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吴汝纶先生百年祭

桐川

[size=2]吴汝纶先生百年祭
白 梦
“后十百年人才奋兴胚胎于此，合东西国学问精粹陶冶而成。”这副古意盎然，文气十足而又分明透着现代气息和科学精神的对联是吴汝纶先生创办桐城学堂时拟的，如今就镌在安徽省市范中学――桐城中学的大门两侧。桐城中学的前身便是桐城学堂。这所中学去年刚刚庆祝了它的百岁华诞，今年又逢它的创始人吴汝纶先生百年祭辰。
在吴先生半身塑像前，我默默伫立，思绪如潮，掠过百年时空，呈现在我面前的是晚清的颓败，国家的积弱，列强的欺凌，以及新旧思想的碰撞与融合。生逢其时，吴先生是不幸的，然而也正是这种不幸，使他避免了一个封建文人“学而优则仕”的普通命运，转而成为一个废旧学，兴新学，力主科教兴国、力倡全民教育的有识之士。中国从来就不缺官僚，缺的是独立的思想，大胆的变革，和不断的维新。
吴汝纶先生作为一个在科举道途上一路顺风的旧知识分子，设若不是身处一个激荡的时代，很难想象他会打出废除科举，兴办新学的大旗。回顾他六十三年的人生历程，用“忧患”两个字来概括似是最恰当不过。
道光二十年，也就是1840年，吴汝纶出身于安徽桐城一个清寒的私塾先生之家。同年，鸦片战争爆发，给本就摇摇欲坠的清王朝以致命打击，更给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中国亿兆百姓带来了更加深重的灾难。吴汝纶就这样生于忧患，长于忧患。作为一个读书人的后代，作为一个以文章名天下的桐城派后裔，所幸的是他自幼聪颖过人，博览群书，早著文名。他最尊崇的是前辈乡贤姚鼐，在那棵高大的银杏树下，他不止一次庆幸自己“生于桐城，自少读姚氏书”，那部《古文辞类篹》他反反复复不知研读了多少遍。同治二年（1863），他以县试第一名的成绩考取秀才，次年中江南乡试第九名举人，又次年，入京会试，中第八名进士，被录用为内阁中书。可谓是少年登科，一路绿灯。曾国藩奇其文，爱其才，硬将他从内阁调出，留在自己府中作为幕僚，参赞政务。
还在江南乡试时，曾国藩阅卷，便看中了他的文章，断言他将会成为桐城的后起之秀。其时，曾氏自署为姚鼐私淑弟子，为当时公认的桐城派领袖人物。吴汝纶身为桐城人，有一肚子学问，写得一手好文章，曾国藩将他收在自己帐下，正是水到渠成之事。为此，曾氏在日记中写道：“吴挚甫来久谈，吴，桐城人，本年进士，年仅26岁，而古文、经学、时文皆卓然不群，异材也。”吴挚甫即是吴汝纶。
在曾国藩府中四年，吴汝纶更加精进，除了帮助曾氏处理日常公务外，还常与张裕钊、黎庶昌等人谈文论史，切磋技艺，一时文思泉涌，著述不断，笔涉经史子集，包罗万象，令曾国藩看了都“咋舌自失，谓尽平生所未知”。在曾国藩的大旗下，桐城派因号称“曾门四弟子”的吴汝纶、张裕钊、黎庶昌、薛福成等人的努力和成就，而呈现出最后的辉煌。
然而，毕竟桐城派已流布了200余年，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新兴的资本主义思潮开始冲击古老的中国文化，吴汝纶在沉思，如何才能找出一条救国之路。同治九年，曾国藩回南，李鸿章继任直隶总督，又将吴汝纶留在自己帐下。转年，他出任直隶深州知州，后转任冀州。在深州任上，他大办教育，常常亲往深州书院为学生授课，使“民忘其吏，推为大师”。在冀州，他引水开渠，利农桑，便商旅。他还大力整顿治安，清理狱讼。一步一步实现着他富国安民的政治理想。
然而清政府的腐败已不可救药，一个书生，只能出污泥而不染，却难以挽颓势以回天。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他决定弃官治学。恰好，光绪十四年（1888），张裕钊转任江汉书院教习，莲池书院山长出缺，吴汝纶便找到李鸿章，要求辞去官职，接任莲池书院山长之职。
李鸿章也是爱才之人，吴汝纶是他治下能吏，如何舍得放他归山。无奈汝纶去意已决，当即上了一道辞呈，称病乞休。光绪十五年二月，吴汝纶正式出任莲池书院山长，开始了他教书育人，修身治学之路。远离腐朽的政坛，执起小小的教鞭，他长袖善舞，心情舒畅。在给朋友的信中欣然写道：“此间书院园亭之乐，全省所无，弟以冀州易此，真乃舍鼠穴而归康庄也，此近日一胜事耳。”
在莲池书院，他的名人效应显露无遗，各地学子纷纷前来求学问教，就连日本的中岛截之、野田多内等人也远涉重洋，前往保定拜师受业。时人这样记述：“西国名士，日本儒者，每过保定，必谒吴先生，进有所叩，退无不欣然推服。”
在与外国学人的切磋交流中，他的思想也在不断变化。他深切的认识到科教兴国的重要性，“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古老的“四书五经”已不再是治世法宝，靠“八股时文”也不能取尽天下有识之士。忧患之后的沉思，沉思之后的觉醒。他一再撰文呼吁：“窃谓废去时文，直应废去科举，不复以文字取士。”“非废科举，重学校，人才不兴。”“教育与政治有密切关系，非请停科举，则学校难成。”“今方开倡西学，必以算学为开宗明义第一章。”“学堂之中，要尽量减少中学课程，增加西学课程，西学除博物、理化、算术、政治、法律以外，则矿山、铁道、税关、邮政数事为最急，海陆军法、炮工、船厂次之。”
在主倡学习西方科学文化的同时，他与留英归来的严复结成了好友，欣然为严复所译的《天演论》作序，以扩大严氏译著在国内的影响。《天演论》中物竞天择，弱肉强食的进化论观点深深震撼了当时的社会，洋务救国，维新图强，一时成了国人的共识。然而戊戌变法失败了。吴汝纶再次感到深切的悲哀和失望。光绪二十八年，已逾六旬的吴汝纶决定南归终养，吏部尚书张百熙却登门拜访，请他出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
京师大学堂是要办成新学的，这正合了吴汝纶的教育思想，于是他提出要出国考察，学习国外的办学经验，张百熙慨然答允。光绪二十八年五月一日，吴汝纶率队出访日本，考察学制。在日本，他受到了明治天皇的接见，各界名流对他的到来更是欢迎备至。他在长崎、神户、大阪、西京、东京等地，考察了各类学校，并与日本学界人士进行了广泛交流。
三个月后，他起程回国，对于在中国开展新式教育已有了整体思考，但清廷已令他彻底失望，他终于没有回京，而是取道上海，直接回到故乡桐城。在家乡，他一面将日本之行写成《东游从录》，一面开始实践他的办学思路。他撰写了一系列办学宗旨：“全国各省、府、县都要分立大、中、小学堂”，“一县不可止立一学，各乡皆须立学”，“学堂愈多，愈能收效，不宜化多为少”，“普国人而尽教之，不入学者有罚”，“先立师范学堂，取成学之士，延外国教习”……
桐城学堂就是他的实验田，除了延聘当地名流出任堂长教职处，他还从日本请来了早川东明为外籍教师。并亲笔撰写了那幅著名的对联：“后十百年人才奋兴胚胎于此，合东西国学问精粹陶冶而成”，横披为“勉成国器”。
学堂办成了，然而忧患之中，吴先生却积劳成疾，于光绪二十九年新春正月阖然长逝。
其后不久，新文化运动发起，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桐城派作为古文流派也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页教科书。
“合东西国学问精粹”，这是一个桐城派后期代表人物吐故纳新，自觉接受外来文化的最好例证。
百年之后的中国，吴先生当年“普国人尽教之，不入学者有罚”的全民教育思想已成为现实。先生塑像在此，日日聆听课堂上数理化兼备，中西文皆有的读书教学声，应该洗去忧患，展现欢颜了。

20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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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调的歌

可惜桐中吃着老祖宗的饭
却没有很好的继承发扬

大士

勉成国器！

快雨堂

林纾和严复是吴汝伦的学生或门人，林纾和严复充任京师大学堂教习是吴汝伦举荐的，而严复最有名的译作《天演论》是吴汝纶作的序言，可见其师承和学术关系非同一般.

马其昶与吴汝伦都为桐城人，两人于1902年在家乡开办桐城中学堂，由马其昶担任校长3.

姚永朴和姚永概则是姚莹之后，直接继承家学。

顺龙河℃

学堂之中，要尽量减少中学课程，增加西学课程，西学除博物、理化、算术、政治、法律以外，则矿山、铁道、税关、邮政数事为最急，海陆军法、炮工、船厂次之

````减少中学课程```不能认同``

快雨堂

[quote]原文由 [B]顺龙河℃[/B] 发表:
学堂之中，要尽量减少中学课程，增加西学课程，西学除博物、理化、算术、政治、法律以外，则矿山、铁道、税关、邮政数事为最急，海陆军法、炮工、船厂次之

````减少中学课程```不能认同``

[/quote]


当时中国之弱，吴先生倡导西学，以图吾国强大，可以理解。

桐川

当时的所谓中学课程无非就是四书五经之类的国学，吴先生并不是不重视国学，只是当时这些在教育中所占的比例过大。

作为正宗桐城派的传人吴先生能够提倡“合东西国学问精粹”实在是有先见之明。

顺龙河℃

过学在教学中站的比重再大也不为过``四书五经是我们现今白话文的源泉``我们现在所了解的也正是从他们那里得到的``现在我们对我们的文化的淡漠和现在我们的教育缺少四书五经不无关联``我不提倡返古``我说的是我们不有关模式这些``

桐川

当然应该重视国学，但应该有个度

淡怡

作为正宗桐城派的传人吴先生能够提倡“合东西国学问精粹”实在是有先见之明

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