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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都秀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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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义里说到六尺巷
汉朝的陈嚣为后世所传颂,主要是因为“德义”二字。他“居则让邻”,让出了一个“义里”。《后汉书》这样记载:“嚣与乡人纪伯为邻,伯夜窃嚣藩地自益,嚣见之。伺伯去,密移其藩一丈地,以益伯。伯惭惧,还所侵,又却一丈二尺相避,凡广三丈。太守高其义,名其闾为‘义里’。”山阴太守周府君还为“义里” 刻石旌表。但我想,假如陈嚣发现纪伯夜窃“藩地”,以让为贱,以不争为辱,将他当场逮住,叫他低头认罪,甚至“曝光”邻里;或者“伺伯去”后,也悄悄来个扩张地盘,恐怕便从此两家埋下仇恨的种子,以至世代结怨,争端不息。 我之所以对“居则让邻”很感兴趣,除了这种邻里关系本是一种最为普遍也最容易引起纠纷的社会关系,还因为陈嚣以及由陈嚣让邻让出来的“义里”,使我想起了清代的张英和桐城的“六尺巷”。也是因为两家之间的那一块地皮,桐城的张家与吴家争得不可开交,张英在京城当大官,事情最后就闹到了京城。张英没有以势压人,却以“让他三尺又何妨”的大度化解了矛盾,张家让出三尺,吴家不好意思了,也跟着让出三尺,于是遂有“六尺巷”。这个“六尺巷”,可以算得上是桐城的“义里”。 桐城“六尺巷”与山阴“义里”,相隔足有一千数百年,此二者如此相似,却也并非偶然。或许二者只是异曲同工。在正常的人际关系中,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历来崇尚以礼为先,以和为贵,以让为贤,不管在哪朝哪代,具有共同的荣辱价值取向的人,在相似的实际问题面前,都很容易作出相似的选择;或许二者自有因果相连。陈嚣的事迹被写入《后汉书》和《会稽典录》,陈嚣本人也因其德义“可厉薄俗”而在70岁时由刘向、扬雄推荐,被汉成帝特以公车徵为太中大夫。对于传统美德的倡导,对于体现传统美德的典范的彰扬,未必就能立竿见影地生效,却能潜移默化地移风易俗。 在谢承《会稽先贤传》中看到余姚人茅开当督邮时“历其家,不入门,当路向堂朝拜”的记载时,也曾有过类似的想法。这情形多像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传说!我想,倘若茅开确因公务之必须“历其家,不入门”,那么,在他“当路向堂朝拜”之时,很可能会有这样一种搅拌着辛酸的崇高感油然而生。当然,也不能排斥他的“历其家,不入门”其实并无必要,他的“当路向堂朝拜”只是一种为了获得“府君益善之”的作秀。这种沽名钓誉之徒历来都有,也应当引起人们的警惕,但因此而消解崇高,不敢或不想再去彰扬文明的典范,就有些因噎废食了。 桐城的“六尺巷”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经过数度修缮,如今游客不断,名声在外。相比之下,山阴(今绍兴)的“义里”很是寂然,不仅无处觅得踪迹,似乎知者也早已寥寥,作为绍兴人,我还真有点为此扼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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