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日报]桐城派系列重磅文章---再扬桐城地域文化

快雨堂

发掘桐城精神 弘扬皖派文化
——第二届全国桐城派学术研讨会综述
■杨扬 2005-10-14 05:18:33
　

桐城派崛起于清康熙年间，衰亡于民国初年，绵延200余年，归聚散文作家1200余人，形成“天下文章出桐城”的文学奇观。自上世纪初，特别是“五四”以来，桐城派被视为旧文学的代表而受到猛烈的讨伐，此后很长一个时期，它一直被视为新文学诞生的祭物和新诗、白话文的对立面。1985年，首届桐城派学术研讨会召开，桐城派“翻案”之后，重新成为研究热点并取得了一定成果。20年过去了，近日，由桐城市委、市政府主办的安徽省桐城派研究会成立大会暨第二届全国桐城派学术研讨会在桐城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近百位学者对桐城派进行了进一步研究。现将会议主要学术观点综述如下：
研究一种文化，首先要对它的内涵进行准确界定。和淮河文化、徽州文化相比，桐城文化内容比较单一，主要表现为文学艺术。有学者认为，“桐城派”还可以细分为桐城文派、桐城学派、桐城诗派、桐城书画派和桐城民间文学。其中，桐城学派起源于方氏，亦称“王（守仁）学左派”，在学术界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清代桐城学人多出其门，直至近代仍旧饱学之士辈出。桐城诗派以学取胜，力求熔铸唐宋和兼美，熔激情与思想深度与一炉，拓开诗境，雅有所托，善于尽意，本于性情，缘于政事，诗人辈出。桐城文派兴起稍晚，但声誉最高，影响最大，它秉承程、朱道统，尊崇秦汉及唐宋八大家散文，提出了一系列先进的思想主张，创立了具有科学性的文学理论，创作了大量作品，自成体系。桐城书画派和桐城民间文学也构成了桐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清代的古文，前前后后，殆无不与桐城派有联系。桐城派在学术中的地位、价值和影响受到多位前辈学者的肯定，如胡适所言：“使古文做通顺了，为后来二三十年勉强应用的预备，这一点功劳是不可埋没的。”与会学者对桐城派的地位、价值和影响等方面进行了探讨。有学者强调，在解读桐城派在清代学术中的地位时，应用多维的复合性思维进行分析。从清代文学史的视角分析，桐城派上承“唐宋派”古文传统有其合理性，其提出的“义法”等理论表现了对文章艺术追求的独创性；从桐城派自身发展的视角进行分析，桐城派有其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对桐城派参与“汉宋”之争要具体分析；从清代学术史的宏观视角来看，桐城派虽非清学主体，但是清代“古文正宗”，具有保守性和因时性的双重特点。有学者认为，桐城派文论具有多元价值：其革新价值在于义领法随，开宗立派；其艺术价值在于神完气备，刚柔相济，在继承“义法”的基础上标举行文之道，辞章之学，深入到作品内部探讨艺术领域中的诸多问题，构成了以神气、意境、品藻、风格等为主要内容的桐城派艺术论；其开拓价值在于兼长并善，开疆拓土。

桐城区区一地，何以文化煊赫一时、代起饱学之士，这是一个让众多学者关注的问题。不少学者对“桐城人才现象”或“桐城派人才现象”进行了研究，大家认为，桐城文化辉煌最重要和最根本的原因是尊师重教：自明清至今，桐城教育就比周边市县发达，书院也很兴盛，培养了大批青年才俊。知识分子以教书为业，读书作文，习字绘画，相沿成习，蔚然成风，他们通常都有独具特色的办学理念，既传承家法，又倡导西学，和高等学术殿堂有密切的联系。正是这种兴学重教的优良传统，注重传承文化、传播知识、发展教育的精神，使得本乡富有深厚的人文底蕴，得以成就一批在中国文化史中灿若星辰的文豪。以教育培养大量人才，推动经济和文化发展，这点，对于现今的社会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复兴，都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桐川

[size=3]地域文化的研究与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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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5年12月09日04:14 安徽在线-安徽日报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建设与之相适应的和谐文化。近年来，安徽省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尤其在地域文化的研究与开发方面形成了很好的氛围和态势，对于和谐安徽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地域文化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产生、发展，但它应当具有这些特性：一是地域范围基本稳定，渊源和基本特征有着鲜明的地区性。地域文化很大程度受地理环境制约，区

域范围的划分必须稳定延续，甚至不随行政区划的变化而立即发生相应变化；二是特征基本稳定。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一个区域内表现出来的文化特征稳定，才能谈得上地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才能剖析其发展脉络，把握其基本特征；三是体系比较完整。地域文化的构成必须是立体的、全面的，涵盖某一地域的各层面。

　　安徽地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底蕴深厚，影响久远。近年来，通过不断发掘和发扬，安徽地域文化已初步显现出个性突出、特色鲜明的区域格局。

　　一是皖北地区的“淮河文化圈”，主要是在我省境内的淮河流域地区，大体上形成于春秋战国，鼎盛于东汉、三国。主要历史文化名人和学术流派，在春秋战国时期为老子、庄子、管仲，以及老庄道学。在三国时期为“三曹”（曹操、曹丕、曹植）及其创造和推动的“建安文学”，有神医华佗及其创造的中国古代医学。西汉时期淮南王刘安主持编著的《淮南子》，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大百科全书，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代，对传承百家学说有重要的贡献。此后，由于种种原因，淮河流域没有产生有影响力的文化名人，反倒是经常泛滥的淮河引起世人瞩目。

　　二是皖中地区的“皖江文化圈”，主要是我省境内的长江流域地区，大体发轫于明代，兴盛于清代，形成了著名的“桐城文派”，出现了一大批学者大家，对中国的文坛乃至思想界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清代中后期就有“天下文章皆出于桐城”之说，可见影响之广、作用之大。八百里皖江更是佛教文化的荟萃之地，司空山下二祖寺、天柱山下三祖寺、佛教名山九华山，形成了璀璨亮丽的佛教寺庙文化现象，诞生了一大批佛学大家。二十世纪中华文化名人、一代宗师赵朴初先生就是皖江地区的太湖人。近代还有怀宁的陈独秀、潜山的张恨水、桐城的朱光潜等历史文化名人，对中国思想文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是皖南地区的“徽州文化”，在今天的黄山、宣城一带。徽文化的形成历史久远，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晋。古代这里的居民大多是北方的富家豪族为避战乱而移民过来的，移民的高峰是西晋和南宋时期，他们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化，所以，这里的文化底蕴非常丰厚，文化形态也丰富多彩，及至明清臻于鼎盛，形成了著名的徽学、徽剧、徽雕、徽刻、徽州建筑，以及新安医学、新安画派，还有徽商文化，有“无徽不成镇”之说。现在，这里还保存了大量的古代村落和文化遗存，如西递、宏村和花山谜窟，为黄山旅游景区增添了古文化色彩。

　　近年来，省委、省政府站在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提出了“打好徽字牌、唱响黄梅戏、建设文化强省”的文化发展战略，制定了“徽文化”发展规划和措施。加强法制建设，依法保护古民居；加强文物保护，维修徽派古建筑；积极申报世界遗产，争取国际支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培养高素质的徽学研究队伍；开展徽学研究，扩大徽学影响，在诸多方面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安徽的地域文化的研究只是刚起步，还存在着各地域文化研究之间的不平衡，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要正确处理好研究与开发的关系。要做到研究与开发并举，互相促进，以研究推动开发，以开发促进研究。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强对地域文化的研究，充分挖掘地域文化的精神内涵；要加大力度，有效保护地域文化历史遗存；要科学利用，既要看到直接的旅游经济效益，更要重视文化传统的社会价值；要加强宣传推介，让地域文化进一步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在新时期促进文化交流、扩大影响，弘扬传统文化，建设精神文明，构建和谐社会等方面作出积极努力。另一方面要加快地域文化等产业的开发，大量的劳动和资本应该流入文化旅游、娱乐服务、文化艺术、教育科学等活动中。在经济社会文化一体化趋势日益明显的今天，在思考、制定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时，必须高度重视挖掘地域文化资源，积极发展地域文化产业，实现区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此，必须更新观念，把地域文化发展放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

　　要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坚持理论创新。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繁荣和发展安徽地域文化研究，首先必须坚持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为地域经济文化发展服务；其次，要坚持与时俱进，加强理论创新。创新的理论思维，既是地域文化研究的灵魂，也是地域文化保持蓬勃活力的重要保证。要站在时代高度，发扬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不断拓展地域文化研究领域，形成新思想、新观点、新方法，把地域文化研究推上新的高度。（执笔：周之林韩修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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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cr

让我们过南京长江大桥逆江而上，据和县人说，皖江文化就是乌江文化，项羽自刎乌江，李清照“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马鞍山人说，皖江文化是他们的采石矶文化、李白文化，不准其他地方独占；芜湖人说，皖江文化有他们的芜湖米市文化、江南茶市文化、汽车文化，这是精华，不能视而不见；铜陵人说，皖江文化，不能不提青铜文化吧？池州人说，我九华佛文化呢？安庆人说，皖江文化就是古皖文化，安庆独有的。你看，纠纷产生了吧？所以省政协委员说，安徽有两大地域文化，一个是徽文化，一个是桐城文化，要慎提“皖江文化”。我看安庆要摆脱这一尴尬，不如直接提“古皖文化”要好一点。

［此帖子已被 E-tcr 在 2005-10-20 19:12:21 编辑过］

E-tcr

皖江八百里，皖江八市，提“皖江文化”和提“中华文化”有何异同？

大塘乡人

在去年底由省社科院与安师院举行的有16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的皖江地区历史文化研讨会上，多数学者对皖江文化是否成立提出了质疑，而提倡使用桐城文化概念。因为就安徽而言，桐城与徽州两地更具区域文化特征。

大塘乡人

报纸已收藏。

快雨堂

桐城派研究的厘清与突破

■高黛英 2005-10-14 05:18:33
　

桐城派，又名桐城文派、桐城古文派。因其代表人物戴名世、方苞、刘大c、姚鼐等均系安徽桐城人，故名。
桐城派崛起于清康熙年间，衰落于民国初年，前后绵延200余年，麇集作家1200余人。它尊奉程、朱道统，继承秦汉及八家文统，创立了以“义法”说为核心的系统完整的散文理论，创作了丰富优秀的散文作品，有“天下文章出桐城”的赞誉。其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影响之深，实为中国文学史所罕见。


桐城派是清代文学史上集中国古典散文、文论之大成，并占有突出正宗地位的古文流派。此派自结立门户之初便毁誉繁兴、人言言殊。进入20世纪以后，桐城派研究几经起伏。最初20年，桐城派研究是承续期，刘师培、黄侃等人批评桐城派体辞，胡适、陈独秀等人否定桐城派价值；20年代中期至40年代末是桐城派研究的发展期，新文学家对桐城派不再全盘否定，而是有所选择和汲取，将桐城派作为纯然的学术对象来归纳研究，由文派流变史的研究到桐城派理论及创作的深入探讨。建国后至70年代末是20世纪桐城派研究最低落的时期，受思想文化界形而上学之风的影响，更多的论者机械运用唯物史观，从政治等文学发展的外部规律上评价桐城派，否定意见仍占上风。80年代，桐城派研究进入复兴与繁荣期，研究禁区被冲破。本时段研究论题围绕着整体评价、古文理论贡献、古文创作成就、文派流衍及历史经验教训的探讨与总结等几个方面，研究方法更新，视野扩大，多元格局形成，由简单的价值判断转向文学事实的清理与研究，理论探讨进入细化与深入的阶段。

首先，是寻求桐城派研究新突破的自觉意识与努力。一个是学术视野的突破和研究范围的拓展。研究呈现出多角度、多方位的态势。学者们从地域文化、学术史、哲学、史学、教育史、文学史等各个方面探讨桐城文化，总结研究得失。作家选择上，不再集中于“桐城三祖”、“姚门四杰”，而扩及桐城后学方宗诚、戴均衡、萧穆等人，甚至牵出桐城派尚未创立之前的方维仪和姚鼐伯父、业师姚范；以往研究中较少涉及的尺牍、墓志、寿序、奏议、诗歌等题材的写作乃至传播情况，被学者们所关注；对作家创作心理的探讨，对文集版本变迁的论述和对作家交游的考述等，都丰富发展了该论题的研究。第二，研究方法的更新。在研究方法上还出现了以往研究很少使用的文献学的研究方法。《谈吴汝纶〈尺牍续编〉》平实准确地考述了吴汝纶《尺牍续编》的编纂情形、版本状貌、成书时间、所收信件编年及内容，以及该书特点等等，清晰地呈现了这部珍贵的传世文献的大致面貌。《论萧穆与〈徐骑省集〉》从文集刊刻缘起及校勘特色两方面探讨该书的版本价值和文献特征。《东跨日本访逸书的晚清学者——黎庶昌及其〈古逸丛书〉考论》，爬梳、钩稽史料，详述了黎庶昌搜访刊刻《古逸丛书》的经历，并以部分逸书为例，撮述流传原委、考述版本真伪，考订今人讹误，辨别异同得失，等等。研究手法的丰富多样使得一些研究取得了可喜的突破。

突出的地域性特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文化态度方面，多数研究者对研究对象有一种天然的、地域上的亲和与文化上的认同；研究资源的使用方面，独特的地域资料的挖掘使用较为突出，一些具有前沿性、开拓性的选题及扎扎实实的论证，建立在独特的、不易搜寻的当地田野调查资料、族谱家谱、家族文本遗存甚至当地百姓由于某种机缘保存并捐献的珍贵文献资料之上；研究队伍方面，专职科研人员外，尚有不少非研究机构的人员，职业上具有普泛性特征，一些研究者与被研究对象之间存在家学或师承（再传）之关系。这些都体现了安徽各阶层对桐城派这一地域历史文化遗产的珍视和研究的热情。

桐城派自树帜文坛便毁誉繁兴，对其展开批评的历史亦不止百年。寻求研究的突破，笔者以为，首先应站在文学、史学的高度，对百年桐城派研究的实践和理念进行全面的清理与反思，并严格按照“历史的方式”，即将研究对象置于它存在的原生状态中，根据研究对象历史演进的实际状态及文学文本，进行宏观的把握和个案的研究。此问题，法国汉学家戴廷杰（作《戴名世年谱》，中华书局2005年出版）的意见值得我们重视。戴廷杰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近二三十年，有很多关于桐城派的文章，探讨某作家的文学思想，试图找出作家间的相互联系或影响。我觉得许多文章缺少证据，只是抽出几点或某些段落进行简单的比较，并不重视原文和引言的上下文。所谓戴名世的文学思想，多半是根据戴名世为某些时文写的序；像许多文士一样，戴名世提倡‘以古文为时文’，可是我们不要忘记戴名世在此类序中给出的所谓学做法则，实为一种极为特殊的文体练习，也即著名的八股文。戴名世在给侍郎赵士麟的信中，要求赵氏撕毁他请人代写而署戴氏的一篇序时，转引《易经》中‘君子以言有物’一句，难道也应将此作为戴名世文学思想的一部分吗？难道便可与方苞的著名‘义法’相比较，因为方苞曾提出‘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吗？在这封信中，我怕看不出别的，只看出戴名世指责赵侍郎的妄贪虚荣。”戴廷杰还说：“戴名世是否属于桐城派是很难证明的。其实是无法证明的：怎可能证明一个作家属于他所生活的年代还不存在的一个流派呢？……我只是觉得从历史学家的眼光看，这几乎是年代记述的误差……”西方汉学家提出的桐城派研究中“史学意识”的缺乏，随意调遣材料和“过度阐释”的问题，值得我们反思。(作者单位：郑州大学)

快雨堂

重新审视桐城派

■江小角 2005-10-14 05:18:33
　

清朝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和巩固的重要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交替时期，也是文化有所成就的时期。桐城派几与清朝国运昌敝兴衰相始终，许多桐城派作家在清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发展中贡献了聪明才智，为满汉民族融合、康乾盛世的形成作出了积极贡献，也为后人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是安徽地域文明中的突出亮点之一，值得认真研究和大力弘扬。
清末开始，包括学术界在内的社会各界对桐城派的研究、评价从未间断，但对桐城派的评价因时因事因人，褒贬不一，缺乏客观公正性。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全新认识和思考，特别是新修《清史》工程的启动，对桐城派的评价与审视也迎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当前，要在详尽占有材料和广泛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拓展研究领域，选准新的研究切入点，实现“三大”突破。

一是实现研究范围的突破。以往的桐城派研究侧重于文论方面，以文论文的居多。其实桐城派看似是一种文化现象，实际上它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要从侧重于单一的文论研究向全面研究转变，将桐城派与清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民风民俗等方面联系起来，综合考察，以便准确评价桐城派在清代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探寻桐城派的发展脉络。只有将其放置到深广的清代历史背景下去认识，才能把握其全貌，衡量其价值。

二是实现研究对象的突破。桐城派绵延二百余年，作家1200多人，著述达二千多种，以往研究桐城派，关注点都集中在方苞、姚鼐、刘大c及中后期一些大家身上，对其他众多作家很少问津。而那些散居各地的作家，他们在桐城派中的地位虽不显赫，但其作品在反映社会现实，抨击时弊，讴歌人生，关注民生等方面很有史料价值，同时为扩大桐城派影响，宣传桐城派文学主张都起过积极作用。因此，研究桐城派，要把这些作家的作品和著述纳入研究范畴。否则，展现给世人的桐城派面貌就不完整，形象就不完美，特征就不突出。

三是实现研究方法的突破。要把桐城派研究从以人论文、就文评文的感性层面提升到以文为本、全面考察的理性层面，特别是要注意把桐城派的名家与同时期或历史上的重要人物进行比较研究，取得新的研究成果。要借鉴和运用哲学、美学、人才学、教育学、历史学、历史地理学、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将桐城派置于现代化、国际化、网络化交互作用所构建的学术平台上，进行科学研究，促进桐城派研究工作有新的更大的发展。（作者单位：桐城市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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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传历史文化 创建现代文明

■操鹏 2005-10-14 05:18:33
　

风靡全国，饮誉海外，日月迁流，熏染日盛。桐城派以她在文学史上的煊赫地位及其学术思想的无限魅力，掀起了海内外桐城派学术研究的热潮。人们探究以“三祖（方苞、刘大c、姚鼐）一宗（戴名世）”为代表的桐城派何以出自古皖一隅，当获悉乃因桐城山川奇杰的自然环境、人文荟萃的社会历史环境、名门望族的家庭教育环境等主要因素之后，旋对桐城派这一空前的文学现象和独特的人才现象，志趣盎然地进行了坚持不懈的研究，形成了如下的共识：桐城派虽是封建主义文学，但系有清一代的主流文学，封建社会末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哲学、科技、美学等等，无一不在桐城派的学术思想和创作实践中，得到全面而生动的反映，因而桐城派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和人类社会珍贵的文化遗产。
承传优秀文化遗产，创建新的精神文明，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就桐城派学术研究而言，其重大现实意义及深远影响，业已日益引起各级领导、海内外专家学者及社会有识之士的广泛重视。

包括桐城派在内的优秀传统文化，是历史的伟大创造，系中华民族的身份标志和精神寄托。加强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吸其精华，除其糟粕，推陈出新，古为今用，着力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建立新型的富有当代气息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既是时代的需求和呼唤，更是文化学术界的历史使命。关注、重视和进行桐城派研究，将其中富有生命力的精髓融入当代先进文化的创新之中，从而促进“三个文明”建设，增强海内外文化经济交流，当是我们桐城派研究者理应肩负的光荣任务。

桐城派作为源远流长、积淀深厚的文学现象，传世的古代散文作品2000余种，为中华民族的文学宝库增添了绚丽的色彩。尤为值得充分肯定的是桐城派的缔造宗师们，在艰辛的创作实践中，兼收众长，集其大成，创造性地提出义法说，神气说，义理、考据、文章三者兼长相济说，神、理、气、味、格、律、声、色艺术特征说以及阳刚阴柔风格说，为提高古代散文的学术质量，促进古代散文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这一具有相当完整的体系性和周密的理论性的桐城派文论，是对整个中国古代文论和文学创作经验的总结，无疑对现代文学理论体系的创建及文学创作，有着弥足珍贵的引导作用。

从特定的视角看，文学即人才学，桐城派是一个庞大的文学精英的群体。1200多位作家，遍布大江南北19个省市及海外，其散文作品汗牛充栋，以“国朝正宗”雄踞有清一代至民国初期近300年，何其强劲，何等气派！这是一种独特的人才现象，而究其成才途径不妨以方、戴、刘、姚“四祖”为例。一是他们的祖辈均严于家教，如方、姚五岁即能背诵“五经”，父辈留给他们的遗产仅艰苦奋斗、清贫自守等精神财富而已。二是他们少而能文，且喜结社切磋，远游会友，精益求精，如戴名世十七八岁时即好交游，与同里二十余人相互砥砺，商榷文章之事，其中方苞受益最大。三是他们以振兴古文为己任，善于继承，勇于创新。如姚鼐中年毅然辞官后任教四十余年，通过书院讲学宣讲桐城派文学主张，精心培育出一批又一批桐城派作家。“桐城家法”正是通过师生承传、同流膺服和景仰私淑的持续拓展，终于造就数以千百计的高智密集的桐城派文学精英，从而独领清代文坛盟主地位。事实证明，桐城派的人才建树值得称道，对于我们今天培养人才，实施新型人才战略有着借鉴和学习的价值。

桐城派是一个与时俱进的文学流派，其作家大都注重探讨当时各种实际的社会问题，对举凡田制、赋税、农事、工商、边防、海运、河工、吏治、科举等存在的弊端，进行了具体的揭露和有力的鞭挞，并提出诸如“因时”、“救时”、经世济民、变法图强等一系列的先进思想主张，而薛福成主张振兴工商，吴汝纶力倡开办新学，严复、林纾大量译介西方名著以求促进社会改良，无一不体现出桐城派作家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诚然，这些均属于过去，但对今天如何全面、公正而准确地评价桐城派，不无启示作用。（作者单位：省桐城派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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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派名家文集汇刊》
——桐城派研究的重要文献
■郝亚明 2005-10-14 05:18:33
　

桐城派名家文集汇刊》是清史纂修中文献整理与抢救的重要项目之一。清朝历史长达268年，史料浩繁，种类甚多，内容丰富，当代中国面临的一些问题，仍可从清代历史中寻找其渊源。因此，集全国清史专家学者之智，编纂一部高水平的《清史》，既有助于民众了解祖国的历史和文化，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认识国情，也有助于推动清代文献、档案的整理、抢救和利用。
在清代二百余年间，桐城派的许多作家在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等领域产生过重大作用和影响，其作品涉及有清一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极具史料价值。因此，它们都是《清史》研究编纂中必不可少的重要资料之一，必须整理利用。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桐城派少数代表作家的一些文集、选集也有整理出版，这对桐城派研究工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这些文集、选集的整理出版，远远难以满足专家学者开展桐城派研究乃至清代学术文化研究的需要。因此，集中人力、物力，整理出版一套成系列、较详细完备的桐城派作家文集，显得十分迫切也很重要。

《清史》编纂是国家特大型文化工程，既具权威性，又具唯一性。《桐城派名家文集汇刊》能添列其辅助工程之中，这本身就说明了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对桐城派的关注和重视，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了桐城派在清代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桐城派名家文集汇刊》将对桐城派形成、兴盛、流变三个阶段23位代表作家的文集进行搜集、点校、整理，总体规模达1000万字，预计到2007年底完成。收录的文献内容大体上以传统的“集部”为主，主要包括：在桐城派师承传布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的作家文集；影响桐城派文风演变的作家文集；影响清代社会思潮或学风的桐城派作家文集；身为桐城派作家而又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产生过重大影响且具有一定历史地位的作家文集。该项目完成后，不仅为清史编纂提供一个方面的资料，为桐城派研究提供一套详备可信的资料，改变以往桐城派研究资料零散不足的状况，而且为学术界开展清代文学史、文化史、思想史、教育史等研究工作提供宝贵资料，为高校文科教学科研工作提供基础性的文献资料。（作者单位：桐城市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