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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1-8 17:4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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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3] 戴名世年谱:一部外国人研究中国文字狱的专著 来新夏
《戴名世年谱》
[法]戴廷杰编
中华书局出版
清康熙末年的南山集案,是震动一时的文字狱大案,涉及戴、方两大名门望族,案主之一的方孝标遭到戮尸,另一案主即首犯戴名世是科举制中的新科顶级人物——会元、榜眼,则受到极刑的处罚,株连亦极广,凡两家亲属朋友,或被杀戮,或遣戍为奴,其中不少都是知名学者文士,如方苞等都连带得罪。这不仅是康熙裁抑汉族知识分子的一种严酷手段,亦为乾隆大兴文字狱树一恶例。
南山集案稽其案由,罪不至死。一般文献记载戴名世的得罪只不过是康熙五十年左都御史赵申乔的检举参奏而加以“狂妄不谨”之罪。赵奏中的公开罪名是戴名世“妄窃文名,恃才放荡。前为诸生时,私刻文集,肆口游谈,倒置是非,语多狂悖。今身膺恩遇,叨列巍科,犹不追悔前非,焚削书板,似此狂诞之徒,岂容滥厕清华?祈敕部严加议处,以为狂妄不谨之戒”(《清圣祖实录》卷248)。论者颇多以这段话来作为戴名世致罪之由。实际上这一检举内容纯是一种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诛心之论,充其量只不过是过去有些不恰之作,而入仕后没有毁版的历史问题而已,何至于罗织罪名而兴大狱呢?我一直对此有所置疑。认为幕后必有某种不可告人的隐秘。在读赵申乔后裔保存的赵申乔原奏疏结尾处有一段话,曾引起我的注意,文称:“臣与名世,素无嫌怨,但法纪所关,何敢徇隐不言?为此特疏纠参,仰祈敕部严加议处,以为狂妄不谨之戒,而人心咸知悚惕矣,伏侯皇上睿鉴施行!”这段话透露了一种信息:身为总宪的赵申乔纠参某些官吏的有罪,是他职责所在,参奏中只需列举事实,根本无需在疏文中洗清个人与被参劾者间有无嫌怨的问题。《圣祖实录》中把这几句洗刷关系的话删节掉证明编纂实录者已认为这几句话与纠参主体无关。因此,据我的臆测,赵申乔之所以纠参戴名世,是因与他的长子即戴名世同科状元赵熊诏有关。当时大气候很不好,既有皇子结党事件,又有南北闱的科场案,而北闱又与赵申乔有关,所以赵申乔不仅急于洗刷自己,而且要立新功,而如戴名世的“狂悖”言论文字为他人举发,可能会牵连儿子挂上结党之嫌,更有可能牵出前科抡才不当的另一科场案,所以不如先发制人,纠参戴名世,摘清干系;但又不愿得罪仕林,于是就在疏文中写下这欲盖弥彰的一笔。当然这只是我的一种推理,尚无确证。
戴名世和《南山集》案的其人其事,无疑值得研究。在清史、流人史和文字狱史等著作中,虽都有所述及,但多为人物感叹和事件始末,而尚未读到内容详尽,资料丰富的有关专著。最近读到由中华书局出版的直排繁体的《戴名世年谱》,正是填补这一学术空缺的大型专著。撰者是法国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的戴廷杰(原名Pierre-Henri Durand)研究员。戴廷杰氏具有深厚的汉学基础,尽十年之辛劳,广搜博采,竟用汉语文言笔墨,撰成近百万字的《戴名世年谱》这一专著,实为难得!走笔至此,不禁赧然,若戴名世其人其事,何其研究成果不出于中土学人之手?继而思学术固无国界,专著出于法兰西学者之手,正以说明汉学浸润寰宇之广,而戴名世二百年前之沉冤借此令世人详其始末,明其究竟,又何其幸哉!而于中华学人之激励,尤当铭感。
撰者以十年辛劳,潜心研究清代文字狱中一个重要人物戴名世,当其开始着笔著述时,必然会反复考虑运用何种编纂体裁与体例。以年谱体论定人物究竟是否合适?我在以往曾对年谱这一史体有过一些研究,在所著《中国的年谱与家谱》中曾说过:“年谱是史籍中的一种人物传记……它是以谱主为中心,以年月为经纬,比较全面细致地叙述谱主一生事迹的一种传记体裁。它杂揉了记传与编年二体……”看来年谱比传记更易于容纳史料,理清脉络,尤便于寓论断于叙事。我在研究林则徐事功多年后,就写了一部《林则徐年谱》,深感写年谱比传记更顺手,更容易求真存实,更易于减少个人情感成分。而撰者这部年谱可谓把年谱的功能运用得非常自如,令人赞佩!
这部专著最显著的特色,是无论资料的挖掘,史事的论述,牵涉的事实与人物,还是编纂体制等方面,都力求全备。所用的资料,除谱主本身文献外,还有许多有关人物的著述。他征引官书及一般常见书,也扩及方志、杂书,在记事纲目下尽量附入详尽的史料,并多加考订。他对史事的叙述很细致,如记谱主应试过程,从入场、考题、作文、荐卷到录取、放榜、任职诸环节都有具体内容,不仅便于了解谱主参加科试的全过程,也映现了科举制度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又如写谱主的得罪,从被纠参入狱,株连亲友,到惩处结案各个细节,都有滴水不漏的描述。撰者并不是孤立地记述谱主的生平,而是拓宽视野,将谱主置于整个政治、社会背景下,而与有关事务密切联系来解析。对于株连所及的各方人物,都不是略加点录,而是尽可能著其生平,使这部年谱不仅讲清谱主的社会关系,而且也为研究那一时代学林活动提供大量的参考资料。
《戴名世年谱》的另一特色是颇有创意。撰者除了编纂常规应有的12卷正谱外,又增设了若干具有原创意义的体例。如立《后谱稿》,始康熙五十三年即谱主被诛之次年,下迄清末,历时二百年有零,用以记谱主身后案件余波以及遗作的编纂、题记、刊行等情事。为历来年谱编纂的创举。《后谱稿》后,有附录八种,录存正谱未录的谱主佚作、杂类文献和近世题跋、近世杂记。并收录谱主的旧谱、传志。另有文目编年、佚文代文文目等。涉及方面之广,几乎将有关谱主资料,网罗殆尽,极便于研究参考。其最具创意者则为书前之图版,撰者一反年谱常规,谱前未置谱主图像,或示谱主衔冤沉埋不得显其图像,而特置兴此大狱的检举人赵申乔朝服像,同时又置延致戴名世之赵吉士消闲像,二赵并举,撰者之褒贬自见。撰者插入的书影中有十幅是文祸后谱主名号被剜改涂抹的证据,如谱主所著《孑遗录》所署“桐城戴名世田有著”一行被涂抹;《依归草》后印本卷十“戴田有集序”被肢解为“戈二月集序”;《秀野草堂诗集》后印本将有关戴名世的诗句剜去两行半,开“剜天窗”之先例等等。撰者在编谱之余还念及读者的使用,在谱末附入综合索引,分人名、地名、书名、篇名、酬酢、文献等六种,以为读者检读渠道。这些创意,不仅对年谱的编纂体例有所增益,亦以见撰者之匠心独具。
年谱以编年为序,汇集丰富资料,确能体现长编作用,但撰者所持观点及见解,亦多于体例安排,史料抉择上发抒微言大义。如果撰者能在丰富资料基础上,综合谱主一生行迹,撰写一篇万把字的《戴名世传论》,有所是非褒贬,给以史家评论,置于谱首,则将使谱主由平面化为立体,给读者以谱主的完整形象。谱传结合似可作为年谱体裁的发展方向,姑以此与撰者商榷。本谱征引繁富,于其《文献索引》中可一览而得,惟大致限于清人,而时人有关著述则甚鲜,盖以时人所论述,足以见当前于谱主研究之水平,将对继起者颇有裨益。一孔之见,是否有当,尚待商量。
(文汇读书周报) [/siz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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