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集桐城派研究论文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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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2]20世纪桐城派研究述评- -


桐城派是清代文学史上集中国古典散文、文论之大成，并占有突出正宗地位的古文流派。此派自乾隆之世揭橥"义法"大旗结立门户之初便毁誉繁兴、人言言殊。进入20世纪以后，桐城派研究也几经起伏，大体可分为四个时期，呈现出两落两起的态势，下文分述之。



一、承续期的桐城派研究

世纪初20年是桐城派研究的承续期，它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选派后劲刘师培、黄侃等人对桐城派体与辞的批评；二、"五四"新文学先驱胡适、陈独秀等人对桐城派的价值否定。从学术渊源看，前者接续了乾嘉骈散论争，后者尽管另有思想资源，但晚清经世文派"主变敢逆" 、"喜以经述作政论"以"变法图强"的革新，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出"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理论旗帜，进而全盘否定桐城派无疑起着先导作用。至于戊戌维新时期改良主义文学家梁启超发动"文界革命"，锻造"新文体"，自然是以当时雄踞文坛正统地位的桐城派作为对立面，从而挑战传统古文清规戒律的，当可视为对桐城派另一种形态的批评。但在当时，梁氏对桐城派"没有专论"，[1] 有的只是一些是非学理层面的"片断的"、"结论式的断语"。[2]被学者们经常引述的那段"然此派者，以文而论，因袭矫揉，无所取材；以学而论，则奖空疏，阏创获，无益于社会，且其在清代学界，始终未尝占重要位置，今后亦断不复能自在"的批评，则是梁氏于1920年10月间作出的，[3]其对桐城派全盘否定的评价和对桐城派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作用的判断，明显有失偏颇，与史实不符，兹不赘述。

骈文，作为中国古典散文的重要体式，与散文的对立起自六朝"文笔之辩"。至嘉道之际，阮元针对桐城古文雅洁有余而文采不足的局限，提倡建立《文选》派，他援用六朝文笔之说作为理论根据，力辩"沈思翰藻，有韵用偶"的骈文优于无韵言事、奇句单行的桐城古文，为骈文争夺坛席，欲扫桐城古文于文坛之外。延至民初，选派后劲刘师培接绪乾嘉骈散论争，在《论近世文学之变迁》、《文章源始》、《广阮氏文言说》、《中国中古文学史》等论著中，再引六朝文笔之说作为理论武器，力主"骈文一体，实为文类正宗"，訾诋被桐城派继为文统的八大家散文，以为桐城古文据事直书、无韵单行、不尚藻采算不得文学，只能称之为"杂著"。其说偏颇且无出清人阮元之上。黄侃在《文心雕龙札记》这部颇邀时誉的论著中，纠正其师刘师培、章太炎关于文学界说的偏颇，近一步发展了选派的理论，并在《题辞及略例》、《原道篇》札记、《丽辞篇》札记等篇目中，更为激烈地批判了方苞"义法"说和姚鼐"阳刚阴柔"风格论。称桐城派语言上讲"雅训"不讲"俪辞"、文势上强调气势而不讲骈偶用典的主张为"褊隘"，不满桐城派抹杀六朝骈文成就的言论。而桐城派最后几位大师姚永朴、姚永概、林纾则一方面讲授古文辞，坚持古文创作，另一方面系统探讨总结桐城古文理论，以扩大桐城派的影响。姚永朴《文学研究法》、林纾《春觉斋论文》、《韩柳文研究法》就是桐城文论集大成式的代表作。这些著作继承了桐城文论偏重于传授古文学习方法和写作经验的传统，以至于被有的学者讥刺为 "若无何发挥，第掇拾其先人遗绪而已" [4]。

选派与桐城派的这场骈散论争，使得桐城派在清末的京师大学堂民初的北京大学里由占绝对优势到咸去大学，转被章（太炎）门弟子所替代[5]。这场论争，正如周勋初所评价的"对散文和骈文写作中的许多问题作了理论上的辨析和总结"[6] ，但其总体上是囿于传统杂文学体系的门户之争；仅就选派对桐城派的批评讲，建树无多。他们对方、刘、姚的文章未加厚非，只是抨击了近世文坛"多托于桐城""以便其空疏"的"枵腹"之徒。章太炎论文则宗魏晋，认为桐城派"文能循俗" ，态度上 "不病"亦"不尊"，同于早期学者李详。［7］他所鄙薄的乃是严复同林纾，在《社会通诠商兑》一文中訾诋严复说"犹未离帖括申夭之态"，"概附仰于桐城之道左，而未趋庭庑者也"。在《与人论文书》中批评林纾文章"辞无涓选，精采杂污，而更浸润唐人小说之风，夫欲物其体势，视其蔽尘，笑若龋齿，行若曲肩，自以为妍，而只益其丑也"。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新文学先驱胡适、陈独秀等人以西方文学作为参照系，以进化的文学观和惟白话文学为文学正宗的一元思维，重新审视传统文学及其观念时，将桐城派作为旧文学的代表，进行了全面的讨伐与批判。率先发难的是胡适，他发表《文学改良刍议》，立言谨慎地提出文学改良八事，说："今之‘文学大家'，文则下规姚曾，上师韩欧；更上则取法秦汉魏晋，......而皆为文学下乘。"［8］虽未点名，但批评所指显系桐城派及其坚守的道统文统。继之，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锋芒锐利地点名批判当时统治文坛的三大权威流派：选派、桐城派、江西诗派。提出文学"三大主义"，并将桐城三祖方、刘、姚和明代前后七子及归有光并称为"十八妖魔"，说"此十八妖魔辈，尊古蔑今，咬文嚼字，称霸文坛"，说桐城派方、刘、姚等人的文章，内容上"希荣誉墓，无病呻吟"，形式上"摇头摆尾，说来说去，不知说些什么"。［9］还断然拒绝胡适"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的倡议，表示 "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匡正也"［10］。钱玄同起而呼应，两次致书陈独秀，表示赞同和支持文学革命的主张："顷见五号《新青年》（实为2卷6号、作者注）胡适之先生文学刍议，极为佩服。其斥骈文不通之句，及主张白话体文学说，最精辟。......具此识力，而言改良文艺，其结果必佳良无疑。惟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见此又不知若何咒骂。虽然，得此辈咒骂一声，便是价值增加一分也。"［11］战斗姿态异常鲜明，且从兹不忘径呼桐城为"谬种"的发明，再三称述，从不改口。总之，在新文学先驱看来，桐城派作为中国几千年封建文学的总代表，作为重建新文化总体格局的障碍物，"直无一字有存在价值"[12]，必扫荡廓清全盘否定，否则，白话语体的新文学将无法建立。这种决绝的反传统的态度，是对中国文学传统载道观念及长期弥漫在文学界复古主义思潮的反动，其历史功绩在于它促使散文文体从载道之具的文学主流地位退居边缘，定位于叙事状物言情，逐步回归于文学自身，完成了中国古典散文向现代新语体散文的嬗变。但批评中的"政治"功利观念对以后的桐城派研究有着不小的负面影响。

二、发展期的桐城派研究

狂飙突进的"五四"之后，20年代中期至40年代末是桐城派研究的发展期。首先是"五四"新文学家对他们曾经攻伐过的桐城派不再持全盘否定的态度而有所选择和汲取，论述上也有了客观具体的分析。如认定古文是"死文学"，只有白话文学才是"活文学"的胡适，在他的《五十年中国之文学》一文中重新审视桐城古文创作，分析、肯定了桐城派"使古文做通顺了，为后来二三十年勉强应用的预备"的功绩。［13］刘永济《中国文学通论》、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变迁》、吴文祺《近百年来的中国文艺思潮》等论及桐城派时，观点与胡适相近，不过论述更为详细。仍持否定意见的学者是先前不大谈桐城问题的周作人。他在为现代散文溯源的描述中，不仅对桐城派作了彻底的清算，而且矛头直指被桐城派奉为文统的唐宋八大家特别是韩愈。周氏在《中国新文学源流》第四讲《清代文学的反动——桐城古文》中，肯定桐城派的文章"比较那些假古董更为通顺"，但又借用清人王湘绮、伍绍棠、蒋湘南的论说，批判桐城派"文章统系也终和八股文最相近"。［14］周氏的这一观点一直影响着后来论者对桐城派古文价值的评判。

至三、四十年代，以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撰述考》、姜书阁《桐城文派述评》两部专著和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钱基博《中国文学史》中的相关论述为转折与标志，桐城派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和成绩。其表现为第一次将桐城派作为纯然的学术对象来归纳研究，研究的视角转向了"文学之内"，研究步步深入，由文派流变史的研究到桐城派理论及创作的深入探讨，初步建构了20世纪桐城派研究的基本框架和范畴。如分别于1929、1933年出版的刘姜两人的著作，一部为"考其师承，录其名氏，括其生平，详其著作，提示传记、评论之所在，兼具‘学案'、‘目录'、‘索引'之作用"的桐城派研究的工具书；［15］一部为系统评述桐城派缘起、传衍、发展、递变和衰落情形的专著。姜著自序说"本篇一大半叙述它的史实，一小半批评它的内容"。［16］作为草创之作，引述材料多杂采各家文集，取资第一手资料，对桐城派的评价，建立在史实和分析的基础上，较为公允得当，功不可殁。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采用或专人、或专篇、或专题的体例立论，用六个专节五万字的篇幅第一次对桐城派代表作家的文学观和文论体系作了系统深入的研讨。《桐城文派与其文论》一节首先肯定了桐城派在清代文学史、文学批评史上的"中坚"地位，总结桐城古文因其"雅洁"故"通于古而又适用于今"的特色，清晰勾勒出文派承传演变乃至衰蔽的过程，揭示桐城派之所以成派并发展流衍的根本原因。《方苞古文义法》、《刘大櫆义法说之具体化》、《姚鼐义法说之抽象化》、《姚门诸人之阐说桐城之学》等节分别阐述桐城三祖及其后学的理论建树，厘清了其间继承发展的关系脉络。《各家对于桐城文之批评》则描述自乾嘉以来骈文家、汉学家、经学家在事与道、体与辞、义与法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上与桐城派的分歧和论争。作者用心于桐城派研究的"史"的勾稽，以史家的眼光将研究对象置于整个传统古文创作及理论批评的发展演进中，结合时代学术思潮探本溯源作纵贯性的研究，颇有创获。其富有前瞻性的研究思路和基本观点影响深远，泽惠后人。钱基博《中国文学史》近十万字的《附录》，是作者研读桐城派各时期近20位代表作家别集的心得之作。《附录》先清理、介绍每部文集的编次、刊刻情况；次点评作家创作师承及风格特色；再采录作家可诵篇目于后。作者有着精深的国学修养和艺术鉴赏力，对造诣各殊的桐城文人古文创作风格特色的概括点评极为精当，并且是在通读了作家全集之后、在与其他古文家创作的比较中作出的。钱氏的作品论被周振甫评价为："别识心裁，正属于‘成一家之言'。"[17] 上述研究在系统性、规范性及研究领域的开拓等方面为20世纪后半叶桐城派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一时期还有高校学报及相关学术刊物发表过为数不多的泛泛介绍性的文章，学术价值不高。

三、低落期的桐城派研究

建国后至70年代末是20世纪桐城派研究最为低落的时期。近40年的时间，学界除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有关于桐城派的绍述外，仅1957、1961—1963四年中有关于桐城派的争辩之声。1957年，王气中发表《桐城派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重新评估桐城派。同年，马茂元发表《从桐城派的古文谈到姚鼐的〈登泰山记〉》，具体分析了桐城派的艺术特点，但均未获得学术上的反映。1961年5月有人在《光明日报》提出《桐城派在社会主义社会有无作用》的讨论。1963年底，讨论的主要成果由安徽人民出版社结集为《桐城派研究论文集》出版。文集中的12篇论文，论题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关于桐城文派的整体评价问题，侧重于其社会作用和思想政治倾向的评价；二是关于桐城派文论"义法"的阐释及评价。对桐城派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论者们大都或多或少地予以肯定。如王气中的文章就桐城派的文论体系、创作特色及其贡献等方面提出看法，认为桐城派"继承了中国文论以前的传统，加以总结、发展，给散文建立了较为系统的理论"［18］。这是建国后最早冲破桐城派研究无形禁区而持积极肯定意见的文章。但受当时思想文化界形而上学之风的影响，更多的论者机械运用唯物史观，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文学发展的外部规律上评价桐城派，否定意见仍占上风，特别是在对桐城派思想政治倾向的评价中，论者往往从桐城派与清王朝的文化政策、与程朱理学及汉学的关系及桐城古文与时文的关系等三个方面入手，简单徵引桐城派卫道的、诋毁汉学的言行或作品，评说其理论创作和发展变迁，从而否定文派的政治思想倾向。对桐城理论根基"义法"说的错误解释又导致了对其创作内容的否定。论者认为，桐城义法义指内容法指形式，将义法之"义"直接与程朱理学划等号，进而否定之。这种给古代文论及创作贴当代政治与阶级标签的简单武断的批评，当时就受到批驳。但相对而言，批驳之文写得拘谨局促似不敢放言高论。这一时期出版的两部权威的《中国文学史》，对桐城派也持基本否定的态度。[19]与多数论者用批判乃至上升到政治层面评估文学问题的方式不同，钱仲联《桐城派古文与时文关系问题》一文，运用大量史料辨析古文与时文性质及写作方法的异同，以批评桐城古文乃"变形八股"、"高级八股"的观点。钱仲联认为，明清古文理论家有时不免用写作时文的一套理论来处理古文，写作上有的也不免沾上一些时文的气息，但二者的循环影响，主要还在于古文影响时文的一面，即提高了时文的水准，而不是相反降低古文的品格。文章针对论者以桐城派所宗尚的明人归有光是时文名家、归方评点《史记》姚鼐选《古文辞类纂》所采用的评点有类时文选本的做法，方、刘、姚文语中有吹捧时文之论作为论据"诟病桐城古文......与时文沆瀣一气"的观点，具体讲述了归、方及桐城文人之评点不同于时文家的评点，应区别对待的。批评辩驳有理有据，值"不容辩驳争鸣的氛围"，［20］识见与方法均属难得。

至于"文革"中的一些所谓的评论文章，更是远离学术，成为政治的工具或附庸。不再赘言。

四、复兴与繁荣期的桐城派研究

80年代以来是桐城派研究的复兴与繁荣期。随着思想解放和实事求是精神的发扬，桐城派研究出现历史性的转折与勃勃生机。复兴期首先冲破桐城文派研究无形禁区的文章是1979年马茂元的《桐城派方刘姚三家文论述评》和吴孟复《试论"桐城派"的艺术特点》。接着，1981年1期《艺谭》发表马厚文《桐城文派源流考》并刊发"编者按" 说，欢迎学界的朋友对源远流长的桐城派进行历史的科学的探讨和研究。随之，《江淮论坛》亦开辟"桐城派研究"专栏讨论桐城派问题。仅此一个刊物，至1985年底已发表桐城派研究文章近30篇， 40多万字。1985年11月上旬，首届国际"桐城派学术讨论会"在安徽桐城召开，这是桐城派研究的一次里程碑式的盛会。来自全国16个省市和海外香港、日本的160多位专家学者会集一堂，交流研究成果，畅言研究心得，提交论文70篇。安徽社科院文研所等单位辑会议论文25篇成《桐城派研究论文选》一书，由黄山书社出版，其余论文在《江淮论坛》等刊物发表多篇，形成了桐城派研究有史以来的第一个高潮。80年代以来大陆陆续发表的300多篇论文、近20部专著，台湾姚翠慧《方望溪文学研究》、尤信雅《桐城文派学述》、香港叶龙《桐城文学史》、《桐城文派艺术欣赏》、新加坡许福吉《义法与经世》、日本佐藤一郎《中国文章论》、前苏联卡里娜·伊凡诺夫娜·戈雷金娜《19世纪至20世纪初中国的美文学理论》等专著以及韩国金正国《论管同的思想与古文理论》、日本佐藤一郎《江户、明治时代的桐城派》、武内义雄《桐城派之圈识法》、香港杨钟基《曾国藩学文门径试探》等数十篇论文是这一时期研究繁荣的最好标志。

本时段研究的论题依然围绕着自有桐城派研究以来一直争论不休的整体评价、古文理论贡献、古文创作成就、文派流衍及历史经验教训的探讨与总结等几个问题；学术争议的焦点仍在以下几个方面，即桐城派承续道统、文统对古文理论的不断总结及其艺术实践，到底是对中唐以来古文运动及文学传统的承继与发展，还是清王朝文化政策扶持的直接产物？桐城派是反动的文艺流派、清王朝御用文学、程朱理学的传声筒，还是以尊崇程朱理学为其"门面语"，而注重写作艺术原则和情感表达的古文流派？桐城古文是"变形八股"、"高等八股"，还是以古文改造时文、与时文有"有鸿沟之殊"、或是互有影响的、古文中"最正当最有用"的文体？复兴与繁荣期以上问题的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和成就，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研究方法的更新、视野的扩大和多元格局的形成。本时段研究者以全新的思想方法、文学观念、价值取向观照桐城派，大大拓展了研究的领域与视野。或从宏观的角度进行综合研究，或从微观的角度进行专题研究，曾国藩、戴名世等先前被视为禁区、或不大被学者关注的课题成为研究的热点。有的文章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从地理因素上探讨桐城派开宗立派流衍漫长的成因；有的文章运用考证的方法探索作家身世及其与诸文派、学派的关系；有的文章从语言学的角度谈桐城派与文学语言的发展......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多元格局。世纪末最后十余年相继问世的一批专著在此方面更是大有开拓。如王镇远的《桐城派》，将桐城派自雍乾至民初发展过程及历史贡献，绍述得简要准确有据、完整而不零碎，有正本清源之功。同时，作者在以地域为次讲述嘉道后桐城派传播流衍，视野扩及学者们一般不大注意或根本不提的戴均衡、欧阳勋等20位作家，对他们的理论贡献及创作个性，亦均从文派发展的角度给予了简要的评点，填补了桐城派作家作品研究的若干空白。晚于《桐城派》两年问世的王献永的《桐城文派》，其旨趣不在桐城文派本身的研究，而试图对桐城派发生发展的历史经验及教训作探讨和总结。全书用几近一半的篇幅探讨桐城文派的功过是非、经验教训，并第一次对"五四"至80年代末的桐城派研究讨论情况作出综述，从中可见作者探讨文学发展规律的热情和努力。吴孟复《桐城文派述论》一书史论结合，述中有评，论述"十有七八，言前人所未言"。［21］全书无论总述桐城派的历史渊源、地理因素、艺术特色，还是分述桐城文派师友相传、诸家风格，均新见迭出，持之有故，求是于实。其最有贡献之处在于能对桐城文派研究中最为缠夹的疑难问题作出自已的解析，显示了深厚的学养和眼光。周中明的《桐城派研究》，除实事求是，考镜源流，详细描述了桐城诸家的生平、思想、师承关系和于文论的建树、于创作的特色，于文派发展的贡献外，还从地域文化的角度考察了促进桐城派产生的优美的自然生态环境、人文荟萃的社会历史环境、家庭教育环境的"小气候"和促其发展的历史时代的大环境、社会政治文化学术的"大气候"。作者既抓住了桐城派对清王朝文化政策相适应而发展的一面，更注意到桐城派与清王朝文化政策相矛盾而保持自身相对独立的另一面，摆脱了以派论人、论文的弊病。其对桐城派历史发展轨迹的寻求，对其成败得失经验教训的探讨和对百年桐城派研究现状的总结，都显示了著者深刻的识见与功力，是著者对桐城文派研究的贡献。何天杰的《桐城文派：文章法的总结与超越》是"中华文学遗产新论丛书"之一。既标举"新论"，自要凸现研究者或方法、或观念、或角度、或结论的新。何著之新，在其对桐城派理论及创作的准确定位：桐城文论是文章学理论，桐城古文是在载道与崇文两难选择中最终偏重于后者的文学散文。何著所论偏重体验长于鉴赏，著者将桐城文论纳入"文章学"的座标，结合文本的细致分析来阐释其理论的内涵及发展，阐释不拔高不贬抑，准确有说服力。关爱和《古典主义的终结》对桐城派研究的突破之处有二：一是将桐城文论漫长衍进过程中散珠碎玉般零落的表述系统化，范畴化；二是对桐城派长达200余年的发展作"时段"与"群体"的研究。作者将桐城派兴衰发展的过程分为初创、承守、中兴、复归四个时期，以其标榜的道统——文统作为专著纵向展开的并行的双线，于此同时将桐城文派放置在200余年思想文化背景、学术士林风尚的推移、转换中，把握这一创作群体"一以贯之的精神气韵和因革损易的内在脉络，从而勾勒其形成发展兴衰变化的总体面貌"，［22］我们从中看到的不再是一个个作家的简单排列，而是在不断推进的时段中有机活动着变化着的文学群体。总之，这一时段的桐城派研究，各家多有自己的角度与方法、发现与贡献，从而突破了研究模式的单一。

第二，由简单的价值判断转向文学事实的清理与研究，由功利转向审美。在我国，注重社会功用的政教批评有着几千年的传统。桐城派研究前三个时段不少论者或执着于价值评估，或专心于文学与时代政治关系的评价即是明证。复兴与繁荣期的桐城派研究冲破了此种局限，而代之以对桐城古文创作成就与特色的审美关注。桐城文论研究也侧重其对创作的推动指导作用的研讨。如张家英《龙门家法与韩欧精神》，着力探讨桐城文论及其艺术实践对中唐以来古文运动及文学传统有着怎样的承继与发展；马积高《清代学术思想的变迁与文学》一文，则将桐城文派与唐宋八家相比较，总评其论说、记叙、抒情三类古文的艺术特色及成就，并分析了桐城派虽承韩欧文统，然总成就不逮八家的原因。再如郭豫衡《桐城派的理论与实践》、吴孟复《再谈"桐城派"三个问题》、何士杰《桐城派：文章学的总结与超越》等著述评价桐城古文而深入至文本，理论归纳阐发结合作品展开；刘跃进《极摹世态炎凉、曲尽人情事变：从<忧庵集>窥探戴名世晚年心态》一文是创作心理研究的篇章，其研究创作，注意作家纠纷郁结的心态和隐曲复杂的民族情绪对创作的影响。庄严《试论桐城派文化的历史特点和美学特征》、艾斐《论桐城派的艺术流变与美学特征》等文章则深入探讨了桐城派的美学特征。

"五四"至"新时期"之前，学界对桐城古文成就评价较低，一般认为桐城派在创作实践上成就不大。新时期研究者对此做出了新的评价，如项纯文《桐城派评价臆说》认为，桐城文派创作成就不在是否出现了文学史上第一流的大散文家和惊世骇俗的作品，而在该派散文具有自已鲜明的特色，于一个泱泱大派的绵延不绝的创作实践中，散文艺术被普及到了一个较为提高的水平[23]。桐城派文章夥盛，作家济济，不仅形成了整体的流派特色，而且桐城诸子为文造诣各殊。马亚中《试论姚鼐古文的艺术特色》、刘守安 《才雄气肆，笔峻词丰：论刘大櫆的散文创作》、王镇远《论梅曾亮的文学主张及其散文创作》等一批文章为我们展现了桐城文章各有其自家面目的景况，其研究有许多精警之处。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散文是在叙事性的"史"、论说性的"子"和应用性的墓志碑铭、书札公文等体裁的基础上产生的。在传统杂文学的体系中，中国古代散文的文体功能、 文学属性及本质特征，均缺乏质的规定性。顾易生《方苞姚鼐的文论及其历史地位》、关爱和《坚守艺术的壁垒》、何天杰《桐城文派：文章法的总结与超越》等文章就致力于挖掘处于各个不同发展时期的桐城派领袖人物对古文文学特性、古文文体意识孜孜探求的努力。顾文从文道关系上把握桐城派力图把程朱理学与韩欧文学并举而作为行身祈向之时对古文写作艺术原则、艺术规律的探索，认为"这种二元论倾向和偏重文艺的态度，是对程朱哲学体系的背离，是对中国文论的发展与贡献"［24］，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何天杰也认为，方苞"义法"说的历史性突破，就在他开辟了一条"在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结合上谈文法"［25］的道路，至姚鼐，其 "道与艺合，天与人一"的主张将"文""道"并论，让二者平分天下，"技精则近道"［26］ ，这是前无古人的识见。关文则系统描述了桐城派方刘姚及其后学对古文文体价值定位的认识过程。作者高度评价了桐城派各个时期的领袖人物，"审时度势，着意寻找最适应古文家生存的理论，不断修正着对古文文体特质的认识"的努力，称桐城作家"围绕着让古文回到古文自身，把古文还之于古文家所作出的种种努力，为传统的杂文学体系向现代纯文学体系的过渡，作了一个鲜为人知的铺垫"。[27]

第三，理论探讨的细化与深入。以桐城文论研究中最为缠夹的义法说的研究为例。

"义法"说是桐城文论的理论根基，也最为世人所诟病。学界达成的共识是"义"指内容、"法"指形式。但"义法"之"义"是否如某些文章阐释的那样能直接与封建道统程朱理学划等号？"义"与"法"的关系是"义"决定"法"，或反之？还是二者相辅相承、互依并立？"义法"合用是对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要求，还是对古文创作体制的规范？本期对此问题的阐释更切近"义法"说的实质，更近于文学史的事实。如王镇远《论方苞的"义法"说》一文，从分析方苞"义法"说之来源入手，考察了方苞以"义法"论文时的具体所指，并结合方苞个人学术、时代风气与"义法"说之关系及后代文人对"义法"之理解等问题，清晰地讲述了"义法"说所指及实质。他认为"义法"说源自方苞对《春秋》"义例"、"周官""仪法"的研讨，因而一开始就带上"义例""法式"等含意。从方苞运用和解释"义法"的具体文字看，它主要是指文章的格法，这也是桐城后学对"义法"的普遍理解。方苞以"义法"论文所指大致有以下数端：1、指文体对写作的规定和限制；2、指文章对材料取舍详略提出的要求；3、指行文的开合起伏，脉络呼应；4、以"义法"论文要求文字简洁。即提倡典雅、古朴、简约的文风。因之，方苞"义法"说，重在文章的体裁、详略、章法、语言等问题，是古文写作应遵循的艺术法则，是偏重于讨论文章形式方面的理论。尽管方苞提出了"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即明确规定了"义"对"法"的主导作用，但统观方苞全集所有论述"义法"的地方，并无对思想内容提出的直接要求。因而"义法"在方苞的文论中，是指作文最基本、但又是最初级的模式和要求。桐城派文人都将"义法"理解为文法、文例，主要指写作须遵守的规律。以上对"义法"说内涵的解释，是符合"义法"说的历史面目的。顾易生也指出，"方苞常常以义法或义指内容材料的选择、熔裁和论点论据的组织安排"，"义与法在文章中的位置，两者似不无差别，但相辅相成、互依并立是肯定的，而且义法说总的说来还是属于论述文章作法"［28］。不少学者不仅注意到方苞论文言法，使初学者有阶级可循的一面，还注意到方苞本于义而言法，法并非是死的教条。如马茂元指出，"文有定法，但题材不同，体制名异，则法又有其不定的一面"［29］，并具体分析了这不定的一面。笔者认为法是对古文写作的规范，而法的旨归在于使文章的形式不越于度。即要从材料的取舍、结构的安排、语言的运用上都要汰去一切不合乎体制的成份，使之雅洁谨严。至于如何探求"义法"，或说探求义法的途径，《望溪集》中多次强调学行是根本。桐城文论偏重具体写作经验的传授和强调学行对创作的重要性的特征可以从桐城作家的职业特性上寻找成因。吴孟复等学者指出，桐城作家多职为教师，既职为教师，为文授徒均不得随意挥洒，而须为承学者指示门径，须依科举之需确立为文、评文的规范，因之形成论文而言法，力求有形迹可循，有程式可遵。理论研究的细化与深入使得复兴与繁荣期的桐城派研究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取得了前期研究所没有的进展和突破。

五、桐城派研究中的不足与缺陷

从近人20世纪的桐城派研究取得了世所公认的成就，但无庸讳言，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与缺陷。

一、桐城派研究中的一些基本问题，研讨尚不充分，意见未趋统一。如新时期仍有学者认为桐城派是清朝的官方御用文学"［30］，"是清朝统治者的文化工具"［31］。桐城派文论"以清廷的统治思想为依据，以清廷的文化政策为准绳"［32］。有的学者对桐城派的理论及创作实践均持否定态度，认为"‘五四'新文学运动对桐城派的批判，......今天完全应该给予肯定，不应该否定"［33］。学术观点、思想观念以及立论的出发点上都分歧赫然，有待于进一步的商讨。研究领域也需进一步拓宽。如桐城派除"桐城三祖""姚门四杰""曾门四弟子"外，门生广布海内，流布也不限于安徽一隅，而遍及大半个中国。从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撰述考》的著录看，有作家六百多人，著述千余种，现有研究成果的涉及面尚嫌狭窄。

二、桐城古文研究不够深入，理论研究常常孤立于创作实际之外，研究者对创作中表现出来的文学思想和审美意识多有忽视，且低水平的重复研究多，陈陈相因的浮泛粗疏的描述多，真知灼见嫌少。如有学者言，方苞所开创的桐城古文一代"雅驯不芜"的文风与桐城先驱戴名世有直接的渊源关系。其实这一论断不符桐城古文创作实绩所显现出的文学思想与审美追求。郭豫衡讲得好，他认为从地域和行文的某些主张和技术造诣看，戴名世也不愧为桐城后裔的前辈，不过，从思想和文风看，戴名世实乃明清之际文风的结束者，而不是桐城文风的创始者，他对桐城文章是有影响的，但这影响不在于他开创了桐城派的风格，而是在他那《南山集》之狱的影响下，桐城诸子如方苞、刘大櫆、姚鼐等引为鉴诫，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风格——雅训不芜。［34］。作者联系时代、结合作家际遇，从其理论与实践结合上，既把握作品总体风格上质的区别，又抓取作家创作的个性差异，才能对作家的文学主张、创作特色及价值、地位作出准确的评判。可知，不对文本下一番刻苦深入的研读的工夫，仅凭前人已有的评价或判断作印象式的描述，所谓的研究将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是没有什么学术意义的。

三、基本文献建设欠缺。翻检有清一代文学总集、桐城作家别集、荟萃一代文章名篇的清代文编、文论篇章以及清代类书、丛书、辑佚书、年谱、学案、目录，其中有着极为丰富的桐城文派研究的第一手资料，然而，我们今天所能看到桐城派作家作品的校勘、笺注、评点等整理本只有王树民编校《戴名世集》、刘季高校点《方苞集》、吴孟复编校《刘大櫆集》、徐天祥、陈蕾校点《方望溪遗集》、徐寿凯、施培毅编校《吴汝纶尺牍》、《郭嵩焘诗文集》、《曾国藩全集》、《林琴南文集》等寥寥几部。桐城派大师姚鼐的文集至今尚无整理本问世。普及性的桐城代表作家的文章选本，也只有王镇远主编《桐城三家散文赏析集》、漆绪邦、王凯符选注《桐城派文选》、杨荣详译注《方苞姚鼐文选译》、陈耀东注译《方苞、刘大櫆、姚鼐散文选》四种；完备的桐城派研究专题目录也付之阙如。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桐城派基本文学事实的清理，基本文献的建设已经成为研究进一步深入展开的限制性因素，亟待有识之士的努力。

20世纪桐城文派研究所取得的世所公认的成就正是21世纪桐城文派研究的新起点，随着有志之士学殖的培养、方法的拓宽和不懈努力，我们有理由对新世纪桐城文派研究的新发展抱乐观的态度，桐城文派研究定会取得更大的成绩。

参考文献：

[1] 见夏晓虹《觉世与传世》第3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2] 参阅范培松《中国散文批评史》第7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3] 见粱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十九）第50页，中华书局1954年版。
[4] 见姜书阁《桐城文派评述》，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
[5]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第194页对此段公案有所记叙，岳麓书社1986年版。
[6] 见周勋初《当代学术研究思辨》第2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7] 参阅李祥《论桐城派》，《国粹学报》1908年第49期。还可参阅周中明《桐城派研究》第408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8] 见《新青年》2卷5号。
[9] 见《新青年》2卷6号。
[10] 见《新青年》3卷3号。
[11] 见《新青年》2卷6号。
[12] 见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2卷6号。
[13] 见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学术文集》第100页，姜义华主编，中华书局1993年版。
[14] 参阅周作人《中国新文学源流》第42－51页，华东师大出版社1995年版。
[15] 见吴孟复《桐城文学渊源考、撰述考序》，收入作者专著《桐城文派述论》第231页。
[16] 见姜书阁《桐城文派述评?自序》第2页，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
[17] 见钱基博《中国文学史?后记》第1139页，中华书局1993年版。
[18] 见《桐城派研究论文集》第2页，安徽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19] 钱仲联《桐城派古文与时文关系问题》载《文学评论》1962年2期。
[20] 参阅方铭《桐城派评价新论》，《安徽大学学报》1986年1期。
[21] 见《桐城文派述论》第1页。
[22] 见《古典主义的终结》第18页。
[23] 参阅项纯文《桐城派评价臆说》，《桐城派研究论文选》第52—55页。
[24] 参阅顾易生《方苞姚鼐的文论及其历史地位》。
[25] 见何天杰《桐城文派：文章法的总结与超越》第76页。
[26] 同上。
[27] 见关爱和《坚守艺术的壁垒》，《文学评论》2000年4期。
[28] 见顾易生《方苞姚鼐的文论及其历史地位》，《江淮论坛》1982年2期。
[29] 见马茂元《桐城派方刘姚三家文论评述》。
[30] 见敏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第941，94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31] 载《华中工学院学报》1982年1期。
[32] 见黄保真等著《中国文学理论史》（四）第205页，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
[33] 载《文学评论》1996年4期。
[34] 收入《历代散文丛谈》第393—410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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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中

嗯,研究得比较深.

yer98

古典主义在哪里“终结”

在近代文学的研究领域，桐城派古文一直是一个热门话题，所谓“一文（桐城派古文）一诗（宋诗派）一社（南社）”，构筑起近代诗文研究的基本框架。但是，也许是因为近代文学研究还是一门比较年轻的学科，理论积淀还不够丰厚，学术视野还不够开阔，因此不少有关桐城派研究的成果，还停留在“就人论文”、“就文论文”的层面上，未能深入开掘桐城派的文化蕴含。现在，关爱和教授的《古典主义的终结——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一书弥补了这一学术缺憾。

脱出习惯的线性思维模式，在较深层次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分析桐城派的兴衰衍变，将文学研究与文化阐释结合起来，通过文学分析来解读重要的历史文化信息，是该书的一大特色，使这部学术专著在不乏精彩的同时，也拥有了坚实与凝重，代表了20世纪末桐城派研究的学术水平。该书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作者似乎在不经意之间深入探讨了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学术问题，例如，政治文化氛围对文学流派形成的决定性作用，流派领袖人物的个人际遇和性格学养对该流派发展的主导性作用等等，而这些问题又被此前的学者长期忽略，由此显示了作者的敏锐缜密的学术洞察力和宏博丰厚的学养。

该书以桐城派标榜的“道统——文统”为中轴线，作纵向的学术展开。作者在桐城派源起、嘉道之际士风学风转换，桐城派的发展传承等问题上，都提出了具有相当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关于桐城派的生存与发展，作者提出了两个空间的观点，认为桐城派文人设定了两个生存空间，一个是社会空间，即桐城派以道统、文统的传人自居，以艺术之文的作者自任，以力延古文一线作为历史使命。这种必然而自觉的集体行为，又营造出第二个空间——艺术空间。桐城派通过对古代散文的理论成果、阅读体悟及创作经验的总结，形成了独具特色、风格鲜明的古文理论体系，从而别开文境，卓然不群。

对于中兴桐城派的领袖人物曾国藩，作者用功颇深，不乏精彩之处。作者认为，曾国藩是一个处在传统与现实的夹缝之中，充满极大思想矛盾和人格分裂的复杂人物。特殊的政治际遇，把他推上了中兴名臣的地位；他又凭此煊赫的政治地位，着意强化文事辞章的社会功能，对桐城派予以改造，将桐城派纳入其中兴大业之中。曾氏的审美情趣和审美识度，是桐城派中兴的基础。他对雄奇瑰玮风格的崇尚，他于义理、辞章、考据之外又特别出经济，为桐城派古文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天地。曾国藩主张以文见道，坚车行远，重在讲求经世要务，记叙当代掌故，铺叙文治武功，重义而不轻诋于法，求雅而不拘泥于洁，取方姚之流畅而去其柔弱，辅以汉赋之气体而脱其板重，义必相辅，气不孤伸，词必己出，简要有序，以政治家、经世家之文取代文学家之文，由此形成了湘乡派。

关于桐城派消亡的原因，除了桐城派自身艺术创造力的衰竭之外，作者特别强调了历史文化因素，认为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桐城派依附于封建政治之上，而封建政治的垮台，使桐城派挟道统、文统自重的优势轰然坍塌；桐城派古文自方苞起，便与科举制有不解之缘，士人缘桐城义法而敲开仕途之门，但科举制的废除，使得桐城古文失去了往日功利性的诱惑；桐城派古文的盛行，与一直受到清政府的保护、提倡有关，一旦清朝灭亡，失去这种官方支持，桐城派必然要陷于穷途末路。相反地，白话文由于得到国民的认同，1920年又被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为法定国语，其优势地位才得以巩固。

《古典主义的终结》为近年来近代文学研究领域里少见的一部力作。它是作者近二十年来潜心于桐城派研究的学术结晶，展示了比较独特的学术风格，拥有精醇的学术品位，与那些心浮气躁、急功近利的学术复制品有质的不同。

yer98

近代诗文研究的百年回顾

20世纪是近代诗文研究的奠基时期。早在近代文学终结的前夕，一些学者就开始了对近代诗文的研究工作。1907年，刘师培在《国粹学报》3卷1期发表了《论近世文学之变迁》，专论晚清诗文流派及其衍变，认为"为学日益，为文日损"。1909年，李详又在该刊4卷12期发表《论桐城派》，从《文选》派立场评论桐城派散文。以上两文，可视为研究近代诗文的较早成果，而《国粹学报》也成为较早研究近代诗文的学术阵地。

一
在20世纪，学者们在近代诗文研究方面主要做了这样三件事：

一、整理出版史料作品
全国性的作品总集，主要有《近代诗钞》（陈衍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晚清ｙí簃诗汇》（徐世昌编，退耕堂1929年刊行）、《国朝文汇》（黄人、沈粹芬等编，上海国学扶轮社宣统年间出版）、《晚清文选》（郑振铎辑，上海生活书店1937年版）、《中国近代文学大系·诗词集》（钱仲联主编，上海书店1991年版）、《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散文集》（任访秋主编，上海书店1991年版）等。
地方性的作品总集出版更多，诸如《续梁溪诗钞》（侯学愈编，锡成公司1920年版）、《新溪诗续钞》（许桢编，1925年版）、《皖雅初集》（陈诗辑，1929年聚珍版）、《中州诗征》（杨淮编，经川图书馆1936年版），等等。
有关社团流派的史料汇编和作品总集，主要有《南社丛选》（胡朴安编，上海国学社1924年版）、《南社诗集》（柳亚子编，上海开华书店1930年版）、《南社丛谈》（郑逸梅编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桐城派文选》（漆绪邦、王凯符选注，安徽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等。另有杨钟羲的《雪桥诗话》40卷（1922年写成，有求恕斋丛书本），多论述满族诗人及其作品，其中保存了不少近代诗文资料和文坛掌故，为他本所无。
有关历史事件的作品汇集，以阿英（钱杏ｃūｎ村）、路工编的《中国近代反侵略文学集》（北京中华书局1957-1960年版）为代表，包括《鸦片战争文学集》（阿英编）、《中法战争文学集》（阿英编）、《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阿英编）、《反美华工禁约文学集》（路工编）、《庚子事变文学集》（阿英编）等五个专辑，收录诗文及有关史料颇多。
女作家的史料汇编，有《清代闺阁诗人征略》（施淑仪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历代妇女著作考》（增订本，胡文楷编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新1版）两种，后者于近代女作家，特别是女诗人的著作考订比较完备。
在工具书方面，《中国近现代文学艺术辞典》（王广西、周观武编撰，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收录的近代诗文作家达1428人，但仍有疏漏。
至于诗文别集，各地已整理出版的有数百种之多。近代重要作家的诗文作品，大都已结集出版。

二、构建起近代诗文研究的基本框架
近百年来，近代诗文研究一直以"两派一社"为中心。所谓"两派一社"，指诗歌宋诗派（含同光体），散文桐城派，再加一个南社。对"两派一社"的研究，成为近代诗文研究框架的主干，另有经世派诗文、中晚唐诗派、汉魏六朝诗派、新派诗等流派研究，女作家群体研究，湖湘文学、江浙文学、岭南文学、齐鲁文学、关陇文学等地域文学研究，战争文学研究，以及对若干作家作品的个案研究，由此构建起一个有点有面，既有一定纵深，又有一定开阔度的研究框架，使近代诗文研究成为近代文学研究中的主干学科，而"两派一社"和湖湘诗文以及若干重要作家作品又成为近代诗文研究中相对独立的专题研究。

三、形成了近代诗文研究的基本布局
研究近代诗文的学者队伍发展缓慢。20世纪初叶，这一队伍只有数十人，而且绝大多数不是专门研究近代诗文的。到90年代末，这一队伍发展到200人左右，其中仍有一半属于兼顾研究。
就地域而言，近代诗文研究到90年代形成了以下的基本布局：
北京：偏重于诗歌研究，如鸦片战争时期诗歌及南社作品；
山东：偏重于诗歌研究，如秋瑾、龚自珍，并重视明清诗歌的贯通研究和综合研究；
河南：诗文兼顾，偏重于宋诗派、桐城派研究，从80年代末转入对近代诗文的整体研究和综合研究；
安徽：诗文兼顾，偏重于桐城派散文；
上海：诗文兼顾，重视综合研究，以南社研究为大项，其对南社史料的搜集整理之功居全国之首；
苏州：偏重于同光体研究，重视综合研究和整体研究，并重视对近代诗家作品的整理笺注；
杭州：诗文兼顾，以龚自珍研究为主；
湖南：诗文兼顾，以湖湘派作家为主，重视史料作品的整理考订；
福建：以闽籍作家为主；
广东：诗文兼顾，以岭南作家为主，重视整体研究；
贵州：以贵州籍作家为主，偏重诗歌研究和综合研究；
甘肃：以甘肃籍作家为主，偏重诗歌研究。

二
近代诗文研究是一门比较年轻的学科，其历史还不到100年。比起此前的古典时期的各个断代的诗文研究，它的学术积累还远未丰厚。由于时代的影响，它的文化准备也显得有些先天不足。所以，20世纪的近代诗文研究带有明显的启蒙和开创的色彩，其表现为：

（一）自己研究自己
学术界一般认为，近代文学的下限是1919年，事实上晚清的一些诗文作家在"五四"以后仍然继续着创作活动，他们中的一些具有学者素养的人还把目光转向研究工作，于是出现了"自己研究自己"的现象，以同光体和南社诸人表现较为突出。
在同光体诸人中，陈衍用功最勤。他除了编辑《近代诗钞》以外，还著有《石遗室诗话》38卷（最初连载于《庸言》和《东方杂志》，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出版32卷本，无锡国学专门学校又于1935年出版《续编》6卷），主"三元"之说，倡"力破余地"，被认为是同光体的理论代表作。《近代诗钞》中对各家作品的评价之语，几乎都摘自《石遗室诗话》。
在南社诸人中，用功最勤的当数胡朴安（韫玉）和郑逸梅（纸帐铜瓶室主）。胡朴安除编有《南社丛选》外，另著有《南社诗话》。郑逸梅著有《南社摭谈》和《逝者如斯》。胡、郑的上述著作均连载于上海《永安月刊》（1939年5月1日创刊，1949年3月1日终刊）。在40年代，《永安月刊》成为研究南社的重要阵地，有关的撰稿者多为南社成员，文章内容以史料居多，兼有诗文点评。
与桐城派不同的是，同光体的传人和南社社员的后裔较多，所以同光体和南社的"自我研究"历久而不衰。马以君主编的《南社研究》（1991年创刊，每年两期，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非卖品）是国内研究南社的唯一学术专刊，以史料辑存和钩沉佚著为学界所重，其作者不乏南社社员后裔。
自己研究自己是产生在近代诗文研究领域的一种特殊现象。其长处在于挖掘史料，阐幽发微，为圈外人所难以替代；其短处在于自我评价，眼界与心气所限，难免有标榜之嫌。因此，这种现象一方面丰富了近代诗文研究的基础史料，将微观研究不断引向深入，使该学科研究始终保持一定的热度，同时也由于单一的研究视界和单调的研究方法，使该学科研究比较缺乏史的观念和横的比较，从而陷于某种滞后状态。这种情况在南社研究中比较突出，当然其中也不排除非学术因素的作用。

（二）奠基式的拓展性研究较多，其中大多是作家作品的个案研究
近百年来，近代诗文研究的领域一直处于不断拓展的进程中。被提名研究的作家，在世纪初仅有龚自珍、魏源、曾国藩、谭嗣同、秋瑾等寥寥十几位，而到90年代已多达数百人。从地域上考察，除了在近代诗文创作方面占有重要地位的江苏、浙江、安徽、湖南、江西、广东、福建以外，其他的大部分省份，如河北、山东、河南、湖北、四川、贵州、广西、陕西、甘肃，乃至内蒙、新疆、西藏、台湾，都有作家进入被研究者的行列。从研究对象的民族组成上看，除了汉族作家以外，还有满、藏、壮、白、傣、蒙古、维吾尔、哈萨克等民族的作家。由此，近代诗文研究基本上形成了全方位、多民族的格局。
由于近代诗文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使得有关作家作品个案研究的"点"，逐渐连接缀合而成为带有地域性或社团流派性的"面"，于是近代诗文研究领域给人以比较广阔的空间感，为21世纪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
据统计，有关作家作品的个案研究大多集中在20位作家身上，他们是林则徐、龚自珍、魏源、何绍基、郑珍、曾国藩、金和、李慈铭、王ｋǎｉ闿运、黄遵宪、林纾、陈三立、严复、陈衍、谭嗣同、章炳麟、梁启超、秋瑾、苏曼殊、柳亚子，其中以龚、魏、曾、黄、谭、梁、苏7人最为集中。其他被提及的诗文作家，有相当一批还仅限于生平介绍和作品评点。另有少数有份量的作家，至今还没有被认真研究过，如嘉道之际的文化领袖、《文选》派大师阮元，在近代散文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诗亦可观，但近百年来竟没有一位学者为他写过专题论文。关心桐城派而冷落《文选》派，成为20世纪后半期近代散文研究的一大疏忽。类似的例子还有一些。由此可见，尽管近代诗文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展，但还是留下了一些空白，有待后人填补。

（三）一些专题研究进展不甚平衡，有突破处，亦有停滞处
这些专题都在近代诗文研究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其进展情况如何，直接关系到近代诗文研究的整体水平。现举其要者简述于后。
（1）龚自珍研究：多从"剑气箫心"切入，研究较为全面，但论者的基本观点，多系本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的有关论述而阐发之；
（2）魏源研究：多从经世思想及佛学、黄老影响入手，而佛学影响又重在净土；对其诗歌、特别是山水诗研究为一大项，多认为魏源是山水诗大家，当是受郭嵩焘《魏默深先生古微堂诗集序》之启发；
（3）曾国藩研究：以散文研究为主，兼及其人格与文格，肯定曾国藩是改造桐城派的领袖人物。王澧华主编的《曾国藩学刊》（湘潭大学主办，1994年9月创刊，每年两期，从1999年起更名为《湘学》）是国内唯一的研究曾国藩的学术专刊，以学风朴实厚重而自成一格。王澧华另著有《曾国藩诗文系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和《曾国藩家藏史料考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以史料宏富和考订严谨见称；
（4）黄遵宪研究：论者的思路多未脱出梁启超《饮冰室诗话》、夏敬观《庵臆说》、钱钟书《谈艺录》的有关评价，而钱仲联的《人境庐诗草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则无愧考据笺注方面的力作；
（5）秋瑾研究：以生平史料为主，兼及诗作。前者搜罗丰富，后者尚须深入；
（6）苏曼殊研究：基本理清了苏曼殊的身世，但对他的出家时间、地点及出家次数仍有不同见解，对于已收入苏曼殊集子中的个别诗作（如《题画》）尚有争论。关于苏曼殊与西方诗人的比较研究，最早由钱钟书在《谈艺录》中提出；
（7）道咸年间宋诗派研究：陆草认为该派的理论核心是不俗与变脱，反对拟古，锐意求新，但以学问求不俗，以考据求变脱，在理论上陷入了二元论的困境，以致使其诗作在一定程度上沦为学术的附庸，其观点见于《中国近代文学史》（任访秋主编，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上编第五章及《论中国近代诗坛的唯理化倾向》（《中州学刊》1988年第6期）等；
（8）同光体研究：思路多从陈衍的《石遗室诗话》化出，而有所阐发和深化，代表论文是钱仲联的《论"同光体"》（《文学评论丛刊》第9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杨扬的《晚清宋诗运动与"五四"新文学》（《天津社会科学》1998年第5期）一文，认为同光体诸人对宋诗之法做了更自觉的宣传，其诗风对郑振铎、朱自清、郁达夫以及后起的钱钟书等人都有影响，这是因为宋诗派的观点主张已经作为一种文学资源融入中国文学传统之中，并被新文学有选择地予以接纳和发挥。
（9）《文选》派研究：吴文祺的《近百年来的中国文艺思潮》（《学林》1-3辑，1940年月-1941年1月）认为，阮元是《文选》派的护法大师，他主张文笔之辨，强调俪语为文，单语为笔，欲证桐城派之所谓文者非文，未免有矫枉过正之嫌；阮元之后，《文选》派不乏其人，李慈铭、王ｋǎｉ闿运、李详、刘师培等都属于该派作家。
（10）桐城派研究：该项研究始终处于近代散文研究的中心位置。早期学者如刘师培（光汉）、李详等人，站在《文选》派的立场上，认为桐城派疏于考古，故枵腹之徒多托于桐城派以便其空疏，以致使文章失去真源，曾国藩合古文理学为一，兼治汉学，使桐城派得以中兴（见刘师培的《文章源始》、《近儒学术统系论》、《论近世文学之变迁》，分别载《国粹学报》宣统元年四月第5版，第1、2、5册）。关爱和的《桐城派的中兴、改造与复归》、《后期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桐城派的立诚求真与道统文统情结》诸文（均收入《从古典走向现代》一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对中后期桐城派散文的得失及其文化走向作了比较系统的阐释，认为曾国藩以湘乡派文代替桐城派文，实际上是以政治家之文代替文人之文，而桐城派最后向文学的复归是由吴汝纶完成的。

（四）、综合研究进展缓慢，成果甚少，这是近代诗文研究滞后的一个重要标志
汪国垣（辟疆）的《近代诗派与地域》（见南京《文艺丛刊》第2卷第2期，1935年；又见重庆《中国学报》第1卷第1期，1943年）可谓近代诗文综合研究的开山之作。该文从地域文化入手，将道光以迄清末的诗派分为湖湘、闽赣、河北、江左、岭南、西蜀六派，为便于叙述，入八旗于河北，附皖派于闽赣。该文标出河北、江左两派，为前此论者所无。其论河北诗派，以张之洞、张佩纶、柯劭忞为领袖；论江左诗派，以俞樾、金和、李慈铭、冯煦为领袖，均为一家之言。钱仲联的《三百年来江苏的古典诗歌》和《三百年来浙江的古典诗歌》二文（均收入《梦苕庵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差相仿佛，而于近代江浙诗派源流区分与汪文不尽相同。王广西的《佛学与中国近代诗坛》一书（河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从宗教学和地域文化切入，探讨从1800年到"五四"时期佛学对诗坛的影响，所论诗人从张问陶、王昙、阮元起，至许地山、徐志摩、冰心止，对龚自珍、魏源、谭嗣同、八指头陀、梁启超、苏曼殊等人的佛学思想及其对创作的影响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该书首次揭示"寺院诗系"这一文学现象，论述了焦山、天童、三峰、灵隐四大寺院诗系的兴衰及其艺术风格，并归纳了清代庞大的女诗人群体的基本特征。该书引用了较多的宗教史料和统计数据。

三
回顾20世纪的近代诗文研究，大体上是以"两派一社"为主脉贯通始终，逐步涵葢了大多数比较重要的作家和文学现象，并且逐步从"点"（作家作品）和"面"（社团流派）的一般现象研究向较深层面延伸，结合文化学、历史学、经济学、宗教学、人口学、人文地理学等学科，出现了综合研究，研究角度也从自我研究过渡到客观研究，标志着该学科的研究正在具备现代文化的品格。然而，无庸讳言的是，近代诗文研究和整个近代文学研究一样，大多数研究成果还是线性思维的产物。除了思维方式的因素以外，主要在于研究者的文化准备不足和学养欠缺，对近代文化和近代文学的整体还缺乏深入的了解和合理的把握。其表现为：（1）研究对象大多局限于一般的文学现象，缺乏深刻性和系统性；（2）研究成果多为对作家作品的一般性描述分析，缺乏概括性和理论性；（3）研究方法大多未脱机械反映论的窠臼，缺乏综合性和思辩性。正因为如此，在某些专题研究方面，20世纪初期一些著名学者的有关论述，到了20世纪末期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研究者的思维和视界，有时还会出现重复研究，某些所谓的"新观点"其实早已被人提出过。所以，尽管近代诗文研究在20世纪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但多数成果仍然缺乏必要的深度，也缺乏历史的力度，从而难以达到较高的文化品位。
根据对20世纪90年代近代诗文研究队伍的学术评估，可以预料，进入21世纪以后，该学科中对作家作品和社团流派的一般性研究仍将长期占有较大比重，对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将会在校点质量方面有所提高，地域性研究和对女作家群体的研究有可能在21世纪初叶成为热点。近代诗文研究将继续缓慢地向着综合研究和交叉研究的方向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有可能出现一两位才学识俱佳的大师级或准大师级的人物，这是扭转该学科研究水平相对滞后局面的关键所在，而这等大师级或准大师级人物的出现，恐怕要等到21世纪中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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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第一作者:关爱和

成果简介（限3000字）
一、成果形成过程（包括形成背景、经费来源、研究阶段等）
二、成果主要内容（基本观点、主要成就、创新之处等）
三、成果的社会影响（引用转载情况、获奖情况、应用采纳情况、社会评价情况等）

　一、成果形成过程
　　本课题是1993年获准的国家社科规划青年项目。原项目名称为《中国晚清旧派文学研究》。1997年完成并结项，1998年12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在我国文学史研究工作的各个环节中，中国近代文学的研究是相对薄弱的，作为从古典向现代过渡转型期的中国近代文学，有许多研究领域尚待拓荒辟疆，有许多理论课题有待精细深化。五四时期的文学被称为“新文学”，“新”是相对于“旧”而言的。现代文学史研究工作者对新文学之“新”作了种种界定与论断，卷帙繁多，宏论迭出，令人折服。但对于被新文学所替代的旧文学涉及甚少，立论甚少，语焉不详。
　　但中国文学的历史发展是薪火相传、一脉相承、不可割裂的。说不清五四以前文学之旧，也很难说得清楚五四以后文学之新；说不清古典文学的近代命运，也无法描述唐诗宋词文学传统的演变衍化。正是由于对中国文学古典向现代的过渡转变有关问题的研究不足，使得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学演化仿佛存在着不可衔接的五四断层；正是由于五四断层假象的存在，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两大学科独立发展而少通音信。
　　1993年，笔者在申报《晚清旧派文学研究》这一课题时，其最初的设计，即试图将晚清与五四新文学运动构成冲突、形成交锋的旧文学阵营中桐城派、选派、宋诗派，常州词派的审美选择与文化命运，作一总结性的描述，以窥知“五四”前夕旧文学阵营的生存状态以及古典文学向现代文学转变的转迹。但在此项目被获准而进入写作过程之后，有关桐城派的文学的论述，竟达三十五万字，时间和经费都不允许笔者从容地完成原来的写作计划，于是在1997年把有关桐城派的书稿交与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同时，向国家社科规划提出结项申请。
　　二、成果主要内容：
　　本书连同“引言”与“结语”共为六章。《引言》对唐代以后古文一派的发展脉络予以勾提要的描述，以体现桐城派作为唐宋古文运动的殿军与收束者的学术传承关系。第一章：桐城派兴衰发展的轨迹。本章认为：就社会、文化变化的影响和其自身理论与创新所呈现出的阶段性来说，桐城派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初创、承守、中兴、复归四个时期。第二章：桐城派的古文理论。本章着重论析了桐城派古文理论的体系建构内涵及其局限。第三章：桐城派的古文创作。本章主要论述了桐城派四个时期古文创作的概况和特点。第四章：后期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本章主要描述五四运动前夕桐城派的发展概况及其与新文学的论争冲突。结语：说不尽的五四与旧话重提中的桐城。本章评述了新文学家在五四大潮之后对桐城派的再评价。
　　三、 主要成就及创新之处：
　　一、本成果是以桐城派为切入点，作了一次打通古代、现代文学研究的尝试。中国文学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变是中国文学史研究的重大课题：打通古代，近代、现代文学史研究的界限，本课题承担者试图在这些方面作出实践。《古典主义的终结——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选取清代至五四时期最有影响的言语学流派——桐城派作为个案，以中国文学样式中最为复杂的文体——散文的发展演变作为考察的对象，从一个侧面描述中国文学由古典向现代过渡的转变的轨迹，为打通古、近、现代文学的研究作了一次有益的尝试。二、对清代至五四时期涉及作家最多、影响最为广泛的文学流派作了立体的系统的新鲜的描述。桐城派是有清一代延续最为长久，作家人数众多，影响最为广泛的文学流派。在中国封建社会经历激烈动荡最终走向灭亡的过程中，桐城派充当了历史的参与者和见证人。其政治选择、文化命运、情感经历、艺术追求，无不从一个侧面展示出封建末代文人的心路历程。此项研究成果注意把桐城派放在封建末世、叶落知秋这样一个政治、文化的大背景中予以理解，予以描述，相信可以给予读者一个完整的、立体的、新鲜的关于桐城派的阅读感觉。三、提供大量鲜为人知的资料文献。作者对于桐城派的研究，始于80年代初。其在编辑《桐城派研究资料》、《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的过程，对有关文献资料，积累有年，翻阅多过。作者在写作《中国近代文学史》、《从古典走向现代》、《中华文学通史》时，对桐城派问题，多有涉及，思考多年。此项研究成果，为读者提供了大量鲜为人知的第一手文献资料，可以方便其他学者的研究。　
　　四、学术创新。本书的以下观点，为学术界有关论著所未及：一、唐宋古文运动时期，士林中以蓄道理而能文章相推尚。理学在南宋时期走向成熟后，古文家的生存状有了两个方面的变化；其一是韩欧时期古文家被“天下翕然师尊之”的至荣一去不返；其二是古文家所津津乐道的道与文一不得不分离为道以程朱之学为本源，文以欧之学为标的。古文学必须面对思想与艺术两个尺度，这便是清代桐城派创始人方苞何以“学行程朱、文章韩欧”作为行身祈向的根本原因。二、桐城派二百余年的发展过程分为初创、承守、中兴、复归四个时期。三、桐城派古文理论发展过程中的诸多矛盾现象。即：道统、文统情绪与理论创新的矛盾。辞章之学与义理、考据的矛盾，古文审美价值与实用价值的矛盾。四、桐城派古文理论中的五个艺术范畴的界定。即义与法，雅与洁、神气与音节，神理气味五、桐城派古文创作概况、万其是中后期的创作概况的描述，其他论著所未能涉及。六、曾国藩对桐城派的贡献。七、桐城派对古文艺术品格的坚守和摆脱性理之学、经述之学，把古文还之于古文家的努力。八、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的冲突过程。九、新文学家五四以后对桐派的再评价。
　　本书中的主要学术观点提炼集中形成论文后有6篇发表于国内核心学术期刊。发表于《文学评论》2000年第4期上的《论桐城派对古文文体的价值定位》获《文学评论》该年度优秀论文提名奖。发表于《文艺研究》、《文学遗产》、《中州学刊》等刊物上的有关论文，均分别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转载。陆草同志关于本书的书评《文化融于文学，精彩出自厚重》一文发表于《中华读书报》2001年3月18日。书评认为：此书是20世纪有关桐城派研究最重要的学术著作，其对中国近代旧派文学演变轨迹的揭示极富有学术价值与学术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