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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网贡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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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10-23 23: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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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001fff]大塘乡人说得很对,“北京大学文科学术的变迁,从桐城派古文学家称霸的时期,到太炎弟子称雄的时期”,桑兵的<<近代中国学术的地缘与流派>>一文中也有提及。
桑兵
读1933年12月陈寅恪阅岑仲勉论著后复陈垣函,中有“此君想是粤人,中国将来恐只有南学,江淮已无足言,更不论黄河流域矣”一节,百思不得其解。以为仅仅推崇陈垣,则不免以偏概全之嫌,似与近代学术本相不合,终不能释然。偶读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关于北京学术界内情的记述,忽有所悟,知此议论实与近代中国学术的地域流派变迁关系甚大,继而证以中外学人的记载和其他相关资料,彼此贯通,于是事实之本相显现,而作者之寓意可通。 一 陈寅恪评语中关键概念有四,即粤人、南学、江淮与黄河流域。中外学者多已指出,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区域变化,中国的文化学术重心,有自北而南转移的趋势。日本京都学派主帅之一的内藤虎次郎所谓文化中心流动说,认为明以后文化中心在江浙一带,海通以还,将移到广东。此说表面似与陈寅恪语相印证,尤其在思想方面,但就学术而言,个中大有曲折。 清代学术,朝廷虽坚持理学正宗,学者则独重朴学,且奉考据为正统,其余皆附庸。但以地域论,朴学重心在于江淮,其他各省,或仍宗理学心学,如江西、河南,“能为汉学者少”,或文风不盛,难以言学术。所以梁启超有“一代学术几为江浙皖三省所独占”的评语。据注重清学的吉川幸次郎估计,依出生地而言,清朝学者十之八九产于苏、浙、皖三省,其他各省如直隶、山东、湖南、福建、广东、贵州等合计,比例也极低。阮元督粤,创学海堂,引朴学入粤,主张折中统一汉宋,对广东文化发展,影响极大。道咸以降,粤学骤盛。清末民初,广东藏书蔚然成风,即其流风余韵。今人苏精编《近代藏书三十家》,所录江苏11人,浙江8人,福建2人(其中郑振铎生于浙江),湖北、湖南、江西、四川、安徽各1人,而广东有4人,位居第三。不过,就学术贡献而言,学海堂的成就尚不足观。梁启超虽然说清中叶后“江浙衰而粤转盛”,但粤人治学足以“名家者无一焉”。如“东塾弟子遍粤中,各得其一体,无甚杰出者。”民初修《清史》,广泛征求各省入儒林、文苑人选,广东人承认“敝省著述自远不及大江南北”,所举“乡评极确,列入儒林而无愧”的“笃行朴学之士”,不过5人,另附算学1人,加上附传及入文苑者,总共提出8人,其中宋学家3人,兼采汉宋家1人,算学邹伯奇还在可收可不收之列。 《清史稿》的编撰,取舍不当,疏失较多。就实际情形言,晚清岭南影响较大的学者有二,一为陈澧,一为朱次琦,均主汉宋不分或汉宋兼采。两人门下,各分两支。“东塾弟子分为二派,一派是陈庆笙、梁节庵辈,一派是廖泽群、陶春海辈,廖、陶颇不以陈、梁为然。”但论影响势力,陈、梁无疑大于廖、陶。尤其是梁鼎芬,为张之洞“最深倚重”,与李文田、沈曾植等“皆同时讲学契友”,相继被聘为惠州丰湖、肇庆端溪、广州广雅、武汉两湖、南京钟山等书院山长,在湖北时还赞襄学务,几乎等于张之洞幕中沟通士林的总管。光绪朝后期张之洞权倾一时,历任两广、湖广、两江等要地总督,并入值军机,又好结交名士,幕下网罗各种人才,颇有阮元再世之象。张私淑陈东塾,他的鼓吹加上梁鼎芬的作用,可谓张大学海堂影响的重要后天因素。东塾弟子不仅遍及粤中,其学风还远被京师。直到20世纪20年代,在华设专门研究室调查中国社会情况的日本学者今关天彭,于所撰关于学术界状况的书中,认为北方旧学势力最大的还是张之洞余风的陈澧一派。 至于朱九江一脉,虽然没有官威做后台的显赫,对于中国近代思想学术界的影响却比东塾门下有过之无不及。其弟子有名于时者,一是康有为,作为维新派的精神领袖和政治统帅,是一个历史时期中国思想界的标志。不过,康在学术上走了经今文学的路子,渊源不来自乃师。而今文学在近代思想界的贡献或影响虽然极大,学术上的疑古辨伪,却是语多妖妄怪诞,得不到公认。民初马良、章炳麟、梁启超等仿法兰西研究院发起函,议论人选名单时,“说近妖妄者不列,故简去夏穗卿、廖季平、康长素,于壬秋亦不取其经说。”一贯尊师重教的梁启超也公然放弃师说。其二为简朝亮,他虽恪守师训,却颇得真传,“艰苦笃实,卓然人师,注《论语》、《尚书》,折衷汉宋精粹”。1933年他与柯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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