生活。康熙三年方以智受邀请，主持青原山之净居寺。其主要著作有《通雅》、《物理小识》、《药地炮庄》、《浮山文集》等。

　　我手录下了石刻间的这七个字，一边也在思索着想寻找字里行间的答案。

　　冒怀辛先生在《方以智的生平与学术贡献》一文中说道：“方以智在岭外八年，经历了历史的变动和动荡流离的生活，看到了南明永历朝廷无可作为，归家隐居著书立说的志愿更加坚定了。”作为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学者，冒怀辛在研究了方以智岭外八年的活动之后，得出方以智的归宿是“归家”的结论。这种归心似箭的强烈的感情我们可以从方以智在这一时期所创作的诗歌中得到深切的感受。

　　据任道斌的《方以智年谱》，隆武元年，方以智有过一次桂林之行，住了一年左右。方以智于永历元年一月十六日又“随驾之桂林”，二月十五日，因不愿拜内阁大学士之敕，便逃入湖南新宁的山中。方以智第三次抵桂是在永历二年的冬天，为的是抵桂与妻子及幼儿团聚，不久又移居平乐之平西山。此后多往来于平乐与桂林之间。永历三年方以智曾经滞留桂林一个春天。永历四年五月十五日受东阁大学士瞿式耜之邀，“密之溯舟漓江，至小东皋”瞿式耜的桂林庄园。七夕之日与瞿式耜一道泛舟漓江。十月以后又回到了平乐。十一月十六日清军陷桂林，平乐也相继告陷。这就是方以智旅桂的大致简历。这期间南明的政局一天天恶化，南下清军势如破竹。永历元年，清军克肇庆、梧州，然后孔有德军掠长沙、衡阳等地。永历帝四处逃窜行在飘浮不定。桂林虽然暂时偏安一隅，但是也维系不了多久，于永历四年被清军攻破。晚明丧失了最具实力的一个抗击清军的基地。时南明的政局真是四面楚歌，无以为继；用方以智自己的话说是“国变纷纭”。

　　为了躲避兵锋，方以智“因树依岩又一年，当空稽首向烽烟”（《庚寅元旦平西山中》）。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方以智曾经逃进夫夷的深山，变姓不出。他的《独往》一诗写的就是这时的生活，“同伴都分手，麻鞋独入林。一年三变姓，十字九椎心。畏听干弋信，愁因风雨生。”同伴虽说也是天涯的沦落之人，但毕竟可以相互照应；现在连这样的同伴也散失殆尽了。独自逃入深山老林，还要经常改变姓名，躲避清兵的追捕。在沅州的天雷山中，他剪草而居，结绳当床，生计困顿，落到了靠卜卦糊口，卖画为生的地步。

　　这样流离失所，穷困潦倒的生活与方以智早年的公子哥儿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其境遇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崇祯年间，出身豪门的方以智是明末的四大公子之一。著名的清代词人陈维崧曾经如此叙述方以智早年的生活。“密之先生衣纨裤，饰驺骑，呜笳叠吹，闲雅甚都……蓄怒马，桀黠之奴，带刀剑自卫者，出入常数十百人，俯仰顾盼甚豪也。”《方田伯文集序》见《湖海楼文集》卷二以智在岭外时也曾回忆过那时的生活，“忆昔少年秦淮游，千讴万舞芙蓉楼，弹琴击剑擂大鼓，挥毫刻烛陵公候。”（《赠吴麟长》）历经巨变，而今一落千丈，难免不怀念旧日的锦衣玉食。因此以智怀乡之情更浓，故国之思更切。

　　在南国的崇山峻岭中他远望南都，归家心切，心绪难平。前后写了《看月》、《闻雁》等诗表达自己渴望结束飘泊，还家团聚的心愿。诗云“一片钟山月，那从岭外看。昔日临北阙，今独照南冠。万里天难指，三更影易寒。梦中儿女路，莫忆旧长安。”《看月》“衡阳无雁到，今过岭南飞。世乱成行少，家亡寄信稀。鹧鸪声更苦，鹦鹉语全非。乡国为关塞，明春带我归。”《闻雁》作者无论是仰头凝望天边的皓月，还是静耳聆听长空的雁鸣，都被唤起绵绵的乡思。自然界的一切景物都要勾起他无限的乡愁和无尽的悲哀。第一首是对河山已破的明朝的深深眷念；“钟山月”，“旧长安”都是对金陵的昵称。异地望月，牵出思绪。在诗人的眼里，岭外的月色也如故都的一般明亮，此明月即是彼明月，虽然时过境迁，人事全非，他仍然感到月亮没有变化。这种刻骨铭心的绵绵思念和怀想是一般人所无法理解的。《闻雁》不需再作诠释，明年雁阵北飞之时能够带我一道归家吗？诗的结语在这里打住了，给人留下了无尽的诗味。　　在方以智的其它著作中，如《岭外稿》、《流离草》等诗集，这样的倾叙离怨别愁，遥望家园的作品俯拾即是。不管是在深山隐居孤单寂寞之时，还是在桂林与诸友聚会互相唱答之际，方以智无时无地不流露出北归的心境。“幸依铜柱云天下，游子飘零有日归。”《春兴》“羁栖半壁当家园，喜见东皋似旧村。”《小东皋即事》这些诗句即是方以智此种家园情感的最好的证明，也是对“山高水深”石刻的最好的注释。桂林诸峰，山势不高；始安诸河，碧水不深；以智为何要说这里“山高水深”呢？方以智绝不是为了写实，他是借夸张了的山水来抒发自己的思乡情怀。寓意其眼里青峰不高，但心里的山峰却高不可测；眼前的漓水不深，但却阻我归家之路。有家难归的痛苦让他把低山浅水也看成了高山深水，这种正话反说的言词恰恰反衬出了方以智北归的意念和决心。

　　桂林城破之时，方以智曾避居平西山被清军识出。清帅马蛟麟胁降不屈，允许其到梧州云盖寺为僧。所居处自称为冰舍，在冰舍中大病垂危之时，作《梧州自祭文》，文中再一次地表达了不畏山高水深，希望回归省亲的迫切心情。永历六年的八月，方以智终于北归至庐山。这年的冬天他回到了家乡桐城。第二年的元旦，方以智归家人始团聚。夫人潘氏与少子也于这年的冬季返回桐城。

 　就今所发现的方以智在桂林的石刻仅此一方，他数次旅桂，曾游遍了桂山漓水，王夫之的《永历实录》说他“放情山水”一点也不假，此间以智先后游览了桂林的虞山、伏波山、独秀峰、七星山、画山、象鼻山。偶尔还发棹携酒，泛舟漓江。鸿雪泥爪，游踪所及，便产生了勒石铭志之想。《藏山阁诗存》中的《虞山歌，为留守相公赋》的注中曾有“方曼公阁学拟上绝顶刻石”的记载，据此我们可以知道，在方以智游览虞山时已有要直薄山顶勒铭的打算，但未能实现。

　　朝云洞下的这方“山高水深”石刻成于何年？一时难考。查道光本《栖霞寺志》，其《交游志》中载：“方以智号密之，桐城人，进士。后为僧，号无可。”在以入寺先后为序的《交游志》的名单中，方以智的名字排列在第十二位，说明方以智旅桂时曾到过寺内游访。勒石当在此时，因为朝云洞属栖霞寺的辖地，估计方以智刻此石刻是在永历四年。这年瞿式耜的孙子瞿昌文遵祖父之命负书入平西山借与密之著述所用，并坚请其出山赴桂。当年五月十五日密之溯舟漓江，至桂林小东皋；在小东皋住过一段时日，小东皋与栖霞寺同在漓江东岸，距离不远，就近访之也未可知。当然这也只是笔者的一种推测罢了。

　 从书艺的角度来看待“山高水深”石刻，笔者认为，它不失为一件艺术珍品。清代著名学者王夫之曾评价以智“书法遒整”，其作品多为世人所珍重。在岭外八年以智曾为端州太守朱子暇作画，为文渊阁大学士瞿式耜题画，为粤西直指署的后堂题“盛唐继轨”匾。在《为奥王孙数笔》中曾记录了静江王孙朱奥求他演示笔法的事，“三十年间郑干里告我以法，郑超宗告我曰熟，杨龙友告我曰松，魏子一告我曰埃干。子视此数笔中俱否？”（方以智《岭外稿》中《为奥王孙数笔》）。这些记载说明方以智在书法艺术上是位博采众长的书家。近人方鸿寿先生在《方以智诗词书画略述》一文中说：“我以为先生的书法，其圆润浑厚之笔，取法于钟，王，疏密小大之姿，变化于北魏，而奔放驰骋之势，又出于张旭，怀素之间，别有精神，自成风貌。 ”对方以智书法的艺术特色给予了一致好评，进一步印证了“山高水深”石刻的艺术价值。

　　“山高水深”石刻的作者离开桂林已有350多年了，这是一方让人留连往返的石刻。雨消云散了，时代嬗递了，但刻在青石上的文字永难磨灭。能够让方以智九泉之下得以欣慰的是，海内外的学人正开始研究、出版他当年的学术成果。他对中国哲学思想史的贡献，也将与其碑刻一样永留人间。

桐溪桥畔柳

山 高 水 深 盼 北 归

发表时间：2005-4-2 8:32:21

        五月的桂林逼近了初夏，漓江水涨，春深正好放游船。

　　看山、看花、看草、看云、看雨……无一不可，处处闲乐。读者诸君，春夏之交还是看碑的上佳之时。自南朝始，下讫清代的1400年间，桂林诸山历代摩崖碑碣不断，故此有“游山如读史”之说。座座山峰，雨洗青石，净如白纸，石上文章，清晰如墨；仔细研读，也是蛮新鲜有趣的。

　　决意趁此仲春晴和之日，倘佯山水之间，拂破苍苔，寻觅旧题，以添访古寻幽之佳趣。

　　出东门，过花桥，左行到栖霞寺。“繁华事散逐香尘，流水无情草自春”，眼前的山寺已远远不如往昔那么气势恢宏了。坐落在蜿蜒的七星山山峦底部的是孤零零的单椽的低矮砖瓦房，只能算是旧栖霞寺的一角残痕。《栖霞寺志》和《浮槎图》里描绘的那种寺宇参差、菩提耸立的景象已见不到了。偶尔也有一些形单影只的香客前来还愿，于是春山的石壁间回荡着寺里传出的悠然的击磬的声响和呢喃的颂经之声。

　　走过低矮残破的寺门，一直朝北，行到普陀山的陡壁前，按朋友的指点，好不容易才在离地面约三米处的山崖上看到了要寻找的那块石刻。抬头望去，陡峭的石壁上十分清晰地刻着“山高水深”四个楷书大字，落款是“方以智”。碑刻的上方是朝云洞。书体采用的是融入了隶体的楷书，字体如云卷水流，但纵横开合之间风采动人，笔画勾勒之中浸透出非常浓厚的金石味。

　　方以智是有明一代的著名哲学家，思想家，诗人，书画家。明清易代之际，方以智曾经流寓岭外八年，清军攻克两广，方以智才北归桐皖，回到故里。先在南京的高座寺的看竹轩闭关，然后到江西吉安的青原山讲学，称无可大师。唐景崧的《看棋亭杂剧十六种》中曾有《高座寺》一出，即写的是以智此时的生活。康熙三年方以智受邀请，主持青原山之净居寺。其主要著作有《通雅》、《物理小识》、《药地炮庄》、《浮山文集》等。

　　我手录下了石刻间的这七个字，一边也在思索着想寻找字里行间的答案。

　　冒怀辛先生在《方以智的生平与学术贡献》一文中说道：“方以智在岭外八年，经历了历史的变动和动荡流离的生活，看到了南明永历朝廷无可作为，归家隐居著书立说的志愿更加坚定了。”作为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学者，冒怀辛在研究了方以智岭外八年的活动之后，得出方以智的归宿是“归家”的结论。这种归心似箭的强烈的感情我们可以从方以智在这一时期所创作的诗歌中得到深切的感受。

　　据任道斌的《方以智年谱》，隆武元年，方以智有过一次桂林之行，住了一年左右。方以智于永历元年一月十六日又“随驾之桂林”，二月十五日，因不愿拜内阁大学士之敕，便逃入湖南新宁的山中。方以智第三次抵桂是在永历二年的冬天，为的是抵桂与妻子及幼儿团聚，不久又移居平乐之平西山。此后多往来于平乐与桂林之间。永历三年方以智曾经滞留桂林一个春天。永历四年五月十五日受东阁大学士瞿式耜之邀，“密之溯舟漓江，至小东皋”瞿式耜的桂林庄园。七夕之日与瞿式耜一道泛舟漓江。十月以后又回到了平乐。十一月十六日清军陷桂林，平乐也相继告陷。这就是方以智旅桂的大致简历。这期间南明的政局一天天恶化，南下清军势如破竹。永历元年，清军克肇庆、梧州，然后孔有德军掠长沙、衡阳等地。永历帝四处逃窜行在飘浮不定。桂林虽然暂时偏安一隅，但是也维系不了多久，于永历四年被清军攻破。晚明丧失了最具实力的一个抗击清军的基地。时南明的政局真是四面楚歌，无以为继；用方以智自己的话说是“国变纷纭”。

　　为了躲避兵锋，方以智“因树依岩又一年，当空稽首向烽烟”（《庚寅元旦平西山中》）。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方以智曾经逃进夫夷的深山，变姓不出。他的《独往》一诗写的就是这时的生活，“同伴都分手，麻鞋独入林。一年三变姓，十字九椎心。畏听干弋信，愁因风雨生。”同伴虽说也是天涯的沦落之人，但毕竟可以相互照应；现在连这样的同伴也散失殆尽了。独自逃入深山老林，还要经常改变姓名，躲避清兵的追捕。在沅州的天雷山中，他剪草而居，结绳当床，生计困顿，落到了靠卜卦糊口，卖画为生的地步。

　　这样流离失所，穷困潦倒的生活与方以智早年的公子哥儿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其境遇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崇祯年间，出身豪门的方以智是明末的四大公子之一。著名的清代词人陈维崧曾经如此叙述方以智早年的生活。“密之先生衣纨裤，饰驺骑，呜笳叠吹，闲雅甚都……蓄怒马，桀黠之奴，带刀剑自卫者，出入常数十百人，俯仰顾盼甚豪也。”《方田伯文集序》见《湖海楼文集》卷二以智在岭外时也曾回忆过那时的生活，“忆昔少年秦淮游，千讴万舞芙蓉楼，弹琴击剑擂大鼓，挥毫刻烛陵公候。”（《赠吴麟长》）历经巨变，而今一落千丈，难免不怀念旧日的锦衣玉食。因此以智怀乡之情更浓，故国之思更切。

　　在南国的崇山峻岭中他远望南都，归家心切，心绪难平。前后写了《看月》、《闻雁》等诗表达自己渴望结束飘泊，还家团聚的心愿。诗云“一片钟山月，那从岭外看。昔日临北阙，今独照南冠。万里天难指，三更影易寒。梦中儿女路，莫忆旧长安。”《看月》“衡阳无雁到，今过岭南飞。世乱成行少，家亡寄信稀。鹧鸪声更苦，鹦鹉语全非。乡国为关塞，明春带我归。”《闻雁》作者无论是仰头凝望天边的皓月，还是静耳聆听长空的雁鸣，都被唤起绵绵的乡思。自然界的一切景物都要勾起他无限的乡愁和无尽的悲哀。第一首是对河山已破的明朝的深深眷念；“钟山月”，“旧长安”都是对金陵的昵称。异地望月，牵出思绪。在诗人的眼里，岭外的月色也如故都的一般明亮，此明月即是彼明月，虽然时过境迁，人事全非，他仍然感到月亮没有变化。这种刻骨铭心的绵绵思念和怀想是一般人所无法理解的。《闻雁》不需再作诠释，明年雁阵北飞之时能够带我一道归家吗？诗的结语在这里打住了，给人留下了无尽的诗味。　　在方以智的其它著作中，如《岭外稿》、《流离草》等诗集，这样的倾叙离怨别愁，遥望家园的作品俯拾即是。不管是在深山隐居孤单寂寞之时，还是在桂林与诸友聚会互相唱答之际，方以智无时无地不流露出北归的心境。“幸依铜柱云天下，游子飘零有日归。”《春兴》“羁栖半壁当家园，喜见东皋似旧村。”《小东皋即事》这些诗句即是方以智此种家园情感的最好的证明，也是对“山高水深”石刻的最好的注释。桂林诸峰，山势不高；始安诸河，碧水不深；以智为何要说这里“山高水深”呢？方以智绝不是为了写实，他是借夸张了的山水来抒发自己的思乡情怀。寓意其眼里青峰不高，但心里的山峰却高不可测；眼前的漓水不深，但却阻我归家之路。有家难归的痛苦让他把低山浅水也看成了高山深水，这种正话反说的言词恰恰反衬出了方以智北归的意念和决心。

　　桂林城破之时，方以智曾避居平西山被清军识出。清帅马蛟麟胁降不屈，允许其到梧州云盖寺为僧。所居处自称为冰舍，在冰舍中大病垂危之时，作《梧州自祭文》，文中再一次地表达了不畏山高水深，希望回归省亲的迫切心情。永历六年的八月，方以智终于北归至庐山。这年的冬天他回到了家乡桐城。第二年的元旦，方以智归家人始团聚。夫人潘氏与少子也于这年的冬季返回桐城。

 　就今所发现的方以智在桂林的石刻仅此一方，他数次旅桂，曾游遍了桂山漓水，王夫之的《永历实录》说他“放情山水”一点也不假，此间以智先后游览了桂林的虞山、伏波山、独秀峰、七星山、画山、象鼻山。偶尔还发棹携酒，泛舟漓江。鸿雪泥爪，游踪所及，便产生了勒石铭志之想。《藏山阁诗存》中的《虞山歌，为留守相公赋》的注中曾有“方曼公阁学拟上绝顶刻石”的记载，据此我们可以知道，在方以智游览虞山时已有要直薄山顶勒铭的打算，但未能实现。

　　朝云洞下的这方“山高水深”石刻成于何年？一时难考。查道光本《栖霞寺志》，其《交游志》中载：“方以智号密之，桐城人，进士。后为僧，号无可。”在以入寺先后为序的《交游志》的名单中，方以智的名字排列在第十二位，说明方以智旅桂时曾到过寺内游访。勒石当在此时，因为朝云洞属栖霞寺的辖地，估计方以智刻此石刻是在永历四年。这年瞿式耜的孙子瞿昌文遵祖父之命负书入平西山借与密之著述所用，并坚请其出山赴桂。当年五月十五日密之溯舟漓江，至桂林小东皋；在小东皋住过一段时日，小东皋与栖霞寺同在漓江东岸，距离不远，就近访之也未可知。当然这也只是笔者的一种推测罢了。

　 从书艺的角度来看待“山高水深”石刻，笔者认为，它不失为一件艺术珍品。清代著名学者王夫之曾评价以智“书法遒整”，其作品多为世人所珍重。在岭外八年以智曾为端州太守朱子暇作画，为文渊阁大学士瞿式耜题画，为粤西直指署的后堂题“盛唐继轨”匾。在《为奥王孙数笔》中曾记录了静江王孙朱奥求他演示笔法的事，“三十年间郑干里告我以法，郑超宗告我曰熟，杨龙友告我曰松，魏子一告我曰埃干。子视此数笔中俱否？”（方以智《岭外稿》中《为奥王孙数笔》）。这些记载说明方以智在书法艺术上是位博采众长的书家。近人方鸿寿先生在《方以智诗词书画略述》一文中说：“我以为先生的书法，其圆润浑厚之笔，取法于钟，王，疏密小大之姿，变化于北魏，而奔放驰骋之势，又出于张旭，怀素之间，别有精神，自成风貌。 ”对方以智书法的艺术特色给予了一致好评，进一步印证了“山高水深”石刻的艺术价值。

　　“山高水深”石刻的作者离开桂林已有350多年了，这是一方让人留连往返的石刻。雨消云散了，时代嬗递了，但刻在青石上的文字永难磨灭。能够让方以智九泉之下得以欣慰的是，海内外的学人正开始研究、出版他当年的学术成果。他对中国哲学思想史的贡献，也将与其碑刻一样永留人间。

桐溪桥畔柳

山 高 水 深 盼 北 归

发表时间：2005-4-2 8:32:21

        五月的桂林逼近了初夏，漓江水涨，春深正好放游船。

　　看山、看花、看草、看云、看雨……无一不可，处处闲乐。读者诸君，春夏之交还是看碑的上佳之时。自南朝始，下讫清代的1400年间，桂林诸山历代摩崖碑碣不断，故此有“游山如读史”之说。座座山峰，雨洗青石，净如白纸，石上文章，清晰如墨；仔细研读，也是蛮新鲜有趣的。

　　决意趁此仲春晴和之日，倘佯山水之间，拂破苍苔，寻觅旧题，以添访古寻幽之佳趣。

　　出东门，过花桥，左行到栖霞寺。“繁华事散逐香尘，流水无情草自春”，眼前的山寺已远远不如往昔那么气势恢宏了。坐落在蜿蜒的七星山山峦底部的是孤零零的单椽的低矮砖瓦房，只能算是旧栖霞寺的一角残痕。《栖霞寺志》和《浮槎图》里描绘的那种寺宇参差、菩提耸立的景象已见不到了。偶尔也有一些形单影只的香客前来还愿，于是春山的石壁间回荡着寺里传出的悠然的击磬的声响和呢喃的颂经之声。

　　走过低矮残破的寺门，一直朝北，行到普陀山的陡壁前，按朋友的指点，好不容易才在离地面约三米处的山崖上看到了要寻找的那块石刻。抬头望去，陡峭的石壁上十分清晰地刻着“山高水深”四个楷书大字，落款是“方以智”。碑刻的上方是朝云洞。书体采用的是融入了隶体的楷书，字体如云卷水流，但纵横开合之间风采动人，笔画勾勒之中浸透出非常浓厚的金石味。

　　方以智是有明一代的著名哲学家，思想家，诗人，书画家。明清易代之际，方以智曾经流寓岭外八年，清军攻克两广，方以智才北归桐皖，回到故里。先在南京的高座寺的看竹轩闭关，然后到江西吉安的青原山讲学，称无可大师。唐景崧的《看棋亭杂剧十六种》中曾有《高座寺》一出，即写的是以智此时的生活。康熙三年方以智受邀请，主持青原山之净居寺。其主要著作有《通雅》、《物理小识》、《药地炮庄》、《浮山文集》等。

　　我手录下了石刻间的这七个字，一边也在思索着想寻找字里行间的答案。

　　冒怀辛先生在《方以智的生平与学术贡献》一文中说道：“方以智在岭外八年，经历了历史的变动和动荡流离的生活，看到了南明永历朝廷无可作为，归家隐居著书立说的志愿更加坚定了。”作为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学者，冒怀辛在研究了方以智岭外八年的活动之后，得出方以智的归宿是“归家”的结论。这种归心似箭的强烈的感情我们可以从方以智在这一时期所创作的诗歌中得到深切的感受。

　　据任道斌的《方以智年谱》，隆武元年，方以智有过一次桂林之行，住了一年左右。方以智于永历元年一月十六日又“随驾之桂林”，二月十五日，因不愿拜内阁大学士之敕，便逃入湖南新宁的山中。方以智第三次抵桂是在永历二年的冬天，为的是抵桂与妻子及幼儿团聚，不久又移居平乐之平西山。此后多往来于平乐与桂林之间。永历三年方以智曾经滞留桂林一个春天。永历四年五月十五日受东阁大学士瞿式耜之邀，“密之溯舟漓江，至小东皋”瞿式耜的桂林庄园。七夕之日与瞿式耜一道泛舟漓江。十月以后又回到了平乐。十一月十六日清军陷桂林，平乐也相继告陷。这就是方以智旅桂的大致简历。这期间南明的政局一天天恶化，南下清军势如破竹。永历元年，清军克肇庆、梧州，然后孔有德军掠长沙、衡阳等地。永历帝四处逃窜行在飘浮不定。桂林虽然暂时偏安一隅，但是也维系不了多久，于永历四年被清军攻破。晚明丧失了最具实力的一个抗击清军的基地。时南明的政局真是四面楚歌，无以为继；用方以智自己的话说是“国变纷纭”。

　　为了躲避兵锋，方以智“因树依岩又一年，当空稽首向烽烟”（《庚寅元旦平西山中》）。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方以智曾经逃进夫夷的深山，变姓不出。他的《独往》一诗写的就是这时的生活，“同伴都分手，麻鞋独入林。一年三变姓，十字九椎心。畏听干弋信，愁因风雨生。”同伴虽说也是天涯的沦落之人，但毕竟可以相互照应；现在连这样的同伴也散失殆尽了。独自逃入深山老林，还要经常改变姓名，躲避清兵的追捕。在沅州的天雷山中，他剪草而居，结绳当床，生计困顿，落到了靠卜卦糊口，卖画为生的地步。

　　这样流离失所，穷困潦倒的生活与方以智早年的公子哥儿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其境遇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崇祯年间，出身豪门的方以智是明末的四大公子之一。著名的清代词人陈维崧曾经如此叙述方以智早年的生活。“密之先生衣纨裤，饰驺骑，呜笳叠吹，闲雅甚都……蓄怒马，桀黠之奴，带刀剑自卫者，出入常数十百人，俯仰顾盼甚豪也。”《方田伯文集序》见《湖海楼文集》卷二以智在岭外时也曾回忆过那时的生活，“忆昔少年秦淮游，千讴万舞芙蓉楼，弹琴击剑擂大鼓，挥毫刻烛陵公候。”（《赠吴麟长》）历经巨变，而今一落千丈，难免不怀念旧日的锦衣玉食。因此以智怀乡之情更浓，故国之思更切。

　　在南国的崇山峻岭中他远望南都，归家心切，心绪难平。前后写了《看月》、《闻雁》等诗表达自己渴望结束飘泊，还家团聚的心愿。诗云“一片钟山月，那从岭外看。昔日临北阙，今独照南冠。万里天难指，三更影易寒。梦中儿女路，莫忆旧长安。”《看月》“衡阳无雁到，今过岭南飞。世乱成行少，家亡寄信稀。鹧鸪声更苦，鹦鹉语全非。乡国为关塞，明春带我归。”《闻雁》作者无论是仰头凝望天边的皓月，还是静耳聆听长空的雁鸣，都被唤起绵绵的乡思。自然界的一切景物都要勾起他无限的乡愁和无尽的悲哀。第一首是对河山已破的明朝的深深眷念；“钟山月”，“旧长安”都是对金陵的昵称。异地望月，牵出思绪。在诗人的眼里，岭外的月色也如故都的一般明亮，此明月即是彼明月，虽然时过境迁，人事全非，他仍然感到月亮没有变化。这种刻骨铭心的绵绵思念和怀想是一般人所无法理解的。《闻雁》不需再作诠释，明年雁阵北飞之时能够带我一道归家吗？诗的结语在这里打住了，给人留下了无尽的诗味。　　在方以智的其它著作中，如《岭外稿》、《流离草》等诗集，这样的倾叙离怨别愁，遥望家园的作品俯拾即是。不管是在深山隐居孤单寂寞之时，还是在桂林与诸友聚会互相唱答之际，方以智无时无地不流露出北归的心境。“幸依铜柱云天下，游子飘零有日归。”《春兴》“羁栖半壁当家园，喜见东皋似旧村。”《小东皋即事》这些诗句即是方以智此种家园情感的最好的证明，也是对“山高水深”石刻的最好的注释。桂林诸峰，山势不高；始安诸河，碧水不深；以智为何要说这里“山高水深”呢？方以智绝不是为了写实，他是借夸张了的山水来抒发自己的思乡情怀。寓意其眼里青峰不高，但心里的山峰却高不可测；眼前的漓水不深，但却阻我归家之路。有家难归的痛苦让他把低山浅水也看成了高山深水，这种正话反说的言词恰恰反衬出了方以智北归的意念和决心。

　　桂林城破之时，方以智曾避居平西山被清军识出。清帅马蛟麟胁降不屈，允许其到梧州云盖寺为僧。所居处自称为冰舍，在冰舍中大病垂危之时，作《梧州自祭文》，文中再一次地表达了不畏山高水深，希望回归省亲的迫切心情。永历六年的八月，方以智终于北归至庐山。这年的冬天他回到了家乡桐城。第二年的元旦，方以智归家人始团聚。夫人潘氏与少子也于这年的冬季返回桐城。

 　就今所发现的方以智在桂林的石刻仅此一方，他数次旅桂，曾游遍了桂山漓水，王夫之的《永历实录》说他“放情山水”一点也不假，此间以智先后游览了桂林的虞山、伏波山、独秀峰、七星山、画山、象鼻山。偶尔还发棹携酒，泛舟漓江。鸿雪泥爪，游踪所及，便产生了勒石铭志之想。《藏山阁诗存》中的《虞山歌，为留守相公赋》的注中曾有“方曼公阁学拟上绝顶刻石”的记载，据此我们可以知道，在方以智游览虞山时已有要直薄山顶勒铭的打算，但未能实现。

　　朝云洞下的这方“山高水深”石刻成于何年？一时难考。查道光本《栖霞寺志》，其《交游志》中载：“方以智号密之，桐城人，进士。后为僧，号无可。”在以入寺先后为序的《交游志》的名单中，方以智的名字排列在第十二位，说明方以智旅桂时曾到过寺内游访。勒石当在此时，因为朝云洞属栖霞寺的辖地，估计方以智刻此石刻是在永历四年。这年瞿式耜的孙子瞿昌文遵祖父之命负书入平西山借与密之著述所用，并坚请其出山赴桂。当年五月十五日密之溯舟漓江，至桂林小东皋；在小东皋住过一段时日，小东皋与栖霞寺同在漓江东岸，距离不远，就近访之也未可知。当然这也只是笔者的一种推测罢了。

　 从书艺的角度来看待“山高水深”石刻，笔者认为，它不失为一件艺术珍品。清代著名学者王夫之曾评价以智“书法遒整”，其作品多为世人所珍重。在岭外八年以智曾为端州太守朱子暇作画，为文渊阁大学士瞿式耜题画，为粤西直指署的后堂题“盛唐继轨”匾。在《为奥王孙数笔》中曾记录了静江王孙朱奥求他演示笔法的事，“三十年间郑干里告我以法，郑超宗告我曰熟，杨龙友告我曰松，魏子一告我曰埃干。子视此数笔中俱否？”（方以智《岭外稿》中《为奥王孙数笔》）。这些记载说明方以智在书法艺术上是位博采众长的书家。近人方鸿寿先生在《方以智诗词书画略述》一文中说：“我以为先生的书法，其圆润浑厚之笔，取法于钟，王，疏密小大之姿，变化于北魏，而奔放驰骋之势，又出于张旭，怀素之间，别有精神，自成风貌。 ”对方以智书法的艺术特色给予了一致好评，进一步印证了“山高水深”石刻的艺术价值。

　　“山高水深”石刻的作者离开桂林已有350多年了，这是一方让人留连往返的石刻。雨消云散了，时代嬗递了，但刻在青石上的文字永难磨灭。能够让方以智九泉之下得以欣慰的是，海内外的学人正开始研究、出版他当年的学术成果。他对中国哲学思想史的贡献，也将与其碑刻一样永留人间。

桐溪桥畔柳

山 高 水 深 盼 北 归

发表时间：2005-4-2 8:32:21

        五月的桂林逼近了初夏，漓江水涨，春深正好放游船。

　　看山、看花、看草、看云、看雨……无一不可，处处闲乐。读者诸君，春夏之交还是看碑的上佳之时。自南朝始，下讫清代的1400年间，桂林诸山历代摩崖碑碣不断，故此有“游山如读史”之说。座座山峰，雨洗青石，净如白纸，石上文章，清晰如墨；仔细研读，也是蛮新鲜有趣的。

　　决意趁此仲春晴和之日，倘佯山水之间，拂破苍苔，寻觅旧题，以添访古寻幽之佳趣。

　　出东门，过花桥，左行到栖霞寺。“繁华事散逐香尘，流水无情草自春”，眼前的山寺已远远不如往昔那么气势恢宏了。坐落在蜿蜒的七星山山峦底部的是孤零零的单椽的低矮砖瓦房，只能算是旧栖霞寺的一角残痕。《栖霞寺志》和《浮槎图》里描绘的那种寺宇参差、菩提耸立的景象已见不到了。偶尔也有一些形单影只的香客前来还愿，于是春山的石壁间回荡着寺里传出的悠然的击磬的声响和呢喃的颂经之声。

　　走过低矮残破的寺门，一直朝北，行到普陀山的陡壁前，按朋友的指点，好不容易才在离地面约三米处的山崖上看到了要寻找的那块石刻。抬头望去，陡峭的石壁上十分清晰地刻着“山高水深”四个楷书大字，落款是“方以智”。碑刻的上方是朝云洞。书体采用的是融入了隶体的楷书，字体如云卷水流，但纵横开合之间风采动人，笔画勾勒之中浸透出非常浓厚的金石味。

　　方以智是有明一代的著名哲学家，思想家，诗人，书画家。明清易代之际，方以智曾经流寓岭外八年，清军攻克两广，方以智才北归桐皖，回到故里。先在南京的高座寺的看竹轩闭关，然后到江西吉安的青原山讲学，称无可大师。唐景崧的《看棋亭杂剧十六种》中曾有《高座寺》一出，即写的是以智此时的生活。康熙三年方以智受邀请，主持青原山之净居寺。其主要著作有《通雅》、《物理小识》、《药地炮庄》、《浮山文集》等。

　　我手录下了石刻间的这七个字，一边也在思索着想寻找字里行间的答案。

　　冒怀辛先生在《方以智的生平与学术贡献》一文中说道：“方以智在岭外八年，经历了历史的变动和动荡流离的生活，看到了南明永历朝廷无可作为，归家隐居著书立说的志愿更加坚定了。”作为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学者，冒怀辛在研究了方以智岭外八年的活动之后，得出方以智的归宿是“归家”的结论。这种归心似箭的强烈的感情我们可以从方以智在这一时期所创作的诗歌中得到深切的感受。

　　据任道斌的《方以智年谱》，隆武元年，方以智有过一次桂林之行，住了一年左右。方以智于永历元年一月十六日又“随驾之桂林”，二月十五日，因不愿拜内阁大学士之敕，便逃入湖南新宁的山中。方以智第三次抵桂是在永历二年的冬天，为的是抵桂与妻子及幼儿团聚，不久又移居平乐之平西山。此后多往来于平乐与桂林之间。永历三年方以智曾经滞留桂林一个春天。永历四年五月十五日受东阁大学士瞿式耜之邀，“密之溯舟漓江，至小东皋”瞿式耜的桂林庄园。七夕之日与瞿式耜一道泛舟漓江。十月以后又回到了平乐。十一月十六日清军陷桂林，平乐也相继告陷。这就是方以智旅桂的大致简历。这期间南明的政局一天天恶化，南下清军势如破竹。永历元年，清军克肇庆、梧州，然后孔有德军掠长沙、衡阳等地。永历帝四处逃窜行在飘浮不定。桂林虽然暂时偏安一隅，但是也维系不了多久，于永历四年被清军攻破。晚明丧失了最具实力的一个抗击清军的基地。时南明的政局真是四面楚歌，无以为继；用方以智自己的话说是“国变纷纭”。

　　为了躲避兵锋，方以智“因树依岩又一年，当空稽首向烽烟”（《庚寅元旦平西山中》）。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方以智曾经逃进夫夷的深山，变姓不出。他的《独往》一诗写的就是这时的生活，“同伴都分手，麻鞋独入林。一年三变姓，十字九椎心。畏听干弋信，愁因风雨生。”同伴虽说也是天涯的沦落之人，但毕竟可以相互照应；现在连这样的同伴也散失殆尽了。独自逃入深山老林，还要经常改变姓名，躲避清兵的追捕。在沅州的天雷山中，他剪草而居，结绳当床，生计困顿，落到了靠卜卦糊口，卖画为生的地步。

　　这样流离失所，穷困潦倒的生活与方以智早年的公子哥儿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其境遇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崇祯年间，出身豪门的方以智是明末的四大公子之一。著名的清代词人陈维崧曾经如此叙述方以智早年的生活。“密之先生衣纨裤，饰驺骑，呜笳叠吹，闲雅甚都……蓄怒马，桀黠之奴，带刀剑自卫者，出入常数十百人，俯仰顾盼甚豪也。”《方田伯文集序》见《湖海楼文集》卷二以智在岭外时也曾回忆过那时的生活，“忆昔少年秦淮游，千讴万舞芙蓉楼，弹琴击剑擂大鼓，挥毫刻烛陵公候。”（《赠吴麟长》）历经巨变，而今一落千丈，难免不怀念旧日的锦衣玉食。因此以智怀乡之情更浓，故国之思更切。

　　在南国的崇山峻岭中他远望南都，归家心切，心绪难平。前后写了《看月》、《闻雁》等诗表达自己渴望结束飘泊，还家团聚的心愿。诗云“一片钟山月，那从岭外看。昔日临北阙，今独照南冠。万里天难指，三更影易寒。梦中儿女路，莫忆旧长安。”《看月》“衡阳无雁到，今过岭南飞。世乱成行少，家亡寄信稀。鹧鸪声更苦，鹦鹉语全非。乡国为关塞，明春带我归。”《闻雁》作者无论是仰头凝望天边的皓月，还是静耳聆听长空的雁鸣，都被唤起绵绵的乡思。自然界的一切景物都要勾起他无限的乡愁和无尽的悲哀。第一首是对河山已破的明朝的深深眷念；“钟山月”，“旧长安”都是对金陵的昵称。异地望月，牵出思绪。在诗人的眼里，岭外的月色也如故都的一般明亮，此明月即是彼明月，虽然时过境迁，人事全非，他仍然感到月亮没有变化。这种刻骨铭心的绵绵思念和怀想是一般人所无法理解的。《闻雁》不需再作诠释，明年雁阵北飞之时能够带我一道归家吗？诗的结语在这里打住了，给人留下了无尽的诗味。　　在方以智的其它著作中，如《岭外稿》、《流离草》等诗集，这样的倾叙离怨别愁，遥望家园的作品俯拾即是。不管是在深山隐居孤单寂寞之时，还是在桂林与诸友聚会互相唱答之际，方以智无时无地不流露出北归的心境。“幸依铜柱云天下，游子飘零有日归。”《春兴》“羁栖半壁当家园，喜见东皋似旧村。”《小东皋即事》这些诗句即是方以智此种家园情感的最好的证明，也是对“山高水深”石刻的最好的注释。桂林诸峰，山势不高；始安诸河，碧水不深；以智为何要说这里“山高水深”呢？方以智绝不是为了写实，他是借夸张了的山水来抒发自己的思乡情怀。寓意其眼里青峰不高，但心里的山峰却高不可测；眼前的漓水不深，但却阻我归家之路。有家难归的痛苦让他把低山浅水也看成了高山深水，这种正话反说的言词恰恰反衬出了方以智北归的意念和决心。

　　桂林城破之时，方以智曾避居平西山被清军识出。清帅马蛟麟胁降不屈，允许其到梧州云盖寺为僧。所居处自称为冰舍，在冰舍中大病垂危之时，作《梧州自祭文》，文中再一次地表达了不畏山高水深，希望回归省亲的迫切心情。永历六年的八月，方以智终于北归至庐山。这年的冬天他回到了家乡桐城。第二年的元旦，方以智归家人始团聚。夫人潘氏与少子也于这年的冬季返回桐城。

 　就今所发现的方以智在桂林的石刻仅此一方，他数次旅桂，曾游遍了桂山漓水，王夫之的《永历实录》说他“放情山水”一点也不假，此间以智先后游览了桂林的虞山、伏波山、独秀峰、七星山、画山、象鼻山。偶尔还发棹携酒，泛舟漓江。鸿雪泥爪，游踪所及，便产生了勒石铭志之想。《藏山阁诗存》中的《虞山歌，为留守相公赋》的注中曾有“方曼公阁学拟上绝顶刻石”的记载，据此我们可以知道，在方以智游览虞山时已有要直薄山顶勒铭的打算，但未能实现。

　　朝云洞下的这方“山高水深”石刻成于何年？一时难考。查道光本《栖霞寺志》，其《交游志》中载：“方以智号密之，桐城人，进士。后为僧，号无可。”在以入寺先后为序的《交游志》的名单中，方以智的名字排列在第十二位，说明方以智旅桂时曾到过寺内游访。勒石当在此时，因为朝云洞属栖霞寺的辖地，估计方以智刻此石刻是在永历四年。这年瞿式耜的孙子瞿昌文遵祖父之命负书入平西山借与密之著述所用，并坚请其出山赴桂。当年五月十五日密之溯舟漓江，至桂林小东皋；在小东皋住过一段时日，小东皋与栖霞寺同在漓江东岸，距离不远，就近访之也未可知。当然这也只是笔者的一种推测罢了。

　 从书艺的角度来看待“山高水深”石刻，笔者认为，它不失为一件艺术珍品。清代著名学者王夫之曾评价以智“书法遒整”，其作品多为世人所珍重。在岭外八年以智曾为端州太守朱子暇作画，为文渊阁大学士瞿式耜题画，为粤西直指署的后堂题“盛唐继轨”匾。在《为奥王孙数笔》中曾记录了静江王孙朱奥求他演示笔法的事，“三十年间郑干里告我以法，郑超宗告我曰熟，杨龙友告我曰松，魏子一告我曰埃干。子视此数笔中俱否？”（方以智《岭外稿》中《为奥王孙数笔》）。这些记载说明方以智在书法艺术上是位博采众长的书家。近人方鸿寿先生在《方以智诗词书画略述》一文中说：“我以为先生的书法，其圆润浑厚之笔，取法于钟，王，疏密小大之姿，变化于北魏，而奔放驰骋之势，又出于张旭，怀素之间，别有精神，自成风貌。 ”对方以智书法的艺术特色给予了一致好评，进一步印证了“山高水深”石刻的艺术价值。

　　“山高水深”石刻的作者离开桂林已有350多年了，这是一方让人留连往返的石刻。雨消云散了，时代嬗递了，但刻在青石上的文字永难磨灭。能够让方以智九泉之下得以欣慰的是，海内外的学人正开始研究、出版他当年的学术成果。他对中国哲学思想史的贡献，也将与其碑刻一样永留人间。

同安闲人

山高水深 人困家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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