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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网贡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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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读《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录》,偶然看到毛主席点评《新唐书.徐有功传》的批语:
“命系庖厨,何足惜哉!此言不当。岳飞、文天祥、曾静、[b][color=red]戴名世[/color][/b]、瞿秋白、方志敏、邓演达、杨虎城、闻一多诸辈,以身殉职,不亦伟乎?”
徐是唐武则天时代有名的严正执法官,敢于主持正义不惜以死执法,毛对《新唐书》卷113《徐有功》研读非常仔细,加了很多标注,可见他对徐这个封建时代的执法楷模是赞许的,但他对徐辞去御史时所发的牢骚:“臣闻鹿走山林而命系庖厨者,势固自然。陛下以法官用臣,臣守政行法,必坐此死矣。”颇为不然,毛的这一段批注是对其委婉的批评,同时也是对“以身殉职”这一精神含义的理解和表白,[color=red]举出戴名世作为正面例子可见其对桐城文人的赞许和推崇。[/color]
毛泽东对桐城文人的赞赏可能是因为受曾国藩的影响。毛早期非常崇拜他的同乡先贤曾国藩,曾有“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之语,而曾一生非常倚重桐城派,他的“湘乡派”实为桐城派的分支和变体。曾利用自己的影响力网络了一大批桐城派文人来推动古文运动,除桐城派提出的义理、考据和辞章外,又自己提出了“经济致用”行文,使之以刚毅雄辩见长。其间桐城吴汝纶等曾门四大弟子执掌全国文坛,青年时期的毛泽东不可能不受其影响,我们参阅早期毛的古文,清幽古朴,隐隐有方姚遗风。其时的严复、林纾等人均服膺于桐城派,他们创立的侯官派为桐城派末期的又一支流,而毛泽东对这些清末文人也比较推崇,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提出:“……洪秀全、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所以在五四运动以后,以鲁迅、胡适等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干将对桐城文派猛烈抨击,而毛泽东却始终少有恶语相向。
另外毛泽东对桐城文人的推崇可能与桐城文人的民族气节和爱国精神也有关,远的如左光斗,马孟祯,何如宠等,近代的有阮鹗,姚莹、朱光潜等,无一不是正气浩然、大义凛凛的鸿儒大师,深谙历史的毛泽东不可能不留意一下这些如此集中又巧合的桐城傲骨。
无独有偶,1956年中苏关系恶化时候,毛泽东主席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时,曾吟咏张英著名的六尺巷回诗“一纸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可见毛泽东对桐城派和桐城文人还是有一定的研究的。抚古思今,在台湾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的时候,我们希望现在的政府能拿出毛泽东的气魄和胆量出来,想想当年桐城大将姚莹世怎么抗击英军守卫台湾的,用一些实际行动告慰当年这位伟人被迫留下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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