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芜]弄清一个细节也不易（吴汝纶,桐中与京师大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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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er][b]弄清一个细节也不易[/b]

舒芜[/center]

　　龙眠钟气，代起人豪，青年无限待甄陶；仰止吴公建设劳，勉成国器望吾曹。……

　　这是桐城中学的校歌，约近70年前我和同学们合唱之声，依然在耳。“吴公”指学校创办人吴挚甫（汝纶）先生。“勉成国器”是他给学校的题词。他的遗像悬挂在大礼堂孙中山像的旁边。

　　这位桐城派最后的大师，“曾（国藩）门四弟子”之一，是怎样创办桐城中学的呢？我一向的大概印象是：1902年，清廷要办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吏部尚书张百熙奏荐吴汝纶为总教习，得到皇帝批准。吴先生要求先去日本考察学制。[color=red][b]考察回国，先回家乡，很费心力办起了桐城中学。很快他就病逝，终于没有回北京复命。[/b][/color]

　　我形成这样的印象，是来自下列两个史料——

　　会朝旨采西法开大学堂于京师。管学大臣张公百熙奏荐先生加五品卿衔总教务。固辞不获，则请赴日本考察学制。……返国，先乞假省墓，兴办本邑小学堂，挟日本教师一人同至，规制粗立，将行，遽以疾卒。（马其昶《桐城耆旧传》卷十一《吴挚甫萧敬孚二先生传》）

　　……张公奏荐桐城吴先生学行高，兼综中西，可以魁多士，天子俞其请，命以五品卿充大学堂总教习。先生坚辞不得，则请赴日本考察学制。……归，未及返命而卒。（马其昶《抱润轩文集》卷七《吴先生墓志铭》）

　　这就是桐城中学的创办。（起初名桐城小学堂，又名桐城学堂，次年（1903）遵照清政府部颁中学令改为桐城公立中学堂。）我没有专门研究这个问题，只因为两个材料都出自我的外祖父马通伯（其昶）先生，我容易看到，便没有再去寻找别的材料。但是，这里面有个问题：[color=red]吴先生对于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任命，“固辞不获”“坚辞不得”之后，究竟是接受任命了，还是始终没有接受呢？[/color]上述两个材料都没有明确。于是可以有两种理解：可以理解为，坚决推辞，仍然推辞不掉，只好接受了任命，但要求先去日本考察学制，回来再正式就职。也可以理解为，并没有接受任命，要求先去日本考察，把事情缓一步再说。我一向是倾向于前一种理解的。

　　最近，《安徽古籍丛书》里面的《吴汝纶全集》由黄山书社出版了，煌煌四大册，是非常有价值的文献。书末附录诸家所作吴先生传状十一篇，如下开——

　　李景濂：《吴挚甫先生传》

　　贺涛：《吴先生行状》

　　姚永概：《吴挚甫先生行状》

　　贺涛：《吴先生墓表》

　　张宗瑛：《吴先生墓志铭》

　　马其昶：《吴先生墓志铭》

　　吴生：《先府君哀状》

　　吴生：《先府君事略》

　　李刚己等：《祭桐城先生文》

　　谷钟秀：《祭桐城先生文》

　　早川新次：《在安庆寄邦人书》

　　细察这11篇中，对于吴先生究竟接受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任命没有，说法不一。

　　明确说是已经接受任命的有——

　　……诏天下用西国法立学，建大学堂于京师以统摄之，而命吏部尚书长沙张公为管学大臣。于是张公聘先生为大学堂总教习，先生辞，固请，不可，……张公欲遂其事，遽闻于朝，天子许之，命以五品京堂充大学堂总教习。先生既受命，思报张公之知遇，而虑学校初立，其法未能尽善也，日本用西法久，学制尤明备，自请赴日本考求之。（贺涛：《吴先生行状》）

　　……先生既受张公之聘，以谓诸国学制，岁更月修，久而后定，仿其规范而不能得其精意，恐难见功，故有日本之行。（贺涛：《吴先生墓表》）

　　“受命”是受天子之命，“受聘”是受张公之聘，微有不同，反正同样是接受了之意。还有——

　　……既受诏，则东游日本，考求学制，历百余日而归。（张宗瑛：《吴先生墓志铭》）

　　……三辞不获，羁身总教。航海而东，预模备效。（谷钟秀：《祭桐城先生文》）

　　明确说是没有接受任命的有——

　　会管学大臣吏部尚书张百熙疏荐，诏以五品卿衔充京师大学堂总教习，汝纶力辞，百熙匍匐跪请，未决。百熙虽管学事，大学士荣禄实阴主之，其疏荐汝纶，亦出荣禄意，百熙讽汝纶往谒荣禄，汝纶不应，荣禄口弗然。而大学初立，前无因袭，议论纷纭莫衷一是。于是汝纶自请往日本访询学制，归以报命，借答百熙之意，到总教习之职，则未允就也。（李景濂：《吴挚甫先生传》）

　　还有——

　　……国家兴学，以公尸之。不获固辞，遂与逶迤。问道东海，一揽靡遗。（李刚己等：《祭桐城先生文》）

　　以请赴日本考察为虚与委蛇，也暗寓并非接受了任命才去之意。

　　此外多是说得含混，或者跳过去说的，不列举。奇怪的是——

　　府君初膺张尚书知荐，虽再三辞让，其后既被圣旨，乃毅然欲有以自任，以酬恩遇，故自请为出海之行。（吴生：《先府君哀状》）

　　……得俞旨赏加五品卿衔，充大学堂总教习。先君闻命，犹为书告张公力辞，殊无意应也。……先君乃白张公，请往日本访询学制，归复命以为藉。（吴生：《先府君事略》）

　　儿子叙述父亲的事，为什么也说得如此闪烁含混呢？

　　要找真正解决问题的材料，幸而还是有了这部《吴汝纶全集》。第三册“尺牍”类中有“谕儿书”，壬寅正月十五日一信云：

　　……乃张冶秋尚书不通商量，遽行奏荐，恐吾再辞，渠之奏为卤莽，因允暂不言辞。吾此举必以能脱为贵，若不能脱，非幸事也。

　　原来，在事情已经到了圣旨下来之后，如果再坚决辞谢，会陷张百熙于卤莽上奏之罪，的确不好办，只得“暂不言辞”，但也没有正式表示接受。先请求去日本考察，既有益于兴学大计，也可以拖延一下，再想脱身之方。一面以能脱身为幸，一面也估计到终于脱不了身的可能。这里有个问题：究竟他自己的真心如何呢？是不是当真把脱身当作追求目标，或者姑作姿态呢？这就要说到更重要的材料，原来在“因允暂不言辞”和“吾此举必以能脱为贵”两句之间，还有这么一大段：

　　张虽见爱，其办事尚少阅历。我言衰老精神短，彼乃我为我觅帮办，帮办不由我请，张自用人，岂能帮我？且两人同办一事，必至各执意见，或相忿争，世言督抚同城，教官同印，妻妾同夫，皆成仇敌，故办事必一人为主，乃可成也。万一就之，学堂既不能有效，我将为中外唾骂。满学皆张公自用之人，而我以一老翁周旋其间，安能有所作为？目前彼以“劾己于廷”为辞，即难过执己见，虽云“俟章程出再议辞受”，便恐竟不得辞，终受其累耳。我尝告张尚书，谓“科举不废，学校不兴”，张云：“今时虽孔孟复生，亦不能废科举。”吾又言执事用我一年，四五月方开办，其高才者必皆专意科举文字，直至十月榜后，不能着实程功。张言科举用策论，与学堂固一条鞭也。张不惜倾心下士，亦但为名耳，其主见固亦自是而不能虚心者也。又其人出荣相之门，再与我相见，皆云荣相亦以请我为然。前与我言，将奏加三品卿衔，今赏五品卿衔者，闻荣相谓初来不必过优。吾早无意世荣，李文忠往年曾与孟绂臣等谋为奏加卿衔，吾闻之极力恳辞，以为“在官不求荐达，岂罢官之后，仍以区区加衔为荣”文忠乃止。若斤斤于三品、五品之间，真腐鼠之一吓耳！然足见其人唯荣相之指挥也。李希圣，妙才也，张尚书欲用之，荣相指为康党，遂止不敢用，张李湖南同乡，然尚如此。

　　张百熙以一品尚书，亲自登门聘请一个六品前知州，来担任全国瞩目的新学大宗师，甚至下了跪，还不行，于是径自上奏，获得圣旨批准，造成既成事实，的确不能不算是倾心下士。但这只是一面。[color=red]另一面，在用人办事、方针方向等等关键上，又是这么别扭尴尬，特别是他自己出身于声名狼藉的荣禄之门，事事听荣禄，而荣禄在给与吴汝纶什么头衔问题上面，已经使人不愉快。这些烦难委屈，就是令吴汝纶真心不愿意受命的原因。[/color]可是，估计形势，大概又终于推辞不掉。他就是这么陷于两难之中。这些话只是在给儿子的家信里才会说。在尺牍家刻本中，没有这段话，现在是《吴汝纶全集》本据郭立志《吴汝纶年谱》所引补入，可能是吴生有意删的。原来吴生正因为深知父亲的苦衷，才说得那么闪烁含混的。

　　黎澍先生说过，研究历史，不必侈谈什么掘发历史规律，老老实实就是要弄清历史事实。的确，历史研究中就有这样情况，一个小细节，倘无必须材料，都很难于弄清楚的。

(2002年12月9日 稿件来源：中华读书报)

池大为

安师大文学院吴微认为，文化的亲和使桐城文人得以在京师大学堂安身立命，得以将智慧和生命倾注于著书立说、传道授业。因而“文科一部分，以桐城派古文家最有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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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相关资料]张百熙改革学制和长沙近代教育体制的形成[/b]

[b][背景点评][/b]

　　光绪二十八年（1902）正月，经管学大臣张百熙推荐，清政府任命吴汝纶为北京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夏季，吴汝纶被派往日本，进行为期四个月的教育考察。在日本期间，吴汝纶写下《东游丛录》一书。吴汝纶归国后，其弟子又根据他带回的资料，编成《东游日报译编》一书。两部书均详细记述和介绍日本的学制、教育现状以及日本文字语言使用等内容，[color=red]对清末教育改革产生了很大影响。[/color]做为晚清时期中国著名的教育实践家和大学者，吴汝纶为桐中、桐城乃至整个中国近代的教育史写下浓重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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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百熙改革学制和长沙近代教育体制的形成

　　戊戌政变使已经开始的教育改革进程暂时受挫。但历史潮流不可抗拒。进入20世纪以后，清王朝统治危机更加深重。为了维持岌岌可危的统治，清政府于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1月发布了所谓“变法”上谕，开始举行“新政”。“兴学育才”即是“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1905年9月，清政府发布谕令，宣布从1906年开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至此，在中国沿袭实行达1000多年的科举制度被彻底废除了。与此同时，清政府还通令全国各地大力举办学堂，并颁布了各级各类学堂章程，统一了全国学制。而这一全国统一的学制则是从1902年张百熙拟定《钦定学堂章程》开始的。

　　张百熙，字冶秋，1847年生于长沙县。早年他曾就读于长沙城南书院。1874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以后历任国子监祭酒和山东、广东等省学政。1901年，他历任工部、刑部、吏部尚书。1902年初，开始兼任管学大臣，并主持京师大学堂。[color=red]上任之初张百熙就将原美国籍总教习丁良韪辞去，改聘著名学者吴汝纶为总教习。据传，开始吴汝纶坚辞不就，张百熙亲自到吴的住所跪拜说：“吾为全国求人师，当为全国师徒拜请也。先生不出，如中国何?”吴汝纶被其诚意所感动，终于同意任总教习职。[/color]同时，张百熙对京师大学堂教学和管理进行一系列改革，成效颇巨。他还以管学大臣的名义通令各省书院一律改为大学堂，各府、厅及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

　　张百熙认为振兴教育必须有完整系统的学校体系及其制度。1902年他以管学大臣名义“上溯古制，参考列邦”，“兼取其长”，拟定了京师大学堂、考选入学、高等学堂、中学堂、小学堂、蒙学堂等各级学堂共六个章程进呈清政府，被清政府以《钦定学堂章程》之名颁布。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近代学制——“壬寅学制”。张百熙希望朝廷钦定章程颁布之后，“各省督抚责成地方官核实兴办”，以达到“兴学育才”的目的。然而，清政府对张百熙存有戒心，加上这一学制本身的不完备，因此并没有实行。

　　1903年，清政府又增派荣庆为管学大臣。同时“派张之洞会同张百熙、荣庆将现办大学堂章程一切事宜，再行切实商订；并将各省学堂章程，一律厘定”。他们在张百熙原定章程基础上“考求增补”，拟成各级普通学堂、师范学堂、实业学堂和仕学馆、译学馆、进士馆等各类学堂章程以及《家庭教育法》、《任用教员章程》、《实业学堂通则》、《各学堂管理通则》、《学务纲要》等文件上奏。清政府以《奏定学堂章程》之名颁布。这就是后来成为全国兴办各级各类学校的依据，并对我国近代学校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的“癸卯学制”。这个学制将学校教育分为三段七级，第一段为初等教育：蒙养院四年、初等小学五年、高等小学四年；第二段为中等教育，中学堂五年；第三段为高等教育：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三年、大学堂三至四年、通儒院五年。与高等小学堂并行的有初等实业学堂，与中学堂并行的有初级师范学堂、中等实业学堂，与高等学堂堂并行的有高等实业学堂。此外，仕学馆、译学馆、进士馆都是属于高等教育性质。

　　张百熙致力于教育改革的目的无疑是为了稳固清王朝的统治，但他的努力客观上有利于近代教育的发展。可以说，他是中国近代学校教育制度的奠基人之一。

　　根据清政府的“新政”谕令，湖南省从1902年年初开始逐步改革教育制度。4月，在长沙求实学堂基础上设立了省城大学堂。接着，又选拔知县胡珍率12名生员前往日本考察教育，学习师范。这12名生员中，长善两县有俞诰庆、俞蕃同、王履辰、汪都良等4人，其余属长沙府各县的有龙纪官（湘乡）、仇毅（湘阴）、颜可驻（湘乡）、胡元（湘潭）、朱杞（湘乡）、刘佐楫（醴陵）等6人。为了便于统一领导和管理全省教育。1902年6月12日，湖南省学务处正式成立，同时拟定了《兴学要义》三端，即“培养德性，以作忠孝；开拓智识，以致实用；作兴志气，以振顽懦”和《学堂办法》三端，即“循序渐进，以定学程；严立规则，以回积习；划分年限，以收实效”。省学务处的成立，使全省教育事业有了统一的筹划和管理机构，开始实现教育行政的专业化，对教育事业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到1906年，清政府设立学部，各省裁去学政，改设提学使司，下设学务公所作为办事机构，原学务处撤消。学务公所是一个正式的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它的设立，标志着教育行政管理专业化的进一步完善。

　　在这种形势下，长沙的近代学校教育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形成了一个官办、民办和私办配合，大、中、小学衔接，普通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并举的格局。

　　高等教育方面，1902年求实书院改为大学堂后，1904年岳麓书院亦改为高等学堂。两校旋即合并为湖南高等学堂，以岳麓书院为校址，这就是湖南大学的前身。此后至辛亥革命时，长沙又先后创设了湖南医学堂、官立法政学堂、优级师范学堂、高等实业学堂、高等巡警学堂、高等铁路学堂、雅礼大学堂和景贤法政学堂等高等学堂，另外还有两所中学附设专科。其中湖南高等学堂、医学堂、官立法政学堂、优级师范学堂、高等实业学堂、高等巡警学堂均为官办，高等铁路学堂由粤汉铁路公司创办，雅礼大学堂由美国雅礼会创办，景贤法政学堂则属于私立性质。

　　普通中学教育方面，从1903年私立明德学堂、经正学堂和1904年官办长沙府中学开办以后，至辛亥革命前夕，长沙先后创立官、私立中学共12所。比较著名的有官立的长沙府中学堂，私立的明德、经正、修业、周南（女子）、广益、育才和隐储中学堂等。另外，省内一些县或地区因师资缺乏，在省城客设中学，计有宁乡、湘阴、湘乡、湘潭、益阳、安化、邵阳、武风共八所驻省中学堂；另有名为公学实为私立的西路、南路、中路三所公学。此外，还有美国雅礼会创设的雅礼学堂、英国圣公会创设的圣雅各中学堂。

　　中等师范教育方面，1903年湖南师范馆创立。这是湖南师范教育的开始。同年，省城又创办了一所蒙师讲习所，这是一所速成师范性质的学校。另外，宁乡、浏阳、湘潭、新化、平江等县相继在长沙设立“驻省师范”，为本县小学教育培养师资。1903年，明德中学堂开设速成师范班，是为私人办师范教育的开始。1905年，朱剑凡也在周氏家塾开办师范班和附属小学堂。1904年创立的私立修业农学堂办有农艺师资科，私立衡粹女子职业学堂也设有艺术师资科。这是长沙最早的职业教育师资培养。

　　长沙的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创始于1902年创办的农务工艺学堂。这是长沙也是湖南第一所职业技术学堂。1905年,该校分为工务和农务两个学堂。农务学堂与原农务试验场合并为湖南官立中等农业学堂。工艺学堂则改为艺徒学堂，这是长沙官立技工学校之始，1907年该校又改为湖南官立中等工业学堂，并附设艺徒学堂。此外，还有一些私立或外资实业学堂。如1903年黄国厚等在长沙县创办的私立明耻女子职业学堂、陈润霖创立的私立楚怡初等工业学堂。至1911年，长沙先后创设官立、私立、外资和教会办的中等实业学堂共10所，其中有工业、农业、商业、交通、建筑等专业，初步形成了中等职业教育的系列。

　　初等教育方面，1900年在湖迹渡创办的长沙县明耻小学堂是长沙最早的近代小学。1902年11月，长沙县小学堂和善化县小学堂分别在长沙城内的荷花池和小瀛洲开办。同年冬，湖南省学务处在长沙开办官立半日学堂，招收7－16岁儿童入学。其后，又开设选升小学堂，选录半日学堂的优秀学生人校学习。1903年湖南师范馆附设小学堂开办，这是湖南最早的师范学校附设小学。1905年，湖南省学务处将原官立半日学堂改为官立初等小学堂，在长沙及其附近先后设立40所省会小学堂。同时，私立小学也纷纷创立，比较著名的有楚怡、周南（小学部）、幼幼等。王先谦则私人出资12250两白银，在长沙兴办了简易初级小学堂18所。另外，1904年后，一些外国人和外国教会也先后在长沙创办了信义、雅各、圣公会等初等男学堂。

　　总之，在晚清教育改革的热潮中，一个多门类、多层次的近代教育体系，在长沙逐步形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