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乎！”----何谓桐城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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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乎！”----这是清朝乾隆年间世人对桐城文章的赞誉。

　　桐城派,又称桐城文派、桐城古文派，因其主要代表人物方苞、刘大魁、姚鼐均系桐城人，故名。桐城派是清代文坛上最大的散文流派其参与作家之众、播布地域之广、绵延时间之久，皆为中国文学史上罕见。

　　桐城文派源远流长，可以上溯到明末清初。桐城人方以智、钱澄之、戴名世，在古文理论和创作实践上，初步体现桐城文派的某些特征，可以认作桐城文派的前驱。

　　桐城派文论体系和古文运动的形成，始于方苞，经刘大魁、姚鼐而发展成为一个声势显赫的文学流派。方、刘、姚被尊为“桐城派三祖”。
　　 方苞，字灵皋，号望溪，出生于桐城一士大夫家庭。早在青年时代，方苞就有“以八家之文，载程、朱之道“的志向。32岁举江南乡试第一，39岁中进士，适逢母病未能参加殿试。44岁因受乡先辈戴名世《南山集》文字狱案牵连而入狱，经大学士李光地等人营救，得以赦免出狱。方苞继承明代散文家归有光的“唐宋派”古文传统，提出“义法”主张。“义”是指文章中心思想即封建正统的基本观点；“法”是指表达中心思想或基本观点的形式技巧，包括结构、条理、修辞等。他认为“义”与“法”之间为一经一纬，相辅相成，即内容与形式必须统一。方苞还提倡文章语言必须“雅洁“，淘汰杂质，创造清真雅正、谨严朴质的文体。他认为学习古文应以《左传》、《史记》为范本，而要学到《左传》、《史记》的精髓，又必须从唐宋散文八大家入手。方苞虽推崇古文，但也反对一味“求古求职典”，反对形式上拟古的古文倾向。这些主张均比较切实，便于人们掌握古文的正确写作方法，是对唐宋以来古文运动创作经验的总结，在文学批评史上具有积极意义。

　　方苞“义法”论的创立，为桐城文派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的门下有刘大魁、沈彤、沈庭芳等一大批弟子，其中尤以刘大魁、最有建树，为桐城文派承前启后的中坚人物。

　　刘大魁、字才甫，一字耕南，号海峰，桐城（今枞阳县陈洲乡）人。他读书勤奋，擅长文辞。青年时代游学京城，拜在方苞门下。方苞读其文章，赞叹不已，认为自己不如他：“如苞何足算也！邑子刘生，乃国士耳。“可见方苞对刘大魁是何等到看重。刘大魁晚年致力于教学，曾任皖南黟县教谕，后又主持歙县问政学院，归老于枞阳故里，一生著作颇丰。刘大魁补充发展了方苞的“义法”论，偏重于古文的艺术探讨。他在肯定文章思想居于首要地位的同时，认为文章的艺术性有相对的独立意义，指出文字“无一定之律，而有一定之妙”，因此必须重视艺术的体现。刘大魁提出了“神气”、“音节”、“字句”为文章要素的理论。“气”是指语言的气势，而“神”则是“气之精处”，是一种最本质的独特的风格，是作者性格特征在艺术上的体现。他认为文章的“神气”虽然难以看见，但能“于音节见之”，而“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从文章的字句、章节入手，就可以体察文章的神气，看出作者思想感情的起伏、顿挫，这无疑是总结我国诗歌韵律学说中的理论，并运用到散文领域。刘大魁认为，进窥古文“义法”的奥妙应当从熟读古文入门：“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合而读之，音节见矣；歌而咏之，神气出矣。”这就是后来桐城古文家学文与作文的秘诀，后代传桐城文法者无不以此为不二法门。
　　刘大魁门下弟子众多，以姚鼐最为杰出。姚鼐字姬传，一字梦谷，室名惜抱轩，弟子称他为惜抱先生，清桐城人。姚鼐幼时十分好学，拜刘大魁为师学习古文。乾隆二十八年中进士，官至刑部郎中。历任山东、湖南乡试副考官，乾隆三十八年入四库全书馆任任篆修官。《四库全书》修成后，他辞官回乡，致力于教育和精研学问，先后主讲于扬州、安庆、歙县、南京等地书院，其弟子遍及南方各省，名扬天下。作为桐城派的第三代祖师，姚鼐发展了方苞的“义法”论，提出了义理、孝据、词章三者合一的主张，使桐城派文论具有更完整的体系和周密的理论性。他的另一个重大贡献就是提出了富有创见性的阴阳刚柔说，这是我国古代散文审美理论和风格特征的重大命题。姚鼐认为文章的阴阳刚柔变化，是作者性格、气质、品德的表现。用阴阳刚柔这个哲学概念解释文章风格的来源和散文的风格特点，无疑是一个创举。姚鼐在教学之余，还选辑了《古文辞类篆》一书，作为弟子学习古文范本。

　　姚鼐之后，直至本世纪初，先后有“姚门四杰”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姚莹，曾国藩及“曾门四弟子”张裕钊、吴汝纶、薛福成、黎庶昌以及林纾、姚永朴、姚永概等卓立文坛。桐城派文章大都具有不可低估的艺术魅力，成为一代文学正宗。具体的说，论文观点鲜明，逻辑性强，辞句精练，间有卓识；游文章写景状多有传神之笔，能抓住特征加以渲染，使一山一水一木一石生机盎然，俱能寄寓对世情的感叹；传状之文，刻画生动，情见于辞；纪事之文，叙述扼要，流畅时晰。平易近人，清新可读，是其整体的流派特点。其中脍炙人口的散文名篇有方苞的《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的《登泰山记》等。


　　“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白话文学随之而生，给了桐城派致命的打击。而林纾仍在鼓吹“尊孔读经”，逆时代潮流而动，反对新道德，反对新文学，被斥为“桐城谬种”，理所当然的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批判对象，桐城派古文运动自此终结，然而，不能据此把崛起于200余年前的桐城文派定为反动流派，一概否定，正如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说，“不能以其末流之堕落，归咎于作始”。对于这个在中国文学史上发后过较大影响的散文流派，应该全面、客观、公正地予以评价。

桐城派源流　

　　时间为清康熙、乾隆年间，代表人物有戴名世、方苞、刘大櫆。明代中叶以后，桐城学术兴起，士人多结社讲学，“能振笔为古文者，代有传人”。明末清初，方以智、钱澄之等人致力于古文振兴，开桐城派先河。方以智的《文章薪火》，推崇左(传)、国(语)、庄(子)、司(马迁)为文章嫡传，反映了当时桐城学者的主要倾向。钱澄之“屏弃俗学八股文,专治经书古文”，文章“精洁”、“典雅”，“使读者为之目明而心开”，为桐城派作了示范。　　戴名世是桐城派孕育过程的继往开来者，他以时文和古文创作名重于世，并针对明末故作艰深、虚矫的文风，提出了“言有物”、“修辞立其诚”的见解，主张为文道法辞兼备，精气神合一，实为桐城派义法理论的先驱。
　　1644年清王朝入关后，为巩固其封建统治地位，采取尊崇儒家理学的策略，以软硬两手迫使知识分子就范，宣扬“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统治之所系也”。统治阶级的政治思想，给宣扬儒家道统的文学带来了发展良机。桐城派创始人方苞及其古文流派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的。方苞早在青年时代，就有以唐宋八家之文，载程、朱之道的志向。25岁时，他在京师与姜西溟、王昆绳论“行身祈向”时就曾说过“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王兆符《方望溪先生文集序》)。以后，他在《读史记八书》、《书史记十表后》中提出了“义法”主张。及至从《南山集》案中解脱后，“义法”说得到了进一步明确和完备，雍正十一年(1733)，方苞任翰林院侍讲学士，替和硕果亲王编成《古文约选》，便为“义法”说提供了一部示范书。在此书“序例”中，他阐述了道统与文统统一的问题，揭示了“助流政教之本志”。《古文约选》当即“刊授成均诸生”。乾隆之初，又“诏颁各学官”，成为官方的古文教材。方苞所写倡导“义法”的“序例”，也就具备了“钦颁”的权威性。自此，“义法”之说，受到士林的普遍重视。
　　方苞授徒数十年，弟子甚众，他们在道学、经学、义理等方面各有侧重，后多成为推动桐城古文运动的中心人物，其中主要有县人叶酉、张莘农，宁化雷铉，吴江沈彤，天津王又朴，仁和沈庭芳，大兴王兆符，歙县程鉴等。县人刘大櫆长于古文，辞如欧苏，文气富丽，虽与方苞异趣，无师承关系，但他对方苞极为敬服，方亦对他的散文极推重。
　　刘大櫆文学活动，主要在乾隆时期。他蹇于仕途，一生致力于教学和著述。在继承方苞“义法”说的基础上，提出了“神气”说。其弟子以桐城姚鼐、王灼，歙县吴定、程晋芳，常州钱鲁斯等最为著名，在刘大櫆诸弟子中，姚鼐学宗方、刘，由欧王入左史，其文纡徐卓荦，风格雅洁醇正，为桐城古文正传。钱鲁斯、王灼又以师说诵于阳湖恽敬、武进张惠言。恽、张遂弃考据、骈骊之学，从事古文写作与研究。恽文廉悍，张文渊雅。其徒有阳湖陆补孙、陆邵人、董估成、董思诚、张琦，武进董士锡、谢士元、汤春帆，无锡秦小岘，山阴王绍文，钱塘戴熙等数十人，自成体系，世系“阳湖派”。其所传均方、刘家法，实为桐城派初创期的别支

　　时间为乾隆年间至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代表人物是姚鼐。姚鼐是桐城派集大成人物。乾隆四十二(1777)，他在《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中，正式亮出了桐城派的旗号。在此文中，他引用吏部主事程晋芳、编修周永年所云：“为文者有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维盛清治迈逾前古千百，独士能治古文者未广。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此文还阐述了方苞、刘大櫆以及姚鼐之间的理论继承关系，揭示桐城古文形成派系的端绪。此后桐城派之名遂显于世。
　　姚鼐初受业于古文家、伯父姚范，继师事刘大櫆，充《四库全书》馆编修官。中年称疾归里，先后主讲钟山、梅花、紫阳、敬敷书院四十余年，传授古文法，培养写作人才。姚鼐为文修洁雅醇，气质较方苞恣肆，较刘大櫆严谨，涉猎汉、宋诸学，兼及考据、训诂。为文提倡“考据、义理、辞章”兼备。其所编《古文辞类纂》，世人称为古文读本最精赅之书。桐城派至姚鼐，文章风气始遍及全国，形成所谓“家家桐城”、“人人方姚”的局面。姚氏门下以上元梅宗亮、管同和桐城方东树、姚莹影响较大，世称“姚门四杰”。其次桐城刘开、新城陈用光、娄县姚椿、宝山毛岳生等亦在高足之列。他们又转相传授，徒友日众。方东树在文坛上成就卓著，其弟子有桐城戴存庄、苏停元、方宗诚、陈澹然等；姚莹长于经济，其弟子有武进卜起元，合肥徐子岑等；陈用光弟子有青阳祁春浦；姚椿弟子有平湖顾之誉和吴江沈日富、陈寿熊等。此外，宜兴吴德旋既师事姚鼐，又师承张惠言，得桐城、阳湖两家之法，为文清曲澹雅，其弟子永福吕同沧秉承师学，晚年回归乡里，倡导后进，开粤西古文之学，为世人所重，此为桐城派又一别支。 姚鼐卒后，其弟子梅宗亮声誉最高，有继主文坛之势。他主讲京师，高徒云集：有广西临桂朱琦、龙启瑞，平南彭昱尧；江西新城陈学受、陈溥，南丰吴嘉宾；湖南新化邓显鹤，武陵汤彝珍，湘阳郭嵩焘，善化孙鼎臣，湘潭欧阳勋，淑浦舒寿，江苏金匮张端甫，无锡秦澹如，山阳鲁一同；浙江仁和邵懿辰，瑞安孙衣言，诸暨金坤；山西代州冯志沂，平定张穆等。南北诸省，皆有桐城派传人，形成了一个声势颇大的古文流派。

　　时间为1840年鸦片战争后至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这一时期，桐城派的威望和影响虽不及乾、嘉时期，但流行区域广，人数多。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补遗载桐城派作奉1200余人(内女士2人，日本人2人)，其中多数为桐城派末流作家。鸦片战争后，中国已由封建社会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转变。“文章与世变相同”。遵循封建道统、文统的桐城派，面临着“世变”的挑战。梅宗亮、方东树固守阵地，不遗余力，但桐城派的壁垒仍然开始动摇。此时，湘乡曾国藩出来重振桐城派旗鼓，以其政治上的实力和才干，网罗了一批桐城派文人，提出了自己的学术见解，将古文运动继续推向前进。曾氏自称私淑姚鼐，论文于义理、考据、辞章之外，强调“经济致用”，文体为之一变，以刚毅雄辩见长，世称：“湘乡派”，实为桐城派的变体。曾国藩弟子以武昌张裕钊、桐城吴汝纶、遵义黎庶昌、无锡薛福成名重一时，有“曾门四大弟子”之称。张、吴立教燕、冀，弟子多达数百人。师事张氏的主要有荣城孙葆田，南通张謇等；师事吴氏的主要有冀州赵衡，南宫李刚元等。同时师事张、吴二氏的有武强张涛，通州范当世，新城王晋卿，，桐城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以及吴汝纶之子吴闿生等。不在弟子之列而膺服于桐城派的有侯官严复、林纾、陈衍、吴宗祺等，时称“侯官派”，实为桐城派末期又一支流。 继曾国藩“四大弟子”之后，马其昶声誉最高，有桐城派“殿军”之称。但此时中国，已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尖锐复杂，坚持程、朱道统的桐城派已远远落后于时代潮流。兼之末流作家拘泥桐城“义法”，索之一字一句，抱残守缺，以为格律，有悖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以致于逐渐消沉衰亡。这是历史的必然。但这一时期，大多数桐城派作家却能坚持爱国主义立场，他们的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思想在政治活动和创作活动中都有所反映。方东树的《病榻罪言》、梅宗亮的《与陆立夫书》王拯的《王刚节公家传跋尾》、鲁一同的《关忠节公家传》等文章以及姚莹、张裕钊、马其昶等人部分作品多抒发了爱国情怀，或表现了悲壮之志。姚莹还身体力行，在台湾兵备道任上坚持抗英，且屡战屡胜。他有关记载战事的散文，爱国之情溢于言表。此外，薛福成主张振兴工商经济，吴汝纶力倡创建新学，林纾、严复大量翻译西方名著，以求社会改良，也都具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色彩，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桐城派文论
　 桐城派散文理论，早期受影响于方以智、钱澄之，滥觞于戴名世，正式提出的则是方苞，后经刘大櫆补充，至姚鼐发展而形成。
　　“义法”说：方苞专治古文，首倡“义法”说，主张“言有物”、“言有序”。其关于“义法”的完整议论见于《又书货殖传后》：“《春秋》之制义法，启太史公发之，而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经而法纬之，然 后为成体之文。”方苞借谈《史记》论“义法”，涵义明确。“义”即思想内容，指宋儒义理，也就是纲常之理。
“言有物，即要求文章有充实的、可以致用的理学内容；“法”指文章的艺术形式，即文章的作法。“言有序”即要求文章剪裁得体，结构严谨，语言雅洁，趋于规范化。方苞根据“义法”剖析具体散文作品时多次指出：“义法”最精者莫如《左传》、《史记》，而学习“左”、“史”的“义法”，必须研读唐宋八家之文，从中揣摩体会。这使习古文者有轨迹可循，易于成就。
　 “义法”说，仅限于经传义理，篇章法度、详略、虚实、措注、排纂等，但对于文采、形象、风格、境界等有关散文艺术美方面均未涉及。
　 “神气”说：刘大櫆在接受“义法”说的基础上，突破了“因文以见道”的框框，而在并不完全依附于道的散文艺术方面，发挥了自己的见解。他在《论文偶记》中说：“行文之道，神为主，气辅之。曹子桓、苏子由论文以气为主，是矣。然气随神传，神浑则气灏，神远则气逸，神伟则气高，神变则气奇，神深则气静，故神为气之主。”“神”即精神，是作者心胸气质在文章中的表现。“义”偏于思想,"神"偏于感情，更富于个性；“气”指洋溢于文章中的气势，“气”决定于“神”，“神”“气”统一，形成文章的艺术境界，或雄伟、或飘逸、或静穆、或深沉。并提出了神气见于音节，音节见于字句，或字句见于音节，进而求神气的途径。他在《论文偶记》中还说：“神气者，文之最精处也；音节者，文之稍粗处也；字句者，文之最粗处也。然论文者而至于字句，则文之能事尽矣。盖音节者，神气之迹也；字句者，音节之矩也。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
　　 刘大櫆关于神气与语言关系论述，具体切实，提供了一个散文创作、学习、欣赏的门径，有其独到之处。但把字句、音节、神气的关系归结为一个凝固不变的公式，不免拘泥和片面。
　　 “义理、考据、辞章”说：乾、嘉时期，汉学大盛，宋、汉两派门户对立日益尖锐。而清政府在继续张扬理学的同时，看到汉学可以吸引大量知识分子“皓首穷经”，有利于政治上的的安定，同时，宋学的明理和汉学的通经，就其内容实质也并不矛盾，因而采取了调和宋、汉两派的策略。姚鼐正是在此情况下坚持“义法”说基本观点，提出了“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相济”和“以能兼长者为贵”的主张。他在《述庵文钞序》中说；“余尝谓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是三者，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今夫博学强识而善言德行者，固文之贵也；寡闻而浅识者，固文之陋也。然而世有言义理之过者，其辞芜杂俚近，如语录而不文；为考证之过者，至繁碎缴绕，而语不可了当。以为文之至美，而反以为病者，何哉?其故由于自喜之太过，而智昧于所当择也。夫天之生 才，虽美不能无偏，故以能兼长者为贵。”
　　姚鼐认为：“夫古人之文，岂第文焉而已。明道义、维风俗以昭世者，君子之志；而辞足以尽其志者，君子之文也。”(《复汪进士辉祖书》)其意与方苞“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相同。但在“义法”之外加上考证，则可以更好地防止空言义理，使理有所凭，文章内容更加坚实，可收“既物以明理”之功。故姚氏认为：“以考证助文章之境，正在佳处。”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相济的主张，对当时宋儒、汉学两派的对立有所缓和，有利于扩大古文家的门户，对桐城派能够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作家集团起了很大的作用。
　　 “神、理、气、味、格、律、声、色”与“阳刚、阴柔”说：姚鼐对“义法”与“神气”说的重要发展，表现在他注意并阐发了古文作为文学作品的艺术特征。一方面，他融合方苞“义法”说与刘大櫆的“神气”说，提出了“神、理、气、味”与“格、律、声、色”相统一的观点。他在《古文辞类纂序》中说：“凡文之体类十三，而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者，
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学者之于古人，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终则御其精而遗其粗者。”
　　上述“理”，与方苞所谓“义”同；“神”、“气”与刘大櫆的“神”、“气”相近；“味”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格”、“律”为作品的格式与法度，近于方苞的“法”；“声”即刘大櫆所谓“音节”；“色”为辞采。神、理、气、味作为“文之精”，包括了散文的思想、形象、境界；格、律、声、色作为“文之粗”包括了散文的格式、法度和语言音韵词采的艺术美。精寓于粗，二者融合而成文。如此论文比“义法”、“神气”论文都较完整而丰富，这对古典散文艺术是一个较为全面的总结，对古文的创作、学习、欣赏亦具有启发性。另一方面，姚鼐从艺术风格的角度比较充分地论述了“文章之美”。这是方苞、刘大櫆未能触及的。在《复鲁絜非书》中，姚鼐具体阐述了“阳刚”和“阴柔’’各种风格美。认为阳刚、阴柔不可“一有一绝无”，应是主刚而含柔，主柔而含刚，阴阳相生，刚柔相济，才能达到美的境界。“阴阳刚柔并行而不容偏废。有其一端而绝忘其一，刚者至于偾强而拂戾，柔者至于颓废而阉幽，
则必无与文者矣”(《海愚诗钞序》)，肯定了散文风格的多样性和作家艺术风格的美学价值。至此，桐城派的文论，大体臻于完备。

桐城派散文创作
　　桐城派散文作品浩繁，以文从字顺，清通驯整，精严雅洁为特色。清代以来，编辑出版的桐城派桐城籍主要作家文集有戴名世的《戴南山先生全集》14卷，方苞的《方望溪先生全集》32卷，刘大櫆的《刘海峰诗文集》22卷，姚鼐的《惜抱轩全集》85卷，方东树的《仪卫轩文集》12卷，方宗诚的《方柏堂文集》92卷，刘开的《刘孟涂文集》44卷，姚莹的《中复堂全集》98卷，戴钧衡的《味经山馆诗文钞》10卷，吴汝纶的《桐城吴先生全书》19卷，马其昶的《抱润轩文集》22卷等。1984年由北京师范学院王凯符、漆绪邦选编的《桐城派文选》一书，收入上列作家散文作品93篇，集中代表了桐城派散文创作的艺术风格。文选表明,桐城派得以绵延久远，成为一代文章正宗，其散文创作的艺术成就不容忽视。其论说之文，虽乏宏博，但辞句精炼，逻辑性强，间有卓识；游记之文，写景状物，多有传神之笔，能抓住特征加以渲染，使一山一水一木一石生机盎然，且能寄寓对世情之感叹；传状之文，刻画生动，情见于辞；记事之文，叙述扼要，流畅明晰。总之，桐城派散文大都平易近人，清新可读，形成了一个整体的流派特色，并在艺术风格方面又具有各自的个性特征。戴名世主张道、法、辞并重，精、气、神合一，寓雄奇犀利于简洁朴实之中，长于史传，杂文、游记亦颇具特色。方苞“以义法为宗”，为文静重博厚，出语朴重，其代表作《左忠毅公逸事》、《狱中杂记》等，剪裁精当，笔墨简洁，绘形传神，真切生动，被后世一直列为古典文学教材。刘大抛“以晶藻音节为宗，虽尝受法于望溪，而能变化以自成一体”。其文气肆才雄，恢宏壮阔，所作《答吴殿麟书》，气充势足，挥洒自如，辞采华富，表现了刘文“洋洋乎才力之纵恣，无所不及”的特点。姚鼐的散文艺术成就较高的是写景文，他“以神韵为宗”，为文“纾徐卓荦，撙节粱括，托于笔墨者，净洁而精微。”(以上均引自戴钧衡与方宗诚合编的《桐城文录》)。所作《登泰山记》等游记，观察敏锐，描摹维肖，色彩鲜明。姚鼐以后一些作家的散文，诸如姚莹“雄奇真切”，刘开“纵横晓畅”，方东树“沉雄坚实”，吴汝纶“恣肆老练”，马其昶“思深辞婉”，均具有各自艺术风格。

　　此外，桐城派非桐城籍作家的散文创作同样是浩如烟海、汗牛充栋。文章风格在大体上继承了桐城派的庄重典雅的同时，又各具特色。如薛福成的从容而稍带刚气，林纾的婉曲而偏于柔弱等。



此为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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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酱油耍酒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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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中

戴名世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桐城之子

正式提出的则是方苞，后经刘大櫆补充，至姚鼐发展而形成。

文章甲天下,冠盖满京华!!!!

桐川

[size=3]方 苞
李戴张冠错入牢，牢中杂记似离骚。
清风也识桐城路，过府穿衙送报条。


从文化视角考察桐城派的兴起






曾 光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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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派是有清一代延绵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个散文派别。桐城派古文具有鲜明的特色，内容上以宣扬程朱义理、封建伦理道德为主；形式上结构谨严，剪裁精当，文辞雅洁，平易畅达，声调抑扬，杂以说理，辅以考证。



桐城派一般以康熙年间的方苞为初祖， 1930年，桐城派殿军马其昶去世，桐城派至此才划上句号。桐城派的发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初期桐城派以活动于康熙至嘉庆年间的方苞、刘大櫆、姚鼐为主要代表。这三人均为安徽桐城人，桐城派因此得名。方苞关于古文文论基本纲领的 “义法”说；刘大櫆关于“神气”、“音节”、“字句”的文章要素理论；姚鼐关于“义理、考据、辞章”的古文创作论，奠定了桐城派的古文理论体系。中期桐城派主要活动于晚清时期，主要代表有梅曾亮、方东树、曾国藩、黎庶昌、吴汝纶等人。这一时期的桐城派在时代变化面前，一方面承继桐城派先辈衣钵，一方面在古文理论与创作上都有所变革，一定程度跟上了时代变革的步伐。后期桐城派，即桐城派末流，主要活动于辛亥革命以后，其遗老林纾、马其昶等人固守桐城派古文与程朱义理，在新文化运动中被斥为“谬种”、“妖孽”。



桐城派是有清一代影响最大的一个散文派别，但少有学者从文化的视角来考察它产生的原因。本文将选取狭义文化的视角，力求对桐城派的兴起作一系统的考察，并对桐城派这一文化现象兴起所依托的区域背景作一客观分析。






一






作为观念形态的狭义文化，是与政治和经济相对应的文化。狭义文化主要包括文学、教育、学术思想、艺术、社会习俗等具体的文化领域。从狭义文化的视角出发，可以相对全面而又具体地去理解一个文派的兴起。



从狭义文化的角度考察，桐城派的兴起当与文学、教育、学术等具体文化领域的发展密切相关。



（一）文学发展、学术流变与桐城派的兴起



从文学角度看，唐宋古文的勃兴源于骈文末流的衰敝，清代桐城派的兴起则源于唐宋以后古文的没落。



古文一脉，兴盛于唐宋，至元代日渐衰落。在有明一代，则几经兴衰沉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尧峰文钞》中说：“古文一脉，自明代肤滥于七子，纤佻于三袁，至启、祯而极蔽。”[1] 此观点虽显偏颇，但也大体勾勒出明代古文的发展脉络。



明初，宋濂重倡韩、柳的载道之文，但作为个人的文学主张，并没有在文坛上形成多大的影响。宋濂以后的“前后七子”，却揭櫫“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文学复古旗帜，[2]认为文自西汉以下，皆不足观，唐宋古文受到了“前后七子”的排挤与轻视。虽然在复古的态度上，“前后七子”与韩、欧等人并无区别，但两者的文学理论与创作态度却有很大差异。“前后七子”全然没有唐宋古文诸家“以复古为创新”的精神，他们把秦汉之文作为顶礼膜拜的对象，一字一句地进行摹拟，认为文章须“无一语作汉以后，亦无一字不出汉以前”，[3] 否则不能得古人神髓。形式上过于规模古人，成为“古典的形骸”，[4]大大削弱了文章的感染力。



明代中叶，以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为代表的唐宋派不满于“前后七子”的一味拟古，他们推尊韩欧之文，反对盲目复古、摹拟剽窃的文风，提倡唐宋古文诸家学古创新、平易通达的传统。归有光对“前后七子”轻视韩、欧的态度甚为不满：“文章至于宋元诸名家，其力足以追数千载之上，而与之颃颉；而世直以蚍蜉撼之，可悲也。”[5]归有光曾撰专文批驳“后七子”，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样评价归有光：“自明季以来，学者知由韩、柳、欧、苏沿洄以溯秦、汉者，有光实有力焉”。[6]但由于唐宋派本身的文学成就不高，故影响有限。



继唐宋派而起的明末公安派受李贽“童心说”的影响，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 的文学主张，不仅与机械地摹古拟古的“前后七子”针锋相对，也与唐宋派文道合一的主张迥异，具有浓厚的反道学思想。公安派强调文学应充分表现作者的个性，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儒家思想对文学的束缚，是对传统文学与政治紧密联系模式的突破。但公安派末流局限于对个人感情与闲情逸致的抒发，文学成了个人感情的小摆设。



纵观有明一代，韩、欧古文传统仅仅在影响有限的唐宋派笔下得以短暂的传承，“前后七子”对韩、欧古文的鄙薄，公安派对载道文学的轻视，使韩、欧古文在有明一代难以立足。



但古文精当简明、文道结合的特点，使它在传统文化中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古文虽屡有沉寂，但总能重新走向兴盛。正如朱仕绣所说：“盖自周以降，二千年间，文章每降益衰，然其间辄有振起之者。故文衰於六朝，韩愈振之。降而五代，欧阳修振之。及其后又衰，姚燧振之。明文何、李、王李之伪，王慎中、归有光振之。若今之为遵岩、震川者，盖不知何人也？”[7]



明清易代，亡国的教训使遗民作家一改明末浪漫颓废的文风，走向简洁崇实，这就为古文的复兴提供了契机。汪琬、魏禧、侯方域为清初古文三大家，三人行文皆宗唐宋韩、欧古文传统。虽然三人并未提出系统的古文理论，明遗民的特有身份也使他们的文学思想难以在文坛产生很大的影响，但三人确为古文在有清一代的先导，为桐城派的崛起打下了根基。



康雍年间，桐城人方苞提倡文宗韩、欧，学宗程、朱，以“义法”为特色的桐城派古文正式走上清代文坛。经过刘大櫆、姚鼐的传承，蔚然成派。其成派及壮大发展过程恰如王先谦所说：“自桐城方望溪氏以古文专家之学，主张后进，海峰承之，遗风遂衍。姚惜抱禀其师传，覃心冥追，益以所自得，推究阃奥，开设户牖，天下翕然号为正宗。承学之士如蓬从风，如川赴壑，寻声企景，项领相望，转相传述，遍于东南。由其道而名于文苑者，以数十计。呜呼！何其盛也！”[8]



综之，从散文本身的发展规律看，桐城派的出现是明代以来许多散文家为承继先秦两汉、唐宋时期的散文传统，廓清“前后七子”的机械摹古风气，共同致力于散文革新的结果。



此外，桐城派的兴起还与清代学术流变有关。清朝推尊儒学，对程朱理学推尊备至，视程朱“道统”为维护“治统”的有力武器，故程朱理学在有清一代一直处于官方主流学术的地位，程朱义理也是维护清代社会的道德规范与社会秩序的重要理论基础。桐城派的创始人方苞标榜“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的行身祈向，不仅表明了自己文章家的身份，也表明了自己的学术选择。作为古文家的方苞对宋学的选择不仅将古文与宋学紧密地联系起来，也使桐城派具有了维护社会道德、秩序的强烈色彩，这就使桐城派自开派之初就在文坛上奠定起正统的地位。作为桐城派立派的关键人物姚鼐提出“义理、考据、词章”三事说，顺应了当时学术兼采的趋势，故刘声木说：“桐城文家虽喜言宋儒之学，然义理词章考据三者并立，不偏重义理，所以能独立千古。”[9]关于桐城派的兴起与清代学术之间的关系，相关的研究成果已经很多，此处不再赘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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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川

[size=3]（二）清代科举制度与桐城派古文的兴盛



清代科举制度对桐城派古文的兴盛有极大的推动作用，此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时文与古文的密切关系，二是桐城派创始诸人与科举制度的密切关系。



清朝开国以后，在顺治二年（1645）举行首次乡试，清朝科举制度遂正式开始。科举制度作为一种官员选拔制度发展到清代已相当严密、成熟，正如《清史稿》所载：“有清以科举为抡才大典，虽初制多沿明制旧，而慎重科名，严防弊窦，立法之周，得人之盛，远轶前代”。[10] 科举制度通过功名吸引了众多知识分子的注意力，许多士子为博取功名，不惜皓首穷经。由于清代科举以八股文为规定考试文体，故八股文成为各级学校的教学重点，成为士子们追逐功名的武器。有意思的是，八股文在清代的再度风行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古文的兴盛，为桐城古文派的崛起提供了条件。



八股文又被称为时文，以与古文相对。时文虽有种种弊端，但却与古文有许多相通之处：首先，时文与古文都恪守程朱义理；其次，在艺术手法上，时文讲究开阖、顿挫、呼应之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古文艺术手法的借鉴。许多士子为了避免熟滥，很自然地借鉴古文的某些艺术特征来创作时文。明清两代就有不少以时文标准选编、评点古文的选本。李元度在为李抚九选编的《古文笔法百篇》作序时这样谈及古文与时文的关系：“古文者，别乎时文而言也。近代选家如茅鹿门、储同人、汪遄善之徒并有评本，识者谓未能尽帖括气习。然余论古文之极致，正以绝出时文蹊径为高；而论时文之极致，又以能得古文之神理气韵机局为最上乘。明之震川、荆川、陶庵，昭代之慕庐、百川、望溪，皆以古文为时文者。功令以时文取士，士之怀瑾握瑜者宾宾然争欲自泽于古，有能导以古文之意境，宜莹然而出其类矣。”[11] 曾国藩也注意到了古文一派的文章与时文之间的密切关系，他说“自有明以来，制艺家之制古文，往往取左氏、司马迁、班固、韩愈之书，绳以举业之法，为之点，为之圆圈，以赏异之；为之乙，为之围鑯以识别之；为之评注以显之”。[12]由此可见，以古文为时文，可提高时文的水准，明清士子为在科场出人头地，自然要究习古文，以图将“古文之神理气韵机局”融入时文，取得“莹然而出其类”的效果。



桐城派创始人方苞所以能在文坛声誉鹊起，与他在科场得售有关。戴名世在《方灵皋稿序》中曾说：“今岁之秋，当路诸君子毅然廓清风采，凡属著才知名之士多见收採，而灵皋遂发解江南。灵皋名故在四方，四方见灵皋之得售而知风气之将转也，于是莫不购求其文。”[13]此处当指康熙三十八年（1699）方苞举江南乡试第一之事，方苞本以古文闻名，科场得售更促使士子们访读其古文，试图从中探求科场的敲门砖。



方苞编选的《古文约选》与《四书文选》，更是将古文与时文紧密联系起来，推动了古文“义法”的广为传播。



雍正十一年（1733），方苞奉果亲王命，编选《古文约选》作为八旗子弟的教本。《古文约选》主要收录两汉书、疏及唐宋八大家文。在《古文约选》的序言及编选体例中，方苞系统阐述了“义法”说及“文统”、“道统”思想，并揭示出古文“助流政教之本志”，为桐城文派奠下了最初的文论基础。尤引人注意的是，方苞在《<古文约选>序》中，明确指出古文义法可“触类而通，用为制举之文，敷陈论策，绰有余裕矣”。[14]《古文约选》作为八旗子弟学校教本的颁行，不仅提高了古文的地位，也使“义法”说具有了官方的权威性，“义法”之说自然得以广泛的传播，也正式将古文义法引入时文写作，使古文与时文空前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乾隆三年（1738），方苞又奉旨编选《四书文选》，此书编成后即“诏颁各学官”，成为官方的古文教材。《四书文选》选编明清四书制艺数百篇，由于以官方选本出现，《四书文选》自然具有了官方的权威性。随着《四书文选》与《古文约选》的广为流播，方苞具有了古文家与时文家的双重身份。古文与时文空前紧密的关系，不仅使古文成为科举道路上的士子必须修习的重要内容，也极大地提高了古文的重要性与地位，为古文一派重登文坛提供了基础。



桐城文派发展至姚鼐时渐成规模，桐城派古文与时文相通的特点，使桐城派文人更易于在科场得售。方苞是康熙丙戌进士，姚鼐是乾隆癸未进士，他们的弟子也多有科举功名，此处不再一一枚举。桐城派在科场上的成功又反过来促进了桐城派古文的传播，尤其是当个别桐城派文士担任科场考官时，桐城派古文更让考生顶礼膜拜。据梅曾亮记载，姚鼐的学生陈石士“持节校士于两江”就扩大了桐城派在两江的影响：“桐城姚姬传先生以名节、经术、文章高出一世，门下士通显者如钱南园侍御、孔撝约编修，皆不幸早世。而抱遗经、守师说，自废于荒江穷巷之中者，又不为人所从信。惟今侍讲学士陈公方受知于圣主，而以文章诏天下之后进，守乎师之说，如规矩绳墨之不可逾。及乙酉科，持节校士于两江，两江之人莫不访求姚先生之传书轶说，家置户习，以冀有冥冥之合于公，而先生之学遂愈彰于时。盖学之足传而传之又得其人，虽一二人而有足及乎千万人之势，亦其理然也。”[15] 考生是现实的，既然考官是姚鼐的弟子，自然要投其所好，四处“访求姚先生之传书轶说”，以求“冥冥之合于公”。



虽然现在一些研究者认为桐城派诸人极力反对时文，[16]但古文与时文在明清两代的密切关系却是不争的事实，桐城派作为清代著名的古文流派自然与时文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相当程度上，清代士人对时文的追求提升了古文的地位，也为方苞等桐城派古文大家成为文坛领袖提供了文化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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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川

[size=3]二






以上从具体文化的角度探讨了桐城派的兴起，可见桐城派的兴起主要与文学发展、科举制度、学术思想等具体文化领域密切相关。事实上，一些学者或从文学发展，或从学术流变等角度已经探讨过桐城派的兴起。但笔者于此用狭义文化的理论将这些方面整合起来，使我们可以相对完整地从文化的角度理解桐城派的兴起。



要从文化的角度完整理解桐城派的兴起，还有必要对桐城派这一文化现象兴起所根植的区域背景作一考察。



在论及区域因素对桐城派形成的影响时，学者们一般多会强调区域因素在桐城派兴起中的重要作用。《桐城县志略》说：“桐城西北环山，民厚而朴，代有学者；东南滨水，民秀而文，历出闻人，风俗质素。”[17]桐城派人士就常常将桐城派的兴起归结于桐城的秀美风光，姚鼐就认为桐城“山川奇杰之气有蕴而属之”，故“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18]方东树也认为：“桐城于地势尤当其秀，毓山川之灵独多，人文最盛，……于是则有望溪方氏、海峰刘氏、惜抱姚氏三者出，日久论定，海内翕然宗之。”[19] 一些研究者也认为是桐城的奇丽山水孕育了桐城派文人。[20]



笔者于此无意再强调区域背景对桐城派兴起的特殊意义。笔者于此要强调的是：区域因素确实为一个有广泛性影响的文化派别的兴起提供了地理前提与人文基础，但对于一个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文派，显然不能把区域因素作为其兴起的全部缘由。



客观考察，清代学术文化呈现出区域性文化的独特格局，不少学术、文学派别被冠以地名，如经学，有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以庄存与为代表的“常州学派”；史学领域，有以黄宗羲等为代表的“浙东史学” ；文学领域，有以朱彝尊为代表的“浙西词派”，以张惠言为代表的“常州词派”，以恽敬为代表的“阳湖派”等。如果都将这些学派的兴起归结为区域因素的影响，显然缺乏说服力。



学术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区域因素的影响，但夸大桐城的区域因素对桐城派兴起的影响显然不能真正说明问题。一些历史上文化并不发达、地理环境无可圈点的地方，在编撰方志时也往往尽力网罗屈指可数的地方名人，发掘本地似可圈点的风景名胜，并将两者用因果的逻辑关系联系起来。事实上，将地方学术文化的兴盛与区域因素相联系是古代中国方志，包括现今方志的编撰普遍存在的现象。用这样普遍性的一种观点显然难以有说服力地解释桐城派的兴起。恒慕义编的《清代名人传略》在论及方苞时就说：“方苞之所以受推崇，是因为他官高、年长，饮誉海内，也因为他是位皇帝称许的古文与八股文名家，这与他是桐城人毫不相干。”[21]当然，恒慕义的这句话并非否定桐城派的兴起与桐城之间的关系，他只是认为方苞作为名震一时的古文家与他是桐城人之间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从扩展开来的意义看，地域因素对地方学术文化派别形成的影响，不应该只局限于对某一特定地理空间的理解。仅仅局限于一特定地域的文学派别可能会在文坛上独树一帜，但绝不会扩展为影响追随者众多的、有全国性影响的文学派别。区域因素虽然对这种文化派别的形成有一定的关系，但本文于此更强调的是某一特定地域为某一文化派别扩展所提供的地域关系纽带。具体到本文所论述的主体，可以表述为：在康熙至嘉庆初年，以方苞、刘大櫆、姚鼐等为代表的一批桐城籍古文家，以桐城为关系纽带，前后传承，互相呼应，使桐城派古文的影响逐渐扩大。因桐城这一特定地域而产生的各种人际关系，如同乡关系、亲缘关系、师生关系、学友关系为桐城派的萌芽、发展、扩大、成“派”提供了重要条件。



考察桐城派的三位主要奠基者，方苞、刘大櫆、姚鼐，他们成名抑或相交相识均不在桐城。方苞曾说：“苞先世家桐城，明季，曾大父副使公以避寇乱，之秣陵，遂充居焉。”[22]可见，方苞只是籍贯桐城。刘大櫆始得文名，缘于在北京得到同乡前辈方苞的赏识。姚鼐的后半生主要在书院讲学，讲学的地点都与桐城无缘。虽然如此，桐城却是他们关系纽带的连接点，《清史稿·姚鼐传》在论及桐城派成派过程时说：“康熙间侍郎方苞，名重一时，同邑刘大櫆继之。鼐世父范与大櫆善，鼐本所闻于家庭师友间者，益以自得。所为文高洁深古，尤近欧阳修、曾巩。其论文根极于道德，而探原于经训，至其浅深之际，有古人所未尝言，鼐独诀其微，发其蕴。论者以为辞迈于方，理深于刘。三人皆籍桐城，世传以为桐城派”。[23]从这段叙述可以看出：“桐城”确实为清代古文一派的成派过程提供了地域纽带的重要作用。刘大櫆是藉桐城同乡关系才得以在京城拜识方苞，姚鼐受教于刘大櫆则是得益于伯父姚范与同邑刘大櫆之间的关系。也许是历史的偶然，三个前后相继的古文大家都是桐城藉，正是这种外在的偶然性联系引起了世人的注意，故“三人皆籍桐城，世传以为桐城派”。



当古文一派以桐城之名显扬于天下后，桐城作为一个具体的地域空间的重要性反而较以前凸现出来，极大地强化了桐城及相邻地区究治古文的风气，桐城一时成为众多古文家活动的中心。姚莹在忆及桐城时曾说：“北园者，桐城方竹吾之居也，……嘉庆十一二年间，则有李海帆、朱歌堂、方植之、马元伯、左匡叔、徐六襄、张阮林、刘孟涂、吴子方、光聿原、朱鲁存，此十数人者，皆以文章道义相取。余时年略少，每与往来，觞咏其中，以为竹林之游，无以过也。”[24]姚莹在这里所提到的方东树、刘开，包括姚莹本人，后来都成为桐城派的中坚。



桐城派发展到姚鼐时，影响日益扩大，许多治古文者往往借同乡、师生、亲属等关系来证明、强化自己与桐城派的关系，故桐城派在发展的过程中，人员籍贯日益掺杂，传播地域日渐扩展，其成员的构成也最终脱离出桐城这一地域的界定而走向全国，成为一个囊括众多地区杰出文士的文派。



综上所述，桐城派的崛起与扩展，恰好与当时的政治、学术、文学发展流变相吻合，故一发不可收拾，逐渐发展为清代影响最大的散文派别。桐城作为一个特定的地理区域与其本身所具有的丰富文化底蕴也为桐城派的崛起提供了支撑，为古文一派的成“派”提供了地域关系的纽带与必要的条件。









(资料来源：中华文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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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风~胜

现在的桐城人，可沾前辈们光了啊。。

桐川

陈用光（1768～1835），字硕士，一字实思，陈道之孙，清江西新城（今黎川）钟贤人。嘉庆六年（1801）中进士，授编修。道光二年（1822）升为国子监司业。历任翰林院侍讲学士，詹事府詹事，内阁学士兼礼部右侍郎，代理户部右侍郎，礼部左侍郎，国史馆纂修总纂，文颖馆《明鉴》总纂，乡会试同考官，河南、江南乡试正考官，福建、浙江学政，壬辰科（1832）会试复试阅卷大臣，武会试总裁等职。陈用光为人正直，出言有识，礼贤下士，居官清廉，居官30余年而家无余产。颇受其师姚鼐、翁方纲器重。也是桐城派播遍全国的中坚人物。

桐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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