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心中也有一只鸽子吗? 高行健原本是华籍作家,很大程度上,他视自由的创作氛围为自己艺术最大的舒展。然而,他所经历的文革、专政、流放,却是一日日让他失去自己的理想的过程。他以难民的身份逃亡到法国并加入了法国国籍。今天,我就是带着揣测“冷的文学”的心情来看他的作品《有只鸽子叫红唇儿》。 我读过不少高行健的作品,比如《灵山》,比如《一个人的圣经》,在一部戏剧中,他把车站上各人无聊而彷徨却无奈的声音交织起来成为一曲和弦一般地演奏,那琐碎和繁重之间透露出的反抗和失魂落魄深深打动了我,从此,这样一段和弦,我再也不可能忘记。 今天,我同样是怀着看他那描绘动乱和疯狂中的人们的无奈的心情来读《有只鸽子叫红唇儿》的,那些孩子抗争而又彷徨的形象,合奏出一段空谷回响。那是对一个时代的抗议,那是对一个丧失人伦理性的叛逆,那是一个对理想主义世界的追求。我记得余华在《兄弟》封底上说,从一个狂热的崇拜主义到物质泛滥精神沦丧的年代,欧洲用了四五百年才实现,而我们四五十年就完成了。 文学创作的真正意义,自始至终贯穿在高的小说和戏剧创作中,他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大陆,是那么具有文学素材的地方,在这个国度也产生了从先秦时期一直到清末民初形形色色的叛逆的人物。然而,我们的大陆却也始终产生了压制和反压制的不和谐音,这样的声音在时局动荡时便非常清楚。高行健说:“一个人不可能成为神,更别说替代上帝,由超人来主宰这个世界,只能把这世界搅得更乱,更加糟糕。尼采之后的那一个世纪,人为的灾难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最黑暗的纪录。形形色色的超人,号称人民的领袖、国家的元首、民族的统帅,不惜动用一切暴力手段造成的罪行,绝非是一个极端自恋的哲学家那一番疯话可以比拟的。我不想滥用这文学的讲坛去奢谈政治和历史,仅仅藉这个机会发出一个作家纯然个人的声音。” 我们希望宽容的是时代,因为没有宽容的时代已经给我们造成了太大的损失。茨威格曾经提到希特勒时代的德国,纳粹的锦旗——“觉醒吧,德意志”,令人崇拜的《我的奋斗》,和他动辄使用的“母亲”一类字眼去描述国家和政权。因为这种因素的驱使,“祖国的召唤总是对的”的观念疯狂蔓延,知识分子的批判思维方式被剿灭了。 2000年,高行健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不认为那是反华势力影响,因为我感觉,只有他似乎是这个时代最接近现代主义文学的华人作家,与欧美本身的风格如出一辙。而那些曾经抨击他的人,似乎反驳都显得无力,没有宽容的眼光来看,一切都显得很苍白。 对作家来说,面对真实与否,不仅仅是个创作方法的问题,同写作的态度也密切相关。笔下是否真实同时也意味下笔是否真诚,在这里,真实不仅仅是文学的价值判断,也同时具有伦理的涵义。作家并不承担道德教化的使命,既将大千世界各色人等悉尽展示,同时也将自我袒裎无遗,连人内心的隐秘也如是呈现,真实之于文学,对作家来说,几乎等同于伦理,而且是文学至高无上的伦理。 然而,无论时光流逝如何匆匆,《有只鸽子叫红唇儿》无论在那个动荡的年代还是在我们今天都有永恒的意义。也许真正的理想主义在90年代已经消失殆尽,但是为了理想而付出的人却时时刻刻都在产生。也许萧萧的一句话足以说明一切:多少年后,我们都是会死的,但是每当我想到总有人在为自己所爱的事业而奋斗的时候,我就会很高兴。 让我们祝福你心中那只理想的鸽子吧
(该书在复大学文科图书馆有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