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籍名流：女作家方令孺 ！！！

快雨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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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作家方令孺[/color][/CENTER][/size]

方令孺（1897——1976），桐城方守敦之女，舒芜（原名方管）的姑母。因排行第九，人称九姑。

1923年，令孺开桐城县女子留学之先例，赴美国留学。先在华盛顿大学、威斯康辛大学攻读西方文学。1929年回国，在青岛大学国文系任教。令孺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就开始创作新诗，为当时“新月派”仅有的两位女诗人之一（另一人是林徽音），蜚声文坛。令孺同情尊敬进步文艺工作者。在茅盾逝世追悼会上，丁玲曾对巴金说：当时在我处境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方令孺曾主动找过我，“表示愿意帮助”，并说：“我实在同情你们，尊敬你们。”丁玲深情地告诉巴金：方令孺“真是一个好人！”

抗日战争爆发后，方令孺去重庆，在北碚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授。抗日战争胜利后，她返回上海，继续在复旦大学任教。新中国成立后，令孺除仍在复旦任教外，还积极参加一些社会活动。曾当选为上海市文联委员，上海市妇联副主席，并于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令孺由复旦大学调任浙江省文联主席，并先后被选为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文革”期间遭受迫害，在“四人帮”被粉碎前夕不幸逝世。

方令孺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写的诗，均被收入《新月诗选》。她的诗歌意境新奇而优美，令人如入画境。如《灵奇》一诗，诗人大胆借鉴英美诗歌的用韵方式，换韵自由而富于节奏，颇具音乐美。诗的首节写一个人行进在山道：“有一晚我乘着微茫的星光，我一个人走上了惯熟的山道，泉水依然细细地在石上交抱，白灵沾透了我的草履轻裳。”第二节接上写“磷火”与“小蟒”引领我到“镌着碑文的石壁”；第三节写石壁上化成“伶俐的白鸽”，它“系着我的希望”，及“信心的坚实和生命的永恒”。爱的力量正是这“灵奇的迹，灵奇的光”。细腻摹画，优美动人，意境深远。

解放后，她的诗作不多。但由于思想境界不断提高，她饱蘸热情的笔，歌赞过“勤劳”、“大胆”的女劳模陈宝珍，还怀着无比的爱心颂扬过少先队员：“你们并立在高山上，像雁行贴在天边；歌声在云彩里飞翔，带着灿烂的阳光。”令孺到过朝鲜，歌颂过朝鲜人民《凤凰在烈火中诞生》；她还用古体诗形式，写《黄山杂咏》、《广州观花》、《海南吟草》，赞美祖国的壮丽河山。

方令孺也是散文家。1931年，徐志摩去世，令孺写《志摩是人人的朋友》的散文悼念他。文中肯定志摩“不衰老的心，亲和的性格，同火热的感情”。她说：志摩“从自己心里烧出的生命，来照耀别人的生命，在这种情态下吐出来的诗歌才能感到灵活真诚。”对志摩的文章令孺说：读他的文章，使人想到佛经上所载的神鸟，有彩色的羽毛，有和悦的声音，听的人没有不被他感动。——这种用生命感召生命，以真诚奏出乐章，怎能不使读者感动！这是评论志摩的诗文，其实又何尝不是令孺自己心灵的和音，创作的旨趣呢！她的好友孙寒冰评赞她的语言如“清溪涓流”，体现女作家特有的细腻。但为在1940年好友寒冰被日机轰炸遇难而写的悼诗，她的语言既不朦胧，也不婉约，而表现了对敌人的愤慨，她的思想亦如在散文集《信》中所写：

“我确是觉得大时代给我心有一种新的悸动，新的颤栗，新的要求。过去几年止水似的生活，到此完全给推倒、翻动，现在再也不允许我停顿、悠闲和沉迷在往古艺神的怀抱里。现在我睁开眼，看的是人，活生生各种形态的人生，各种坚毅与劳苦的面孔。”所以解放以后，她热情澎湃，写了歌颂祖国，歌颂新人的散文：《热爱祖国的人》、《像鲜花一样的姊妹们》、《爱生命就爱孩子》、《青春常在》等热情洋溢、感人肺腑的作品。

方令孺和巴金在解放后往还亲密。作为《方令孺散文选》序，巴金在《方令孺大姐》一文中开始还称大姐，后来也连称“九姑”。巴老还说：“她留给我的印象，除了‘善良’外，还加上一个‘坦白’”。巴老说，令孺在靠边时，仍下水田劳动，是经受了多方面考验的，遗憾的是，“她没有能充分利用她的生命和才华，她不能死而无憾。更令人遗憾的是只差十多天时间，她没有能看到‘四人帮’的覆灭。”巴金对令孺是怀有深情的，“四人帮”粉碎后，他没有到令孺墓前献花，巴老说：“我知道有骨灰盒，但骨灰盒不如心上的祭坛，在我心上那位正直、善良的女诗人的纪念永远不会褪色。”

一位极富才华的女诗人，一位葆有真诚的散文家，一位钟情教育的女教授，她善良坦白，她正直无私，她在巴老永不褪色的纪念中，她的作品和人品，也将永远留在人民大众的心中。

清芬阁

{转贴}新月才女方令孺

田 刚

　 方令孺（１８９７—１９７６年），安徽桐城人，“新月派”著名女诗人和散文作家。早年留学美国，１９３０年至１９３１年间在国立青岛大学（山东大学前身）任教，后任国立编译馆译员、复旦大学教授、浙江文联主席等职。方令孺是梁实秋所描绘的青岛大学“酒中八仙”中唯一的女性。出版有散文集《信》、《方令孺散文选》等。

“五四”新女性

方令孺１８９７年生于安徽桐城的一个诗礼官宦之家，属方苞世族后裔。在中国的读书人看来，论门望之隆，桐城方氏或许仅次于曲阜孔氏。自清代方苞开创“桐城派”古文流派以来，读书种子历世绵延不绝，其间多有以文名闻于世者。方令孺的祖父方宗诚，是桐城派作家方东树的族弟及学生，曾在曾国藩幕府中任过职，后任直隶枣强县县官。父亲方守敬，是书法家，诗人， 自命清高，一生未仕。他有四子五女，长子方时晋，字孝旭，是新月派著名诗人方玮德之父。三子方时乔，字孝岳，现代著名文艺理论家，其子方管，就是在１９５５年“胡风反革命事件”中的风云人物、也是著名学者的舒芜。四女就是方令孺，排行第九，被子侄辈称为九姑。另外，现代著名诗人和美学家宗白华是方令孺的外甥。

出身于这样一个家族，方令孺能成为３０年代享有盛名的女诗人、散文家，不足为奇。她天资聪敏，具有良好的文化修养。她的朋友说她不仅不以门楣骄人，而且根本不愿对人谈论自己的家世，当座中有人一谈起桐城方氏家族，她就会满脸绯红，令人无法再谈下去。不过，她的散文中有《家》、《忆江南》两篇，婉转道及家世，恰如人言：“所谓书香门第，她的温文尔雅的性格当然是其来有自”。

方令孺虽出身于贵族之家，她青年时嫁给安徽世家子陈氏，生下一个女儿，惜遇人不淑，终至夫妇仳离。此后即过着形影相吊的孤寂生活。了解她的朋友说她生活极孤独，不喜与人来往，经常穿一件黑色的旗袍，不施脂粉，斗室独居。当一个人在外面踽踽而行的时候，神态间永远带有一种无法抹掉的哀愁。在散文《家》里，她写道：“做一个人是不是一定或应该有个家，家是可爱，还是可恨呢﹖这些疑问纠缠在心上，叫人精神不安，像旧小说里所谓给梦魇住似的。”愁绪万千，欲说还休，真也永远无法解脱。

不久，“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在民主和自由的巨浪激流的震荡下，方令孺也同许许多多被压迫妇女一样开始觉醒，仿佛感受到一阵新春来临的欢欣与愉悦，开始萌发对自由与光明的向往，热切追求个性解放，决心挣脱痛苦与不幸的桎梏，掌握自己的命运。１９２３年，方令孺赴美国留学，她先入华盛顿州立大学，继而转往威士康辛大学，攻读外国文学专业。１９２９年，方令孺回国。她决然摒弃过去那种小姐少奶奶的寄生生活，开始独立而又艰难地步入社会，自谋其职，自食其力，决心努力争取“创造一个新的世界，新的人生”。１９３０年春，方令孺受聘于国立青岛大学，任中文系讲师，教大一国文课程，成为三十年代初期国内为数甚少的几名女大学教师之一。

酒中八仙

青岛两年，是方令孺一生中十分难得的较为舒心的日子。当时青岛大学是杨振声主校，广揽英美留学生任教。新月派诸人如闻一多、梁实秋、赵太侔、沈从文、陈梦家、孙大雨等一时云集青大，当时学界就有“新月派主青大”之说。在青岛，方令孺结识了不少文学界朋友。他们之间彼此谈诗论艺、应酬征逐，为孤寂的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同为新月社成员的年青诗人方玮德称她为“九姑”，方玮德的好友陈梦家也跟着叫“九姑”，以至新月社上上下下都喊她“九姑”。温暖真切的友情，当给了她许多慰藉。对于方令孺在青岛的快乐惬意的时光，梁实秋在其《方令孺其人》一文中回忆道：

我最初认识她（按：指方令孺）是在１９３０年，在国立青岛大学同事，杨振声校长的一位好朋友邓仲存(邓顽伯之后)，在青岛大学任校医，邓与令孺有姻谊，因此令孺来青岛教国文。闻一多任国文系主任，一多在南京时有一个学生陈梦家，好写新诗，颇为一多所赏识，梦家又有一个最亲密的写新诗的朋友方玮德，玮德是方令儒的侄儿，也是一多的学生。因此种种关系，一多与令孺成了好朋友，而我也有机会认识她。青岛山明水秀，而没有文化，于是消愁解闷惟有杜康了。由于杨振声的提倡，周末至少一次聚饮于顺兴楼或厚德福，好饮者七人（杨振声、赵太侔、闻一多、陈季超、刘康甫、邓仲存和我）。闻一多提议邀请方令孺加入，凑成酒中八仙之数。于是猜拳行令交错乐此而不疲者凡两年。其实方令孺不善饮，微醺辄面红耳赤，知不胜酒，我们亦不勉强她。

“九一八”事变后，青岛大学学生激于爱国热情，先后掀起了三次请愿及罢课风潮。最后一次学潮，矛头竟至于指向校长杨振声和文学院院长闻一多。结果，杨振声辞职，闻一多也黯然离开青岛。而失去了庇护的方令孺，亦于是时结束了她的快乐时光，离开青岛，回到北京姐姐家养病去了。

“雅舍”的雅兴

抗日战争爆发后，方令孺辗转坦途，随人一起撤离到大西南。她先是任重庆国立剧专教授和国立编译馆编审，后又担任了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战乱中，她犹不能忘情于书籍，随身携带了不少特别喜爱的图书。梁实秋说：“我有一天踱到她的房间聊天，看见她有一竹架的中英图书，这在抗战时期是稀有的现象。逃难流离之中，谁有心情携带图书﹖她就有这样的雅兴。”（《方令孺其人》）

正是在这个时期，她译成了外国著名作家短篇作品集《钟》。还慨然拿出自己珍藏的英文原著《咆哮山庄》，忠告梁实秋译成了中文。

几经迁徙后，方令孺终暂时定居于重庆市北碚。居处为国立编译馆的房子，与梁实秋住处极近。粱实秋因与其同住一栋房的龚业稚女士之故，名自己的居室为“雅舍”，在此写成了后来广为人称道的《雅舍小品》。方令孺则名自己的居室为“俗舍”。一室草草，只有她女儿和男友每周来看望她。一天，她特意邀请几位朋友去“俗舍”吃饭，朋友们都有些惊诧，以为是未曾有过的事情。那天，她兴致颇高，精心地炖了一锅“东坡肉”，味道鲜美，使朋友大饱口福。但欢宴结束时，她却不无伤感地幽幽地说：“最乐的事莫如朋友相聚，最苦的事是夜阑人去独自收拾杯盘打扫地下，那时的空虚寥落之感真是难以消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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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动中!

螺丝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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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丝墩

封建家族的叛逆者 ——女作家方令孺追忆（一）

作者：傅道慧

方令孺（1896~1976）一生经历了清末、民国、新中国三个不同的时期。她凭着倔强、正直、善良的性格，在社会进步思潮影响下，终于从苦闷彷徨中走出来，走上革命的道路，成为进步作家、民主教授、共产党员，实践了自己“创造新世界、新人生”的夙愿。     方令孺1896年出生在安徽桐城一个封建大家庭里，祖父方宗诚是研究宋学的学者，曾为曾国藩幕僚。父亲方存之谙熟经典诗书，在日俄战争时期，曾两次去日本，受尽强国对弱国的歧视和白眼，加强了他的民族抗争意识，回国后拒绝做清王朝的官。方令孺7岁丧母，是在父亲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他父亲佩服秋瑾，把秋瑾的传记写成习字本教子女临摹，给他们以民族主义思想的洗礼与教育，使方令孺自幼培养起自强进取的奋斗精神。     在封建大家庭里，充满三纲五常的伦理观念，男尊女卑的氛围压抑着方令孺，她对一切不平待遇极力抗争。她努力读书，争取有不亚于男性的成绩。她5岁就开始读书，坐在姐姐的膝盖上识字、背诵诗词。在家庭女儿排行里，她排第9，侄儿侄女很多，大家都尊敬她，叫她九姑。在姐妹中，八个都缠了脚，只有她反抗，没有缠脚。她长得聪明伶俐，但长辈们都不喜欢她，说她性情倔强、粗野，不许她上学，常常打骂她并把她关在屋里，要她服侍兄弟，稍有不顺，又打又骂。但她能在受压抑、束缚的环境里自我娱悦。有一天她跑到花园里，在一丛荒草中，发现一棵盛开的海棠，她快乐极了，看那清风吹过，粉白的花瓣在空中轻飘着，落在青草上，她幼小的心灵感到不可言说的喜悦，她静静地观看，惟恐一出声，这快乐会随风飞去。她从海棠花中看到生命的活力。在她苦涩的童年里，她有两个爱好：一是读书；一是欣赏自然。     她祖父母死后，伯父任族长。她父亲因丧妻，带着八个儿女从省城安庆迁回偏僻的桐城隐居，亲自教子女读书，给令孺老师打下了坚实的国学根基。这时，她家经济并不宽裕，靠伯父分给的田产为生，她父亲不得不经常外出借债。19岁时，伯父为高攀豪门，把她作为升官工具，许配给南京陈姓大官僚地主家。她丈夫是一个娇生惯养的人，尽管她父亲对这桩婚事也不满意，但又不敢反抗。她婚后与男方相处，无共同爱好兴趣，生活、思想各方面矛盾重重，加上彼此轻视，精神上非常痛苦。     “五四”运动民主自由思想的浪潮也波及到桐城、南京，令孺老师鼓起勇气，决心要挣脱封建大家庭的羁绊。1923年她把一个两岁的女儿放在祖母家，带着一个8岁的女儿，随丈夫到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读书。她开始与社会接触，受到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的影响，还结识了一些进步青年。同学孙寒冰很同情她的遭遇，介绍她读易卜生的文学名著《娜娜》。这本书对她触动很大，她再也不能容忍那种虚伪、压迫的屈辱生活，1927年她带着两个孩子离开丈夫，到威斯康辛大学读书。但因学校当局认为她是已婚妇女，应该在丈夫身边，不许她注册，她据理力争也无用。后来，她机智地利用美国风俗：年轻姑娘不论到哪里都须有一个结过婚的妇女做监护人，她是和外甥女虞之佩一道去的，她就借此理由，作为虞之佩的监护人，才被允许注册。但女生部主任还经常把她叫去训话，故意找她麻烦。这时，她和孩子的生活费仍靠丈夫供给，丈夫寄钱很少，常常使她们母女挨饿，房主见她穷，也常常刁难她。她就利用假期去海上捕鱼，获得微薄补贴来维持生活和学习。她清楚地知道，这是在为她今后独立生活创造条件。在威斯康辛大学，她又结识了一些进步同学，他们一块谈论海外的大诗人、大音乐家。她外甥女的丈夫胡敦元，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曾启发她正确认识国内的政治形势，她开始反对祸国殃民的政权，积极参加该校的学生会工作，和国家主义派、国民党右派分子作斗争，还参加进步同学的读书会，并开始对共产党产生好感。     1929年丈夫回国，带走了两个孩子，方令孺留下继续学习，但因思念女儿，不久她也回到了祖国。回国后，夫妻间的矛盾激化，貌合神离的生活终告结束。她决定舍弃优越的家庭生活，与丈夫分居，去过艰苦的日子，独自抚养三个未成年的女儿。     1930年春，由清华大学教授邓叔存介绍，她到青岛大学中文系任讲师，教一年级国文，成为当时国内大学极少数的女教师之一。她带着小女儿去青岛教书，另两个女儿放在陈家祖母处。她自信出国学习6年已为她独立谋生创造了条件，只要努力，一定能成为一个独立的人。1929年她开始写诗，后来又写散文。她的诗既有很深的国学修养，又吸收了西方文化的精华。她的散文也有诗的韵味。在这里，她又结识了一些文化界的朋友，和该校中文系主任闻一多、外文系主任梁实秋等，来往密切。     1932年，她因积劳成疾，只好暂时中止两年的教书生活，到北京姐姐家养病。后因病情需长期医疗，她又回到南京孩子们的祖母处。这期间，因重病缠身，又加上她视为知己的侄儿、著名诗人方玮德英年早逝，方令孺深受打击，情绪一度颇为消沉。但她常想起玮德鼓励她的话：“鼓起沉重的翅膀向上飞。”国家的兴亡、民族的灾难仍时时震撼着她，使她在消沉中奋起、挣扎。这时她和许多进步作家来往，大家常在她家聚会，她家几乎成了文化人的俱乐部。来的青年大多是男性，陈家婆婆知道她的人品与文品，对此毫无异议。著名作家丁玲也曾多次到她家去。1933年丁玲被国民党反动派软禁，她还多次去看望，表示愿意帮助，并向丁玲说：“我实在同情你们，尊敬你们……”1936年，丁玲到了延安还曾给她来信，她也给丁玲寄书去。     抗战的烽火把方令孺彻底从苦闷、彷徨的消沉中惊醒，她参加慰问伤兵，写有关抗战的散文。她说：“我确实觉得大时代给我的心有一种新的悸动，新的颤栗，新的要求，过去几年死水似的生活，到此完全给推倒、翻动。现在再也不允许我停顿、悠闲和沉迷在往古艺种的怀抱里。我现在睁开眼，看的是人，活生生各种形态的人生，各种坚毅与穷苦的面孔。”个人的苦痛“和那个千万人最大的苦痛比起来，实在太渺小了……”从此，她跳出个人的小圈子，从过去的只为个人独立汇入到进步的潮流中。

老汉

快雨堂:
摘自7月29日《安徽日报》，作者黄季耕。

黄季耕老先生我是认识的,
原先在合肥市教育局,后来好象到了安徽教育学院中文系,
退休后在安徽教育学会呆了很长时间,现在快70岁了.

他是在黄麓师范,还是在合师院,是吴孟复老先生的学生,
吴老先生是研究桐城派的大师,
黄季耕先生在这方面便也有所成就.

阿P

我们老方家的骄傲啊！！！

童中

人民网-人民日报

　　
章洁思

　　今年是我国著名学府上海复旦大学的百年华诞。追思父亲靳以五十年的生命历程，有
整整十六年是在复旦度过的。

　　除却他自1928年至1932年在复旦商学院国际贸易系就读的四年，父亲于1938年受聘于


内迁的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于1953年受组织调遣离开复旦。这十六年间，曾两度短暂离
开复旦。一次是1941年皖南事变后被伪教育部以思想不稳的罪名解聘，远走福建师专任教
，又于1944年初在好友马宗融教授的保荐下重回复旦。另一次在解放后的1951年初，父亲
受教育部调遣，到沪江大学担任教务长，在完成了该校的整顿和并校工作后，又于1952年
秋返回复旦。但在翌年（1953年），他受组织调遣，进入华东文联工作，直至担任华东作
家协会、上海作家协会的常务副主席工作，才正式离开了复旦。

　　记得父亲的好友，也是复旦的教授方令孺先生，在接到调令离开复旦，出任浙江文联
主席的决定时，不止一次眼泪汪汪坐在父亲面前，倾诉对复旦的不舍和离愁。这份十几年
来与复旦患难与共的浓浓感情，与父亲是相通的；但他们为了服从组织，只能把感情深埋
心底。

　
　　《人民日报》 (2005年08月19日 第十五版)


［此帖子已被 童中 在 2005-8-20 20:47:53 编辑过］

叶落知秋

巴老说，令孺在靠边时，仍下水田劳动，是经受了多方面考验的，遗憾的是，“她没有能充分利用她的生命和才华，她不能死而无憾。更令人遗憾的是只差十多天时间，她没有能看到‘四人帮’的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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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桐城的另一名媛严凤英一样，可叹，可惜的一生！

童中

[quote]原文由 [B]叶落知秋[/B]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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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桐城的另一名媛严凤英一样，可叹，可惜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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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才女,才比天高,命比纸薄?

奉劝桐网诸才女要担心哟,不能太有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