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耕望与《唐代交通图考》

桐川

[size=3]作为交通史断代研究的成果，严耕望自谓“耗时四十年，文繁两百万”的巨制《唐代 交通图考》(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83，1985年)，堪称具有经典意义的名著。其 成就在于以所论证的若干史实，描绘出了唐代交通的完整图景，其中多有极其重要的发 现，然而又绝不仅仅是罗列有关交通的史料而已，对于交通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 的关系亦有透彻的论述。

　　《唐代交通图考》是规模与价值均有空前之意义的交通史巨著。严耕望总结其研究所 获超出事先所能相像者，列举10例：1.“如松潘高原，向视为荒芜绝境，人迹罕到；乃 其实，自汉末至南北朝以来，岷岭、松潘草原即为西北河湟青海地区南通长江流域之一 要道。”2.“唐蕃兵争之核心在河湟青海地区，盖地形所限，两国交通惟此为坦途也。 故唐人于此极力经营，州军镇戍星罗弈布，前人皆蒙然莫辨。经此详考，当时唐蕃兵争 之形势，使臣商贸之进出，皆得按图指证。”3.“凉州(近武威)境域，两宋以来，久陷 荒残，但于唐世，实为繁荣大都会之一，驿道两线东达长安，亦斑斑可考。其西所谓河 西走廊，远通西域。其道虽早有经营，但前人于此仍多茫然，岑仲勉云‘汉唐在玉门以 西未见驿传之记载。’(注：岑仲勉：《中外史地考证》，中华书局，1962年，第3页。 )此非一人之见也。乃其实，唐代驿传之推行远达安西(今库车)、北庭(今孚远)以西诸 属国，唐代史志与唐人诗篇累累可考。而近代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所见，瓜州常乐( 今安西县西)西通沙州(今敦煌)有南北两道，及北通伊州(今哈密)大碛道，馆驿名称里 距皆一一详明；西州(今吐鲁番东七十里阿斯塔那南五里E89°40′·N42°50′)东西道 上馆驿名称可知者亦数逾十五，且北朝已置驿，不始于唐。”4.“长安北通河上三驿道 ，分达灵(今灵武南)、丰(今狼山、晏江间约N41°·E107°41′—50′)、胜(今托克托 西黄河南十二连城E111°·N40°13′)三州，丰州驿使通传长安不过四日余，亦近中古 驿传快捷之能事。而河上重镇之天德军(约E109°·N41°之西北，进乌梁素海东北水滨 )，其地望久不能详，近亦准确知之。且贾耽所记天德军东通云中(今归绥、托克托间) 之塞外道，为自古用兵之要，后人无能明之者，亦得据今图，考故事，一一证之。”5. “唐与回纥邦交常睦，有丰州高阙(今狼山口E107°25′·N41°20′，或石兰计口E107 °30′·N40°20′)、甘州居延海(约E103°30′·N42°30′)、庭州特罗堡子(今北塔 山南，约E90°30′·N45°稍南地区)三道相通。此三道今虽不能详，但大要途程可晓 。且回纥入唐先取鸊鹈泉入高阙至丰州，南下灵、夏(今白城子E108°50′·N38 °)，后避吐蕃之逼，使臣商旅乃由高阙东行绕经天德、振武(今归绥、呼和浩特)，取 太原入长安，迂回千余里，是亦非研究者所能相像。”6.“东北边塞，居庸(今关)、古 北(今古北口)、卢龙(东晋至唐道出青陉，盖今青山口E118°35′·N40°25′)、渝关( 今山海关)四道并出，而取途不详，今得历历指证。”7.“飞狐(E114°35′·N39°35 ′)之险，久著史册，而关隘之要，因时代而转移，中古北魏前期，尤为入塞第一要道 ，南北通使，君主南巡，皆所取途，朔代之雁门反居其次，此寓有经济、历史、地理之 意义，非一般读史者所能相像得之。”8.“剑南边区，诸道并出，而通南诏之青溪、石 门两道为著，此《蛮书》已著录者，前人考研，颇失粗疏，今皆详为比证，事乃大明。 ”9.“云南通安南交州之陆道，前人论者多家，皆以今红河线当之；实则取叶榆河谷， 今盘龙江。”以上所说，都是边区交通形势，关于内地交通，又有10.“长安、洛阳为 西东两都，交通至繁，沿途馆驿相次，榆柳荫翳，轩骑翩翩，铃铎应和，固唐代之第一 大驿道也。以云途程，必谓大抵与今陇海路相当，而实不然。自崤山以东，南取永宁( 今洛宁东北、三乡镇西北)，东循洛水，与今道异，与汉以渑池、新安道为主者亦异。 而两都间计程八百余里，置驿三十四五，今考其名号尚十得八九。他如长安太原道、洛 阳太原道、蓝田武关道、骆谷道、褒斜道、金牛道、荆襄道、太行东麓走廓道等，馆驿 名称亦颇有可考者。凡此馆驿多出于诗人之吟咏，而可考位其今地，亦出相像之外也。 ”严耕望还写道：“此外如褒斜、阴平诸道之名实，洛南三关、太行八陉之通塞，黄河 关津之建置，永济通渠之流程，三峡水运之兴盛，大堤商贸之繁荣，渤海海运之发达， 河套、代北水运之绩效，以及东南沿海海运之萌芽，诸如此类殆难尽列。”(《唐代交 通图考》第1册，第3—5页)。

　　《唐代交通图考》是20世纪中国交通史研究的最突出成果，也是这一领域最值得称羡 的学术成就，就对于以后中国交通史研究的影响而言，也成为学者公认的典范。“此书 已出版之五册，每册有若干篇，每篇研究一交通路线或一地区之交通路线。不但研究驿 道，次要之道路亦在研究之列。”诚如有的学者所说，“文中详考道路之里程、沿途地 理形势、物产、所经过之城市、乡村、关隘、桥梁、驿站、寺庙等，甚至某处路旁有一 奇特之大树，亦根据资料描述。并附论与该道路有关之历史事件。”(廖伯源：《严耕 望传》，《国史拟传》第7辑，1998年6月)对于这部前后历时半个世纪的大规模研究的 最终成果，学界以其工作条件和工作质量的对比，称作“一个难以相像的奇迹”，以其 丰厚的学术内涵，誉为“传之久远的大著作”(余英时：《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 敬悼严耕望学长》，《充实而有光辉——严耕望纪念集》，(台北)稻禾出版社，1997年 )。《唐代交通图考》的著述，对于有关资料的发掘采用，有“竭泽而渔”的称誉。作 者曾经自认为此书是其“生平功力最深、论辩最繁之述作”，“诸凡正史、通鉴、政书 、地书、别史、杂史、诗文、碑刻、佛藏、科技、杂著、类纂诸书，及考古资料，凡涉 及中古交通，不论片纸巨篇，搜录详密。”但是即使如此，严耕望依然诚恳地表示，“ 然问题不得其解者仍甚多，学术求精，固无际涯!如有同好，盼共商榷。”(《唐代交通 图考》第1册，第2—3页)

　　中国交通史是一门新兴的学问，许多方面的研究尚属于拓荒阶段，因而学者的辩议， 新论的琢磨，都显得尤为重要。即使如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这样堪称20世纪中国交 通史研究之丰碑的学术名著，因多种原因，其中也不无瑕疵。而关于作者本人对其中某 些结论受到批评时所表示的态度，又更有令人感动的故事。

　　严耕望的一些研究成果在《唐代交通图考》出版前曾以论文形式发表，有些是以若干篇凝聚多年研究心得的学术论文作为阶段性成果 的。这样的专著具有坚实 深厚的学术根基。回顾中国交通史研究的历程，应当肯定这一学科分支的基本构架，是 以一些具有厚重的科学内涵的重要的学术论文为基础建立的。

大陆学者对其 中若干论点曾提出商榷意见。如李之勤《柳宗元的＜馆驿使壁记＞与唐代长安城附近的驿 道和驿馆＝(《西北历史资料》1984年第1期)、知勤、肖珍《唐代傥骆道上的几个驿馆 》《(《人文杂志》1984年第4期)、《唐代蓝武道上的七盘岭与韩公堆》(《西北历史研 究》1987年号，三秦出版社，1989年)、《唐敬宗宝历年间裴度重修的斜谷道及其所置 驿馆》(《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年第3期)，以及辛德勇《隋唐时期长安附近的陆路 交通》(《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4辑)等论文都对严耕望的有关结论提出异议。由 于当时两岸学者学术交流条件方面的原因，学术对话受到限制。

　　据刘健明回忆，1995年9月，中国唐史学会在武汉召开第6届年会，蓝勇提交的论文涉 及对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四卷《山剑滇黔区》的评论。论文“肯定《图考》为中 国历史交通地理的经典之作，但指出有五处地方可以商榷”：1.《唐代交通图考》认为 唐代牛尾驿是今永川长江边的水驿，但蓝勇认为是深处今永川内腹邮亭铺的一陆驿；2. 《唐代交通图考》认为唐代金牛道税人场在今剑阁县南，但蓝勇认为应在广元市南剑阁 县北的石洞沟与大朝间；3.《唐代交通图考》认为唐代开边县在今宜宾县安边乡，蓝勇 认为应在今云南水富县治大滩附近；4.《唐代交通图考》认为唐代白崖城不在今红崖， 而在白崖，蓝勇认为在今弥渡坝子(又称红崖平原，即明代的白崖)，白崖包括红崖平原 和白崖西北；5.《唐代交通图考》认为秦汉至今，四川通云南的主要通道是石门道和清 溪道，蓝勇认为明代以来乌撤入蜀道的地位更重要。蓝勇因有机会遍游中国西南部， 他的论据主要是通过实地考察和文献结合而提出的。蓝勇的论文在最后还提出严耕望从 事唐代交通研究的不利因素有如下3种：1.“长期以来大陆与港台的学术交流不畅，双 方多处于一种闭门造车的状态。特别是港台学者往往对大陆学者的已有成果不够了解， 尤其是对大陆不断出现的考古资料运用不够”，“在严耕望对唐代西南交通论著中几乎 没有对考古资料的运用，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2.“由于交流条件的限制，很长一 段时间内港台学者不可能深入内地进行大量的徒步实地考察，这也是港台历史地理研究 多停留于纸上谈兵的原因。”3.“由于条件限制，严耕望主要参考的地图为美国Operat ional Naviqation Chart H-ll、《申报馆中国分省地图》、《国防研究院地图》、《 黎明公司中华民国全图》，这些地图不论是从比例尺大小、地名陈旧程度，还是标绘的 繁简程度和准确程度来说都是与50年代以来大陆编绘的各种地图存在差距，这也一定程 度上影响了其历史交通地理的研究。”(蓝勇：《＜唐代交通图考＞第四卷＜山剑滇黔区＞ ＝，《唐研究》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唐代交通图考＞第四卷＜山剑滇黔 区＞品评＝，《古代交通生态研究与实地考察》，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

　　刘健明将蓝勇的论文寄交严耕望后，不久就收到回信。其中写道：“蓝的评语多能中 肯，值得参考。我写图考本自知道只能就古代文献作一番仔细的整理研究，而不能亲履 各地勘察为憾!这样自必发生一些偏差，但这也是莫可奈何的事，因为一个人的精力时 间都很有限，纵然能有机会走遍全国，而一个人之力也是不可能的，必得有公家或大的 团体来支持，组合一个团体做工作，而这些在我都谈不到，只能独力奋斗，尽我所能而 已。海外与大陆国内隔绝，能看到国内人著作本极有限，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所以这 些弱点不难想像，即以蓝所提到的三泉县与牛尾驿，我写作当时本已怀疑，但为资料所 限，又不能亲履其地看看，自是无可如何。其实这类例子一定还相当不少，好在学问本 不是一个人的事，每个人只能尽其在我，尽可能做出自己的成绩，以供大家参考，再做 进一步的工作。你如与蓝通信，请代我谢谢他，并告诉他，若能就拙作再作一番补正工 夫，那是最好。”这是严耕望致刘健明的最后一封信，引录者以为“信件异常珍贵”( 刘健明：《笔耕室受教记》，《充实而有光辉——严耕望纪念集》，(台北)稻禾出版社 ，1997年)，知道信中内容的学者，无疑都会心生同感。从中我们不仅可以领会对待学 术探讨和学术争论的正确态度，体味到一种健康亲和的学术空气，也可以看到中国交通 史研究学者相互继承，代有推进的学术形势。如严耕望所说，交通现象往往“寓有经济、历史、地理之意义”。有的中国交通史研 究专著则并不局限于交通于经济和政治的作用的研究，而比较重视交通的文化作用，这 样研究角度，或许是值得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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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川

选摘自中国交通史研究一百年（1）
作者：王子今　

桐川

[size=3]评严耕望著《治史经验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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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郭其才　(中国经济史论坛于2004-3-18 22:49:55发布)　　阅读595次


嚴耕望(1916-1996)，字歸田，安徽省桐城懸人，當代著名歷史學家。1941年畢業於國立武漢大學歷史系。曾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中文大學教授，美國哈佛大學訪問學人，耶魯大學客座教授及新亞研究所教授，1978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著有《唐代交通圖考》、《唐僕尚丞郎表》及成名作《秦漢地方行政制度》等專書共七種，論文四十多篇。嚴耕望，為人樸實，有儒家學人美譽。他撰《治史經驗談》一書有意給青年史學工作者參考。本書為嚴耕望四十年來從事中國歷史研究實際經驗之現身說法。全書分為九篇，每篇均獨立成文。內容涉及基本方法、具體規律、論題選擇、論著標準及論文寫作諸問題，後兩篇談努力途徑與人生修養，是欲求在學術上有真實成就之最基本功夫。作者分享他多年來在教授及研究中國歷史所體驗的治史原則、方法及目標。

　　全書內容共可分為三部分，第一及第二篇是為第一部分，在這部分作者講述治史通則及幾個具體方法。第二部分是第三篇至第七篇，這部分作者分享了有關論文寫作的種種細則。最後兩篇是全書的第三部分，作者特意在這裡把就學問與修養關聯起來，談談學問成就與人生修養的息息關係。現在分別簡述各部分要點。
　　在第一部分，作者認為做問學要有所成就，則就要達到專精與博通。專不一定能精，能精則一定有相當的專，博不一定能通，能通就一定有相當的博。為要專精，就必須有相當博通。在歷史研究方面，博通一方面是指對歷史發展本身的全盤了解，這有兩點好處，其一，可以避免史實方面的錯誤引用，其二，可以作為支持論點的論據及豐富論文內容。博通另一方面又指對史論有關的學科的認識，尤其是指對社會科學的旁通，盡量了解各種社會科學有助強化史論的客觀性。

　　另外，在舖排研究策略方面，他認為最重要是集中作面的研究，不要作弧立點的研究。雖然時間是會用多了，卻能產生巨大而精細的成績。再者，作全盤的廣面研究時，一但發現材料彼此間有衝突，就可以即時糾正過來。作者奉勸不要只抱個題目去翻材料。作者強調基本材料是不能不先看的，要看人人所能看到的書，且說別人不能說的話才是，從舊的普通史料中推陳出新，研究出新成果才是成就。作者堅信只要肯運用頭腦下深入功夫，就不必愁著沒有好的新史料可利用了。

　　在第二篇作者就建議了以下六個具體方法:1)儘量少說否定話，因為未證為真的也不必為假，如果否定了某些史實，就會犯上邏輯謬誤。2)不要忽略反面證據，這個毛病容易出現在概括性結論上。對於別人證據確鑿的反面意見，就要勇於修正自己的結論。3)引用史料要將上下文看清楚，不要斷章取義。4)儘可能引用原始或近原始史料，少用後期改編的史料，因為後期改編的史料不能完整保存最初的內容。5)如後期史料有比早期史料為正確者，須有另一更早期史料作證。6)轉引史料必須檢查原書，若原書已佚，或找不到，則須說明轉引自何處。以上六條規則是顯淺明白的，但作者自白雖然是相當謹慎，但也不免有所犯過，要嚴格遵守實非容易。

　　首兩篇作者把學問的最終目標--專精與博通點出來，透過謹守所提出的六大規則，實能把歷史研究的識見與技巧深化下去。

　　在第二部分，嚴耕望提出了很多學術寫作的意見。作者把論著的標準定位在:立論有見解，有識力，內容充實而光輝三點上。要做到這些，除了本身的才識力外，也要在選擇論題上下功夫。在選題時，首要考慮自己的能力範圍，如果選擇了一個相當大的題目，而時間與能力都不能配合，就變得雷聲大雨點小了，論文不會精彩。還有，要了解關涉此一問題的材料的情況，材料是保證論文客觀性的條件，學術的要求也不過就此一客觀性，捕捉到足夠材料，論文就堅固得多了。

　　此外嚴耕望把論文題目分為具體的或抽象的兩類。一般而言，具體問題較易成為公論，較站得住腳，而抽象問題就難受到公眾認定，但作者也並非贊成應該以具體為首選。他建議在作選擇論文題目方面，因應個人的才質不同而可有不同抉擇，不過如果選擇抽象問題作研究的話，就要特別警覺，謹慎從事了。除此，他提醒研究者要考慮到問題的實用性，這是指所研究的題目對別的研究者有多大用處而言。作者認為，雖然做學問不必講求功利，但如果希望自己的研究成果能在學術上產生較大較長遠的影響力，實用性方面就要顧及了。在文體方面，嚴耕望認為用何種論文體式把研究成果表述出現也是很重要的問題，因為論文不只是論者的敘述，還要顧及讀者領受。常見的論文體式有常行體、綱目體、綱目變體、複合體四種。現在人們寫論文大都採取夾敘夾議論方式，材料與論述聯為一體，這種方式既是有長短互見之優，但也可應因情況之不同而有所變通，不可拘守一種固定方式，因為論文中有不少材料引用與註釋，這些材料與註釋既包含在論文內，也就要思及怎樣把它們和正文互相配搭起來，以免出現妺仔大過主人婆的情況，若正文部分含有太多引用和註解，使讀者覺得沉長繁瑣，就阻礙了理解。

　　至於引用材料和注釋方式本身，作者認為有兩點是要注意的。第一，無論用自己的話轉述材料或把它直接錄入文中，都應以不損害文筆思路的流暢為原則，第二，如果註釋太長，倒不如不註，而另標作附考為妙。最後，作者提到論文的修訂是決定論文質素的重要環節。修訂可分兩部分，首先是對初稿的修訂，這是必然的程序，必要時且要不怕麻煩，不惜犧牲地大改特改。因為初稿往往只是講出粗鄙的大意，會有遺留，還可能很有毛病。其次是在還末發表前作最後修訂，論文一但發表了，再修訂也沒多大意思了。

　　到了第三部分，嚴耕望把重點放到學問與修養上。他認為要有較高成就，最好先有抱負、有信心、有計劃，這是努力途徑的起點。抱負也就是大志，這種志趣抱負，不專為己，兼要為群，對於社會人群有一分責任感，有了遠大志向，才能有一定方向。跟著立志而來的就是自信，自信就是凡事以「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精神去做。當遇到沒有成功希望的情況下，始能創新突破，打開缺口。有了大志與信心還不夠，學術成就不是湊巧即興而已，所以必需要有較長遠研究計劃為藍本。

　　學術是一項艱巨的工作，嚴耕望把克服它的要訣告訴給讀者。這就是「勤、恒、毅、勇、謹、和、緩」七個字。他認為日常生活與人生修養對於學術工作影響極大。要成為一個堅強純淨的學術人，須要真能做到「工作隨時努力，生活隨遇而安。」這句話亦是作者在生活、修養與治學三方面的座右銘。簡言之，這些具體細目可概括為：(1)健強身體、健康心理。(2)一心力、惜時光。(3)淡名利、避權位。(4)堅定力、戒浮躁。(5)開闊胸襟。(6)慎戒執著。綜觀作者大意，指出研究工作須堅持原則，且要適應靈活，問題從廣面探討，不作孤立面的研究，功夫自基本處做起，以拙為巧捷，著作以充實為基礎，以光輝為指歸。治史經驗談作為一本方法論的書，既深入又淺出，是本書的成功處。全書論述均以個人經驗為主幹，針對治史的種種問題，提出了多項實際可行的具體建議。本書另一特色是舉例較諸同類書藉詳盡，使論述更具說服力。本書講述史學方法的進路與一般講史學方法論著大為不同。嚴耕望一生獻身學術，成就卓絕，《治史經驗談》乃一代學人的現身說法，實值得青年後輩謙恭受教。余英時曾撰文說他的「澹泊自甘，寂寞自守」性格和他治學的勇猛精進、鍥而不捨，恰好互為表裡、剛柔並濟。最後以嚴耕望一句名言作結束:「有書可讀，萬事足；任何榮辱享受都其次又其次。」


　　書名 ： 《治史經驗談》
　　作者 ： 嚴耕望
　　出版社： 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年)
　　頁數 ： 176頁


　　【原载香港人文哲学会《人文月刊》1999年7月号，总第67期】



　　附：
　　讀者來函：回 應 郭 其 才 君 文

　　執事先生：


　　近讀貴刊第六十七期郭其才先生《書評：《治史經驗談》》一文(頁13-15)，發覺文章內有兩處地方明顯有誤(其餘手民之誤的不論)，不得不寫信給你們，想請貴刊轉告郭先生。
　　第一，先師嚴耕望歸田先生當選為中研院院士的年份是1970年，這在《治史經驗談》一書的扉頁(摺頁)內已提及，但在郭先生文章內卻是「1978年」，大抵亦是手民之誤吧。
　　其次，嚴老師的論文何止「四十多篇」。在他的另一部小書《治史答問》(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版)內的附錄之《著者其他論著目錄》內，就附了140篇的文章名稱；在《嚴耕望史學論文選集》(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1年版)內的《著者其他論著目錄》裡，亦記載了155篇文章的名稱；在《充實而有光輝──嚴耕望先生紀念集》內的《嚴耕望先生著作目錄》裡，亦刊登了173篇文章的名稱。想來，郭先生所說的「論文四十多篇」，如非理解有誤，則又是手民之誤歟？
　　最後要提的，是嚴老師號歸田，這在他的三本小書的扉頁(摺頁)內都有刊載，耕望是他的字，嚴老師是以字行，只是一般書刊都說他字歸田而已。
　　唐突之處，尚祈 原宥。

　　耑此，即請

　　編安

　　晚

　　李啟文上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四日

　　【原载香港人文哲学会《人文月刊》1999年8月号，总第6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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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专家/

桐川

“江南首邑安徽芜湖”说：

史学安徽至少有四个院士（胡适、严耕
望、余英时、徐中舒）

后面三个人受桐城文化影响很大，而严耕望本身就是桐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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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就是牛啊。
“江南首邑安徽芜湖”说的哈。

桐川

余英时与桐城：

1，小时候刚好碰上抗战，他住过北京、开封、南京，最後从安庆回到了故乡安徽
潜山县的官庄乡。九年乡居生活，没有学校可读，却因此读了一本更珍贵的无字的社会书。在余英时记忆里，住家附近的山上有座古庙，老和尚轻易不下山来，幼年的余英时总以为他们有很深的道行。

　　「在乡下过日子与在大城中念书不同，」余英时说∶「就像波兰社会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跑到一个岛上，才发现手中的材料都不可靠。因为书斋里想像出来的社会，跟任何一个真实社会比较，都有很大的距离。」余英时看过很多研究中国的书，都觉得隔靴搔痒，「当然我小时侯的社会，只限於一个小村子。」但後来到桐城住了一年，看到的情况也差不多。他相信，点著三茎灯草油灯的官庄，长年保持原来的状态，是有中国传统农村的代表性。尽管外面的社会如何地变化，要直接波动到乡下去，那是很难的。乡村家庭组织、人际关系的稳定，使成长中的余英时，深刻体会了中国的人情世故。

2，著有《方以智晚节考》

3，为严学弟，情谊深厚

桐川

徐中舒(1898—1991)，安徽省安庆人。安徽是晚清桐城派的故乡，桐城古文学派影响遍及全国。１６岁插班进入安庆第一师范学校的徐中舒，他的老师胡远浚是桐成古文学派大师吴汝伦的弟子。胡远浚晚年曾执教南京中央大学哲学系，著有《老子通义》和《庄子诠诂》。因为老师胡远浚的关系，徐中舒最喜欢的是国文课，“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一心一意做桐城派的复古学问。徐中舒晚年回忆说，“师范的三年学习，我将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集注于国文课，其余功课只求及格就行了。学有偏爱，这为我以后的学业规定了方向和范围”。

另徐中舒曾到桐城方守敦（舒芜祖父）家作家庭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