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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8-18 12:0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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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2]方以智
方以智生于明万历三十九年（公元1611年），卒于清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安徽桐城人，字密之，号曼公，又号鹿起，逃禅以后名行通，无可，五老，弦智，愚者，墨历，木立，药地，极丸，浮庐等。
方以智出身士大夫家庭。方氏，姚氏，张氏都是桐城地区这一时期主要的世族，而这些所谓世族的成员又经常是政治上（任朝廷官吏）、经济上（占有土地）和学术思想上的代表人物。方的曾祖方学渐除记录赴东林讲学的《东游记》外，著有《易蠡》，《心学宗》，《性善绎》，《铜川语》等书。因方学渐曾受学于泰州学派的耿定理，《明儒学案》把他列入《泰州学案》。
祖父方大镇，江西道监察御史，著《易意》，《野同语》，《宁淡语》，《性论》等。父方孔炤是崇祯时湖广巡抚，著《周易时论》，被《四库提要》列入存目。这书对方以智影响很大，方一生中经常提到它。
方以智一生可分三个时期。早期从青年时代到三十三岁里，过的是贵公子的诗酒生涯。中期自甲申从北京逃返南都，又经浙江，福建到两广，从三十四岁到四十二岁，经历了曲折颠连的几年。晚年从顺治九年（公元一六五二年）北归，到康熙十年（公元一六七一年）六十一岁时，病殁于赣江上万安城外的惶恐滩。这时期潜心学术，写出了大量理论著作。
（一）从青年时代到崇祯十七年（公元一六四四年）
方以智青年时代活动地点主要是南京和桐城，也间或经过江浙各地，最后去北京。
桐城泽社的活动。当崇祯初年，方以智在他父亲所建泽园中，成立“泽社”。社中有方的堂叔方文（字尔止），妹夫孙临（字克咸），以及钱秉镫（又名澄之），周岐（字农父）等人。方或赋诗作文，或读经、史，又关心“万物之理”，随时札记，积累了丰富知识，奠定了学术基础。
方的两位业师，一是白瑜（字瑕仲），一是江西金溪人王宣（字化卿，号虚舟）。当时王已七十余岁，所著《物理学》对方以智以后写作《物理小识》多有启发。
泽社中一群有朝气的青少年，往往慷慨酣歌，论天下大事。方自述说。“处泽园，好悲歌……好言当世之务，言之辄慷慨不能自止。”（《浮山文集·孙武公集序》）这个团体与当时东南一带的会社一样，不仅研究文学，也带上政治色彩。
那时，桐城阮大铖，是魏忠贤阉党的余党，崇祯初即被列入“逆案”名单。方的同学钱澄之曾加入阮大铖退居养晦时所创建的江社，经方以智劝阻后，又退出江社。《钱田间年谱》崇祯五年（公元一六三二年）条下记载了这件事：
“方密之吴游回，与府君（即钱澄之）言曰：吴下事与朝局相表里，先辨气类，凡阉党皆在所摈。吾辈奈何奉为盟主？曷早自异诸！”
“吴下事”指张溥，张采成立复社的事。“辨气类”就是要分清东林、复社与阉党的界限。这样一来，钱澄之转而参加泽社的文课，凡江社的会期都辞谢不赴。而作为“乡先辈”的阮大铖开始对方产生仇隙。
南都的《留都防乱公揭》 崇祯七年（公元一六三四年），桐城“民变”，方以智移居南京。结交天下名士有黄宗羲、吴应箕、陈贞慧、冒襄、侯方域、顾杲、沈昆铜、陈梁等人。崇祯十年（公元一六三七年）他们大会东林党被害六君子的孤儿周茂兰、魏学濂等于桃叶渡。方以智和陈梁曾写长诗纪事，为东林党扬声吐气。
这时阮大铖寄居南京，谈兵说剑，联络各方，希图再起。崇祯十二年（公元一六三九年）陈贞慧与吴应箕共同起草驱逐阮大铖的宣言《留都防乱公揭》。公揭以东林创始人顾宪成之孙顾杲以及黄宗羲为首署名，共计一百四十人。阮大铖在千夫所指之下，隐藏到城外牛首山，不敢进城。
尽管方以智这年春天回桐城，秋后重来南京应试，未曾在揭贴上署名。而阮大铖联系江社往事，仍认为公揭出于方以智主谋，因此怨毒更深。清顺治二年（公元一六四五年），弘光在南京即位，阮大铖夤缘通过关系成为兵部尚书，对大批东林后人以及复社成员进行了报复。
崇祯十七年（公元一六四四年）李自成入北京，方以智被起义军郭营所得，不久乘机逃到南京。这时阮大铖当权，修复旧怨，借口方以智在李自成入京后没有“殉节”，而把方列入“从逆六等”中的第五等，处理方法是“宜徒拟赎”。方以智在南都不能久留，由陈子龙介绍，经过浙江，福建辗转到达广州避难，结束了早年时代生活。
这一时期中，由于方以智对经、史、百家知识基础坚实，“凡天人，礼乐，律数，声音，文字，书画，医药，下逮琴剑技勇，无不析其旨趣”（《桐城耆旧传》卷六）。崇祯十四、十六年已分别开始写作《通雅》与《物理小识》。
方以智早年没有更多的研究哲学，而主要是写作诗、词和政治论文。他主张“公”和“明”。《通雅》卷首中说：“治在君、相，人在师教，学在实讲，公、明而已。”《浮山文集》中的《中涓（指宦官）议》中又引证了朱熹的“惟公惟明，相道毕矣”。他认为“公”就是没有偏见，“明”就是“能好能恶”。这与一百年后戴震所强调的“去私”与“去蔽”的政治主张有相通之处。
（二）从明崇祯十七年（公元一六四四年）至清顺治九年（公元一六五二年）
在广州期间，方以智改名吴石公，后被南海令姚奇胤（字有仆）所发现。姚是方的故人和庚辰（公元1640年）考试的同年，他请方为其儿子姚端的老师。
在南海令官署，方以智重新整理《通雅》旧稿。又曾写《锦缠玉》剧本，亲教伶人排唱。这时他写作的诗集取名为《瞻旻》。
方到粤不久，其夫人潘氏携第三子方中履经福建来广州团聚。顺治三年（公元一六四六年）桂王朱由榔在肇庆即位监国，任方以智为少詹事，翰林院侍讲学士。由于党派斗争，太监专权，他看到事无可为，坚决退隐在湖南广西交界的苗峒中。永历多次召他为东阁大学士，他十次上疏辞退。这些辞疏现在尚都保存，可以看出他当日对时局的观感。他的诗句“西南更望层云黑，谁把新亭泪眼看”！说明了他对永历朝廷的失望。
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清兵入广西桂林，瞿式耜与张居正的曾孙张同敞共同守城殉难。方以智去昭平仙回山“披缁为僧”。方中履随方以智入山“父析子荷，父汲子炊”，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终于被清兵搜出。清帅马蛟驎反复逼降无效，最后听任方为僧。方以智于是去梧州，在梧州云盖寺居住两年。至顺治九年（公元一六五二年）八月，偕同施闰章（宣城人，号愚山）至庐山，同年年底回桐城省亲。他的哲学著作《东西均》的开章即写于到达庐山之时。
这一阶段是方以智一生的转折点，从轻衣肥马的贵公子到流离转侧的苦行僧，从红灯绿酒到黄卷青灯，从入世到出世。《桐城耆旧传》的作者马其昶论方以智说。“躬豪杰之才，遭逢季运，以占毕称，岂其志哉。”就在这一阶段，对政治和社会的理想与抱负无从实现，于是全部精力转入著书立说的学术生活中。
在流离中缺乏图书资料，他自己说“作挂一漏万之小说家言，岂不悲哉。愚道人今年三十六矣，读书亦有命”（见《通雅》卷三附记）。然而在这一时期终于写成《物理小识》，《切韵声原》，《医学会通》，《删补本草》等书。
（三）从清顺治十年（公元一六五三年）至康熙十年（公元一六七一年）
方以智晚年，从顺治十年（公元一六五三年）算起，这年元旦，回到桐城浮山白鹿湖见到父亲方孔炤。他在《象环寤记》中说：“以祗支（袈裟，表示为僧）为退路，即为归路。”说明他在梧州为僧，其实际目的是为了回乡。安徽地方官要奏用他时，他说：“匹夫不可夺志，出世人安往（往何处），不得涅槃也？”“祗支”和“涅槃”成为他的遁词和借口。
就在这年，他重去离别十年的金陵，皈依天界寺的觉浪道盛法师。觉浪是当时佛教曹洞宗的前辈，曾因文字中称朱元璋为“太祖高皇帝”被清政府逮捕下狱，后查明系明亡以前所作而释放。觉浪的另一门徒啸峰大然也就是崇祯末年与方孔炤同系诒狱的御史倪嘉庆。
方以智“闭关”于金陵高座寺的看竹轩，潜心写哲学著作。作为曹洞宗的一个法门弟子，佛教对他有一定影响。另一方面，出家又只是与环境作斗争的一种手段。
陈贞慧的儿子，清初著名词人陈其年（名维崧）在方中德（方以智长子）的诗序中，对方以智早年豪华与此时的枯寂，作了描述：
“当时秣陵全盛时……密之先生衣纨縠，饰驺骑，鸣笳叠吹，闲雅甚都，蓄怒马桀黠之奴带刀剑自卫者，出人常数十百人，俯仰顾盼甚豪也。
“曾几何时，而先生已僧服矣。崧再过竹关（指金陵高座寺）而先生念故人子，必强饭之。饭皆粗粝，半杂以糠秕，蔬菜尤俭恶，为贫沙门所不堪者，而先生坐啖自若，饭辄尽七、八器。回思金陵时，时移物换，忽忽如隔世。”（《湖海楼文集·方田伯诗序》）
这段文字主要写崇祯末年方以智少年时在南京是一个家门鼎盛，仆从喧阗的乌衣子弟，而从两广北归在天界寺皈依觉浪以后成为一个自甘淡泊，特立独行的面壁头陀。方以智对夹有糠秕的粗饭和俭恶的蔬菜，不但自己能“尽七，八器”，而且强要“故人之子”（指陈维崧）与他共同享用。生动逼真的情景被陈维崧纪录下来。
《浮山此藏轩别集》中有方以智《自题游山小影》两则，当也作于这一时期，并录如下：
“自来自往，一叶指掌，浑身苍苍，日出眉上。踏碎青天，众山自响，何不归欤？问臃肿杖。”
“奇不奇，痴不痴，大地无寸土，曳杖何所之……游戏还登临，老病路险巇。不如一笔扫落五岳十洲之烟云。”
这些自我写照，深刻地表达了他当时的思想情况。“大地无寸土”一句反映出明亡后普遍存在于土大夫思想中的一种民族意识。“老病路险巇”是料及此后道路的不平坦。“踏碎青天”“一笔扫落五岳十洲之烟云”等句，以恣肆放纵的笔调写出壮怀不已的心情。
综合这些记述，我们看到一个倔强坚毅，不为环境所左右的生气勃勃的有志之士，同时也看到一个泰然自若，追求理想的思想家。境遇是艰苦困难的，然而心情是踊跃活泼的。李世熊在方中通《数度衔》序中说：“密之先生遭变出世，忍人所不能忍，行人所不能行，乃集三世大成，仔肩圣学，继往开来，俾益方世，岂偶然哉。”正说明这一情况。
而他的老友古文家和诗人宣城施闰章则记录下他当时的思想变化过程，以及三教合一的主张：
“无可大师，儒者也，尝官翰林，显名公卿间。去而学佛，始自粤西，遭乱弃官，白刃交颈，有托而逃者也。后归事天界浪公（即天界寺觉浪道盛）闭关高座（指高座寺）数年。刳心濯骨，涣然冰释于性命之旨，叹曰‘吾不罹九死，几负一生，古之闻道者，或由恶疾，或以患难，类如此矣’。盖其先父廷尉公（方大镇）湛深周易之学，父中丞公（方孔炤）继之，与吴观我太史（方以智外祖吴应宾）上下羲、文，讨究折衷，师少闻而好之。至是研求，遂废眠食，忘死生。以为易理通乎佛氏，又通乎老庄。每语人曰：‘教无所谓三也。一而三，三而一者也。譬之大宅然，虽有堂奥楼阁之分，其实一也，门径相殊，而通相为用者也。’”（《愚山先生学余文集·无可大师六十序》）
这说明方以智的学佛是由于遭遇九死一生的患难。在逃禅以后，又把早年家传的周易象数之学与佛、道思想综合起来，“通相为用”。这是一段如实的论述。方以智晚年杂揉《周易》，《中庸》，京，关，邵，蔡的象数学以及佛教和老、庄的思想资料，形成所谓方氏独创的“中五说”和“公因反因说”。
顺治十二年（公元一六五五年）方孔炤在桐城去世，方以智破关奔丧，按照儒家礼节，“衰绖成服，受吊如仪”，而且结庐墓侧，称为栾庐。说明他虽穿上和尚的大布衲，在思想上还是一个“儒者”。
这时方以智编定了方孔炤的《周易时论》十五卷，方以智同时自著《周易图象几表》八卷。两书合称《周易时论合编》共二十三卷，著录于《四库提要·易类存目二》。《周易时论》一书对方以智思想体系的形成起了主要作用。
方以智北归后，生活比较安定。从顺治十年至十七年（公元1653年到1660年），写成《药地炮庄》。
从一六六四年，方以智五十四岁起，由于吉安人士和庐陵县令于藻的邀请，成为吉安青原山净居寺主持，一直到康熙十年（公元一六七一年）因粤难去世，在青原山度过了最后的七年。这时期曾著《禅乐府》，并有《愚者智语录》，而主要的成就是继续啸峰大然编成《青原志略》。这儿应指出，在江西西部，赣江东岸的这个青原山，除了是佛教胜地相传是所谓七祖道场（七祖指唐开元时的弘济禅师）外，又是明代王学江右学派理学家讲学的中心。山中有“五贤祠”，所祀就是王守仁、邹守益（东廓）、聂豹、欧阳德、罗洪先（念庵）等五人。
这一时期，除了潜心著作以外，与各方面往还也很密切。魏禧对方以智晚年交游太广，社会关系较复杂，提出了婉转的讽喻。在方以智遭难去世前四年，康熙六年（公元一六六七年）魏僖在《与木大师（方以智借名墨历，又名木立）书》中所提出的一些问题，比较真实地反映出方当时的活动，是探索方以智晚年思想行动的史料，摘引如下：
“迩者道誉日盛，内怀忧谗畏讥之心，外遭士大夫（指官吏），群衲（指僧众）之推举，于是接纳不得不广，干谒不得不与，辞受不得不宽。形迹所居，志气渐移。”
与魏禧所记稍有出入，可以互相参证的是王夫之的记录：
“乃披缁以后，密翁虽住青原，而所延接者皆清孤不屈之士。且复兴书院，修邹、聂诸先生之遗绪。门无兜鍪之客。其谈说借庄、释，而欲檠之以正，又不屑遣徒众四出觅财。”（《船山遗书·搔首问》）
肖伯升在《研邻偶存》中记载他待人接物的态度是“行处则乎实，待人则春风”。
尽管学佛在深山古寺，但仍是与各方面诗文往还。虽然交游广泛，但“门无兜鍪之客，……又不遣徒众四处觅财”。这些说明他一如既往，不结交权贵，而忠实于自己的学术与理想。一方面无可奈何，静耽禅说，一方面广通声气，壮志犹存，这就是他晚年生活的矛盾。
他一生的著作有：
早期：从明末到甲申以后在两广避难时期（约公元1640年—1650年）：
《物理小识》、《通雅》、《浮山文集》（前编，全本藏北京图书馆）、《博依集》（此书北京图书馆有残本，北京大学有全本）、《膝寓信笔》（此书多通行本）。
中期：避地两广后以至北归桐城、南京等地时期（公元1644年—1652年）：《东西均》（此书现有中华书局一九六二年新印校点本）、《岭外稿》（在编排上属于《浮山文前编》的后半部，现均藏北京图书馆）、《浮山文后编》。
晚期：从两广北归后到康熙十年在江西逝世止（公元1652年—1671年）：《易余》（全书共约十二万字。现存当时抄本）、《药地炮庄》（有康熙萧刻本及民国二十一年（公元1932年）成都美学林排印本。美学林本删去了大量序言和前记）、《易图》（又名《寂历图》）、《鼎薪》（到现在为止，我们尚未得到此书存在的消息）、《青原志略》、《愚者智禅师语录》（有《嘉兴藏》本，分四卷，约三万字）；《一贯问答》、《冬灰录》、《五位纲宗》、《性故》（即《古今性说合编》）均有抄本；《禅乐府》（有一九三五年其后人方鸿寿铅印本）、《诸子燔痏》（方以智论诸子的著作，尚未发现）
此外尚有有关医药，音韵，及论诗词的著作，有存有佚，不再列举，待编辑其著作时，再作考证。
尚有《向言》，刻入《方氏七代遗书》中，《两粤新书》收入《海甸野史》中，都不是方氏的著作。应当注意。容肇祖先生发现钱谦益《初学记》卷二十三《响言》二卷与《七件遗书》本《向言》全同，经考证，确定系钱谦益所著。至于《两粤行书》非方氏之作，朱希祖在该书跋中有详细论断。
方以智逝世以来，他的著作在社会上流通而为人们熟悉的是《通雅》、《物理小识》和《药地炮庄》三书，《通雅》、《物理小识》不乏被人引用，如袁枚的笔记，陆耀的《切问斋文集》中都有零星引证，周中孚的《郑堂读书记》有对《通雅》的著录和评论。乾隆时日本三浦晋所著《赘语》中，多次引用《物理小识》。
《药地炮庄》尽管流传下来，但由于非常难懂，钱澄之曾说方以智“其所著书，好作禅语，而会通以庄、易之旨，学者骤读之多不可解”（见《通雅》序）．目前所知，清代尚未有人加以研究和论列。
方的其他著作，重要的如《易余》，《东西均》，《青原志略》等，有的迄未刊印，有的孤本流传。感谢三百年来的收藏保存者，方以智著作大部分尚有完整的刊本或稿本遗留，将是进一步研究方以智的有用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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