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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7-26 16:0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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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找到桐城庙台乡?
以下资料提出有桐城人迁往陕西镇安的情况:
明清年代,从鄂、湘、川、皖、赣、闽、粤、淅等省或自行或强制迁徙商洛境内的移民,习称“下湖人”,也称“南人”。据史料记载,这部分人占全区当时总人口的三分之二左右。明成化六年(1470)以刘通为首的农民义军10余万人,控制荆襄地区(东至邓州,西至镇安,南抵金州,北至商州)。后遭官府清剿失败,败兵进入商洛山垦荒度生。成化十二年(1476),据巡抚余子清奏请,经布政使、检察使核准,“商山抵汉江一带,山林宽广,流民耕凿斯地为业,日盛一日,宜设州县以处之,守令以主之。”遂于荆襄增设山阳、白河、郧西等7县,安置一批荆襄流民。这是全区最早的下湖人。
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率部入商洛,与明军展开十多年的战斗;清初,农民起义军白莲教首领王聪儿率军征战商洛,经过两次重大战事,民死于锋镝、饥馑、瘟疫者十之有五,境内人口骤减,十室九空,满目荒荑,所种者十之一二。以致形成“官虽设无民可治,地虽广无人可耕”的局面,急需人口补充。而湖广、荆襄、江淮一带连年遭受洪涝灾害,仅湖北遭受洪涝灾害达14次之多,范围达93州县,七八百里漫成大湖,舟航树杪,鱼游釜中,田庐漂荡,亿万生灵流离转徙。江西、安徽也是水旱灾害频仍,流民成群结队,蜂涌流向陕西。清顺治元年(1644)统一中国后,为避免土地撂荒,保证财政收入,强化统治,巩固政权,实行一系列南民北移的政策,颁布《垦荒令》,招集各处流民不论原籍、别籍,编入保甲,开垦荒地,给以印信执照永准为业。顺治十八年(1661),又颁发“迁海命令”,从当年九月起清廷派钦差大臣到东南沿海及长江中下游江苏、山东、河南、湖北、浙江、福建、广东等省监督,采取强制手段把濒海居民迁入内地,史称“湖广填陕西”。强制北移最严的是福建、广东、浙江三省,限期三天,逾期不迁者即强行驱赶,界外房屋全部焚毁,弃为灌莽,有敢出界者格杀勿论。迁移中少数移民铤而走险,偷渡过海,旅居南洋。大批迁徙内地,驱赶到陕南山区——商洛等地落户定居。清廷施行强制移民的同时,在内地实行招徕移民,鼓励开垦,减轻税赋的安抚政策,促使移民安居乐业。顺治十四年(1657)户部奏定《垦荒劝惩则例》规定:“道府垦至1000顷以上者记录,2000顷以上者加升一级;州县垦至100顷以上者记录,300顷以上者加升一级。”还规定:“州县地主官要查民数,视其捐益而殿之。”朝廷把垦荒的多少和人口的增减作为对州县地方官年终考绩的一项依据,以保证招垦政策的实施。清康熙二十年(1681),朝廷对陕南实行薄税政策,明令新垦之地十年后“方行起科(开始征税)”;五十一年(1712)又规定以上年之人丁数征税,以后滋生人口,永不加赋。使江淮荆襄大量灾民流入商洛定居。此后,逐年增多,至乾隆时各省流民已“糜集期间,”商洛山地为川楚流民开垦殆尽。新编《商南县志》载:“据家谱八碑文载,赵家川的赵氏家族于乾隆年间由瓦西坝迁到滔河流域垦荒种地,赵家川以此而得名”;文化坪潭氏家族于清康熙四年(1665)由湖北兴国州滑石口入,定居湘河、赵川等地;纸坊沟雷氏家族于清乾隆十九年(1754)由祖父雷章瑞携妻姚氏一担两筐由安徽省桐城县庙台乡迁来;富水街贺氏家族、黑漆河刘氏家族、汪家店曹氏家族等50多户族皆由江南迁入。《陕西通志》载:“镇安(含今柞水东南大部)县田多荒芜,时有湖北、湖南、浙江等省灾民,由兵丁押送至镇柞垦荒者万余人。”新编《镇安县志》载:“清乾隆三十年(1765)豫、鄂、湘、皖、赣等省灾民相继入境,使镇安人口增至15.98万人,为历史上第一个人口最多的年份。”新编《山阳县志》载:“康熙、雍正年间,众多湖广灾民星散进入金钱河上游,在鹘岭南部定居。当时迁入山阳的新附之民,湖广、江南、河南共2000余户,江西、福建、广东共100余户,大半只身结伙,赁房侨居,或带家小,稞买田地,筑室栖止。”乾隆末,时任知县何树滋系湖北钟祥人,为同乡所请,于县城东关修筑“湖广会馆”(即禹王宫),与“山西大槐树人”所修之“山西会馆”遥相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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