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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五十年(1711年),一场惊天血案———《南山集》案突然爆发,此案不仅牵连到涉案的戴名世、方孝标两族300多名无辜,而且也给当时年仅十来岁、日后成为“桐城派”中坚的刘大魁带去了终身抹不掉的伤痕。“弱冠负勇气,乡闾婴祸罗。仗剑出门去,饮马昆仑河”,刘大魁对《南山集》案的满腔悲愤,在他自己的这首诗作里显现无疑。不过造化弄人,令他自己没有想到的是,他本人虽然没有像戴名世那样惨遭“腰斩”酷刑,但科举及仕途的艰辛坎坷,却让他终身郁郁寡欢。
“我家门外长江水,江水之南山万重。今日却从图画上,青天遥望九芙蓉。”长着一副高大身材、留着美髯的刘大魁性格豪放,喜好饮酒赋诗。刘大魁在这首诗里,就吟颂了自己的家乡———桐城陈家洲秀美的景色。
陈家洲距离桐城县城约有一百多里的路程,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刘大魁就出生在这里的一户塾师家庭。他的父亲刘柱是一名县学生,终日饱读诗书,刘大魁自小便受到家庭的熏陶,埋头苦学儒家典籍。弱冠之后,他的学识已大有长进,诗文在当地颇有些名气。然而,命运似乎并未青睐这位勤奋的读书人,刘大魁多次参加小考,竟然都名落孙山,到第十次参加小考时,才中了个秀才,取得了设塾课徒的资格。
不过热衷科举的刘大魁并未气馁,雍正三年(1725年),27岁的他第一次离开家乡,远赴北京参加顺天府乡试。然而,尽管他的诗文受到了京城众多学人的赏识,但他仍然在这次乡试中落第了。失望的刘大魁觉得自己无脸回去见江东父老,便留在了京城,师从时任武英殿总裁的同乡方苞。据说当刘大魁以一介布衣的身份,拿着自己的文章去拜见方苞时,方苞看过文章后大吃了一惊,逢人便说:“其实我方苞算不了什么,我的同乡刘大魁才真的称得上是才华横溢呢,他可以算得上是当代的韩愈和欧阳修了!”刚开始,人们并不相信方苞的话,后来读到了刘大魁的文章后,无不被他的才华所折服,刘大魁的名字也很快传遍了京城。方苞始终对刘大魁器重有加,非常希望他日后能学有所成,金榜题名。
雍正七年(1729年),刘大魁再次参加了顺天府乡试,不过这次的成绩也不太理想,只是侥幸地登了副榜。3年后,锲而不舍的他第三次参加顺天府乡试,成绩和上次一样,仍是中了副榜。假如按照今天的标准来看,或许刘大魁天生就不是一个“考试型”的选手,他的临场发挥总是欠佳,这让他每次只能在距离仕途仅有一步之遥的地方,遗憾地戛然止步。不过,作为一位从偏远乡村走出来的穷酸秀才,在举目无亲的情况下涉足京城,且能得到方苞这样的“高人”眷顾和指点,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乾隆元年(1736年),业已返回家乡、设塾授徒的刘大魁受恩师方苞推荐,参加了“博学鸿词科”的考试。所谓“博学鸿词科”,最早开考于康熙平定“三藩之乱”以后,当时清王朝在全国的统治已基本稳定,康熙因担心那些从明朝遗留下来的文人心里不服,便开设了“博学鸿词科”,下令各地官员和朝廷大臣将有学问的文人推荐给朝廷,直接封官。这一招果然很灵验,不少著名的学者、文人应召到了京城,从此走上仕途。
据说当时阅卷者已经评定刘大魁“合格”,而他本人也打算借此机会打开自己向往已久的仕途之门,不过令刘大魁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尽管他的文章写得文辞工丽,但当朝大学士张廷玉为避同乡之嫌,竟将他打入了冷宫。世事如此难料,这让刘大魁不得不从内心深处发出了一声长叹。尽管后来张廷玉为此事后悔不已,并曾专门举荐过刘大魁,但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期望能在仕途上有所作为的刘大魁,最终还是在凄苦之中与仕途擦肩而过了。
此时的刘大魁已年过半百,为生活所迫,他相继到浙江、湖北和山西等地为学幕,长期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年逾花甲的刘大魁被黟县的县官看中,请其出任该县教谕,刘大魁一干就是5年,直到69岁时才辞任。在黟县的这段时间里,他结交了一大批名重一时的学者文人,他们时常对酒当歌,谈古论今,正如刘大魁自己所说的那样,这段日子,是他一生中最为快乐的时光了。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刘大魁从应聘的歙县问政书院辞任归乡,在家乡讲学授徒。他的生活每况愈下,甚至到了靠吃蔬菜充饥、靠别人赠米为生的地步。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十月,刘大魁在贫困交加中悄然离开人世,死后葬于桐城东乡的梅子岭。
刘大魁在对仕途失去信心后,转而将精力全部用在了文学创作上,没想到苍天有眼,竟这样阴错阳差地成就了一代文豪。
刘大魁一生笔耕不辍,著作等身,他为后人留下了《海峰先生文集》《海峰先生诗集》《论文偶记》等大量的诗词文章,对“桐城派”的最终形成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传递作用。他虽然师承方苞,但对方苞的文学理论又有新的阐发;他进一步探求了文章的艺术形式问题,讲究文章的“神气”“音节”“字句”以及相互间的关系;他本人的文章,大多铿锵上口,音调高朗,富有韵律之美。刘大魁的文学主张和文章特点,对后来“桐城派”文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的得意门生姚鼐盛赞他“文笔人间刘海峰,牢笼百代一时穷”,真可谓恰如其分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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