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巨族“桐城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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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3]散文巨族“桐城派”

清代乾嘉时期，在清廷大兴“文字狱”，学者动辄获咎的巨大压力下，学术界不得不放弃顾炎武所倡导的经世之学，而向“考据”的方向迅速转变，形成了所谓“乾嘉学派”。学者们表面上仍在标榜“实事求是”，但事实上却是退入故纸堆中，以避开腥风血雨的严酷现实。清中叶以后，诗词文章在体裁、风格、内容等方面也相应发生了重大变化，桐城派散文便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
散文流派以桐城为名，是因开山祖方苞（1668—1749）与后继二祖皆桐城人氏。苞字凤九，号灵皋、望溪，祖籍今义津镇方皋庄，生于江苏六合之留稼村。自幼聪慧，年二十四，入京师国子监，以文会友，名动公卿，被誉为“江南第一”。大学士李光地赞其文章是“韩欧复出，北宋后无此作也”。三十二岁，中江南乡试解元。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参加会试，考取第四名贡士。时母病回乡，未应殿试。后因为《南山集》作序且《南山集》著者戴名世曾采用方苞祖父方孝标的史料，对南明抗清人物有所称道，故而案发被株连，下江宁县监狱。不久，解至京城，下刑部狱，论死。在狱两年，仍坚持著述，成《礼记析疑》与《丧礼或问》。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因重臣李光地极力营救，康熙帝惜其才，亲笔批示“方苞学问天下莫不闻”，遂免死出狱，以平民身份入南书房，成为皇帝文学侍从。后奉命入养蒙斋，编修《乐律》。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充武英殿修书总裁。据朱汝珍《词林辑略》卷十，雍正九年（1731年）方苞被授予詹事府左春坊左中允，成为特授馆职的翰林官，次年迁翰林院侍讲学士。雍正十一年（1733年）擢内阁学士，任礼部侍郎，充《一统志》总裁。雍正十三年（1735年）充《皇清文颖》副总裁。清乾隆元年（1736年），再入南书房，充《三礼书》副总裁。乾隆四年，被革职，仍留三礼馆修书。乾隆七年（1742年），因病告老还乡，乾隆帝赐翰林院侍讲衔。从此，他在家闭门谢客著书，乾隆十四年（1749年）病逝，享年八十有二。　　
方苞一生著文甚富，有《周官集注》13卷、《周官析疑》36卷、《集外文》10卷、《补遗》14卷等，另删订《通志堂宋元经解》等，并擅长撰写散文，有近六百篇传世，收于《望溪先生集》中。方苞为文，多为明经崇道之作，道学气味甚浓。只有一些记事小品和山水游记显得较为轻松自然。其散文独树一帜，自成风格。并在撰写过程中，注重总结心得，探索为文之道，逐渐摸索出一套独特的创作理论，其核心曰“义法”。“义”即“言之有物”；法即“言之有序”。以义为经，以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用当今语言诠释，义即内容，法即形式，内容与形式必须统一，从而为桐城派散文理论奠定了坚实基础。后来桐城派散文理论，即以方苞所倡“义法”为纲领，继续发展完善，最终形成了主盟清代文坛的桐城派，影响深远，至今仍为学术界重视，方苞也因此被尊为“桐城派鼻祖”。
其实，方氏所云之“义”，无非是为当时统治服务，本于经术的所谓圣道伦理，具体内容就是程朱理学。他以《左传》、《史记》、唐宋八大家、直至明代归有光一系为文统；以董仲舒、程颐、程颢、朱熹等一系为道统。二者有机结合，便是其所开创的桐城派散文“义法”的实质。
方苞不仅上下求索，不断创作，且传道授业，使学术薪火相传。其弟子刘大櫆承其学，而又有所建树。大櫆（1698—1780），字才甫，一字耕南，号海峰，今桐城汤沟镇陈家洲人。幼时受教于同乡吴直，才华出众。年二十余，以布衣入京，方苞见其文章，称道不已，叹曰：“如苞何足算哉！邑子刘生乃国士尔！”并赞其为韩愈、欧阳修一流人物，因而名噪京城于一时，士大夫多愿与之交。雍正七年（1729年）、十年（1732年），两应乡试，皆登副榜。乾隆六年（1741年），由方苞荐举应博学鸿词科，又因大学士张廷玉压制落选。张后知大櫆乃同邑，深为懊悔婉惜。乾隆十五年（1750年），张廷玉特举其参试经学，又未被录取。一生命蹇，可见一斑。大櫆60岁后，为黟县教谕。几年后告归，居枞阳江滨不再出游，以文学教授生徒。
大櫆师事方苞，承其风格而又有所发展。方苞深于经学，对文章提倡“义法”，用笔严谨，简明确切；而大櫆兼重古文神韵，博采《庄》、《骚》、《左》、《史》、韩、柳、欧、苏之长，波澜壮阔，才气雄浑，形成“日丽春敷，风云变态”的独特文风。在“义法”基础上，大櫆拈出“神气”作为自己论文的极致，认为文章贵奇、贵高、贵大、贵远、贵简、贵瘦、贵华。综而观之，其为文道学气韵弱于其师。
大櫆修干美髯，性格豪放，常纵声读古诗文，韵调铿锵，且喜饮酒，好吟诗。其著述有《文集》10卷、《诗集》6卷、《古文约选》48卷、《历朝诗约选》93卷等。（1782年）逝世，享年八十有八。大櫆开门授徒，弘扬师道。承上启下，功不可泯，被尊为“桐城派二祖”。而弟子姚鼐，才华横溢，多所创获，为桐城派散文大行天下居功至伟。
姚鼐（1731—1815），字姬传，一字梦谷，又名惜抱轩，祖籍在今义津镇姚王集，其十世祖姚之兰始迁居桐城。鼐幼嗜学，伯父姚范授以经文，又从刘大櫆学习古文，表现出非凡的天赋。据朱汝珍《词林辑略》卷四，姚鼐中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进士，选庶吉士。三年后散馆，改主事，分属兵部；旋又补礼部仪制司主事。后历任山东、湖南乡试副考官，会试同考官和刑部广东司郎中等职。清廷开《四库全书》馆，鼐被荐入馆充篡修官。书成，鼐乞养归里，不入仕途，时年四十四岁。　　
姚鼐在继方、刘已有成就的基础上，提出“义理、考据、词章”三者合一的主张，发展方苞的“义法”论，使桐城派文论更具有完整的体系和周密的理论性。鼐对传统文论的另一重大贡献是提出富有创见性的“阴阳刚柔说”，是我国古代散文审美理论和风格特征的一次重大突破。鼐著有《九经说》19卷、《三传补注》3卷、《惜抱轩文集》16卷等。嘉庆十五年（1810年），姚鼐卒于南京钟山书院，时年八十有五。
　　在散文创作具体方法方面，姚鼐提出“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的理论，认为“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学文当由粗入精，以至于“御其精者而遗其粗者”（上引均见《古文辞类纂序目》）。这是对我国散文艺术和理论的相当全面的总结，是对“义法”说和“三结合”论的分析性的具体说明，也正是姚鼐在理论上超越方苞和刘大櫆之处。
　　桐城派自方苞始，即注重作者道德修养对创作的影响，姚鼐更是如此。方苞曾指出：“文者，生于心而称其质之大小厚薄以出者也”；“古之圣贤，德修于身，功被于万物，故史臣记其事，学者传其言，而奉以为经，与天地同流”（《杨千木文稿序》）。姚鼐则明确强调不可“以言行分为二事”（《稼门集序》），认为只有做到“艺与道合，天与人一”，才能创作出好的作品（见《敦拙堂诗集序》）。这一点，姚鼐在《荷塘诗集序》一文中阐述得很清楚，兹不赘述。方、姚如此看重道德修养，一方面与他们属、恪守儒学有关；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认为“气”是文章统帅（见姚鼐《答翁学士书》），而作者的道德修养，正决定着作品的“气”之高下。关于人品和作品的关系，历代文学批评家都很强调，虽然评价“人品”高下的标准各不相同，但强调这种关系，从文学理论的角度来看，显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姚鼐以散文创作成就斐然，足可与方苞、刘大櫆比肩甚至有所超越。其散文给人以平和自然、悠远清淡而又不乏沉厚之感。姚门弟子陈用光在评价三家古文时有云：“望溪理胜于辞，海峰辞胜于理，若先生，理与辞兼胜。”认为姚鼐的散文兼收方、刘长处，并再予升华，贴切而中肯。姚鼐以其造诣，被后学尊为“桐城派三祖”。
　　由于姚鼐天性恬淡，随遇而安，所以文章思想寡淡，内容贫乏，几无能够真实反映现实生活、社会矛盾的作品。在形式上，姚鼐也未能避免桐城派拘泥形式，过于追求古雅的通病。此乃时代局限始然。
姚鼐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桐城派声势大张，功推第一。他主讲书院四十年，门下弟子甚众，使桐城派影响扩展到全国范围。门下管同、梅曾亮、方东树、姚莹，号称“四大弟子”，其中梅曾亮严守桐城“家法”，又吸取柳宗元、归有光古文的长处，成为继姚鼐之后的桐城派领袖；方东树亦在理论上多有阐发，并把古文理论推衍到诗歌和书画艺术领域，进一步扩大了桐城派的影响。另外，姚鼐所选编的《古文辞类纂》，体例清晰，取舍精当，并附以评论，便于学习掌握桐城派古文理论要旨，此书流布天下，使桐城派声威大振。文人学士对桐城派有微词者，多攻击其拘泥“熟套”，而此类“熟套”却又是桐城派获得众人推仰趋从的重要法宝。
　　清代，在正统的“古文”系统中，承桐城派文风而别开蹊径者，有所谓“阳湖派”，因其开创者张惠言、恽敬及大部分后继者均是阳湖（今常州）一带人士而得名。乾隆间，常州钱鲁斯受业于大櫆之门，后与大櫆弟子王灼一起以“师说”传授于阳湖恽敬、武进张惠言。恽、张二人始弃骈俪之学，而治桐城派古文，后传人日众，成桐城支派，世称“阳湖派”。但受长期从事考证之学并长于骈文的影响，“阳湖派”传人未完全拘束于桐城派之法度而稍稍示异。一是取法较广，在桐城派所定的“文统”之外，还兼取子史百家；二是反对在字句上过于斟酌取删，笔势较为放纵；三是把骈文的笔势引入古文，使古文也有骈文的博雅工丽。由于桐城派大行其道，使得阳湖派影响始终限于一隅，生命力微弱而暂短。
桐城派古文对清后期文坛影响甚巨，所以树大招风，也未免招致多方攻击；且随着时代变化，光环逐渐消退。但在“五四”提倡白话文之前，一直未失去其存在的基础，且顺应着时势而不断有所更张。晚清时期，使桐城派光大者当首推吴汝纶（1840—1903）。汝纶，字挚甫，今桐城会宫乡老桥村吴牛庄人。幼时家贫，刻苦读书，爱好古文辞，鄙弃俗学。清同治三年（1864年）中举，次年中乙丑科进士，授内阁中书。曾国藩怜其才，留佐幕府，为“曾门四大弟子”之一。国藩死，又入李鸿章幕。在充曾、李宾客期间，奏议文牍多出其手。后汝纶先后出任知深州、冀州。每到一地，对教育事业最为热衷，后弃官从教，任保定莲池书院院长；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廷任命汝纶为京师大学堂教习，并加五品衔。其间大力提倡学习西方科学文化知识，为国育人，以求“富国强兵”。他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并深入探求西方的科学和哲学。在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后，即赴日本考察学制。在考察期间，深入学堂数十处，不舍昼夜，手录备忘，编成《东游丛录》一书，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系统介绍日本教育的专著。回国后，途经省城安庆，借巡抚衙门南院，兴办桐城学堂，自认堂长，并请日本学者早川东明执教。为勉励后人，他亲笔题写“勉成国器”匾额和“后十百年人才奋兴，胚胎于此；合东西国学问精粹，陶冶而成”楹联。该学堂即今桐城中学的前身，乃安徽省创办的第一所新式学堂，也是吴汝纶推行新式教育的实验基地，其影响巨大而深远。汝纶博学多才，著述近50卷，是桐城派后期大师。
辛亥鼎革，文风大变；“五四”旗动，诸事崇新。桐城派失去依托，日趋暗淡，终被弃若秋扇，今人已多不知之。而白话文成文坛主流，大多行文无章，立论随意，结构松散，满纸“的”、“了”，实令人不忍卒读。当今时日，阅览文章切莫再奢求“行云流水”，“理辞兼胜”，“文从句顺”已成赞语。终致汉语优势尽失，先贤章法难觅。若桐城派三祖九泉之下有知，必皆被再气死一回也。[/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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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审视桐城派



清朝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和巩固的重要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交替时期，也是文化有所成就的时期。桐城派几与清朝国运昌敝兴衰相始终，许多桐城派作家在清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发展中贡献了聪明才智，为满汉民族融合、康乾盛世的形成作出了积极贡献，也为后人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是安徽地域文明中的突出亮点之一，值得认真研究和大力弘扬。

清末开始，包括学术界在内的社会各界对桐城派的研究、评价从未间断，但对桐城派的评价因时因事因人，褒贬不一，缺乏客观公正性。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全新认识和思考，特别是新修《清史》工程的启动，对桐城派的评价与审视也迎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当前，要在详尽占有材料和广泛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拓展研究领域，选准新的研究切入点，实现“三大”突破。

一是实现研究范围的突破。以往的桐城派研究侧重于文论方面，以文论文的居多。其实桐城派看似是一种文化现象，实际上它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要从侧重于单一的文论研究向全面研究转变，将桐城派与清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民风民俗等方面联系起来，综合考察，以便准确评价桐城派在清代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探寻桐城派的发展脉络。只有将其放置到深广的清代历史背景下去认识，才能把握其全貌，衡量其价值。

二是实现研究对象的突破。桐城派绵延二百余年，作家1200多人，著述达二千多种，以往研究桐城派，关注点都集中在方苞、姚鼐、刘大c及中后期一些大家身上，对其他众多作家很少问津。而那些散居各地的作家，他们在桐城派中的地位虽不显赫，但其作品在反映社会现实，抨击时弊，讴歌人生，关注民生等方面很有史料价值，同时为扩大桐城派影响，宣传桐城派文学主张都起过积极作用。因此，研究桐城派，要把这些作家的作品和著述纳入研究范畴。否则，展现给世人的桐城派面貌就不完整，形象就不完美，特征就不突出。

三是实现研究方法的突破。要把桐城派研究从以人论文、就文评文的感性层面提升到以文为本、全面考察的理性层面，特别是要注意把桐城派的名家与同时期或历史上的重要人物进行比较研究，取得新的研究成果。要借鉴和运用哲学、美学、人才学、教育学、历史学、历史地理学、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将桐城派置于现代化、国际化、网络化交互作用所构建的学术平台上，进行科学研究，促进桐城派研究工作有新的更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