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苏州杀降 （涉及淮军将领桐城程学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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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2]苏州杀降

作者:谭伯牛


　　大半年后，李秀成在站笼中写“回忆录”，提到苏州失陷：

　　“苏、杭之误事，洋兵作怪，领李抚台之银，攻我城池。洋兵见银，打仗亡命” ；

　　其实，当日他在城中防守，手下也有白奇文（Henry Burgevine）带领一干“牛芒鬼子”（李鸿章对外国雇佣军的污蔑之辞）帮他作战。“洋兵”云云，实在是乌鸦莫笑猪黑，彼此彼此。不过，对方军中的戈登（Charles Gordon），确实是“打仗亡命”兼擅谋略的的一流人才，比白奇文之流要强上万万。正是他和程学启的合作，才“踏平”苏州城外的石垒、长城，紧逼城下，导致太平军守将郜永宽等人乞降，并引发一场杀降的大风波。在全面介绍杀降事件前，我要引用英国诗人拜伦的一句诗，帮助读者对戈登获得一个感性的认识：

　　其中也有大名鼎鼎的异邦人，

　　虽说国籍不同，倒全是自愿投效，

　　他们出生入死并非为了拯救祖国

　　或王冠，而是想有一天当个将校，

　　而且也巴望不时地洗劫城镇，

　　这种事对于年轻人当然有味道 ；

　　这首诗写于拜伦在意大利参加烧炭党、与奥地利人作战期间，由于来源于生活，所以，对外国雇佣军的刻画，十分妥贴。据说，戈登敏感、多变、理想主义的思想和言行，是因为他的同性恋倾向 ，那么，再加上拜伦所谓“当个将校”的极端荣誉感，读者不难在脑海中推想出戈登将军的大致形象。

　　[color=#ff7000]他的中国朋友程学启，原为太平军将领，咸丰十一年驻守安庆，阵前倒戈，向曾国荃投降，妻子未及同行，皆被杀害。怀着刻骨仇恨，在攻打安庆时，极为奋勇，最坚固的石垒就由他“力攻拔之”。湘军攻克安庆后，其锋甚锐，“鸡犬都有升天之望”，但他以桐城“客籍混入其中”，不免受到地域、资格方面的歧视，颇难出人头地。碰上新建淮军这个机会，遂毫不犹豫的转换门庭，从人浮于事的大机构跳出身来，紧跟大老乡李鸿章，参与到筚路蓝缕然而充满希望的创业中去 。一年多时间，他率领开字营攻城拔寨，积功累累，眼前的苏州城一旦拿下，则将成为当之无愧的淮军第一名将。

　　程学启和戈登，就是杀降事件中最重要的两个人[/color]。杀降杀降，先降方可得而杀之，我们先说降。

　　苏州城本由李秀成镇守，但去年秋天他带兵攻打曾国荃，便委派手下爱将谭绍光留守苏州。攻破曾营失利，李秀成并未回苏，而是渡江北上，随后而西而南，转了一大圈，到处被湘军追杀，无法落足。此时，南京再度告急，洪秀全紧急召调他回到南京。旋即苏州告急，谭绍光“日日飞文前来”，他急于赴援，而洪秀全坚决不允。好说歹说，要他“助饷十万”，方准东去。不得已，李秀成变卖家产、首饰，凑齐十万“保证金”。同时，洪秀全限令他四十日内必须“回头”，否则，“依国法而行”。太平天国除了天父天兄之类的宗教米汤是否还有别的干货，我研究不深，未知其详，但类似这种以私济公的*作手法倒是屡见不鲜。到苏州后，草草几仗，太平军节节败退，防线越退越后，眼见得大势已去。除了谭绍光，其他如郜永宽、汪安均、周文嘉等，都隐约有了投降的意思。某日，李秀成与他们交心：

　　“主上蒙尘，其势不久。尔是两湖之人，此事由尔便，尔我不必相害，现今之势，我亦不能留尔。若有他心，我乃国中有名之将，有何人敢包我投乎？”

　　爽快人说话就是痛快。熬不下去，你们尽可或走或降，两不“相害”就好。但我是扑克牌上的黑桃A（洪氏父子当是大小王），和敌军是你死我活的关系，各位就没必要拉着我一块投降了。众人大表忠心：

　　“忠王宽心。我等万不能负义，自幼蒙带至今，谁敢有他心？如有他心，不与忠王共苦数年” ；

　　古今叛徒措辞，如出一口。李秀成审时度势，察言观色，当然知道他们言不由中。可是反状未露，不能“严其法”；离苏一年多，军队形势大有变化，也不敢“严其法”。诸人欲投降清军，势必献城为功，李秀成不走，那是逼着大伙儿大义灭亲。既然说了“不必相害”，城池也必不能守，就只有识趣而退，成全这桩好事。十月二十日的夜里，出胥门，经光福灵岩，李秀成黯然作别苏州。

　　于是，郜云官等人搭上淮军魁字营营官郑国魁这条线，“递禀乞降”。郜、汪先后密约程学启、戈登在洋澄湖边“单骑相见”，湖光秋色中，吃大闸蟹，喝花雕酒，谈笑间定下大计（伯牛按：此分食单系鄙人揣测之辞，暂无可靠史料证明）。双方都相信洋人最讲信用，遂由戈登居间做保。谈判有两个结果：一、献城；二、“生擒忠逆或斩慕逆首级来献”。“慕逆”就是慕王谭绍光，他是死硬分子，“坚忍凶狡，百倍寻常”，又是攻陷杭州、湖州的首犯，血债累累。不能活捉李秀成，就得提他的头来见，否则无以表示诚意。李秀成的出走，固然是自己机警，小半也是郜、汪等人念及旧情，不忍加害，乃在言语神态间暗示他避身远祸。而他不便将此情况透露给谭绍光，否则会立即发生内部火拼，白白送了众士兵的性命，而无补于大势。李走谭留，实在是形势所逼，不能怪李秀成不仗义，只能怪谭绍光懵懂糊涂。二十四日中午，清军水陆齐攻，为投降造势。谭绍光“传令各伪王上城堵御”，正在对众训话，郜永宽使个眼色，“伪天将”汪有为挥刀即砍，谭绍光当场毙命。随即又将“慕逆死党杀毙千馀”，开门迎降，郑国魁、郑国榜率领一千多人进城“弹压”。次日清晨，郜永宽等人提着谭绍光首级来到淮军大营，“验视无讹”，程学启、李朝斌、黄翼升督率大队入城，又捕杀“慕逆”馀党（主要是两广人）一千多 。

　　这就是降的过程，进行得非常顺利，要求降人做到的他们都做到了，看不出有杀降的必要。李鸿章前此攻打南汇、常熟，得力处正在招降。太平军守成将领吴建瀛、骆国忠“退出城池，谨受约束”，李鸿章允许二人保留部分军队，随淮军攻战。善待降将的口碑，无疑是郜、汪等人愿意投降的主要原因。此外，不宜杀降，还有一硬一软两个约束。

　　硬，是朝命。元年冬天，英国参赞威妥玛（Thomas F. Wade）致函总署，说：

　　“近日官兵得胜之仗，常有事后乱杀之行。即如洋枪队，彼日离沪不远之地，随将二千多犯全行杀毙，实使人生异心。盖贼众十分之中，真贼不过二分之多，其馀全裹胁小民。……前当河面差使之时，每进金陵一日，伪称干王贼匪洪仁玕有云：‘官兵似此乱杀，实为天国太平之益。不然，则上海一带地方，我军自难久驻。今因该处义兵（曾国藩注：即该贼匪）不信清官（即系国朝），所以未肯投诚，实乃上海迤西之义军不散之故’” ；

　　滥杀降众，适足坚其必死之心，大不利于统战事业。威妥玛采访清军劣迹，传达洪仁玕的意见，就是劝清廷剿抚兼施，收效更快。清廷从善如流，十二月九日发布明谕，“刊刻誊黄，遍行晓喻”军中及“贼区”：

　　“果能于城池未下之先诚心归顺者，无论其从贼之久暂，均一律准其投诚。将军械、马匹呈缴后，该大臣等酌留所部，令其随同剿贼。倘有不愿随营，即饬地方官递送回籍，或妥为安插，毋令失所。携带资财，不准兵勇抢夺；如兵勇利其资财、私行杀害，即按军法从事。本管官不行查办，一经发觉，即着该大臣等从严参办” ；

　　明令不准杀降，且要尊重降人意愿，或“随同剿贼”，或“递送回籍”，或就地安置。而且分级负责，落实到人，兵勇杀降，“按军法从事”，其主管则“从严参办”。这条法令发布于元年末，苏州招降在次年十月，不存在未奉明令的借口。然则，杀降已经不仅是军事处置失措的问题，而是违法行为。

　　谕旨是硬性规定，“杀降不祥”的历史教训和阴骘迷信则是软性约束。秦将白起坑杀四十万赵军，何晏有个评论，说得很深刻、很精彩：

　　“（杀降）岂徒酷暴之谓乎！后亦难以重得志矣。向使众人皆豫知降之必死，则张虚卷（通拳）犹可畏也，况于四十万被坚执锐哉！天下见降秦之将头颅似山，归秦之众骸积成丘，则后日之战，死当死耳，何众肯服，何城肯下乎？是为虽能裁四十万之命而适足以强天下之战，欲以要一朝之功而乃更坚诸侯之守，故兵进而自伐其势，军胜而还丧其计。……战杀虽难，降杀虽易，然降杀之为害，祸大于剧战也” ；

　　从战略、政治的角度看，杀降不仅仅是不道德反人性的行为，而且直接增强了此后军事行动的难度。商场如战场：投降与受降，就是一种契约；杀降，则是单方面违约；违约，则再无信用可言。商业上失去信用，最坏的结果无非不做生意；军事上失去信用，则此后不论强弱悬殊到何种程度，敌军都不会投降，而是抱着必死的信念与己决战。语云：“哀兵必胜”；而养成哀兵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杀降则恰好成全对手，使之成为一支哀兵。敌军成了理论上“必胜”的哀兵，己方不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么？兵法云：战者、气也；能量守恒，气也守恒，故敌我双方的士气，总是此消彼长，没有双赢一说。战争就是一个不断通过局部战役来激励己方士气、削弱敌军士气的长期过程。所谓关键战役，或者是攻克要塞，或者是力歼强敌，最重要的作用就体现在增强己方士气、削弱对方士气。如果打赢一个局部战争，却鼓舞了对方的士气，那不就是得不偿失，“兵进而自伐其势，军胜而还丧其计”么？再战，则“何众肯服，何城肯下”？所以，“降杀之为害，祸大于剧战也”。

　　这是杀降不利于全局战略的经验之谈，还有一个杀降不利于主其事者的迷信之谈：

　　“（李）广与望气王朔语云：‘自汉击匈奴，广未尝不在其中，而诸妄（犹‘凡’）校尉已下，材能不及中，以军功取侯者数十人。广不为后人，然终无尺寸功以得封邑者，何也？岂吾相不当侯邪？’朔曰：‘将军自念，岂尝有恨者乎？’广曰：‘吾为陇西守，羌尝反，吾诱降者八百馀人，诈而同日杀之，至今恨独此耳。’朔曰：‘祸莫大于杀已降，此乃将军所以不得侯者也’”；

　　“李广难封”，是个成语，看了这段对话，我们总算知道“难封”的真实原因，乃是杀降惹的祸。抱有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我们可以不信王朔的话，身处万恶旧社会、满脑子迷信思想的李鸿章、程学启可不会无所顾忌。由此可见，杀降是违法行为，也是不尊重客观规律的短视行为，更是有伤阴骘的缺德行为。李鸿章受降，固然要遵循上述原则，郜永宽等人敢于投降，无疑也将上述原则当作一种保障。而且，戈登居间作保，他们可以“挟洋自重”，无疑更让他们确信自身安全及降后待遇俱有保障。

　　那为什么郜永宽等人还是被杀了？据李鸿章的说法，主要是条件没谈妥：

　　“官军入城查探，降众实有二十馀万，其精壮者不下十万。郜云官（即永宽）等歃血立盟，誓同生死。献城后，遂占住阊、胥、盘、齐四门，于街巷各口堆石置卡，隐然树敌。又添招苏城附近贼党陆续进城。坚求准立二十营，并乞奏保总兵、副将官职，指明何省何任。……传令该酋等八人来营谒见，讵郜云官并未薙发。维时李秀成尚在望亭，距苏甚近，郜云官等皆系忠逆党羽，诚恐复生他变，不如立断当机。登时将该伪王、天将等骈诛” ；

　　如果真实情况如上所述，毫无疑问，郜永宽等人是在逼着李、程杀降。虽说杀降不祥，但是，受降如受敌，稍有疏忽，受降者也不无遭受突然袭击的危险。郜永宽等人献城而不缴械，且“堆石置卡”，似乎做好了巷战准备，明显欠缺诚意。郜云官不曾“薙发”，继续保留“长毛”的造型，似乎为再度回归太平军留了条后路，也算是诚意不够的表现。尤为过分的是“ 坚求准立二十营；并乞奏保总兵、副将官职，指明何省何任”这两条。二十营，根据淮军军制，当有一万多人；上引明谕规定如何处理降众，说的是由“该大臣等酌留所部”，而非由该降人决定留用多少、遣散多少。总兵、副将是正二、从二品，且要“指明何省何任”，那就是要求补实缺。要知道当日的情况是缺少衔多，湘军、淮军中大部分有功将士也就一个虚衔，享受不到相应实缺的福利待遇。郜永宽等人不但索要高衔实缺，还指明何地任职；仓促间，在指定省市安排七八个警备司令，别说李鸿章答应不下，军机处也安插不了。投降、受降，就如公司兼并。兼并方和被兼并方之间，固然要谈条件，但是由被兼并方指定高级职位，规定裁员比例，是不是过分了点？到底谁兼并谁，谁投降谁？提出这种条件，能算“诚心归顺”？所以，我说他们是在逼着李、程杀降。

　　兼并谈不拢，最多继续恶意收购；受降谈不拢，那就只有杀人了。郜永宽等人固然不读书不看报没有文化，但还不至于故意提出不可能的条件，逼着人家来杀吧？逻辑上如此不通，那么，李鸿章的报告岂不大有问题？

　　当日诸降人如何开条件，除了李鸿章一人的记载，没有其他旁证，不好直接判断真伪。但是，一个重要人物不在场的事实，透漏了几分消息。戈登是此案的保人，受降谈判的关键时刻，他怎么不在场呢？李鸿章的报告是这么说的：

　　“戈登先期调回昆山，事在仓猝，未尽商量。盖一商询则彼必极力沮格，此事遂无了局矣”；

　　郜永宽等人二十四日中午杀谭绍光，二十五日来营投降。其时，戈登身在苏州军中。二十六日，戈登离苏赴昆，当日“未刻”（下午两点）左右，程学启“骈诛八降酋”。据此可知：受降的那一刻，戈登不但在场，而且双方已经解决了谈判的重要细节，并不像李鸿章所说出现了立营、授职这两个无法解决的难题。否则，戈登会继续留在现场进行调停，倘若降人敢于坚持过分的条件，制造无解的僵局，戈登必不会姑息养奸，“极力沮格”，而会赞同并参与杀降。因为，前不久戈登就亲身经历了一场诈降；是年三月，攻打太仓，太平军守将蔡元隆诈降，淮军受降时被诱杀一千多人。倘若郜永宽等人故伎重演，戈登能不汲取教训？由此可见，戈登离开苏州之时，投降、受降两方已经谈妥条件，做好交接。他刚一离开，李、程就大开杀戒，是不是一开始他们就定下了杀降的计划，而自始至终对戈登都有所隐瞒，只有调虎离山，方能畅行其志？

　　我曾细看李鸿章全集中奏稿、函稿，以及相关笔记，想从中寻绎线索，终于不得要领。笔记中，尤以刘体智的《异辞录》最为重要，他父亲刘秉璋当日就在淮军中任职，对此事必有所闻。但《异辞录》中并未详述此事起因，惟有“降人相煎”一条，记八王被诛后，程学启部下大肆杀掠，李鸿章责其律下不严，斥之曰：“君亦降人也，奈何遽至于此！”从口气上揣摩，似乎杀降一事主持者为程学启，而李鸿章并非完全赞同；然终无实据，不敢断定。从朝廷法令、历史经验、因果报应、英国保人乃至二十五日三方参与的受降会，都看不出一点杀人的痕迹，而终竟杀了，岂不怪哉？岂不怪哉！

　　直到某日翻看徐珂《清稗类钞》第二册“武略类”之“[color=#ff7000]程忠烈用兵能相地势得士心”一条，才恍然大悟：

　　“（郜、汪等人）约降。往来其间者，提督郑国魁也。寇必欲邀忠烈面议，忠烈慨然往。要以三事，亦允之，降计始定。李文忠公期以五日后纳忠烈所部龚副将营中，至期，忠烈密布方略。逮寇魁六人至营，文忠接以温语，将入宴矣，左右报：‘有廷寄’；文忠起，曰：‘速请程军门陪客’。文忠起，忠烈入，麾勇士直前擒斩。……忠烈旋鸣鼓统师入城，驻守各门，派诸卒分走街衢，大呼曰：‘逆首诈降，已伏诛。胁从无罪，各闭门守，出即杀！’令下，无一人探首出声者。旋呼男子投器械，分门出，各以将士监之。留营者入伍，归籍者资遣，悉听其便。未逾三日，城中无一寇踪，所馀者妇女五六万而已。当寇魁五人之伏诛也，计甚祕，国魁亦不知。……谋斩苏城降寇，文忠踟躇三昼夜，不能决。忠烈以去要之，始定。惟性嗜杀，论者少之；然苏城降寇所约三事，曰留半城屯其馀众、曰编定百营照给饷、曰受翎不薙发，此何可从？盖寇自有取死之道也”；

　　“忠烈”，是程学启的谥号[/color]。此文叙述“擒斩”降人及此后的戒严、清场甚详，但这不是重点，我所注意者，独在此句：“寇必欲邀忠烈面议，忠烈慨然往。要以三事，亦允之，降计始定”；这一句为什么重要呢？因为，这一句揭示了程学启这个“骗降”者的真面目。洋澄湖谈判，到底谈定了什么条件；李鸿章的报告里根本没说，而是模糊其辞，一笔带过：

　　“该伪王汪安均、郜云官先后密约程学启，单骑相见于城北洋澄湖。情词恳顺，求勿开炮轰打” ；

　　“求勿开炮轰打”，肯定不是谈判条款。具体“密约”了什么，李鸿章此处避而不谈。《类钞》引文则说得很明白：“要以三事，亦允之，降计始定”。然则当日谈判，包括两个部分：郜永宽等人献城、杀谭绍光；李、程则在其降后满足“三事”。所谓“三事”，即“留半城屯其馀众”、“编定百营照给饷”和“受翎不薙发”。这三件事，和李鸿章报告中所谓降人的非分之请略有出入，报告中说“献城后，遂占住阊、胥、盘、齐四门，于街巷各口堆石置卡，隐然树敌。又添招苏城附近贼党陆续进城。坚求准立二十营，并乞奏保总兵、副将官职，指明何省何任”；我们可以比较一下。

　　“编定百营照给饷”和“坚求准立二十营”；区别在于营数。“百营”必是误记，因为淮军营制规定：包括营官在内，每营限额五百零五人 ，百营，那就是五万多人。而当日淮军人数总共还不到三万人，必不可能同意保留差不多是己军人数二倍的降军。李鸿章所云“二十营”之数，即一万多人，更符情理。但不管是一万还是五万，对于只有二万多人的淮军来说，都是一个不可能消化的数字。

　　“留半城屯其馀众”和“献城后，遂占住阊、胥、盘、齐四门，于街巷各口堆石置卡，隐然树敌”；是一个意思，即苏州并非全部由淮军控制，而是两军共管。降军所以要保留二十营，并非编入淮军，而是用来屯守苏州“半城”。

　　“受翎不薙发”和“讵郜云官并未薙发”；郜之保持“长毛”发型，乃经洋澄湖会议商定，早有成议，并非违约。

　　“三事”以外，李鸿章报告还多出一条，就是“奏保总兵、副将官职，指明何省何任”；此或《类钞》漏记，或是李鸿章捏增，不过，这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乃是这些条件根本就是洋澄湖谈判确定并经戈登担保的“成议”，而不是降人开门迎师后临时增添的“动议”。

　　限于国体（如“受翎不薙发”）、政体（如“奏保总兵、副将”），程学启早就知道这些条件不可能得到履行，而“亦允之”，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要早日拿下苏州。当时战局，实有利于淮军，假以时日，必能力取。但如前所述，军机处和曾国藩正在催调黄翼升水师，并已发下最后通牒：再不应调，即兴参办。果真参办，水师势必调离；水师调离，城围势必松懈；城围松懈，克复必成虚愿。程、李当日并不能预知苗沛霖即将覆灭，而是以为黄翼升水师必在短期内离开江苏，赴淮协剿。那么，如何在水师离开前最大限度发挥水师的作用，成为淮军战略考量的首要甚至是唯一因素。水师在，可以继续攻城，但不能保证如期攻下；水师不在，则遑论攻城，并因此减轻敌军的压力，得随时提防敌军的反攻倒算；江苏攻守大局，敌我消长之势，将为之大变。为避免出现此种局势，其战略决策必须遵守如下原则：招降较之克城，用力较省，用时较短，故攻城不如招降。投降、受降，须进行谈判；水师随时可能调离，则谈判必须速战速决，否则水师撤离，敌方压力骤减，便会拒绝投降。谈判要快，唯一的办法就是不纠缠细节，有求必应，甚至主动牺牲权益。于是，程学启在洋澄湖谈判中，答应了所有不合理、无法履行的条款。于是，郜永宽等人在五天内 履行了合同义务，于二十五日来到淮军大营，要求李、程履行相应义务。于是，李、程因无法执行合同，遂悍然违约，杀人灭口。

　　李鸿章、程学启鉴于水师不日离苏的现实困难，以招降代替攻城；鉴于谈判条款不可执行的法理局限，以杀降代替抚降。这就是杀降事件的真相。

　　谈判初始，程学启欺骗了郜永宽等降人以及戈登这个保人。随即，向李鸿章汇报，并告知事成后杀降的“方略”。李鸿章“踟躇三昼夜，不能决”；所以如此之故，无非三个原因：首先，谈判条款过于离奇。李鸿章知道朝廷不仅不会同意，甚至会因此进行责罚（胜保于本年初被杀，罪状之一就是“养筴贻患”）；其次，倘若因此不得不杀降的话，前所列举杀降之祸及舆论压力，必将集矢于作为统帅的己身，自己应否承受？能否承受？最后，戈登身为保人，杀降势必玷污他的名誉。彼人一怒之下，是否会引发常胜军和淮军交恶乃至“开仗”，甚而导致中、英两国的外交危机？场面闹大，能否“驾驭在我”，实无把握。他“三昼夜，不能决”，程学启可没心思看他“踟躇”，故“以（离）去要（挟）之”。但求成功、不择手段，即所谓“小人无忌惮”的很忍之心，终于占了上风，就这样，他半推半就参与到杀降事件中，并着手布置善后事宜。程学启对降人可以一杀了之，李鸿章作为一军统帅，乃是最终责任人，则需考虑到事后的危机公关。

　　一个是道德、舆论层面的公关。伯牛作为历史爱好者，可以将这个先骗降后杀降的故事原原本本、清清楚楚的讲一遍，他却不能。因为，杀降不过是“暴虐”，依照雷锋同志所说对待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般残酷无情的名言，过分一点而已，尚无伤大雅；倘若此前还有骗降的勾当，那么，他就不但破坏了“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招降谈判，李、程实为政府代表）的政治原则，也触犯了“人而无信，不知其可”的圣门家法。较之“暴虐”的恶名，这才是真正的生命中难以承受之轻，他务必要文过饰非，尽行撇清。因此，他在报告中混淆次序，调换因果，将敌我经谈判确定的“成议”置换为敌方临时倡发的“动议”，将有组织有预谋的杀降解释为仓促应变的“立断当机”。藉此信息不对称之故，外界看到他的“第一手”材料，尽管对杀降不无微辞，但也能体谅他那份不得不如此的无可奈何。如此公关的结果就是：朝廷没有一丝指责，并讥讽“夷人”的抗议是“不明事理” ；同侪不仅不谴责，甚而设身处地，予以褒扬 ；洋商以及英国外交官们在经过初期条件反射的愤怒之后，渐渐“淡然”，甚而“以杀伪酋为是” 。

　　还有一项公关，稍嫌麻烦，就是如何安抚戈登。那时候，中外人士尚未就人权、公法等“普世价值”取得共识，李鸿章这套便宜行事的说辞，尤其不能说服特别重视荣誉的戈登将军。戈登在昆山知道这个消息后，“深感耻辱和极度伤心”，发誓要消灭李、程和“实际上他怀疑参与将诸王斩首和苏州屠杀的任何中国官员” 。据闻，他“自携短铳以觅之” ，要和李鸿章进行一次私人决斗。但是，此时的淮军，已经不是初抵上海规模，而常胜军“除炸炮外，攻剿不若我军”，所以，戈登“屡称对仗”，李鸿章“亦不甚惧怯也” 。凡敢于利用、玩弄、出卖他人者，首要考虑的就是事态激化后是否有以制之，否则，就成了玩火自焚。淮军实力足以弹压常胜军，早在李鸿章和程学启的算计之中，戈登熟知彼己，自也不敢意气用事。双方不发生火拼，则事态尚未恶化，则公关之术犹有用武之地，李鸿章针对戈登实施的公关技巧，一是奏请褒奖，一是保持距离。李鸿章在杀降当日拜发的捷报中，奏请褒奖四个人，[color=#ff7000]头功是程学启[/color]，次功就是戈登，李朝斌、黄翼升尚在其后 。保持距离，则是不再召同常胜军会剿，独立完成军事任务，例如，收复苏州后，几天内淮军就攻克了无锡、金匮。此招正好挠着戈登的痒处；军人的使命毕竟是赢得战争、赢得荣誉，纠缠于道德准则，实在不是戈登这个“大名鼎鼎的异邦人”登陆中国的目的。两个月后，李鸿章稍示和好，他便尽捐前嫌，再度和淮军并肩作战。不过，作为一个有原则的人，作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他拒绝收受朝廷赏给的一万两银子 ，以此表示个人对于杀降事件持有保留意见。他在褒奖令背面写下一段类似萨特拒绝诺贝尔文学奖宣言的文字：“由于攻占苏州后所发生的情况，我不能接受任何标志皇帝陛下赏识的东西” 。

　　李鸿章运用他在文学（叙事）、公关方面的技巧和手腕，平息了苏州杀降引起的风波。当其时也，值其势也，能如此大胆妄为、肆行其志，而又能收发自如、圆满收场，其任事之勇、干事之才，不得不令人佩服。但是，背理弃义，食言卖友，李鸿章“好用小智小术”，“于是而有惭德” ，不得不令人鄙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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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璟

程学启（1830～1864）字方忠，清桐城（今属枞阳县官桥区安凤乡）人。家世为农，少不羁，后流落在外。太平军踞安庆、破庐州，程学启以千夫长守庐州西门而被太平军俘获。旋投太平军陈玉成，使其佐叶芸来守安庆。咸丰十一年（1861年），曾国荃、曾国葆兄弟率湘军东下围安庆，程学启潜约降以作内应。一日，曾国荃派人扮作难民入城通消息，甫至程学启馆，已为叶芸来侦知，遣人相问，旋即以令箭调之。程学启就其令箭，招手下300余人夜出城叩曾国葆营门，呼曰：“今事发，与寇战突围至此，追者即至矣！”曾国葆下令开营门纳其众。太平军追至未及，遂驰还尽杀其妻子。其时曾国荃已令掘长壕围安庆，曾国荃军驻濠内，内置炮；程学启率500人扎濠外城下，当敌锋。坚守安庆的太平军在长期断粮的情况下，仍英勇抵抗。是年9月，安庆被清军攻陷。程学启以“功最”，擢为游击，赐花翎。旋从曾国荃陷无为、铜陵诸城，擢参将。
　　同治元年（1862年）春，曾国藩奏荐李鸿章率湘军和新募舒桐兵赴援江苏。李鸿章请以程学启从，曾国藩许之。3月，抵上海，立开字营，凡千人。5月，攻陷南桥，移军泗泾，被太平军围困数十重。程学启以炮击太平军，突围而出，与李鸿章援兵夹击太平军，遂破太平军松江之围。清廷赐程学启勃勇巴图鲁名号，擢副将。7月，伙同华尔洋枪队攻取青浦。8月，进攻北新泾，击太平军于七宝镇，以总兵记名。9月，谭绍光大举进攻上海，以10余万太平军攻四江口，围逼7昼夜。程学启从李鸿章部击破之，加提督衔，授江西南赣镇总兵。同治二年（1863年）3月，偕李鸿章弟李鹤章与戈登洋枪队攻克太仓。4月偕郭松林克昆山，以提督记名，予一品封典。7月，程学启进逼苏州。苏州城大而坚，攻击数月未克。10月，他伙同戈登洋枪队设浮桥猛攻，伤亡惨重，仍不得进。是时，曾国荃围天京，李秀成出援金陵，留谭绍光守御苏州。程学启见攻城受阻，遂密谋勾结苏州叛将郜云官作内应。郜云官与程学启副将郑国魁为旧相识，遂通过郑国魁单舸会见郜云官于城北阳澄湖，令斩慕王谭绍光为信。后3日，谭绍光召集守城诸将议事，郜云官即座上杀之，并杀其部属千余人，夜开齐门迎降。明日，程学启入城，时降将列名者8人，除纳王郜云官外，有比王伍贵文、康王汪安均、宁王周文佳、天将范启发、张大洲、汪怀武、汪有为，皆歃血誓死生，未剃发，且要求署其众为20营，划半城为屯。程学启佯许，密请李鸿章诛之。李鸿章谓杀降不祥，未决。程学启曰：“今贼众尚不下二十万，多吾军数倍，徒以战败，畏死乞降，心故未服。分城而处，变在肘腋，何以善其后？”李鸿章乃许之。次日，程学启令郜云官等8人出城谒李鸿章，乃刺杀之。并以郜云官等首示从曰：“八人反侧，已伏诛矣。”又搜戮太平军中拒命者2000余人。苏州陷落，导致了太平军苏南根据地的瓦解，至此，天京陷入腹背受敌的危急局面。洪秀全在军情奏折上曾批曰：“大厦未竣，拆梁人至矣。毁我天朝基业者，必程方忠也……。叛逆不除，天朝难固”。
　　同治三年（1864年），程学启进攻嘉兴，嘉兴四面环河，荣王廖发受顽强抵抗，恃险死守。程学启以炸炮日夜轰击城垣，毁城数百十丈，屡冲不得入。程学启大愤，自逾浮桥，率死士援梯登城，及半，头部中枪弹而仆地。3月10日，以创发毙命。

程璟

是我们一支的哦！我们老家以前就是官桥区安凤乡！现在官桥也是镇了，没有官桥区了，安凤乡没有了，并入会宫乡！

看来是老人不愿意说！他是太平军陈玉成的叛徒！我们家乡人崇敬陈玉成的，枞阳望龙庵（太平军枞阳会议旧址）至今还保留着太平天国英王陈的大旗！我曾经隔着窗户看过，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原来的还是仿造的！

程璟

程学启，字方忠，安徽桐城人。初陷贼中，陈玉成奇其勇，使佐叶芸来守安庆。咸丰十一年，率三百人自拔来归。曾国荃使领一营，战辄请先。安庆北门石垒三最坚，学启力攻拔之，绝贼粮道。未几，遂克安庆，学启功最，擢游击，赐花翎。从国荃克无为、铜陵诸城，擢参将。


同治元年，李鸿章率淮军规江苏，请於曾国籓，以学启隶麾下。濒行，国籓勉之曰：“江南人誉张国樑不去口，汝好为之，亦一国樑也！”三月，抵上海，立开字营，凡千人，最为劲旅。屯虹桥，贼猝至，败之。次日又至，击退，追至七里堡，大破之，会诸军克南镇桥。五月，从鸿章援松江，军於泗泾，贼酋陈炳文纠悍党突营，分股绕攻上海，学启营被围，力御，毙贼无算，仍不退。学启开壁冲突，贼披靡，与诸军夹攻，乃大溃。松江围解，擢副将，赐号勃勇巴图鲁。进破贼於青浦东北，复其城。八月，贼酋谭绍光由苏州来犯，败之七宝镇，进战北新泾，平其垒数十，以总兵记名。


九月，绍光复大举窥上海，围水陆各营於四江口，学启会诸军进击，贼扼桥布阵。学启陷阵，截断贼队，胸受砲伤，裹创疾斗，贼卻走，未渡河者悉歼之。三路围击，歼毙落水者数万，尽毁贼营，以总兵记名加提督衔，授江西南赣镇总兵。自虹桥、泗泾、四江口三捷，皆以少击众，於是增军至三千人。


二年，进规苏州，偕鸿章弟鹤章及英将戈登克太仓，贼酋蔡元隆诈降，击歼之。鸿章令学启总统诸军，学启曰：“昆山三面阻水，一面陆路达苏州，先断其陆，乃可克。”偕郭松林破苏州援贼於正仪镇，遂克昆山，以提督记名，予一品封典。连拔花泾、同里，克吴江。贼凭太湖结寨，学启扼飞虹桥，歼其酋徐尚友，乘胜破湖贼，悉平洞庭东山诸垒。


七月，直抵苏州娄门外永定桥驻军。苏州城大，四面阻水，宝带桥为太湖锁钥，贼死力争拒，合水陆军大破之，平其垒，亲督军扼守。李秀成自江宁率众来援，大战竟日，击走之。城贼数万复来争，亦击退。进破五龙桥贼垒，留营驻守，分兵破嘉、湖援贼於百龙桥、八坼，逐北至平望。


十月，李秀成纠李侍贤同踞无锡以为援，为刘铭传、李鹤章所缀，学启督战益急，连破贼於蠡口、黄埭，攻破浒墅关及十里亭、虎丘贼垒，於是苏州之围遂合。贼自盘门至娄门连垒十馀里，号曰“长城”，亦悉破。秀成知不可为，又江宁被围急，遂以城守付其党谭绍光，自出走。


贼酋郜云官与副将郑国魁旧识，密介通款，学启与国魁及戈登单舸见云官於洋澄湖，令斩绍光为信。秀成行三日，绍光会诸酋议事，云官即座上杀之，开齐门降。明日，学启入城，贼酋列名者八人，云官外，曰伍贵文、汪安均、周文佳、范启发、张大洲、汪怀武、汪有为，皆歃血为誓，然未薙发，乞总兵副将官职，署其众为二十营，划半城为屯。学启佯许，密请李鸿章诛之。鸿章谓杀降不祥，且坚他贼死拒心，未决。学启曰：“今贼众尚不下二十万，多吾军数倍，徒以战败畏死乞降，心故未服。分城而处，变在肘腋，何以善其后？”鸿章乃许之。次日，诸酋出城谒鸿章，留宴军中。酒半，健卒百馀挺矛入，刺八人皆死。学启严阵入城，以云官等首示众众曰：“八人反侧，已伏诛矣！”贼党惊扰，杀其悍者数百人，馀不问，分别遣留，皆帖服，苏州平。乘胜偕李朝斌水师克平望，复嘉善。



三年春，进规嘉兴，薄城下，破西门、北门贼垒七，分兵克秋泾、吴泾、合欢桥诸贼垒，逼贼筑砲台。贼自盛泽、新塍来援，皆击走之，围攻匝月，毁贼砲台二十馀。发地雷，裂城百丈，挥军肉薄而登，忽中枪贯脑，踣而复起，部将刘士奇继之，遂克嘉兴。捷闻，诏嘉其身受重伤，攻拔坚城，命安心医治，颁赏珍品。寻以创重卒於军。李鸿章疏陈其两年之间，复江、浙名城十数，克苏州为东南第一战功。优诏赐恤，称其谋勇兼优，赠太子太保，特遣员赐祭一坛，安庆、苏州、嘉兴建专祠，谥忠烈，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又加恩予三等轻车都尉世职，并为三等男爵。初学启投诚时，妻子皆为贼杀，以弟子建勋嗣，袭爵。






《清史稿.列传二百三》

程璟

不知道程建勋后人现在居何地？按照一般推断，应该是在安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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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好帖子，敢得罪桐城人，挖靠，搞死搞伤搞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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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忠烈用兵能相地势得士心

军事家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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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军最早的部队树(张树声)、铭(刘铭传)、鼎(潘鼎新)、庆(吴长庆)四营即陆续开赴安庆集训。与此同时，李鸿章还命令三弟李鹤章回合肥故乡招募旧部团练，响应投军的有内亲李胜、张绍棠，昔年好友 德模、王学懋，以及父亲李文安的旧部吴毓兰、吴毓芬等(这些东乡团练与西乡周盛波、周盛传兄弟的“盛”字营，均属第二批成军的淮勇，后由陆路陆续开赴上海)。

　　首批四营淮军抵达安庆后，曾国藩极为重视，亲自召见各营将领加以考察，并亲为订立营制营规。曾国藩担心新建的淮军兵力太单薄，还从湘军各部调兵借将，其中整营拨归淮军的有：1、属于湘军系统的“春”字营(张遇春)和“济”字营(李济元)；2、太平军降将程学启“开”字两营；3、湖南新勇“林”字两营(滕嗣林、滕嗣武)以及后到的“熊”字营(陈飞熊)和“垣”字营(马先槐)；4、曾国藩送给李鸿章作为“赠嫁之资”的亲兵两营(韩正国、周良才)。其中，以桐城人程学启部“开”字两营作战最为凶悍，士卒多系安徽人(丁汝昌当时即在该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