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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3] 跨越时空看徽商
夏仕应
记得是1999年的这个季节，当我执行本刊特别策划《人民法院“执行难”问题透视》时第一次踏上了徽州土地。当汽车驶进皖南山区之中，我就在翘首以盼魂牵梦绕的徽州。绩溪到了，这里是徽菜的发源地，这里是“红顶商人”胡雪岩的故乡，这里还有胡家祠堂；正当我陷入久远的瑕想之中，歙县到了，裳越牌坊群记载着多少动人的故事，紫阳书院似乎仍在回荡着19世纪的朗朗书声……
当天晚上，到达黄山市政府所在地屯溪，我迫不及待地走上街头。徜佯在并不热闹的夜市，发现这里的商品虽然玲琅满目，可几乎是没有包装的土产品，人们的衣着打扮并不入时，精神面貌似乎难以寻见老徽商的精明、干炼与富庶。在蜚声中外的“屯溪老街”，在这条几百年中被人誉为“流动的清明上河图”中，如今仍在某些方面保持着它的繁华，但我发现，在843米长的老街左右的店铺中，至少有一半是从外地来此的老板，而且大都是浙江人，随处都可以听到浙江人的乡音。这难道就是历史上的徽州？这难道就是诞生一代理学大家朱熹的地方？这里曾孕育了纵横天下三百余年的徽商？
我由衷地失望了，徽商哪里去了？徽文化哪里去了？难道剩下的仅仅是片瓦残砾，几座直立的牌坊群和残留的破书院？山水——风光依旧，徽商——人去楼空，踏着历史之痕迹，我在寻觅徽商的过去、现在、未来。
追寻明清徽商
徽商，又称新安商人、徽州商人或“徽帮”，它是旧徽州府籍(歙县、休宁县、婺源县、祁门县、黟县、绩溪县)商人或商人集团的总称。徽人经商，源远流长，早在东晋时就有新安商人活动的记载，以后代有发展，并在明朝成化、弘治年间形成商帮集团。清末民初，徽商渐趋衰落。
徽商作为全国闻名的大商帮，在明朝成化以前，徽商以经营“文房四宝”、漆、木、茶和稻谷为主；成化以后，经商的范围有了很大的扩展，涉足的行业多种多样。从商业资本流向和从业人数看，盐、典当、茶叶、木器业最为显著，其次是米、棉等，也有徽商从业于珠宝、古玩和人参等行业。徽商商德有八字真经：“货真”、“价实”、“量足”、“守信”。在这种经营理念的主导下，徽商曾活跃于大江南北、黄河两岸，以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和葡萄牙。自明朝中叶到清朝中叶，徽商保持了三四百年的鼎盛辉煌时期，几执商界牛耳，并创下了“无徽不成镇”的美誉，足见徽商在当时所占的地位。
徽商除了人数多，活动范围广外，商业资本也十分雄厚，当时无论是那一个商帮，都认为“富室称雄”者非徽商莫属。在宋朝在徽商中像“程十万”“祝半州”的大贾，在明朝以前还是少数，而到了明清时期，这样的富商大贾则已经不足为奇了。当时的徽商许某，经营40余家当铺，雇工2000余人。后因故解散经营的当铺，发给雇工的遣散费平均每人1500两银子。在当时，拥有二三十万两银子的商人只能算是“小贾”。在清朝乾隆和嘉庆年间，徽商共向朝廷捐银2640万两（7次）。如果算上地方各种数目的捐银，数目非常巨大。
乾隆年代，仅扬州盐业的徽商资本就达四五千万两，而清朝最鼎盛时的国库存银不过7000万两。徽商最著名的代表人物胡雪岩最有钱时，其“阜康钱庄”在全国各地有20多处分支，资金达2000万两白银，拥有田地上万亩，这在当时意味着，清廷近三分之一的国力是在一位“红顶商人”的操控之下。
徽州不仅孕育了商业领域的成功实践者，也诞生了一代睿智的货币改革家——王茂荫，他是马克思在巨著《资本论》唯一提到的中国人。王茂荫1798年出生于一个徽商家庭，是清廷主管财政货币事务的重要官员。在清咸丰年间，曾两度富有创见地提出了货币改革措施：《条议钞法折》、《再议钞法折》，正式提出了改革币制、缓和危机的主张：即有限制地发行可兑换的钱币。这符合那个时代货币的运营规律，但是，由于他的行钞方案，却与清政府搜刮民财的方针是相悖的，所以他的方案未被采纳。咸丰严辞指斥王茂荫只掂着商人的利益，而把皇上的利益搁在一边了，真是太不关心国事了。最有意思是咸丰说：你当我是傻瓜一个，我看不出你在动什么脑筋啊！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第三章的一个注释中所说的就是这件事。他是从俄国的传教士巴拉第和叶夫拉姆皮编辑的《帝俄驻北京布道团人员论著集刊》德文版中了解到王茂荫及其货币观点，于是就有了那个标号为“（83）”的注释，从而使王茂荫成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唯一提到的中国人。
徽州由于独特的地理因素，再加上北方“外来户”强烈的宗族意识和儒家朱熹学派的影响，形成了地缘和血缘的关系。徽州人外出经商，时常是同族或同地的人，三五成群结伴而行，彼此有个照应。因为血缘关系，他们具有较强的凝聚力、向心力，易于结成牢固的团体。随着商业的扩大，又不断吸收同族同地的人参加，逐渐形成了行业宗族化和地缘化的特点，并借助于此，同其他商人展开竞争，时常立于不败之地。有些行业在某一个地域完全被徽商垄断，其他商帮根本无法插足。由于有了“两缘”的关系，徽商之间有着很强的亲情认同感，非常乐于彼此提供商业信息，从而减少了经商的困难、增加了成功的把握。这也是人们常说的天时、地利、人和中的“人和”的因素。
天时、地利、人和，机遇虽好，但要真正走上这条路，又谈何容易。其实，在许多成功的徽商背后都各有一段辛酸史。著名徽商汪应享，苦于无资金经商，其妻便将珍藏的嫁妆全部拿出变卖，支持丈夫经商，自己在家中过着十分清苦的生活；成功徽商江才，家底薄，其妻毅然摘下自己带着的首饰，作为丈夫经商的资本。
还有一些贫寒出生的商人，无嫁妆可卖，他们的经商资本只有靠借贷或依托亲戚朋友援助。徽商李士葆，20岁到芜湖打工，历尽辛劳。人到中年，还是一贫如洗，就决定贷本经商，一心求富，后来，终于家道兴隆。徽商程某，联合同族志同道合者10人合伙经商，他们盟誓，三九严寒不喝酒，三伏酷暑，他们连一顶草帽舍不得买，就是这样，艰苦创业，10人终于发迹。成功徽商李魁，一贫如洗，家中全部资产只有卧室一间，夫妇无可奈何之下，将它卖给族人，仅得银子10两，他们就凭借着10两银子的资本，来到南京，租一乡间破屋经商，几年后，买下了不少田宅，成为小富人家。这样的商人在徽商中数也数不清。大盐商鲍志道，家贫，11岁被迫离家跟人学会计，20岁，给一个扬州盐商当伙计。由于长期助人经商，耳闻目染，逐渐成为驰名遐迩的扬州巨商。
明清徽商的重要特色是“贾而好儒”。这既促进了徽州的儒学兴盛，而儒学对徽商从事商业经营又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徽州由于“儒学之盛”，因而在徽商中有许多人受过儒学教育。他们掌握了一定的文化知识，这对开展商业活动是非常有利的，大都善于审时度势，决定取予；运以心计，精于筹算。一些有文化的徽商，因善于操持生财之道，竟成为众商赖以经营的智囊。在徽商中，以“业儒”出身者居多，这是徽商异乎其他商帮之处，也是徽商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明代，山西商帮和徽州商帮势均力敌，但山西商人不重视读书，同徽商形成鲜明的对照，也是这两个商帮此起彼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徽商“贾而好儒”，虽然对商业的发展起着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儒学毕竟是维护封建制度的一种思想武器，徽商的视野和经营活动，也必然因此被禁锢在封建主义的栅栏里。徽州商人也同其它封建商帮一样，只有得到封建政权的支持才能求得发展，所不同的是，徽州商人，特别是那些富商，由于贾儒结合，也就易于与封建政治势力相结合。徽州盐商的事例，就是比较典型的。
徽商由于在儒风的熏拂下，封建宗族观念极深，他们乐意将其一部分商业和商业利润资助于维护宗族统治的各种事业，这势必消耗了一部分可以用于扩大商业经营的资本，使其输入到封建性的非流通领域，这样，徽商资本的出路，也就多了一条刻有封建印记的管道。到了19世纪末，当徽商所代表的封建经济没落时，正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登陆中国之时。只有把大量资金投入实业，实现商业与产业的结合才能获得新生。但“官本位”的徽商却做不到，他们已经没有财力去投资产业了，也就在外来资本和民族资本这两股潮流的冲击下跌落下来。一位对徽商颇有研究的人士指出，徽商的衰败，先是衰败在清政府剥夺盐商的垄断特权、太平军重创商业活动和洋货的大量蚕食上，但问题的最终“还出在徽商自己的文化上.”它留下的踪迹，对于我们探讨新世纪新徽商的复兴，从一个侧面提供了颇有价值的参考材料.
探究当代徽商
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尤其是90年代，外部经济已经渗透到安徽经济的生产、流通等领域。从淮北到江南，只要在一定规模的商品市场上，无论是哪个行业，你都随处可以见到浙江人在忙碌着。在安徽省城合肥的城隍庙、安徽大市场、东方商城，店面最大的是浙江人开的，生意最兴旺的，往往也是浙江人。虽然和当地人经营同样的产品，但他们总是在熟悉一段时间后，很快地超过了当地人。在这些地方，据工商税务部门统计，外地店铺因为规模大、营业额多，税收要占整个税收的三分之二以上，这个数字足以表明，在当年徽商的家门口，真正控制局面的，已经是外地人了。
安徽商报的记者赵焰给我讲述了屯溪“老街第一楼”的主人吴持龙的故事：吴持龙是浙江东阳人，18岁时随父亲来徽州谋生，一开始是在祁门的大山里开砖瓦厂。1998年，吴持龙看准了“老街”定会重新辉煌，于是在其父亲及亲友的支持下，花十几万元咬牙买下了老街街尾的一大间门面房。十几万元钱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量，吴氏父子将自己的全部积蓄都拿了出来，可谓是背水一战。可这一冒险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吴持龙成功之后，很多当地人颇多感慨，也有人后悔当年没有像吴持龙一将老街的房产买下来，错过了发财的机会。吴持龙在谈到浙江人与徽州本地人在观念上的差别时说，徽州本地人可能有点钱会感到满足，而浙江人在有了一些钱之后，总是想让钱再生一些钱来。
在吴持龙身上，让人仿佛再现了两个世纪之前沿着新安江“顺流而下”的老徽商的影子。但时过境迁，吴持龙真实的身份却是一个“浙商”。如今的“浙商”就是以当年徽商的方式，“逆流而上”的。也可能我们过去所拥有的，现在正在慢慢淡薄。那块“老街第一楼”的牌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仿佛是一个巨大的问号或惊叹号，提醒着人们注意徽商的现在和未来。
今年2月，安徽省工商联、经贸委等几个部门联合开展了一次“2001年度安徽省民营企业百强排序”活动，共有375家年营业收入在1000万以上的企业入围，比前一年度新增加了89家；营业总额在亿元以上的有49家，其中新长江集团营业收入总额为62190.4万元；有42家企业资产总额达亿元，净资产最高的达111953万元。这些入围民营企业的领导者可以说是都是安徽的“佼佼者”。可是，如果拿它们与其他省市的民营企业一比，无论从数量还是经营规模上说，只能说是处于中下游水平。以民营科技型企业为例，合肥是一个省会城市，高校和科研院所林立，智力密集，理应涌现出一批具有一定特色和实力的民营科技型企业，可实际并非如此。在这里，目前总收入在100万元以上的民营科技型企业只有72家，仅占全省此类企业总数的10.5%。
根据浙江嘉兴学院陈才庚教授的研究，民营企业家主要有资本积累型、承包人转化型、企业改制型、职业型等四种生成途径。安徽的情况大致也是如此。省内资本积累型民营企业家农民出身的居多，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从土地上走出来的头脑灵活的农民最早成为民营企业家队伍中的一员。工人、机关干部、科技人员等加入民营企业家行列的时间要晚一些，直到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突破姓“资”姓“社”问题后，承包人转化型、企业改制型民营企业家才逐渐增多。据调查，高技术民营企业的企业家基本都是从原企业辞职出来创业的，因此大多是年纪轻、文化高、技术好的人才。目前安徽省民营企业家中纯农民职业的还约占30％，如果把先期在农村乡镇及乡镇以下从事各种职业的民营企业家合在一起，几乎占到九成以上。随着省内平均每年约1／10的民营企业家被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淘汰出局，新生的队伍又不断加入进来，在今后民营企业家队伍中农民身份的人占大多数的状况会逐渐有所改变。而职业型民营企业家的数量，在目前安徽民营企业普遍采取家族制经营管理方式的背景下，仍十分稀少。
改革开放20多年来，安徽确实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民营企业家。但从整体看，高素质的民企经营者至今仍是一种“稀缺资源”，相当多的民营企业家尤其是中小型民营企业的企业家的整体素质与未来的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有些民营企业家缺乏雄心壮志，思想素质差，没有社会责任感，认为自己创办和经营企业纯粹为了赚钱，什么为国家和社会作贡献，什么环境污染、职工权益、顾客利益，全然不予考虑。有些民营企业家法律意识淡薄，抱着侥幸心理，千方百计钻法律空子，甚至违法经营。如为了生存不惜采取抢注别人的商标、假冒别人的产品、制伪造劣、以次充好、赖账不还、偷税漏税等多种多样不正当竞争手段。这既影响了本企业的经营，又给安徽民营企业家队伍和安徽商品品牌抹了黑。有的民营企业家想方设法傍“大官”，不惜一掷千金，大搞权钱交易，想以此改善企业的外部生存环境，提高知名度，加快自身发展。
从企业组织形式看，2001年安徽民营企业中，50％是独资制、10％是合伙制，40％为有限责任公司，但实际上普遍实行的是家族制管理方式。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科学的企业治理结构在安徽民营企业中至今没有确立，更谈不上健全。从而导致在不少民营企业中，企业家犹如花果山上的美猴王，处在众星捧月的地位，颇有点搞“个人崇拜”的味道，再加上偶尔做成了几笔好生意，导致有些民营企业家自我感觉十分良好，目中无人，总以为自己什么都懂，在任何方面都比所有员工强，什么意见、建议都根本听不进去。企业在财务管理、营销管理、生产作业管理、质量管理、库存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方面漏洞百出，也不肯听取正确的意见或出钱聘请专业管理咨询机构进行咨询。决策随意化现象，在安徽民营企业家尤其是一些中小型民营企业的企业家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与好大喜功相反，有些民营企业家得过且过，跟着感觉走，从来没有制定过符合市场发展和企业自身条件的长远规划，从一开始就处于一种赌徒下骰子那样的经营管理状态。赌对了，赚一笔，企业发展就快一些；赌错了，就关门大吉。从而造成不少地方民营企业“三年换一批”，民营企业家“三年换一茬”的可悲现象。
目前不少民营企业家缺乏在经营管理方面的各种创新素质。据调查，约有80％以上的民营企业家素质还处于“经验型——专家型——管理技术复合型”演变过程中的第一、二阶段，相当多的经营管理活动还带有明显的“家长制”、“经验型”的色彩，不懂得总结管理中的各种规律和经验教训，不懂得汲取群众的智慧，盲人骑瞎马般乱撞一气，在管理上做到严格管理就不错了，远没有达到科学管理的要求，更不知道怎样进行人本管理，以最大限度地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创造形成良好的企业文化。
再者，安徽民营企业家队伍的文化素质普遍低于国有企业经营者，民营企业家文化程度都不高，很多是初中毕业，有的只受过小学教育。现在民营企业家们也已普遍认识到，最大的挑战来自于自身的素质和自身的观念。可以说，文化素质偏低是制约民营企业家思想素质和经营管理素质提高的主要因素之一。
徽商复兴之路
探讨“徽商复兴之路”，这里的徽商已并非狭义的“新安商帮”，而是就整个安徽而言，更确切地说，我们要暂时搁下美菱、荣事达等国有和集体企业不说，而探寻作为真正意义的民营企业家的发展之路，民营企业的振兴之路。
重振徽商，必须与时俱进。首要的是突破来自思想观念方面的障碍，应营造一种勇于经商、敢于经商的氛围，不要被某种心理或习惯所困。解放思想中的一些禁锢，虽然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但确实重要。长期以来，受传统的儒家文化的影响，学而优则仕等思想观念根深蒂固，“万般皆下，唯有读书高”。明清徽商与其他商帮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儒”字。与一门心思做生意的晋商相比，追逐财富只是徽商的手段，求功名做官才是归宿。因此，尽管徽商把生意做得很大，却做得三心二意。从乾隆到嘉庆十年的70年间，同样在两淮经营盐业，徽商子弟有265人通过科举入仕，而晋商仅区区22人。产生过诸多大名鼎鼎徽商的西递村至今还留有这样一副对联：“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在“官”与“商”的游离之间，徽商的科举入仕情结清晰可见。
“经商做贾的目的在于读书做官”，这种文化有的人视为明清徽商成败的根源。虽然有失偏颇，但这样的思想确实长期存在，并左右着安徽的代代莘莘学子。最近，中央党校经济学部王东京教授在安徽省委党校所作的报告中将“越穷的地方，人们越想当官”归结为中国官场的“三大定律之一”，可谓一针见血。连北京的高校师生都说：“安徽的硕士、博士毕业后首选是进政府机关”，试看从北京回安徽来的高学历者几乎都在政府部门、国有金融机构，其中在政府机关工作的占绝大多数，在安徽几乎没有高学历者白手起家从事实业的。这是活生生的现实，这是发展中来自思想根源上的最大障碍。有关人才都集中到拥挤的机关里，那么微观主体经营者的素质提高将是何等的缓慢！毕竟“儒家思想和现代市场经济是难以相容的”，就连新加坡资政李光耀这位对儒家思想极力推崇并用来有效治国的资深政治家都曾这样感慨。
准确地说，安徽境内出色的民营企业家廖若晨星，安徽民营企业的发展尚处于初始阶段，远没有形成气候。更准确地说，安徽新生代的企业人目前普遍处于受雇于人的地位。记者曾在温州采访，恰遇在温州打工的安徽籍“白领阶层”聚会，从一叠厚厚的通讯录中，我们查阅了四百人之多的基本情况，他们都在30岁上下，大多是90年代前后毕业的大学生，很多处于温州企业的中高级管理岗位，是标准的职业经理人。他们意气风发，掌握着很多资金和信息，笔者在和他们的聊天中得知，他们之中有近一半是从安徽的基层政府、国有企业中“不甘寂寞”而毅然远走他乡的。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徽商复兴的希望，这些人将是未来徽商复兴的主体。
从改革与发展的角度探讨徽商复兴这一主题，我们认为，改革应该塑造尽可能多的微观主体，以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无疑，民营经济成为安徽乃至中国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力量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决策者们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如何缩短这个期限，并找出其有效的发展路径。以前的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外商独资、合资企业、民营化了的乡镇企业仍然是我国民营经济进一步拓展的基础和发展原动力，它们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逐步强大起来。另外，在全球一体化和国有企业进一步从竞争性乃至一些垄断性行业退出的大背景下，更多外商在中国设立独资和中外合资企业，特别是鼓励外资对国有企业的并购改造，以及促使更多的国有企业，包括一些大中型国有企业的民营化，从而在增量上扩大民营经济的规模，提高民营经济的档次，将是一条十分重要的路径。
在安徽新徽商集团采访时，该集团上层正在集中精力重组原安徽省商务厅下属的12家企业，但据介绍，在这12家企业中仅有四家企业具有一定的市场价值，在盘活这些资产存量时，公司上层花费许多精力和物力。当记者问及政府让这12家企业并入徽商集团麾下，是否有“拉郎配”之嫌，该企业的同志回答得很巧妙：这要看一年后的市场运营情况。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时至今日，安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基本思路，仍然没有突破固有的模式，仍然试图实现原有体制的逐渐蜕变。
这是一种典型的渐进式“摸着石头过河”的模式。实践证明，这种模式对于我国早期改革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在我国微观经济已经转换到基本依据市场原则运转的今天，改革和发展的重点仍然在“破”而不在“立”，至今基本没有实质性调整，就是一个需要研究和思考的重大问题。因此，必须以发展民营经济为战略和政策基点，以市场化为基本原则，把重点转移到加速新的经济管理体制和制度的建设上来，旧体制的改革要在新体制的塑造过程中逐一解决，但新体制的塑造一定是第一位的。
从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角度探讨徽商复兴这一主题，我们认为，一方面，可以确立人们对民营经济是经济增长主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成份定位的新意识，逐步消除民营经济只是边缘经济的错误看法；另一方面，从法律和政策制定上会针对民营经济发展的要求进一步完善和规范，纠正一些歧视性政策。如果这一模式能够被确认，那么，民营经济就会获得前所未有的良好环境。
环境是民营经济成长发展的外部因素，对民营经济的生成发展甚至生死存亡至关重要。在刚刚揭晓的《福布斯》“2002年中国内地首富排行榜”中，有3位安徽籍人士，他们分别为南京雨润集团董事长祝义才（名列第32位）、深圳比亚迪公司董事长王传福（名列第41位）、融捷投资管理集团吕向阳（名列第48位）。祝义才是安庆桐城人，王传福和吕向阳则同为无为人，虽然这三位杰出的商界人士其成功之地均非安徽本土，但却出生在安徽对外交流意识、商品经营意识较为浓郁的地区。桐城在20世纪80年代，其乡镇企业发展在安徽就遥遥领先；无为人则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就外出打工，以“无为小保姆”而著称于世。因而在桐城、无为等地，产生安徽“首富”就不足为怪，这里有其必然性。
祝义才的创业史说起来还真让安徽人有些惋惜。他大学毕业后，在交通厅下辖的海运公司工作，因年轻气盛便毅然辞职下海，从“卖螃蟹”起步，几经艰辛，几经风雨，祝义才很快就有了收获，净赚480万元。但做贸易无法做出自己的品牌，再发展也只是中介。他经过深入调查，1991年3月，祝义才回到安徽合肥，投资450万元，成立华润肉食品加工厂，开始生产自行研制的红肠系列肉食品，迅速打开局面。然而，一些预想外的因素让祝义才逐渐头痛不已，有关部门对民营企业存在明显歧视，百般刁难。无奈之下，1992年12月，祝义才变卖机器设备，携资300万元落户南京雨花区。
这种迫不得已，万般无奈，足以说明在安徽这片曾诞生一代商业“巨子”的土地上当今仍然存在着不利于甚至是阻碍民营企业发展的因素。浙江在当初国家民营经济的政策尚不明朗的情况，政府采取了“默许”“不干预”的态度，这种“默许”与“不干预”恰恰就是对民营经济发展最好支持。安徽其实很早就出台了许多政策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但为何还是出现了祝义才一气之下走出安徽的遗憾呢？
从民营经济自身探讨徽商复兴这一主题，我们认为，新时代的徽商要继承和发掘明清徽商的优良传统和经营理念，把“古徽商”在长期创业过程中形成的“锐意进取、勤勉刻苦、诚信不欺、义以天下、回报社会”的经济伦理与新的实际践相结合，不断加以总结、扬弃，赋予创新精神和时代特征，逐步形成新徽商的文化思想内涵，确立以“勤勉、创新、和协、诚信”为经营管理理念的新徽商精神支柱，并把这种精神贯彻到企业的运作中去，使其成为新徽商企业文化的价值核心。
据近日《经济参考报》报道，地处淮河蓄洪区安徽霍邱县的“老灾窝”——冯井镇，1100多名“泥腿子”却牢牢占据着中关村ＣＰＵ芯片市场６０％以上的经营份额。１９８９年，有过搬运工、泥瓦匠经历的栗洋来到京城。从开始替别人做装卸工，到自己开办公司经营ＣＰＵ芯片生意，栗洋渐渐地在中关村站稳了脚跟，资产发展到５００万元。在他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乡亲走进了“硅谷”。栗洋说，“晚上睡得木板，白天做得老板”，冯井人开始都是流血流汗，从“一穷二白”中渐渐积累起原始资本的。对于普遍只受过初中教育的农民来说，知识的积累过程异常艰辛。从英文２６个字母学起、坐在路灯下啃读枯燥的电脑书籍、饿着肚子也要读电脑夜校……从“卖苦力”到“卖智力”，冯井镇农民在中关村经历了艰难的跨越。
诚实守信是冯井镇农民成功的重要经验。27岁的傅斌每天上午打国际长途到马来西亚定货，晚上空运即到。每笔业务至少几十万元，傅斌和供货方已经形成信任守诺的默契，不用先付定金就可得到货物。傅斌说：“诚信是咱农民的本色，也是我们生存发展之本。”冯井镇农民起初几乎全是空手而来，但在这个竞争激烈的地方，如果有人缺乏启动资金，或者生活发生困难，都会得到老乡们的热情帮助。
霍邱县是安徽典型的农业大县，每年约有３０万人在外打工。霍邱农民从单纯打工逐步走向科技创业，象征着中国农民的“质变”。 这种“质变”应该说是在继承了老徽商 “勤勉刻苦、诚信不欺”的基础上赋于新的时代精神，是一种“扬弃”。这种“质变”伴随着城市化、现代化的步伐，将是安徽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根本途径，将是新时代的徽商的复兴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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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帖子已被 桐川 在 2005-6-29 10:53:10 编辑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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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6-29 10:5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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