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西汉铜钟铭文“封君容石”及相关问题

快雨堂

[size=4][color=#0034ff]桐城西汉铜钟铭文“封君容石”及相关问题

作 者:唐红炬[/color][/size]


１９７９年夏，安徽桐城石南乡村民在农田建设中掘出一铜壶，旋由桐城文化馆征集，１９８４年秋移交桐城博物馆收藏。


铜壶，古代器物。用以盛酒浆或粮食。新石器时代已有陶壶。商周时代青铜壶多为圆形，也有方形或椭圆形。至汉代，方形的叫“钫”，圆形叫“钟”。这只铜壶是圆形，１９９４年６月９日经国家一级文物鉴定专家组鉴定为西汉遗物，故名铜钟。该铜钟圆体、宽颈、球腹，口侈大，下承宽圈足，两肩铺首衔环。颈上部有一带状宽边，中部收束。肩、上腹、下腹各有一道凸起的宽带纹，其上加饰凸弦纹一道。铜钟通高４４厘米，口径１６．６厘米，颈部收束处１４．６厘米，颈长１４．５厘米，腹部球径３４．４厘米，圈足高５．５厘米，直径２０厘米，大于器口，铺首衔环环径９厘米。

器的肩部竖行阴刻铭文四字“封君容石”，汉隶写法，字体刚劲有力。通体呈西汉特点，中原文化特色。现就铭文有关问题，分述如下：

一、关于“容石”

“石”本系重量单位，《汉书·律历志》：“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春秋战国时，“石”的重量与容量转换关系是：十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十斗为斛，一斛即是一石。叶梦得《岩下放言》：“以斛为石，不知起何时，自汉以来始见之。”笔者在安徽天长市博物馆看到一只和此钟大小、形制相同的铜钟，上有汉隶“容十斗”三字，可为物证。“容石”是指该钟对某物质而言，其单位容量，重量关系为相等。

二、关于“石”的量

对于“石”的权量，古人已认识到它是一个变化着的量，但对于它的变化关系，认识上又非常模糊。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对此有多处质疑：“古之权量比之于今，大抵皆三而当一也……盖自三代以后，取民无制，权量之属，每代递增。”

现在，我们只要测量一下这只西汉铜钟，即可精确地知道古今权量关系。我们先把铜钟的颈部等效为一个圆柱体，把肩腹部至圈足上等效为一个球体，通过计算，这只铜钟装一石水，它对应今天的权量是２１千克。

三、关于“容石”所指的内容物

如前述，钟即圆形壶。《辞海》对钟或壶功用的解释是“用以盛酒浆或粮食”。《中国青铜器》将壶分为盛酒之壶与盛水之壶。前者为酒器，后者为盥器。本文试运用排除法来确定该钟“容石”所指的内容物：

（１）该钟不是盛水之壶

按照史书记载，西汉时的水质污染和水的稀缺程度远较今日为轻，水不具备大规模的商品交换功能，因此也就没有必要用“石”来确定水的权量或容量标准。

（２）该钟不是盛酒之壶

古人已经注意到酒的醇薄、比重问题。叶梦得《岩下放言》指出：若酒言石，酒之多少本不系谷数，从其取之醇酉离。以今准之，酒之醇者，斛止取七斗或六斗；而酉离者，多至于十五六斗。若以谷百二十斤为斛，酒从其权名，则当为酒十五六斗；从其量名，则斛当谷百八九十斤，进退两无所合。是汉言酒石者，未尝有定数也。”既无定数，也就无法用确定的“石”来衡量酒浆的器物。

（３）该钟是用来盛粮食之器　　　 由于我们已知铜钟或壶的功用只有三个选项，已排除了其中的两个选项，则只剩下了其中的惟一一个选项，即该钟的“容石”是用来权量谷物的。这里所说的“排除”，是相对于确定的“石”的标准所针对的对象而言，并不排除在实际运用中将它和盛酒或盛水，就如同用靴子照样可以装啤酒一样。

（４）、关于“封君”　

封君是指封建时代受有封邑的贵族。《汉代·食货志下》：“封君皆氐首仰给焉”（按：氐同低）。颜师古注：“封君，受封邑者，谓公主及列侯之属也”。桐城，西汉时属庐江郡，称舒县。舒县境内有桐乡，即春秋时桐国。据《桐城县志》记载：汉宣帝时，庐江郡舒县人朱邑任桐乡啬夫，管理地方诉讼赋税，因办事公正廉明，爱民恤民，被举贤良，任大名府农丞，继任北海太守，再以“治行第一”选拔进京任大司农。他虽身居高官，位居列卿，但生活节俭，常以俸周济桐乡贫民。晚年病重时曾嘱其子：“我故为桐乡吏，其民爱我，必葬我桐乡，后世子孙，奉尝我不如桐乡民”，子遵其嘱。桐乡人果“岁时祭祀不绝”（今墓冢犹存，墓葬所在地的行政村名“朱公村”）。当时，汉宣帝刘询曾下诏称赞“大司农邑，廉洁守节，退食自公，无疆外之交，束修之魂，可谓淑人君子。遭离凶灾，朕甚悯之，其赐邑子黄金百斤”。从该铜钟的时代特征（国家文物局专家组判定为汉武帝前后）、地域特征（中原文化特色，在古庐江郡舒县境内出土），身份特征（朱邑为西汉时桐城仅有的公卿大臣，其名“邑”也透露出他生长于朱姓先人的封地）、及其家人享受的荣典（受皇帝褒奖）等一系列特征联系起来看，“封君”可推断为朱邑家族的某位成员。

综上所述，对西汉铭文铜钟进行深入认真地研究，可以为西汉“石”的权量提供一个准确的标准器；可以廓清典籍对于‘石’的种种推测和讹误；同时，它也为汉代的封典制度，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证据。

童中

很专业的问题.

桐川

关于朱邑一说不能认同。

国邑，故齐分为七，赵分为六，梁分为五，淮南分三，◇集解徐广曰：“庐江、衡山。”

孝文八年,怜淮南王,王有子四人,年皆七八岁,乃封子安为阜陵侯,子勃为
安阳侯,子赐为阳周侯,子良为东城侯

十六年，上怜淮南王废法不轨，自使失国早夭，乃徙淮南王喜复王故城阳，而立厉王三子王淮南故地，三分之：阜陵侯安为淮南王，安阳侯勃为衡山王，阳周侯赐为庐江王，东城侯良前薨，无后

孝景三年，吴、楚七国反，吴使者至淮南，王欲发兵应之。其相曰：“王必欲应吴，臣愿为将。”王乃属之。相已将兵，因城守，不听王而为汉。汉亦使曲城侯将兵救淮南，淮南以故得完。吴使者至庐江，庐江王不应，而往来使越；至衡山，衡山王坚守无二心。孝景四年，吴、楚已破，衡山王朝，上以为卢信，乃劳苦之曰：“南方卑湿。”徙王王于济北以褒之。及薨，遂赐谥为贞王。庐江王以边越，数使使相交，徙为衡山王，王江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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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可以看出汉初淮南分后有庐江封国，国君为阳周侯刘赐，后庐江王又“徙为衡山王，王江北”，可见我们江北一带一直有封国存在。

舒国旧址在近庐江城池乡，邻近石南，旧城或许已毁，迁址于石南也不是没有可能！因此个人认为该铜钟与庐江王刘赐可能有一定关系

朱邑是不能自称封君的！

桐川

宣帝地节四年,北海
太守朱邑,以治行第一,入为大司农。

朱邑卒于公元前58年，列卿之位而已。原为桐乡啬夫，祖上有封地的可能性极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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