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吴越血沃京华

龙眠久子 · 发表于 2005-4-12 00:23:45

以身作则血沃京华

正当吴越一切准备就绪，伺机刺杀铁良的时候,六月十四日,清廷忽然发布上谕,
简派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四大臣出国考察各国政治。二十五日，又加派商部右丞绍英随同前往。五大臣出国考察，名义上是为清廷预备立宪作准备，实际上是欺骗舆论，防止革命。吴越早已抛弃了梁启超宣扬的君主立宪论，指斥梁启超及其保皇会诸人鼓吹的“君民一体，满汉一家”是粉饰清廷，麻醉汉族，使“天下浅见之士，遂信夫上下相安，仰望仁政，苟且图存，非复昔日激昂不平之见。”吴越认为，清王朝罪恶累累，罄竹难书，根本没有统治中国的资格，一旦它实行君主立宪，统治得以稳固，汉族将永无出头之日。他表示：“生平既自认为中华革命男子，决不甘为拜服异种非驴非马之立宪国民也。”他决定改变原来计划，刺杀出洋五大臣。
为了刺探五大臣出国的日期和路线，吴越在七月间就以结婚为由，向学堂请假，未待批准，他即自行离校，潜往北京。到北京后，他住进旅京同乡所办的桐城会馆，声称将入京师大学堂读书。此间，他有时外出，有时在会馆内埋头写作，同住之人未觉异常。吴越在桐城会馆期间，除刺探出洋五大臣的动静、预备炸弹外，还写作了对立宪的意见书。在意见书中，吴越首先指出了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保皇会宣扬君主立宪的荒谬及危害，接着分六个方面详细论列了他舍生忘死刺杀考求宪政五大臣、揭穿清廷立宪骗局的缘由。

一、坚持民族主义，必须实行排满。吴越认为，世界既然不同立即进入大同境界，各民族之间的利害冲突就势在难免。各民族只有在势均力敌的情况下才有平等和协的希望。现在汉族受满洲的统治，“夫偷生苟活于异族主权之下，已失世界之名誉，历史之光荣，而况乎其将随腐朽异族之腐朽而同仆耶？”?要建立民族国家，必须倾覆满洲政府。二、扶满不能够救亡。吴越认为，今天中国的行政、军事、教育、实业等，都必须进行非常改革才会有真正的进步，而不
通过补苴罅漏、半新半旧的变法就能振疲起衰。以满族宰制中国，无论专制还是立宪，都不会有非常改革。因为专制与立宪，都是形式，根本的问题是满洲的排汉主义没有改变，即使立宪，也必然会巧立名目，继续愚弄汉族，假文明之名，行野蛮之实。满洲政府是中国富强的第一大障碍，欲救亡而思扶满，简直无异于扬汤止沸，抱薪救火。三、满洲皇室无立宪资格。吴越指出，“言立宪者，非奉载恬为圣主，即奉那拉氏为傀儡。……且不论载恬者童呆昏弱,生死于
那拉诸权贵之手,自救不暇,遑恤其他,至那拉氏者,纵情肆欲,日剥汉民膏血,以供宫室车服之淫乐,恃此人为中国宪政之元首,岂不遗笑全球!”?至于那拉氏的亲信之臣如端方、铁良等都是思想极端浅陋，顽固坚持排斥汉族的人。等而下之，如奕匡、载振、溥伦、那桐、荣庆、耆善一伙，更是只知敛财居积、娼优狗马的亡国贱奴，以这样的人格，处在这样的世界，岂具有组织立宪政府的资格？四、满洲奴役汉族的政策。吴越历数了清政府在对汉族的大量屠杀，雉发令、文字狱对汉族的迫害，对汉族官员的歧视压抑，以及对士、农、工、商、兵的压迫剥削及防范，又列举了清政府在外交上割地赔款、委弃利权、条约签押的“功绩”，证明满族一贯奉行排斥汉族的方针政策。五、立宪决不利于汉族。吴越指出，主张立宪的人都把清政府歧视压迫汉族的罪过归结于它实行专制政体上，认为一旦立宪，就能彻底铲除以前的弊端，使汉人与满人一样享受自由幸福，这叫什么话？立宪政治焉会如此神圣？以日本万世一系的立宪，奥匈双立政府的立宪，尚有无限的缺憾，何况是一贯歧视汉族的清政府呢？吴越指出，立宪对民众有利者，莫过于集会、出版、言论、身体、财产等项自由权利，而以那拉氏、奕匡、铁良、荣庆等野蛮动物，却甘心这些权利交还汉族，有谁相信？从近年来新政的实施，可以判断将来立宪的结果，地方自治必难推行，三权分立不会实现，满汉权利也不会平等。这样的立宪，对汉族有什么好处？不但没有好处，反而会有害处，因为清政府可以假借立宪的名义，加重汉族纳税的负担。六、主张立宪者是对国民行为的不忠。吴越认为，主张立宪者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是保皇派，二是那拉氏党。前者蛰伏海外，胆小如鼠，希冀个人富贵，不顾民族积耻，是对国民最大的不忠；后者都是乘时侥利的小人及劣等根性的留学生，他们在清政府面前摇尾乞怜，只要每月能捞到二、三百两的学费，或得到一个学习主事的头衔，能够分发知县，就已心满意足。立宪二字对他们只不过是市恩沽利的幌子而已。
如果说《暗杀时代》是吴越对暗杀认识的正面阐述，那么，《意见书》则是吴越对君主立宪主张的系统批驳。他之所以将行刺对象铁良改换为出国考察宪政的大臣，其原因从这里也能找到答案。
作为读书人，吴越明白忠孝不能两全，父亲年迈，有兄弟替他行孝，也聊可宽心，赴义之前，使他最思念最放心不下的是未婚妻。他多次写信给未婚妻，说生死是人生的大事，可对不同的人意义却大不一样。有的没有远大的追求，只是一味的贪生恶死，这种人，生如秋蝉，死若朝菌，生死都不足道。有的人，生则为大众、民族谋自由幸福，死则重于泰山，流芳千古。
他说：“奴隶以生，何如不奴隶而死？以吾一身而为我汉族倡不奴隶之首，其功不亦伟耶？”他希望未婚妻在自己死后，不要为他个人复仇，而要为整个汉族复仇，捐弃现世之有限岁月，换取后世无限尊荣。吴越在下定牺牲的决心后，在自己未婚妻面前也不作儿女情态，呈伤感悲戚之容。
八月二十六日早晨，载泽等出洋大臣拟从北京前门火车站前往天津放洋。前来送行的王公大臣及其侍从甚多，车站内外人员繁杂拥挤。原定火车十点钟开行，因端方迟到，推延半个小时。此间，吴越怀揣炸弹与辽宁籍革命同志张榕一起赶到前门车站，原准备尾随五大臣乘上海轮后，再引爆炸弹，与仇敌同归于尽。没料到因他身穿学堂*衣，被警卫阻拦不准进站。吴越急中生智，连忙去附近衣帽铺买了一套官差所穿戴的无顶官帽及布靴，化装成跟班人模样混入站内。二人进站后未及歇气，直奔五大臣所在车厢而去。真是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当吴越与张榕急匆匆赶到车门口时，把门卫兵问是哪个部的跟班，因二人都不是北京口音，结果被阻挡在车下。吴越与张榕无奈，只好退回来在站台上转悠，等待时机。过了一会儿，端方在一群人簇拥下赶来登车，吴越乘机溜入车厢。这时，恰巧车头与车厢对接，猛烈的撞击引起车身剧烈颠簸，一个从吴越身旁经过的差役，一个趔趄恰巧撞在吴越所揣撞针式炸弹上。说时迟，那时快，只听轰隆一声巨响，山摇地动，车厢被掀出路轨，炸出几个窟窿。三个差役被炸死，五大臣中，载泽、绍英受了轻伤，徐世昌的帽子和袍带被炸破。前来送行的官吏中，伍廷芳两只耳朵被震伤。徐世昌、绍英遭此次惊吓，再不敢出门，清廷后来只好改派山东布政使尚其亨、顺天府丞李盛铎替代他俩出国。吴越肚肠迸裂，手足俱断，当场壮烈牺牲。在站台上的张榕，因离爆炸现场较远，得幸免于难。炸弹案发生后，清廷极为震惊，立即降诏将所有外城工巡局委员及南营参将、铁路委员等从严究办，同时饬令巡警部追查此案。
警方为了让人辨认凶犯，将吴越尸体装在玻璃罩中供人指认，并拍成照片，广为张贴。由于吴越被炸得血肉模糊，面目全非，加上他到北京时日很短，所以陈尸多天无人认出。当巡警部追查凶犯的公文及所附凶犯照片递达保定警察局后，该局有一个绍兴籍人王缙，将凶犯照片拿回家给家人传观，他在直隶高等学堂上学的胞弟王景福一见照片，吃惊地说：“这个人是我们学堂的学生吴越。”王缙为自己将为破案立功异常兴奋，当即报告了局长，局长去见直隶高等学堂监督王景熙，进行秘密调查。王景熙召来该堂学监，询问吴越近况。学监说：“吴越在一个月前请假，未经批准即私自离校，至今未回。”接着，王景熙又叫与吴越同室的学生前来辨认对证，初步认定北京前门车站炸弹案是吴越所为。警方顺藤摸瓜，找到北京城内的桐城会馆，将曾与吴越住在一起的汪炼堂（汪炘）逮捕审讯。汪供称：“事发前一天，吴越曾置酒召我对饮，他自称因有要事，次日一早将乘火车前往天津，并说‘此地一别，不知何时再会’。当时我对此话未加寻思，所以也没有问他究竟去办何事。事发后，我想到吴越头天与我饮酒时所说的话，即翻检他的床铺，在枕头下发现了他的遗书，其中说：‘此行决实行暗杀，惟成否不可知，然我必死。我死不足惜，恐诸同乡因我被累，可将我之行李移置他处，以免受嫌。’”至此，清政府终于认定炸弹案确为吴越所为。
汪炼堂（汪炘）远在桐城的家人听说汪与吴越案有关，并已打入天牢，全族人白天都躲入深山，夜间才敢回家小憩，后经调查，汪与此案无关，才被保出放人了事．
吴越的侠勇行为及壮烈牺牲，在爱国青年尤其是革命党人中产生了强烈反响，中国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为此特编印了增刊《天讨》，用以纪念吴越，声讨清廷。有的文章将吴越比作中国古代的侠义之士荆轲、聂政：自秦汉降，吾族不武，荆轲、聂政之事几于绝迹。
而吴君独能为民族流血以死，呜呼，其壮烈不可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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